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日 星期六

中共官员从末世心态到弃船而逃 ——真实的江泽民(49)


在共同犯罪的活动中,人们一个接一个跌落进了无底的深渊。留给其他们的教训是,共同犯罪本身是一个不稳定和没有保险系数的血盆大口。如果王立军真的相信他的心狠手辣在薄熙来面前是一个保险的话,他就不会在背后大量收集薄的材料,以防后患。如果周永康相信江泽民的镇压法轮功政策的话,也不用让薄熙来和王立军背后收集江泽民的材料。由此我们看到,共同犯罪是非常不定向的导弹,随时可能让其中的人,无论是主动发起者或被动参与者,得到相似的下场—死无葬身之地。
从末世心态到弃船而逃
2006年空军“610”办公室希望能让于长新自由。
中国空军将领于长新先生因炼法轮功被军事法庭判处十七年徒刑。当时七十四岁的于长新是中国空军学院教官,是重要的空军高级将官,曾对空军作出杰出贡献。七十年代于长新是空军优秀试飞员。他的研究令空军发生事故的次数大大减少。于长新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1999年北京的“四.二五事件”于7月1日被秘密拘留。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最早是从军队系统开始的,于长新教授的遭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四.二五”之后,因为江泽民点了他的名,所以他早就被空军指挥学院的领导们给软禁起来了,专门为他办了两个月的学习班做他的思想转化工作。
学习班上,于教授浩然正气,他慈悲地告诉对方:“我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祖国第一代试飞员,二等功臣,空军学院的高级教官,著名教授,就连空军指挥学院现在使用的教科书都是由我主编定稿的。论资历,我比你们在座的谁都高,试问像我这样的人能轻易相信什么吗?能是非好坏都不分吗?我修炼的亲身体会告诉我,我炼法轮功没有错。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
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们一看于教授如此的坚定没了办法。最后在江泽民的淫威逼迫下,秘密审判,处以于教授十七年徒刑。很多退休的军队领导对此判决表示不满。
于教授的老伴姜昌风被赶出空军指挥学院,家门上被打上封条。接着他老伴也被秘密判刑十年。于长新被秘密关押在北京朝阳区“空军小红门看守所”里,与世隔绝。
空军“610”办公室的官员们都曾是于教授的下级,对于教授的无端迫害终于挺不下去了。空军“610”上报中央“610”办公室,希望让于长新自由。中央“610”办公室在江泽民的控制下回绝了空军“610”的请示。
虽然这次空军“610”的胳膊没能扭过中央“610”的大腿,但是,空军“610”的想法说明,尽管是高压控制,用罪恶把官员们捆绑在一起,对于良知尚存的人来说,这是痛苦的折磨,他们会寻找机会洗清自己。人心和人性注定了江泽民的“共同犯罪”捆绑政策最终是维持不下去的。
朱�基也在最近的谈话中公开说到,当时是违背了原则让江泽民开始干坏事的。
江泽民的制度性腐败和镇压法轮功的罪恶,造成了中共官员们强烈的末世绝望心态。他们知道中共这样是撑不了多久的,自己也要跟着完蛋了。
安全部门窃听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与海外儿子的电话:“儿子啊,在外面好好干,我看(共产党)撑不了十年了,我和你妈很快就到海外来与你团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对情妇李平说:“把这些钱统统存到海外去,迟早要玩完。”
据《京华时报》2012年2月21日报导,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对北京、四川、浙江等23个省市的部份公职人员和公众展开调查。调查结果以2012年《法治蓝皮书》发表。蓝皮书中说,公职人员对“裸官”的认同度相对较高,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而“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的认可比例最低。
蓝皮书所说的“裸官”主要是指将配偶子女乃至资产都移民或转移到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少数“裸官”贪污腐败,案发后逃亡境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前已将配偶和子女移民海外、资产转移出境,即便公职人员本人受到惩处,其配偶和子女仍然能够享受其非法所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肖知兴在《经济观察报》撰文指出,整个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
肖知兴说,若说官商是权贵资本(或国家资本),盗商则是流氓资本(或游民资本)。官商和盗商急速崛起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狂欢。官、盗、商联手,刮地三尺,无孔不入,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处处是他们骄纵的身影。从修生养息到吃干吸尽,从放水养鱼到关门打狗,从与民更始到官进民退,这几乎是权力阴影下的平民资本在中国历史循环中无法摆脱的宿命。
胡长清和成克杰最后在中共权力斗争中被处死。
血债累累的王力军,薄熙来在等待审判的煎熬中。新华网报导,中纪委2012年5月23日召开”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第3次联席会议,会中指出当前形势复杂艰钜,要求严防官员外逃。内容包括加强出国证照统一管理,及时掌握领导干部私人出国、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等情况,并重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努力构建起严密管用的防逃网路。
今日的中共就像一艘正在沉没的轮船,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纷纷弃船而逃。
第四节江泽民败坏道德之四大狠招
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在道德和诚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二十多年来江泽民搞的中共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却是一个败坏道德和诚信的过程。江泽民确实走出了一个“江氏道德败坏模式”:
(1)以经济腐蚀道德;
(2)再次以无神论打击信仰破坏道德;
(3)用经济发展掩盖人权侵犯,加速败坏道德;
(4)更甚的是,透过全球化的经济利益,以所谓的共产党的败坏道德观对抗普世价值,把道德败坏逐渐扩散到全世界。
人是善恶同在的。一个人的善和恶什么时候表现,表现的程度如何,除自身因素外,跟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江泽民没有做正事的本事,但是他的权力欲和妒嫉心却给道德败坏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保障,动员整个国家机器系统化地参与道德败坏,把人们心中善的一面给以压制,恶的一面给以放纵和勾引,如同把魔鬼从瓶子里放了出来。
第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江泽民利用经济腐蚀道德
江泽民和中共为了掌控政治上的禁忌,转移人们对自由、信仰的注意力,有意地把整个社会拖入到一种狂热的挣钱运动之中。“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成为了社会常态,挣钱变成了人们的“信仰”。贪污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有毒食品泛滥,繁荣“娼”盛,一切向钱看的指导思想与中国社会道德的加速下滑直接相关。
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是江泽民上台之后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之一。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大大地激发了官员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给中国社会引来了无穷的后患。江泽民时代片面强调经济,政治改革停滞并倒退。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受监督,然后,让这样的官员来搞“官僚资本主义”和“专制市场经济”,后果一定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精神南辕北辙。
中共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党政又是两套班子,加上官员长期超编,人员非常多。江泽民为巩固权力下的一步棋就是放手腐败,让官员腐败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中国社会的腐败是从上到下的,大官大贪,无官不贪,下级为了寻求保护伞,又打点疏通上级,形成了腐败生物链。江泽民上台以后出现的“集体腐败”,一端一大窝,让反腐败的人都惊愕不已。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说,“集体腐败的特征是从上到下、从领导干部到下面的办事员,人人都有份,数量很大。”【17】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2013年6月7日 星期五

