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8日 星期六

如何看18大前中共加强镇压异己与对乌坎抗争的退让?

 

2012年1月26日 星期四     节目长度:14分59秒  下载mp3(16k) | (128k)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透视】节目,我是静汝。

自去年底贵州异议人士陈西和四川异议人士陈卫因言获罪,被中共以“煽动颠覆政权”分别判十年和九年监禁后,今年1月18号,武汉民主人士李铁因在网上刊登批评政府和倡导民主的文章,被中共再次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十年监禁。而且,浙江的异议人士朱虞夫,只因在网上贴上一首呼吁尊重基本自由的诗歌,被中共当局认为是蛊惑造反,目前也以“颠覆罪”被捕。中共此举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外界普遍认为,在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周年之际,中共加大镇压异见者力度的迹象表明,中共是为保证在今秋召开十八大之前不出现社会动乱。但同时让外界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将最近乌坎村民在抗议事件中扮演领导者角色的林祖銮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部书记。有相关人士认为,林祖銮当上了党总支部书记,是维权抗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象征。但也有人认为,中共此举等于是给林祖銮带上了中共的紧箍咒,让林祖銮跳不出中共的手心。本台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伍凡先生和张伟国先生。

据海外媒体报道,新年伊始,正当家家户户喜迎龙年时,中国大陆的异见人士却仍然饱受当局镇压之苦,近一个月内,多名异见人士遭中共判刑入狱。伍凡对此表示,中共此举表明中国社会非常的不稳定。【伍凡-录音】“说明共产党非常的不稳,非常的害怕,连因为一支笔写一首诗都要判十年徒刑,可见那支笔比一个军一个师的力量还大。可见共产党胆小到这种程度,可见社会非常的不稳定。所以为什么胡锦涛在今年的元月一号要发表那个讲话,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控制所有的文化意识形态,他就是控制不了,他又把马克思搬出来了。他现在强调文化改革,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文化改革?几十年来就是讲闷声发大财,根本不讲文化的,现在出来讲文化改革,就是要用文化意识形态要控制媒体、控制网络,控制你们不准讲话,不准写诗。为什么要这样控制呢?因为害怕了,社会动荡了,害怕这些知识分子,这些有头脑的人起来带头,可是就有人反对他,还是有人跟他唱对台戏。”

就在中共加大力度镇压异议人士的同时,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最近则报道称,由村民维权领袖林祖銮任乌坎村党总支部书记,带领村委重选工作。据海外媒体报道,乌坎村民虽欢呼胜利,但认为只是中共官方迫于民意的安排,最期望还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张伟国对此指出,林祖銮被中共任命显示了已团结的乌坎村人民是林祖銮的坚强后盾,是民间力量的展现,而并非中共的恩赐。【录音-张伟国】“这次林祖銮或者是乌坎村的阶段性胜利,并不是共产党的恩赐,这个主要是他们自己力量的展现,也是现代社会、网络时代大家互相呼应,连成一气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将来不管是乌坎村也好,或者是其它地方维权类似于这种活动也好,他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想跟共产党在讨价还价当中保住自己的筹码,赢得胜利,这个展现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你没有力量,你没有实力,共产党就不会来当你一回事。”

张伟国进一步分析道,乌坎村维权抗争让中共当局做出退让也给中国民众带来一个启示,那就是民间传统的力量是与中共抗衡的有效力量。【录音-张伟国】“乌坎村等于他们展现了传统的这样一种力量,形成了有组织的,尤其是像林祖銮这样的人物,一方面又是共产党员,另外一方面是经常按照传统的中国社会的观念来看待,他经常是一个乡村绅士,各方面的人脉啊、他的社会影响,包括他自己的为人。所以这次等于是共产党拿他没辙了。原来本来他是以村民自治形式出现的,现在通过组建新的党支部,把他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然后又把他等于吸纳到体制里面,是不是就可以与这样一种传统的力量相融?当然,这个我想共产党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尝试,那么至于其他维权的,或者社会各界的这种搞社会运动的人来讲也是一种启发。因为农村在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最边缘的中国传统的东西,它实际上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只要去挖掘的话,它就有可能跟共产党这样的意识形态,跟他们传统的做法跟共产党的做法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抗衡。

