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0日 星期五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Amnesty International Hong Kong,简称AIHK)于1982年正式成立,是国际特赦组织全球运动150多个国家或地区组织的分会之一。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是一个关注人权民间组织,其工作建基于研究和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准,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理念、经济利益或宗教信仰,不接受政府或其他政治组织的捐款,经费来自世界各地会员和公众的捐款。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位于九龙渡船街富利来商业大厦。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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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

  • 主席:
    • 陈江秀
  • 副主席:
    • Dominique Healey
  • 司库:
    • Hugh Whitby
  • 秘书
    • 郑雅诗
  • 委员:
    • 莫羡娴
    • 庄耀洸
    • Kelley Loper
    • Nicholas James Lemmon
    • Michael John Vidler
    • 廖佩珊
  • 总干事
    • 祈美宝(Milabel Christobal Amar)

资料来源: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2007年年报(PDF格式)

工作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现正进行以下工作:

  • “停止暴力对待妇女运动”支援家庭暴力与性暴力的受害人。
    • “慰安妇国际行动”:要求日本政府向二战慰安妇道歉及赔偿[1]
  • “管制军备运动”通过推动各国签署《国际军备贸易条约》,打击不受管制的军备贸易与军备的激增。
  • “死刑组”推动全球废除死刑
  • “东南亚组”监察该区的人权状况和对相关侵权行为作出抗议。
  • “律师组”组织律师和法律学生提供法律援助。
  • “同志组”(包括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士)反对性倾向歧视,争取得到平等对待。
  • “难民组”推动难民在香港的权利和提高公众的认识。
    • 律师组和难民组安排放映《首尔列车》,一套记述北朝鲜难民处境的纪录片[2]
  • “人权教育”通过学校工作坊和人权教育讲座,让社会人士认识人权的价值。
  • “紧急行动网络”与“国际网络”联系,为人权受侵犯的个人提供国际声援。
  • “直接募捐计划”派出筹募大使到本地社区,征募新会员、筹款和向公众宣传。
人权新闻奖

一年一度的“人权新闻奖”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及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联合主办,为表扬新闻工作者就有关人权范畴的专业及杰出报道而设,参赛作品的内容必须为《世界人权宣言》内保障之各项权利,与香港亚洲地区有关,并曾在以香港及澳门读者为主的刊物或电子传媒刊登或播出,在亚洲地区设有分局的新闻机构及该等机构驻区内的特派员亦可参选,包括海外媒体的记者或摄影记者。

第十三届“2008年度人权新闻奖”得奖作品包括荣获报章新闻英文作品大奖的南华早报《缅甸—猜疑夺去性命》(Myanmar: Where paranoia costs lives)及《缅甸—生还者的挣扎》(Myanmar: The survivors' struggle )、电视英文作品优异奖无线电视《明珠档案:贫穷问题》(The Pearl Report: The problem with poverty)、报章新闻中文作品大奖苹果日报《学者联署〈08宪章〉吁中共宪改遭打压 刘晓波被拘 公安抄家》、报章特写中文作品大奖苹果日报《天水围伦常惨剧一周年系列》、漫画中文作品大奖苹果日报尊子《等你一票》、电台节目中文作品大奖商业电台李慧玲《声音黄丝带》、电视节目中文作品大奖无线电视《变革三十年:不走回头路》等[3]

国际不再恐同日

国际同性恋组织“ILGA”于2005年首次发起“国际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 Transphobia),希望世人关注对同性恋的恐惧,因性倾向及性别认同,而产生一切加在肉体上及精神上的暴力及不公平对待。“国际不再恐同日(香港区)”,简称IDAHO (HK),由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与“还我本色”(联席)、“香港女同盟会”、“午夜蓝”、“香港十分一会”、“香港性学会”、“香港同志特区”及“香港彩虹”联合筹办。2009年5月17日举行第5届香港区游行集会,促请香港政府立即为性倾向及性别认同歧视立法及打倒歧视怪兽、反对白色恐怖、还我同志平权[4]

参考资料

  1. ^ 国际特赦组织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及赔偿
  2. ^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呈献:《首尔列车》
  3. ^ 第13届人权新闻奖得奖名单.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 2009-03-23 [2009-08-20] (繁体中文).
  4. ^ 第5届国际不再恐同日(香港区游行集会). idahohk.org [2009-08-20] (繁体中文).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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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

 

特赦,指以行政权免除罪犯全部或部分的服刑。学者认为特赦权的开始始于19世纪的英国君主,在司法独立以及国会扩权的时代,是少数专属于君主的特权之一。[1]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同的人或组织有下达特赦令的权利,比如国家元首或者议会。在不同国家里对特赦令的定义和理解也各不相同。

比如有些国家中(如德国),对个人和对一群人的特赦令有不同的称呼和定义。在有些国家里,特赦令虽然免除被特赦的人的服刑期或服刑的重度,但它并不表示该人已经无罪了。在另一些国家中,特赦令也免除被特赦者的罪行。颁布特赦令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

  • 对过去当权者或其助手的特赦令,过去的政府及其政治在一种新的体系下被看做是非法的,但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团结,对过去政府及其雇员的罪行实行特赦。柬埔寨(对红色高棉)、南非智利等国家在近代对其过去的当权者进行过特赦。
  • 为了使得一个地区或国家获得和平而对所有非法武装组织成员或恐怖组织成员施加的特赦令。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施行过这样的特赦令。
  • 由于一定的庆祝活动而对部分(一般罪行比较轻的)罪犯施行的特赦令,这样的庆祝活动比如国王的生日、皇家婚礼、周年的国庆日等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时就曾对清朝废帝溥仪及部分国民革命军被俘将领施行特赦。
  • 由于法律的更改过去被按法律判刑的人可能按新的法律成为无罪的人。在有些国家里这些人可以被特赦,在其它国家里也可能有其它的机构可以保证他们不必继续服刑。

[编辑] 参考资料

  1. ^ 比较宪法,曾繁康

[编辑] 另见

特赦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大赦

 

大赦赦免的一种,它是指国家元首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某一范围内的罪犯一律予以赦免的制度。大赦的效力很大,它不仅免除刑罚的执行,而且使犯罪也归于消灭。经过大赦之人,其刑事责任完全归于消灭。尚未追诉的,不再追诉;已经追诉的,撤销追诉;已受罪、刑宣告的,宣告归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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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的大赦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皇帝以施为名,常赦免犯人。如在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等情况下,常颁布赦令。

近代各国

近代各国的大赦,则与中国古代的不同,不是出于恩典,而是国家的刑事政策。大赦的适用范围最广,凡在某一时期内犯一定之罪的,都可适用,而不以特定的人为限。大赦的赦免效力也最大,它不仅免除刑的执行,而且使罪、刑从根本上消灭,凡受大赦赦免的,不存在前科。由于大赦是国家的一项重大行动,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命令方式宣告,而不由司法机关决定。

中华民国
  • 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条
    总统依法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
  • 中华民国宪法第六十三条
    立法院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于其宪法中规定了大赦和特赦,并将大赦决定权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赦的决定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大赦令和特赦令由国家主席发布。1975年1978年所修改和现行的中国宪法则都只有特赦的规定,这表明中国已经取消了大赦制度。根据中国现行宪法第67条和第80条的规定,特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大赦与特赦的区别

  • 大赦令中要指明所赦免之罪的种类和范围,凡属于受赦免之罪的罪犯都要赦免,不用指明被赦的具体人,特赦令则要指明被赦人名单
  • 大赦可使犯罪人的罪行在法律上归于消灭,特赦只能消灭其刑,不能消灭其罪。
  • 大赦可以免除刑罚的执行,也可以免除刑事追诉;特赦只可免除刑罚的执行,不可免除刑事追诉。

大赦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新聞稿:人權閃亮亮 - Shine a Light on Human Rights

 

新聞稿:「人權閃亮亮 - Shine a Light on Human Rights」

(Peter Ben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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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閃亮亮 : AI台灣分會大推人權平易近人的人權倡議!

「國際特赦組織」的蠟燭標誌,就是創始人本奈生(Peter Benenson)第一次在街頭倡議人權活動時使用的象徵物,點著蠟燭的本奈生照片,五十年來不斷感動著更多人加入「國際特赦組織」,成為世界人權守護動力。

在國際特赦組織的五十週年的人權日裡,台灣分會特別舉辦了南北兩場「人權閃亮亮 - Shine a Light on Human Rights」的寫信聲援人權活動,詳細時間及地點如下。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近年來著重以平易近人的宣導方式跟大眾互動,希望一般民眾藉由本土文化,藝術,音樂而瞭解人權。

今年初時在各地發放「平安」春聯,製做「平安」悠游卡貼紙,讓民眾瞭解無辜的良心犯都想要「平安回家」。六月時於台北師大路小公園舉辦翁山蘇姬生日演唱會,邀請各知名樂團為聲援翁山蘇姬獲釋而慶祝,匯集近500 名現場觀眾。經營臉書,推特,號召人權支持者網路連署行動。近半年來更藉由各地人文咖啡館舉辦AI五十週年海報展,深受大眾喜愛。而12月10日,這個全世界都在關心人權的日子裡,我們一樣選擇了大眾化的場地以及容易上手的寫信活動,提供給民眾最具意義的人權日!

民眾到現場參加活動者,都可以得到一份精美的AI 50 週年海報喔!(現場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台北場 活動資訊
AI Taiwan 將會在台北的永康公園舉行一個街頭面對面介紹人權聲援案例(F2F) 的活動,除了向大家介紹 AI 與 AI
關心的議題,並邀請民眾參加「人權閃亮亮 - - Shine a Light on Human
Rights」以實際寫信行動參與AI的救援工作外,
還有精彩遊戲等你來闖關!
地點:永康公園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8號時間:12/10 (週六)14:00 -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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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場 活動資訊

地點:台南MASA LOFT 電話:06-2759318
地址:台南市大學路西段53號3樓(成大光復校區門口對面)
時間:12/10 (週六)19:00
內容:
1. AI 台南MASA LOFT 小組:每月寫信救援超有力大介紹!
2. AI 五十週年經典海報賞析,全球AI 各分會得獎廣告片分享會
3. 還有很多精彩節目,來了就知道!
4. 當天參加者可獲限量AI MASA LOFT 小組徽章一枚+貼紙一張喔!
5. 免費入場 (飲料自費)!
6. 敬請盡量先報名,方便我們準備紀念品數量,感恩!報名網頁:http://goo.gl/efkX2
7. 歡迎當天一起跟我們的「人權閃亮亮」板板合照!

ailogo

「人權閃亮亮 - Shine a Light on Human Rights」

「國際特赦組織」的源起:

http://www.amnesty.tw/index.php?page_id=42

「國際特赦組織」的創始者本奈生(Peter Benenson)是一位英國律師,向來關切人權問題,並曾為不少政治案辯護。他看到當時的國際新聞,
每日所見無不有關因為政治觀點不同,而被當地政府逮
捕入獄受難的令人痛心的信息。時常思考,如何來營救這些人權受到侵害的陌生人。

1960 年的11 月,葡萄牙在當時的獨栽者Salazar
的統治下,有兩名學生在葡京里斯本,公然舉杯為自由而乾杯,為此他們被捕並判刑七年。這一則新聞觸發本奈生採取行動的動機,
他想,葡萄牙政府有沒有可能在
世界各方同時寫信的民間壓力下,釋放這兩名學生?他認為這是可行的,而且,可以對各國同時進行。

本奈生找來兩位可能同意他的行動的人- 貝克(Eric Baker)和布倫庫伯(Louis Blom-Cooper)
,三個人一起發起「1961 為特赦而請願」(Appeal for Amnesty
1961),行動的目標有限但也很清楚,是要為因為政治觀點有異於政府而入獄者:尋求公平審判的機會;
擴張受庇護的權利;幫助流亡的政治人士尋找工作;推
動保護言論自由的國際組織。

在倫敦的本奈生辦公室中,搜集並發佈他們認定為「良心犯」(
prisoners of
conscience)的消息,他們也向朋友推介這項活動,主要是律師、新聞界、政界和學術界人士,由此組成一個核心組織。
1961 年5 月28
日他們在當地報紙「觀察者」(The Observer)
全版登載新聞,呼籲大家為世界各國政治犯的釋放而行動,每一組的人都認領三位良心犯,分別來自共產集團、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各一人。

這一則新聞在當日的法國報紙(Le Monde)登出類似版本,隔日美國的The New York Herald 、德國的Die Welt
、瑞士的The Joural de Geneve 、丹麥的 Berlingske
Tidende、瑞典的Politiken、以及荷蘭、意大利、南非、比利時、愛爾蘭、印度,
甚至於在佛朗哥獨栽統治下的一家西班牙報社也冒著風險而登
載。

「觀察者」第一次登載出來八名被本奈生認定為「被遺忘的犯人」(
The Forgotten Prisoners),其中安哥拉的奈托醫師(Dr.
Agostino Neto)是一位詩人,也是該國僅有的五名非裔醫生之一,但是他對改善醫療的努力卻因為政治活動而不容於當局。
他在家人的面前被鞭打,未經審判即入獄。另
一位「被遺忘的犯人」是羅馬尼亞的哲學家諾怡卡(
Constantin Noica),被判25
年徒刑下獄的罪名是「陰謀違害國家安全」和「
散佈對當局敵意的宣傳」;一位西班牙的律師亞曼(Antonio
Amat),因為試圖組織反對派聯盟,未經審判而入獄三年;65 歲的美國牧師瓊斯(Ashton
Jones),他因為幫非裔民眾爭取人權而在德州和路易西安奈州,
有三次挨打和入獄;南非白人鄧肯(Patrick
Duncan)因為反對種族隔離而入獄;
希臘共產主義和工會運動者亞必迪克羅(Tony
Abiaticlos)因反對政府而入獄;還有匈牙利的樞機主教Mindszenty 和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總主教Josef Beran。

這些新聞發出後各地的反應很熱烈,信件和捐款湧入,隨之而到的還有數以千計的有關各國良心犯的訊息請求申援。
這些個案被分配到各地的關心人士所組成的小
組,讓他們「認領」特定的某一位良心犯,替他(她)的釋放寫請願信函之外,並設法與其家人聯繫、
在年節時寄一點禮物或為家人生活費募款。每一小組還要設法
寫信給獄中的良心犯,即使沒有回信也要繼續寫,期待有一封信可以達到良心犯的手中,讓他(她)
知道這個世界並沒有遺忘他(她),以之來鼓勵其堅決活下去的
勇氣。

