2021年10月2日 星期六

《何日君再来》引惨案 刘雪庵的悲剧人生

 


作曲家刘雪庵创作的《何日君再来》,经周旋、李香兰、邓丽君等几代歌星传唱而成为金曲,然后他却因此遭受厄运。(《百年真相》提供)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喜欢邓丽君的观众朋友,对这首歌应该不陌生。在1980年代初,虽然当时的中共主旋律把邓丽君的歌批判成“靡靡之音”,但是民间却掀起了听邓丽君唱歌的热潮。那时,中国大陆市面上充斥着邓丽君的盗版磁带,她的很多金曲都在大街小巷中传唱,而这首情意浓浓的《何日君再来》就是最受欢迎的歌之一。

不过大家知道吗,这首《何日君再来》的背后却有一段曲折辛酸的故事。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首歌的诞生说起。

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暴红

1936年,位于上海的艺华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电影《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想为电影配一首优美的插曲,于是他找到了刘雪庵。

刘雪庵是谁呢?他是当时响当当的“学贯中西,习通古今”的青年作曲家。刘雪庵出生在四川,自幼受到良好的音乐启蒙和传统文化熏陶,长大后又跟随名师学习钢琴、琵琶、指挥、韵文,并有幸成为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黄自的高徒,得到西洋作曲理论的真传。

刘雪庵非常善于在乐曲中融合中西方音乐的技法。无论是为中国古诗词配曲,还是以深厚的古文功底创作诗一般的歌词,甚至是独立创作歌曲,他都展现出惊人的天分与才华。那么这次受导演方沛霖所托,刘雪庵拿出的是什么曲子呢?

话说刘雪庵从上海音专毕业后,有一次应邀参加校内同学举行的联欢会,席间大家相约作曲留念,刘雪庵就写了一首没有填词的探戈舞曲。这次刘雪庵就把它拿了出来。于是方沛霖便请人根据情节需要填词,就是今天大家所看到的《何日君再来》。当时,刘雪庵绝没有想到,这首歌,竟然成为左右他一生的一颗“定时炸弹”。

《何日君再来》旋律优美带有流动性,歌词也颇有意境且朗朗上口,经过金嗓子周璇的一番演绎,立刻在国内的街头巷尾流行起来。当时和周璇齐名的,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日籍歌手李香兰也多次翻唱过这首《何日君再来》,让这首歌也红到了日本。

中共掌权 这首歌惹来麻烦

然而等到中共掌权时,这首歌就惹来了麻烦。怎么回事呢?

中共占领大陆没多久,就要给中国人改造思想,把传统的是非善恶、美丑好坏的标准给颠覆了。这首《何日君再来》作为风靡上海滩的情歌,又被日本人唱过,还深受日本人喜欢,不正好拿来大作文章吗?于是,别有用心的人硬是说《何日君再来》中君子的“君”暗指日本王军的“军”。就这样,《何日君再来》被诬陷成了“黄色歌曲”、“汉奸歌曲”,被批斗、封杀。可想而知,作为曲作者,刘雪庵受了多少牵连。

1957年,中共搞起了“大鸣大放”,不知是计的刘雪庵在中共音乐协会组织的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他批评音乐协会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领导”,有宗派主义。而且,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对艺术创作的理解有偏差。并要求为老师黄自和自己的作品申冤,呼吁重新进行艺术批评。

那么刘雪庵的“鸣放”等来的是什么呢?

1958年3月刘雪庵被划为“大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者”。《何日君再来》又被拎了出来,成为刘雪庵的罪证之一。当时,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共文化部与音协,接连召开会议,说刘雪庵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的毒蛇”,批判他的艺术理念及“反党阴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喉舌媒体,也连篇累牍地报导各界人士对他的抨击。

在极端恐怖的氛围中,刘雪庵战战兢兢,为此竟然写出数百万字的检讨材料。他的待遇也从一级教授降为六级,之后更被贬到图书馆当数据员,从此失去了创作权利。

刘雪庵从青年时期就“跟党走”

不过,说起来让人觉得荒唐滑稽的是,这个被中共打成“音乐界最大反派”的刘雪庵,不仅没有任何“反党”言论,而且从青年时期就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一直为中共尽心卖力。

这里稍微举几个例子。“七七事变”后,刘雪庵先后加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田汉、穆木天等“左翼人士”利用艺术形式宣传中共抗日。后来,他还自费成立“中国作曲协会”,社址就设在自家,作为中共隐藏于上海音乐界的地下据点。他创作了近百首抗战歌曲,宣传“国民党不抗战,只有中共才抗日”的思想。

可能有不少观众朋友都知道中共御用文人郭沫若和他创作的话剧《屈原》。那大家知道《屈原》中的配乐和插曲都是谁创作的吗?我这么一问,可能大家都想到了,就是刘雪庵。

当时“皖南事变”后,中共在重庆对抗国民党,想用话剧《屈原》来挑起民众仇视国民党、偏信中共的情绪。于是,刘雪庵一个人没日没夜地作曲,最后仅仅用三天,就把所有的配乐和插曲都创作出来了,并亲自指挥演出。以音乐为武器宣传中共的主张,刘雪庵真可谓不遗余力啊。

抗战胜利后,刘雪庵继续帮助中共,与国民党为敌。据大陆作家铁流撰文记载,刘雪庵在苏州社教学院教书时,不仅阻挠学校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的计划,他还私藏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上交中共军管会。

1949年中共篡政后,刘雪庵的境遇又是如何呢?可以说,刘雪庵确实风光一时,先后在无锡、江苏、上海等多个院校任职。还曾担任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调往北京,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也就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前身,担任教授和副院长。

文化大革命 刘雪庵被下放劳动

不过,没过多久,中共就发动了“反右斗争”。而刘雪庵的遭遇,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若干年后“反右运动”结束了,就在刘雪庵满心期盼中共能对他“开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红卫兵小将们的战鼓擂得“咚咚”响,刘雪庵的心也紧张得“砰砰”跳。果不其然,《何日君再来》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刘雪庵作为“老右派”也再次被揪斗。然而,本来就已经境遇凄惨的刘雪庵却又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给自己和家人招来了更大的灾难。他做了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刘雪庵已经年过花甲,再加上他本来就是个2,700度的大近视,所以看东西就不是那么太清楚。有一次他抄歌词时,不小心将“反帝”写成“美帝”,这一下可麻烦了,他立刻成了“现行反革命”。之后,刘雪庵被赶进“牛棚”,经常被红卫兵打得趴在地上。游街时,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三十多斤重的铁牌子。倍受屈辱的刘雪庵欲求一死,屡次出现反常举动,都被细心的妻子乔景云发现并及时劝阻。

然而,这对患难夫妻却无缘携手走完一生。作家铁流透露,乔景云的同事在她脚边放了一张毛泽东像,然后诬陷她“践踏毛主席像”。就这样,乔景云也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毒打,以致子宫脱垂。

1969年,刘雪庵被下放到天津军垦农场参加劳动改造,乔景云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后来因身体实在不行了,才被孩子背上火车回到北京。可是,因为她是“现行反革命”,医院拒绝救治,乔景云在家中饱受病痛折磨后,于1971年11月离世。等1975年,刘雪庵因双目几乎失明被天津军垦农场遣送回家时,家里就只剩他一人了。

太迟的右派“纠正” 刘雪庵一身是病

1979年3月,刘雪庵的右派问题得到了“纠正”,此时他的境遇是不是应该改善了呢?没有。因为当时《何日君再来》与《红豆词》仍然被定性为黄色歌曲。由于没有彻底平反,刘雪庵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

据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倪瑞霖回忆:“他每天坐在特制的椅子上,椅子上挖了一个洞下面放马桶,椅子两个扶手中间用一根木棍挡着以免他摔下来。扶手上挂着几个馒头,饿了就啃两口……”

到了80年代,随着台湾歌星邓丽君再次把《何日君再来》唱红,新一轮批判又开始了。此时,经历无数次打击的刘雪庵已是全身瘫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当他因为身上长了褥疮,需要住院治疗时,院方以他是《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为由,把他留在观察室里,拖延住院时间。

经过一个多月的煎熬,刘雪庵终于等来了一间病房,可是这病房是什么样的呢?