它是一种宗族,比如讲,农村里面有祠堂,好几代都祭奉在那里,以这种宗族的名义联合起来,相互之间这样的一种联系,平时主要是祭拜自己的祖先,那么但是到了你发生象乌坎村这样的维权事件的时候,或者是其它的与外族、与中共与其它他们不喜欢的力量,想抗争的时候,他们当然就变成了一种组织的形式。在中共四九年以后,消灭了所有的社会形式以后,那么这种东西还很隐蔽的残存了下来。事实上,在文革的时候这种东西也是受批判、受清洗的。到现在为止,共产党实际上也没有正面承认这种东西。现在它把林祖銮吸纳成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的时候,实际上它还是要想把它纳入到它们的轨道里面去,它不想承认这样一种社会力量或者社会形式。但是现在关键的我们也看到林祖銮也不是代表他个人,他是这样一种民间力量的代表。”

另有海外媒体指出,中共把林祖銮推出前台当党支部书记,无疑是把林祖銮放在火药桶上。伍凡对此进一步指出,【伍凡-录音】“共产党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它一定要把你控制在它的手下,这是最高的原则。它不会允许你脱离了它,不让它控制的,哪怕就是说它最大的让步,你们选出来的我都认了,但是还是控制在共产党底下,这是它最高原则。所以不要以为你选出来了,就再也不是共产党管你了。不,我给你好处,你还要听我的,变成这么个局面出来,前面的它没推翻,我承认你们的民选,可以呀,但是这个民选我上面再加上一个帽子党总书记,从一个村支部书记升级到总支部书记,你等于已经升一级了,官给你加大了,你要听我的。甚至我给你好处都可以。

这就用收买、笼络、镇压,胡萝卜加大棒一起来了,它觉得这样它才能稳住。从这里边看,你光靠写一首诗,推翻不了共产党。即便你有那么多人,上万人起来抗议,示威,你在这个村最后还没脱离了它的控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跟共产党都是一个长期的,它要把乌坎村例子,在它认为是对它威胁最大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

老百姓都看清了,老百姓不是傻瓜,但是老百姓感到我现在还没有力量把你整个推翻掉,我就先认了,我能拿到多少利益,我先拿到再讲。进一步的,不是他一家能做到的,要更多的人都出来反,那慢慢才能扩大形势。也不能靠乌坎村,一个小村子的人来承担所有的责任,不可能。所以最起码乌坎村告诉大家,你集体斗争会有成果的,不是一步到位的。”

对于中共的这种采取一方面对异议人士加大力度打压,另一方面对乌坎村的抗争民选代表林祖銮的格外“开恩”的做法,张伟国对此认为,中共的这些举动也凸显中共在18大前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录音-张伟国】“当然了一个是两个地区,一个是两种形式。地区象林祖銮因为是在广东,现在我们知道广东的一把手汪洋,他是在竞逐十八大,要更上一层楼。现在政治局委员的也许他还想政治局常委。这样的话,他有一种压力,或者有一种动力。他希望在广东出现一些新的局面或者新的模式,被凝成一种宣传的效应,实际上是为他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来造势。这个林祖銮。或者乌坎事件就变成了被他利用的砝码。

另外一方面,像朱虞夫这种写诗被判刑,因为是发生在浙江或者是其它省市。一个是没有广东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另外一个中国在茉莉花革命风潮吹起来以后,它一直是草木皆兵,对于所有的异议人士,或者有这方面行为的都是采取非常严厉打压的这种措施,有点象当年宁杀三千也不错放一个这样一种很极端的手段。还有象他们这种地方领导人也是接受了中南海的指令,在十八大之前尤其加强控制异议人士,宁左勿右,宁紧勿松,宁愿错了也不要太松。
像朱虞夫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是在浙江,这个浙江是习近平的发祥地。习近平在进到北京之前他是在上海,进到上海之前他是在浙江当一把手。所以,好像等于有点万无一失,他一定要确保安全,压异议人士特别紧的地方,跟镇压一些特殊的微妙的政治背景都有关系。

这本身就是一种内斗形式,他要把他们转入到他们自己掌控的这个轨道里面,也不给政治对手找到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砝码。如果在他这里出来一个差错。我们想象一下,在浙江因为写诗,形成了一个风潮,或者是什么样的抗议浪潮,那么这个事情有人就也许…我们外面人看是正常的,但在中共这个机制里面也许就跟他的前任习近平有什么联系,有什么瓜葛。因为在中国没有很严格的法制,他们自己的这种权力斗争界限都很模糊,只要抓到一点因头,抓到一点含沙射影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攻击对手的砝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把所有的有可能成为政治对手砝码的这样一种异议的声音,异议的人士,全部把他压下去,把他掌控起来,这个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了一个万无一失的保全措施。”

