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4日 星期六

公民(公盟)简介(2011)

 

一、公民(公盟)理念、背景及现状

公民(公盟)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公民的联盟,当今中国最大的公共利益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文明政治,我们秉承理性、建设性原则,通过法律援助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具体制度变革,推动公民社会成长,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鉴于当下中国以推动民主法治为目标的维权公益组织很难获准NGO注册,2005年6月注册为“公盟咨询公司”,下设“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纯粹公益团队。2009年7月,政府以公盟公司接收耶鲁大学的3笔捐款没有纳税的理由处以5倍罚款总计142万多元,“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民政局宣布取缔,公盟公司被撤销登记。公盟的遭遇引发国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纷纷捐款缴纳罚款,一年以后税案撤销,公盟公司账户解冻。

虽然公盟公司仍在(主体资格有法律争议),我们也注册了新公司,但作为一个公益团队,我们不再使用公司的名义,而是用“公民”——我们都是公民,或者“公盟”——这群现代公民的集体称呼,使用“公民”标志,共同的理念是《公民承诺》。虽然我们认为接收国外基金会资金支持用于帮助弱势群体推动民主法治符合良心正义,但考虑到一些保守势力的观念,我们不再接受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全部经费都来自公民个人捐赠。

公民(公盟)截止2011年底有300多位签署《公民承诺》的成员,具体事务由召集人负责,召集人会议下设公民办公室,分别负责法律援助、教育平等、拆迁关注、人大选举、发展传播等。

二、公民(公盟)成长经历:

2003年4月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之死,公民(公盟)发起人“三博士”就收容遣送制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违宪审查公民建议,6月国务院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2003年710月为孙大午案辩护,后大午先生被判缓刑释放;

2003年10月登记成立公民(公盟)的前身“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2004年2月,借修宪之际,组织专家起草、研讨并递交《关于修订宪法人权条款的建议》;

2004年3-6月,为言论自由,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和总编提供法律援助,后总经理二审改判,总编等人获释;

2004年9月,就“一塌糊涂”BBS论坛被关闭发出公民呼吁,迫于压力办公室暂停工作。

2005年3月,“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被注销,6月公盟咨询公司登记注册;

2005年3月,启动《中国信访调查》的调研和写作,20万字的调研报告于2007年完成;2005年7-10月,参与陕北民营石油案营救朱久虎律师,后朱律师无罪释放;

2006年8月,组织人大代表关注海淀区打工子弟学校强拆,后在社会各界关注下强拆暂停;

2006年11月,动员和帮助律师、业主委员会等公民群体参选人大代表;

2006年12月,完成和提交关于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

2007年1-7月,完成并提交户籍制度改革建议;

2007年8月,代理山西黑砖窑受害者提起行政诉讼,索赔被拒绝立案后帮他们募捐;

2008年7月,帮助勇敢的律师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民主选举;

2008年9月,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法律援助,提起共同诉讼,至2011年9月历时三年,参与推动了国家赔偿方案出台,代理400多个案,为个案受害者争取了近200万元赔偿;

2008年9月-2009年2月,组织公民冒着危险围观黑监狱,5个月内先后组织8次围观,解救了数十位被非法拘禁的上访者,此后遇有访民求救继续围观和解救;

2008年12月,完成征收法立法建议草案;

2009年3月,向两会提出了实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废除教育领域行政垄断、停止强制计划生育、取缔黑监狱保障人权、就食品安全问题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等十项公民建议;

2009年3月,完成并向有关部门领导寄送《藏区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调研报告,3万多字的报告指出该事件内部因素也不能忽视,现代化进程中藏人经济方面的相对被剥夺感、文化教育的缺失、官员特权腐败等因素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2009年4月,编写《公民维权手册》,举办第一期公民法律知识培训;

2009年6月,就“绿坝”软件召开律师、网络专家、媒体等各领域公民的研讨会,探讨其违反法律的问题以及技术可行性方面的荒诞,后强制安装绿坝行动停止;

2009年7月,公盟税案,感谢大家捐款、呼吁,许志永和庄璐被捕后又获释,一年后该案撤销;

2009年12月,就广电总局颁布的《互联网视听节目管理规定》提出公民建议,指出其违反物权法和宪法;

2010年1月,开始帮助非京籍家长推动不分户籍的教育平等,至当年6月大体实现小学升初中不分户籍的平等;

2010年2月,组织北京的被拆迁户共同维护权利,至2011年7月完成《北京违法拆迁调查》报告;

2010年10月-2011年3月,在南站附近设立救助站,为露宿街头的上访者发放棉衣棉被,确保冬天不冻死一个人;

2010年7月,开始援助夏俊峰案,同时援助承德陈国清、江西乐平程发根等诸多死刑冤案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2011年1月,就钱云会之死展开独立调查,公布调查结论是交通事故,引起很多批评,我们对报告第一版的细节错误深表歉意,对关心和批评我们的朋友表示感谢,但我们需要坚持说真话,公民社会需要公信力;

2011年继续帮助非京籍家长为孩子争取教育平等,提交“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报告”和“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其中8月重点关注打工子弟学校被强行停办,代理学生起诉,后在社会广泛关注下政府承诺分流安置学生;

2011年7月,就“723”特大动车事故提出赔偿的法律建议,认为政府赔偿50万元不合法,应该赔偿近百万元,后政府将赔偿标准提高到91万多元;

2011年9月11日基本完成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结石宝宝”的法律援助工作,写了总结报告,同时援助河南新乡张好峰等死刑冤案;

2011年9月,就刑事诉讼法修订提出六点建议,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1年3-11月,编写发布《人大代表联名推荐候选人参选指南》;召集独立候选人聚餐交流,通过法律帮助和网络动员协助公民竞选;完成江西新余、广东、北京的选举观察报告。

四、公民(公盟)未来工作计划:

就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发出理性声音,建设公民社会的公信力。这是一个变革时代,随时会发生一些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在官民情绪严重对立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亟需有公信力的公益组织,无论冒多大风险和压力,无论压力来自官方还是民间,必须有人坚守真相和理性。

继续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已代理的死刑冤案继续申诉,直至正义伸张。联系志愿律师为涉及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财产权利等公民基本权利的典型个案提供法律援助,并为遭遇不公正的极端贫弱者提供救助。

继续推动教育平等,直至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征用法律改革等社会改革。

推动各地公民分享法律维权经验,推动各地公民从事民主法治启蒙、维权、救助工作,推动公民社会成长。我们不仅通过个案维护权利,更重要的是,把维权经验与各地公民分享交流,推动各地成长起来坚守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公民团队。

五、感谢!

感谢您关注和支持。这是一个变革时代,中国必须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制约权力,推动社会和平转型,奠定国家宪政的基石和道路。我们相信自己的服务和担当的精神,相信这个国家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

公民(公盟)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广渠路九龙花园2号楼B座309.

公民法律援助救助账号:许志永,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学院路支行,6222020200045280290,支付宝兼Email:xuzhiyong2009@gmail.com

公民(公盟)简介(2011)_许志永文集_法律博客

公盟 - 维基百科

 

公盟,是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则是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设的内部公益机构)。公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10月28日北京大学许志永滕彪俞江博士以及公益律师张星水北京创立,因无法在中国民政部作为民间组织登记,只能在工商局作为公司注册,当时的名称是“北京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9月更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1]。公盟的口号是“为了公共利益”,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以期能够理性、建设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

从2003年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人就孙志刚案向全国人大提出收容遣送制度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开始,他们参与代理了不少维权官司,撰写了若干有关中国当时热点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并开展了几个促进社会公正透明的公民参与项目活动。

公盟组织机构

滕彪

主要成员
公盟办公室
  • 行政主管:田奇庄
  • 项目专员:杨慧文
  • 行政助理:庄璐
  • 个案助理:林峥 蔡慧芳
  • 传播:苏楠
公民办公室
  • 日常决策委员会成员:许志永 王功权 黎雄兵 滕彪 李方平 彭剑
  • 行政助理:韩颖
  • 项目助理:韩颖 马银铃 吴如加 魏欢欢 李华 朱颖珢
  • 传播:周晓晓

主要事件

2003年5月13日,因孙志刚案,许志永、滕彪和俞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了“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法律审查的建议书”[2]6月20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11月,许志永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海淀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后成功当选。

2004年1月,许志永、范亚峰、滕彪、秋风、王怡刘海波等法律学者共同起草了《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并于3月两会期间,将建议邮寄给全国人大浦志强、许志永为南方都市报案的被告喻华峰程益中辩护[3][4]

  • 2005年:进行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推行人大代表接待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撰写《中国人权发展报告2005》
  • 2006年:完成《2005年中国人权发展报告》、《中国信访问题研究报告》
  • 2007年:推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和履行项目、公民观察行动、公民参与活动
  • 2008年:为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推动“政府信息公开”项目、推动“北京律协直选”项目、完成《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
  • 2009年:举办了法律知识培训班,传播了维权、选举中的法律知识,为邓玉娇、黑监狱受害者、上访者提供援助,召开了居委会选举、绿坝、精神病等多个研讨会
  • 2010年3月:原公盟以“公民”为新组织机构名,继续从事公益维权活动。“公民”由许志永、王功权、黎雄兵、滕彪、李方平发起成立,是以建设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的公民自发的公益组织。[1]
  • 2010年:“公民”办公室开始呼吁取消流动子女的中高考户籍限制,2010年6月,经努力,北京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小升初的基本教育公平。同年,“公民” 办公室开始关注拆迁,为强拆户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关注其他地方的极端个案,每周出一期公民关注电子刊。夏季,“公民”办公室开始推广《公民承诺》。[2]田喜、甘锦华、夏俊峰、何胜凯案、冷国权、北京饶乐府村民等案提供法律援助,同时继续关注河北承德陈国清等抢劫案、江西乐平抢劫案、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受害者。开始违宪审查项目和推动人大选举项目。在北京南站附近建立救助站,及时帮助流浪访民。[3]
  • 2011年:“公民”办公室继续推动教育平等,关注暴力拆迁,推动区县人大代表选举,给上访者和偏远地区孤儿院里的孩子送去衣物。继续为夏俊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提供法律援助。

公盟被行政处罚和取缔事件

2009年7月,执法人员对公盟检查时,许志永与他们交谈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取缔“公盟”的决定书

2009年7月14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向公盟下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认为公盟偷税总计248244元,拟处以五倍罚款。地税拟处罚30 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局拟罚款总额142万多元。两局同时告知,公盟有陈述、申辩、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7月16日,公盟向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递交了《听证申请书》。

2009年7月17日,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来到公盟,向公盟的工作人员出示了“京民执取字2009第1号《关于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决定》”,对“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进行取缔,搬走了大量办公用品和资料,包括了一些印刷品以及部分公盟的文件,仅仅把有关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诉讼的文件留下。

2010年8月21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决定撤销公盟涉嫌偷税一案,归还账目等扣押物品,并解除了公盟负责人许志永的取保候审。原公盟人员以“公民”为新的组织名称,继续工作。[5]

参考资料

  1. ^ http://docs.google.com/View?id=dv6pq55_14dj5jx5cf
  2. ^ 三公民上书人大建议对收容办法进行违宪审查. 中国青年报. 2003年5月16日 [2009年8月10日].
  3. ^ 喻华峰涉嫌贪污行贿案一审辩护词. 许志永. 2004年3月4日 [2009年8月10日].
  4. ^ 喻华峰案情况介绍会发言记录. 2004年3月21日 [2009年8月10日].
  5. ^ 北京市公安局取消公盟涉嫌偷税案 许志永解除取保候审. 自由亚洲电台. 2010年8月23日 [2010年8月24日].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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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盟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共早已没有政改动力

 

一般人所说的中国需要进行的政治改革,是指取消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等。外界评论指出,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早已没有政治改革的动力了。
旅居丹麦的政治学者陈泱潮先生分析说,要进行政治改革,目前的中国比已往面临更大的障碍:
〝共产党的包袱更大了,因为他们已经纯粹成为一个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背上沉重的利益包袱,阻碍他们下决心搞政治体制改革。官僚阶层的利益,现在的利益比毛泽东那个时候更厉害,他们的利益更大了。〞
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科学学者爱德华.弗里德曼表示,〝党的核心利益就是‘阻止任何会终结专权体制的事情’。〞
日本《产经新闻》9月13日发表在香港的三菱证券产业调查分析家稻垣清的专栏文章,提出了他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见解。稻垣清的认为,假如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干部的特权不破除,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及中国的前途就没有希望:
〝在毛泽东时代,一般认为‘不患贫而患不均。’如今,(干部与国民的实际经济状况)差异事实上已经不再受到上层的注意。假如不大力改革党政干部的‘特权制度,’即将迎来‘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就没有未来。〞

苏联索尔仁尼琴的晚年反思对中国自由派们的启示

--转自就是论坛

索尔仁尼琴,这位西方世界寄予厚望的前苏联作家,他们不但为其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还为其赢得了支持他出任俄罗斯总统的48%的俄国选民。 

但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就大声谴责解体后的苏联诸种见利弃义,贪污舞弊,和“大款”的挥霍奢侈,“新贵”的撒谎欺骗。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ZF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指着议员们尖刻地说,“许多共产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层民主油漆,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  

尤其是索尔仁尼琴回国后,他由肯定西方文化价值走向否定西方文化价值,由世界精神主义走上宣扬民族沙文主义。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堕落的,他把西方流行音乐视为“铁幕下渗进去的污水”,并痛斥西方社会的 摇滚乐、色情、犯罪和屠杀等。他终于认识到“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 境。”他还批评“俄罗斯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以身为俄国人为荣”。他还特别忧虑他信奉的东正教正逐渐被进入俄国社会的其他西方教派所取代。 

他还多次表示对前苏联分成现在的十五个共和国不满。他在俄罗斯国会演讲,不断重申“大俄罗斯”历史观: 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是“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正因为索尔仁尼琴持这样的民族观,当俄罗斯 军队攻打要求独立的“车臣”,造成当地很多平民伤亡时,这位以尖锐批评著称的异议作家没有发出任何谴责的声音。索尔仁尼琴主张恢复“大俄国”,剥夺其他民 族的选择权利。

索尔仁尼琴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RussiainCollapse),更是发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声音:“俄国正在知识精 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 

一位被西方定为反抗GCZY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曾被西方世界及其一部分国人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回国后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 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他在美国起程回国时就展示他是一个“爱国者”,在机场向记者们展示他的“苏联护照”,他举着“共产苏联”发给他的那本护 照对记者们说,“虽然不幸的是这上面印着 ‘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本苏联护照。”五分之一世纪的流亡岁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国人”的身份。  
索尔仁尼琴也像托尔斯泰一样,激烈地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 反对私有财产。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至上”和“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对西方持抵触的态度。他甚至呼吁,“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 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希望均贫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罗斯作家中是有传统的。当年远比今天 的索尔仁尼琴更有影响力的大作家托尔斯泰就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奋力疾呼取消私有财产,均贫富,要平等。  

从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的言行来看,他和托尔斯泰同样,要回归俄罗斯的“替天行道”之路。不再是将西方普世价值列为重标教导国人,而过去他和89年以来的自 由派们一样,是本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派,但对解体后的苏联和俄罗斯的堕落,他是如此痛心疾首,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再普世价值的作家,首先也是民族的、国家的,除非全球实现了公有制,没有了压迫和剥削,否则什么普世价值都是剥削压迫的幌子而已。 

索尔仁尼琴晚年回归道路,不知道对自由派及其支持者会如何看?刘晓波和支持者们觉得自己比索尔仁尼琴高明吗?当要中国搞成三百年殖民和美国的一个新洲时,这与索尔仁尼琴回归相比将是怎样的令人感到悲哀与不幸。  
你们是否也从索尔仁尼琴身上悟到点什么?  
公有制、国家强大统一、政党的廉洁为民、人民的平等自由幸福,这才是我们的出路,难道不是吗?