胥志义:人权高于主义

 胥志义:人权高于主义

  最近,有理论家提出,宪政与社会主义不兼容,因为宪政建立的基础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我倒是赞成这个观点,但结论却是相反,不是取消宪政来适应主义,而是抛弃主义以适应宪政。因为宪政的基本要义是保护人权,人权高于主义。

    一,社会主义可以侵害人权吗?

    中国左派与西方左派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左派多以代表底层民众利益自居,但西方左派帮助穷人,中国左派则打击富人;西方左派也主张富人多缴税以救济穷人,却不反对富人致富,中国左派则反对富人致富,认为这是穷人穷的原因;西方左派也要借助政府政策帮助穷人(如福利政策),中国左派则鼓吹国家对富人实行专政;西方左派与右派之争只是政策之争,中国左派与右派之争则是体制之争。

    为什么北欧的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有些通过民主的方法也获得执政地位,却没有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们遇到一个最大的障碍,那就是人权。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剥夺私有产权,这涉及个人财产权。国家能够通过国家暴力去剥夺私有财产吗?即使对存量资产实行了剥夺,新的私有的生产资料财产又会出现,因为资本可以形成机器化集约化生产,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财富。除非你不准个人通过自已的劳动,技术,包括运用资本去追求更加富裕,但这剥夺了个人天生的追求更加富裕的权利,这种权利也能剥夺?生产资料公有,实际上不可能公有,只能是国家所有,由此必然带来行政化的集体生产组织和计划管理模式,国家成了生产指挥的主体,在国家的指挥与控制下,人民则失去职业选择自由,迁徙自由,用何种方式来谋求自已发展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剥夺人的大部分权利特别是经济权利才能实现。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人权和极权国家的出现。所以,在人权面前,北欧的社会主义者止步了,人权高于主义,他们慢慢由社会主义者转变为西方的左派。