伍凡对此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社会民与官的尖锐矛盾冲突让中共内斗出现新的焦点。这些都预示着中共政权岌岌可危。【录音-伍凡】“温家宝又在海外又在讲话了。这个就是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现在温家宝和胡锦涛的斗争已经超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斗争,大大超过了,因为江泽民快完了,快走了。胡温之争一个新的动向突出在共产党内部,非常微妙的。用美国驻华大使他讲,共产党各讲各的话。老是说树碑立传,他有一帮子人,他不是没有人,有的人总把温家宝贬的低低的,那为什么不把他拿掉算了嘛,对不对?他没动他,不敢动他。他要动的话很多人说不定会起来造反都有可能,不要以为温家宝好像就是一个人,不是的,要是一个人他早就不要唱这个戏了。

你看胡锦涛这个文章没有登在<人民日报>上,没有登在<新华社>上,而是登在一个党刊上。为什么?是不是有人抵制他?不让他登在<人民日报>上。他登<人民日报>叫全国看多好啊。他们的讲话,共产党里面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的。你说温家宝有人贬他,说演戏演戏,为什么总是讲要改革你贬他呢?我不这样看。他是共产党内部斗争的一个新的焦点,这是两个势力的斗争。绝对影响现在这个十八大究竟开到什么结果,很难预料,因为整个形势还在急剧的变化,尤其是国际形势。象欧债啊,中国的经济跟世界的经济连在一起,世界的经济金融不好,中国的经济能好吗?中国的经济就更坏。当中国经济更坏的时候,老百姓、共产党军队里面会有什么反应啊?统统出来了。到时候究竟共产党能控制多少?还是个问号。”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透视】节目就到这里,是静汝为您制作的,感谢您的收听。

【新闻透视】如何看18大前中共加强镇压异己与对乌坎抗争的退让?

2012年1月27日 星期五

不点名李承鹏发文驳韩寒民主论

 

——李承鹏:民主就是不攀亲 我的民主观——中国人为什么惧怕权利之一

【 2011-12-27讯】  

在一个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远光灯都不关,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车队压着双黄线走直线,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已悄悄买到船票……的末法情结国家里,我也觉得革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还觉得,说某人没读过书就不能发表个人观点,跟说没学习过中央文件就不能谈国家大事,一样的愚不可及。

李承鹏

我反对暴力革命。但这个菜刀都实名的国家自1949以后便没有暴力革命,那些对生活忿忿不平的人偶尔上演非常6+1,还来不及起义,便就义。剩下的暴民,在维稳密奏折子里其实人数理论上有十三亿。他们所要,不过工资高一些物价低一些,安全感多一些税收少一些,这正是国家在新闻联播里天天真诚表示的,传说中的公平正义。这样的强弱分明,你还要说,民主和自由这些制度是相当的有害呀,你们素质低……大家很难不邪恶地想起不知是否伪托王朔所说的:一群太监在谈论,房事多伤身啊,幸好我们阉了的。我举这样一个段子,可见素质实在低,但这并不影响我反对暴力革命,追求温和民主,在国家法律规定下参选。可见素质低不一定就不能搞民主。

暴力革命其实都是高素质的人干的,比如朱闯、李闯和毛闯,低素质的人才去干民主和自由,比如曼德拉和哈维尔。民主从来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它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通俗来讲,民主普世论就是公司里谁干得好谁拿得多,民主素质论就是年终时却对你说,你长得可是太难看了,少拿点,跪安吧。

我只是讲些故事。2001年我去埃及,金字塔附近可是脏乱差,骗子巨多,牵骆驼的小孩常利用你的异域情怀让你骑着骆驼,以胡夫金字塔为背景拍照,然后猛抽骆驼撒丫子开跑,等跑到沙漠边缘,小孩就问你要MONEY、MONEY,沙子底下还忽然钻出来一群阿拉丁般的剽悍男子,把你的兜掏光才行。大街上汽车闯红灯、交警收黑钱这些低素质,也很常见。可大家知道,十年后那里发生了什么。

2003年我在美国的波特兰,那个信仰东正教的清静的城市里却有很多醉汉,有天晚上我跟同事金焱就被一个喝醉的流浪汉追赶,面目凶狠地要钱,当时我觉得美国确实乱得要垮了。第二天我在大街上又看到一群流浪汉,排着队在投票箱前面红耳赤地争论着什么,我也觉得很鄙夷,内心深深地表示支持伊拉克。可是大家知道,民主的美国没有被醉鬼和流浪汉搞垮,禁酒和收容制度严格的伊拉克垮了。