關於國際特赦組織的寫信運動:
http://www.amnesty.tw/index.php?page_id=871

國際特赦組織是什麼?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是全球性的人權運動草根組織。我們根據謹慎的研究,以及國際社會所協議的國際規範,而從事行動。我們獨立於於任何政府、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利益或宗教信仰之外。

國際特赦組織動員志工從事行動,他們不求回報的奉獻時間和精力,為權利受侵害者工作。根據最近的統計,全球共有超過一百八十萬名的會員、支持者和捐獻者,遍佈在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我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持有各種不同的政治和宗教觀點,決心要團結在一起,為了一個每個人都能享有人權的世界而努力。

國際特赦組織做些什麼事?
國際特赦組織獨立而公正的行動,以促進《聯合國人權宣言》所揭櫫的人權能受到尊重。國際特赦組織相信人權是互相依存而無法分割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應該享有人權,而沒有任何一種人權的享有,是要以犧牲其他權利作為代價的。我們致力於終止,各種侵害人類身心健全、良知和言論自由以及免受歧視等權利的作為。

國際特赦組織行動的主要目標是:

釋放所有良心犯
確保所有政治犯能獲得公平與及時的審判
廢除死刑、刑求和其他殘酷、非人道或羞辱的待遇或懲罰
終止非法處決和「失蹤」
確保讓侵害人權者能依照符合國際規範的方式受到法律制裁,
以對抗免責
過去幾年,國際特赦組織的任務擴展到非政府的團體和個人(也就是非國家行為者)侵害人權的案件。我們對抗武裝政治團體(控制一定領域或從事反政府行動)所進行的人權侵害,像是綁架人質、刑求和非法殺害。我們對抗在武裝衝突時,交戰雙方對於平民與非戰鬥員的侵害。我們也對於和人權侵害案件有牽連,或無法採取有效行動的政府,採取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有效嗎?
我們的確有成果。我們知道這個成果,是因為我們試圖幫助的人告訴我們,我們製造的壓力的確產生影響。有時候政府被說服而改變法律和作為。有時候,我們的支持讓人產生「希望」。對於奮力求生的囚犯、努力平反追求司法正義的家屬,或者在危險孤立情況下工作的人權捍衛者來說,「希望」是極為珍貴的東西。

國際特赦組織如何進行工作?
每當國際特赦組織確認,權利受侵害者而需要有所行動時,就會發動會員行動。

我們調查出事實。我們派遣專家和受害人會談,並觀察審判進行,以及訪談當地人權工作者和官員。我們監看全世界各地數千個的媒體通路,並和可靠的消息來源保持聯繫。我們的調查是由專家群所進行的,並由不同領域的專家協助,像是國際法、媒體和科技等領域。我們發布詳細的報告。我們公佈給新聞媒體。我們運用傳單、海報、廣告、新聞通訊和網頁,宣傳我們關切的議題。

我們在全球各地的會員、支持者和工作人員,發動公眾向各國政府以及其他有影響力者施壓,以終止侵害人權的行為。我們的活動從公眾示威遊行到寫信,從人權教育到募款音樂會,從救援個人到對特定國家或議題發動全球行動,從接觸地方當局到遊說政府間國際組織,各式各樣都有。

國際特赦組織的全球網絡,為有危險的個人或社區發出千上萬的救援信。如果為了拯救性命而需要緊急行動,那麼全球各地的志工一接獲緊急通知,就會在數個小時內寄發信件、傳真、電子郵件。一旦發生大規模的人權危機,會員很快就會展開全球性的行動。有時候,我們的會員「認領」特定個人或議題,以尋求良心犯的釋放,或要求特定國家廢止死刑,若有必要,這樣的認領工作往往長達數年,

國際特赦組織贊助一些方案,以協助人們學習和捍衛人權。我們開發可以在校園使用的教材,籌辦教師訓練課程,並鼓勵針對政府人員和安全部門人員進行訓練方案。國際特赦組織要求政府批准並遵守國際人權條約,以強化國際人權規範。

參考連結:
Happy Birthday, Amnesty! (by Andrew Blackman)
http://andrewblackman.net/2011/05/happy-birthday-amnesty/

聯絡人:

李婉菁 Sandra Wuan-Chin Li sandrawcl@gmail.com, 02-2709-4162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秘書長
Director,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www.amnesty.tw)

新聞稿:「人權閃亮亮 - Shine a Light on Human Rights」 -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關於我們

國際特赦組織(簡稱AI)是一個關注人權的民間組織,成立於1961年,總部(國際秘書處)設於英國倫敦。我們在世界各大洲150多國擁有逾200萬成員,在約80個國家及地區設有辦事處;因捍衛世界人權的卓越貢獻,於1977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1978年獲頒聯合國人權獎。

我們以宣揚《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他國際人權公約中所載的人權為宗旨,透過研究、行動及教育工作,使世界各地每個人都能享有國際認可的人權標準,讓所有人都能尊嚴地生活。

我們派遣研究員到懷疑人權受到侵犯的地區,完成調查後將結果或個案向國際社會公佈,呼籲全球的成員一同行動,向侵犯人權者施壓,以遏止其暴行。

在政策層面,我們積極向各地政府進行遊說,使各地的政策及法律更能維護當地人民的基本人權。

台灣第一個AI小組正式成立於1989年,1994年登記成立「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1999年更名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我們除了關注國內的人權事務外,也積極參與全球性的倡議運動;同時亦推動人權教育,讓大眾認識及了解人權普世價值,共同建立一個尊重人權的社會。

為了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我們不接受政府或其他政治組織的捐款。目前,台灣分會擁有超過300位會員,在台北、台中、高雄、新竹、花蓮等地設有小組。

「國際特赦組織」(AI)的特色

  • AI是一個全球性的草根人權運動,由全世界爭取人權的人們組織而成。它的會員們自願撥出時間與精力,團結起來支持世界各地人權遭到侵害的人。
  • AI是一個運動組織。它不僅對人權侵害進行研究、紀錄和報導,並且透過會員採取具體、有效的行動去阻止人權侵害。AI的組織形態正是為了讓普通人都能為瀕臨險境的他人發聲抗議。
  • AI的工作以國際團結為基礎。它的會員們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信念,但為追求一個人人享有人權的世界而共同奮鬥。
  • AI的工作範圍涵蓋全世界每個角落。我們聲援各種不同的受害者,不論他生活在何種政府形態之下,也不論他是否受到媒體的關注。
  • AI相信有效的行動能幫助個別的人權受害者。我們的各項研究與行動,不管是要求法律、政策的修改,或是寫信聲援某個個案,其最終目標都是要幫助現實生活中的男男女女或兒童。即便是處理大規模的災難,AI也總是以一個個受害者的切身體驗為依據,而不是僅靠統計數字。我們幫助的受害者們都有名有姓、有自己的人生。他們每一個人都有爭取正義的權利。
  • AI獨立於任何的國家政權、意識形態、經濟利益或宗教信仰。我們不支持也不反對任何政府或政治體制;當我們聲援某個人權受害者,並不代表我們支持他的主張。為了維護獨立性,除了一般性的人權教育工作外,AI不爭取也不接受任何政府或政黨的金錢贊助。我們的經費來自全球會員的奉獻,以及向公眾募得的捐款。
  • AI是一個民主、自治的組織。它只向全球的會員負責,所有的決策都由會員選舉產生的單位做成。
  • AI是一個由全球各地人權護衛者組成的社群,堅守下列基本原則:國際團結;為個別受害者進行有效的聲援行動;涵蓋全球;人權的普遍性與不可分割性;公正性與獨立性;民主與互相尊重。

「你們的行動,結合世界各地會員的團結網絡,讓我終能重獲自由…筆墨難以形容我對你們的感激…如果不是這個團結網絡,我一定還被關在那個惡名昭彰的監牢之中…我希望你們繼續為全世界陷身於獨裁者黑牢中的囚犯們努力…我祝福所有曾寫信給我、鼓勵我撐過來的國際特赦組織會員們。雖然你們的來信都被情治單位沒收了,直到我出獄後才有機會讀到少數從美國寄來的漏網信件…致上我最誠摯的感謝。」

~查德良心犯 Ngarlejy Yorongar le Moiban,被拘留八個月後於1999年2月5日獲釋。

[#] AI 的源起
[#] AI 的願景、使命與工作
[#] AI 的演進與發展
[#] 認識 AI 的 Q&A
[#] 《世界人權宣言》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 台灣與 AI
[#] 本會章程
[#] 理監事
[#] 歷年活動照片:1997~2006
[#] 出版品

相關網站

[#] 國際特赦組織.總部
[#] 國際特赦組織.亞太辦公室
[#] AI亞太地區各分會

關於我們 -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维权网: 武汉异议人士李铁被重判(续)

 

武汉异议人士李铁被重判(续)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报道)今天(元月19日)本网信息员终于联系到湖北省武汉市异议人士李铁的家属,了解到昨天(元月18日)上午武汉市中级法院开庭宣判李铁案,以李铁“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据李铁的弟弟说,法院是元月17日才通知到家属说18日开庭宣判,明确告知只允许李铁的母亲与李铁的女儿出席宣判开庭,整个宣判过程约持续半个小时。李铁对判决不服,当庭提出要上诉。
李铁案宣判后,李铁家属与李铁本人均没有得到判决书,只有武汉司法当局指定的辩护律师得到一份判决,家属欲让律师给份复印件都被拒绝。
李铁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网络异议人士,曾参与发起2008年4月在苏州举行的网友公祭林昭活动。2010年4月29日与友人再赴苏州拜祭林昭时被武汉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强行带回武汉。之后受到警告,有一段时间不能上网与朋友联系,但到7月与朋友联系时说,感觉可能会有些危险。同年9月15日被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中保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37天后的10月22日被武汉检察院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批准逮捕。2011年4月18日,李铁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在武汉中级法院开庭。李铁家属所请的北京律师金光鸿先后多次到武汉欲会见李铁而遭到武汉国保阻扰,最后警方拒绝家属请的律师代理而为李铁指定了一名武汉当地律师代理。开庭9个月后,法院才作出宣判。
李铁案上武汉司法当局严重违反《宪法》,肆意践踏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结社权、集会权,在办案过程中执法部门侵犯李铁委托律师咨询权、律师会见权。因此,李铁案是一起严重违法侵权的案子。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2011年12月2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四川遂宁陈卫9年徒刑,剥权2年,到三天后26日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贵州陈西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现在不到一月竟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李铁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如此密集重判国内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显示了全国性严酷打压的形势。

维权网: 武汉异议人士李铁被重判(续)

民以尊严为本

 

如今的中国,权力者都爱讲民以食为天,以为这样讲,权力者就有了尚方宝剑,却不知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说这句话的目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老百姓排斥在政治之外。民可使用之,不可使知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等从来都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座右铭和驭民之术。封建专制统治者在把老百姓拒之于大门外的同时,又怕老百姓把大门推倒,就搞个德政,搞个儒化教育,搞个惠民政策,统治者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政治总是那个政治,德总是那个德,政治与德没什么变化,体制总是以德为中心而不是以权利和尊严为中心,终究一直没能逃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悲惨性的历史结局。

民以食为天在封建统治者那里是一条死路,因为人不仅是吃。如果把民定在吃上,那无异把人当成一个快乐的猪。只见到一个又一个快乐的猪,快乐的猪是不会关心政治的。猪的快乐与悖论是,人养猪的目的是为了吃它的肉,对此猪是不知道的,因为猪是猪脑子,专制统治者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人回归到猪的生活。对此,托克维尔早就指出: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专制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人之称之为人,人是理性的人,人是有尊严的人,正是尊严才使人脱离了动物的本性,使人从臣民、从老百姓上升为一个现代公民。

民以食为天成为时下权力者裸奔的理由。纵观中国各地政府,发展经济轰轰烈烈,追求GDP的冲动使他们不顾宪法和法律。5月5日,在主题为“农民自主型城市化”的第二届统筹城乡发展论坛上,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提出,如果对宪法作动态理解,政府征收农民土地的依据只有城市规划,只要列入城市规划,政府就要动用行政权力征收农村土地 。但宪法还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农民土地,并给予补偿。 这样两者就出现了矛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征地就属于违法。他认为,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农民征收的土地用于公共利益的不过10%”,90%的土地征收行为违反了宪法。如果真是这样,经济发展破坏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牺牲政治发展,这样的发展,意义就不大了。

民应以尊严为本。在某些权力者眼中,只有经济利益,只有政绩,在经济利益和政绩的裹挟之下,搞个民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不搞宪政民主,拒绝人类普世价值,只发展经济就可以了。却不知,人天生是个政治动物,人的尊严不但在经济上体现,更主要在政治上体现。每一个人的尊严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必须给予同等的尊重,尊重别人的尊严就是尊重自己的尊严。每一个人的尊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以经济发展的名义、以社会公平的名义、以权力者或组织的名义侵犯人的尊严。尊严是有优先性的,尊严如同真理一样是不能亵渎的。经济的发展给人的尊严提供了基础,经济发展不能与人的尊严做交易。如果经济的发展只让少数人受益而多数人受损,会影响多数人的尊严,那么经济发展是要受到严重质疑的。如今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不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而是以所有人的尊严为本。如果强调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实质是以利益换尊严,拿经济发展成果与人的尊严做交易,没有远离民以食为天的巢穴。

而能让人的尊严在政治上得到体现的,只有宪政民主。这是因为宪政并不想消灭社会矛盾,它只会给解决矛盾提供所有人认可的规则;宪政并不想消灭权力,它只想限制权力,给权力以出路;宪政并不想消灭每一个人的权利,它只是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宪政并不想消灭人性恶,它只想保护人性。宪政并不美好,它并不是美丽的家园,它只能给所有人提供底线的庇护所,并让这个世界不太坏,让所有的人有失望但不绝望。宪政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规定与限制,使人的尊严得到保障。

实现公民的尊严,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拒绝实现人的尊严,就是要把公民变成臣民,把人类的政治准伊甸园变成动物庄园。要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并给既得利益集团以出路。宪政从来都是由数数人头来代替砍头的,是让所有人都在规则的范围内获得尊严的。