    人有自已去讨生活求富裕的权利,这是天然的,你可以说在政府领导下可以更快富裕(能不能更快富裕另论),但你能用不允许做这个做那个,强制人民接受政府领导,来剥夺个人发展的权利吗?机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可带来高效率,个人用自已合法的收入购买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财富,使自已更富裕,也是人的经济发展权利,所以允许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不被剥夺,正是这一权利得以实现的保证。你能用这会带来剥削(是否剥削以及怎样消除这种剥削另论)的借口,去侵害人追求更加富裕的权利吗?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常会产生差异,人的流动和资本流动,可以使人包括资本所有者能够趋利避害,减少利益损失或追求更大利益,你可以用计划或审批或户籍来阻碍这种流动,侵害人的迁徙权择业权投资权等经济行为自由权利吗?自由思想与行为有利于创新的出现,但我们给予人民自由只是为了创新,而不是实现人的尊严和权利,是人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吗?等等。

    所以,私有经济是在人的权利特别是经济权利没有剥夺的条件下,自然而然形成的。无政府强制,则无普遍的公有制。要消灭私有制,必侵害人权。消灭了私有制之后,要防止私有制的重新出现,必限制人权。私有制是社会的自然形态。资本主义首先不是什么理论主张或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不是两种主义的对抗,而是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然的对抗。因为私有制是天然的。资本主义也不是泊来品,中国社会几千年就是私有制,倒是社会主义确属泊来品。私有制可能确实存在某些弊端,如何解决这些弊端,西方的左派右派争论激烈。比如福利国家之争,比如凯恩斯主义之争。但西方国家都小心的避免侵害人权,人权是他们的底线。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虽然强调国家干预,但手段只限于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主张侵害人权的微观经济活动干预。美国自由主义虽然反对福利国家,却在人道主义面前却步,因为实行人道主义就是保护人权。美国的“资本主义”与北欧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趋向一致,北欧的“社会主义”掘弃公有制,美国的社会福利则实际上是在向北欧靠拢。在保护人权和增进人权的道路上,西方国家的左右差异在缩小。

    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苏格拉底被“多数民主”处死,是人类历史上以意识形态或“主义”侵害人权的典型恶例。人类以此为鉴,从而确立了人权高于主义的原则。共产主义是不是最“美好”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不是宇宙的“终极真理”?这个并不重要,但你能用剌刀和鞭子强迫人民“共产”和“公有”吗?为了把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论证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所谓社会发展规律成立的前提是社会的自然性,即个人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下的社会发展,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也只有人的自由和权利得以保障,才能验证某种社会发展规律是否正确。当马克思的理论中增加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就失去成为真理的前提。因为专政意味着侵害人权,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自然性被破坏。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而是权力和暴力“制造”出来的,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当社会主义以一种体制出现,并通过权力和暴力强制推行时,社会主义体制性的侵害人权。

    二,改革是还权于民还是加快经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最大功绩,是从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开始,把人民从国家极权的阴影中解放出来。首先是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但使那些行驶个人权利而受到政府打击的人得以恢复做人的权利,还在于人权理念初步得到国家的承认。国家不能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去侵害人权。允许个私经济存在与农村承包制,虽然当时的目的是加快经济发展,但实际上是国家在经济困境下,减少对人经济发展权利的管制和侵害。人的经济发展权利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实现。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城也放松管制,思想的一定自由表征个人文化权利的实现。把本该属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还了一部分给人民(不彻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的显著特点。84年,北京大学生打出标语“小平您好”,反映人民从极权阴影中解放出来的真实心情。表述着人民对权利的内心潜在渴求。