互联网这么发达,中国人办出国护照也不需要三代以上的政审,我们轻易可以知道素质低的利比亚、南非、缅甸甚至曾为我们不屑的越南都民主了。也知道民主国家其实也挺多鸡贼。罗马到处都是小偷,巴黎遍地狗屎、美国的哈雷机师们也常常不关远光灯还放着烧包级的加强低音炮……所以素质论、国民性其实是很扯的话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同宗同族原本素质也低的香港人,为什么能在狭窄的铜锣湾大道能够秩序井然;台湾这个小岛,国民党一直说“中国人劣根性都很丑陋,不能急,慢慢等吧”,忽然就民主正果了。龙应台当年确实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来抱怨中国人的民主隐忧,台湾一度海鲜垃圾成山。台湾的报界早年也报道过当地人不习惯关远光灯。可民主就是这么怪,你动起真格,大街的情形比想像得快得多。因为,制度是因,远光灯是果。

在警车有事没事都喜欢拉一下警笛表示威严,军车总以打南海的架势冲过红灯,仅仅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不要说中国还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你得看到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你只是说革命,他说革命就是暴力;你改说民主,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好些;你说那就改革,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我觉得说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才有腔调的国度,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错吗,要知道全世界人民都自私,民主不是装圣处,民主只是要一个都能自保的底线,你帮他们划分合理。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怎么解释那么多中国人在动车、汶川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以及涌向那个村、那道坎的身影。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权利。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认为坚持参选,比是否当选,更重要。还有一个误会,参选的样子一点不拉风,却很苦逼,我隔三差五就压低声音打电话到武侯区人大,很是怕打扰人家,咳,那个,开始没有,呵,打扰了……还常委托我妈去问居委会,因为我去问会触动大妈们的神经,我妈每次也先行默念一下台词,再打……那样子很像地下党。

如果普选,我不担心共产党当选。一人一票本身就是最大的破冰意义,根本不选,和选一下再上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大家还是选共产党,证明这个政党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信服的党,如果……再说下去就敏感词了,具体例子参见1996年台湾国民党史。至于马化腾参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每一次都有富豪参选,具体操作中也没见过谁真的当选。你养成民众珍惜选票的习惯,他们就不会为了Q币出卖尊严。

所以就必然引出下面这个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和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这一刻,我简直有加入党的冲动。我只有三句读后感:一、从政治学,这是正确的,从数学它却犯了一个错误,十三亿八千万减去三亿八千万,还剩下整整十亿。二、就算那八千万,好多也常常忘了自己是党员。三、从亲缘学,我觉得谁也不必急着代表我,去跟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党攀亲。

民主是个很大的话题,我只取一意,本文切题:民主就是不攀亲。

注:(本文为我的民主观——中国人为什么惧怕权利之一)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2011/1227/-21577.html

不点名但针对 李承鹏发文驳韩寒民主论 -【李承鹏,韩寒】

林牧:我的老友胡绩伟

 

5月18日讯 老朋友胡绩伟已经85岁了,觉得他的思想已经彻底转变到位了,再没有仅仅是体制内开明派那样的"暧昧"了,于是想写写这位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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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_学术_思想

林牧

我第一次见到胡绩伟先生,是在1948年11月,那时,我到陕北仅仅半年,受过几个月政治训练以后,在延安大学新闻班作语文教员。有一天,我和新闻班的同学一起到清凉山"群众日报社"去参观,胡绩伟以报社总编的身份给我们讲话,针对我们这些到边区不久的人对中共党报提出的颇有微词的问题(例如:国民党报纸说假话,边区的报纸也不全说真话),阐述报纸的党性原则。我记得他讲道:真实性也要服从党性原则,如果不符合党的利益,真实的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讲,不宜公开报导。四川人多辨才,胡绩伟口若悬河,慷慨陈辞,给人以深刻印象。当时我们都是铁了心要跟共产党走的,对于党性原则,不论思想通不通,反正都接受了。胡绩伟办报30余年,到了1981年才公开提出"人民高于一切"。"报纸的党性要服从人民性。"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尽管如此,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却要处心积虑的咬死第一个站起来走路的猴子。岂不悲哉!