民以尊严为本

中国加强压制异议 李铁被判十年

Josh Williams
德国之声 2012-01-19
武汉异议人士李铁被判刑十年,罪名为“颠覆国家政权”。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第三名异议人士“因言获罪”被判重刑。
根据网络媒体和国际通讯社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在1月18日对李铁一案作出宣判,认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据维权网报道,李铁早在2010年就被武汉国保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10月遭正式逮捕。其家属试图聘请人权律师金光鸿代理案件,但遭到官方的强力阻挠。金光鸿律师对德国之声表示,为了解案件情况,他曾经多次前往武汉请求会见李铁,并查阅案件相关卷宗,但始终未能获准。李铁弟弟李建则透露,武汉的公检法机构设置重重障碍,造成律师无法行使职能,"武汉市的中院根本就说没李铁这个人,我们怎么请律师呢?到公安局,公安局不接待他(金光鸿律师),到检察院,检察院不接待他,到法院,法院说没有李铁这个案件,你说怎么请律师?"此外,金光鸿律师甚至在此期间遭到袭击,生命安全遭到威胁。
2011年4月18日,武汉中院开始审理李铁案。维权网报道称,公诉方提出的证据是李铁在网络上发表的《人以尊严为天》等文章,认为李铁"以民主的名义,达到推翻国家政权、和平演变的目的",具体行为表现在"参加三至五人集会、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党派,和敌对势力的网站联系"。李铁及其由官方指派的律师都进行了无罪辩护。开庭九个月后,法庭才在1月18日做出判决。
李建表示李铁的家人因为此案遭受巨大压力,其女儿李月名因为接受国际媒体采访而遭到工作单位要求写检查,甚至被阻拦旁听庭审,结果在力争之下才得以成行。李建本人也多次被当地公安谈话。李铁案宣判之后,李铁本人及其家属都无法获得判决书,只有当局指定律师得到判决文本,家属提出希望复印该份文件时遭到拒绝。
李建称,李铁将就判决提出上诉,"李铁一直说他是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维护者、继承者,他写的文章都是毛主席怎么说他怎么说。他是把毛主席思想那来应用到现实中(发现)不对称的。"
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连下重手":2011年12月23日,四川异议人士陈卫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刑9年;12月26日,贵州陈西被判十年,罪名同样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此外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也将在春节后开庭审理。
法新社分析称,李铁案的判决正处于一个敏感时期。一年之前受到阿拉伯世界民主浪潮的影响而发起的"茉莉花运动"虽然并未引起大规模效应,但依然让中国官方大为紧张。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主席廖天琪则表示,近年来,中国社会冲突加剧,官民矛盾激化,而2012年又是中国最高权力换届的重要年份,中共高层充满不安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共连续重判异议人士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2012年1月19日 星期四

2012年前中國六個龍年大事記

龍年往往是中國巨變之年 從1940至2012年間的六個龍年都是中國發生大變之年

龍年在中國人傳說中是變革之年,大變之年。讓我們來看看2012年之前的六個龍年中國發生的大事記。(攝影: 林伯東 /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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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1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唐文、穆清綜合報導)龍年在中國人傳說中是變革之年,歷來都孕育着人間的大轉折,暗示和決定着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讓我們看看中國2012年之前的六個龍年發生的大事。從中也許可以發現歷史的一些奧秘和軌跡,或許能受到一些啟發,把握2012龍年的巨大變遷與機遇。

1、皖南事變(1940年)

在中共黨史中,1941年1月6日(1940龍年12月9日)發生的「皖南事變」被描繪成是國民黨頑固派蓄意製造的震驚中外的反共陰謀事件,但越來越多的史料及專家研究顯示,該事件的起因和背景是因中共不抗日,偷襲屠殺抗日國軍所致。而中共藉此一事變,將反對合法國民政府的顛覆行動推向了高潮,並流毒至今。


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不打日軍。 (網絡圖片)

*「皖南事變」前 中共屠殺國軍6萬

1940年底,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強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江北,中共不聽指揮,在拖延了不少時日後,於1941年1月4日下令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支隊9,000多人由雲嶺出發北移。6日,當部隊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8萬多人的伏擊,新四軍除2,000人突圍外大部份被俘或陣亡。軍長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項英、周子昆被中共內部叛徒殺害。

而在「皖南事變」之前10個月,1940年3月,盤踞於河北河南交界地帶的中共八路軍施展陰謀詭計,突襲全殲了三個軍共6萬多人,這些人準備從山西南部開往河北、穿過太行山打開一條通道、以便使後面的國軍能夠進入河北省向日本軍發動全面攻擊,但是他們卻沒有動不足50英里外的日軍。而蔣介石卻為了在盟國面前保全中國人沒內鬨的面子,對此事不予公佈。英國雷震遠、雷鳴遠神父所寫的書——《內在的敵人》,揭露了中共不抗日,卻偷襲屠殺抗戰國軍的罪行。

新四軍是打內戰先鋒 未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

旅美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揭露,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在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如果說八路軍還勉強配合國民黨軍隊打了一場平型關戰鬥和所謂百團大戰的話,那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與禍水,甚至是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

早在1937年8月1日,即盧溝橋事變後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南方各游擊區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在保存和改編革命武裝以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以與當地國民黨進行談判,改變番號,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殘餘武裝和零散武裝人員,正是在這一指示下,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的,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可是,拿著國民黨軍餉的新四軍卻聽命於延安的毛澤東和中共。據辛灝年先生的研究,中共一再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新四軍只圖擴張和發展,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的消滅之;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

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

「皖南事變」後,周恩來在重慶國統區發行的《新華日報》上倒打一耙,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撒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藉此一事變,將反對合法國民政府的顛覆行動推向了高潮,將中共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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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三反」「五反」運動(1952年)


三反五反」時期的街頭宣傳標語和宣傳畫 (網絡圖片)

1952年上半年,為應對「抗美援朝」戰爭引發的嚴重財政危機,中共發動針對城鄉民族資產階級的「五反」運動,資本家和業主被迫上交資產,甚至被逼自殺,拉開了中共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舉消滅民族資產階級的序幕。

1950年10月25日,中共毛澤東發動「抗美援朝」戰爭,至1953年7月27日談判停戰,中國不只犧牲了百萬生命,全國人民還不得不節衣縮食,最大限度支援朝鮮前線。著名作家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說:這場戰爭使中國當時每年60%以上的國民經濟總產值被吞噬,還背上了從蘇聯那裏貸款購買軍火的沉重包袱。

資料顯示,中共打韓戰共欠下蘇俄戰爭軍火款(本息)達20億美元。1951年冬天,中共為解決朝鮮戰爭帶來的財政困難,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1951年11月,增產節約運動上升為打擊黨政幹部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952年1月26日,中共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發動針對城鄉民族資產階級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


上海黃浦區國際貿易業的資本家排隊向「五反」委員會遞交坦白書(網絡圖片)

*民族資本家被逼自殺

1952年2月上旬,五反運動首先在各大城市開始,並且很快形成高潮,其中以有著眾多資本家的商業中心上海為第一目標。資本家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問題」,或被帶到私設公堂審問,強迫「交代罪行」。在腥風血雨中,資本家、業主、商販被迫上交了他們的資產;更有不少資本家因不堪屈辱而自殺。自殺者的遺書有一個普遍的特點,為了死後不再給家屬以任何的麻煩,總是痛罵自己一頓,然後再歌頌一番中共當局。

上海工商界自殺的,以三月底四月初為最多,因為那時除「五反」之外,還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稅。自殺者多選擇跳樓而不是去跳黃浦江,因為如果去跳黃浦江,中共見不到屍體,就會說其去了香港,而繼續逼迫家屬,所以只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死了心。時任中共上海市長的陳毅,每天早上他讓部下匯報說「又有多少空降兵、降落傘」,這個「降落傘」和「空降兵」是陳毅以調侃的心態來形容資本家自殺的情況。

至1952年5月「五反」運動基本結束時,到底有多少資本家成為「空降兵」至今仍是個謎。根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多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

*中共在經濟領域確立專制統治

學者李昌玉表示,名義上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實質是中共當局要「把資產階級搞臭,邊緣化,反動化,從而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舉達到『控制』資產階級的預期目的。」

緊隨「五反」運動,1953年中共又頒布「統購統銷政策」,強行毀滅歷經晚清和民國近百年的奮鬥才得以發展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強制架構專制權力型經濟、即無計劃的所謂中央計劃經濟。1954年,中共又發佈了「將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成公私合營的決定」。至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被徹底消滅,隨後開展的農村集體化運動,把剛分給農民的土地又奪回來,中共在經濟領域確立了專制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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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清運動」預演「文革」(1964年)

由於50年代末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運動,造成空前的大饑荒,毛的威望一落千丈。1964年,處於內外交困中的毛澤東通過鼓吹「反修防修」、重提階級鬥爭而發動「四清運動」。該運動從開始整肅農村基層幹部、平息農民對「大躍進」的怨氣,到將鬥爭矛頭對準對其威望和權力威脅最大的劉少奇; 「四清運動」在實踐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毛澤東內外交困

1958至1960年的「大躍進」造成中國有史以來一場最大的持續了三年的饑荒,三、四千萬人無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中共高級官員怨聲載道。毛澤東在黨內聲望遭遇嚴重挑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被迫作自我批評,承認中共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劉少奇在大會上作口頭報告時,批評大躍進,「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關於造成困難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天災,也有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人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還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另一方面,1963年7月中蘇兩黨會談後,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已經從內部討論發展到公開論戰。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撰寫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同時中蘇邊界摩擦加劇,蘇聯在蘇中邊界地區加強了軍事部署和調動。

毛澤東擔心中共內部也會出現赫魯曉夫式的奪權者,1963年5月,他在杭州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集中討論國內防修和國際上反修問題。1964年4月毛接見日共代表庫田里見等人時說:中共黨內有赫魯曉夫的同志。

*四清運動 從整肅農村基層幹部開始

「大躍進」運動後,農民餓死無數,輿論怨聲載道,中共高層策劃把農民的怨氣轉到基層幹部身上。整肅農村基層幹部的四清運動也就應運而生。一般以1963年5月20日為正式起點。四清運動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農村的四清運動與城市裡的五反運動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四清」期間被看押的「四類分子」。 (網絡圖片)

1964年8月5日,中共成立「四清」指揮部,劉少奇親自掛帥,在「四清」運動前期,毛澤東和劉少奇幾乎完全一致,彼此呼應烘托相當默契。

但不久,1964年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四清」問題時,毛澤東開始透露出其矛頭所向。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對「四清」運動性質的評判上發生分歧,嚴厲批評劉少奇,並指責說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毛還對劉說:「你有甚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四清運動變身成針對劉少奇 文革的一次預演

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被勸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實際上,有報導稱,在「四清」運動期間,讓毛澤東不安的是,劉少奇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這讓毛心裏很不是滋味。

1965年1月,中共中央把四清運動重新定義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這時四清運動已經從經濟清查轉變為意識形態運動,這一轉變持續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運動所替代。


四清運動中 「四類分子」 陪斗「四不清」幹部。(網絡圖片)

1970年12月18日,當毛澤東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問他是在甚麼時候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毛澤東答道:「那就早咯。1965年1 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大多數學者認為,「四清」運動最嚴重的是使毛澤東產生了對劉少奇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革命的種子」,確立了主要的鬥爭目標和手段,在實踐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文革開始,時任中共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打倒,並被迫害致死。有學者表示,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的實質是劉少奇對毛澤東獨裁地位的挑戰與威脅和毛對這種挑戰與威脅的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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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澤東死 「四人幫」被捕成文革替罪羊(1976年)

1976年,中共「三巨頭」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自然界也異象頻出。毛澤東9月9日死後不到一個月,包括毛澤東遺孀江青在內的「四人幫」在懷仁堂事變中被抓捕,成為中共十年文革浩劫的替罪羊,被指控「篡黨奪權」。


1980年11月27日,「四人幫」成員被特別法庭審判、定罪,成中共「文革」替罪羊。(AFP ImageForum)

毛澤東去世 死前異兆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澤東在北京去世,終年83歲。據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透露,毛澤東臨死前數天,床邊有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政治局成員晝夜值班,江青最後也參加,但站在毛的床後,因為毛一清醒看見她,就顯得煩躁反感。毛的兒女一個也不在身邊。

9月8日,毛曾從昏睡中醒來,聲音微弱地說:「我很難受,叫醫生來。」這是毛說的最後一句話。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毛澤東死了。他的腦子直到臨終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轉動著一個念頭:他自己和他的權力。

1976年3月8日,東北吉林地區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見的隕石雨,也是中國迄今最大的一次。其中最大的一塊隕石重達1770千克,是世界上已知最重的石隕石。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發生了7.8級強烈地震,導致24萬2千多人死亡、16萬4千多人受傷。

毛澤東聽聞隕石雨消息後曾若有所思地說,「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說的是人間有甚麼大變動,大自然就會有所表示,給人們預報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搖地動,天上掉下大石頭,就是要死人哩。」而聽到唐山大地震消息後,毛澤東曾號啕大哭。民間解讀隕石雨已預兆毛死亡,而唐山大地震24萬多死者被指是為毛陪葬。

據毛澤東的管家吳連登揭露,1975年12月26日,毛澤東82歲生日時,廚師為他特別制的壽麵,在下鍋的時候一節節斷碎在鍋裡,沒有一根是整的。這一幕驚呆了所有廚師。而毛澤東至死都不知道他最後一個生日吃到嘴裡的是廚師應急所用的普通掛麵。

懷仁堂事變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亡。不到一個月,1976年10月6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聯同中共元老葉劍英、李先念,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名義,把「四人幫」哄騙到中南海懷仁堂,並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協助把 「四人幫」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一一拘留,繼 而隔離審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列舉「四人幫」的罪狀以及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 的原因。

一般以「四人幫」被抓事件作為「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標誌。懷仁堂事變由於整個過程沒有經過法律程序而是靠軍隊(警衛部隊)完成,被認為是一種政變。