    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改革的主导思想并不是还权于民,并用法制来保障人权,而是加快经济发展。当时虽有“放权让利”的实际行为,却只是为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并不把实行农村承包制看作是还权于农民,是把农民从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由集体经济制度下的奴隶转变为相对自由的公民,是农民生产自主权,经济行为自由权,自已的劳动成果直接归自已所有的收益权等经济权利的实现。而是把这当作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种手段。所以,当农村承包制带来农业生产取得发展时,农村改革止步,还权于农民并不彻底,土地产权并未给农民,户藉制度仍限制农民迁徙权等。还权不彻底,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邓小平的“不讨论姓社姓资”,本可达到使中国由意识形态国家转变为世俗国家的目的,引导国家脱离主义的阴影,实现它的本来职能,即保护人权。但当时不讨论姓社姓资的原因,只是为了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加快经济发展,并不是还权于民,赋权于民,保权于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传统“主义”的同时,无形中又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口号下确立了一种新的主义——“国家主义”,或者叫“唯经济主义”,或者叫“新权威主义”。它的特点是在经济发展的口号下,运用国家权力来达到经济发展目的。权力与权利具有此消彼长的并系,为了经济发展扩充政府权力,必定带来对人权的侵害。所以,中国并未摆脱主义的控制,仍在侵害人权的主义下运行。这是中国目前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

    “发展压倒一切”,可以压倒人权吗?可以压倒正义吗?可以压倒以人的自由权利为表征的社会文明进步吗?加快经济发展当然很重要,但人权比之经济发展更重要。经济发展只是给人富裕,富裕却只是人幸福的一种体现,人的幸福不只是富裕,还表现为更多的行为与思想的自由,当某种加快经济发展的理论或主义需要侵害人的权利特别是自由权利时,那怕这种主义确实可以加快经济发展,这种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发展破坏了人幸福的完整性。不要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找到既侵害人权却又取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例,社会主义也没象它所宣称的那样,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质量的发展,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即便我们从理论上找到了这样的主义,如果实施这种主义需侵害人权,发展的意义也就全部失去。中国的大跃进不要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只是瞎折腾,即便取得成果,依靠强迫人砸锅卖铁来取得钢铁产量,依靠强迫农民吃食堂来提高生产效率,对人民来说是灾难。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中国的城市化如果一定要依靠强拆,依靠死人,依靠国家暴力来实现,这种城市化最光鲜,道路最宽广整洁,高楼大厦最鳞次栉比,不要也罢。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说比之社会主义都更有质量,但发达国家的吸引力不是它的高效率和富裕程度,而是人的自由和权利获得全面保障,因而人的幸福得到完整体现。

    中国极左派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如果回到毛时代,中国将再一次出现意识形态中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这些人将被载上帽子,接受批斗,甚至被关被杀。中国将再一次进入以宗教式意识形态为执政基础的国家,背叛意识形态将被视为敌人,虽然国家或可采取争取大多数,孤立一小撮的政策,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进入阶级敌人的行列,中国将再一次出现大规模的人权灾难;中国生产将再一次走向集体化行政化,农民是去打工,还是继续务农,要由组织安排,而非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农民生产的劳动成果不再归个人所有,而是要先交给国家或集体,然后由权力进行分配;个私经济将不允许存在,你想去开个饭店多挣点钱以改善生活,或生活更富裕,不被允许。你的富裕或贫穷不是由你的劳动,技能,或资本运用的技巧决定,而只能由官员决定;私有财产将再一次不被保障,中国那些以权谋私的“权贵”的资产可能被剥夺,但那些依靠个人劳动,技术,经营积聚起资产的“资本家”的资产也可能被剥夺;剥夺“权贵”的资产可能受到欢呼,剥夺合法致富人的财产则可能使中国再次进入“黑暗”。我们可以要“平均”不要“人权”吗?

    “中国特色派”主张不进不退。“现在是中国历史上发展得最好的时期”,是不是“发展最好”姑且不说,但人权不张却是目前中国的现实,君不见强制拆迁?君不见几千万的上访大军?君不见“以言获罪”和“跨省抓捕”?君不见“菜刀实名制”甚至“口罩实名制”?君不见国企垄断带来消费者选择自由的丢失?君不见环境污染对人身体的侵害?君不见还有多少人无钱治病,多少人年老无收入生活凄惨,多少孩子读书困难,多少留守儿童失去家庭温暧?什么是国家的“最好”?什么是人民幸福?是GDP?是汽车?是高楼大厦?发展最好就是好吗?没有人权进步的国家必是落后的国家,没有人权保障的人民必是没有安全没有幸福的人民。带血的GDP不是成绩,而是罪恶。我们还能要这样的发展吗?“特色派”的要害是只要发展,不要人权,为张扬的权力寻找合法性的理由,但一个没有基本人权的国家绝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更不是一个幸福的国家。那怕它的GDP世界第一,甚至宇宙第一。