附文:张捷谈索尔仁尼琴
节选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的思想状况及其反思》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10/187329.html
最后讲一下索尔仁尼琴。他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反共最为坚决,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过去他连篇累牍地写书和发表文章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为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出的力气最大。可是他又不同于那些无思想、无原则、反复无常的名利之徒,有较强的国家民族观念,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改革” 开始后,他预见到被他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的黑暗帝国的苏联有可能垮掉,担心社会出现动乱会导致整个国家崩溃和老百姓遭殃。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在国 外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国内的变革,希望它采取“合理的渐进的方式”,而不要像二月革命那样造成“破坏性的混乱”。(转引自2004年6月25日《文 学俄罗斯报》)他在上面提到过的小册子《我们如何安排好俄罗斯》的一开头也表达了对人们有可能被压在倒塌的共产主义大厦废墟下的担心。

他在这个带有纲领性 的文件中首先提出了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斯拉夫国家的设想。他主张新的俄罗斯要走自己的道路,并就国家体制、经济政 策、土地占有、家庭和教育等 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他特别强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这个纲领提出后,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反响。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 上明确表示这些建议不能接受。来自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人民代表更是表示强烈反对。

1990年夏天,许多流亡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恢复了苏联国籍,而索尔仁 尼琴不在头几批恢复国籍者的名单之内。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提出恢复他的国籍的问题,但是大多数委员大概考虑他过去反苏的表现,提出不必急于这样做。最后索尔仁尼琴的平反问题是在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干预下解决的。

索尔仁尼琴曾对叶利钦抱有希望,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他曾给叶利钦写过信,对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受到重视。他对苏联解体后的现实是 不满的。1993年9~10月间,他在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说它进行的改革是那样的混乱和草率,使得人们陷入了绝 望。他认为俄罗斯实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则更坏,是“反民主”。(《消息报》1993年9月21日)在这期间,俄罗斯国内发生了 “十月事件”。他担心共产党势力增强而赞成政府炮轰受到共产党支持的议会。他在对俄罗斯电视台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采取这种镇压行动是“摆脱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合乎规律的阶段”。(转引自1994年2月16日《真理报》)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一些过去的朋友不再理睬他。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他的回国之行经过精心策划,先到远东,然后乘火车横贯大半个俄罗斯,最后到达莫斯科。他一路上会见各界人士,发表 一系列谈话,基本上重复了前一年在西欧访问时说过的话,只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他曾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有了更深的 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纪末 的“俄罗斯问题”》中回顾了历史,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认为新的当权者所推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 且造成了思想意识和 道德的危机,俄罗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复兴。(《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页)他在杜马的讲话里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 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

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实行的 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真理报》1994年11月1日)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 去共产党政权的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 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

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 的书,继续对现实继续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 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批判十分激烈,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后者在一次谈话中说,索尔仁尼琴对当代俄罗斯的那种仇恨,“就连 在久加诺夫那里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了”,“今天索尔仁尼琴的立场是与专门机关的最反动的部分以及与俄共一致的。”(《生意人报》2000年8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在揭露现实和抨击当局时,只提到“改革者盖达尔和丘拜斯”,不点叶利钦的名。不错,索尔仁尼琴曾在一次电视谈话里向听众和总统提 出过“你能用休克疗法治疗你的母亲吗”的问题,惹得叶利钦很不愉快。在这之后,他总是小心地避免直接提到叶利钦。1995年,有一位记者问他如何评价叶利 钦的行动时,他未作正面回答,说道:“只有在一切看不到的情况全都暴露出来时才能对一位政治家作出真正的评价

。例如,过了半个世纪我才了解1917年的活 动家的真正本质和心理,写出了史诗《红色车轮》。我想,随着岁月的推移,另一位作家在很好了解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的全部秘密后,将会写出关于他 的另一部史诗《黄色车轮》。”(《论据与事实报》1995年1月3日)从索尔仁尼琴的言论来看,他对制造种种灾难的罪魁祸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只不过这位 世故的老人出于某种考虑不直说罢了。叶利钦下台后只过了短短的五个多月,他终于憋不住了,在记者问他对叶利钦应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道:不仅叶利钦应该负刑事责任,还有一二百人应该和叶利钦一起受法庭审判。(见《莫斯科新闻》2000年5月23~29日)

普京刚上台时,索尔仁尼琴曾对他抱有一定的希望。两人进行过一次长谈。索尔仁尼琴对普京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办事有许多难处表示理解,在谈到具体问题时, 两人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见《劳动报》2000年9月23日)他期待着普京对他最关心的处理寡头财产问题采取实际行动,但是普京的表现令他失望。当他得 知国家杜马要搞一个关于“经济赦免”案、即对在此之前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不予追究的决议时,觉得这样做非常荒唐。他教训普京说,国家是不能建立在“腐烂的 基础”上的,普京应该解决这个最主要的问题。(《论据与事实报》2001年第4期)近年来他公开露面次数有所减少,但是从他发表的几次谈话来看,他对现实 和当权者的态度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虽然索尔仁尼琴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批判现实时“实际上与共产党人站 在一起”,但是他仍然继续在他的文章里猛烈抨击共产主义,否定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他在上面提到过的《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一文中称相继发生的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1917年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二个“乱世”,认为俄罗斯在共产党领导的七十年里遭受的损失比从十七世纪第一个“乱世”以来的三百年里 损失大得无可比拟。他又一次重复过去在《古拉格群岛》里的说法,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人。

他还认为共产党政权不仅肉体 上大量消灭人,而且进行思想上的腐蚀,使得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大大降低。(《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65页)他在一次谈话仍然把共产主义与法 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区别只在于前者是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后者是种族的法西斯主义。(《俄罗斯思想报》1995年8月3~9日)他厌恶共产党人,反复强 调说,他不信任现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里有不少“乔装打扮成民主派的共产党人”,并且时刻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共产党重新上台。甚至在批判现实 时也经常强调现在出现的危机是共产党七十年的统治造成的。从这些言论看来,他的反共立场似乎没有明显的改变。

然而索尔仁尼琴在亲眼目睹目前俄罗斯的悲惨处境的同时,想必也在进行今昔对比;他在看到人民群众的怀旧情绪,可能心里也有所触动,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对苏维埃时代的 看法。但是他没有像季诺维耶夫和马克西莫夫那样公开承认错误的勇气,也放不下所谓的“先知”的架子,便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看法的变化。1996年他发 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小说首先写了主人公因战后恢复国 民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的喜悦,接着写斯大林逝世引起的巨大震动。

这时作者直接出面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不,当时德米特里(小 说主人公的名字。——引者注)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 (《新世界》1996年第6期第6页)作者多次说到“斯大林领导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说在奔跑中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像的奇 迹。

根据小说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 继续取得成就,是这个“伟大的奔跑”的冲力在起作用。他用肯定的语气描写小说主人公和其他的共产党干部,认为是时代造就了这些人。小说还写到党的作用和对 苏共解散的看法,通过主人公之口说:“……但是,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同上,第11页)如果说,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看法是 与共产党人一致的话,那么他在这部小说里对苏维埃时代和斯大林的评价也与红色爱国者大致相同。这部小说里写法是与作者过去的作品里的写法截然相反的,而且 也是与他现在发表的谈话和文章相矛盾的。这也许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索尔仁尼琴回国后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他对现实的激烈否定使当局甚为反感。他宣扬的观点和提出的“治国方略”受到了自由派人士的嘲笑。传统派当中的红色爱 国者不能原谅他过去的反共言行,不时地进行批判,而其余的人则对他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炮轰议会的行为感到遗憾。他有时行为乖张,使得一 些老朋友离开了他,而他又没有找到真正志同道合的新的盟友。因此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孤独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但是他饱经风霜,意志坚强,虽年老体衰, 仍坚持写作,不断有新著发表。

延续了三十来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也就不再存在了。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并不因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或掌 权,相反,他们仍被抛在边缘,其中有的人仍然对新政权采取反对派立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批人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先 是挟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国,成为外国敌对势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结果却被西方抛弃,又受到理应引他们为同道的苏联“改革派”和俄罗斯新的当权者的冷落,给 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和一堆煞费苦心编造的、正在失去利用价值的谤书。他们的结局具有双重的悲剧性。应该说,他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当 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反思,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新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 视。

毕业后的五年拉开大家差距的原因在哪里?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篇文章,能看到这篇文章也是一种幸运,真的受益匪浅,对我有很大启迪,这篇文章将会改变你我的一生,真的太好了,希望与有缘人分享,也希望对有缘人有所帮助!看完之后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特别激动,希望大家好好的珍藏这篇文章,相信多年以后,再来看这篇文章,一定有不同的感觉。

正如"打工皇帝"唐骏说:"我觉得有两种人不要跟别人争利益和价值回报。第一种人就是刚刚进入企业的人,头5年千万不要说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儿工资,最重要的是能在企业里学到什么,对发展是不是有利……"

人总是从平坦中获得的教益少,从磨难中获得的教益多;从平坦中获得的教益浅,从磨难中获得的教益深。一个人在年轻时经历磨难,如能正确视之,冲出黑暗,那就是一个值得敬慕的人。最要紧的是先练好内功,毕业后这5年就是练内功的最佳时期,练好内功,才有可能在未来攀得更高。
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思路!   

其实,没有钱、没有经验、没有阅历、没有社会关系,这些都不可怕。没有钱,可以通过辛勤劳动去赚;没有经验,可以通过实践操作去总结;没有阅历,可以一步一步去积累;没有社会关系,可以一点一点去编织。但是,没有梦想、没有思路才是最可怕的,才让人感到恐惧,很想逃避! 人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无论你多么意气风发,无论你是多么足智多谋,无论你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会过得很茫然,渐渐就丧失了斗志,忘却了最初的梦想,就会走上弯路甚至不归路,枉费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误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有一句至理名言:"没有比漫无目的地徘徊更令人无法忍受的了。"毕业后这5年里的迷茫,会造成10年后的恐慌,20年后的挣扎,甚至一辈子的平庸。如果不能在毕业这5年尽快冲出困惑、走出迷雾,我们实在是无颜面对10年后、20年后的自己。毕业这5年里,我们既有很多的不确定,也有很多的可能性。   

毕业这5年里,我们既有很多的待定,也有很多的决定。   

迷茫与困惑谁都会经历,恐惧与逃避谁都曾经有过,但不要把迷茫与困惑当作可以自我放弃、甘于平庸的借口,更不要成为自怨自艾、祭奠失意的苦酒。生命需要自己去承担,命运更需要自己去把握。在毕业这5年里,越早找到方向,越早走出困惑,就越容易在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就、创造精彩。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才会四处碰壁;一个人找不到出路,才会迷茫、恐惧。
生活中,面对困境,我们常常会有走投无路的感觉。不要气馁,坚持下去,要相信年轻的人生没有绝路,困境在前方,希望在拐角。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思路,就一定能少走弯路,找到出路!
成功的人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
不少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总是奢望马上就能找到自己理想中的工作。然而,很多好工作是无法等来的,你必须选择一份工作作为历练。职业旅程中的第一份工作,无疑是踏入社会这所大学的起点。也许你找了一份差强人意的工作,那么从这里出发,好好地沉淀自己,从这份工作中汲取到有价值的营养,厚积薄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到达终点。
起点可以相同,但是选择了不同的拐点,终点就会大大不同!
毕业这几年,我们的生活、感情、职业等都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未来也充满了各种可能。这个时候,必须学会选择,懂得放弃,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使自己稳定下来。如果你不主动定位,就会被别人和社会"定型"!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在毕业这5年培养起来的行为习惯,将决定他一生的高度。我们能否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这就是定位。你给自己定位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定位能决定人生,定位能改变命运。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只要一双翅膀;灰姑娘变成美公主,只要一双水晶鞋。
人的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有梦就"会红",爱拼才会赢。只要不把自己束缚在心灵的牢笼里,谁也束缚不了你去展翅高飞。
现实情况远非他们所想的那样。于是,当优越感逐渐转为失落感甚至挫败感时,当由坚信自己是一块"金子"到怀疑自己是一粒"沙子"时,愤怒、迷茫、自卑就开始与日俱增。
其实,应该仔细掂量一下自己,你是否真是金子?是真金,手中要有绝活,才能上要有过人之处才行。一句话:真金是要靠实力来证明的,只有先把自己的本领修炼好了,才有资格考虑伯乐的事情
每颗珍珠原本都是一粒沙子,但并不是每一粒沙子都能成为一颗珍珠。
想要卓尔不群,就要有鹤立鸡群的资本。忍受不了打击和挫折,承受不住忽视和平淡,就很难达到辉煌。年轻人要想让自己得到重用,取得成功,就必须把自己从一粒沙子变成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
天有下雨与日出,人生高峰与低谷。
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只要拂去阴霾,就能亮出朗朗晴空。如果你在工作上有些不如意,要相信自己不会一直处于人生的低谷期,总有一天能冲破重重云层。告诉自己:我并没有失败,只是暂时没有成功!只要在内心点亮一盏希望之灯,一定能驱散黑暗中的阴霾,迎来光明。
的确,论资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职场菜鸟,业务涉及不深,人脉一穷二白,在工作中经常碰壁。他们的压力并不一定都像千钧大石,而是像大雨来临前的天色,灰色低沉,明明有空间,却被灰色填满每个缝隙,只能等待大雨倾盆之后的晴空。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驴多,吃得比猪差。"这是很多刚刚毕业的人喜欢用来调侃自己生活状态的话。虽然有点儿夸张,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一直都被灰色心情所笼罩--心里永远是多云转阴。记得有位哲人曾说:"我们的痛苦不是问题本身带来的,而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产生的。"换个角度看人生,是一种突破、一种解脱、一种超越、一种高层次的淡泊与宁静,从而获得自由自在的快乐。
一位哲人说:"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抉择,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完全把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努力,终会有成。"就业也好,择业也罢,创业亦如此,只要奋发努力,都会成功。你是不是准备把生命的承诺全部都交给别人?  

2012年1月13日 星期五

来自东欧,埃及的新生民主的经验教训

安迪Ignatov openDemocracy,1月7日,2012年

微笑和一个更好的生活“美丽革命”后的浪漫埃及人希望转化为病人的行动来改造国家,或可以随着时间的流动失去了势头。但一些东欧国家,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在过去的两年几十年的地区,可以提供机会,埃及考察志在千里在何种情况下或不导致所需的改善。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变化急剧的社会和政治谎言的两个显着的经验。



原创文章

微笑和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美丽革命”之后,把它军队的指挥官,的浪漫的埃及人希望转化为病人的行动来改造国家,或可以随着时间的流动失去了势头。但一些东欧国家,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在过去的两年几十年的地区,可以提供机会,埃及考察志在千里在何种情况下或不导致所需的改善。两个激烈的社会和政治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变化的谎言显着的经验,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4年,争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谁计划为封闭的圈子,和开始的的执行,一个权力通过选举舞弊篡夺。新的领导下,由总统维克托尤先科,谁也有旧政府背景率领,很快就失去了改革的势头,在第一年愣体制和行政改革的任务,并愿意发展系统,而不是改变整体游戏。不愿意到起诉腐败个人从旧制度,并精简政府运作缺乏驱动器高调腐败案件,涉及领导的失望和的尤先科政府的迅速消亡

 。

相比之下,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年允许该国以从一个失败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有效的社会 。格鲁吉亚总统迈克尔萨卡什维利,能讲流利的英语,法语,和俄语,立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加强国家机构。作为最初的步骤之一,政府警察人数大大减少,同时增加不低于5倍,他们的工资,杜绝欺诈和疏忽职守,严厉的刑罚,不报告贿赂提供。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在政府部门工作一夜之间成为著名的。其次,政府欢迎数以万计的新的公务员,在竞争的基础上没有例外。行动失去一些体制内存在的风险,出台了对公共服务的责任和灵活性,更高程度。第三,政府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国家竞争力的计划,以引进国际投资,商业登记和维护行政壁垒,纳税,银行支付,和国家的许可 。因此,该国移动快速推进经济现代化。尽管埃及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这里有几个希望有关意见。

首先,改革是更有效和更快的执行,如果他们是伴随着国家加强而不是削弱。在乌克兰,正值革命具有重大的宪政改革,从主席的权力和向议会 。这只能导致混乱和有限的启动和完成的重大改革,对行政机关的能力 。不断要求与地方精英群体的代表进行谈判的一切行政和政府更无效。在格鲁吉亚,总统和政府采取了特定的公共部门改革,风险的措施,如治安,教育,及营商环境。因此,加强对格鲁吉亚国家来提高政府效率的结果。由于埃及是充斥着不信任警察和其国家安全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以改变这些行业的游戏规则。这些机构需要变得更加适应他们服务,通过接收和定期从市民的反馈响应 。他们还需要得到清洁摆脱腐败和个人喜好,这是通过改变这些机构的手法,并消除腐败的动机,如增加人员的工资,定期培训和提供贿赂定罪。


贿赂和裙带关系的警方和国家安全,将为下一个目标,这是行政改革的方式 。被称为埃及政府服务效率相对较低。然而,有没有理由,埃及政府机构应在解决客户的需求比Orascom公司或沃达丰效率较低。,从而大幅度提高政府绩效的方法之一是引入各级政府雇员的聘用和推广任人唯才的系统,应该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金与市场的竞争力,在年度绩效评估的同时,应成为常规。 。政府雇员应评估没有任期只有,但他们准备解决的问题广泛,针对公民的满意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一个更高效的政府服务,一定会请普通埃及人,但它也将增加该国的经济竞争力,例如,目前,根据世界银行“经商2010”报告的数据,至少需要218天,平均取得施工许可证,无论是私人住宅或商业楼宇,除了需要登记的财产至少72天 。

刚刚缓和,精简房地产开发的监管,有一个显著的潜力,以帮助该国解决她的“ Yacoubian楼“的挑战。与乌克兰,格鲁吉亚管理效率,任人唯贤和公正的新规则使整个政府系统发挥。定期进行的绩效评估在政府各部委,国家有可能选择更多的准备和认真的专业人员,执行国家的关键公共部门。拆除行政壁垒,这个民族能够继续把对科学,创新和教育的重视

 。然而,现代社会可能仍然只是一个梦想,如果经济学忽略公民。同样重要的是党的建设,在公众利益的决定民主参与,自由对话,并在媒体上,进一步对公民的愿望。

这些工作的一个例子是建立积极的公民通过公民议会,政府,各级分行,每 ​​一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参加实践或定期磋商。一旦一个公民的董事会成员发展的政策建议,相应的政府机构应要求进一步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这种做法是成功实施,公民参与,目前在埃及的缺席,另一个例子是在革命后的格鲁吉亚

 和乌克兰。立法,使公民向政府请愿的,请愿,政府机构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提供了详细的书面答复任何类型的查询的时间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也有类似的立法和实践,一流的响应时间在30

 天的最大埃及拥有巨大的潜力,利用民主的好处,进一步在全球舞台上她的利益。其他国家有自己的机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它是由埃及人发现,如果他们可以申请的方式最适合自己的国家的这些惨痛的教训。埃及人应该记住一件事:有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今日点撃】中共承认整体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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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推出《反腐倡廉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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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承认整体腐败 - 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推出《反腐倡廉蓝皮书》。

哈维尔:后极权制度的终结者 - 锵锵杂谈

 