「四人幫」成中共文革替罪羊

「四人幫」被捕後不久,1977年,鄧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證下和部份中共元老支持下復出。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逐漸成為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在他的倡導下,1980年中共對四人幫和林彪兩個集團進行審判和定罪。

1981年6月27日,鄧小平主導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將「文革」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有學者稱,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之所以要顛倒黑白,硬說林彪、「四人幫」利用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目的是為了讓林彪、「四人幫」充當「文革」的「替罪羊」,從而推卸毛和共產黨的罪責,讓中共的獨裁統治繼續苟延殘喘下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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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物價闖關」失敗、搶購潮(1988年)

1988年秋季爆發的物價暴漲和搶購潮,被認為是中國自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中共國家物價局的《中國物價年鑑》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這一年也成為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命運的轉折點、中共走向全面腐敗的關鍵點,從此經濟改革成為服務於中共權勢集團利益的工具。


1988年9月10日,湖北武漢青山友誼商店,人們隔著鐵柵欄搶購黃金首飾 (網絡圖片)

鄧小平力促「物價闖關」政策出台

1985年1月,中共當局取消了工業品生產資料超產部份最多只能加價20%的限制,價格「雙軌制」(是指同一產品計劃內部份實行國家定價,計劃外部份實行市場調節價的制度。)全面鋪開。隨即,工業品生產資料市場價節節上漲,與計劃價的差距越來越大。中共官員紛紛「停薪留職」、「下海」。憑藉權力和關係「下海」,官員把計劃內的「平價」貨弄到手,再「議價」賣出去,大賺差價。一時間,中國社會貪腐猖獗,物價逐年上漲,貧富懸殊,民怨沸騰。

自鄧小平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由於只改經濟不改政治,1988年,中共經濟改革進入了膠著階段,無論是企業改革還是宏觀調控體系的改革都停滯不前,通貨膨脹蠢蠢欲動。

中共高層把制度性通貨膨脹簡單化地理解為「雙軌價」的產物,以為儘快實行價格體系改革,把「雙軌價」合而為一,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通貨膨脹問題。

1988年5月初,時任中共軍委主席的鄧小平直接干預具體經濟政策,要求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在三到五年內完成價格改革。5月16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持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價格改革基本設想是:價格連漲5年,年漲10%,工資也連漲5年,年漲10%以上。

但鄧小平不滿意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認為求穩有餘、「衝勁」不足,從5月19日到6月3日利用會見外賓的機會,鄧小平連續放話,宣佈中共政府已經決定實行「價格改革」。

中共當局要「價格闖關」的消息不脛而走,立即在社會上引發心理恐慌,全國範圍內出現銀行擠兌和商品搶購潮,物價迅速上漲。1988年7月,中共統計局公佈的物價上漲幅度為19.3%,為1978年以來的最高記錄。

1988年8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價格、工資改革方案。8月19日清晨,價格闖關的消息被公佈後,當天爆發更大搶購潮。

*瘋狂搶購潮

據中共官方統計,1988年8月,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商品零售總額增加了13%,其中糧食增銷30.9%,電視機增銷56%,電冰箱增銷 82.8%,洗衣機增銷130%。8月份城鄉儲蓄存款減少26.1億元。


1988年《商業週刊》上刊登的照片,這一年的上海由於通貨膨脹,市民開始瘋狂搶購金銀首飾等硬通貨 (網絡圖片)

中國價格協會會長王永治描述當時情形說,「人們都瘋了,見東西就買,不管需要不需要,也不在意質量好壞,冰箱有冷氣就要,電視機出圖像就抱。」

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商店開門後兩三個小時,原計劃賣一天的名煙名酒即被掃蕩一空;盛夏時節,杭州的毛衣毛褲櫃檯前排起了長龍;武漢有人買回 200公斤食鹽……。與商店一樣人滿為患的還有銀行,儲戶蜂擁而來,致使多家銀行紛紛告急。湖北某縣銀行因拿不出錢,櫃檯被憤怒的人群掀翻在地。

8月下旬,搶購達到高潮時,上海等地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恢復憑票供應生活必需品的老辦法。

*經濟失控 趙紫陽替鄧小平揹黑鍋

全國性的恐慌性搶購潮造成的經濟失控嚴重動搖了國民經濟,中共當局於1988年9月不得不宣佈放棄「物價闖關」決策,同時決定嚴格控制物價,實行「治理整頓」,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就此停頓。

「物價闖關」失敗後,鄧小平不願出面承擔本應由他來承擔的政治責任,而是讓趙紫陽出面在1988年9月中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檢討承認「價格闖關」決策考慮不周。趙紫陽的政治形象和實際地位因此大受傷害,並為日後「六四」期間鄧小平與趙紫陽的衝突埋下了伏筆;而反對經濟改革的陳雲、姚依林等人隨後在經濟決策方面佔了上風。

「價格闖關」失敗 醞釀「六四」危機

「價格闖關」錯誤決策的失敗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不滿,此後不久,1989年以學生為主要力量的民主運動爆發,趙紫陽因反對鄧小平用野戰軍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的決定,被迫離開中共政治舞台,並被剝奪人身自由。

時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現為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的程曉農博士表示,1988年是趙紫陽命運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中共走向全面腐敗、中國兩極分化快速加劇等局面的一個關鍵點。從此,經濟改革在中國變成服務於中共權勢集團利益的工具,中共領導集團越來越露骨地把剝奪壓制民眾當成維持統治的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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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紀偽案-天安門「自焚」(2000年)

2001年1月23日(2000龍年12月29日除夕)中共炮製了震驚中外旨在誣陷法輪功的「天安門自焚」事件,成為它在國際上無法擺脫的夢魘。在此之前的1999年7月,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出於妒忌,發起鎮壓法輪功的運動,但法輪功的「真善忍」理念深入人心,江鎮壓不下去,因而挑起「天安門自焚」事件,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強行繼續鎮壓,然而反助法輪功弘揚到全世界,十年來國內外廣大民眾越來越認清中共的邪惡,中共政權岌岌可危。


法輪功自1992年傳出後,以其「真善忍」的道德理念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在海內外民間迅速傳播。圖為上千名來自全球的法輪功學員在紐約曼哈頓中央公園集體煉功。(攝影﹕戴兵/大紀元)

法輪功自1992年傳出 獲一千六百多項褒獎

法輪功自1992年傳出後,以其「真善忍」的道德理念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在海內外民間迅速傳播。近二十年來已經弘揚11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獲各國政府與議會一千六百多項褒獎。

據中共公安部調查,1999年初,中國大陸至少有7,000萬人學練法輪功,其人數超過中共黨員數目。法輪功學員中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家人、部長級高官、軍隊實力派人物,還有教授、名人、富商及社會各界民眾。

江澤民1999年發動鎮壓受抵制

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出於妒忌之心,認為「法輪功在跟中共爭奪群眾」,他利用中共歷年來練就的邪惡手段,在1999年7月20日,不顧政治局其他常委的反對,悍然發動了對法輪功學員的鎮壓。

中共利用一切手段誣陷迫害法輪功,從「不讓吃藥」到「自殺」「殺人」等,電視、廣播、報紙、雜誌,鋪天蓋地搞「大批判」,人們被逼表態與法輪功「劃清界限」。不過讓江澤民大失所望的是,儘管動用了黨、政、軍、文教、外交、經濟等一切手段,「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的狂言徹底落空,民眾對鎮壓法輪功並不感興趣,很多地方中共的迫害政策受到各方或明或暗的抵制。

*為強行維持迫害 中共編造自焚偽案


央視天安門自焚鏡頭的慢動作重放證實劉春玲是被警察打死,天安門自焚是中共策劃的一場騙局。

為了強行繼續推行對法輪功的鎮壓,煽動中國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羅干與專門鎮壓法輪功而成立的610辦公室,河南公安廳、中央電視台等部門,在2001年1月23日((2000龍年12月29日(除夕日))下午,炮製了「天安門自焚事件」,中共喉舌第一時間報導此案誣陷法輪功,但漏洞百出。

*「自焚」騙局漏洞百出

如果把中央電視台的「天安門自焚事件」錄像畫面進行慢鏡頭分析,以及觀察整個事件,便會發現很多疑點,證明這場「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個精心設置的陰謀與騙局。

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積燒傷的小女孩劉思影氣管被切開後,四天就能接受採訪並能唱歌。

二、「焦點訪談」錄影證實,劉春玲沒被火燒死,卻被警察用重物擊打頭部倒下。

三、天安門巡邏的警察幾分鐘內從兩輛警車裡拿出二十多個滅火器和滅火毯「應付」「自焚」突發事件。

四、北京積水潭醫院治療「自焚」大面積燒傷者,不作任何防護。允許記者近距離採訪,所有被嚴重燒傷的人都被緊緊的用紗布包裹,完全違反醫學常識。

五、王進東在自焚時衣服已被「燒」焦,但是最易燃燒的頭髮還在頭上,他腿間的盛滿汽油的雪碧瓶卻完好無損。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號之前,警察手中的滅火毯卻在他頭上悠閒的搖晃很久,沒有絲毫滅火的急迫。

六、在央視和新華社的「自焚」報導中,先後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王進東」。台灣大學語音識別實驗室受「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委託,對王進東的聲音作了語音鑑定,得出明確結論:《焦點訪談》第一集中的王進東與後來的王進東不是同一人。「追查國際」經可靠途徑查獲:參與「自焚」的「王進東」是由一名現役軍人扮演。


2001年1月23日,中共江、羅集團在天安門導演了震驚世界的「自焚」偽案,用來構陷法輪功。中共先後披露的三個「王進東」,根本不是同一個人。(大紀元資料圖)(攝影: / 大紀元)

不僅上述造假鑿痕太過明顯,《華盛頓郵報》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頭版頭條發表了調查報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國的黑幕——當自焚的動機乃是加強對法輪功的鬥爭》。郵報記者菲力蒲.潘親自到自焚身亡的劉春玲的家鄉開封實地調查,鄰居們說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劉春玲煉法輪功。

*國際揭露騙局 中共醜行曝光

2001年8月14日在聯合國會議上,「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就「天安門自焚事件」,強烈譴責中共當局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徑」: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是對法輪功的構陷,涉及驚人的陰謀與謀殺。聲明指出:錄影分析表明,整個事件是「政府一手導演的」。中共代表團面對確鑿的證據,沒有辯詞。該聲明已被聯合國備案。

2002年1月北美中文電視台「新唐人」製作了揭露2001年「天安門自焚真相」的記錄片《偽火》(False Fire),該片從各國參賽的六百多部影片中脫穎而出,於2003年11月8日榮獲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該獎項在記錄片領域享有盛譽,其歷史僅次於「奧斯卡」。

*自焚偽案製片人陳虻遭惡報

被「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列入追查名單的陳虻是中共央視《焦點訪談》欄目《天安門自焚》記錄片的製片人。陳虻積極主動參與製作了這毒害億萬人的謊言。2001年他在加州一個研討會上所說,「新聞在我看來並沒有甚麼真實性」,「誰給我飯吃,我就給誰賣命。」

2008年12月23日,49歲的中共副處級幹部陳虻,在發現胃癌的9個月後痛苦的死在北京腫瘤醫院。

另一個央視主播羅京2009年6月5日由於淋巴結癌不治死亡,死時僅48歲。據報導,羅京在患病期間,口腔嚴重潰瘍,舌頭潰爛,疼痛難忍,不能說話。羅京自中共鎮壓法輪功以來,播報了大量誣蔑法輪功的假新聞,特別是「天安門自焚」,配合江氏集團栽贓、陷害法輪功,掀起廣大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使中共發起了更大規模的迫害。

2012年1月18日 星期三

特别关注:武汉异议人士李铁被判处10年重刑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报道)今天(元月18日),武汉市异议人士李铁的家人跟原来他们聘请但遭到武汉司法当局阻止介入的维权律师金光鸿联系说,李铁于今日已经被武汉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本网于昨天收到武汉知情人士发来消息,说被严重超期羁押的李铁将于今日宣判。但本网信息员多次试图联系李铁家人,电话均无法打通。

李铁于2010年9月被武汉国保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10月被正式逮捕。后来家属聘请北京人权律师金光鸿代理,但金律师多次前往武汉欲会见李铁,均遭到武汉国保设法阻止,最后国保居然以李铁考虑家中经济困难而委托司法部门找律师提供司法援助为名,直接指定了武汉当地的律师来代理。

2011年4月18日,武汉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李铁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案,武汉检察院的公诉人指认李铁发表的《人以尊严为天》等文章,其目的是以民主的名义,达到推翻国家政权、和平演变的目的。其具体行为表现在,李铁参加三至五人集会、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党派、和敌对势力的网站联系。公诉人建议判决李铁有期徒刑十年。李铁在自我辩护时说:“民主是我的向往,参加党派是为了学习宪政,参加集会也根本没有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并表明根本不知道谁是敌对势力的网站。李铁被官方指定的律师也辩护说:李铁是无罪的,公诉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属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不能定罪。法庭当日没有宣判,法官以择日宣判休庭后,就一直拖到今日。

李铁案开庭后整整9个月,期间家属多次前往武汉中院了解情况,均被告知不知此案,甚至查无此案。后来到2011年12月底,传出要宣判李铁,但又迟迟没有消息,直到今天终于将李铁重判10年。

李铁是最近一个月以来被判重刑的第三位异见人士。2011年12月23日,四川陈卫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庭判刑9年。12月26日,贵州陈西被以同样罪名当庭判刑10年。

维权网: 特别关注:武汉异议人士李铁被判处10年重刑

袁偉時:辛亥後戰禍全因《臨時約法》不良

《新史記》袁偉時/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8人沉痛地指出:“民國十三年來之戰禍,全由於《約法》之不良。府院之爭、行政立法之爭,無非《約法》所致。”這是身歷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

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Photo By Jonas)