    中国右派只有8%?这是学者的统计数据,这个数据很可疑。如果你把是否同意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全盘西化等等作为问题选项,人们或迫于政治压力,或囿于传统观念,自承为右派的或许不多,但如果你把人权作为选项,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人权。比如个人合法的财产包括生产资料财产可以被剥夺吗?多数人一定选择不能;比如你愿意你的职业是要由组织安排还是个人选择?多数人一定主张自由。比如你赞成每一个人都有批评权势人物的权利吗?即便是权势人物,表面上也会表示赞同;比如你认为可以用强拆来推进城市化吗?多数人一定谴责暴力。而人权保障在西方是左右两派的共识。这个并无争论。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只是为了实现和保障人权的方法,方法或许有争议,人权保障却是根本目的。中国的左右之争并不是方法之争,而是要不要人权之争。从人权角度看,中国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右派。因为人权,自由,平等,人道等,并不是一种主义,或西方意识形态,而是人性的一种自然渴求。

    中国当然要发展经济,但中国更要人权。而且在我看来,人权和自由获得保障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具有内生动力和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另文讨论)。但我主张保障人权和自由,并不只是为了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而是因为人权和自由的进步,便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体现。当中国的改革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还权于民和保障公民权利为中心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歧途。

    三,“抽象正义”是如何压倒“具体正义”的?

    发展为什么会成为硬道理?因为没有人能够说不要发展,发展具有不容质疑的"正义性"。但发展又是抽象的,谁是发展主体,发展的方法如何,发展成什么样,发展的好处归谁等等是不明确,并可随意解释的。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只是抽象的硬道理。社会主义为何不可反对?因为按照传统说法,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美好”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你能去反对“美好”吗?但社会主义同样是抽象的,不要说什么是剥削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所谓的“美好”更是一种想象。所以,即便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合乎正义,那也是抽象正义。

    人权却是具体正义。身体不容侵犯,思想要有自由,财产不被无端剥夺,生命必须受到尊重,是现实的具体的正义。人权得到保障,正是具体正义得以实现的标志。国家用暴力去剥夺合理私有财产,对被剥夺者显然是具体的非正义行为,是对他的犯罪。但国家却可以在抽象正义的解释下,把非正义行为说成是正义行为。比如这是为了实现“美好”的社会主义。抽象的,想象中的,未来的“美好”,则成了犯罪的依据。问题是,为了抽象的,想象中的,未来的“美好”,可以进行现实的,具体的犯罪吗?如果未来的“美好”需现在的“不美好”才能实现,这种“美好”值得追求吗?

    以抽象正义侵害具体正义,在中国比比皆是。不要说社会主义体制性的侵害人权,即便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中,侵害人权,轻视法律,无不是在某种“抽象道理”下进行。打人是不可以的,但打卖国贼是可以的,因为爱国合乎正义,而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并没有具体标准;批斗人是不可以的,但批地主资本家,阶级敌人是可以的,不批他们劳动人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荐罪”,而所谓“吃二遍苦受二荐罪”是想象出来,或者是未来的,受批斗人的人身被侵害却是现实的;言论是应该有自由的,但影响“稳定”的言论是要封杀的,而什么是“稳定”,只是官员的随意解释,人民失去言论自由却是生活中的真实,抽象的“稳定”,成了具体侵害人权的依据;杀人是不可以的,但对那些对抗政府的人,比如对抗政府征地的人是可以的,否则政府如何发展经济,为全国人民谋幸福?不是“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吗?为了想象中的“新中国”,抽象的“国家利益”或“人民利益”,抽象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生命高于一切”的具体正义都可抛弃;————