哈维尔:后极权制度的终结者

一、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头走了
当地时间12月18日,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去世,享年76岁。哈维尔是捷克的剧作家,曾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年10月5日出生于捷克首都布拉格一个贵族企业主家庭。1957年毕业于布拉格理工大学经济系。1957至1959年服兵役。后从事戏剧创作,在ABC剧院、扎勃拉德利剧院工作,先后担任舞台技术人员、编剧、助理导演、剧作家,其间曾在音乐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1968年成为无党派人士俱乐部成员,任独立作家俱乐部(反对派组织)主席,同年起成为捷克笔会成员。
1968年之后,由于参加“七七宪章”运动并担任发言人,几次被捕入狱。1969年被禁止从事艺术活动,当工人。1970至1989年三次入狱,被关押近5年。1977年1月为“七七宪章”组织发起人和第一个发言人,1989年9至12月为该组织临时发言人。1989年11月,他参与创建了公民论坛,并成为公民论坛的主要代表。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1989年至1992年),也是捷克独立(1993年1月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两个独立国家)后第一任总统(1993年至2003年)。
二、天鹅绒革命二十年
哈维尔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进而为国人所熟知,源于二十年前那场“天鹅绒革命”。
“天鹅绒”,一个听起来就尽显安宁、平和和优雅的词汇,放在“革命”前面,充满了矛盾和不协调。革命,在中国现当代文化语境中,是和暴力、血腥、牺牲以及崇高、伟大紧密相连的。
这,是否说明那场革命的特质,是否说明哈维尔身上有异于传统政治家的特质——具有纯粹道德情操和理想的精神理想主义者。
当年,具有非凡文化魅力的哈维尔把捷克反对派凝聚一起,为推翻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捷克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当年的理想,是否就在今天的捷克得到实现?
三、浪漫的国家,革命不浪漫
走在布拉格街头,人们会惊叹该城市在二十年来有著高速的经济发展,五光十色的商场和名店跻身在这个由古典建筑打造成的名城之中,传统与现代互相辉映。翻看过去的经济数据,强劲的工业和出口令到捷克的国民生产总值维持在百分之六的增长,直至去年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为止。世界银行早已把捷克列为“已发展国家”。
二00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是捷克天鹅绒革命二十周年,捷克人重新走在二十年前学生游行的路线上。不少人举牌控诉捷克民主受到黑帮政府骑劫,劳苦大众依然得不到好日子,指责现任总统为“罪犯”,高呼他下台谢罪。
人们或许会奇怪,捷克的经济成果不就是得益于其开放民主制度吗?为何人们竟然借二十周年的游行来表达不满?
原来,在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有一项国际调查却指捷克是欧洲最贪污的国家之一,与意大利齐名。贪污,一直困扰著变天后的捷克。

四、民主的道路仍很漫长
在由克劳斯主导的私有化运动中,最大的得益者是他的近亲盟友,贪污谣言此起彼落,哈维尔曾痛心指克劳斯所实施的其实是“黑帮资本主义”。当专家提醒克劳斯在私有化过程中慎防有黑钱流入,必须先立例作出规范,怎知克劳斯却回应说:“我不明白什么叫做黑钱?钱就是钱,我只知道我们需要钱。”这番话一出,即变成家传户晓的“名句”。
从华沙、柏林走到布拉格,这些前共产欧洲国家在自由化之后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前政府高官,摇身一变成为大企业主,他们伙同政府官员,利用自由化转型期间的法律漏洞,大肆攫取原来的国有资产,以不可思议地速度快速致富。这点,在前苏联表现得最为明显。
一位老捷克人慨叹,他们无疑是摆脱了独裁统治,这却并不表示民主立刻可以实现。至于经济方面,捷克人的物质生活的确比以前丰盛了,可是,这就是大家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吗?
八九年革命后第一份民办新闻杂志Weekly Respect,在二十周年出版的一期以老哈维尔像为封面,质问这位精神领袖:我们还等什么?二十年来捷克人一直期待的转变仍未全部实现。当中道尽新一代捷克人的心声,就在这个天鹅绒革命二十周年的时候。
在捷克及苏东地区国家发生的一切,对于当下的中国,极其具有警示意义。
五、现代社会的救赎者
在反对极权的道路上,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奥威尔(《1984》、《动物庄园》)、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等,都是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这里面也包括哈维尔。
哈维尔代表性的著作包括《乞丐的歌舞剧》、《无权力者的权力》、《给奥尔嘉的信》、《哈维尔自传》、《反符码》等。
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中,哈维尔说:说真话,活得真诚磊落,就是无权力人民所能展示的力量,就是对靠谎言统治的后极权体制的巨大反对。
李慎之先生在《哈维尔文集》序言中这样评价哈维尔:“虽然它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巨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后极权社会中度过的,然而他没有辜负时代和历史。他以一个纯粹的个体对社会制度进行反思,起来反抗。通过不懈的努力,他完结了捷克的后极权制度,然而它不仅是历史的终结者,更是现代社会的救赎者。
六、哈维尔与中国
李慎之这样概述哈维尔所谓的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权力者已经失去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残酷性,权力者不得不多讲一点法制,消费主义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社会冷漠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身处这样的后极权社会,用什么与之对抗?
哈维尔说,用良心和责任。要摆脱这样的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和良心底线,讲求原则政治而不是利益政治。
在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作恶中,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没有一个人是超然世外的。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人们即是囚徒,又是狱卒。因此,责任感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应敢于挑担当自己的责任,当权力向我们逼近时,我们要敢于拒绝和反抗,用正义感和良心来对抗权力的奴役和诱惑。当权力在伤害与我们不相干的人时,我们有责任起来呼吁和声援,因为一个人受伤害,我们的社会就是不完美的;因为一个人不自由,我们的社会就是不自由,或许下一步权力的刀就会向我们走来,下一个被剥夺,被奴役的人就是我们自己。
从这里,我看了一丝希望,因为我们的社会里有越来越多的敢于担负责任的人,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跟权力周旋,敢于向权力发出声讨之声,在权力的恶作剧中喊出了微弱的“我控诉!”。这一点,在网络上尤为突出。
这,就是哈维尔,一个刚刚离去的老人、哲人,给予我们的启示和对于中国的意义。
谨以此文向民主先驱哈维尔和他的同道瓦文萨、戈尔巴乔夫等表示敬意。锵锵杂谈 - 凤凰论坛

2012年1月12日 星期四

华人父女街头遭劫杀 意大利万人游行抗议

据2012年1月12日新华社报道,逾万名华人华侨和当地民众1月10日下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本月4日发生在罗马的华人被劫杀案,呼吁意大利当局进一步改善社会治安,保护华人利益。
暴力事件令全国震惊
当地时间1月4日晚9时,发生在罗马街头的一起暴力抢劫血腥命案中,受害人周拯一家三口在下班途中遭遇两名年轻疑犯抢劫,疑犯掏枪向3人射击。受害人周拯胸部饮弹当场身亡,周拯怀中小女儿被子弹击中头部,在送往医院途中不治。周拯的妻子郑丽艳在劫案中中枪受伤,被送往医院抢救。郑丽艳目前已没有生命危险。
  噩耗传来,不仅华人社会悲愤难平,意大利举国为之震惊。为声讨罪犯、抗议恶劣的社会治安、呼吁加强社会治安治理、安抚死者亡灵,罗马华人华侨组织了和平示威活动,并获得当局的批准。
点燃蜡烛寄托哀思
10日的游行队伍从罗马的华人聚集区出发,参与此次活动的华人身穿深色服装,表情凝重,部分华人手持献花和蜡烛、佩戴黑纱。游行队伍高举的横幅上用中意双语写着“要安全!反暴力!”、“拒绝暴力,和谐发展”。
行进过程中,不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其中既有华人,也有意大利民众和其他国家的侨民,意中友协主席曼奇尼也走在游行队伍中。
一位印度籍居民告诉说,自己对于华人团体的悲痛心情感同身受,因此参加游行表达声援,希望警方能尽快将凶手捉拿归案。
当游行队伍走到案发现场周边地区时,很多民众含着眼泪,将手中的蜡烛摆放在道路上、广场上,或将鲜花放置在遇难者家门口——这里是两位华人遭遇不测的地方,门口的墙上贴着遇难孩子的照片,她的笑容依旧甜美灿烂。
游行队伍最终抵达一个小广场时,夜幕已降临。一幅长达数十米的白色布卷展开放置在广场中央,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参与者的签名,布卷周围摆满蜡烛,烛光几乎照亮了整个广场。不断有居民在白布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寄托哀思。
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主席波尔韦里尼也来到活动现场,对遇难者的不幸遭遇表达沉痛哀悼,并强调意大利各界应努力合作,避免悲剧再度上演。
意警方追捕嫌犯
1月9日,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丁伟的陪同下,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到当地医院探望了受伤者郑丽艳。
罗马市政府已宣布增加几百人警力维持治安。当地时间9日,意大利检察机关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劫杀华人的两名摩洛哥嫌犯的姓名和容貌,并发出通缉令。检方表示,这两名嫌犯曾多次作案,两个月前曾抢劫另一名当地华人,在作案过程中首选东方面孔。现在嫌犯可能已经逃往法国或西班牙。