我同胡绩伟第二次接触,大约在1959年5月。那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直属宣传文教部门的一批领导干部到全国一些著名的人民公社进行公社调查,目的是写出一批宣扬人民公社"伟大成果"的文章,为十届国庆献礼。绩伟被分配到陕西省礼泉县烽火公社。他不识时务,没有忠实贯彻领导意图,写了人民公社的一些弊端。在"反右倾斗争"中,烽火公社的顶头上司中共礼泉县委和咸阳地委给中共陕西省委写报告说:胡绩伟关于烽火公社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陕西省委不能不把礼泉县委和咸阳地委的报告转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社,但同时用其他形式上报了一个为绩伟开脱的材料。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等人正是在那次公社调查中中箭落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知由于谁的保护,绩伟幸免一场大难。

我同胡绩伟个人之间的接触,是从1977年7月开始的。那时,我和我的顶头上司--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在"文革"中的问题,迟迟得不到平反。我到北京申诉无门。胡耀邦由于我的问题同他有牵连不便转信。我才找胡绩伟替我和赵守一转递伸冤大状。绩伟当我面给华国锋写信,把赵守一和我的申诉信分别转送上去。此后,我同绩伟的交往时断时续,并不经常。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据绩伟自述:1916年9月24日(阴历8月18日)他生于四川省重庆地区。他们的家族出了两位辛亥革命元老:一位是他的大伯父胡驭垓,在武昌起义前一个月,领导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民军,攻占了威远县城,宣布独立,在清军反扑时就义,人头被挂在威远城楼上。另一位是他的叔祖父胡素民,参加过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曾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秘书、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顾问、四川省议会议员等职。胡绩伟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自由民主思想,既来自孔孟的民本主义,又来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935年,胡绩伟20岁时,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一些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结交了一些进步的师友,又受到川北红军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1936年,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他在华西大学数学系学习时加入中共,1938年转到四川大学经济系,1939年到延安,1940年他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群众报",并担任总编。

胡绩伟说:他在延安的初期,信仰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最赞赏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即《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当时的胡绩伟认为"毛泽东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各民主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各种主义百家争鸣。这种国家独立和社会平等、民主、富裕的前景,是多么令人向往啊!"

胡绩伟创办并长期担任主编的"《边区群众报》,后来改为《群众日报》,在延安时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在西北各省、区解放以后,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机关报。1952年,胡绩伟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后来又成为常务副主编,"文革"中自然被打倒了。1976年12月,华国锋起用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78年到979年,胡绩伟同胡耀邦密切配合,在拨乱反正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例如: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制造舆论,抵制两个"凡是",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4·5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宣传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议"精神,和发表会上一批有创见的文章......

1981年以后,胡绩伟再一次闯下大祸。这一年10月,胡绩伟到陕西临潼温泉治疗他的肩周炎,趁此机会写出了《论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的长文。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党报既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民性;既要作党的喉舌,又要做人民的喉舌,既要尊重党的领导,又要尊重人民的意见。而且,党性应当服从人民性,是人民至高无上,不是党至高无上,党只是人民的工具。

胡绩伟从陕西回到北京以后,把他的论文送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胡乔木征求意见。胡乔木做出了根本否定和无限上纲的政治结论,认为绩伟的论文不只是对党报性质的歪曲,而且是对党的根本性质的歪曲。于是,一场毁灭性的大批判便紧锣密鼓地策划于密室。胡绩伟愤而辞职。总书记胡耀邦诚恳挽留,任命他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选派思想同他接近的秦川任总编辑。1983年9月,极左派已在内部会议上对绩伟进行缺席裁判,绩伟再次愤而坚决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被中共中央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本来,胡绩伟是愤而辞职而不是撤职,可胡乔木、邓力群却借中共中央批准辞职的机会,在《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大会,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动对胡绩伟和王若水的批判。绩伟被迫离开艰苦笔耕30年的《人民日报》,又受到颠倒黑白的横暴批判,自然满腔悲愤。这从他在1983年9月24日所写的《六四自寿》诗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笔走龙蛇四七年,遍尝喜乐与辛酸;
纸炮墨枪沥虎胆,文羹词粥披牛肝;
战友千员是非鉴,纸张万日功过篇;
书生去职何悲叹,转换疆场战地天。"

尽管胡绩伟已经离开《人民日报》社,尽管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都在抵制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清污"的三板斧还是逆潮流砍将下来:第一板斧对准胡绩伟的"党报人民性";第二板斧对准周扬和王若水的"人道主义与异化学说";第三板斧对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一批作家和作品。

好在当时胡、赵、万、习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嚣张一时的"清污"闹剧以失败而告终。1984年夏季,胡绩伟在北戴河所填的两阕词,乐观情绪跃然纸上。

浪淘沙. 北戴河 (1984年7月20日)

丽日艳阳天,
浪笑波欢,
欺天霸地惨翻船。
虾头蟹脚奸鳄泪,
暴露沙滩。
堤翠百花妍,
稻富鱼鲜,
绿男红女彩龙翻。
诗情文风喜奔放,
败了狐仙!