    中国政治一个不言而明的规则是具体正义服从抽象正义,或者说人权服从主义。中国政治过程是一个提出抽象正义,解释抽象正义,运用抽象正义的过程。宪政与法治则是保障人权维护具体正义的,与中国政治格格不入。抽象的理论研究并非不可,也很有必要,理论家政治家研究社会的弊端,并提出改进主张,使社会变得更美好,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当实施这种主张会侵害人权,损害具体的正义时,提出主张的动机就很可疑。抽象正义的抽象性,可塑性,虚幻性,给了权力扩张以无限的空间。当某种“道理”愈“不容质疑”时,主张的推行愈坚决,对人权的侵害可能愈厉害,当某种“道理”愈抽象时,推行主张过程中的权力运用愈随意,愈没有边界和确定性。谁来提出抽象正义,解释抽象正义,推行抽象正义,在中国无疑是领导。提出抽象正义,是领导为行使权力寻找依据或理由。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其实那些高喊共产主义口号的人也不知道,但口号一定要喊,否则人民凭什么要你来当领导,要服从你,听从你?对抽象正义进行不同的解释,更是领导随意行使权力的方法。中国官员无不明白这其中的奥秘。以抽象正义包装自已,去扩展权力,压榨民众,打击异已,个个运用得炉火纯青。结果是,人权不彰,体现具体正义的法律被丢弃,而抽象正义的宣传,比如“正路”“邪路”的宣传。在中国正开展得如火如茶。

    抽象正义对中国最大的伤害,是用“社会主义”这一抽象的正义侵害人权。多少人因为有“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行为”。或“民主思想”,而被斗,被抓,被打,被杀。在社会主义或发展的旗号下,中国成了一个普遍侵害人权的国家。政府在侵害人权,民众也相互侵害。更紧要的是,却没有人认为这是在犯罪。官员不认为是犯罪,民众也不认为是犯罪。还以为是在追求正义哩。有人说中国没有了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具体正义,或者说人性的常识。我曾看到一篇分析中国问题的文章,认为当局在进行“去正义化”的教育,这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我深以为然。去正义化教育的结果是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没有是非对错。但现实是,中国天天在进行正义化的教育,不过却是抽象正义的教育。比如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比如爱国主义的教育,没有人认为公民可以没有权利,但抽象正义却告诉我们,为了更高的“正义”,公民是要为“国家崛起”,“民族复兴”作出牺牲的,如果政府侵害了你的权利,那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于是,具体正义被模糊化。显然,这位中国问题专家所说的“去正义化”,是指“去具体正义化”。如何“去具体正义化”?就得用抽象正义去否定具体正义,抽象正义的虚幻性,随意性,欺骗性,足以担当“去正义化”的任务。结果是中国的“正义化”教育越多,中国越没有正义。

    胡适先生有名言: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其实并不精准。少谈主义,多为人权鼓与呼,正是社会进步的本质要求,还可揭露伪主义的真面目。

转自作者博客

周维林因聚餐纪念六四被警方非法传唤经过(图)


(维权网信息员周维林报道)安徽省合肥市维权人士、维权网信息员周维林,因参与聚餐纪念六四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城东派出所以“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非法传唤,在城东派出所,周维林对警方的非法传唤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做笔录,警方曾试图拘留周维林,但在周维林提出异议,并表示会在恢复人身自由后,一个星期至少到派出所举牌抗议后作罢,警方在对周维林警告一番后让周维林回家。周维林被非法传唤长达七小时之久。

周维林于201366日下午16许正在家中上网,正与QQ好友聊天,忽听楼下有嘈杂声,站起来往楼下一看,见有一群警察和便衣在楼下,当即判断这帮警察要上门,当即就拨打异议人士沈良庆电话告知情况。周维林拨打电话时还到南边阳台察看,见一名在六四期间跟踪盯梢的年轻的便衣正到南面观察,见周维林在南阳台当即用手机通知其他人。随即警察进门,有近十人,有穿制服的警察五人和便衣、社居委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员。警察当即赶到电脑前进行所谓的取证,周维林质疑便衣是什么人?凭什么进入公民住宅?有警察竟然声称“街道办事处是一级政府,有权进入你家。”对此毫无法治观念的言论,周维林只能无语。周维林父母及妹妹、妹婿此时正在家中,他们对警察的行为要求他们文明一些,不要这样大动干戈,骚扰家人。在混乱中周维林身患肺大泡、支气管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母亲的脚还被对方人员踩了。