狭小的房间中,放了两张床。一张床上躺着一位感染绿霉杆菌的病患。什么是绿霉杆菌?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毒,易传染、难医治,对身体有创面的人来说,几乎是致命伤害。刘雪庵长着褥疮的身体,很快感染了这种病菌,致使病情迅速恶化,最终在1985年3月15日,他带着一生的痛苦与悲愤,永远地离开人间。

死后 《何日君再来》被解禁

到了90年代,《何日君再来》逐渐被解禁,出现在大陆出版物中。1999年,音乐家田青编写《老歌》,把《何日君再来》收录其中,并为刘雪庵赋诗一首: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人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是啊,人们可能很难理解,中共怎么仅仅因为一首抒情歌,就能把一位曾经效忠自己的文弱书生,残害到孤独终老、含恨而终的境地。其实,中共如此赶尽杀绝,为的就是破坏中华文明的传承,折断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如今,人们重听《何日君再来》,除了陶醉于动人的旋律,或许更会为它背后的故事而蓦然警醒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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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人口下降被严重低估 中国社会将重组

 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宣传画,推行独生子女政策。

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宣传画,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图片来源:Katte belletje/CC BY-NC 2.0)

中国的研究人员警告说,中国的人口可能在34年内减少一半,因为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率已经下降到1.3,低于预期。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分析家警告说,中国目前的14亿人口,可能会在2055年底前减少一半。

1979年中国政府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口在短短30年内几乎翻了一番,对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推行了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的出生率迅速下降。独生子女政策在2013年才有所放松,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2015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允许所有的家庭都可以生二胎。到了今年的8月份,中国政府允许每个家庭生三个孩子。

本周中国政府表示,正计划限制“非医疗原因”的堕胎,《每日邮报》10月1日认为,这进一步表明了对中国劳动力萎缩的日益担忧。

现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学者们发表了一篇新的研究论文,暴露了中国人口问题的规模。论文警告说,人口下降的速度可能被严重低估了;2019年,联合国注意到中国的人口下降,并说中国到2065年可能会减少1亿人。但西安交大的姜全保教授认为,到2055年底,中国的人口实际上可能减少7亿。他的最新研究论文警告说,如果出生率进一步下降,那么下降的速度可能会更加剧烈。如果出生率为1,到2029年,中国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中国人口下降的若干因素

《每日邮报》指出,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是若干因素综合促成的。

首先,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了18%的比例;17岁以下的人口只占总数的17%。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里,死亡率可能会超过出生率,除非年轻人开始多生孩子。但是官媒《南华早报》指出,这种现象基本不存在,因为养育子女的成本在上升,想要很多孩子的人,未必能负担的起。

再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和职业选择,年轻人更有可能推迟生育,以便接受教育并提升自己的事业,而不是早早的 安顿下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生孩子养孩子。这也是推动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打破了人口的性别平衡。在中国,男孩子更受欢迎,如果只能生一个,家庭往往会选择生男孩;如果发现怀上的是女孩,父母往往会选择终止妊娠;这导致中国男女的比例达到了105/100。这样的男女比例,也有助于降低出生率,因为有相当比例的男性人口找不到女性伴侣,也就不能组成家庭生儿育女。

人口迅速下降 后果“令人瞠目结舌”

在整个20世纪,人口的快速增长被视为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在21世纪,科学家们现在警告说,人口正开始迅速下降,这可能会产生“令人瞠目结舌”的后果。

人口减少会导致经济问题,因为大量的人口从劳动力市场中退休,却没有足够的人口进入,这增加了年轻一代的税负。如果人口是增长的,就会有充足的税收支付养老金。但如果人口萎缩,年轻一代中的每个人就不得不为老年人口的养老费用,缴纳更多的税。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全球卫生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教授克里斯托弗·默里(Christopher Murray),对英国广播公司说:“我认为要想清楚这一点,并认识到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我们将不得不重组社会。”

2021年9月30日 星期四

习近平新文革其实更像「一九八四」

  辰思

茉莉:中共新文革其实更像「一九八四」

一股浓烈呛人的气味在中国大地上弥漫,人们彷佛闻到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硝烟。海内外舆论一片惊呼:「新文革来了!」「二次文革!」「这是文革2.0版!」

不久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提出斗争哲学:「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与此同时,官媒纷纷转载李光满的一篇自媒体文章,声称目前对私企和娱乐圈的整治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将「涤荡一切尘埃」。此文被认为代习共传达了真正的意图,其摧枯拉朽的气势,令人联想起半个世纪前拉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至此人们大都已惊觉:一场新的剧变的社会转型正在中国发生。但是,这将是一种怎样的新型极权统治?这种新极权会长成祸烈的文革形状吗?我就这个问题在推特上和朋友们探讨。虽然人在北欧无法具体感受国内氛围,但作为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我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有关资讯做出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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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历史也许会惊人相似,但绝对不会简单重复。习共的「深刻变革」与毛泽东的文革,由于极权主义本质和中国国情相同,会有很多现象和情节上的相似之处,但还有着更多不同于文革的性质特点。这个所谓的「深刻变革」,以利用科技发展形成「数字独裁」,更像英国作家欧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里所描绘的世界。

在《一九八四》的荒诞故事里:独裁者高度集权,用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监视功能的技术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高度的个人崇拜,并製造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来维持社会运转,……。那个寓言中的世界比毛文革更恐怖,更令人窒息,因为它通过威胁与吓唬来管治人民。

八九之后的中国,曾经很像赫胥黎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物质丰富了,人们耽于享受、宁愿娱乐至死,丧失思考能力。但目前习共已开始闭关锁国,能够让中国人纵情寻欢作乐的日子似乎不多了。

虽然为稳定人心,习共当局又有往回收的意思,但眼见新疆关押维吾尔人的集中营林立,香港自由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公民社会被赶尽杀绝,东方明珠有可能沦为下一个西藏新疆,对此人们已经认识到,没有什么恶行蠢事是习共不敢做的。对权力无休止的贪欲导致独裁者走向极端,而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又会使社会转型不断出现反复。

当今的高科技可以使习共藐视文革土包子式的闹法,而直接进入老大哥严密监控的「一九八四」。在一党专制的权力无法被监督制衡的中国,欧威尔《一九八四》书中呈现的图景正逐渐鲜明。虽然不是文革式砸烂一切的疾风暴雨,但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也会使中国陷入深渊。

习近平以利用科技发展形成「数字独裁」,更像英国作家欧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里描绘的世界。(汤森路透)

习变革与毛文革的相似之处

尼采曾预言过人类的悲剧:「一切都可能捲土重来。」阿富汗的塔利班又执政了,中国的李光满也吹响了二次文革的集结号。虽然「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当今被视为文革回潮的迹象实在够多,人们难免不为此惊骇。比较当年的毛文革与今天习共的变革,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相似之处:

第一,二者均是领袖为加强权力而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要求中共党员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

第二,二者都热衷于宣传「领袖思想」。文革时期毛泽东思想挂帅,人人必读毛的红宝书、彻底洗脑。最近,中国各级学校被要求学习一门新课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毛的思想我们大都知道,但习近平有什么特色思想,至今没人能说清楚。人民日报在解释「习近平思想」的问答中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已经成为(西方)维持资本统治的工具。」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习思想是反对「普世价值」的。

第三,二者都热衷于打造个人崇拜。独裁者总是要为自己披上道德的外衣。吹捧毛的极端是林彪的「四个伟大」的提法: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当今新华社给了习近平高度评价的七个称号:开创性的领导人、党的核心、人民勤务员、改革战略家、国防的统帅、大国领袖、总设计师。最新还借义大利「外媒」之口,颂扬习近平是「新时代的伟大掌舵人」。在天津,「习近平法治思想」主题公园正式揭牌。

第四,二者都从整肃文化、教育领域开刀。五十年前的毛文革对付的是民国遗留的资产阶级文化,中国人只准看八个革命样板戏。这次新文革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文化,封杀赵薇,鞭挞「盛世产物」「花美男」,网路游戏被批为新型「毒品」、「精神鸦片」,新网路游戏审批被冻结。在教育方面,「习思想」进课堂的同时开始弱化英语,明显是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抵制。当局还禁止了几乎所有的私营课外辅导服务。虽然还没有发动学生打教师,但当局已经鼓动学生监视教师了。

第五,二者都以阶级斗争为纲。虽然毛泽东在文革前也多次提出「阶级斗争」,但真正造成文革溷乱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时毛所指的阶级敌人,是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当今习共的阶级斗争对象似乎是资本持有者。如李光满文章所说:「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习变革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毛文革

毕竟时代不同了。即使是反动开倒车,历史也不可能完全重复。例如,目前塔利班在阿富汗捲土重来,就改变了二十年前不许女性接受教育的禁令,有条件地允许女性受教育了。当今习共的变革也是如此。