螃蟹嘲 (1984年8月3日)

大肚草包,
莫头莫脑,
贼眉贼眼,
野心不小。
全副盔甲,
两手双刀,
横行霸道。
自己只会横着爬行,
却骂一往直前是不走正道;
自己向左向左又向左,
却指责人家右了右了又右了;
自己的脑袋同肚子长在一起,
却怪罪人家何必长个独立的头脑;
自己是浅水动物,
偏偏要去当江洋大盗。
不妙,不妙,
雄鹰来了!
快跑,跑不掉了!
满腹"经纶",
化作海草,
一代"地骄",
卷进怒涛!

绩伟这一首自由体的《螃蟹嘲》,信笔挥洒,把那些极左阴谋家骂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同时也充份显示出绩伟的"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批判的精神。"

1995年夏季,胡绩伟在回忆上述的往事时说:"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乐观仍是太天真了。这帮人的势力只是暂时受挫,他们韬光养晦,在暗中酝酿更为猖獗的风暴。"写到这里,我才想起来,1986年,绩伟对我和李洪林说过:"形势吗,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同样的话,1992年5月,他在西安又讲过一次。

尽管胡绩伟已经离开《人民日报》社,尽管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一再抵制"清除精神污染","清污"的头两炮还是在《人民日报》社公开打响了。第一炮对准胡绩伟的"党报人民性",第二炮对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学说。

1986年1月初,正当邓家班子以"生活会议"的名义发动推翻中共第二代合法领袖胡耀邦的宫廷政变之时,胡绩伟填了一首《满江红》: 怒发冲冠,实难忍,狐群作孽。抬望眼,洪流汹涌,谁能挡得?自古倒颠忠与贼,而今混肴红与黑。切莫忘,多少虎狼终成蛇蝎。极左毒,犹未雪;封建种,待清灭。驾神骏,冲破百魔千劫。世界明星威不惧,神州健将险能克。新愚公,建四化功勋,蒸蒸热。

这首词中有一句:"世界明星威不惧",是指当时中国女排战胜了世界明星,也许语带双关吧?

1989年4月,耀邦刚刚去世,绩伟就在《世界经济导报》组织的讨论中,为耀邦鸣不平。后来,在八九民运面临大屠杀的危急关头,绩伟又带头签名,发动50位全国人大常委发表声明,要求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否定"戒严令"和罢免李鹏。由于邪恶势力的破坏功败垂成,绩伟受到反攻倒算,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他在全国人大的一切职务也随之被撤销了。中共《人民日报》党委还要开除他的党籍,由于老谋深算的高层领导人的干预,中共中央纪委给他以留党察看二年的处份。1990年3月11日,绩伟在海南岛三亚市接到全国人大传来的电话,说是要罢免他的人大代表资格。绩伟联想到中国古代那些被专制君主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忠臣义士,填词一阕。

满江红.天涯海角

海角天涯,
翡翠岛,
银沙玉浪。
抬望眼,
晴空浩淼,
胸怀宽广。
棕榈真诚常坦荡,
椰林正直何卑亢!
仙果药,
酸辣苦香甜,
驱魔瘴。
五公祠,
黜流放,
贤良者,
垂荣榜。
谢炎炎夏日,
百炼强壮。
海瑞陵园,
忠谏勇;
东城书院,
奇才畅。
莫回头,
待飒爽雄风,
重开创。

"六四"以后,胡绩伟不论在家休息、出国访问或到外省旅游、疗养,都不忘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疾苦,不停地写作,不断的发出争取自由民主的声音,尤以其1995年1月到4月起草和修改的《新春放言》为一转捩点,它标志着胡绩伟先生经过了类似陈独秀的反复实践、反复探索、最终实现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返本还原,而且是在更高水准上的返本还原。

在那篇长文中,绩伟追溯了他的55年政治经历,做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他说:"50多年过去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好像翻了一个'个儿'。当年,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批评国民党的致命伤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50多年以后,人们也普遍认为共产党的致命伤,也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他说:"从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有真理,也有谬误。一切真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把它变成圣经和教规,就必然走向谬误和失败。"