在签了《传唤证》和《证据保全清单》后,周维林被警察带走,而混乱中,《传唤证》失踪,周维林母亲认为可能被对方人员盗走。

在五名制服警察的押送下,周维林来到辖区城东派出所,进入讯问室即被004780警察拷在铁椅子上。然后由004780004910(清单上署名的邵川、苑红坤应当是他们的姓名)对周维林做笔录,YX8100警察陪同。周维林对警方的传唤表示抗议拒绝做笔录。

晚上近19时,警察给周维林送饭时,为了让周维林能够吃饭(周维林左手臂因工伤截肢) ,这才打开周维林右手的手铐。

吃晚饭后,周维林仍然拒绝做笔录,并非常警惕两位警察的诱供、欺骗,只是愿意与他们讨论中国的所谓荒诞的特色。周维林尤其指出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养活了政府,可这政府的警察竟然用工人制造的手铐来铐住一位工人维权者的手,这是非常地荒诞的中国特色。

2130分,两位警察在离开约20分钟后,返回对周维林称拘留,询问意见,周维林当即表示异议,并称如果拘留会在恢复自由后每个星期至少一次到派出所抗议;周维林对警察抓人的威胁回复道:就让他们抓,因为他们自称是暴力机器。

在说话中,周维林为了表明非常愤慨的态度用右手握拳状轻轻敲击了铁椅子,于是这三名警察大怒上来要再拷周维林,周维林立即就用右手抱住左手臂反抗,经历了约一分多钟的反抗,周维林再次被铐住右手,而004780警察为泄愤将周维林的右手反铐在讯问的铁椅子的左后的铁架子上。
从晚上2130分大约拷到23时,周维林的右手被拷,血液流通不畅,手部麻木时才被解除手铐。

然后警察对周维林发出三点威胁:一、琥珀山庄小学的抗争事件没有了结;二、此次事件没有了结,电脑要送检,如查出是此台电脑发出的文章会拘留周维林;三、周维林要随传随到。

晚上2330分,周维林走出派出所。回到家后从母亲口中获悉《传唤证》经反复找没找到后,感叹警方何以如此恐惧!

周维林认为此次合肥警方的所谓传唤的原因是在六四期间,周维林不惧他们的上岗盯梢继续做人权报道,甚至摆脱跟踪与朋友们聚餐纪念六四,并将活动客观详实地报道出来。




2013年6月3日 星期一

美國務院平反「六四」聲明 中指責美國干涉內政 中共拒反省六四


2013-06-02 05:13:01 分享到:    


針對美國國務院敦促平反「六四」事件的聲明,中共當局聲稱,關於「六四」早已有定論,並要美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評論指出,這是當局堅持走專制統治和鎮壓民眾道路的宣言。
「六四」事件24周年前夕,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呼籲中共停止對「六四」參與者的迫害,尊重普世人權。6月1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洪磊通過新華社作出回應說,美國應該「立即改正錯誤,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以免破壞中美關係」。
對此,時政評論家曹長青認為,89年北京「六四」屠城事件的關鍵問題在於人命關天,高於一切。
【錄音】可以看出中美兩國根本的不同,一邊強調人權的價值、生命的價值,一邊完全是草菅人命的。24年前的那場屠殺,那是專制政權動用坦克、機槍對平民的一場屠殺,死掉了多少孩子、學生、平民?!中(共)國政府從來拿不出道理來,只能說你干涉我們內政,你這個男人打老婆殺孩子,外人不可以說嗎?你為什麼不敢回答說我殺的對?今天全世界有人權觀念的人,哪裡都不允許的。
曾親歷「六四」事件的中國民主大學校長唐柏橋說,整整24年了,「六四」問題都沒有解決,死難者還背負著動亂份子的污名,大批愛國學生流亡海外,可說是全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恥辱。他並表示,對於與民為敵、侵犯人權的政權,國際社會完全有道義與權利來制裁它。
【錄音】人權是普世的,是不存在內政之說的。像利比亞大屠殺抗議民眾,包括敘利亞的問題,包括朝鮮問題,聯合國它的存在就是維持這個社會的文明秩序,現在我們還知道有一個海牙國際法庭,如果說有一些國家的人,侵犯人權或者侵犯到這個反人類罪,那還要把他引渡到海牙國際法庭呢。
洪磊發言人還辯稱,中共當局就「六四」事件早已有「明確的結論」,希望美國摒棄政治偏見,正確看待中國的發展。
曹長青指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了,不代表當權者就可以屠殺人民。希特勒當年也創造了經濟奇蹟,但是他屠殺猶太人的罪行直到現在還在被追究。
目前流亡美國的方政,在六四大屠殺中被坦克輾斷雙腳,之後因拒絕否認「六四」真相而連遭打壓。他對本台表示,中共的表態就是其堅持走專制統治和鎮壓民眾道路的宣言,這樣的暴政,不能再繼續。
【錄音】中共本質就是在這個罪行上繼續,沒有絲毫的悔改的表現,現在也依然是對整個民眾採用這種高壓、鎮壓的手段,將他們投入監獄進行酷刑,跟當年的六四鎮壓一樣,只不過把一個大的天安門事件變成小的、無數個、全國遍地的事件。他秉持的就是一點:共產黨的統治是首要的,他們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統治集團的利益是首要的,所以他這個政權本質沒有改變。這也是喚醒民眾不要再對他們抱有什麼幻想了,切實的拿出實際行動來改變這個政權,來結束他罪惡的統治。
今年「六四」臨近,維穩氣氛風聲鶴唳。包括律師、記者在內的多名維權人士都被旅遊或者失蹤。在六四鎮壓中,被中共戒嚴部隊槍擊致左腿高位截肢的齊志勇、曾被關進天津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的「六四」平反委員會代理主席張長虹等維權人士,都暫時無法取得聯繫。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記者 宋月採訪報道
(圖:89年北京「六四」屠城現場,中共軍隊於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