一,习变革不会像毛文革一样摧毁旧体系、建立新的权力机构。

虽然二者的性质都是权力斗争,但当年享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为肃清政敌刘少奇的路线,借助造反派冲垮整个党和政府机关,由军队维持再夺权,产生了新的权力机构,如军管会、支左小组、工宣队到革委会。而习近平目前已经「定于一尊」,他在党内没有遇到类似刘邓那样的劲敌,因此犯不着摧毁拥护自己的体系。

二,习变革不会提出毛文革那样的提出「四大自由」。

所谓的「四大自由」是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1966年由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一种运动形式。由于刘少奇在党内有不少支持者,毛泽东不能用传统的正常手段去对付他,于是以「四大自由」挑起群众批斗权贵官僚,让红卫兵、造反派为他做打手。这种畸形、扭曲的自由只被允许用来反对毛泽东的敌人。

而习近平却不需要这一套。最近沈栋在美国出版了《红色赌盘—中国的财富,权力,腐败和复仇的内幕故事》,揭露了中国高层政商圈官商勾结的贪腐。目前习近平已抓住党内大佬及其家族腐败的辫子,使他们一个个不得不像前总理温家宝一样俯首贴耳。

如果习近平真有胆量像毛泽东一样搞「四大自由」,那么结果很可能出人意外,因为当今中国的人民,已经不再是过去愚忠毛泽东的人民了。

三,习变革不会像毛时代那样消灭富人阶级,因为红色贵族自己就是巨富。

早在文革之前,中共刚执政不久的1951年,毛泽东开始了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反五反」运动,变着法子清算批斗资本家。以「公私合营」强佔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只花了七年时间就消灭了私人企业,使中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而习近平时代确实如李光满所说,是「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以来,最先富起来的就是中共太子党。在六四屠杀之后,这些红色家族越发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纷纷侵吞国有财产成为巨富。前几年的「巴拿马文件」,揭露了一些中共高官家族在海外拥有秘密资产,其中有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等。此外,西方媒体曾披露习近平的亲属在香港购买价值千万美元的房产,温家宝家人坐拥27亿美元的家产。

毫无疑问,习近平绝对不会消灭包括自己红色贵族在内的新富阶级,这是他的政权维持稳定的基础。至今为止在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运动中,没有一个红二代被严惩。他们连官员财产都不敢公开,却铁拳打击「资本无序扩张」,惩罚只是包括科技巨头在内的私营企业,针对的是没有红色贵族背景的民间资本。习共不能容忍非红色的民间资本坐大,他提出「共同富裕」,只是要求中国民间富豪分享财富,为了在贫富差距极大的中国获取民心,以维护红色江山。

数字独裁 「大洋国」人无处遁逃

如上所述,习变革不会像毛文革那样容许造反溷乱,也不会真的消灭富人阶级,那么,这个新文革还有什么可怕的?

真正的恐怖是,目前已在党内「定于一尊」的习近平,其性格更像偏执残酷的史达林。由于中国科技崛起,他可以大玩「数字独裁主义」,即使用人工智慧和生物识别等技术来跟踪公民并控制资讯。

这就像《一九八四》书中的大洋国。那里,每个人都处在滴水不漏、无处不在的监控中,「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无论针孔摄影机,还是卫星空照,国人在天地之间已无处遁逃。独裁者利用尖端科技威胁每个人的隐私。到处是思想员警,就连孩子也被洗脑,去举报自己的父母。人们因言入罪……

目前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还包括一个被过份使用的「社会信用体系」,即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和大资料分析技术,制定黑名单和红名单。西方民主国家用于信贷的金融信用评分,只是记录公民或企业的金融信用表现,而中国却极力扩大了这个体系的覆盖范围,把社会信用体系变成维护专制的工具,以塑造唯唯诺诺的听话「公民」。

这个监控系统就建立在强力威慑和资讯封闭、真假溷淆的基础上。整个社会被笼罩在各种监控网路、监视器的阴影中,充满了神秘、恐惧和暴力。例如,薄熙来就曾在重庆发起了一场大型电子监控行动,以协助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广泛使用刑讯逼供来剷除异己。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曾公开呼吁应警惕中国挑战人权标准的做法,指责中国政府使用新科技对民众实施大面积监控,说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电子监控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对个人实施评分制度,简直就是监控错位。由于认识到任何权力没有监督都可能腐败,当代西方民主国家设计出各种制度监督统治者,而中国却相反。

中国正面临一个国家沉沦的前夜

这不是危言耸听。虽然当今中国有耀眼的城市高楼、奥运金牌、世博会展览、……看起来歌舞升平一切很好,但是,缺乏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任由一个独裁者去玩弄变化无常的「权力游戏」,实行新型极权与人类价值为敌,这就酿成一个国家沉沦的危险命运。

前面提到那位出版了《红色赌盘》一书的作者沈栋,他和其前妻段伟红曾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当记者问及习近平时,他说:「习在重大的问题上,如果你搞不清他要做什么角色的话,可以这样来预测,他一定会做那个最差的选项。」

习近平上台后所做的「最差的选项」,就国内政策看,他挥舞专制的大棒,对中国社会严格监控、置无权的人民于「不确定的恐惧」中,其集权的程度达到空前的地步。在国际上,沈栋所指「最差的选项」是:「我们看看中美关系,我们看看香港,就能看出来了。」由于外交上战狼作风,导致香港沦陷,美中对抗异常尖锐。习共认定「东升西降」,正在快速发展巨大的核能力。

一位法国世界报驻北京记者感叹说:「多么巨大的变化!」不久前中国还和「经济奇迹」联系在一起,现在,「战争」和「掠夺者」成了描述中央帝国的主题词。

极权统治是违背人性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让中国人民意识到:无法无天的统治者需要被监督和被批判,中国人民需要觉醒,不应被习共煽动的民粹主义所迷惑,应拒绝接受《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精神奴役,从而维护自己生而为人的一点基本权利。

原载台湾《上报》2021年9月19日

作者投稿

2021年9月27日 星期一

莫迪凯·瓦努努

 

莫迪凯瓦努努
2009年的莫迪凯瓦努努
Mordechai Vanunu在监狱中度过了 18 年,其中超过 11 年被单独监禁。

2009年的瓦努努
出生1952 年 10 月 14 日(68 岁)
国籍以色列
其他名称约翰·克罗斯曼
闻名核爆料人
配偶
克里斯汀·约阿希姆森
 
米。 2015
奖项右民生奖

莫迪凯·瓦努努希伯来语מרדכיואנונו ; 1952年出生的10月14日),[1]又称约翰·克罗斯曼[2] [3]是以色列前技术人员和和平活动家[4]谁,理由是他反对的武器杀伤力,透露的细节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英国媒体在1986年[5]他随后被以色列情报机构引诱到意大利摩萨德,在那里他被迷药绑架[5]他被秘密运送到以色列,最终在闭门审判中被定罪。[5]

瓦努努在监狱中度过了 18 年,其中超过 11 年被单独监禁,尽管以色列的刑法典中没有提到这种限制,他的判决也没有强加这种限制。2004 年出狱后,他的言论和行动进一步受到广泛限制,并因违反假释条款、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和企图离开以色列而多次被捕。他声称在监狱当局手中遭受了“残酷和野蛮的待遇”,并表示如果他没有皈依基督教,情况就会不同。[6] [死链接]

2007 年,瓦努努因违反假释条款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即使是希望被判缓刑的检方也认为该判决异常严厉然而,2010 年 5 月,瓦努努再次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监禁,罪名是他会见了外国人,这违反了他 2004 年出狱的条件。作为回应,国际特赦组织于 2007 年 7 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称“该组织认为莫迪凯瓦努努是良心犯,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7]

瓦努努在国际上被定性为告密者[8] [9],被以色列定性为叛徒。[10] [11] [12] [13]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称他为“核时代的杰出英雄”。[14] 1987年,他因“揭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范围的勇气和自我牺牲”而被授予“正确生计奖”。

早期教育生活[编辑]


瓦努努的父亲在镇上的市场区买了一家小杂货店,一家人搬进了公寓。
瓦努努的父亲将业余时间用于宗教研究。他开始被视为
拉比,在市场上赢得了尊重。瓦努努被送到镇郊的一所宗教小学 Yeshiva Tichonit,该学校融合了宗教和传统研究。[15]瓦努努出生在
马拉喀什摩洛哥出生到11个孩子的第二个正统犹太家庭是住在城市的Mellah假期,或犹太区。他的父亲 Shlomo 经营一家杂货店,他的母亲 Mazal 是一名家庭主妇。瓦努努曾就读于法语联盟学校和犹太宗教小学,或称切德