2011年10月3日,《新史記》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8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略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新史記: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辛亥之後數十年的亂局,人們追溯到與《臨時約法》的嚴重制度缺陷有關,而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設制”的結果,引發一波又一波嚴重政爭與分裂。您對《臨時約法》如何評價?
袁偉時:1925年,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8人曾聯名沉痛地指出:“民國十三年來之戰禍,全由於《約法》之不良。府院之爭、行政立法之爭,無非《約法》所致。”(註8)這是身歷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可以說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過去,史家們由於深陷意識形態陷阱而不覺,沒有注意他們這一重要經驗總結。
2010年筆者曾撰文(2011年一月發表),系統分析《臨時約法》的弊端。(註9)概括起來,要點是:
第一,制憲機構代表性不足,程序也有問題。
辛亥革命後,臨時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據是1911年12月3日議決公佈施行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孫文和袁世凱都是依據這個憲法文件當上臨時大總統的。這個文件當然很不完備,但是,制定更完備的憲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識和足夠的公信力。當時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視了這個重大問題。1912年1月28日臨時參議院宣佈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軍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組成的,共有參議員42名。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後,根據《參議院法》,臨時參議院改為每省區派出代表五人,原則上由省議會選出,參議員人數增至122人。為什麼不等待參議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國會選出後,再來制定這麼重要的文件?
與此同時,制定如此重要的憲法文件,卻把當時最大的實力派、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來實施的保障都不無疑問。
而從程序上看,也有問題。《臨時約法》是1912年2月6日開始審議,3月8日通過的。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14日,臨時參議院接受孫文辭職;15日,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審議開始後,袁世凱已是當選總統,卻從未徵求他的意見,也不由他簽署公佈,卻授權已經被參議院批准辭職的總統在3月11日簽署公佈,這是世界憲法史上極為奇特的現象。
第二,動機不純,過程粗糙,學識不夠,缺陷很多。
《臨時約法》按其內容來說,要點是把已經付諸實施的總統制突然改變為內閣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凱當選時按規定應該掌握的大部分權力。由於動機不純,這個文件制定非常匆忙,從推定起草人到三讀通過,只費時37天!加上文件起草人學識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為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建設考慮不周,且沒有廣泛徵求各方和廣大公民的意見,最後通過的文本漏洞和失誤不少。
綜合眾多中國憲政史學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個:(《新史記》第5期)
注釋:
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善後會議》第388頁,檔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
9,袁偉時:《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合力摧毀了民初憲政》,刪節後刊登於《品味·經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頁;《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第 4—30頁全文刊登;《徐州師範大學學報》(雙月刊)2011年第4期(7月15日出版)起,以《民初憲政格局再審視》為題,分兩期刊發了全文。
【袁偉時小檔案】
袁偉時,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專訪袁偉時:《臨時約法》有五條缺陷

《新史記》袁偉時/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8人沉痛地指出:“民國十三年來之戰禍,全由於《約法》之不良。府院之爭、行政立法之爭,無非《約法》所致。”這是身歷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

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Photo By Jonas)

2011年10月3日,《新史記》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8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略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新史記:辛亥之後數十年的亂局,人們追溯到與《臨時約法》的嚴重制度缺陷有關,而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設制”的結果,引發一波又一波嚴重政爭與分裂。您對《臨時約法》如何評價?
袁偉時:綜合眾多中國憲政史學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個:
1.名不正。
究竟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
它規定“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佈法律。”儼然實行總統制;簽發這個文件的孫文1918年與參加“非常國會”的議員談話,仍然認為:“約法規定為元首制。”(註10)。但它又規定“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佈法律,及發佈命令時,須副署之。”從而任何國務員(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均有否決總統決定的權力。可是,作為內閣制去運行,它又沒有建立相應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諸如此類的缺陷,為日後政爭埋下了禍根。
2.沒有確立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
《臨時約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學日本尚未完成學業的年輕人。他們勇氣可嘉而學養和從政經驗都十分欠缺。這些20世紀初活躍在東亞最大國家的革命者,與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18世紀的美國憲法制定者的素質差距實在太大了。他們沒有認識到自由對人類發展的關鍵作用,沒有像美國先驅們那樣在憲法上寫上:
“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註11)
他們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後面照搬大陸法系,在列舉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權”之後,加上一條“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從而為執政者制定剝奪公民自由的惡法打開後門,讓此後的中國史平添不知多少苦難和血淚。
與此同時,它沒有解決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行政當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過什麼途徑保護自己?《臨時約法》一公佈,留英歸來的法律學者章士釗就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建議應該彷傚英國建立人身保護令制度,權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親友,可以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強制有關機關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審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辦案。
3.國會與總統沒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個殘缺的內閣制。
早就有學者指出:
“蓋純粹內閣制中有兩權焉:一為不信任案通過權,一為解散國會權。前者為國會借以監督行政之利器,後者為內閣抵抗國會訴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徑。……而《臨時約法》皆無之,不可謂非《約法》之大缺憾。”(註12)
由於行政當局沒有國會解散權,國會議員肆無忌憚,隨之而來的是兩大惡果:一是行使職權時不顧後果,一意反對。另一是自身的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以曹錕賄選的醜劇宣告自己的滅亡和國家更大的悲劇的開始。
4.總統與總理各自的職權和相互關係不明確。
袁世凱可以利用“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佈法律”的規定,指揮一切。而袁世凱逝世後,段祺瑞當總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淪為蓋章總統。當黎氏心有不甘,冀圖反抗的時候,總統府和國務院權力之爭的終於導致張勛復辟。黎氏之後,府院之爭也史不絕書,成為民國亂局的一大根源。
5.沒有建立違憲審查制度。
可能原先估計,正式憲法很快就要制定,沒有考慮會出現很多複雜的情況,根本沒有提及違反《臨時約法》的爭議如何解決。等於建好一座大廈,卻沒有配備消防設施。
說到底,這是革命幼稚病發作,使出一個連環計,把一手交出去的權力,換個手要回來。
這些失誤,一直影響民初政局的發展,直到1928年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建立黨國體制為止,是各項紛爭的制度原因。(《新史記》第5期)
注釋:
10,《孫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42頁,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版。
11,《世界人權約法總覽》第28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成都版。
12,陳茹玄:《增訂中國憲法史》,文海出版社1985年台灣影印版,轉引自《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第160頁。
【袁偉時小檔案】
袁偉時,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2012年1月17日 星期二

《外交政策》: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真的来临了吗?

核心提示:阿拉伯世界在这段时期里的变化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界限分明。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我们会看到多个循环——持续起伏的斗争会塑造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政治格局。

来源:《外交政策》,2011年5月22日, http://goo.gl/AmiP4

作者:Larry Diamond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作者简介:拉里・戴蒙德 Larry Diamond )是胡佛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和弗里曼・斯普吉利(Freeman Spogli) 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民主杂志》的共同编辑之一。】

今年一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二月份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倒台似乎融解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冬天。看起来腐朽不堪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正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很快这就和1989年形成了类比,那是另一个政治空间——东欧的解冻期,那里的独裁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而现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类似的民主转型浪潮的可能性终于有了可能,尤其当你考虑到以前的转型都是在某个地区性的范围内发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都在1970年代中期实现了民主化;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在此之后不久实现了民主化;韩国和台湾很快在1986年的菲律宾政治开放后步其后尘;接着1990年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也出现了改革的浪潮。所有这些都是全球民主化“第三波”中的一部分。三月,许多学者和活动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第四波”开始了。

但是,两个月之后,一股“倒春寒”似乎又席卷了这一地区的某些地方。这可能会是持续性的。当然,以前的地区性民主化浪潮肯定也曾遭遇专制体制的强硬派、反对势力和引向歧途的民族主义势力。但是,多数的阿拉伯政治转机和其他地区的相比,收紧得更快也更猛——除了前苏联,在那儿大部分的新兴民主政体都快速地回到了独裁。

如果说突尼斯还可以作为谨慎乐观的基础的话,那么埃及的情况就已经很令人担忧。埃及的高级军官阵营当前控制着政府,并不想协助进行一场真正的民主转型。他们试图通过在当地制造状况来诋毁民主,让埃及人(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乞求强人回归。统治官员们对堆积如山的宗教和党派纷争(还有大量爆发足以令人紧张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军队努力地逮捕成千上万的解放广场的和平示威者,并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在军事法庭上对他们进行审判。(四月份,一名被拘押者、博主Miakel Nabil被判入狱三年,因为他“侮辱军队领导”。)但同时它却宣称对不安全感的蔓延无能为力。许多埃及人认为这是军方有意为之,想要在民主落地生根之前就削弱它。

预定于9月份的议会选举不大可能有所帮助:新的政治势力没有机会能及时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党,以及构建出进行竞选活动的机构。穆斯林兄弟会最初说只打算参选议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现在则宣布其目标是获得半数席位,还为此专门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自由正义党)。如果选举制度仍然保持多数获胜的原则,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会赢得所参选席位中的大多数(可能达到议会总席位的40%),其他席位则会由地方势力代言人和前任穆巴拉克的民族民主党的中坚分子瓜分。

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巴林的逊尼少数派君主政体选择镇压和平抗议,逮捕和折磨那些有可能与其达成未来权力分享协议的人。有伊朗的积极支持和美国、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的莫名允许,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发动了一场缓慢的屠杀,这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在也门,政府已经瘫痪,食品价格在飙升,国家正在放任自流。也门的总统萨利赫看到了穆巴拉克的下场,于是玩起了拖时间的游戏,但是他的合法性无可挽回地流逝了,而他也缺乏阿萨德那样的发动镇压的能力。

当然,不是所有的该地区的国家都被这股显而易见的寒流笼罩,一些国家仍然可以躲在避风港。约旦和摩洛哥还没有陷入危机,但可能很快会陷入。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和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的、能把看似稳固的独裁政权推翻的条件——对腐败、事业、社会不公、封闭的政治体系高居不下的挫折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目前还没有面临大规模抗议,因而处于可以发动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进程的位置:修正选举法、遏制腐败、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但是,少有证据显示他具备通过这一途径将国家带入现代化的远见或政治自信。

摩洛哥的国王默罕默德六世在国内仍受到尊重,在国际上则被认为是改革者。但是他甚至比阿卜杜拉更为虚弱、有气无力。他不愿意制止围绕着君主政体的既得利益群体,也不愿意放弃该国高度集中的财富和商业所有权。相反,他的卫队、皇家的小圈子和商业寡头们反对要求信任和改革的呼吁,进一步将国王孤立起来,激化了在表面的平静下正在聚集的政治风暴。

目前,这两个君主政体正在走上老路:成立委员会来研究政治改革而不是真正迈向政治变革。这个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正如前约旦官员最近向我私下里评论的那样:“每个人都希望国王在统治方式上能出现真正的变化。如果这些变化没有发生,这个体制就会深陷危机。国王不能一直只空谈改革,而不行动。”

多年来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们都在说,这一地区的多个压制性政权(不仅仅是为数千名王子们捞油水的沙特王朝)要么是寻求民主改革,要么就内部一直腐败下去,直至被推翻。最终,今年避免了革命的那些政权也面临这相同的选择。那些重新加强的专制体制只能苟延残喘。理论和政治实践都告诉我们,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是无法长期维持的,而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独裁者们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即使现在不被推翻,在未来的数年中也在劫难逃。但是,如果约旦和摩洛哥的君主体制能够把自己残存的政治合法性用于进行民主改革,它们仍有可能幸存。这就是说,即使阿拉伯之春乍暖还寒,最终它还是会带来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是民主是否是最终结果,则部分取决于这些事件会如何演变,以及这些政权和国际角色与反对力量的互动。

除了在这一地区不时爆发的短暂战争时期之外,美国还从来没有面临过更迫在眉睫的一系列机会和挑战:民主发展的可能前景,和非常实际的伊斯兰掌权、政治混乱和人道灾难等风险同时并存。阿拉伯世界的各个国家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情况上大相径庭,美国找不到一种包治百病的“万灵战略”。但是有几条基本原则应当在所有地方都适用。总体上来说,以及在许多特定案例上,奥巴马政府必须明确地、持续地谴责所有对和平抗议的暴力镇压。这些言辞应当与后果联系起来,以加强它们的可信度。例如,在利比亚,美国发现了并冻结了对暴力镇压应负责的高官的海外资产。另外,禁止了他们及其亲属赴美,并让欧洲也如法炮制。在过去的几天中,奥巴马政府采取了行动,冻结阿萨德和其他高层叙利亚官员的个人资产。在极端情况下——利比亚是其中一种,现在叙利亚正在成为另一种——美国可以对联合国安理会施压,将一些人送上反人类的国际法庭。

当阿拉伯政府对和平示威者采用武力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应当停止向他们提供武器。西方国家一直都在向这些政权,比如说也门的萨利赫,销售(或赠送)镇压工具,包括:催泪弹、炮弹、狙击步枪、近距离攻击性武器、火箭炮和坦克。虽然萨利赫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对抗恐怖分子的有价值的资源,现在他已成为了负担。这种交易的告终让美国对巴林(另一位受赠者)和也门的领导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想要以武力骚扰或随意逮捕和平的民主示威者,至少他们不能用美国的枪炮来干这个。

现在迫切需要以调停来打破统治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僵局,找到办法让本地区剩下的独裁者逐步交出权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意识到联合国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中应起到积极作用,于是他开始派遣有经验和有能力的联合国官员参与也门和其他地方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这些外交官可以协助提出抗议者能接受的政治妥协方案。美国应当鼓励联合国的这些冲突调停努力,弥合对立政治派别之间的不同势力,帮助政府扫清通往可信赖的政治选举的道路。因为联合国更为中立,它的国际角色最适合进行调停,也可以召集专家进行机构设计,为起草宪法提供技术支持。

美国的外交家们有自己的事要做:他们可以打通资金和实际支持的通道,为不同的角色提供会面和讨论分歧的机会。他们也应该为人权、公民社会和民主进程而呼吁。这种道义上的表达和实际的支持在其他国家,比如智利、菲律宾、波兰和南非的转型中都起到重大的作用,虽然阿拉伯世界有着独特的敏感性,但是持续进行的反抗运动对美国的大使来说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与其他民主政体的代表一起向阿拉伯的独裁者施压,支持阿拉伯的民主人士。

美国应当帮助阿拉伯的民主人士进行培训和资助,让他们得以保存实力,同时督促他们互相合作。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对公民组织提供更多的拨款。当然会有对资金方面的需求,但是,如果美国给它们太多的钱,会使得它们被人认为是“美国爪牙”从而失去信用,或被腐败吞噬。援助应当有多样化的来源,提供核心的(而不是基于项目的)资金给有着可靠的推进民主变革历史的组织,还必须被仔细监督,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