安全必读

安全必读
随着互联网推动社会进步,在国内具有民主思想的人越来越多。
虽然,这个数量,已经使中共的警察穷于应付。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谈谈如何面对国家强制机构。
我们不鼓励成员进行冒险行动,但是在中国,即使你没有违犯法律,强制机关也可能会与你打交道,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独裁的政权,他拒绝思想多元化。
加入准备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首先要克服对这个政权的恐惧。
任何独裁国家都是警察社会,中国也是,他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而是通过强权压制社会异议。
下面是我,本网的管理员以自身在国内的经历谈谈如何与警察打交道。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政权体制内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弱点:一是体制内的人也会产生民主思想,也会同情民主运动甚至参与民主运动。二是这种体制人浮于事,他们没有精力对现在众多的网络异议人士采取行动。他们的工作是被动。这是他们的弱点。
一般在国内发表思想类的文章,不与海外直接发生互动,与政治组织没有联系,警察对这种现象即无能为力也不愿意去管。我们鼓励成员以这种方式宣传民主。只要在国内注册一个博客。
如果有一天警察找你了,不要紧张,他们可能只是对你进行警告式访问。
首先,与警察打交道的最高安全原则,是要销毁一切证据,只要没有证据,警察不会对你构成威胁。所以,你必须养成在把所有数据存在国外网络上的习惯。记住,警察个人不想为难你,他来找你的主要原因是上级的压力,你只要没有证据让他得到,他拿你一点办法没有。
其次,在与警察打交道时要尊重警察,不要发生无谓的冲突,警察对政治异议人士工作是被动的,是独裁体制下的一种畸形现象。所以,你要理解警察,尽量配合他们,态度不亢不卑。记住,不管如何,没有你从事民主活动的直接证据,他们不能把你送到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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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二章 民運二王
第二章 民運二王
  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中,很多民運代表人物、學生領袖曾經獨領風騷,令人目不暇接。隨著當時媒體的不斷曝光,方勵之、王軍濤、王丹、吾爾開希、柴玲……,這些名字一時間如雷贯耳,為民衆耳熟能詳。然而,大浪淘沙,二十年過去之後,這些人有些已經被人忘卻,有些已經不知所終,像柴玲那樣,如彗星從天際划過,而有些人依然活躍在人們的視線中。比如王丹、王軍濤這兩位活躍人士,被稱為“民運二王”,是目前海外民運的主要領導人物。
  民運二王之王丹
  王丹是當年天安門廣場上赫赫有名的學生領袖之一,與已經淡出人們視線的吾爾開希和柴玲不同,王丹至今依然活躍在民運的第一綫,有關他的消息,至今依然時時出現在各種媒體上。有消息稱,王丹曾經在國内的門戶網站新浪網上建立過一個個人博客,化名發表了一些博客文章;2009年初,這個據稱是王丹名下的博客被新浪網關閉。這個傳聞,是目前國内能聽到的最新的有關王丹的消息。
  王丹,1969年2月26日生於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當年,王丹作為北京大學的教工子弟,在北京大學附中就讀。中學快畢業時,王丹憑藉父母的關系,被評上北京市的市級“優秀團幹部”,然後,以此為條件被保送進入北京大學。他在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才讀了一年,就學不下去了,因學習成績太差,差點留級,於是又通過父母的關系,轉到了其母任職的歷史。据知情者透露,王丹在北大時並無心讀書,而是熱衷於在學生中聚眾鬧事,愛當“孩子王”。在轉入歷史系之後數月,王丹就成了六四事件中主要的學生領袖。
  1989年5月,王丹與吾爾開希、劉剛(此二人已遠離民運,淡出人們視線)等一批不安心讀書的學生,首批來到天安門廣場,拉起標語布條進行靜坐抗議,並由此拉開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的序幕。
  六四之後,作爲當時重要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被中國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被捕後,因為向警方“徹底坦白,積極合作”,還主動檢舉了那些“沒有暴露”的鬧事者,被警方依照“坦白從寬”的原則予以寬大處理。1991年,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判處王丹有期徒刑四年。當時,王丹所獲的短暫刑期,曾經讓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感到迷惑,覺得“判輕了”,因為以“六四”那樣的大件事,以王丹當時的“領袖”身份,這樣的刑期實在是很短。
1993年,王丹獲釋後,又因拿海外經費、出賣情報等犯罪,於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獲刑11年。坐牢三年後,其家屬對外國機構謊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並導致失明,危及生命,呼籲國際捐款和營救。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王丹抵美後,赴美國底特律一家醫院“醫治”,當時,該醫院的檢查結果是,王丹有輕微的咽喉炎,絕對沒有腦瘤,其健康狀況良好,無需入院治療。
王丹的兩次入獄,總計服刑八年。應當承認,以王丹在六四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這樣的刑期其實是很短暫的。當時的美國政府為營救王丹出獄,做足不少功夫,據説美國高級官員或者國會議員訪華時,曾經拿出過一種小紙條,這小紙條上是包括王丹在内的大陸異見人士的名單,以此與中國領導人討價還價,作爲改善中美關係的籌碼。這種傳聞雖然沒有經過確切的官方消息證實,但至今仍然爲人津津樂道。
  來到美國後,王丹因英文不過關,只能以美國式的“走後門”被推薦到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目前,他住在美國加州,經常在海外、香港及臺灣的報刊上,發表些短淺輕佻的評論性文章,來證明他的存在和價值。
  但是,頂著哈佛博士頭銜的王丹卻對這個可以給他帶來榮耀的學位諱莫如深。2003年六四事件十四周年紀念日,王丹透過媒體與聽眾對話。有聽眾問王丹是如何進入美國哈佛大學的,當時王丹慌忙把問題扯開,並王顧左右而言他,大談自己當年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前言不搭後語。接著,他又稱自己並不稀罕上什麼哈佛大學。
  能上哈佛大學這樣的世界名校,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榮耀,有什麼不能正大光明承認的呢?何況王丹經常是以“哈佛博士”頭銜招搖過市的。問題其實很簡單,王丹進入哈佛大學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他連託福都考不到三百分,進美國任何一所普通大學都是不可能的。而他進入哈佛大學的個中堂奧,乃是當年台灣情報機關以“台灣校友會”向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捐款”的方式,為王丹承擔了昂貴的學費,而哈佛大學再將其中的一部分“捐款”以獎學金的名義贈予他,使其得以進入哈佛。
  據知情者稱,王丹在哈佛大學基本上沒有上過什麼課,也從不參加考試。人們所看到的王丹也並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學業上,他仍然是一個社會活動人士,擔任著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的政治評論員、《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天安門一代”基金會召集人等。他頻繁地往來於臺北、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澳洲等地,參加與民運有關的各種會議。另外,幾乎每個月都要撰寫七八篇抨擊中國大陸、頌贊台灣及美國的短淺的評論文章,在“自由亞洲電台”、“多維新聞網”、《北京之春》、《大紀元時報》等媒體上定期發表,然後再合成集子,在台灣發行《王丹觀點》之類的書。
  總之,王丹在哈佛大學的學歷和學位乃是政治產物,同大陸“文革”年代的張鐵生交白卷上大學是一回事。而王丹近年來發表過的部分評論文章及演講水準,則被很多人評論為“跟大字報差不多”。王丹雖是名義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卻不會閱讀美國的學術書籍,更不會以英文寫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學的碩士研究課題,選的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的博士研究課題,則選的是臺灣美麗島事件和民進黨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而他以中文完成的博士論文,據知情者稱,其實是由台灣“熱心人士”代筆的。
  現時王丹擔任著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評論員和隸屬臺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誌社長。他經常在美國和臺灣說,“中國五年後將崩潰”,“兩年後將陷於危機”,然而他所預言的這種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亦曾呼籲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並支持陳水扁執政時廢除《國統綱領》的動作,還向臺灣民進黨說“中國不敢犯台”。儘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臺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臺灣特偵組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
  另據臺灣《TVBS週刊》披露,除了上述政治活動之外,在私生活上,王丹還顯露出同性戀傾向,經常以同志身份出入台灣及美國的同志酒吧或俱樂部尋歡作樂。據稱,其在同志性行為中多扮女性身份,還把自己的“扮女照”貼上同志網站,四處尋找同性配偶(sex partner);也常在自己的博客裏抒發對“他”的纏綿愛情,有時還寫一些多愁善感的詩;無論他到哪裡,身邊都跟著一兩個年輕英俊的同志性夥伴。爲此,王丹曾經指控《TVBS週刊》涉嫌誹謗,但是,《TVBS週刊》聲稱,他們掌握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王丹是同性戀者,而且他在哈佛大學獲得的學歷也是假的。至今這仍然是一個葫蘆提的案子,但同性戀身份的曝光,似乎也並沒有影響到王丹的政治生涯。
  民運二王之王軍濤
  如果說,年輕的王丹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台前的主角之一,那麽,比王丹年長十多嵗的王軍濤,則是站在王丹這些學生領袖身後搖著羽毛扇的軍師。
  王軍濤,祖籍河南,1958年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1989年因參與六四被北京指為天安門運動的“幕後黑手”,被列入通緝名單。六四之後,王軍濤逃到武漢躲避了半年才被抓捕,當時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1995年,王軍濤以“保外就醫”名義赴美,開始其政治流亡生涯。其間,他先被“免試推薦”到哈佛大學讀行政管理碩士學位,後來又轉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在此期間,王軍濤與劉曉竹、吳學燦(原《人民日報》編輯)等人成立了一個名叫“中國戰略研究所”的民運組織。美國民主基金會和臺灣情報機構每年為該組織提供數十萬美元“研究經費”。而他們幾個人除了向出資者每月提交一份英文的“Brief(簡報)”外,幾乎什麼都沒幹。後來,三人因為“經費”分配不均而開始內鬥;三個主辦者按民主原則票決,結果兩人站在王軍濤的對立面,王軍濤被迫出局。
  於是,王軍濤向臺灣和美國告狀,說沒有他的研究所就是“非法團體”。於是,所有“資源”被一齊卡斷,研究所正式解體。之後,劉吳兩人到處發傳真、上網揭發王軍濤的“材料”。於是,王軍濤貪污、挪用經費、玩弄女人等一系列醜聞迅速曝光,在民運內外閙得沸沸揚揚。
  劉吳兩人揭發的最重要的貪污醜聞是這樣的,——王軍濤報帳說,給予中國國內的陳子明、陳小平等人數萬美元。可是當這些人出國抵美後,被證實他們並沒受到這些錢,或只收到一部分。對此,王軍濤被質詢時,辯稱他私自決定把大部分錢給了在中國大陸的另外的“某某”了,但卻沒有任何證據等能讓他自圓其說。
  關於王軍濤玩弄過的女人,劉曉竹和吳學燦列出了一個長長的清單。從這份清單可以看出,海外民運圈內有名有姓的年輕女性,幾乎都被王軍濤拉上了床,其中包括很多“朋友之妻”。在美國站穩腳跟後,王軍濤與已經成為“黃臉婆”的髮妻侯曉天離婚,離婚的理由是王軍濤聲稱侯曉天與某美國男人通姦。這個理由似乎很充分,因爲就在與王軍濤分手後,侯曉天真的與那個美國人結了婚。在與侯曉天辦理離婚的同時,王軍濤正與哈佛大學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同居。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後,王軍濤又被這個女孩甩了,據說那個女孩跟了一個老外。
  1999年,王軍濤成為孤家寡人,對女性如饑似渴,一不小心讓一個從貴州來美的已婚女人“未婚先孕”。女方姐妹倆與他大鬧不止,聲言要讓王軍濤“沒臉見人”。王軍濤被迫妥協,表示願意“奉子成婚”,以此來平息事態。
  這個貴州女人與仍在中國的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後,王軍濤被迫與之結婚,並接受了她與前夫所生的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在王軍濤此次結婚八個月後,貴州女人又為王軍濤生出一個女孩。這樣,王軍濤一下有了四口之家。目前,他全家定居於新澤西州一個偏僻的小城市,離紐約兩個多小時車程。
  與貴州女人結婚後,王軍濤仍然與很多的女性保持定期約會和婚外情關係,風流豔事經常被身邊的朋友爆料出來。他的現任妻子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家裏還是經常打打鬧鬧。其妻因此也常向大陸的親友哭訴,訴說自己處於“崩潰狀態”。
  2006年,王軍濤去澳洲悉尼大學當了一年的訪問學者,並在那裏與另一個中國女子成為“露水夫妻”。王軍濤回到美國後,還經常飛往澳洲探視這個女子,據知情者稱,他們的關係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這些年來,像王丹一樣,王軍濤真正讀書的時間其實很少,更不可能象其他學者那樣潛心鑽研學問。他與王丹等人一起,整天“行走”於臺灣和美國之間,名義上是從事“民運串聯”活動,實際上是向美國和臺灣等地的金主爭取“活動經費”。
  爲了獲得經費,王丹、王軍濤參與成立了各種名目的民運組織,如王丹與白夢等人組織的“天安門一代”;王丹與胡平、薛偉和于大海等組織《北京之春》雜誌;王丹、王軍濤、胡平、吳任華等組織的“憲政協進會”;王軍濤、郭岩華、陳破空等組織的“哥大中國論壇”等等。
  至此,王丹和王軍濤這對“老少配”拍檔成了名副其實的“民運二王”,以他們過往的資歷和現時的名望,似乎大有成爲海外民運龍頭老大的趨向。如果說已經在人們視線中消失的柴玲和吾爾開希這些昔日的學生領袖,是匆匆划過夜空的民運彗星,那麽,至今仍然活躍在民運第一綫的王丹、王軍濤,就是民運的恆星,雖然他們的光芒並不是那麽燦爛奪目,甚至有些骯髒,但這似乎不妨礙他們繼續發光。
  臺灣軍情局控制主流民運組織
  雖然上述由“民運二王”發起建立的這些民運組織對外堂而皇之地宣稱他們從事的是“民主運動”,但背後事實卻並非完全如此。2005年,一份臺灣情治單位的密件在海外媒體上被公開曝光,揭發出臺灣情治單位多年來資助海外民運、從事大陸情報工作的內幕。該密件披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臺灣情治單位扯上了關係。這要從一個叫做王炳章的人說起。
  王炳章,1948年生於瀋陽,1971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學習醫學。後來,他在紐約創辦《中國之春》雜誌,引起了臺灣情報局(1980年代後期改編為“軍情局”)的注意。當時,臺灣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甯嘉晨到臺灣商談合作事宜。
  據被海外媒體曝光的臺灣國安局密件顯示,臺灣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大陸活動。為此,臺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的主席,從此,臺灣情報局除了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臺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完全信任,派出特工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以防止王炳章“脫軌”。
  隨著民運人士紛紛跑到國外,其內部對於海外民運領導權的鬥爭異常激烈。從一開始,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麼大事。因此,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臺灣軍情局局長後,乾脆只簡單地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臺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臺灣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佈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
  臺灣的經費主要提供給民運組織的幾個主要人士,如王炳章、王丹、王軍濤、胡平等人。除王炳章的“移山專案”外,以胡平為首的一批人被臺灣方面列入“文正專案”,經費由專案補助;以王軍濤為首組織的“中國戰略研究所”,則被列入“致廣專案”;已被大陸國安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臺灣列入“志翔專案”,經費由個案申請。
  臺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人士作為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幹”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幹”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幹”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物件”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臺灣軍情局的檔案中,李少民是“民幹”,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幹”,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中的派系鬥爭一直非常激烈,臺灣軍情局為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臺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人士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臺灣軍情局十多年間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臺灣設立“專案”資助二王和楊建利
  2000年民進黨執政臺灣之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政策方向,對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趣變得越來越小,臺灣情治單位也停止了對某些“非重要人士”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人士,如薛偉等人,還專門跑到臺灣,透過當時的臺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說項,但無濟於事。後來,這些“斷奶民運”一齊訪問臺灣,並上書民進黨當局,民進黨當局才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為有些民運還有利用價值,於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等人。
  楊建利,1962年生於山東,2001年獲得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持人。2002年,因冒用別人名義和護照回國,資助遼寧的工人運動被捕,獲刑五年。刑滿釋放回到美國後,因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內部資金分配不均,與原來的合夥人張偉囯等人翻臉為仇;還鬧上媒體,公開發表聲明,相互指責,導致該組織隨即解體。楊建利於是成立一個叫“公民力量”的組織,開始獨吞所有來自臺灣和美國的經費。
  陳水扁治下的臺灣國安局為王丹、王軍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由當時的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和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據知情人士透露,陳水扁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於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臺灣陳水扁當局派出的是顏萬進和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斯儉,民運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以及來自大陸的劉軍寧等人。
  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即不一定打著“反共”的旗號,但要拉攏一批包括海外留學生在內的年輕知識份子,以此來構築中國“反對黨”的雛形。王丹同時建議,在大陸設立民間政策研究所,經費可以從臺灣先轉到北美,再轉到大陸。由於王丹的這些主意被臺灣方面認為“有建設意義”,順利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訪臺灣,在新竹與顏萬進、林佳龍秘密碰頭。在這次會晤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為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後,陳水扁當局以“資助學術研究”的名義,透過海基會的管道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中共十六大”為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臺幣的經費,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為12萬元新臺幣,交通費共10萬元,還有2.4萬元的座談會車馬費。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此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被臺灣斷奶的《北京之春》雜誌,作為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臺,王丹加入該雜誌董事會;介紹台商資助仍在大陸活動的民運人士等。2002年4月,楊建利冒用護照回大陸被拘,王丹、王軍濤就成了臺灣情治單位重點合作的對象。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今首爾)交換情報資訊。
  2003年2月,王丹和王軍濤向陳水扁當局提交的“憲政協進會工作總結”稱:“我們決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能大規模地迅速展開力量,推進形勢,打開體制,並通過現代政治運作,將中共擠出政治舞臺……我們希望能繼續得到支援並儘快落實承諾,以保證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需要。”
  2003年7月8日,陳水扁當局得到了一份《二王專案報告》,其中列舉了王丹、王軍濤的“良好成績”:每月舉行大型討論會;擬定了政治反對派綱領以及正在大陸動員籌建網站等。這份報告同時指出,2003年臺灣已資助“二王”150萬元新臺幣,要求再追加350萬元;同時要求資助劉軍寧設在大陸的“民間研究機構”1萬美元,並希望未來每年資助《北京之春》雜誌6萬美元。
  台美撒錢 防止民運失去控制
  因為近些年來民運內鬥不斷,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機構在提供給他們的經費的時候,變得越來越謹慎,越來越嚴格。儘管臺灣情治單位繼續給某些民運組織提供經費,但對他們也並不放心。為防範民運拿臺灣的錢卻失去控制,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在被曝光的臺灣國安局密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總統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清楚地指出,今後臺灣資助海外民運有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的“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人士在大陸的親友,拓展臺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為防範民運人士趁機擴大勢力,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為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勿同意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臺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人士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評估區分。臺灣情治單位認為,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由此可見,雖然臺灣情治單位給“民運二王”以慷慨的資助,但實際上也是防備之心仍在,對二王也是區別使用和對待的。
  從上述臺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可以看出,這個舉動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為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人士對台獨的回報。這正是“為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的真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台獨的價值觀,不為“臺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為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就要立即斷奶,絕不留情。
  以“二王”為代表的這些民運人士雖然口口聲聲說要民主,其實他們要的只是經費,因爲只有經費纔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而臺灣情治單位則是利用海外民運組織需要經費的迫切,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臺灣在大陸的“第五縱隊”,以民主的幌子推動台獨和顛覆大陸活動。彼此之間,其實不過是互為利用的關係,而這關係,實質上只僅僅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
  以“二王”為代表的民運人士與臺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不啻于一顆爆破彈,令人吃驚,但仔細考量,其中也有必然的邏輯。詳情將在後面的章節中予以更多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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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第二章 民運二王
第二章 民運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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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王丹與吾爾開希、劉剛(此二人已遠離民運,淡出人們視線)等一批不安心讀書的學生,首批來到天安門廣場,拉起標語布條進行靜坐抗議,並由此拉開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的序幕。
  六四之後,作爲當時重要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被中國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被捕後,因為向警方“徹底坦白,積極合作”,還主動檢舉了那些“沒有暴露”的鬧事者,被警方依照“坦白從寬”的原則予以寬大處理。1991年,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判處王丹有期徒刑四年。當時,王丹所獲的短暫刑期,曾經讓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感到迷惑,覺得“判輕了”,因為以“六四”那樣的大件事,以王丹當時的“領袖”身份,這樣的刑期實在是很短。
1993年,王丹獲釋後,又因拿海外經費、出賣情報等犯罪,於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獲刑11年。坐牢三年後,其家屬對外國機構謊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並導致失明,危及生命,呼籲國際捐款和營救。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王丹抵美後,赴美國底特律一家醫院“醫治”,當時,該醫院的檢查結果是,王丹有輕微的咽喉炎,絕對沒有腦瘤,其健康狀況良好,無需入院治療。
王丹的兩次入獄,總計服刑八年。應當承認,以王丹在六四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這樣的刑期其實是很短暫的。當時的美國政府為營救王丹出獄,做足不少功夫,據説美國高級官員或者國會議員訪華時,曾經拿出過一種小紙條,這小紙條上是包括王丹在内的大陸異見人士的名單,以此與中國領導人討價還價,作爲改善中美關係的籌碼。這種傳聞雖然沒有經過確切的官方消息證實,但至今仍然爲人津津樂道。
  來到美國後,王丹因英文不過關,只能以美國式的“走後門”被推薦到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目前,他住在美國加州,經常在海外、香港及臺灣的報刊上,發表些短淺輕佻的評論性文章,來證明他的存在和價值。
  但是,頂著哈佛博士頭銜的王丹卻對這個可以給他帶來榮耀的學位諱莫如深。2003年六四事件十四周年紀念日,王丹透過媒體與聽眾對話。有聽眾問王丹是如何進入美國哈佛大學的,當時王丹慌忙把問題扯開,並王顧左右而言他,大談自己當年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前言不搭後語。接著,他又稱自己並不稀罕上什麼哈佛大學。
  能上哈佛大學這樣的世界名校,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榮耀,有什麼不能正大光明承認的呢?何況王丹經常是以“哈佛博士”頭銜招搖過市的。問題其實很簡單,王丹進入哈佛大學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他連託福都考不到三百分,進美國任何一所普通大學都是不可能的。而他進入哈佛大學的個中堂奧,乃是當年台灣情報機關以“台灣校友會”向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捐款”的方式,為王丹承擔了昂貴的學費,而哈佛大學再將其中的一部分“捐款”以獎學金的名義贈予他,使其得以進入哈佛。
  據知情者稱,王丹在哈佛大學基本上沒有上過什麼課,也從不參加考試。人們所看到的王丹也並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學業上,他仍然是一個社會活動人士,擔任著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的政治評論員、《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天安門一代”基金會召集人等。他頻繁地往來於臺北、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澳洲等地,參加與民運有關的各種會議。另外,幾乎每個月都要撰寫七八篇抨擊中國大陸、頌贊台灣及美國的短淺的評論文章,在“自由亞洲電台”、“多維新聞網”、《北京之春》、《大紀元時報》等媒體上定期發表,然後再合成集子,在台灣發行《王丹觀點》之類的書。
  總之,王丹在哈佛大學的學歷和學位乃是政治產物,同大陸“文革”年代的張鐵生交白卷上大學是一回事。而王丹近年來發表過的部分評論文章及演講水準,則被很多人評論為“跟大字報差不多”。王丹雖是名義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卻不會閱讀美國的學術書籍,更不會以英文寫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學的碩士研究課題,選的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的博士研究課題,則選的是臺灣美麗島事件和民進黨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而他以中文完成的博士論文,據知情者稱,其實是由台灣“熱心人士”代筆的。
  現時王丹擔任著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評論員和隸屬臺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誌社長。他經常在美國和臺灣說,“中國五年後將崩潰”,“兩年後將陷於危機”,然而他所預言的這種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亦曾呼籲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並支持陳水扁執政時廢除《國統綱領》的動作,還向臺灣民進黨說“中國不敢犯台”。儘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臺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臺灣特偵組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
  另據臺灣《TVBS週刊》披露,除了上述政治活動之外,在私生活上,王丹還顯露出同性戀傾向,經常以同志身份出入台灣及美國的同志酒吧或俱樂部尋歡作樂。據稱,其在同志性行為中多扮女性身份,還把自己的“扮女照”貼上同志網站,四處尋找同性配偶(sex partner);也常在自己的博客裏抒發對“他”的纏綿愛情,有時還寫一些多愁善感的詩;無論他到哪裡,身邊都跟著一兩個年輕英俊的同志性夥伴。爲此,王丹曾經指控《TVBS週刊》涉嫌誹謗,但是,《TVBS週刊》聲稱,他們掌握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王丹是同性戀者,而且他在哈佛大學獲得的學歷也是假的。至今這仍然是一個葫蘆提的案子,但同性戀身份的曝光,似乎也並沒有影響到王丹的政治生涯。
  民運二王之王軍濤
  如果說,年輕的王丹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台前的主角之一,那麽,比王丹年長十多嵗的王軍濤,則是站在王丹這些學生領袖身後搖著羽毛扇的軍師。
  王軍濤,祖籍河南,1958年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1989年因參與六四被北京指為天安門運動的“幕後黑手”,被列入通緝名單。六四之後,王軍濤逃到武漢躲避了半年才被抓捕,當時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1995年,王軍濤以“保外就醫”名義赴美,開始其政治流亡生涯。其間,他先被“免試推薦”到哈佛大學讀行政管理碩士學位,後來又轉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在此期間,王軍濤與劉曉竹、吳學燦(原《人民日報》編輯)等人成立了一個名叫“中國戰略研究所”的民運組織。美國民主基金會和臺灣情報機構每年為該組織提供數十萬美元“研究經費”。而他們幾個人除了向出資者每月提交一份英文的“Brief(簡報)”外,幾乎什麼都沒幹。後來,三人因為“經費”分配不均而開始內鬥;三個主辦者按民主原則票決,結果兩人站在王軍濤的對立面,王軍濤被迫出局。
  於是,王軍濤向臺灣和美國告狀,說沒有他的研究所就是“非法團體”。於是,所有“資源”被一齊卡斷,研究所正式解體。之後,劉吳兩人到處發傳真、上網揭發王軍濤的“材料”。於是,王軍濤貪污、挪用經費、玩弄女人等一系列醜聞迅速曝光,在民運內外閙得沸沸揚揚。
  劉吳兩人揭發的最重要的貪污醜聞是這樣的,——王軍濤報帳說,給予中國國內的陳子明、陳小平等人數萬美元。可是當這些人出國抵美後,被證實他們並沒受到這些錢,或只收到一部分。對此,王軍濤被質詢時,辯稱他私自決定把大部分錢給了在中國大陸的另外的“某某”了,但卻沒有任何證據等能讓他自圓其說。
  關於王軍濤玩弄過的女人,劉曉竹和吳學燦列出了一個長長的清單。從這份清單可以看出,海外民運圈內有名有姓的年輕女性,幾乎都被王軍濤拉上了床,其中包括很多“朋友之妻”。在美國站穩腳跟後,王軍濤與已經成為“黃臉婆”的髮妻侯曉天離婚,離婚的理由是王軍濤聲稱侯曉天與某美國男人通姦。這個理由似乎很充分,因爲就在與王軍濤分手後,侯曉天真的與那個美國人結了婚。在與侯曉天辦理離婚的同時,王軍濤正與哈佛大學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同居。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後,王軍濤又被這個女孩甩了,據說那個女孩跟了一個老外。
  1999年,王軍濤成為孤家寡人,對女性如饑似渴,一不小心讓一個從貴州來美的已婚女人“未婚先孕”。女方姐妹倆與他大鬧不止,聲言要讓王軍濤“沒臉見人”。王軍濤被迫妥協,表示願意“奉子成婚”,以此來平息事態。
  這個貴州女人與仍在中國的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後,王軍濤被迫與之結婚,並接受了她與前夫所生的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在王軍濤此次結婚八個月後,貴州女人又為王軍濤生出一個女孩。這樣,王軍濤一下有了四口之家。目前,他全家定居於新澤西州一個偏僻的小城市,離紐約兩個多小時車程。
  與貴州女人結婚後,王軍濤仍然與很多的女性保持定期約會和婚外情關係,風流豔事經常被身邊的朋友爆料出來。他的現任妻子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家裏還是經常打打鬧鬧。其妻因此也常向大陸的親友哭訴,訴說自己處於“崩潰狀態”。
  2006年,王軍濤去澳洲悉尼大學當了一年的訪問學者,並在那裏與另一個中國女子成為“露水夫妻”。王軍濤回到美國後,還經常飛往澳洲探視這個女子,據知情者稱,他們的關係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這些年來,像王丹一樣,王軍濤真正讀書的時間其實很少,更不可能象其他學者那樣潛心鑽研學問。他與王丹等人一起,整天“行走”於臺灣和美國之間,名義上是從事“民運串聯”活動,實際上是向美國和臺灣等地的金主爭取“活動經費”。
  爲了獲得經費,王丹、王軍濤參與成立了各種名目的民運組織,如王丹與白夢等人組織的“天安門一代”;王丹與胡平、薛偉和于大海等組織《北京之春》雜誌;王丹、王軍濤、胡平、吳任華等組織的“憲政協進會”;王軍濤、郭岩華、陳破空等組織的“哥大中國論壇”等等。
  至此,王丹和王軍濤這對“老少配”拍檔成了名副其實的“民運二王”,以他們過往的資歷和現時的名望,似乎大有成爲海外民運龍頭老大的趨向。如果說已經在人們視線中消失的柴玲和吾爾開希這些昔日的學生領袖,是匆匆划過夜空的民運彗星,那麽,至今仍然活躍在民運第一綫的王丹、王軍濤,就是民運的恆星,雖然他們的光芒並不是那麽燦爛奪目,甚至有些骯髒,但這似乎不妨礙他們繼續發光。
  臺灣軍情局控制主流民運組織
  雖然上述由“民運二王”發起建立的這些民運組織對外堂而皇之地宣稱他們從事的是“民主運動”,但背後事實卻並非完全如此。2005年,一份臺灣情治單位的密件在海外媒體上被公開曝光,揭發出臺灣情治單位多年來資助海外民運、從事大陸情報工作的內幕。該密件披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臺灣情治單位扯上了關係。這要從一個叫做王炳章的人說起。
  王炳章,1948年生於瀋陽,1971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學習醫學。後來,他在紐約創辦《中國之春》雜誌,引起了臺灣情報局(1980年代後期改編為“軍情局”)的注意。當時,臺灣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甯嘉晨到臺灣商談合作事宜。
  據被海外媒體曝光的臺灣國安局密件顯示,臺灣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大陸活動。為此,臺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的主席,從此,臺灣情報局除了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臺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完全信任,派出特工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以防止王炳章“脫軌”。
  隨著民運人士紛紛跑到國外,其內部對於海外民運領導權的鬥爭異常激烈。從一開始,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麼大事。因此,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臺灣軍情局局長後,乾脆只簡單地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臺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臺灣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佈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
  臺灣的經費主要提供給民運組織的幾個主要人士,如王炳章、王丹、王軍濤、胡平等人。除王炳章的“移山專案”外,以胡平為首的一批人被臺灣方面列入“文正專案”,經費由專案補助;以王軍濤為首組織的“中國戰略研究所”,則被列入“致廣專案”;已被大陸國安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臺灣列入“志翔專案”,經費由個案申請。
  臺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人士作為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幹”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幹”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幹”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物件”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臺灣軍情局的檔案中,李少民是“民幹”,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幹”,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中的派系鬥爭一直非常激烈,臺灣軍情局為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臺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人士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臺灣軍情局十多年間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臺灣設立“專案”資助二王和楊建利
  2000年民進黨執政臺灣之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政策方向,對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趣變得越來越小,臺灣情治單位也停止了對某些“非重要人士”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人士,如薛偉等人,還專門跑到臺灣,透過當時的臺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說項,但無濟於事。後來,這些“斷奶民運”一齊訪問臺灣,並上書民進黨當局,民進黨當局才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為有些民運還有利用價值,於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等人。
  楊建利,1962年生於山東,2001年獲得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持人。2002年,因冒用別人名義和護照回國,資助遼寧的工人運動被捕,獲刑五年。刑滿釋放回到美國後,因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內部資金分配不均,與原來的合夥人張偉囯等人翻臉為仇;還鬧上媒體,公開發表聲明,相互指責,導致該組織隨即解體。楊建利於是成立一個叫“公民力量”的組織,開始獨吞所有來自臺灣和美國的經費。
  陳水扁治下的臺灣國安局為王丹、王軍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由當時的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和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據知情人士透露,陳水扁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於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臺灣陳水扁當局派出的是顏萬進和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斯儉,民運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以及來自大陸的劉軍寧等人。
  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即不一定打著“反共”的旗號,但要拉攏一批包括海外留學生在內的年輕知識份子,以此來構築中國“反對黨”的雛形。王丹同時建議,在大陸設立民間政策研究所,經費可以從臺灣先轉到北美,再轉到大陸。由於王丹的這些主意被臺灣方面認為“有建設意義”,順利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訪臺灣,在新竹與顏萬進、林佳龍秘密碰頭。在這次會晤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為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後,陳水扁當局以“資助學術研究”的名義,透過海基會的管道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中共十六大”為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臺幣的經費,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為12萬元新臺幣,交通費共10萬元,還有2.4萬元的座談會車馬費。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此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被臺灣斷奶的《北京之春》雜誌,作為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臺,王丹加入該雜誌董事會;介紹台商資助仍在大陸活動的民運人士等。2002年4月,楊建利冒用護照回大陸被拘,王丹、王軍濤就成了臺灣情治單位重點合作的對象。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今首爾)交換情報資訊。
  2003年2月,王丹和王軍濤向陳水扁當局提交的“憲政協進會工作總結”稱:“我們決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能大規模地迅速展開力量,推進形勢,打開體制,並通過現代政治運作,將中共擠出政治舞臺……我們希望能繼續得到支援並儘快落實承諾,以保證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需要。”
  2003年7月8日,陳水扁當局得到了一份《二王專案報告》,其中列舉了王丹、王軍濤的“良好成績”:每月舉行大型討論會;擬定了政治反對派綱領以及正在大陸動員籌建網站等。這份報告同時指出,2003年臺灣已資助“二王”150萬元新臺幣,要求再追加350萬元;同時要求資助劉軍寧設在大陸的“民間研究機構”1萬美元,並希望未來每年資助《北京之春》雜誌6萬美元。
  台美撒錢 防止民運失去控制
  因為近些年來民運內鬥不斷,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機構在提供給他們的經費的時候,變得越來越謹慎,越來越嚴格。儘管臺灣情治單位繼續給某些民運組織提供經費,但對他們也並不放心。為防範民運拿臺灣的錢卻失去控制,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在被曝光的臺灣國安局密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總統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清楚地指出,今後臺灣資助海外民運有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的“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人士在大陸的親友,拓展臺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為防範民運人士趁機擴大勢力,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為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勿同意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臺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人士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評估區分。臺灣情治單位認為,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由此可見,雖然臺灣情治單位給“民運二王”以慷慨的資助,但實際上也是防備之心仍在,對二王也是區別使用和對待的。
  從上述臺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可以看出,這個舉動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為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人士對台獨的回報。這正是“為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的真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台獨的價值觀,不為“臺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為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就要立即斷奶,絕不留情。
  以“二王”為代表的這些民運人士雖然口口聲聲說要民主,其實他們要的只是經費,因爲只有經費纔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而臺灣情治單位則是利用海外民運組織需要經費的迫切,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臺灣在大陸的“第五縱隊”,以民主的幌子推動台獨和顛覆大陸活動。彼此之間,其實不過是互為利用的關係,而這關係,實質上只僅僅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
  以“二王”為代表的民運人士與臺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不啻于一顆爆破彈,令人吃驚,但仔細考量,其中也有必然的邏輯。詳情將在後面的章節中予以更多的披露。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全国性民间团体,注册于1994年8月15日。其宗旨是发展和完善中国人权事业,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人权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共同推进世界人权进步事业;任务是广泛募集资金,进行国际人权交流,开展和资助人权交流,开展和资助人权宣传、教育与研究,举办公益事业,奖励为维护和发展人权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与个人。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设名誉会长、会长以及顾问若干名。理事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每四年为一届,每两年召开一次理事会议,决定基金会重大事项。在理事会休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代行理事会职权。常务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常务理事组成。理事会下设若干专门委员会,目前已成立学术委员会、中青年专家委员会,正筹建宣传教育委员会,文化艺术委员会、企业家委员会、海外交流委员会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基金会理事分别为各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委员会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做好相关工作。秘书长为基金会法定代表人,负责工作机构日常事务。工作机构下设办公室、基金部、联络宣传部、公益事业部、法律工作部、监察部。基金会根据需要,可聘请若干名在中国人权建设方面做出成就,并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海内外人士为名誉理事;也可聘请若干名在人权研究领域有专长的人士为特邀研究员。