1963 年,随着摩洛哥反犹情绪高涨,瓦努努的父亲卖掉了他的生意,全家移民到以色列。当时瓦努努十岁。一家人过境法国,在马赛的一个营地度过了一个月在被海路带到以色列之前。抵达以色列后,这家人被犹太机构派往贝尔谢巴定居,贝尔谢巴当时是一个贫困的沙漠城市。在以色列的第一年,一家人住在一间没有电的小木屋里。

读完八年级后,他的父母给他报了一个yeshiva,但三个月后,他就退学了。[16]高中时,瓦努努就读于Bnei Akiva 经营的Yeshivat Ohel Shlomo 高中,在那里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获得了荣誉。根据瓦努努的说法,在中学期间,他遇到了个人危机,这导致他决定不遵守宗教犹太教。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在这个阶段,我已经决定与犹太教断绝关系,但我不想和父母发生冲突,因为我想完成学业”。[17]

他以部分预科课程完成了高中课程瓦努努的父母希望他进入更高的神学院;他同意了,但一周后就离开了。然后他在法庭档案馆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1971年10月,他被征召入以色列国防军他试图以飞行员的身份加入以色列空军,但在被审查员拒绝后,他们将他送到了战斗工程兵团,在那里他成为了一名工兵经过基本训练,他完成了初级指挥官课程,然后是士官课程,并被授予中士军衔。

他驻扎在高地地区,并在 1973 年赎罪日战争期间看到了行动1974 年,他参与拆除戈兰地区将归还叙利亚控制的军事设施。瓦努努获得了军队的一份职业军人的永久工作,但被拒绝了,并于 1974 年光荣地退伍。然后他就读于特拉维夫大学并进入了预科课程,完成了预科课程,然后开始学习物理。在此期间,他曾在各种地方工作,包括面包店和养老院。第一年末两次考试不及格,并意识到他需要做的全职工作来支付学费影响了他的学业,瓦努努暂停了学业,回到了他在贝尔谢巴的父母家,在那里他找到了临时工。工作。[16] [18] [19] [20]他向以色列国内情报和警察部门Shin Bet申请了一份工作,但因不兼容而被拒绝。[需要引用]

内盖夫核研究中心[编辑]

1976 年,瓦努努申请了内盖夫核研究中心的工作,该中心位于迪莫纳以南内盖夫沙漠中,是一家用于开发和制造核武器的以色列设施[21] [22]世界上大多数情报机构估计,以色列早在1960年代就研制出核武器,但该国刻意保持“核模糊”,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器。瓦努努从他兄弟梅尔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该工厂正在招聘高薪工作。[15]

在与设施的安保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面谈后,他被接受接受培训。他签署了一份禁止泄露敏感安全材料的合同,并承诺在他在该设施的工作结束后五年内不会访问任何阿拉伯或共产主义国家。他通过了健康检查,之后开始了他的训练。他接受了物理、化学、数学、急救、消防演习和英语的强化培训。他表现出色,被接受并于 1977 年 2 月被聘为核电站技术员和轮班经理。[19] [23]按照以色列的标准,瓦努努的薪水很高,生活也很好。他的工作记录非常好,他有资格获得汽车和电话津贴,尽管他对任何一个都没有兴趣,只是将他兄弟梅厄的汽车登记在他的名下,并将电话安装在他父母家中。[24]

1979年,他就读于贝尔谢巴的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最初,他想学习工程学,但在一周内转而学习经济学,并开始学习希腊哲学课程。1980 年秋,他背包旅行穿越欧洲。他游览了伦敦阿姆斯特丹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后访问了希腊并与一位加拿大朋友游览了希腊群岛。回到以色列后,他在贝尔谢巴买了一套公寓。1983年夏天,他与朋友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旅行,途中乘坐包机途经香农机场,途经爱尔兰。这直接违反了他的工作场所的指示,该指示规定只有直飞北美的航班,以防被劫持。在他回来后,他受到纪律法庭的威胁,但这从未发生过。[21] [24]

他的政治观点开始发生变化,他开始批评以色列政府的许多政策。他反对1982 年的黎巴嫩战争,当他被征召到那场战争中作为工程兵的预备役士兵时,他拒绝执行野战任务,而是负责厨房工作。他还为阿拉伯以色列人争取平等权利[25] 1984年3月,他与五名阿拉伯学生和四名犹太学生组成了一个名为“校园”的左翼团体。他结识了许多阿拉伯学生,包括亲巴解组织的活动家。瓦努努还隶属于一个名为“促进和平运动”的团体。他对德系犹太人对以色列社会的统治产生了特别的不满或欧洲血统的犹太人,以及对来自中东和北非的SephardiMizrahi 犹太人的明显歧视

他觉得由于他的摩洛哥血统,他被管理迪莫纳工厂的人看不起。根据本古里安大学的 Ze'ev Tzahor 博士的说法,“他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剥夺感。他假设德系犹太人在以色列占据主导地位,涵盖所有社会阶层,而德系犹太人的共识则关闭了东方犹太人进步的所有可能性。”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瓦努努的反阿什肯纳兹情绪演变成反犹太人和反以色列的情绪,他成为校园里阿拉伯学生的主要倡导者,与其他犹太学生认为是非理性的激烈争论。[26]他在校园里被称为激进分子。他的活动引起了雇主越来越多的关注。[需要引用]

在他在内盖夫核研究中心的安全档案中,有人指出他表现出“左翼和亲阿拉伯信仰”。[19] 1984 年 5 月,他受到 Dimona 的安全主管和一名可能来自Shin Bet的律师的讯问,并因泄露任何未经授权的信息而受到严厉警告。[27]

1984 年 6 月,他再次在设施的安全办公室受到审讯。次月,他与一个学生团体前往法国两周,巴黎会见法国犹太学生,当他返回时,他再次受到审问。1985年,据报道瓦努努加入了以色列共产党[28] [29]瓦努努后来声称他与一个以色列阿拉伯人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一年后,他发现他的朋友被雇来监视他。[30]

瓦努努于 1985 年毕业于本古里安大学,获得哲学和地理学学士学位。[31] 1985年初,由于政府裁员,他因大规模裁员而失业,但他的工会为他赢得了工作。瓦努努在设施恢复工作后,偷偷带进相机,偷偷拍了57张照片。他于 1985 年 10 月 27 日辞去了工作,原因是他的上司一再努力将他调到比他以前在工厂的职位更不敏感的任务中。他获得了 7,500 美元的遣散费和一封推荐信,称赞他的工作并将他的离职描述为裁员。[32] [33]

2015 年 4 月 15 日,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的文件证实了瓦努努关于迪莫纳内盖夫核研究中心的声明存档文件详细说明了以色列核欺骗的发现、关于以色列缺乏坦诚的辩论以及向以色列人施压以回答有关迪莫纳设施的关键问题的努力。[34]

披露、绑架和出版[编辑]

在尼泊尔期间,瓦努努访问了苏联驻加德满都大使馆,询问他未来去苏联旅行所需的旅行证件然后他返回泰国,并从那里乘坐飞往悉尼的航班前往澳大利亚瓦努努决定在悉尼永久定居,经过十天的观光,他在孟席斯酒店找到了一份洗碗工的工作,然后在一家希腊餐厅工作。与此同时,他学习并最终获得了出租车执照。他也开始参加教堂,并于1986年7月皈依基督教,加入澳大利亚圣公会[25] [35] [36] 他搬进了教会所有的公寓,找到了开一辆教区居民所有的出租车的工作。离职后,瓦努努开始参加以色列共产党的会议,但对讨论的程度不满意,很快就停止了。他还尝试为艺术学生做裸体模特,但由于过于紧张和神经质而没有再次被预定。