最后,考虑到埃及对整个阿拉伯地区有着巨大的地理重要性和政治影响力,在针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主变革的宏大战略中,与埃及的互动将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援助和积极监督政治局势的变化,美国必须对埃及军方发出明确信号,美国不会支持对民主进程的故意破坏,回到专制体制对美埃的双边关系来说会有严重的后果,包括影响美国未来军事援助的流向。美国不能让埃及军方玩巴基斯坦军方的“两面派”游戏,否则埃及就会在两个层面上变成又一个巴基斯坦:军方在民主的假面下统治国家;以及军方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一会儿是我们的朋友,一会儿又和我们的敌人——埃及内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和外部的哈马斯——搅到一起。

阿拉伯世界的这段时期的变化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界限分明。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不会仅仅是持久的暖阳或寒风,我们会看到多个循环——持续的起伏斗争,塑造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政治格局。这对美国的利益影响重大。[美国]从未如此地急迫地需要稳定的原则、清晰的理解和长期的战略思维。

2012年1月16日 星期一

【历史今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下台

 

8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网络图片)

【历史今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下台

【2012年01月16日讯】(记者李明综合报道)1987年1月16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在邓小平和中共强硬派压力下被迫辞职下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任代理总书记。同年1月17日,中国著名学者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因参与中国民主运动,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

平反“冤假错案” 主张纠正共产党和毛的错误

1977年,当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革浩劫结束之时,“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民怨难伸,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城乡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教育文化科学领域出现一个长达十年以上的空白。

随后,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并向毛写保证书“永不翻案”的邓小平重新上台,从此掌握了中共的领导大权。

1978年12月,长期主持共青团工作的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80年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同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

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推动主持平反中共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并主持科学院的工作,对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青年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被中共极力神化的毛泽东,胡耀邦指出,应当纠正共产党和毛的错误。

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十二届六中全会 胡耀邦遭毛左重创

八十年代中期,中共的经济改革遭遇瓶颈,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导致官倒猖行,腐败丛生;贫富悬殊,民怨沸腾。中国社会,危机四伏。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胡启立曾经回忆说,有一次陪胡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胡耀邦对他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他一连用了三个“最”字,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他说抓这件事情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并发出警言说“共产党人绝不可鱼肉人民”。

胡耀邦当时坚持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当伴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更广泛地实行民主,从而触动了中共专制独裁集团的根本利益,随即引来打压报复。

曾任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吴稼祥先生在《中南海日记》中记载,1986年8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为了给中共十二大定调子,确立思想政治路线,中共高层不同派系进行了激烈交锋。

有刚从山东老家回来的高层干部反映说,越是深入基层越无望,县里所有的中共大小干部,对人民群众或国家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构不上逮捕法办的,有些群众说共产党腐败在某些方面超过国民党,没有节制的权力,加上狂妄的愚蠢,除了腐败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他说这种状况从下边无法解决。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让中央办公厅起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胡耀邦对温家宝等人起草的稿子都不满意,认为太平套话太多。他自己起草了一份言辞锋利的稿子,直截了当地宣布:“现在提什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说不清楚,也办不到。”胡耀邦对温家宝等人指示照抄并且不要修改他亲自起草的稿子。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决议的第一稿没有提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中共保守派邓力群、薄一波(薄熙来父亲)等对此表示不满。

在9月28日进行的六中全会闭幕会议上,各方正式摊牌。万里发言支持胡耀邦,但是薄一波作了长篇发言,主张保留“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中共左派老人李先念、陈云也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十年不能取消”。最后,邓小平给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划了线,主张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不能搞所谓自由化。邓小平表态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的。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像郭罗基、魏京生、王炳章那些人,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于是,前后历时只大约30分钟,胡耀邦遭到重创。这是他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他个人乃至国家的悲剧由此注定。

遭老人打压 胡耀邦被迫下台

1986年12月初,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反对共产党贪污腐败,并对 “人大代表”充当“橡皮图章”的性质有所不满,于是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一个月内,学生运动扩及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高校,遍及了全国18个省市的28间高校,接近100万学生参予,震动全国。参予示威抗议活动的学生群众,提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要求共产党进行反腐败和民主化改革。

学生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令中共非常恐慌,邓小平认为“学潮闹得这么凶、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如此猖獗,这主要是胡耀邦失误所造成的”。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严厉批评胡耀邦所犯的“错误” ,给他扣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罪名。

在邓小平和中共强硬派老人李先念、薄一波、彭真、王震、李鹏等人的压力下,胡耀邦被迫辞职下台,并且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离开会场后,胡耀邦失声痛哭。

胡耀邦被迫下台后,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任代理中共总书记。

拒绝政治改革的中共,在逼迫胡耀邦辞职后,又将中共党内主张民主化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上海著名作家王若望、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刘宾雁等人,开除党籍。

方励之率先提出人权问题

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是在中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反对共产党贪污腐败,并对 “人大代表”充当“橡皮图章”的性质有所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方励之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

2009年,时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方励之对BBC中文网记者谈到了他为何当年要率先在中国提出人权问题。方励之表示,中共政权在1970年代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进入联合国,按惯例,对前朝的所有公约和承诺就必须自然接受,除非公开发表声明。所以中共政府理应接受并遵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但是自1949年到1980年代末,“人权”这个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政治词汇里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不准提这个词的,所以他要提出中国的“人权”。

方励之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准也是《世界人权宣言》A公约里的一条,但这和所有的人权公约一样,它是针对“人人”的,要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上,而不是平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如果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仍然是没有达到人权公约规定的标准。

1988年秋起开始,方励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呼吁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人。

由于在“六四”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

独一无二的反叛者 王若望彻底否定中共暴政

一九四九年后,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中箭的王若望,于1978年平反,出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7年成为第二个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的著名人士。


《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 (网络图片)

为《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作序的作家喻智官揭示了王若望独一无二的的人格魅力和精神特质,就是对共产党——这个他曾经参与构建的营垒——的反叛。尽管,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这个营垒的革命,并为它夺取政权不惜献身。然而,窃取政权后的共产党背誓乱常,建立了一个毫无民主可言的专制制度,实行一套与民为敌的独裁统治,与王若望早年追求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天性,使王若望痛切反思自己的过去,勇敢地站出来批判自己的营垒,并义无反顾地走上反叛的不归路。

王若望的最可贵处,还不在于对共产党的反叛,而在于反叛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在他同侪的反叛者中,是独一无二的。

王若望从一九五0年代开始,就以杂文形式批判社会弊害,揭示共产党政策造成的一系列错误。到一九六0年代红色恐怖横暴的文革,他就认清毛泽东是一切灾难的祸首。一九七八年文革终场后,他受邀去各处演讲,反思文革斥责毛泽东的恣睢肆虐,是全国公开批毛的第一人。进入胡耀邦推进改革的日子,他在各种场合奔走呼号,强调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推进新闻言论自由、推动多党民主政治,由此被邓小平钦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在八九.六四民运期间,王若望不顾自己“戴罪在身”,不惧被控为“运动的黑手”,于上海多次领头参加游行并在广场演讲。

在思想认识上,王若望也是无所忌讳,共产党死守的圭臬法宝典章教条——诸如马克思主义教义,社会主义宗旨之类——通通被他摒弃;共产党设置的清规戒律禁域防线 ——不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不许挑战现行体制等等——悉数被他冲破;共产党自铸的不准触碰的瓷器陶皿坛坛罐罐——举凡台独、藏独、疆独种种——全部被他砸碎。

从共产党营垒中走出来的高级干部,彻底反叛如此的舍王若望其谁?

诗人黄翔在《野兽》中写过这样的诗句: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喉咙

王若望就是这样一根哽在共产党喉咙里的骨头。他最后为此被流放海外,中共不准其回国,最后客死异乡。

王若望一生经受了中共整治异议份子的全部卑劣花样,尝遍了中共镇压反对派的十八般武艺,他身上刻满了中共在各个时期各种罪恶的烙印。他一生的遭际,是见证中共暴政的一个标本,是显示中共黑暗历史的一卷缩影。

刘宾雁 ——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刘宾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12月5日),著名中国作家、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独立中文笔会第一任会长。他是“反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的第三位著名人士。

他曾经是共产党人,从信仰、投身、怀疑、抨击……,最后成为坚定的中国社会民主变革的积极参与者。

70年代后期,刘宾雁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中共建国以来地方官员最大贪污案,在民间引起强烈反响。他担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发表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如《第二种忠诚》等,并使他得到了“中国的良心”的称号。

作者吴郁在缅怀刘宾雁的文章中表示,刘宾雁的一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和官僚战斗、和阳谋斗、和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封建暴君斗、和封建法西斯主义斗、和形形色色的腐败与形形色色的反改革势力斗、和"六.四"屠杀的滔天罪行斗、和新的独夫民贼斗。从来没有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也没有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暴力革命。始终坚持公开、理性、非暴力理念,以和平方式,身体力行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宾雁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向中共提出许多要求,要求中国人民人的解放和言论自由,要求保障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求中华民族做人的尊严,要求改变中国大陆的贫穷落后,要求国家民族兴旺发达。

刘宾雁最后流亡海外去世的时候是81岁,在他活着的80多年当中,其中只有9年的时间,作品可以公开刊登在报纸上和读者见面。其他的时间,都是被共产党批斗、关押、打压、流放中度过。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把刘宾雁比作中国宋代明相范仲淹,虽三次被朝廷罢官,但是一次比一次光荣。余英时说,刘宾雁继承了中国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份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他两次被赶出共产党,也是象范仲淹那样一次比一次光荣,受到中国老百姓,他的朋友,受到知识界,受到许多有正义感的人的尊敬。

胡耀邦逝世 引发“六.四事件”

1989 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参加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突然心脏病发,抢救无效逝世。胡耀邦逝世后,随即在北京主要高校的校园内,出现“大字报”及各种悼念活动,对1986年迫使胡耀邦下台的中共“老人政治”加以批判,及后发展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群众联合争取民主、自由、法治的运动和震惊世界的中共军队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北京学生的“六.四事件”。

胡耀邦在世时,当时普通民众对其评价积极。但是“六四”之后,中共官方媒体对他鲜有提及,历史教科书甚至至今对其只字未提,以至于当今中国八零九零后对胡耀邦一无所知,已造成记忆缺失和历史断层。

胡耀邦:中共红军的立场和本质不变

《南都周刊》2011年3月的一篇报道,叙述了胡耀邦谈到抗战期间,中共红军虽然高喊“蒋委员长万岁”,但立场和本质没有变。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工农红军曾脱下军装,摘下五角星,戴上了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穿上了国民党的衣服,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当时毛泽东和八路军不但高声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而且还向和自己有十年血债的蒋介石高喊“蒋委员长万岁”。

胡耀邦说,这只是方法问题,方法可以全新嘛,哪怕全新到可以喊蒋委员长万岁了,但红军的立场和本质没有变,通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视频:1945年8月,抗战胜利, 蒋毛重庆谈判,毛泽东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胡耀邦:乐做奴隶的是无耻之徒

2011年8月,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广州出席新书发布会时表示,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他做人要诚实,不能唯唯诺诺,他又引述胡耀邦的话称,“津津乐道的做奴隶的是无耻之徒”。

8月27日,中共体制内几十位改革派人物日前聚集一堂,呼吁共产党解放思想、加强党内民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领头批党内民主不如30年前,还有学者称中共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

但是这个座谈会未突破一党统治禁区,据与会者的转述,资深媒体人张木生在发言中说,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应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也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表示,实行多党制是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关键,但也是最敏感的话题,这次的座谈会回避了这个问题,体现了座谈会的局限性,同时也再次证明在当今的中国,政治思想遭到严厉禁锢。

早在2009年,中国问题评论员辛评便在中共操纵的“两会”召开之际发表评论指出,有人认为中共执政在不断地取得成就,所以主张给中共时间,让它改良,让它继续执政。但是,理性和历史都已经证明:不能再对中共的改良抱任何幻想。

中共不断利用二十多年来的所谓的“经济成就”欺骗人们,要人们相信中共在改良,中共能改良。其实,中共是根本不能改良的,只有抛弃中共,中国才有出路。

(责任编辑:高静)

中港台时间: 2012-01-17 00:53:55 AM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2/1/16/n3488381.htm【历史今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下台-

英雄双韵体

 

英雄双韵体(Heroic Couplet)又叫英雄双行体

  英雄双韵体是一种英国古典诗体,由乔叟首创。由十音节双韵诗体演化而来,每行五个音步,每个音步有两个音节,第一个是轻音,第二个是重音。句式均衡、整齐、准确、简洁、考究。

形式

  由十音节双韵诗体演化而来,每行五个音步,每个音步有两个音节,第一是轻音,第二是重音(即,五步抑扬格)。句式均衡、整齐、准确、简洁、考究。

  拿四行诗的押韵方式为例:

  有abab型,有abcb型,有abba型,有aabb型, 还有aaab型。第四种(aabb型)实际上是双行押韵,英语称之为couplet,如果每行五音步,则称之为“英雄双押韵”(heroic couplet)。

产生过程

乔叟(1343?-1400)是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被尊“英国文学之父”。他开创了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莎士比亚狄更斯都受过他的影响。 乔叟的艺术风格的特点是幽默和讽刺。他认为“真诚是人所能够保持的最高尚的东西”。他不直接对读者进行说教,而是寓教导于娱乐之中,用幽默和讽刺来替代鞭挞和谴责。他的作品语言生动,在人物刻画上既注意外貌特征,又注意深刻细腻地展示内心世界。在英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使用十音节“双韵体”的诗人,这个诗体后来在他首创下,演化成了“英雄双韵体”。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是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他模仿罗马诗人,诗风精巧隽俏,内容以说教与讽刺为主,形式多用英雄双韵体,但缺乏深厚感情。

  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特罗伊勒斯和克莱西德》首创的英雄双韵体。

乔叟

例子

  Cooper's Hillby

  ——John Denham(德纳姆)

  O could I flow like thee, and make thy stream

  My great example, as it is my theme!

  Though deep yet clear, though gentle yet not dull;

  Strong without rage, without o'erflowing full.