他说:"当年我们批评国民党的某些话,现在正好用来批评我们自己;当年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的某些话,现在也正好适合于要求我们自己。违背历史的,必然要受到历史的嘲弄;落后于时代的,也必然要受到时代的鞭笞。""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各种主义只能在比较中自由研讨、自由批评、自由争辩。而信仰各种主义的各个政党也只能相互竞争、相互监督,才能按照一定法制程度决定是单独执政还是联合执政。执政党也得尊重在野党,保证其参政议政的权力。任何执政党也只有在执政时期内不断改进,不断革新,在错误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不断前进,争取得到选民的拥护。如果自以为完全正确,十全十美,打击异己,压制批评,必然错上加错,必然停滞倒退,必然蜕化变质,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

胡绩伟常说自己是"醒时老,老时醒。"正因为饱经沧桑老而觉醒,才会觉醒得彻底,觉醒得牢靠,觉醒得对后来者更有启发;而对自己来说,活得越老越清醒、越老越明智,而不像有些大人物越老越糊涂、越老越悖谬,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绩伟为人坦荡、刚直而又稳健、温和。1987年,李洪林和我在他家闲聊。洪林批评绩伟说:"你和耀邦一样是老小孩,不看场合就暴露自己的观点。"绩伟说:"多年形成的脾气,改不了了。"北京其他朋友说:对待错误的批评,于光远和胡绩伟有不同的对策。于光远是平心静气地听取别人的批评,大家批完以后,他才笑嘻嘻的引经据典,说明他的哪一条观点是根据马克思在某一本著作中提出的原理,哪一条观点是根据恩格斯或列宁或毛泽东,在某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原则。那些批评者发现他们批评了马、恩、列、毛,都很尴尬。胡绩伟则是一听到错误的批评,就跳起来争辩和反驳。

绩伟虽然坦率、刚直,但是,他在做出判断和决策时,是谨慎、稳健的;他的言行是持中、温和的。他并不是一个"激进派",他主张"和平渐进"的民主改革。

在知人论事方面,绩伟持论力求公允。他发表过一篇题为"邓小平的白内障"的文章,一面对邓小平在1989年的过失进行了坦率的批评;一面又充份肯定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功绩。他是中共领导干部中最早对华国锋做出公正评价的人。这种评价是符合民意的。中国的老百姓早就认为华国锋是一个比较老实、本份的人,他对两个"凡是"持而不坚,不过两年时间就能够改弦更张;他搞个人迷信,比之第一代和第三代领导人,那是小巫见大巫;他的缺点只是缺少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知识与才能。

有一段时间,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夸大宣传胡耀邦同赵紫阳之间的矛盾。胡绩伟在香港《开放》月刊发表了他在黄山地区的游记。其中有半阕词是:"看万里晴空紫阳普照,光耀国振,"表达了他对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那个开明进步的领导集体的怀念之情。我通过电话,把绩伟的这半阕词读给鲍彤听,鲍彤高兴地把它记录下来。

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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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1944年-),生于中国重庆,女记者,原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被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8月28日获释。1993年10月2日,再次被捕,经过秘密审理,1994年11月9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将其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没收其800元"赃款"。1999年2月15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

获奖记录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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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 (Gao Yu)

 

高瑜 (Gao Yu)

背景:

女,1944年出生,户籍地:北京市。 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因支持民主运动,《经济学周报》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关闭,高瑜於同年6月3日被捕,并被关押14个月。获释后高瑜成为自由撰稿人,为香港多家报刊、杂志撰稿。  

参与运动及主张:

被捕原因:

泄露国家机密。  

被捕日期:

1993年,高瑜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作访问学者,但在出访前两天,即10月2日,高瑜被捕,被控泄露国家机密。  

审判日期:

被秘密关押1年多后,1994年11月10日,高瑜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控罪:

泄露国家机密罪。  

刑期:

有期徒刑6年。  

监禁地点:

高瑜先被关在北京延庆监狱,1999年1月转入北京少年犯管教所。  

其他资料:

高瑜在狱中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类风湿关节炎、皮肤病等病症。 高瑜被囚禁期间,国际新闻界、人权组织和妇女组织都表示关注,一直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将她释放。高瑜并荣获世界报业协会授予的自由金笔奖和媒体女性基金会的勇敢奖。1997年5月,高瑜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  

近期情况:

1999年2月,高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 * 高瑜出狱后发现,除在狱中已有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外,其子宫中已长了一个8厘米直径的肿瘤。对於主要靠丈夫以前当军人的退休金过活的高瑜,实在无力承担据说要花费一万到两万元人民币的手术费。 * 2002年6月8日,高瑜访问香港,并担任由国际特赦及记者协会等组织主办的人权新闻奖的颁奖嘉宾。高瑜在致辞时批评中国无新闻自由。 