1985 年 11 月,他与在Soroka 医疗中心担任助产士的美国妇女 Judy Zimmet 同住在陪同 Zimmet 和她的妹妹环游以色列后,他开始了穿越远东的背包旅行,并计划之后在美国与她见面,尽管后来他不确定继续这种关系。1986年1月19日,他从海法乘船离开以色列前往希腊前往雅典在雅典度过了几天后,他飞到泰国上的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航班飞往曼谷他过境莫斯科,在那里的一家中转旅馆了一晚。在泰国期间,他参观了金三角,在那里品尝了鸦片和哈希鸡尾酒。然后他飞往缅甸,在那里他遇到了英国记者桑迪加尔的女儿菲奥娜加尔并成为了朋友一起游览曼德勒,瓦努努独自飞往尼泊尔[需要引用]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来自哥伦比亚的自由记者奥斯卡格雷罗格雷罗说服瓦努努出售他的故事,声称他的故事和照片价值高达 100 万美元。在未能引起《新闻周刊》的兴趣后,格雷罗找到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几天之内,瓦努努接受了《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Peter Hounam 的采访。据美国记者路易斯·托斯卡诺 (Louis Toscano) 称,格雷罗于 1986 年 8 月与以色列领事馆接洽,帮助追查一名以色列“叛徒”。格雷罗希望得到报酬。他会见了一位名叫 Avi Kliman 的以色列情报官员,并向他讲述了瓦努努的故事。克里曼起初不屑一顾,但记下了瓦努努的名字和护照号码,并进行了检查。

他们第二次见面,期间格雷罗交出了四张粗略复制的照片。[37]1986 年 9 月 7 日,两名自称是 Shin Bet 官员的男子在位于贝尔谢巴的瓦努努的哥哥阿尔伯特 (Albert) 的木工店找到他,并询问他关于他哥哥的情况。他们告诉他他在澳大利亚,他正在与一家英国报纸谈论他在核研究中心的工作,敦促他劝阻他的兄弟,然后让他签署保密协议,禁止他谈论会议. [38] 9月10日,瓦努努和胡南从澳大利亚飞往伦敦。在那里,瓦努努违反了他的保密协议,向《星期日泰晤士报》透露了他对以色列核计划的了解,包括他在迪莫纳基地秘密拍摄的照片。

星期日泰晤士报》担心被欺骗,尤其是考虑到最近的希特勒日记骗局。因此,该报坚持与领先的核武器专家核实瓦努努的故事,包括前美国核武器设计师西奥多泰勒和前英国AWE工程师弗兰克巴纳比[39]他们同意瓦努努的故事是事实和正确的。此外,记者 Max Prangnell 被派往以色列寻找认识瓦努努的人并核实他的故事。[40]普朗内尔证实了瓦努努的背景故事,在本古里安大学会见了一些从照片中认出瓦努努的人,并会见了邻居和其他证实他曾在迪莫纳核电站工作过的人。[41]

瓦努努详细描述了生产所需锂 6分离,聚变助推裂变炸弹的基本成分虽然两位专家都得出结论,以色列可能正在制造这种单级助推炸弹,但瓦努努的工作经验仅限于材料(而非组件)生产,他没有提供具体证据表明以色列正在制造两级热核弹,例如中子弹瓦努努描述了所使用加工工艺,年产量约为 30 公斤,并表示以色列每件武器使用了约 4 公斤。[42] [43]根据这些信息,可以估计以色列有足够的钚来制造大约 150 件核武器。[39]

期间,他在英国逗留期间,星期日泰晤士报初步建成瓦努努了在伦敦的一家酒店,靠近报纸的处所,但不久之后,他被转移到什么被认为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附近的一个小屋韦林,在乡村赫特福德郡,这是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并通过一条狭窄的道路进入。Hounam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在一次与《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一起闯入伦敦的过程中,瓦努努在摄政街遇到了一位以色列朋友约拉姆·巴扎克 (Yoram Bazak) 和他的女友多丽特 (Dorit) 

他们约定稍后见面。[44]会面时,巴扎克激烈质问瓦努努对以色列国防政策的看法,谈话中,瓦努努告诉巴扎克他可能向英国媒体公开迪莫纳的秘密,巴扎克以威胁性的威胁回应。[45]胡南推测瓦努努与巴扎克的会面不仅仅是巧合,巴扎克被摩萨德招募来试图发现瓦努努的动机并试图劝阻他。[46]瓦努努后来对赫特福德郡的乡村感到厌烦,并要求在伦敦找一个新地点,他以假名入住了他住过的第一家旅馆。胡南推测,随着跟随他和瓦努努前往伦敦的奥斯卡格雷罗已经在那里下榻,摩萨德很可能已经监视了那家酒店。[47]

9 月,随着故事即将出版,《星期日泰晤士报》向以色列大使馆提供了这个故事,为其提供反驳指控的机会。以色列新闻专员 Eviatar Manor曾两次被记者访问以讨论这个故事,并在第二次访问时获得了一些瓦努努的照片。该材料被送往以色列进行审查。以色列的回应否认了这些指控,称瓦努努是一名对反应堆运行了解有限的小技术员。[48] [49]

瓦努努在信中表示,他打算与澳大利亚圣公会分享从报纸上收到的钱(供参考)与此同时,尽管格雷罗在抵达伦敦时在机场会见了霍南和瓦努努,并得到了霍南的保证,他会拿到他的钱,但还是把这个故事卖给了小报《星期日镜报》,其所有者是罗伯特·麦克斯韦1991 年,自称为前摩萨德官员或政府翻译的阿里·本-梅纳什声称,据称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特工的麦克斯韦于 1986 年向以色列大使馆透露了瓦努努的消息。[50]与以色列政府分享他的故事时星期日镜报,格雷罗没收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商定的 25,000 美元付款[51]

以色列政府决定俘虏瓦努努,但决心避免损害与首相 撒切尔夫人的良好关系,又不想冒与英国情报部门对抗的风险,决心说服瓦努努自愿离开英国领土。以色列夺取瓦努努的努力由乔拉·察霍尔领导[52]

通过摩萨德心理学家的不断监测和分析,摩萨德发现瓦努努变得孤独,渴望女性陪伴。以色列摩萨德特工谢丽尔·本托夫伪装成一位名叫“辛迪”的美国游客,与瓦努努成为朋友,并于 9 月 30 日说服他与她一起飞往罗马度假。[53]这种关系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甜蜜陷阱”行动,情报人员利用这种行为来获得目标的信任——这种做法已在以色列得到正式批准。[54] [55] [56]与此同时,以色列海军舰艇 INS Noga被命令驶往意大利。[57]

诺加,伪装成商船,装有电子监控设备和卫星通信齿轮它的上层建筑,并主要用于拦截通信流量在阿拉伯港口。当这艘船从土耳其的安塔利亚返回海法时,加密信息指示船长改变航线前往意大利并停泊在拉斯佩齐亚海岸外的国际水域港口。

一到罗马,瓦努努和本托夫就乘出租车前往城市老城区的一间公寓,在那里等待的三名摩萨德特工制服了瓦努努,并给他注射了麻痹药物。当晚晚些时候,以色列大使馆租用的一辆白色面包车到达,瓦努努被抬上车,用担架固定。面包车带着瓦努努和特工们开到拉斯佩齐亚的码头,在那里他们登上了一艘等候的快艇,抵达停靠在海岸边的诺加号诺加号船员当瓦努努和摩萨德特工登上船,然后启程前往以色列时,他们被命令将所有人聚集在锁着门后的船上公共大厅里。在旅途中,瓦努努被关在一个僻静的小屋里,只有摩萨德特工轮流审问和看守他,而诺加号的船员都不允许接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10 月 7 日,这艘船在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的以色列海岸附近抛锚,在那里遇到了一艘较小的船只,瓦努努被转移到那里。瓦努努在以色列被拘留并受到审讯。[53] [58] [59]他被关押在一个Gedera监狱,由 Shin Bet 经营。[60] 10月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公布了它所披露的信息,并估计以色列已经生产了100多枚核弹头。[61]

1986 年 11 月 9 日,在数周的媒体报道猜测瓦努努被绑架后,以色列政府证实它正在关押瓦努努。[62]

审判和监禁[编辑]

1987 年 8 月 30 日,对瓦努努的审判开始了。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严重间谍罪和收集秘密信息以损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审判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秘密进行,首席大法官 Eliyahu Noam 以及法官 Zvi Tal 和 Shalom Brenner 审理。瓦努努最初由 Amnon Zichroni 代理,然后由著名的以色列民权和人权律师Avigdor Feldman代理。检察官是乌兹·哈森。[67]瓦努努被拒绝与媒体接触,但他在他的手掌上写下了他被绑架(或他所说的“劫持”)的细节,他在被运送到法庭时靠在面包车的窗户上,等待媒体获取该信息。

1987 年 1 月 6 日,他因监狱条件而开始绝食在拜访他的兄弟 Asher 并在给他的兄弟 Meir 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说,除其他外,他每天 23 小时都单独监禁当 Judy Zimmet 前往以色列并要求在监狱探望他时,监狱当局表示他们只能在监狱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见面,并且他们之间被玻璃屏障隔开。瓦努努拒绝了这些条件,要求允许他与她面对面。[63] [64] [65]他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了三项上诉,以抗议他的条件,但都被驳回。33天后,瓦努努结束绝食。[66]