变体

  alexandrine(亚历山大诗行)和 triplet(三韵句)[1]

  这两种变体经常配合使用,来加强诗歌的高潮部分。

英雄双行体

 

  某卫视求职节目《非你莫属》近日受到网民的如潮批评。流传在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求职者刘俐俐因为说了一些众人不懂的话题,对主持人不够谦恭,在受到批评后又没有表现出“悔意”,就遭到了主持人和“老板团”的火力围剿。在面对诡异的现场气氛、听到不乏恶意的评价时,这位年轻姑娘仍然保持节制和礼貌,最终彬彬有礼地失败退场。

  节目的失控是从刘俐俐说出莎士比亚的“英雄双行体”开始的。主持人和老板们都没听说过这种诗歌体裁,很快表现出某种不适。当刘俐俐谈论留学回国的感受时,主持人又尖刻地批评她,不应该说“中国”如何如何,而应该说“我们这儿”。刘俐俐回答问题的机敏和不卑不亢的态度让主持人大光其火,乃至当面批评求职者笑得很“狂浪”。“老板团”看主持人眼色的做派,也让人感受到电视职场的势利气息。

  “非你门”传开之后,人们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主持人和所谓“老板团”,对处于弱势但并未示弱的刘俐俐表达了同情与敬佩。演员马伊俐公开批评该节目,演员姚晨则表示她的团队欢迎刘俐俐入职,李开复和徐小平也都认为主持人缺乏管理经验应该下课。冷僻的“英雄双行体”以及主持人所说的“狂浪”、“我们这儿”,也因此成为当下最流行的词汇。

  “非你门”现场的失控,并不是由于主持人或求职者素质太差,而是缘于“态度”的碰撞和“规则”的失灵。主持人和老板们或许认为,求职者应该表现出足够的谦卑,听到批评意见时应该高度认同,否则就是缺乏诚意和自我认知。刘俐俐的自信和自我辩护,显然让大家很不满意。  而在类似的求职、求偶、求出线的电视节目现场,都存在着某种不可言宣的隐性规则,即主持人、专家与选手之间尊卑有序,绝对不可僭越,否则选手就会遭到痛扁。当年《超级女声》的海选现场,主持人和专家拥有对选手“毒舌”相加的特权,选手一旦稍有不服,就可能被淘汰或封杀。在《非诚勿扰》等交友节目中也可以看到,男女嘉宾们无不对主持人以“老师”、“爷”等敬语相称,无不表现出绝对的钦佩和臣服,主持人和专家们对这种吹捧也一概笑纳并百般受用。刘俐俐显然对这一规则不够了解,更不懂得这一规则的威力,她以青春期特有的莽撞与坦率让“规则”出现了失灵现象。而作为一种律令身份出现的“规则”,在受到挑衅时必然全力反击,《非你莫属》主持人的恼羞成怒就是最好的说明。

  主持人没有及时稳定现场气氛,没有表现出必要的风度,这确实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虚拟出来的电视节目尊卑规则,是否必须得到维护。无论主持人、专家还是嘉宾、选手,他们面对的其实只有一个“上帝”,那就是观众。观众面前,他们是平等的。而从知识储备、人格修养、人生阅历乃至现场表现来说,主持人未必都比选手来得高明,因而完全没必要始终保持对选手的优越感,没有必要因丧失了居高临下的“气场”而陷入崩溃。当文学爱好者说出“英雄双行体”,当物理系毕业生说出“超弦理论”,主持人完全有必要虚心受教。

  “非你门”所透露的并不是主持人的偶然失败,而是由电视节目所表达的、实际上浸染于社会机体中的某种错位价值观念受到了嘲弄。主持人和节目组当然要反省,但更应该深究的是,平等观念怎样才能在文化领域得到尊崇与奉行。“帝王”与“奴才”、“爷”和“孙子”、“大师”与“在下”、偶像与“粉丝”,类似的文化现象还是越少越好。电视网

“做蛋糕”“分蛋糕”与“市场经济”——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考辨

 

——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考辨

一,“做蛋糕”与“分蛋糕”能够分开说话吗?

“做蛋糕”与“分蛋糕”问题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问题,“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发展生产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吃的蛋糕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会出现“拉动内需”话题。社会主义“转型”之后,这个问题才以微妙的方式出现,“先富”,“不会出现百万富翁”,“效率优先”,尼基系数话题,等等皆是也。重庆模式从“科学发展”角度尝试探讨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广东省遂抛出“蛋糕做大论” 与之对抗的。“做大”云云,不过是早已千孔百疮的“先富”与GDP“硬道理”的新版,除了摭拾点美式余唾以吓唬人外并无些许新意。不过他们掌控着话语霸权,所以依然声势可观。

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常识,改开以来被霸权话语人为地遮蔽罢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观点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消灭所有制。后来《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又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强调:“《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改开以来,“攻关改制”也好,“产权明晰”也罢,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宣告资本主义地久天长,它无比优于“平均主义铁饭碗普遍贫穷”社会主义,“人间正道私有化”——不过“只能做不能说”罢了。“蛋糕” 话题,不过是不得不“说”的曲折暧昧

离开了所有制,离开这个生产方式孤立地谈论分配,谈论“分好”,无异于隔靴搔痒,要么是糊弄百姓。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转型之后,“主人”下岗了,“买断工龄”变成弱势群体之后,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希望工程”,《国际歌》的主题也就演变成了依赖“扶贫”,变成“杨白劳靠黄世仁扶贫”以及“慈善事业”、“媒体救助”等等的与时俱进喧嚣了。

1,生产分配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自觉调节。

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是公有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用人们曾经熟悉的话说,“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生产与分配的调节,比如积累与分配的问题,农轻重的比例问题,社会各阶层的分配比例问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探讨的课题,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探讨的光辉记录。

转型接轨之后,过去曾经引起争论的“满足需要”云云话题,实际上已经变质:中国 “做大蛋糕”的目的,原来是为了满足中外富豪的超额利润需要,“满足美国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结果恰恰证明了八大以后对基本路线争论的必要性。

毛泽东高瞻远瞩察微知著,对涉及党和人民利益的根本问题最为敏感,他从不搞无谓的争论,这是为历史证明了的,许多问题当年人们不理解,经过30余年的曲折反复,人民才慢慢理解。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政治路线的正确,是根本性和第一位的。其实,“经济建设为中心”云云不过是政治路线的一种回避方式。改开以后,“平反冤假错案”与 “民主化进程”是政治且不论,从“分”“包”到“股”到“攻关改制”“快卖卖光”,刀子全都挥向生产关系,那一项不是“政治”!不过政治的内容不同罢了。近期《环球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向前走,需超越左右之争》社评,虽然标榜“不左不右”,但也承认“早在邓小平时代就有左右之争”,不过坚持说“但回头看,可以说中国走了一条没往左转,也没往右转的路。中国既没有陷入‘继续革命’而不可自拔,也没有按照资本主义的路标安排改革。”秃子护头瞎子护眼,“融入世界”“现代企业制度”,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哪一点不是与资“接轨”。

“做大蛋糕”“硬道理”畅行无阻30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和苏东覆辙的无底深渊。“居安思危”,“公平与效益”问题调整下提法,如今广东抛出的 “做蛋糕”命题,从“兼顾”又倒退回去了。

2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调节,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

资本的生命即使无限的追逐利润。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的眼里只有“利”而不存在“义”,不存在人道和良心——这些玩意是资本的奴才买办精英糊弄老百姓用的。

八小时工作制是西方无产阶级一两个世纪前仆后继流血奋斗的结果,美国工人阶级也为之流过鲜血,绝不是老板绅士“人道”的赏赐。直到今天,特色中国的外资、合资、“民资”企业,八小时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西方的发达,不是“普世”的结果,而是“大国崛起”对世界几个世纪掠夺的结果,是航母霸权和金融霸权对第三世界残酷掠夺结果,也是中国外向型奉献的结果。小岗模式下的中国农村,为资本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是雇佣劳动大军的庞大蓄水池。它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最残酷的血汗工厂,可以将劳动力价格压到了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之下,使农民工跳楼索薪成为中国特色。“法制”自觉保驾护航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实际地位远低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

“分蛋糕”的问题,“效益与公平”问题,是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背景下提出来的。

没有通钢工人阶级的拍案而起,不会有黑龙江省的“攻坚改制”的暂时缓步。如果中国有十个通钢,买办势力也不至如此猖獗。

广东对 “做蛋糕”的鼓吹,说明买办势力依然强大,这是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一次较量,这较量,是18大之前的一个政治斗争。

重庆强调“分蛋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可贵尝试,表现的是中国完成“转型”前共产党依然有着改弦更张调整路线的可能性。“做、分”云云,是既定霸权语境下的表述方式,虽非根本,却也实际,所以才会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举国右翼精英所激烈反对。

两种模式,两条道路,各自代表,阵线分明:广大群众为一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一方,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3, 广东的“蛋糕”是怎么“做大”的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人们看到的是他们越来越富,“不会出现百万富翁”的结果是股市、房市和矿难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能“大开快流”出亿万富翁。2010年世行报告,中国0.4% 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这可是洋人说的

GDP“硬”了30余年,人均却不到被超过的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的蛋糕就是这样分的!

这GDP,发生在中国,但大头并不属于中国,中国以超国民待遇 “引”的是中国自己借给美国人的外汇。跨国资本控制我们的支柱产业,“拿走利润,GDP留给中国”,中国用牺牲环境资源和血汗换得的是小头,这小头再拿去换美国的白条,如此“招商引资”循环不已——中国的“蛋糕”就是这样“做大”的!

汪洋 先生“杀开一条血路”,就是要坚持这样的道路“不动摇”,不仅如此,还要通过“普世”政改,将这“蛋糕”的做法“深化”——用政改彻底转型,将其进一步恶化、永久化。

珠三角是改开搞的排头兵,中国的“第一世界”,它以“外向型”模式做大殖民经济“发达”起来。在与内地的关系上,东部与 “西部”地区恰恰换了个位置:后者的供奉成就了珠三角的“做大”,就像广东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与跨国资本的关系一样,内地为广东提供者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如果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那么,广东珠三角则是中国最大的血汗工厂。每年一次的春运,就像非洲大陆的数以百十万计的食草动物的大迁徙一样,声势浩大的农民工群可怜的短暂回流,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宏伟景观。农民工,这支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准无产阶级大军,30年来一直以低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价格为珠三角的中外资本创造者超额利润。小岗模式下的中国农村,不断为这支饥肠辘辘的大军提供着产业外维持生存的营养补充,虽然这一模式在“土地流转”的喧嚣中,正面临着进一步被剥夺的危险。买办精英的土地私有化的心愿也许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但不要忘记,中国农民被彻底剥夺之日,也就是资本的掘墓阶级成长壮大和一切“先富”“做大”骗局彻底破产之时。

此外,中央多年的税收优惠,正像“出口退税”一样,那时从全国人民口袋掏出的倒累进税,为广东的发达提供着呵护和补贴。

仇和等改开政治明星发明的“招商引资”模式,一个市县设十几甚至几十个招商局,不过是广东模式“做大蛋糕”的普世形式,这种模式的理论价值,除了傻瓜和三岁孩子,都不难看出来。可在时下中国,依然是行政的根本,招商引资和增持美元的二重奏依然是响彻云霄,在广东和云南,执政党变成了“招商引资党”和“保驾护航党”。这些地方的“小政府”,却最大化地“突出政治”,为中外资本的掠夺揠苗助长和保驾护航!

“做大蛋糕”云云不过是个骗局。

不能离开所有制谈论“做蛋糕”与“分蛋糕”。

二,决定社会的“型”和“特色”的是经济基础

不能离开所有制谈论做分蛋糕,不能撇开“姓社姓资”谈论分配。

真的像“不左不右”论说的 “中国既没有陷入“继续革命”而不可自拔,也没有按照资本主义的路标安排改革”么?

未免太自欺欺人。

1,乞求美国承认的“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了乞求美国承认这个“市场经济”, 我们不知付出多少代价,至今依然坚持不动摇。

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能从理论上考量考量吗?

流行的与“计划经济”对立的“市场经济”说法,是个伪命题。

毛泽东主席在文革期间讲过“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甚至说“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实行商品制度”就要有市场交换与价值规律,不是“市场经济”是什么?这一点,斯大林就明确肯定了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党上下头脑发热,大刮“一平二调”之风,后来鼓吹“市场经济”的人,当年热衷废除商品制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主席建议大家读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批注。

毛泽东反对“平调”,十分肯定价值法则的作用,称“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时代并不排除“市场经济”。

邓小平同志也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既然“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说起来不该有“争论”。如果是就“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主次关系之类说事,那就不该用“市场经济”否定取代过去的“计划经济”,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现实的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的根本 “转型”。

左翼的经济学家谈论这一话题的文章,驳斥右翼主流,囿于“体制”说话,就像带着镣铐跳舞,施展不开拳脚,非平煤的文章,把话说透才能一针见血。比如,右派讲的“市场经济增长一分,国有经济就萎缩一分;市场经济建成之日,就是国有经济消亡之时”,其实倒是大实话。“究竟哪种所有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不争论”的“做”中,谁也不曾怀疑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先进生产力”?不然何来“接轨转型”“攻关改制”!