    2001年6月12日,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青年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委员会负责人,明确了委员会的宗旨和任务。中青年专家委员会首批会员60名,主要来自机关、大学、科研、司法、新闻等部门和单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被推选为委员会主任。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青年专家委员会组织办法》,组建了秘书处,研究布置了委员会近期的工作任务等。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伯承主持会议,副会长肖平代表基金会对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提出希望。常务副会长杨正泉、副会长王彦峰出席了会议。

    2001年3月19日,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成立,主任为我国著名历史雪茄、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随后,该会在向全国各地有关单位征集人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审定了一批年度研究课题,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问题研究》、《美国的人权观研究》、《邪教犯罪与人权保障》、《经济全球化下国际人权斗争新特点》、《日本与德国对二战认识的差异》等。目前,各课题的研究工作正紧张进行。

    2001年4月16日,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成立。基金会名誉会长黄华与会讲话,提出希望。委员会有吴阶平、朱光亚、龚育之、任继愈、周南、厉以宁、白春礼、陈章良等近20名委员。

中国人权基金会近期发展规划:广泛联络国内外各界,多方募集资金,积极推进国际交流,大力举办有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人权事业的公益活动,争取到2005年把基金会建设成为基金积累有相当数量、公益事业特色鲜明、运行机制灵敏高小、监督体制完善严密、工作队伍精干得力、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基金会。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的制度建设:基金会建立并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共45项。如在岗位职责方面,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职能部门领导等职责;在会议制度方面,有常务理事会议、理事会议、秘书长办公会议等制度;在基金的使用管理方面,有基金管理办法等;在其他方面,有人事制度改革试行办法、人事管理暂行规定、表彰奖励办法等。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队伍建设:基金会重视凝聚、培养人才和造就人才。近几年,已聚集了各有专长的上百名常务理事和理事。其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中青年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学者,有些成员在国内外有较高指明度。基金会还注意吸收各行各业知名人士为特邀理事、荣誉理事,努力把各个方面力量组织和调动起来,以更好地发展和完善中国的人权事业。

基金会改革其办事机构的用人制度:实行聘用制,建立、完善奖惩制度,营造团结、向上、拼搏、进取的氛围,努力建设一支方向正确、视野广阔、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强、能拼搏、愿奉献、守法纪的精干队伍。

2012年1月11日 星期三

中宣部爲什麽害怕辛子陵?

作者: 龐觀清

一篇讲话,终身囚禁!中共党疯了。

編者按﹕中共著名的改革派政論家辛子陵先生,去年初因為發表支持溫家寶的言論,受到黨內的壓制和半年軟禁的處分。九月份,辛子陵委托夫人在謝韜追思會上宣讀一篇講稿,竟被指為鼓吹暴力革命,進而遭到無限期軟禁的懲罰。中宣部為何如此害怕辛子陵的文章和演講?本文揭露,因為辛子陵近年有兩篇文章,點中了主流媒體的要害,動搖了一黨專政的兩個重要的理論基石。

2011年9月24日,謝韜的生前友好爲紀念先生去世周年舉行追思會,到會九十餘人。辛子陵因被軟禁不能到會,由他的夫人李建華宣讀了他的講稿,題目是《懷念謝韜先生——兼評“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下惹下了大禍。原來宣布對他實施半年軟禁(9月29日到期),10月18日市紀委談話變成了無期(據說中宣部曾暗中使勁把他關起來)。罪名說他贊成暴力革命。關心他的朋友們聞訊無不愕然。

一批劃界論﹕一黨專政失去代表多數的群眾基礎

近年以來,辛子陵寫了兩篇令中宣部招架不住、使主流媒體理屈詞窮的文章,一篇是批“劃界論”,一篇是批“三統一”。

2010年10月16日辛子陵擬在三味書屋演講。因演講被取消,把演講稿在網上發表了,題爲《挑戰兩報一刊,推倒劃界理論》。辛子陵長期當教員,給軍隊高級幹部講解馬列主義,對馬列原著下過功夫,熟悉近代史,他像個高明的武術師一樣,出手能點到穴位上,使對手失去抵抗能力。《挑戰兩報一刊,推倒劃界理論》一文指出:

政治體制改革風聲一起,主流媒體的寫手們紛紛出來劃清界限:問一問姓無姓資,劃清資産階級民主與無産階級民主的界限。《光明日報》于9月4日拋出《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華,據說真正執筆爲文的是主導意識形態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報》刊登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的文章《劃清兩種民主的界限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前提》;同日,《解放軍報》發表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院長蔣幹麟的文章,要劃清“四個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發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題目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優勢與基本特徵》,也提出了“劃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兩報一刊齊上陣,爲反對政治體制改革造勢。

“劃界”理論是祖師爺列寧傳下來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無産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當時底氣十足地說:“無産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産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産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1]這一理論有兩大要點:一個是階級論,無産階級民主制是工人階級、農民和廣大平民坐天下,這是階級的優勢;一個是數量論,工人階級、農民和廣大平民永遠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這是數量上的優勢。列寧說:“無産階級民主制(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正是爲了絕大多數的人,即爲了被剝削的勞動群衆而把民主發展和擴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2]這兩論一擺,反對者只好噤聲。後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産黨以這個爲護身符,理直氣壯地實行一黨專政幾十年。

這一套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執政的時代,人民還是信服的。暴力奪取政權,首領不執政誰執政呢?兩代人的時間,合法性的危機就出現了,三代人的時間,就出現了蘇聯垮臺,東歐劇變,中越等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列寧爲一黨專政打造的“護身符”是1918年發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無産階級民主制和資産階級民主制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個根本性變化表現在彼此易位。“無産階級民主制”逐漸演變成了代表一小撮權貴資産階級的政權(如中國、朝鮮),“資産階級民主制”超出了有錢人的範圍,變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權(如美國、歐盟諸國),投票權成了百姓維護自己權益的有力武器。

先說資産階級民主制的變化。16至19世紀,歐洲和美國先後發生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這些革命幷沒有能够立即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理想,歐美等國都曾經有選舉的財産限制,說這個時期的民主僅僅是有錢人的民主大體是不錯的。1883年恩格斯說:“‘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3]由于工人階級的鬥爭,由于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從19世紀末葉開始發生變化,這些國家紛紛取消了選舉的財産限制,實行普選,美國和西歐國家逐步實行了政黨政治,工人階級政黨在議會中有了一定的席位。當1890年2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把鐵血宰相俾斯麥趕下臺,廢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運動的非常法的時候,恩格斯的觀點完全變了。他肯定了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有成效地利用選舉權,是無産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他甚至認爲這是一場“社會革命”。[4]1924年1月,英國出現了世界第一個競選上臺的工黨政府――麥克唐納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國和西北歐各國逐漸演變成爲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社會民主黨(工黨)帶給資本主義制度的是政策調節,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憲政奠基的。所以從制度上說,這是一種改良,不是革命。但這次改良,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非比尋常,其影響超過了俄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試錯,沒有給人類找到出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使老資本主義變成了新資本主義,使暴力革命變成了和平進化,使社會重大的利益調整出現了雙贏的結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剝奪資産階級,保護了先進生産力,保證了生産率的不斷發展;一方面,政府調節分配,向富人徵收高額累進稅,實行全民福利制度,實現了相對公平,縮小了貧富差距,這是一個資本家可以接受,勞動者也滿意的根本國策。所以恩格斯把這種政策調整提高到“社會革命”的高度來認識。一個既非老資本主義,又非蘇聯式的老社會主義的新的社會制度就這樣産生了。

1945年二戰勝利後,英國工黨政府首相艾德禮領導了一場民主社會主義改革。主要措施是:礦山、銀行、交通運輸、鋼鐵生産及社會服務性企業實行國有化,使經濟領域中的國有成份達到百分之二十;通過級差明顯的累進所得稅,使社會總收入的五分之二通過稅收由政府實行再分配;實行“全民福利”的社會政策,對所有人實行疾病、事故、年老、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等廣泛的保險,幷對所有人提供免費醫療;中小學生享受免費教育。艾德禮說:“工黨政府正在英國建立一種優于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最好的制度。這種制度叫做民主社會主義”。[5]民主社會主義就是這麽叫響的。

以上我們說的是資産階級民主制的演變。它一開始是不完善,但它能與時俱進,不斷改進和完善自己。列寧在《無産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曾批評了美國對黑人的私刑,[6]當時確實如此。1963年美國黑人還在聽馬丁·路德·金的演講,要求普選權,要求取消種族歧視。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權,1969年就出現了第一個黑人市長,2008年就選出了第一個黑人總統。奧巴馬的祖父是奴隸。資産階級民主制的社會基礎越來越寬廣,由代表資産階級變成代表全社會的利益。

中國的無産階級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蘇聯模式的變種,經歷了三代人的時間,歷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說上世紀40年代在野時的中國共産黨還表現出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黨,一個反對貪污腐敗的廉政黨,一個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黨,那麽今天的中國共産黨,在執政掌權60年之後,已經墮落成爲一個反對民主是普世價值的党,一個貪官“前撲後繼”的黨,一個爲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制獨裁的黨。《光明日報》的文章開宗明義地提出“由誰統治”的問題,好極了,我們就從這裏入手,只要一較真就會發現,這正是執政黨的軟肋。構成我們政權的四梁八柱是些什麽人呢?