以色列的死刑被限制在特殊情况下,只有两次执行曾经发生在那里。2004 年,前摩萨德主管Shabtai Shavit告诉路透社1986 年曾考虑过法外处决的选择,但被拒绝,因为“犹太人不会对其他犹太人这样做”。[68]根据以色列法律,叛国罪是死罪,瓦努努本可以面临死刑,但检察官乌兹·哈森宣布他不会寻求死刑。[69]

在审判期间,瓦努努被带上法庭,他戴着摩托车头盔来遮脸。1987 年 9 月 1 日,在被带上法庭时,瓦努努试图脱下头盔并开始大喊大叫,显然是为了与附近的记者交谈。他的警卫用武力阻止了他,并打开了警笛以压低他的声音。[70] [71]

Peter Hounam 和 Frank Barnaby 都作为瓦努努的辩护证人作证。在出庭之前,Hounam 被警告说,如果他报告诉讼程序或他自己的证词,他将被逮捕。他被允许报告说他“提供了证据”关于他与瓦努努的“关系”。[72] [73]

1988 年 3 月 28 日,瓦努努被判有罪。从他在罗马被绑架之日起,他被判处 18 年监禁。[74]以色列政府拒绝公布法庭案件的笔录,直到在法律诉讼的威胁下,它同意让经过审查的摘录于 1999 年底在以色列报纸Yedioth Ahronoth上发表[需要引用]

瓦努努服满刑期在Shikma监狱阿什凯隆[36]他在管理上实行单独监禁举行。1989 年 5 月 3 日,他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对他的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诉,并从监狱中乘坐一辆封闭的警车被带到最高法院进行上诉听证。[75] 1990年,他的上诉被驳回。[76]次年,向最高法院提出的要求改善监狱条件的上诉也被驳回。[77] 1998年3月12日,在被单独监禁11年多之后,瓦努努被释放到一般监狱人口中。[78]

在监狱中,瓦努努参与了一些小小的反抗行为,例如拒绝接受精神病治疗、拒绝与狱警交谈、只阅读英文报纸而不是希伯来语报纸、拒绝工作、拒绝吃午饭,并且只看BBC 电视“他是我见过的最固执、最有原则、最坚强的人”,他的律师阿维格多·费尔德曼 (Avigdor Feldman) 说。1998 年,瓦努努向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其以色列公民身份。内政部长以瓦努努没有其他公民身份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被拒绝假释,因为他拒绝承诺他永远不会谈论迪莫纳设施或他的绑架和监禁。[79] [80]

许多批评者认为,瓦努努没有额外的信息可以对以色列构成真正的安全威胁,其政府的唯一动机是避免自己和美国等盟国陷入政治尴尬和财务困境。通过不承认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避免了美国法律禁止向扩散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国家提供资金的禁令这样的承认将阻止以色列每年从华盛顿获得超过 20 亿美元的军事和其他援助[81] 时 任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资深核科学家雷·基德Ray Kidder)曾说过:

根据这项研究和我自己的专业经验,我准备挑战任何官方断言,即瓦努努先生拥有任何尚未公开的技术核信息。[82]

释放、自由限制和庇护申请[编辑]

在他预定的释放前不久,Vanunu 在安全部门 Shin Bet 的审讯中仍然目中无人。在他获释后公开的采访录音中,可以听到他说“我既不是叛徒也不是间谍,我只是想让全世界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还说,“我们不需要一个犹太国家。需要一个巴勒斯坦国。犹太人可以,而且已经在任何地方生活过,所以没有必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84] “瓦努努是一个困难和复杂的人。他仍然顽固,令人钦佩地忠于自己的原则,愿意付出代价”,Ha'aretz 报纸在 2008 年说。[85]瓦努努于 2004 年 4 月 21 日从监狱中获释。在数十名记者的包围下,他的两个兄弟在两侧,他召开了临时新闻发布会,但拒绝用希伯来语回答问题,因为他说他在国家手中遭受的痛苦以色列的。

瓦努努说,以色列的摩萨德间谍机构和辛贝特安全部门试图通过将他单独监禁来剥夺他的理智“你没有成功打垮我,也没有成功让我发疯,”他说。瓦努努还呼吁以色列进行核裁军,并将其拆除为一个犹太国家。大约200名支持者和少数反对示威者参加了会议。[36]他表示希望与以色列完全分离,最初拒绝用希伯来语讲话,并计划在以色列政府允许时立即移居欧洲或美国[83]

获释后,瓦努努搬到了雅法的一间公寓[86]在媒体发表讲话后,他决定住耶路撒冷的圣乔治大教堂他经常接待来访者和同情者,并多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不顾获释条件。[87]

瓦努努出狱后受到了多项禁令,这些禁令仍然有效:

  • 他必不离开以色列
  • 除非得到 Shin Bet 的批准,否则他不得与任何外国人交谈[88]
  • 他不得进入边境口岸或机场 550 码(500 米)内[89]
  • 他不得进入外国大使馆 100 码(90 m)范围内[89]
  • 他的电话和互联网使用应受到监控[90]
  • 他应将居住地的任何变化以及他打算会见的人通知当局[91]

据挪威媒体报道,2004 年 4 月 22 日,瓦努努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向挪威政府申请挪威护照在该国避难他还向其他国家发送了申请,并表示他会接受任何国家的庇护,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生命。[需要引用]

挪威前保守派首相Kåre Willoch要求保守派政府给予瓦努努庇护,特罗姆瑟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2008 年 4 月 9 日,据透露瓦努努在挪威寻求庇护的请求于 2004 年被时任挪威首相谢尔·马格内·邦德维克领导的自由联合政府中的地方政府部长埃尔娜·索尔贝格拒绝[需要引用]

虽然挪威外国人管理局(国务院)(UDI)已经准备给予瓦努努庇护,但突然决定不能接受该申请,因为瓦努努是从挪威境外申请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显示,索尔伯格和政府认为,从以色列撤出瓦努努可能被视为针对以色列的行动,从而不符合挪威政府作为以色列朋友和中东政治参与者的传统角色。自从信息被披露后,索尔伯格拒绝了批评并为她的决定辩护。[92] [93] [94]

瓦努努在瑞典的庇护申请也被拒绝,理由是瑞典与挪威一样,不接受缺席庇护申请。他还未能成功申请爱尔兰庇护,这将要求他首先被允许离开以色列。他没有在他的家乡摩洛哥申请庇护[需要引用]

2006 年,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负责人凯特艾伦写道,微软应以色列当局的要求交出了瓦努努的Hotmail电子邮件帐户的详细信息,而该国正在调查他是否与外国记者交流。移交发生在获得法院命令之前。[95]

支持瓦努努的组织对他的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际呼吁要么被以色列忽视,要么被拒绝。2008 年 5 月 15 日,由 24 名挪威律师签署的“挪威律师对瓦努努的请愿书”发布。它呼吁挪威政府紧急实施“在国际法和挪威法律框架内”的三点行动计划,允许瓦努努在挪威旅行、生活和工作。2010 年 10 月 11 日,他要求取消限制并允许他离开以色列并与外国人交谈的上诉被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96]

在2015年3月,瓦努努建立了一个包括Indiegogo运动,提高$ 10,000.00,他被勒令支付以色列报纸新消息报在以色列法院裁定反对对公布的1999年11月的文章瓦努努的诽谤罪起诉。Yedioth Ahronoth的标题写着:“瓦努努向哈马斯活动分子提供了关于在监狱中组装炸弹的信息”,第二页的插页标题为“他又做了一次”,声称瓦努努向被监禁的哈马斯成员发送了包含制造炸弹信息的信息。瓦努努的辩护律师阿维格多费尔德曼辩称,该报告是辛贝特捏造的。[97]

2015 年 5 月 7 日,Mordechai Vanunu 报告说,自他出狱以来,剥夺他离开以色列权利的限制被延长了 12 年。[98]

2015 年 6 月 3 日,Vidar Helgesen 部长表示,挪威已要求以色列取消对瓦努努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离开以色列的限制。中央党外交政策发言人纳瓦塞特表示:“我会敦促政府有所作为……如果挪威给予核举报人庇护或紧急护照——尽管以色列对他实施制裁,这将引起国际关注。” [99]

2015 年 9 月,以色列高等法院驳回了 Mordechai Vanunu 第八次取消对他的限制的请愿书。[100]