记得“不问姓社姓资”刚出现时,连《中流》都刊文论辩这句经典的原意如何如何。其实这在右翼看来很好笑——转型年代的话语特色,右派自己心知肚明,绝无左翼的书呆子气。

改开问题,许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市场经济”,“做”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也。

“不争论”“大胆的干”时,令旗上大书“市场经济”;需要应对“争论”时,就加个定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论证过程“不能说”:

它有一个“原道”式的预设前提:“计划经济”是“贫穷社会主义”,因此,“市场经济”自然是先进生产力。

接着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并加否定,继而将“市场经济”事实上变成“资本主义”。

至少有三个漏洞:

1,预设的霸道前提不是通过逻辑论证,而是通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霸权舆论完成的。

2,以偏概全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偷换概念。

社会主义不能等同于“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 +以消灭剥削为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

3,偷天换日。“市场经济”一会“姓社”一会“姓资”:“争论”时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大胆的“做”时,百分之百地变成“资本主义”。

看看“做”,就一目了然了: “市场经济” 一旦写上旗子,“转型接轨”、“全球化”、“融入世界”、“为洋人打工”、“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公关改制”、“快卖卖光”、MBO、“管理层收购”等等,就霞光万丈纷至沓来,“资本主义”就披着“市场经济”的轻纱与“特色”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堂而皇之地变成“先进生产力”了。

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区别,毛泽东讲得十分清楚:

“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

抹杀了这一前提的“市场经济”,还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

邓小平同志也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主席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成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单看这话,十分相似。但如果一看要害,二者的天差地别就出来了。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方面对斯大林反对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不以为然,同时又批评他的只见物不见人:

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 ,“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 “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

因此才有后来的著名论断:“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商品生产的存在,市场经济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重要经济基础,老人家一直探索如何“限制”,包括发动文革,不幸的是人亡政息—— “市场经济”就是颠覆“限制”的必然产物。

所以毛泽东一直强调,市场经济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对那些反共反社的人,邓小平同志也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谈论“做蛋糕分蛋糕”问题,不能离开“姓社姓资”的根本。

2,中国“走资”必然“走殖”, “再为再为洋人打工20年”,成为跨国资本的附庸

毛泽东60年代重上井冈山收的一段话50年后读之依然振聋发聩: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决策者与其花力气争论“做蛋糕分蛋糕”,不如把这段话能够认真读一读——如果能认真反思一下,则中国之大幸焉。

中国眼前的危险,已经不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基本解决了,时下的最大危险已经是“不问姓中姓外”的问题了。买办汉奸把持着许多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要害部门,中国被美国绑架着迅速地在殖民化的道路上下滑,广东是买办势力的桥头堡,他们每一举措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做蛋糕”云云即为其一。

先不说 “分”,经济日益殖民化的中国,“蛋糕”能够做大吗?

3,国企在时下的地位与作用

转型的国企,国企在转型中。

恶性的市场化,连教育都产业化了,不问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掠夺和利润就是一切。整个中国被投进了资本的熔金炉,成为中外资本狂欢掠夺对象。千万个马明哲刘志军掌控下的国企,早已“转型”成官僚资本或官僚买办资本。不要说下岗,在岗的工人与老总,地位天差地别,比毛主席当年说的“比资本家厉害”要厉害一万倍!WBO、“管理层收购”不过是在法律上“明晰产权”而已。这不是“个别”,而是“一般”,真正的“普世”。国企的利润不过是推行“攻关改制”和“保驾护航”以及“救美国”的物质基础。比如,个别资本的疯狂制造层出不穷的矿难,“维稳”总是由国家来埋单。

但是,中国毕竟还处于“转型”中,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斗争还未尘埃落定。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较量,还不知鹿死谁手。就是说,国企一天不彻底“改制”,它依然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回归的物质基础。也因此,整个右翼都把国企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铁路“市场化改革”所造成震惊世界的高铁事故,国人都在反思,而右翼媒体却倒打一耙,以之作为鼓吹私有化的借口。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说“最坏的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也,恶性的市场化也,疯狂掠夺,自我殖民化也。

捍卫国企是时下经济方面左右两翼斗争的焦点之一。

宪之:_乌有之乡

2012年1月15日 星期日

新年伊始中共高层激战不歇息(图)

杨浩

清华大学新闻网
清华大学新闻网截图(网络图片)

【看中国记者杨浩综合报导】元旦出版的2012年首期《求是》杂志暗批温家宝评价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立场有问题;同时该期还刊登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文章直斥敌对势力正加紧西化;紧接着9日《中国青年报》就刊登了清华研究报告,指中国体制改革已陷入困境,既得利益集团借“维稳”拒绝改革。有专家指,该报告是事涉上层授意而写但无力解决“利益集团”问题;另有专家指出,采取措施打破利益集团,实行广泛选举制度。该清华报告登出几小时后,被当局删除。

体制改革已陷入困境

温家宝曾在国内外十多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倡导普世价值,而这次谈体革却出自最高学府学者报告。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中国体制改革已陷入困境,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未进一步推进。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报告指,中国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亦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而是“转型陷阱”,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即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指,“大维稳”模式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专家:既得利益集团即是权力与资本合谋

中国时事评论家洪维指出:这个利益集团指的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它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美国之音报导,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1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提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红色家族属于既得利益群体

这份报告归纳分析认为: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刊登在《新纪元》题为“漫谈中国大陆的‘红色家族’”一文指出,2010年,中国的《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第4期发表了一组文章,首次公开承认“红色家族”为新富豪主体。‘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早在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主要披露了地厅级干部财产状况。

该报告中指出:全国党政干部已形成特权有产阶层,而地厅级以上干部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倍至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倍至85倍。全国有7省市(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他们的子女87%至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

《开放》报导,研究中国政经问题、资深政论家许行先生指出,太子富豪始自邓小平王震荣毅仁三家,自九十年代以迄,有李鹏家族、江泽民之子,朱镕基之子、李瑞环之子、胡锦涛之子、温家宝之子、吴邦国女婿、李长春之女、刘云山之子、曾炎培之子等等,所控制的是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领域,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电力、通信,房地产行业等领域。

专家:报告是上层授意但无力解决“利益集团”

据财汇资讯报导,中国社会问题专家祝振强指出,这样详实全无一丝遮掩的报告,已经不仅是学术报告,而是事涉上层授意、上层首肯、事关民众、社会与中国发展未来的宣誓。这是继高层发出警惕特殊利益集团做大、阻挠改革之后,又一次公开对“利益集团”及其极端腐败的指斥。 

但他同时指出,“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是属于一种窃取国家、掠夺民众及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权力及其掌控者,是否承担责任? 报告在叙述过程中,充满著一整套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以改革为名的大话语。这些实际上充当了利益集团合法性、正当性的外衣,充当了他们的保护伞。

他还指出,在法律甚至国家机器功效、动能都已失灵情形下,把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寄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是痴人说梦。 

汪玉凯呼吁采取措施打破利益集团,破解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难题,实行广泛选举制度,给老百姓选择领导人的权利。

这篇清华研究报告刚引起关注就被当局迅速删除其中包括新华网、中国经济网、21CN、腾讯、中青网和凤凰网等。

英《观察家报》报道《山楂树之恋》在英国出版消息

 

(2012-01-13 13:01:12)

艾园的海外大本营,有艾米所有已出版和将要出版的小说:http://aiyuan.wordpress.com/ 。上不去的可从下面几个梯子里选一个翻墙:

http://www.51proxy.net/

http://www.proxyie.cn/
http://www.7dai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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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目:神秘博主撰写的文革小说引起轰动

作者:《观察家报》达尼娅-艾尔伯格

一本由现居美国的中国作者撰写的小说在全球出版界引起轰动,该小说原为博客连载,但在中国出版后,已售出百万册,并被一位有望获得奥斯卡奖的导演搬上了银幕,引起世界的关注,已有15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的版权,但至今没有一个出版商、翻译者或者编辑知道该书作者的真实身份。

《山楂树之恋》描写的是文革期间的一个爱情悲剧,作者笔名为“艾米”,人们只知道她从中国赴美国佛罗里达读书,在那里过着隐居式生活。人们猜测她大约五六十岁,因为从她对文革的真知灼见来看,她应该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迫害。她告诉读者,《山楂树之恋》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该书的女主角是一个出身于“政治上有问题”的家庭的女孩,爱上了一个将军的儿子,该书以真实生活为蓝本,但改动了人名和地名。

在目前这样一个作者的身份比才能更被看重的出版界,令人吃惊的是像意大利、挪威、巴西和以色列这样相距甚远的国家都购买了该书的版权,英国Virago出版社的勒尼-古丁斯(Lennie Goodings)一个中国字都不认识,也购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版权,且很高兴地发现这本书没让她失望。她说:“这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很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描写那种跨越阶级屏障的爱情,故事发生在文革时代,表现出政治对爱情的影响。”

古丁斯请Virago出版社会计处的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工作人员读一下这本书,“但那女孩脸一垮,说:‘我对文革小说不感兴趣,那是我父母那代人的时代。’不过第二天,她靠在我肩上,流着泪说:‘这个故事太感人了,我看哭了。’于是,我闭着眼睛买下了该书的版权。”

该书原文是在一个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上连载的,但该书的一位书迷把该书推荐给了中国的一家与政府有关系的出版社,该书出版后销量惊人。

该书的英文翻译者安娜-霍尔姆伍德 (Anna Holmwood)说:“这书对中国政府来说没什么问题,如果你对文革持某种特定立场,那可能会是个问题,但现在人们对谈论文革多么可怕都持一种很开明的态度。”

英文版《山楂树之恋》将由Virago于本月出版上市,该书的开篇处有这样一个情节:女主角与一位俄国人成为好朋友,那位俄国人教她一首俄国歌曲《山楂树》,艾米这样写道:“当然,这歌你只能私下唱唱,因为所有苏联歌曲都被当成危险品了,而且只要与爱情相关的都被当成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这首歌会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因为它说的是两个年轻人爱上了同一个女孩。”

《山楂树之恋》电影由《十面埋伏》的导演张艺谋执导,该片晚些时候将在英国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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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Mystery Chinese blogger scores a hit with Cultural Revolution novel

Novel by an anonymous Chinese author living in America, which started life as a blog, has become a worldwide publishing sensation. It has been snapped up by publishers in 15 countries who have been impressed by the fact that it has sold more than a million copies in Chinaand inspired a film by an Oscar-winning Chinese director. Some publishers even bought it before reading a translation. Yet none of the publishers, translators or editors knows the author’s identity.

Under the Hawthorn Tree, a tragic love story s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written under the pen name of Ai Mi. All that is known about the author is that she leads a reclusive life in Florida, having gone there to study. She is thought to be in her fifties or sixties, if only because her insight in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uggests someone who experienced first han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persecution of Mao Zedong’s last decade. She tells her readers that it was inspired by a true story. Her central character – a young woman from a “politically questionable family” who falls in love with the son of a general – is based on a real person with names and places disguised.

In a publishing world where an author’s identity is oft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ir talent, it is striking that publishers as far afield as Italy, Norway, Brazil and Israel have responded to the writing alone. Lennie Goodings of Virago bought it without knowing a word of Chinese – and was relieved to discover that it lived up to her expectations when she commissione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She said: “It’s a beautiful love story, almost like a Romeo and Juliet. It has that real simplicit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love each other across class. [Set] agains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shows the startlingly intimate reach of politics in that period [which] even affects – and infects – their love.”

Goodings asked someone from Shanghai who works in Virago’s accounts department to read it: “Her face fell and she said, ‘I’m not interest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s my parents’ generation.’ The next day she was at my shoulder, eyes brimming, saying ‘it’s so wonderful and I cried’. On the basis of that, I bought it blind.” Although the original blog was serialised on a website that was block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 admirer had passed it to one of China’s state-affiliated publishers, which has been overwhelmed by its sales.

Anna Holmwood, the English translator, said: “It doesn’t present a problem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you were to take a particular political line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might be problematic. But nowadays people are very open about talking about what a terrible time it was.”

In the opening chapter of the book,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by Virago this month, the central character is befriended by a Russian who teaches her a Russian song, The Hawthorn Tree. Ai Mi writes: “Of course, this had to be done in secret. Not only had everything associated with the Soviet Union become dangerous but, just as importantly, anything contaminated by the idea of ‘love’ was considered the bad influence and the putrid remain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The Hawthorn Tree was deemed ‘obscene’, ‘rotten and decayed’, and of ‘improper style’ because the lyrics spoke of two young men … in love with the same young maiden.”

The film version, directed by Zhang Yimou, the director of House of Flying Daggers, will be released in Britain at a later date.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2/jan/08/hawthorn-tree-zhang-yimou-ai-mi

神秘的中国博客分数命中文革小说

根据山楂树之恋已经售出在中国就有超过一百万份

十面埋伏

谁导演张艺谋,十面埋伏,上面曾执导电影版照片:c.Sony PICS /埃弗里特/雷克斯Featur

一个由匿名在美国,开始作为一个博客的生活居住的中国作家的小说,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出版轰动。它已被抢购一空,在15个国家已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已经售出超过一百万份的出版商 中国和灵感来自奥斯卡获奖的中国导演的电影。一些出版商甚至买前阅读翻译。然而,出版商,翻译或编辑都不知道作者的身份。

根据“山楂树之恋,一个爱情悲剧故事集“文化大革命”期间,写下的笔名艾宓。关于作者的所有已知的是,她领导着一个在佛罗里达州的深居简出的生活,已经有研究。她被认为是在她的五六十年代,如果仅仅是因为她洞察到“文化大革命”表明有人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政治和社会的迫害。她告诉她的读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启发。她的中心人物-一个年轻女子从一个“政治上可疑的家庭”谁爱上了一个一般的儿子-是基于一个真实的人与名称和地方变相。

在出版的世界里,作者的身份是往往比自己的才华更重要,这是惊人的出版商一样在远处意大利,挪威,巴西和以色列的反应写作。伦尼泼妇Goodings买不知道的中国字 - ,欣慰地发现,它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时,她就开始委托的英文译本。她说:。。“这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几乎像一个罗密欧和朱丽叶,它,人试图以爱跨越阶级彼此真正的简单[设置]对”文化大革命“,它显示的政治令人吃惊的亲密在这达到期[]甚至影响 - 感染 - 他们的爱情“

Goodings要求从上海泼妇的会计部门工作的人阅读:“落在她的脸上,她说,”我不感兴趣,在“文化大革命”这是我的父母。“代”。第二天,她是在我的肩膀,眼中充满,说:“它是如此美妙,我哭了”,在此基础上,我买了它盲目。“ 虽然原来的博客是一个网站,是由中国当局封锁的序列化,一个崇拜者通过到中国的国家附属出版商,其销售额已不堪重负的之一。

Holmwood,英语翻译,安娜说:“它不存在中国政府的问题,如果你是采取一个特别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可能会出现问题,但现在的人都在谈论谈论非常开放。一个多么可怕的时间了。“

在这本书中,将由本月泼妇发表的开篇,中心人物是由俄罗斯人教她一个俄罗斯的歌曲,山楂树之恋的朋友。艾宓写道:“当然,这必须秘密进行,不仅与苏联有关的一切变得危险,但同样重要的是,被认为是'爱'的想法污染的任何不良影响和腐烂。仍是资本家阶级。山楂树之恋被视为“色情”,“烂和腐烂”,“不当风格”,因为歌词谈到两名年轻男子在与同样年轻的姑娘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