2006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公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産調查報告》。報告披露:廳級以上幹部已是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廳級幹部的平均財産相當于一個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資,省級幹部的平均財産相當于一個市民300年的工資。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了官僚資産階級。

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道: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産(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産)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 人,超過1 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億元以上的90%是高幹子女,有2932人,他們擁有資産2045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其中:廣東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蘇省,172人;山東省,141人;福建省,92人;遼寧省,79人。

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這個數字許多文章引證錯了,說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點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爲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一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500 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5000人的核心體系。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幷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7]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8]

現在我們應該正視,我們的經濟改革,從單純經濟觀點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論付出了過多的環境、資源和勞力的沉重代價),但從政治上看,是失敗了。要承認這個失敗,挽救這個失敗,經濟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這個失敗,將是歷史的大倒退。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共産黨由窮人党向富人黨的蛻變;政權由建國初期的工人、農民、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的聯合政權,經過了毛澤東獨裁統治,向官僚資産階級政權的蛻變。

兩報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體系”對13億人民的統治和剝削說成“是人類歷史上先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民主,它把過去只有少數剝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變爲大多數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廣大人民群衆真正成爲國家和社會的主人”。[9]

這種站在雲端說出來的神話,離開中國社會實際十萬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資産階級巧取豪奪、貪污腐敗的事實面前,顯得那樣虛僞,那樣狡詐,那樣無耻。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到這種程度,連指鹿爲馬的祖師爺趙高都只能自嘆弗如。在推動中共亡黨亡國的問題上,兩報一刊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頭功”。

結論:原來說共産黨是代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廣大民衆的,黨的掌權集團經濟地位的變化把這種代表關係完全顛覆了。“由誰統治”?現在是“5000人的核心體系”對13億人民的統治,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這個國體,一不代表窮人,二不代表多數。一黨專政絕對失去了階級基礎和群衆基礎。

今天的演講主要是批倒“劃界論”。撰寫“劃界論”理論文章的同仁如果不服,可以下一次到三味書屋來跟我辯論,也可以在中央電視臺舉行公開辯論,你們把我駁倒了,我辛子陵從今不再談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是我把你們駁倒了,你們就不要再把“劃界論”當作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萬能靈藥,一次一次地搬出來,記住恩格斯的話:老的萬能靈藥已經失效了。

辛子陵向官方理論家們下了戰表,但沒人敢應戰到電視臺跟辛子陵辯論,也沒人在主流報刊上寫出反駁辛子陵的文章來。官方意識形態打了個大敗仗。中宣部理論武庫中維護一黨專政的主戰兵器——劃界論,就這樣被辛子陵打殘,再不敢披掛上陣了。講道理說不過他,于是,讓紀委出面,說他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說他不跟黨保持一致,運用家法,把他軟禁起來。這是辛子陵被噤聲的真正原因。

二批三統一﹕黨官新三光政策,取代人民和法制

辛子陵在謝韜追思會上的書面發言,我仔細研究過。發現要害是那個副標題:《兼評“堅持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是吳邦國的看家兵器。辛子陵一番講話,又把這件兵器打殘了。這樣,爲一黨專政奠基的兩塊理論基石——“劃界論”和“三統一”,就都被辛子陵駁倒了,頑固派如何不急,如何不惱。這件事的看點如下:

辛子陵說:

頑固派堅持“五不搞”,拿出來的對策是“三統一”,所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句話表面看來很全面,很辨證,很和諧。落實下來只有變了質的“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完全是漂亮的空話,成爲掩護特權和腐敗的遮羞布。

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局學習會上說:“當前黨內深層次問題是變質,是領導幹部隊伍變質。”[10]黨要求他們代表人民當家作主,爲人民服務,造福一方。由于人民無權監督他,制約他,許多地區的“一把手”打著堅持黨的領導的旗號,成了惡霸,成了山大王,把自己管轄的地區黑社會化、山寨化。福建省周寧縣,有一任(1996年至2003年)縣委書記叫林龍飛,實行新“三光政策”:即“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說到做到了。他與22 名情人舉辦群芳宴,選出一位芳中之最,頒發佳麗獎,獎金30萬元。後來東窗事發。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請教吳邦國委員長,全國2800多個縣,像周寧縣這樣的情况不在少數,在林龍飛這樣的縣委書記統治下,怎樣“堅持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統一到林龍飛那裏,他既代表黨,又代表人民,還代表法制,就弄出個新“三光政策”來。歷朝歷代的縣太爺,還沒出過林龍飛這樣的典型。比照吳官正的調研結論[11],如果縣一級政權有百分之八十的一把手不合格,每個縣會製造多少起群體性事件?這就是去年發生23萬起群體性事件的政治根源。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百姓也已忍無可忍,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根據《人民論壇》“千人問卷”調查顯示,82.3% 的受訪者認爲“腐敗問題突破民衆承受底綫”。

這樣的“三統一”,是不是徹底敗壞了黨的聲譽!是不是在“加强黨的領導”的名義下在瓦解黨!辛子陵擺出這些事實來,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權力要制衡,人民當家作主要落到實處,要有載體,這明明是在救黨,北京市紀委却認爲是“又犯了嚴重錯誤”,保腐敗、拒政改的北京紀委要無限期軟禁辛子陵!

辛子陵繼續說:再看“依法治國”。最近,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被“雙規”。[12]蕭揚在位十年,曾被主流媒體吹捧爲“一個最具平民情結的首席大法官,一個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一個最具朝氣的當代法學家”;蕭揚有句名言:“各級法院要以刮骨療毒的勇氣,壯士斷臂的氣概,堅决徹底的清除法官隊伍中的害群之馬”。他曾先後十一次專門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發表講話。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這個穿著黑袍的首席大法官,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竟是司法界害群之馬的頭子。在他的黑袍籠罩下,在原籍廣東省法院系統,尤其是法院執行局系統,培育了多名腐敗法官骨幹,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團,開設了司法黑市,對案子明碼標價,經濟案按數額大小分成,刑事案以案件重輕定價。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案件對他們來說已經完全不存在是非的分辨,犯罪性質的考量,而是辦一個案件能撈多少錢,能索多少賄。在分局、區院抓(或放)一個人,20-80萬元,在市局、市院50-150萬元;判(或少判)6個月50-200萬元,判(或少判)1-3年80-300萬元,判(或少判)5年100-300萬元,判(或少判)7-10年的300-500萬元,判(或少判)10年以上的300-1000萬元。十年來,這個集團累計勒索受賄高達1,500多億元。[13]這就是我們十年來“依法治國”的一個縮影。在蕭揚的操控下,法律的正義性和公正性,蕩然無存。

2011年3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十一届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在提出那個使他臭名天下的“五不搞”[14]同時,宣稱在他的領導下,制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中國立法停留在紙面上,十年立法,十年腐敗。民謠說:“法官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在蕭揚之流掌控之下,懲惡揚善的司法鍘刀,變成謀財害命的工具,堂堂正正的法庭變成生死交易、刑囚交易的黑市。中國的“人民法院”在變質成爲謀利衙門的同時,由于黑白是非顛倒,人心不服,製造了一個龐大的上訪群體。這個群體中的每一件冤案,幾乎都與司法黑市有關。那1500個億,浸透了訪民的聲聲淚,字字血。

這篇文章的主題和主體是對“三統一”的批判,强調權力必須制衡,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據說紀委跟辛子陵談話時,不談主題和主體,只抓最後一段定罪。最後一段說了什麽呢?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現在的國家形勢很像辛亥革命的前夜。再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輕慢人民要求和平改革的善意,錯過和平轉型的機會,拿著手榴彈擊鼓傳花,等來的必然是一場新版的“辛亥革命”。最近有人撰文說:“中國當下之急,不是討論如何改良——這跟討論如何在雲端上蓋世貿大厦一樣可笑,而是討論如何革命。討論革命,就是討論如何革故鼎新,如何結束舊的邪惡制度,建立新的正義制度;就是不指望當權者,而是指望公民社會;就是不指望徹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義的暴力。”[15]這是輿情轉變的信號。

紀委指責辛子陵鼓吹暴力革命,有顛覆之嫌。因此要延長軟禁,但不再說三個月至半年,而是無期軟禁。

辛子陵文章明明是提請中央注意,不要“輕慢人民要求和平改革的善意,錯過和平轉型的機會”,現在有人把暴力革命提上了日程,社會輿情開始出現了變化,再不能拖延政治體制改革了。中央領導人看了肯定能理解這個明如白晝的問題,紀檢幹部也不一定是水平低,真看不明白,但不做“暴力”、“顛覆”的曲解,怎樣構陷繼續軟禁的罪名呢!

思想觀念是政治體制之母。正確的民主理論一旦掌握了群衆,就會變成推動民主憲政的物質力量。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必將導致政治體制的變化。這就是中宣部害怕辛子陵的原因。對于辛子陵的文章,中宣部知道是救黨,但救黨就必然導致解决權貴集團(雖然辛子陵一再說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决),他們是代表權貴集團大造輿論,抗拒政治體制改革,擺平全國老百姓的。所以,對辛子陵的文章,既不敢肯定,又不敢否定;既不敢宣傳,又不敢批判。只有組織手段,沒有理論交鋒。他們先是删帖,阻礙辛文的在網上傳播;繼而運用强大的組織力量和政權力量,强迫辛子陵噤聲,讓辛子陵在軟禁中謝幕。把民衆景仰的學者關進籠子,將會造成“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的政治局面。

辛子陵運用歷史和現實的有力論據,否定了列寧的“劃界論”,進而推倒了一黨專政的兩塊理論基石,對黨的民主化轉型,對國家體制的民主化轉型,功莫大焉。但對權貴集團來說,則是彌天大罪。若不是黨內改革派的保護,若不是國內民主力量和國際媒體的聲援,他可能早進了秦城監獄,或被車禍,或被暗殺。辛子陵的命運和政治體制改革連在了一起。北京紀委如何了結辛子陵的案子,黨內外改革派和民主力量以及世界輿論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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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30页

[2]《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8页。事实上,正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俄国十月夺权,从一开始就是党专政-领袖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制只是列宁抗拒批评的诡辩。

[3]恩格斯《反杜林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7页。

[4]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9页。

[5]王小曼:《战后英国工党的发展道路》,见《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

[6]《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7页

[7]辛子陵:《‘腐败黑数’知多少》,《中共兴亡忧思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38~542页。

[8]《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 111页。

[9]2010年9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笔名秋石,参与写作的课题组成员:闫志民 常光民 杨绍华 李传柱 王传志。

[10]中央有党内学习文件下发,《争鸣》月刊公开披露过。

[11]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摘自中纪委2006年10月12日《简报》)。邵正祥文章提供。邵老的地址:昆明市新迎小区新德巷28号。

[12]《阿波罗新闻和评论(阳光天下) 》受贿和侵吞1.500多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被双规发表于2011-8-3 07:34

[13]维健:《正义之兽的司法在中国已成敛财之兽》(博讯)

[14]吴邦国在报告中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15]为保护作者,名不具。

(《开放》杂志20121月号)

中国上空的自由之风

中国上空的自由之风
俄罗斯之声电台

核心提示:党和国家对出现了数百万感受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私人企业家的社会进行严格控制迟早会激化中国政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顺利地在这些"小红旗"中间走过又不触动它们?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任务。
原文:Ветры Свободы Над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Голос России
译文:中国上空的自由之风
时间: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作者:谢尔盖·卢贾宁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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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图,来源:EPA】
21世纪初圣雄甘地曾写道:"我希望各国的风自由地吹进我的房子,而我又不被风吹倒。"这种风反映了独特的亚洲社会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程度。今天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非常现实。
民主的"典型标准"侵入中国政治生活的程度如何?如何对抗企图吹倒中国、使中国重蹈1989年天安门事件覆辙的"西风"?中国如何发展公民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人为地培育公民社会,还是任由人民的意愿自由发展?
问题逐年增加,可是却没有明确的答案。与经济不同的是,在这方面一旦犯错,代价高昂得多。不正确的步伐就可能导致国家不稳、社会混乱。
让"百花齐放"会不会出现中国版的"阿拉伯之春"
中国领导层实行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但是,今天已经无法忽视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自己也谈到这个问题。2011年7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就表示,没有民主就谈不上任何社会主义,而温家宝总理在大连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还指出,在中国发扬民主是优先的任务。遗憾的是,中国高层推动民主的言论与政治实践还有很大差距,这是一条很长的路,而且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走这条路。
个别中国专家表示,必须彻底改革政治体制。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认为,"扩大国家权力也和扩大中共权力一样,是僵化的专制社会的危险迹象"。11月20日他出席了纪念著名学者、法学家蔡定剑的会议。有学者认为,1986年台湾的政治改革可以成为中国改革的范例,指导如何在政府控制下施行改革。
另一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冬表示,"中国的改革陷入僵局"。在他看来,中央政府掌握着太多的权力。这"可能导致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出现不平衡"。
这些看法并非个别,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民意调查结果表明,27%的中国受访者也认为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并实行民主。在另一次调查中42%的中国受访者否认了按"阿拉伯之春"的形式进行游行和抗议的思想。可是16%中国受访者认为,中东的革命和政权更迭导致建立了真正的民主。
中国"公民社会"是传闻还是现实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尚未形成"政治自由"或者"公民社会"的概念。当局按照任何民主化计划采取的任何举措都被视为软弱的表现。"强大的国家——幸福的人民",这就是政权和人民相互关系的主要逻辑。国家(帝王)为普通中国人确定了幸福的"尺度"。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是与传统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中国的传统忽略了分权(立法、执法和司法),思想观念多元化和其他"西方的把戏"。
政治多半被理解为精英的行政和道德举措,其效率则取决于他们关心民众的诚信度和能力。并非偶然地,目前的领导人根据儒家模式(建立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大同),在当今的社会政策中采取传统做法。总的来看,这是中国民主化的一种方案。
什么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怎样建立"公民社会",对此也许无论学者还是政治家都尚无明确的理解。在民间,呼吁发展公民社会被理解为,对地方当局的一些违法行为表示抗议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非法占用农民土地、不给季节工发工资、破坏生态平衡等等。而且最近当局对抗议的反应是,答应公民的个别要求。例如,2011年8月在公众的抗议下,大连市政府责令一个生产毒性物质对二甲苯的化工厂"福佳"停工。(译注:2011年年底已恢复生产)

 是否存在抗议的社会"空档"
有一种说法认为,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主宰者(封建主、官员、帝王、党委书记)谦卑和顺从。这是传言。相反,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总是有强大的抗议力量。它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人民起义到秘密的宗教派别进行破坏活动。
数千万人参加的法轮功活动就是当今传统的消极抗议的一种形式。1990年代,法轮功在练气功的人中间出现。练法轮功的人不仅学习"正确地"呼气和做功,而且在精神上形成强大的非正式组织,甚至发展到全国。该组织没有让信徒们筑街垒,而是呼吁他们进行另一种对当局显然有危险的神秘活动。令人离奇的是,这个活动在中国情报机构和各级当局的眼皮底下发展起来。而且吸引了数千万农民和市民,包括中共高级官员、工程师、医生、教师、大学生、演员等等,形成一种"软"抵抗。2000年代初,法轮功被正式取缔,法轮功头目李鸿志逃往美国。
法轮功事件和中国城乡其他抗议事件(经济和生态方面)表明,中国社会上还有很大空档没有被官方的宣传和控制填满。在一定条件下,官方的思想可能迅速被传统思想(类似法轮功)或是西方的自由化东西所取代。这两种情况都会对中国的稳定构成危险。谁也不知道,新的领导人和新的运动将走向何方。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组织的形成是非常细微、极不明显的和相当危险的。实际上,很难在"典型的公民社会"和非正常的活动之间划一条线。人为地推动西方的"公民社会"模式将给中国带来混乱。另一方面,客观地考虑,党和国家对出现了数百万感受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私人企业家的社会进行严格控制迟早会激化中国政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顺利地在这些"小红旗"中间走过又不触动它们?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任务。
中国的两难:"向左转"还是"自由化"
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案。一是左倾方案--刺激社会上左的情绪,对按照西方模式实行民主化的任何做法营造毫不妥协、不容异见的氛围。目前在党内和个别社会阶层--军人、老革命和部分党务工作者中已有这种趋势的苗头。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如同打开逐渐发展成"天鹅绒"革命或者"阿拉伯"革命的"窗口"。一些老革命认为,如果企业界和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左倾政策"表示抗议,可以像文革年代毛泽东对待"阶级异己分子"那样对待他们,也就是说,采取惩罚和强制劳动的方式。
第二是自由化方案--在全球化进程深入、中美更加相互依赖的情况下,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进一步高涨,可能成立新的社会团体、运动和政党。同时中共的领导作用依然是稳固的。这个方案的支持者认为,在党组织、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应该深化民主并有所区别。
中国领导层将面临两难抉择:遵循哪个方案,给哪个方案开绿灯。一些情况说明,谨慎的中国领导层可以既保持自由化的政治前景又保持稳定和"社会主义特色"。到底采取哪种形式,现在谁也说不准。

2012年1月10日 星期二

港媒:中共特权利益代际传递 特权泛滥超过历朝历代

 

如今中国贫富日益悬殊,使得年轻人的命运有天壤之别。富二代斗富炫富,招亲选美,飙车撞人;官二代恃势飙官,世袭爵位,腐败弄权;穷二代则求学无门,谋职无路,厌世轻生,为当局敲响了警钟。
在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有一名叫王烨的科员,去年七月从山西省中医学院毕业,当年十月上班,却从五年前入读大学起,每月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金、生活补贴及住房公积金等,而且五年学费亦由省疾控中心承担。王烨被指连续五年「吃空饷」累计十余万元。
后经媒体调查发现,王烨的父亲原来是山西静乐县委书记。王烨吃空饷的过程,在权力运作下充满了神奇之处,先是通过关系为其虚构了中专学历,「补录」进了中医学院,后又打通省疾控中心的关节,办了入职手续,从此一边上大学,一边吃空饷拿工资。
寻常百姓子女,即使是有硕士、博士学历,要想考上公务员,要想进入省疾病控制中心这样的官衙也是千难万难,关碍重重,但王烨作为一介「中专生」却轻而易举入职,不在其位,先谋其饷,而且还能学习深造,实在是为人所不能,超越了常人的想像。
特权利益代际传递
官二代不仅骗吃空饷,利用特权提前卡位更是大有人在。福建福州市二十七岁的团市委副书记雷连鸣,曾被曝光是前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的儿子。雷春美贵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是官场的明日女星,正因为如此,雷连鸣的火箭式提拔受到格外关注,非议特别多。
一个年仅二十七岁、刚刚步出大学校门的学生已官居副处级,雷连鸣的人生起跑线,无疑比同龄人超出一大截。当同龄人还在茫茫人海中苦苦觅职时,他已坐在主席台上发号施令,耀武扬威了。外界普遍质疑,他到底何德何能,又有何资历能够先人一步,难道就是因为有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好妈妈?
不堪的是,当富二代为炫富而飙车斗富时,当官二代在官场春风得意地卡位吃空饷时,数以亿计的穷二代却在社会底层痛苦挣扎,品味着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的炎凉,不少人只能喝西北风度日,他们一到人世间就已输在起跑线上,并在随后的教育、职场上苦苦挣扎。他们输的不是智商与能力,而是缺一个官爸爸或者一个官妈妈。
当今神州,官民对立、贫富分化已逐渐代际传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成为现实写照。机会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当绝大部分机会被权贵豪门垄断,亿万贫民子弟又怎么可能出人头地呢?这样令人绝望的社会有何和谐可言?中国封建王朝,按科取士尚且公正公平,让很多农民子弟有机会一跃龙门,如今特权泛滥,恐怕早已超过历朝历代。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2012/0110/-21760.html

评《苏联剧变的根源》

 

评《苏联剧变的根源》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36/n-42636.html

《苏联剧变的根源》

文章基本上没有找到苏联瞬间剧变的根源!