六四臨近 大陸民主人士全數失自由


2013-06-02 05:56:56 分享到:    


隨著六四的臨近,大陸各地維權人士、民主人士、異議人士都不同程度的失去人身自由,被非法軟禁、非法監控、「被喝茶」、「被旅遊」等。
廣州民主人士余剛近日被當地國保非法軟禁在家中,無論任何原因都不許出門。余剛透露,國保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其去香港參加六四遊行活動。
【錄音】「沒有自由,門口有七個警察,樓下還有警察。他們不讓我出門,吃飯都不讓我出去。他就是防止六四我搞活動,他說一直要到六四結束。這種狀態已經持續半個禮拜了。去年六四時也是像這樣把我監禁了。」
連日來,余剛都遭到國保及其買通的陌生人的恐嚇和威脅。余剛說:
【錄音】「而且在前幾天我遇到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應該都是跟國保有關。在23號時就有陌生人來襲擊我,來打我;28號時我家的網線被剪斷了;29號時我家門鎖又被破壞掉了;這些應該都是國保叫人來搞的,然後30號又把我拉到派出所關了一個下午。他說如果你要出門,他們就會把我帶到派出所去拘留;如果我要是找人來聲援,來多少人他們就抓多少人。」
5月31號傍晚,廣西南寧市民主維權人士張維、端啟憲等人被南寧市國保和南寧仙葫區派出所警察非法傳喚。端啟憲說,今年維權人士們所遭受的打壓似乎比往年更嚴重。
【錄音】「沒有什麼活動,我們主要是每一年都要絕食,六四那天要絕食,可能(已經堅持)有個十年、八年吧。(今年)就給個口頭警告,本來是要訓誡的,後來我們要他拿出訓誡書,他拿不出來,就改口,改為口頭警告。今年應該說比較緊張吧,很多空間都被壓縮的很小了。」
5月31號下午,浙江杭州民主黨人鄒巍也被國保騷擾,並被告知6月3號(星期一)會「被旅遊」。鄒巍表示,中共當局不惜血本的打壓民眾,恰恰反映出當局對六四事件的心虛和恐懼。而維權人士們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中國能真正的進步,並早日實現民主。
【錄音】「當局現在可能就已經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因為當局是充滿恐慌和不自信的。我想六四畢竟是民主的一個傷口,儘管它已經過去了二十四年。當年六四學生是希望國家進步、反對官倒、反對腐敗,希望國家能夠走上世界潮流,使現代文明國家所擁有的民主、憲政、自由這一套能在中國實行。實際上他是一個很光明的訴求,但是最後被壓制了。當局是始作俑者,所以每次這個時候都特別敏感,也特別脆弱,二十四年來應該都是這樣吧。我們希望中國民主能早點來,這是我們真正的願望。」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記者傅明、 茹真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