2015 年 8 月 12 日,Mordechai Vanunu 和他的妻子通过挪威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申请家庭团聚。瓦努努离开挪威必须得到以色列的接受,他的入境必须得到挪威的批准。挪威此前曾表示,他们只能向已经在挪威领土上的人签发紧急护照。然而,他的妻子是奥斯陆神学院的教授,因此满足了必须能够供养配偶的要求。[101]

2015 年 9 月 2 日,瓦努努在第 2 频道的采访中首次接受了以色列媒体的采访,内容涉及 1986 年将他困住的摩萨德特工。[102]

2015 年 12 月 23 日,瓦努努在他 2015 年 10 月 30 日关于他第 8 次最高法院上诉的声明的更新中写道:“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2016 年自由年”。10 月 30 日,瓦努努写道:“我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举行了法庭听证会。我们对所有限制提出上诉。我什至与法官交谈。他们给了警方 90 天的时间来结束对最后一次逮捕的调查,之后他们将决定。” [103]

2016 年 2 月 24 日,瓦努努在推特上发布了关于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最新消息,该法院已命令检方不迟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就瓦努努的第 8 次最高法院上诉作出回应,要求终止所有限制并允许他离开以色列。[104]

2017 年 1 月 30 日,瓦努努在 Facebook 上写道,三名最高法院法官将“在几周内”就他最近的上诉作出裁决,寻求结束对他的所有限制,以便他可以离开以色列。截至 2017 年 3 月 3 日,最后一位瓦努努在 Facebook 上写道:“瓦努努莫迪凯 2 月 15 日上午 11 点 52我已经习惯了这 31 年,1986 年到 2017 年。自由必须到来。” [105]

2019 年 6 月 2 日,瓦努努在他的 Facebook 墙上报告说,“在被关押 18 年后,以色列第 16 年重新对瓦努努实施限制,“不得与外国人会面,不得离开该国”。[106]

2019 年 12 月 3 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瓦努努寻求终止针对“他的自由”和“隐私”的限制令的最新请愿书,理由是“担心如果取消对瓦努努的限制,他的确定性可能接近将采取行动公布这些[相关机密]信息。” [107]

2020 年 6 月 1 日,瓦努努在推特上报道:“他们将所有限制再延长一年,从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6 月……我将继续每个月在推特上发帖。” [108]

逮捕和听证会[编辑]

以色列记者 Yossi Melman 在以色列报纸《国土报》上写道:“以色列政府对瓦努努的骚扰史无前例,代表了对所有公认法律规范的歪曲。” [85]瓦努努在 1998 年 5 月的听证会上被拒绝假释。[109]五年后,假释再次被拒绝。在这次假释听证会上,瓦努努的律师阿维格多费尔德曼坚称,他的当事人没有更多秘密,应该被释放。然而,检方辩称,即将与伊拉克开战会阻止他获释。

听证会结束后,费尔德曼说:“检察官说,如果瓦努努被释放,美国人可能会离开伊拉克,去追捕以色列和以色列的核武器——我觉得这非常荒谬。” 阻止瓦努努获释的真正力量在 2001 年被揭露为摩萨德的核和军事秘密部门负责人 Yehiyel Horev [110]

2004 年获释后,瓦努努多次以违反释放条款的罪名出庭以色列法庭。他因试图前往伯利恒而被逮捕和拘留,至少有一次他在圣乔治大教堂的房间被警察突击搜查,他的财物被没收。[111]

Yehiel Horev 是以色列所有安全负责人中最严格的,特别是在保护Shimon Peres Negev 核研究中心以色列生物研究所等机构方面,他担心如果瓦努努出国,他将继续通过刺激以色列的核政策和公众辩论造成滋扰核武器,他说以色列拥有。这是据称在事件中尚未被告知的秘密:安全惨败的故事使瓦努努有可能做他所做的事,以及随后试图掩盖、粉饰和保护高级官员的故事。国防机构中的人物,他们一心想摆脱失败的责任。[112]

2004 年11 月11 日 上午9左右,瓦努努在吃早餐时被以色列警察国际调查组逮捕此次逮捕源于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调查自他出狱以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和违反法律裁决的嫌疑。

警察突袭了圣乔治大教堂的围墙,从瓦努努的房间里拿走了文件和一台电脑。在被拘留了几个小时后,瓦努努被软禁了 7 天。[113]

2004 年 12 月 24 日,瓦努努在一辆标记为属于外国媒体的车辆上被以色列警察逮捕,当时他违反释放限制(见上文)试图进入西岸,据称是为了参加圣公会教堂的弥撒。圣诞伯利恒在交纳50,000新谢克尔保释金,他被软禁五天。[114]

2005 年 1 月 26 日,BBC 报道称其耶路撒冷副局长西蒙·威尔逊因拒绝向以色列审查机构提交对瓦努努的采访材料而被以色列禁止。[115]瓦努努违反法庭命令接受了采访。2005 年 3 月 12 日,威尔逊在签署道歉信承认他违反法律后获准返回以色列。[116]

2005 年 3 月 17 日,瓦努努被指控犯有 21 项“违反合法指示”(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两年监禁)和一项“企图违反合法指示”的罪名。[需要引用]

同年 11 月 18 日,瓦努努在从西岸乘公共汽车返回时在耶路撒冷北部的 al-Ram 检查站被捕。以色列当局声称瓦努努的旅行禁令包括访问巴勒斯坦领土。[117] [118]

瓦努努于 4 月 13 日获悉,以色列政府继续将他软禁在耶路撒冷,并延长对他的所有限制,这是在东耶路撒冷被拘留的第四年和第三年。

4 月 30 日,瓦努努因违反禁止与外国接触和在耶路撒冷以外旅行的命令而被定罪。[119]

7 月,瓦努努因与外国人交谈和前往伯利恒而被判处 6 个月监禁[120]法庭的判决出人意料,甚至控方也希望法庭判处缓刑,这仅仅是为了起到威慑作用。[121]在被判刑后,瓦努努评论说,他的定罪证明以色列实际上仍受英国托管地统治,因为他被定罪的法律来自那个时代。“也许我需要求助于女王托尼·布莱尔,以便为我伸张正义,”他说。[122]

与外国人在东耶路撒冷美国殖民地酒店共进晚餐时,瓦努努在平安夜第二次被捕。[123]

2008 年 1 月 7 日,也就是开始对上述判决提出上诉的前一天,瓦努努被重新判处六个月的社区服务。[124]

2008年4月,瓦努努得知以色列再次对他重新实施限制。[125]

2008 年 4 月 9 日,据报道,挪威与瑞典、加拿大和丹麦一道拒绝向瓦努努提供庇护。[126]

2008 年 4 月 9 日,非机密文件显示,挪威邦德维克的第二内阁(2001 年 10 月 19 日至 2005 年 10 月 17 日)在 2004 年拒绝瓦努努庇护,作为对以色列的支持姿态。[92]

同年 5 月 13 日,瓦努努写道,虽然三名法官试图说服政府律师在东耶路撒冷提供社区服务,但遭到拒绝。瓦努努对其六个月监禁的上诉定于 2008 年 7 月 8 日恢复[127]

2008年5月15日,挪威律师请愿书呼吁挪威政府在国际法和挪威法律框架内紧急实施三点行动计划,给予瓦努努庇护和在挪威工作和居留的许可。

2008 年 9 月 23 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宣布:“鉴于(瓦努努的)健康状况不佳,而且没有人声称他的行为危及国家安全,我们认为应该减刑。” 瓦努努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问题在于我的自由权、我的发言权和我离开该州的权利。”

10 月,苏格兰首席大臣 亚历克斯·萨尔蒙德Alex Salmond)表示支持他,并表示他共同反对核武器扩散。[128] [129]

11 月 26 日,据报道,“瓦努努最高法院在 2004 年因与恰好是媒体的外国人交谈而被判处 3 个月监禁 [从 6 个月减少] 的上诉,计划在新年开庭审理。[130]

2009 年 6 月 14 日,瓦努努说:“总军中央司令官在法庭上作证说,只要我不谈论核武器,我在公开场合发言就可以……他们重新限制了不与外国人交谈的限制。直到 11 月。上诉 [反对 2004 年对外国媒体发言三个月的监禁] 定于 1 月,然后是 5 月 6 日和 6 月 18 日。现在我正在等待新的开庭日期。” [131]

7 月 6 日,瓦努努的“律师阿维格多·费尔德曼……和国家同意,六个月后,在对其行为进行审查之前,瓦努努将能够要求取消限制并允许出国旅行。” [需要引用]