为什么,因为作者的屁股还坐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还戴着共产主义有色眼镜看社会,看人类。看现实。还带着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的苦口婆心为保全社会主义制度找教训。

作者认为的“巴黎公社”是完美的政权形式,其实“巴黎公社”根本没有时间进行任何执政证明它的政府形式是有效的,它的政府能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让所有人过上“四大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只是一次“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初级尝试。”

苏联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蛊惑人民从民主革命的同盟者孟什维克手中夺取到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权,这个政权类型通过使用执政70年的试验失败了。苏联共产党解体,首先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能在现在世界上实践的进步的社会模式,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幻想。

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那种靠暴力掠夺私人财产和国家资源,造成的结果是人民最终都成为没有尊严的无产者,包括大多数下层官员和党员。都成为一无所有的平民。社会财富被集中到共产党独自手中——党内权力中心少数人手中,人民没有享受到任何革命的成果。

人类的本性之私有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母亲抚乳,不会瞎摸别人的孩子去喂。请问那些共产党的跟屁抛头颅洒热血闹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绝对不是那谁都不清楚的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也不是什么“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而是自己能够获得每天每时幸福安稳的私人生活。

作为人,不能天天月月跟共产党领袖的指挥棒”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为他人谋利益,”人不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教育,到最终都证明没有作用,都不能落实到人民的生活中。共产党的领袖进城后,一屁股就座到皇帝的宫殿里,干部进城后,马上就是换老婆。有机会了就搞二奶贪污腐败。不是吗?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一边在享受特供,一边在盘剥人民,奴役人民,监视人民关押人民杀戮人民。人民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没有安全,没有面包。政权靠凶相毕露的暴力维持。虽然在高压之下没有人敢公开反抗——因为反抗要付出自己甚至家人的生命代价。但是,当专制政权倒台解体的时候,人民也不会来扶一把——连共产党员都这样,苏联不解体才是怪事。

苏联的高官特权阶层通过巧取豪夺,逐渐积累了许多财富,拥有了足够多的私有财产,想要有可靠的制度来使其传之后世,于是,他们找寻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他们首先不要社会主义公有制了。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财产被私人侵吞,这才有后来的清算这些”亿万富翁“的审判。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一个他们自己聚集财富的幌子!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是通过暴力掠夺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党派)手中,由他们来支配。这跟封建主义的皇帝、皇族所有制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人民不可能排除私欲杂念投入到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去,所以,就产生了共产党使用暴力国家机器,强迫强势驱动人民“艰苦奋斗”,跟着他们去在一穷二白的社会基础上去试验共产主义幸福美景,苏联是这样,中国毛泽东时代也是这样。结果已经证明行不通。

公有制社会,实行的共同财产和集体劳动,人为抹杀了人类的差别,强制统一思想水平和经济水平能力水平,最终就是迫使人民去投机取巧,偷尖躲懒损人利己,比如“虚报浮夸产量以博取领导人欢心”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同样的地同样的人,邓小平之后分田到户,粮食没有少出,反而多余出亿万劳动力去参加资本主义经济开发。这就是证明!

一句话: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模式,最终会被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模式取代,看看中国目前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敛财状态,当他们的财富积累到足够多的数量,就不得不挟持政府,建立法律,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掠夺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革命、保护私有财产,推动私有制度。避免暴力革命(能不能就看他们的运气了)。这个过程可能会是苏联模式:会没有暴力推动,没有人头滚滚,没有血流成河,和平而不是激烈地,专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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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苏联剧变的根源》

 

评《苏联剧变的根源》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36/n-42636.html

《苏联剧变的根源》

文章基本上没有找到苏联瞬间剧变的根源!

为什么,因为作者的屁股还坐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还戴着共产主义有色眼镜看社会,看人类。看现实。还带着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的苦口婆心为保全社会主义制度找教训。

作者认为的“巴黎公社”是完美的政权形式,其实“巴黎公社”根本没有时间进行任何执政证明它的政府形式是有效的,它的政府能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让所有人过上“四大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只是一次“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初级尝试。”

苏联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蛊惑人民从民主革命的同盟者孟什维克手中夺取到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权,这个政权类型通过使用执政70年的试验失败了。苏联共产党解体,首先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能在现在世界上实践的进步的社会模式,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幻想。

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那种靠暴力掠夺私人财产和国家资源,造成的结果是人民最终都成为没有尊严的无产者,包括大多数下层官员和党员。都成为一无所有的平民。社会财富被集中到共产党独自手中——党内权力中心少数人手中,人民没有享受到任何革命的成果。

人类的本性之私有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母亲抚乳,不会瞎摸别人的孩子去喂。请问那些共产党的跟屁抛头颅洒热血闹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绝对不是那谁都不清楚的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也不是什么“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而是自己能够获得每天每时幸福安稳的私人生活。

作为人,不能天天月月跟共产党领袖的指挥棒”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为他人谋利益,”人不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教育,到最终都证明没有作用,都不能落实到人民的生活中。共产党的领袖进城后,一屁股就座到皇帝的宫殿里,干部进城后,马上就是换老婆。有机会了就搞二奶贪污腐败。不是吗?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一边在享受特供,一边在盘剥人民,奴役人民,监视人民关押人民杀戮人民。人民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没有安全,没有面包。政权靠凶相毕露的暴力维持。虽然在高压之下没有人敢公开反抗——因为反抗要付出自己甚至家人的生命代价。但是,当专制政权倒台解体的时候,人民也不会来扶一把——连共产党员都这样,苏联不解体才是怪事。

苏联的高官特权阶层通过巧取豪夺,逐渐积累了许多财富,拥有了足够多的私有财产,想要有可靠的制度来使其传之后世,于是,他们找寻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他们首先不要社会主义公有制了。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财产被私人侵吞,这才有后来的清算这些”亿万富翁“的审判。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一个他们自己聚集财富的幌子!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是通过暴力掠夺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党派)手中,由他们来支配。这跟封建主义的皇帝、皇族所有制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人民不可能排除私欲杂念投入到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去,所以,就产生了共产党使用暴力国家机器,强迫强势驱动人民“艰苦奋斗”,跟着他们去在一穷二白的社会基础上去试验共产主义幸福美景,苏联是这样,中国毛泽东时代也是这样。结果已经证明行不通。

公有制社会,实行的共同财产和集体劳动,人为抹杀了人类的差别,强制统一思想水平和经济水平能力水平,最终就是迫使人民去投机取巧,偷尖躲懒损人利己,比如“虚报浮夸产量以博取领导人欢心”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同样的地同样的人,邓小平之后分田到户,粮食没有少出,反而多余出亿万劳动力去参加资本主义经济开发。这就是证明!

一句话: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模式,最终会被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模式取代,看看中国目前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敛财状态,当他们的财富积累到足够多的数量,就不得不挟持政府,建立法律,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掠夺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革命、保护私有财产,推动私有制度。避免暴力革命(能不能就看他们的运气了)。这个过程可能会是苏联模式:会没有暴力推动,没有人头滚滚,没有血流成河,和平而不是激烈地,专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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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9日 星期一

中國左派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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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

    admin張貼於 China Left Review - 1 年前

    高默波教授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大学从事中国研究,兼该校孔子学院的院长,著有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以及 The Battle of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此书评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的中文而做的。我本想在书评中把英文版本跟中文翻译本对照一下,但是因为时间安排不上就算了。这是剑桥中国...

清华研究报告:网友

 

'今天怎么出现那么多骂民主自由的五毛?这篇文章没有说到民主自由问题啊,怎么你们改变伪装隐蔽策略了?楼下几位,如果你们不是五毛就是不学无术智障人,说什么谈民主、自由就是与民心为敌、什么民主自由只会让共党欢天喜地的享福,这是什么逻辑?我问你们什么叫民主自由?民主本来就是政府只能依多数人的民意行政,否则国人可以自由的表达抗议或用选票让政府人员下台,怎会违背民意?如果说民主自由会让共党欢天喜地的享福,那为什么共党不敢实行民主自由的制度并且害怕这样的制度?你若不信共党害怕民主自由,就在大陆的网站上发帖大谈民主自由,看能不能发出去(肯定发不出)?

我再从另一角度反问你,共党官僚现在不是欢天喜地的享福吗?现在哪个共党官僚不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按你的逻辑共党现在实行的是民主自由制度咯,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欢天喜地的享福嘛。我真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五毛们故意讲逻辑混乱的胡话,还是真有网民不学无术、对民主自由是什么都没弄懂就说些前言不答后语的、让人不知他们是要表达什么一种思想的言论。————争民主'

大纪元网友 

'石头摸上瘾不想过河了,是因为藏在河里能浑水摸鱼。不过在河里逗留时间太长还不上岸,就会遇到河水上涨反而被淹死。中共政权现在已经被淹,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看来最终下场就是要喂鱼了!'

大纪元网友 

'无视民怨和民恨来谈“民主,自由”,就是与民心为敌!共党首领都清楚,“民运分子”不清楚就是2!所以清华这个报告纯属多余!那个什么“民主斗士”之类的唬人头衔连共匪都不会把你放在眼里,抓都懒的抓你,更别谈别人会跟你“同道”了!做个普通人才会有更多同道者!等你可以影响100个共匪眼里“敌人”时,看你还逃的掉不!那样你影响就大了!'

大纪元网友 

'实际很多政策权力狂毛泽东早就制定了,毛贼不彻底打倒,很多事情不会了断!'

大纪元网友 

'举个例子,毛泽东放纵自己的欲望、为权争不断算计别人、无恶不作甚至无法无天,他得到真正的自由了吗?没有,相反他在罪恶中不断堕落乃至毁灭。现在还有人迷信毛、崇拜毛甚至神化毛,那不是愚痴吗?'

大纪元网友 

'抛开中华5000年历史来谈什么"民主,自由",不是幼X就是X!'

大纪元网友 

'要想与邪恶的中共作无所畏惧的斗争,就要彻底破除对中共用来恐吓人民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恐惧。其实只要掌握了中共政权的死穴,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具体原因可参见本人在网上的发言《中共政权的“死穴”在与五毛分子的论战中逐渐露出端倪》。网址http://forum.edoors.com/showthread.php?t=731103\r\n\r\n敢于公开自己姓名的的民主斗士——昆明陈鹰军留言\r\n'

大纪元网友 

'共匪内部早就实现自由民主了!大陆老百姓清楚的很!清华这个自以为是,小骂大帮忙的报告,连共匪自己都心照不宣,根本平息不了民怨!所以无须拿出来,简直是多余!用古话讲"丢人现眼"!海外那些假民主运动悠着点,你们的举动,有智慧的中国人清楚的很!'

大纪元网友 

'民主就是烂布,共裆黑帮遮裆的布!如果中国搞民主自由,只会让共匪欢天喜地享福!不晓得是那帮王八蛋在想往自由民主!现在看来是清华北大这两个出了许多共匪在"朝"高官的大学堂向往的不得了!'

大纪元网友 

'厚颜无耻的老狗朱镕基去年还跳出来出书,为自己涂脂抹粉推卸自己在职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和江蛤蟆一道为了一党一己私利把一个国家带上了绝路,朱老狗曾经被打成右派,摘帽后完全忘了一个大国总理的责任,以其狭隘自私的心理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纵容下属狗崽子疯狂抢劫国有资产,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埋下大量的地雷,现在还蹦出来舔个狗脸为自己开脱责任老匹夫真是不要个臭狗脸,大牛皮匠他的地雷阵他不趟让老百姓趟,他的一百口棺材既没有装贪官也没有装他自己把他憎恨的老百姓都给装进去了,江朱两条老狗真是爱狗崽子官如子贪官狗崽子不但没有进棺材,反而在两条老恶狗的保护下住进了高档别墅和洋房包起了二奶小三和几十个小老婆,花空国库耗尽民脂民膏,公然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肆抢劫国有资产和集体土地供腐败贪官享用给几千万个家庭带来无尽的灾难,两条老癞皮狗必将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遗臭万年。'

大纪元网友 

'不封杀清华这个烂报告才怪!中国的事,跟最多的人(普通民众)有关,跟清华,北大没有太大关系!看看毛贼怎么成事,民主只是共党匪帮幌子,怎么能煽动老百姓当他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替死鬼就怎么干!所以。民主永远是共匪婊子当牌坊用的布!'

大纪元网友 

'邓的一家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么?如果马上民主自由,他们家哪来什么超额利润?!只允许你邓家把末日审判推迟,就不允许太子党,官商资本走狗把大限也往后推?这样哪来的“公平正义”?这就是中共党徒的所谓公平正义!'

大纪元网友 

'从一开始就没认为朱镕基是个好总理, 再加上后来有幸读了<九评共产党>,读后就直接明白了好多问题其实就是共产党在背后、暗处搞得鬼。'

大纪元网友 

' 其实,过河不通过桥或者船,只有低能的狗熊才会摸些石头,痴想着想过河,试想世界上哪个白痴是通过摸石头过河的?而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已经运营了上百年,有的是成功的例子,只有贪婪的魔鬼,让人摸石头,它自己却把资源通通装进了私囊.这个恶魔就是邓妖等混水抹鱼的利益集团!而毛魔为它创造了共产强盗前提条件,都是一路货!'

大纪元网友 

'我很欣赏和佩服这位网友,请你注意安全。我虽然感到这样做挺害怕的,但心里对这样的网友很是充满了敬意!有一天我会像你这样的。'

大纪元网友 

'其实到今天全国人民已经对你胡锦涛不报任何希望了!!!那就是你胡锦涛落骂名的开始!!!!'

大纪元网友 

'清华大学的这篇文章我刚好上午才看过,但不久就不见了,果然是被删除了。只要网上说真话的,只要触及到体制,一定长不了。共产党的假面具在一层一层的被撕开,其可憎的面目正一点一点的暴露在人们面前。共产党真的长不了了。'

大纪元网友 

'胡垃圾还在扶持他更垃圾的安徽帮客墙、妄羊这二个废物'

大纪元网友 

'胡锦涛:当啊斗是要被杀头的!!!当河蟹是要遗臭万年的!!!这就是你胡锦涛一定要走的路吗???在中华民族的关键时刻!!!你今天不审判江泽民!!!明天人民就审判你!!!上天一天一天再给你犯罪记账!!!你知道吗???你以为你胡说不记你犯罪的帐吗???到时你就知道了!!!你不解散撒旦魔邪徒共产党???!!!那你玩完时间就不远了!!!2012是给好人过的年!!!'

大纪元网友 

'哈哈,太好了,是摸上了瘾,大把的钱拿,花,子孙们全去美国,加拿大,澳洲化,自己有权有势,喝三幺四,天地间的快活享受不尽,过他妈的河,只多爽啊,,'

大纪元网友 

'禽兽共匪,祸国殃民,必遭天谴'

大纪元网友 

'胡杂种还想平安混一年,这个家伙应该跟卡扎菲下场一样。'

大纪元网友 

' 其实,民众早已被剥得精光过了河了,只是那些党棍们还恋在河里装模作样地演摸石头的戏。'

大纪元网友 

'转型?假冒产品如此之多/,你费尽移山心力的新产品几天就有人仿造.中共不是仿造把俄罗斯搞得苦不堪言,怒火中烧吗?2012,西边的太阳快要下山了,中共匪帮的未日就要来到,'

大纪元网友 

'神谕@0871:真笨,这样太蠢了,对付共匪党,只要一招即可,那就是孽党怕什么,什么事情判得重,就做什么事,只是要做得巧一点就好。我的策约是,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们发九评共产党和神韵光碟,以过年为节送礼为名,送亲人,外人不要送,这样有利于保密,而且能把真相传开,口号就是,今年国节不送礼,送礼就送九评神韵,记住,多多得发,让朋友传开他,让亲人脱离孽党,这就够了,一定要发出三十本九评,这样被逮后正好判刑九十年,可以把共产党的劳底坐穿,如果有一大批志同道和的人愿和你一起做劳,你就赢了,你不能推翻共匪孽党的统治,但如果大家都去犯罪,填满共匪党的监狱,让它无论如何都管不下所有的犯人,孽党的统治就到头了,只有当共匪孽党发现身边的人全都众叛亲离,没人跟它好了,邪党也就活到这天。

令外,今年共匪孽党一定完蛋,大家都不知到一件事,那就是共产党已经倒台了,只不过在干熬日子吧了,现在我可以服责任的说,国家银行里已经没有钱了,要不了多久,大家手上的百元大钞,只能用来擦屁股了,你们手上的钱,很快就会贬值贬得一文不值,吃顿饭成百上千,商品房白送人都没人要,因为太多了,没人买,更本就不值钱。有饭管饱方是正事,你想吧,农民工都进城去了,中国人哪来那么多粮食,还不是外国买进来的,过不了多久,中国人都吃不起饭,因为外国不卖粮食给中国,非洲租的田地也被收回去了,就只能吃储备粮,等死吧!郎咸平说错了,中国被美国击垮,不是什么制造业危机,而是粮食危机。

原因就是中国那么一个大国,养活自己全靠农民耕种,现在农民都进城去打工,地都没的人种,还尽被卖了开发地产,当局者想得很美但也很笨,不种地你靠什么活?\r\n现在中国不饿死人全靠进口粮食,和租其他国家的田地耕种,这样就太好了,中国人的粮食全靠外国进口,自己都养不活自己,美国等西方国家只要以收成不好为由,减少粮食出口,非洲国家独立了把田地收回来自己种,中国很快只能靠储备粮过活,因农业生产有掷后性,加上农民没吃的不愿耕种,所以中国一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是一点吃的都没有,粮食贵了,大家投资粮食,房子不值钱,就只能贱卖了,这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会顿时因失去压力而基中爆发,中国内乱不可闭免,珍惜这最后的平静吧,中国人的未来,就是这么一会事,做好思想准备,我有充分理由这么看待这个没有未来的国家。\r\n

上网搜搜文革后中国的环境有多乱,如今问题越堆越多,不可能比文革结束后跟好,历史也证明,每当一个王朝倒台后,中国都有可能陷入一个时间相对较短,但十分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如果共匪孽党现在就到了,我怕中国人连春节都过不好。\r\n在权力的真空时期,人心有险恶的时候,动乱是必然的,因为共产党倒了,确不能立马有新的政权建立以保持社会稳定,因此共产党倒了,中国人民将经历一段十分混乱而又短暂的痛苦时代。而后可能会走上民主的道路,共匪党倒,中国内乱!'