高瑜 (Gao Yu) | 中国人权

2012年1月26日 星期四

中共为何恐惧西方文化

 

其实,中共对西方文化的恐惧是来自对西方文化深澈的了解,明白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和利用价值。昔日中共就是靠拿著西方文化的大旗,利用舆论工具,操控民革、民盟这些变相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政治团体极尽造谣诬蔑、诽谤、攻击国民政府没有民主自由;在各间大中学校煽动学生闹学潮、罢课;在各个企业,工厂组织红色工会闹罢工、罢市,唯恐天下不大乱,以期达到它颠覆国民政府,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阴谋和野心。
现在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来看一看,将会把你吓了一跳,原来在未夺取政权时中共是如此的“响往”西方文化,视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民主自由是中共未来建政的政治“理念”,勾勒出一幅完美的、西化的民主主义国家蓝图来收买被人心。
1940年刘少奇在〈新华日报〉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
1944年〈新华日报〉社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麽经不起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
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
1945年9月27〈新华日报〉“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关于中国的建国理念:“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中共的党报〈新华日报〉刊登了大量中共那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甜言蜜语的宣传文章,不知迷倒、欺骗了多少所谓“民主进步人士”、“爱国青年”,甚至在外国居住的“爱国知识份子及科学家”也放弃他们舒适的生活回归中国,他们对共产党上场统治抱著一股热狂的希望与幻想,纷纷上了中共的贼船。中共高举西方文化的旗帜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天真的想法,导致了他们悲惨的下场。

2012年1月23日 星期一

大陆记者34人被判刑 业内人士揭根源

 

2012年1月23日 星期一     节目长度:3分4秒  下载mp3(16k) | (128k)

国际著名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日前发布年度报告称,至少有34名中国记者2011年被判刑。全球最大的记者组织国际记联指出,中国记者的采访环境更加恶劣。大陆著名独立媒体人高瑜1月23日表示,大陆专制的体制为维护政权的稳定,所以严格控制媒体,重点打压良心记者。

获得多项新闻奖的独立媒体人高瑜,曾因报道真实新闻而被大陆当局关进监狱7年多。她指出:(录音)“坐监狱还有30多位,那太可怕了。维稳一个是使用暴力,另外一个就是严格控制传媒,所以记者简直就成了和访民一样,就成为打压的一个重点,所以中国被关押的记者(人数)那永远是最高的。”

“人权观察”以山东记者齐崇怀为例。原《法制日报》山东记者站站长齐崇怀因揭露地方当局的腐败后,2008年被判刑4年。2011年当局又对他提出新指控,随后加刑8年。业内同行指,齐崇怀是因为揭露贪腐黑幕遭到当局的构陷。

高瑜看到现在中国记者的处境:(录音)“你除了昧着良心,让我报导什么我就报导什么。最无人性的、最值得同情、最值得去帮助的这些社会现象,我都视而不见。不听话的,我就千方百计打压你。”

国际记联香港及中国代表胡丽云公布,2011年大陆多名新闻记者被警察或国保拘留、骚扰和虐待,已知有16名被迫离职。

2011年8月21日,海外维权网的安徽籍记者宾语被警察拘留10天,理由是扰乱公共秩序。起因是他8月11日报道了合肥市新站区暴力强拆导致居民跳楼重伤的新闻,而当地电视台也采访报道了此事。

高瑜指出:(录音)“我认为:人民没有监督权,新闻就不会有自由。人民没有监督权你新闻就不能代表人民,不能成为人民的喉舌啊,你只能成为专制政体的工具,为党工作。”

高瑜1月20日晚上11点刚从台湾观看总统选举返回北京,21日早上10点,警察就登门警告。

(录音)说是公安部让他们来的,就说今年,反正我起码知道有三个问题不能谈了。一个是胡锦涛,一个是十八大,另外一个是社会上发生的敏感事件,这是一。另外,这不完事就是两会吗?两会完了就是六四,六四完了就是十一,还有十八大,十八大是10月份开嘛。就说今年一年都不要发表意见!你想想:新闻记者那不就完全成了工具了吗?

高瑜认为,专制体制是造成中国记者无法自由采访、甚至被关进监狱的根本原因。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唐音采访报道。

图片:齐崇怀在狱中

大陆记者34人被判刑 业内人士揭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