12 月 28 日,在据称与女友会面后,瓦努努在一家旅馆被耶路撒冷警方逮捕。[132]第二天,俄罗斯媒体报道称,在搜查瓦努努的财物时,发现了一封来自美国人的信,导致以色列官员担心“他可能正在策划一些事情”。

2010 年 1 月 1 日,据透露瓦努努认识他的挪威女友克里斯汀·约阿希姆森 (Kristin Joachimsen),她是一位学者和圣经研究副教授,已经认识两年了。[需要引用]

瓦努努于 1 月 7 日向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他最近被捕和以色列“无能”的核模糊的视频信息。[需要引用]

同年 4 月 14 日,瓦努努报告说,剥夺他离开以色列权利的限制又延长了一年。[需要引用]

2010 年 5 月 11 日,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瓦努努将“服刑由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判处的三个月监禁,而不是社区服务”,该刑期将于 2010 年 5 月 23 日开始。[需要引用]

瓦努努被判处社区服务,但表示拒绝在西耶路撒冷提供社区服务,声称他将面临被以色列公众袭击的危险;然而,他提出在东耶路撒冷做社区服务。法院拒绝了瓦努努的提议。[133] [134] 十一天前,国际特赦组织在宣布这句话后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如果莫迪凯瓦努努再次被监禁,国际特赦组织将宣布他为良心犯,并呼吁他立即无条件地释放。” [135]

2010 年 5 月 24 日,瓦努努开始服刑三个月。[136] 6月18日,据报道瓦努努被单独监禁。[137]瓦努努于 8 月 8 日获释。[138]

2011 年 7 月 14 日,瓦努努向以色列最高法院上诉,要求内政部长Eli Yishai撤销他的以色列公民身份,声称“以色列街头”和媒体对他采取了好战的态度,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在以色列的位置”。社会”,尽管他从监狱获释,“以色列国继续通过对他的人身和旅行施加各种限制来惩罚他”。[需要引用]

瓦努努的上诉指出,《公民法》的一项修正案允许内政部长撤销他的公民身份,即使他没有持有其他公民身份,并声称撤销他的以色列公民身份将允许他在欧洲国家寻求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139]

2011 年 8 月 31 日,瓦努努写道:“法庭将在 10 月 3 日听取有关限制、不得与外国人交谈、不得离开以色列的听证会[日期可能会更改]。关于取消我的以色列公民身份,我们正在等待内政部长的消息,否则我们将再举行一次法庭听证会。” [140]

在宣布以色列政府正在监控这些账户后,瓦努努于 2012 年 5 月 1 日停用了他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户。[141]

同年 6 月 6 日,高等法院驳回了瓦努努放弃以色列公民身份的请求。瓦努努说:“我希望他们撤销我的公民身份,这样我才能开始我的生活。” [142]

瓦努努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被捕,但直到六天后才被报道,当时他的律师迈克尔·斯法德在他的 Facebook 页面上发帖称,“瓦努努在耶路撒冷美国殖民地酒店附近的一家书店里遇到了两名游客,并前往令商店顾客惊讶的是,它被七名边防警察突袭……经过数小时的审讯,瓦努努被释放。” 瓦努努因涉嫌违反与外国人交谈超过 30 分钟的限制而被捕。[143]

2015 年 9 月 25 日,瓦努努报道“9 月 10 日 - 九名警察带着搜查令和逮捕令来到我家,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数码[原文如此]东西、电脑、iPhone、记忆棒、硬盘、相机、CD ,一切,以及我所有互联网活动的所有密码。他们仍然持有所有这些东西。9 月 25 日-我回到互联网上,经过一周的软禁和 2 周没有互联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一个在完成 18 年监禁后十多年,用希伯来语接受电视采访。” [144]

10 月 30 日,瓦努努报道了他的第 8 次最高法院上诉,“我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举行了法庭听证会。我们对所有限制提出上诉。我什至与法官交谈。他们给了警方 90 天的时间来结束他们的调查“最后一次逮捕,之后他们将决定。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以色列的行动自由,现在没有我的电脑和 iPhone,自 2015 年 9 月以来。” [145]

2016 年 5 月 8 日,瓦努努因“三年前与两名外国人的一次会面”、搬入同一地址的另一间公寓而被起诉,并在接受采访时向第 2 频道的丹尼·库什马罗(Danny Kushmaro)提供通过了审查。[146]

同年 7 月 4 日,瓦努努因涉嫌在接受以色列第 2 频道电视频道采访时分享机密信息、在没有通知警方的情况下搬入另一间公寓以及三年前与两名外国人会面而开始审判。[147]

2017 年 1 月 26 日,瓦努努在推特上表示,他将于 2017 年 1 月 30 日返回最高法院,请求结束所有限制,以便他可以离开以色列。[148]

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瓦努努最近提出的终止所有限制并允许他于当年 4 月 6 日离开以色列的上诉。[149]

7 月 10 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判处瓦努努两个月缓刑,除非“他在未来三年内再次犯下类似的违法行为[与外国人交谈]”。他还被判处120小时的社区服务。[150]

瓦努努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返回以色列最高法院,寻求结束对他在以色列的限制,以便他可以在挪威与妻子团聚。2017 年 11 月 14 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瓦努努的第十二次上诉。[151]

2018 年 6 月 2 日,瓦努努在推特上写道,“在以色列将所有核机密泄露给全世界 32 年后,他们仍然声称我是一个安全风险”,7 月 3 日,他在推特上写道“他们将所有限制延长一年14 年和 18 年监禁。” [152]

奖项和荣誉[编辑]

2005 年在耶路撒冷会见瓦努努、阿里·哈萨克Riah Abu Assal主教

自 1987 年以来,瓦努努每年都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153]

瓦努努在被严格隔离关押的前十一年半的早期写下了这首诗“我是你的间谍”。[154]

瓦努努于 1987 年获得了“正确生计奖”。他于 2001 年特罗姆瑟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需要引用]

2009 年 3 月,瓦努努写信给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

我要求委员会从今年的提名名单中删除我的名字。我不能获奖者的名单,其中包括部分佩雷斯,在以色列总统他是所有以色列原子政策的幕后推手。佩雷斯在以色列迪莫纳建立并开发了原子武器计划。佩雷斯是下令于 1986 年 9 月 30 日在意大利罗马绑架的人,并秘密审判和判处我作为间谍和叛徒隔离18 年在以色列的监狱里。 

直到现在,他仍然反对我的自由和释放,尽管我已服满 18 年的刑期。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不想被提名,也不会接受这个提名。只要我不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仍然被迫留在以色列,我就拒绝任何提名。我要的是自由,而且只有自由[155]

2004 年 9 月,瓦努努获得了LennonOno和平奖,这是艺术家和音乐家小野洋子为纪念她已故的丈夫约翰·列侬而设立的和平奖[需要引用]

2004年12月,被格拉斯哥大学学生推选连任三年校长[156] 2005年4月22日,他被正式任命为该职位,但由于仍被限制在以色列境内而无法履行其任何职能。《先驱报》发起了一场释放他的运动。[157]

2005年,他获得了挪威人民和平奖(Folkets fredspris)。[158]该奖项以前的获奖者包括Vytautas Landsbergis (1991)、Alva Myrdal (1982)、Mairead MaguireBetty Williams2010 年 2 月 24 日,诺贝尔研究所所长 Geir Lundestad 宣布,莫迪凯瓦努努连续第二年拒绝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需要引用]

2010 年 9 月 21 日,Teach Peace Foundation 表彰 Mordechai Vanunu 为阻止以色列政府开发和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采取的勇敢行动。[159]

2010 年 10 月 4 日,国际人权联盟宣布瓦努努被授予2010 年卡尔·冯·奥西茨基奖章[160],并于 11 月 16 日致函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和内政部长伊莱Yishai 寻求瓦努努自由离开以色列,让他在 2010 年 12 月 12 日的柏林颁奖典礼上获得奖章。[161]诺贝尔奖获得者被列为这封信的共同签署人,包括Mairead MaguireGünter GrassHarold W.克罗托杰克斯坦伯格

该请求被拒绝,12 月 12 日的柏林奖章仪式被重新命名为支持瓦努努和核裁军的抗议活动。在这个场合,一首音乐作品《鸽子[162]献给了瓦努努,并进行了首演。[163]

2015 年 5 月 19 日,瓦努努在耶路撒冷的救世主路德教会与挪威教授克里斯汀·约阿希姆森 (Kristin Joachimsen) 结婚[164] [165]

另见[编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