大纪元网友 

'民众已经过河,只是当官的还在演摸石头的戏。'

大纪元网友 

'百度最不要脸!专门屏蔽信息,钳制言论,替恶党撒谎,为中共当狗'

大纪元网友 

'胡啊斗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犯罪!!!共产党贪污犯反腐就是婊子自己给自己挂贞洁牌坊!!!为是人耻笑!!!丢人现眼!!!落个历史骂名!!!'

大纪元网友 

''天冷了,人也少了。大家散步属于问心无愧,真正敢于站出来的人却并不多。我在明处,朋友们都在暗处,难道要我先开口吗?我是头,至少在名义上如此,这样才能用自己的特殊性,保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我没见过上级军官先给下级军官敬礼。只要离开广场,在哪里都能和我说话。如何突破自我恐惧障碍,非外部力量所能左右。既然如此,请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两样:

其一,给每一张钱币的毛贼东画了卫生胡,再花出去;

其二,将《中华民国颂》,《国歌》,《国旗歌》,赵传的《英勇勋章》下载到手机里,在任何公共场合播放。前者立案困难,难于搜集证据,即使被共产党反动派政法委选择执法,充其量只是罚款而已;后者不能立案,否则就是司法政治迫害,并且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否定九二共识。\\\\r\\\\n民主不但是政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与共产党反动派抗争也是如此,站在道德上,运用智慧,合法地打击共产党伪政权,使得更多的民众站起来,不再恐惧。\\\\r\\\\n在午时三刻(12点45分)之后,欢迎有胆量的朋友来到西单小广场,站在我身后一米左右位置,和我一起望天。彼此不要说话,甚至没有表情,用以避免被共产党反动派定义为非法聚集。一个人望天,没有人知道在干嘛。要是几个人,乃至一群人凝然不动,在《中华民国颂》的歌声中,时时望天,那就引人瞩目了。这是教育民众,散布思想。我现在已然触犯狗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了,但能立案吗?谁敢说中华民国不是中国?谁敢说一边一国,两个中国?这样的方式属于合法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伪政权。\\\\r\\\\n\\\\r\\\\n

倘若伪警察先查验你们的身份证,那么你们可以说:“您是在执法吗?”他只能回答是,这时提出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请您先出示警官证。”如果伪警察不出示证件,那就拒绝合作。如果伪警察为此要非法拘禁民众,那就请他给扣上手铐,再跟他走。如果伪警察依法出示证件了,那就等于他是让每个人查验他的证件。如果警察问:“你看什么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所以我就停下来看了。”如果问“你怎么还不走?”,至于回答是“我在等人。”“我在等朋友。”自己随便变吧。“那边等去。”那就换个地方,踱了步子去那边等。等警察走了,再踱步回来,一起望天就是了。\\\\r\\\\n

大家现在生活中完成前两样事情,让自己逐步适应一下,站到我身后的人数慢慢增加,不要一下一大群人,给伪警察造成突如其来的压力。我的手机播放就可以了,此时有风险。你们要懂得保护自己,除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任何违法,或者可能违法的事情,都要小心谨慎,我们的敌人很强大而且很卑鄙。''清华研究报告警惕“转型陷阱”遭中共封杀

清华研究报告警惕“转型陷阱”遭中共封杀

 

清华最新改革研究报告出炉即遭中共封杀。(网络截图)

——“转型陷阱”概念触动中共神经

清华研究报告警惕“转型陷阱”遭中共封杀

【2012年01月09日讯】(记者骆亚报导)元月9日,清华大学公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刚发表数小时,就惨遭中共全面封杀,不但在中共的喉舌新华网上遭到删除,连在大陆几大门户网也未能幸免。

清华大学的这份研究报告,针对中国体制改革陷入困境,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指改革中途“不想过河”,认为是改革和转型过程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该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并盘点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说明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的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

清华研究报告提“转型陷阱” 快速夭折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导,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主笔撰写的报告,针对中国体制改革陷入困境,说最需要警惕的是“转型陷阱”,即必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摸着石头过河”。

报告指出“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时事评论员洪维撰文认为,这里所指的利益集团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断掉非权贵(尤其指广大中小企业)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出路。而“权贵资本主义”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吉林的一位民众也认为,这些垄断者十分疯狂地掠夺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而后移民国外。烟台的一位民众表示,贪官污吏摸金子过河,老百姓则奄奄一息。

用关键词清华大学报告:中国须警惕“改革中途 不想过河”在谷歌上搜索,可以看到大概有17.3万个相关结果;但在百度上仅有2百多个结果。这篇中青报著名记者的文章,介绍了清华研究报告,刚引起关注就被迅速删除。包括新华网、中国经济网、21CN、腾讯、中青网等均删除了该文,连常以“港媒”自居的凤凰网也未能幸免,在删除前,该网站显示已有15,718人参与评论。


清华最新改革研究报告出炉即遭中共封杀,常以“港媒”自居的凤凰网也未能幸免。(网络截图)

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清华大学的研究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报告认为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症状之二,改革动力的丧失。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仇富”与“嫌贫”日趋严重,普遍的不平衡感导致绝望感。

症状之四,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而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维稳模式,最终结果激化社会矛盾。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专家:利益集团坐大、权力市场化是必然结果

对清华的报告,海外政论家文昭向记者表示,这篇报告突破了一些禁区,直面了一些社会弊端,可以看作是国内的部份知识份子在做出努力,力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示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

但文昭同时否定了清华研究报告的结论,他认为,准确地说,利益集团的坐大,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它们本身是结果,而不是引起改革停顿和所有社会弊病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改革”基因。简单地说,共产党的改革有一个前提,就是党和政府必须是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是受损失者。所以,利益集团坐大、权力市场化是这个基因生长出的必然结果。

他举例说,人们常说朱镕基的国企改革让职工下岗是不得已之举,没有效益的企业必须放弃。但是改制过程中为什么厂长经理们化公为私,成了巨富。而没有像东欧前共产国家一样,让员工持股,这样员工主人翁地位落实了,积极性也提高了,也不用大规模解雇,何乐而不为?

他表示,这有个根本原因,东欧国家的国企改制只有在共产党倒台的情况下才能推行,因为这个过程对共产党的官员们毫无益处。而民主政府的官员如果不做,民众可以把你选下去,所以在民主的体制下可以有这种改制。

他进一步解释说,所有的政策需要官员去执行,如果他们的利益不能优先得到满足,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后续的改革措施就会受到他们抵触,那么朱镕基主政的地位也会受到动摇。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好总理”的朱镕基从来没打算让普通职工成为企业的股东,而是把他们直接解雇了事的原因。

2012年1月8日 星期日

独裁者的“六九〞死亡律(图)

 

2012-01-08 11:25

作者: 易之光 来源: 开放杂志

2012/01/07/20120107221937574.jpg
12月19日中共中央电视台报导金日成死讯,竟意外地转播了韩国人民抗议朝鲜独裁者,烧金正日画像和朝鲜国旗的镜头。虽然很快删除,但已被网友截图在网上传播。(网上图片)

有趣的是独裁者卡扎菲、金正日、萨达姆、苏联,都是死于六十九岁。中国网友最大期待就是中共和它的独裁者走不满七十岁。

金正日死了,死在朝鲜;中国的“金正日”毛岸英也死在朝鲜。假如毛岸英没有被美军炸死在朝鲜,而是死在中国,恐怕中国目前还处在非常邪恶的毛泽东时代──感谢美军始终对准目标开炮。

独裁者的“六九”死亡定律

正当二○一一年还剩下最后十二天的时候,朝鲜十二月十九日宣布金正日死在“视察工作”途中,和其父金日成一九九四年七月死于“考察途中”一样,同属于过劳死的“死亡世袭模式”,不过十二月十九日央视女主播张泉灵播放中共唁电时把金正日念成了金日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金日成不幸在央视死了两次。

金正日死时,朝鲜当局先是秘不发丧,等到第三天才公开。此时此刻,中国人数最多的新浪微博网顿时热转有关金正日的帖子,其中最为火爆的就是六十九岁:卡扎菲(1942─2011),金正日(1942─2011)......一九四二年出生的独裁者全世界都没剩下几个了,卡扎菲死了,金正日死了,他们都没有活到七十岁,上帝就收取了他们的性命,他们应该是赶往地狱里报到去了。

但是网友意犹未尽的是,在数字“六九”之后又作了加注,比如苏联(1922─1991),比如萨达姆(1937─2006),其中还有一组没有冠名的数字是(一九四九─二○一八),成为网友对中共的最大期待。

也就是说网友的乐见是中共的独裁者及其独裁政权最晚还有七年最后的时间──或许现实的时间表会走得更快一点,因为世上最小最邪恶的国家“法老王”金正日已经死了,最大最邪恶的共产党国家的“法老王”还孤独地活着,恐怕没有几年好日子了。这两个人都是一九四二年出生的,只是后者要到二○一二年十二月才到七十岁。二○一二年十二月之前,中国亿万网友的最大期待就是中共走不满七十年,独裁者也走不满七十年。

独裁权力过不了第二代

正如央视女主播张泉灵的微博所言:“我台有位驻外记者徐圣益才去巴基斯坦驻站,拉登就死了。后来,又派她去已经轮替了多批记者的利比亚,她一去,卡扎菲就死了。于是,我们都在猜,下一回会派她去哪儿?‘叙利亚还是伊朗?’结果几千条评论清一色地指着这句话:‘让她回国行吗?’”

或许,央视记者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立马从利比亚直接去了朝鲜一趟,所以金正日就死了。金正日死后,不到二十七岁的金正日儿子金正恩世袭权力──独裁国家世袭权力很难在第三代中完成,秦始皇的儿子胡亥也是二世而亡。朝鲜的“胡亥”金正恩接班,或许会使朝鲜金家政权加速崩溃,很快就像苏联解体、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阿拉伯之春”中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一样,某时刻随时爆发的不确定因素都会导致独裁政权一夜垮台。

金正日死了,朝鲜金氏政权加速破产,这是即将发生的必然。而且对于美国、韩国、中国三方来说,都是扫除了一大合作的障碍,美国因此可减少一个较难对付的一个“邪恶轴心”,韩国可待机收回朝鲜让半岛统一,而中国,就是身边少一个穷奢极欲、穷兵黩武的极恶流氓“儿子”。

胡的选项:卡扎菲还是金正日?

不被流氓骚扰和绑架,中国与美国、韩国以及台湾的关系,自然就会更加亲密。试着分析原因如下:一是金正日政权若不是中共提供庇护和武力撑腰,金正日就会像卡扎菲一样死于非命;中共帮助金正日苟延残喘维持政权,是因为金正日的政权一旦垮台,中共就会维持不长。这也就是说,金正日早死,朝鲜政权早垮台,不满二十七岁的金正恩也会随后被废,中共面对自身的接班人危机自顾不暇,所以任由朝鲜自毁,早日摆脱。

二是中国的周围,一旦都是民主国家,中共的政权也就随时垮台,走向民主化就会加速。现在明摆着的危险就是摆在胡锦涛眼前的两个选项,不是卡扎菲的下场,就是金正日的下场,他没能力拯救中共免于死亡,也无法拯救自己,政治改革只能等独裁者死了,才有新的可能。

三是腾出手脚的美国为推广普世价值观将集中对准中国。萨达姆死了,拉登死了,卡扎菲死了,金正日死了,美国的工作重心从朝鲜转至中国,全力以赴推广普世价值,势在必胜。而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胡锦涛及其中共政权,如同漏船在江海中行驶,随时就会被快速行驶的普世文明巨轮超越,而追求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的中国人不会放弃最后的机会,就会登上巨轮,与世界文明联合在一起,并将真正的和平崛起。

所以说,金正日之死是中国社会(而非中共政府)、美、韩三国和平合作的利好消息,中国社会最需要普世文明,最不需要中共及其独裁政府,正如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中的台词一样:“没有你(可以解读为中共),对我很重要”。

河南商城洪茂先案如审判不公势必引起大规模官民冲突

2010年1月5日,河南省商城县农民领袖洪茂先10年前妨害公务案,首次在潢川县法院开庭审理。到庭旁听的商城县群众上午有近200人,下午更是人满为患。因上午来的商城群众听到官员颠倒黑白的伪证言后,在等待下午继续开庭的3个多小时里,在潢川县城的大街上痛骂现在的地方官员卑鄙无耻,后悔当初没有将这批官匪彻底消灭在伏山乡的山沟里。他们朴实无华、发自肺腑怒骂,激起了潢川县群众的愤恨。下午来旁听的人潮一浪高于一浪,不得已,潢川县只好调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将人群阻隔在铁门外,不让他们进入法庭。
经过庭审控辩双方质证、论证,让两县人民更清晰的看出了地方官吏的丑恶嘴脸,更加激起了人民对地方官吏的仇恨,给广大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实政治课。
...
在法庭上,洪茂先悲愤的说:在第一现场,绝望了的群众已经围住了官员、险象环生时我才赶到。为了平息人民对官员的怒火、阻止农民对官员的仇杀,不让商城县多添孤儿寡母,不让这场近万人参与的冲突演变成流血事件,我做了一个真共产党员该做的事,可我却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我在家10年按时交党费、参加党的生活会,2005年、2006年到公安部门办理二代身份证、摩托车驾驭证,还每年到政府民政部门领伤残军人补助,却无耻的说我一直外逃。洪茂先最后要求:要么将我无罪释放,要么将我立即枪毙。
洪茂先慷慨激昂的演说,让公诉人无法面对旁听群众的哭声和仇恨的目光,群众的怒骂声多次打断公诉人的胡言乱语,他们只好进一步压低声音,照着提前打好的材料为商城县的官员背书。
最后律师确认:
1.此案并不是在执行法院的公务,因拘留文书上没有当时商城县法院院长王玉明的签名,是违法的文书,所行使的是非法行为。目的是前去阻止农民学习中共中央96年13号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引发农民合理的抵制公检法官员的非法侵害,农民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自卫行为。此砸车案件的责任人是商城县的主要领导,而不是保护了他们生命安全的洪茂先。
2.此案的立案决定书是伪造的,因从洪茂先等人的网上通缉令的编号上查出:此案的立案时间2009年12月23日,并在23日当天就及时上网通缉了。2002年1月4日的立案决定书也没有当时商城县公安局长谢声明签名,2003年他因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已经被抓进了监狱,7年后到哪里去找他呢?
律师当庭向审判长递交了一份由5733位农民亲笔签名起诉伏山乡政府的起诉书原件,和大量乱征收乱罚款的票据,说明发生官民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并不用任何人去煽动,几个证人当庭证实:他们粮食被抢光,逼他们去贷款,有的人被打死。没有钱的被抓去住学习班,不给钱不放人。正是农民依法起诉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发生了伏山事件。正因为有洪茂先的挺身而出才阻止了一场巨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也正因为事后洪茂先的离开才导致全部警车被彻底砸毁,无处发泄的农民,只好将满腔仇恨全部发泄在警车上。
商城县官员为打击群众上访,不得已在2009年11月12日开始伪造伏山事件砸车案,并在41天后正式立案、同日上网通缉,且越做越不要脸。这次对洪茂先审判,让人民又想起了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也让人民看清了地方官员的凶残本性。当初洪茂先想不让人民和官员流血,不让人民彻底消灭这群恶狼,现在却被这群魔鬼所伤害,是罪有应得。
洪茂先妻子袁期琴:13839795573 15188251776
商城县县委书记李高岭:13607608727
商城县政法委书记陈功:13837656886
商城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政委何祥仁:13507617166

传成都上万钢铁工人罢工求加薪 警方强行驱散

 

【传成都上万钢铁工人罢工求加薪警方强行驱散】据《东方日报》,四川成都上万钢铁工人昨日罢工上街游行,要求涨工资,当局出动千警拦截,双方对峙数小时后,警方强行驱散。虽然厂方领导层出现,但双方未就加薪幅度达成共识。传事件中有5名工人被捕据网友爆料,昨天上午,成都钢钒有限公司(原攀钢集团)有上万工人举行罢工。据网友发布的照片,工人们打着“要涨工资”的横幅浩荡前行,现场有公安手持盾牌、警棍维持秩序。据悉,该厂在岗职工14000人,平均月薪为1200元,厂领导在罢工现场许诺每月涨260元。但是好象并没得到工人的同意!

下面是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的简介: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简称攀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拥有新钢钒、攀渝钛业、长城股份等三家上市公司。其中,钢铁主业主要分布在四川省攀枝花市、成都市青白江区、绵阳市江油市;钒钛主业主要分布在攀枝花市、重庆市、辽宁省锦州市、广西自治区北海市。
员工工资这么低,物价那么高,多出来的钱,都去哪了?税收?还是公款消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