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8日 星期五

乔治·阿耶提谈如何打?倒独裁者


来源自:译者原文:George Ayittey: How to Defeat a Dictator
作者:托尔·哈尔福森,人权基金会主席
发表:2011年6月2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年5月,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出席了奥斯陆的自由论坛。他和我在那里一起谈论如何打倒独裁者。
托尔·哈尔福森:在今天的非洲,独裁制度有多普遍?
乔治·阿耶提:跟其它大陆相比,非洲的人均独裁者占有率要高。在1990年,在54个非洲国家里,民主国家只有4个;21年后的今天,民主国家也只有15个。不到10个国家算得上达到了经济上的成功,只有10个国家拥有自由媒体。有人把这称作进步……我不这么认为。
【乔治·阿耶提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在他身后的非洲地图上,红色表示的是独裁国家,民主国家则以白色表示。】
托:这意味着,至少还有39个非洲国家仍然在受独裁者的统治。
乔:而我们受够了。受够了!愤怒的非洲人民受够了,我们要让他们坐立不安。独裁者制造了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所有垮台的国家,所有崩溃的经济。所有乏味的腐败案,重大盗窃案,和赤裸裸的财富抢劫都是独裁者造成的,在他们身后留下肆意破坏,可怕的大屠杀和尸体碎片。
但是猜猜每次是谁在帮他们擦屁股?
数十年来,西方花费了数十万亿美元来劝告,哄骗,甚至贿赂独裁者们去改革他们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西方甚至使用绥靖政策来同他们进行和解。该停止了!
托:但是,难道西方不应当通过其它的手段,来向独裁者施压,比如切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国际援助项目,或者威胁停止在外交上承认他们?
乔:西方必须明白,独裁者永远,永远都不会对改革感兴趣。他们对理性完全麻痹,无动于衷。决不!
独裁者对改革过敏,他们都是狡猾的幸存者。他们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不管他们的双手沾满多少鲜血。他们是说谎大师和天才的操纵者,永远都不能相信他们会改变。
托:为了生存下来,他们需要哪些资源?取消西方的资助就一定能阻碍他们?
乔:在他仅仅四年半的任期内,已故尼日利亚独裁者萨尼·阿巴察就聚敛了5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奥马尔·巴希尔从苏丹拿走了70亿美元。而胡思尼·穆巴拉克则设法积累了4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所有这些钱都来自他们的人民。
让我这么来跟你解释。所有的美国总统,从华盛顿到奥巴马,一共43位,他们的净价值为27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位非洲的神风土匪从人民那里偷来的财富都远远地超过了43位美国总统的净价值。
托:一位人权活动家如何同这400亿美元的贿款斗争呢?
乔:这正是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事情。受够了独裁者腐败的丑剧,愤怒的街头示威者开始把独裁者赶出去:本·阿里逃跑了,穆巴拉克让位了,还有更多人会下台。
但是请注意:光有吵吵闹闹的街头抗议是不够的。
一个大众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遵守下面三个主要原则。首先,一个反对派联盟是必须的。第二,必须要仔细研究独裁者的做事方法,他的强项和弱点。最后,实行正确改革的顺序十分重要;有几步必须严格按照顺序执行。
托:你刚才说到的顺序应该可以称作阿耶提定律。这个"联盟",你指的是一个政治联盟吗?对这些大多遭受独裁统治或者一党制之苦的国家来说,这难道不是很困难的吗?
乔:一小群民主活动人士——把它称作长者会——起着神经中枢的重要作用,进行战略企划,协调各个反对组织,民间协会和青年运动的活动。比如1985年在苏丹的集会,1988年在匈牙利的多瑙河之环,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1995年在加纳的改革联盟(我参加了这个联盟)。如果独裁者计划一次选举,议会必须把所有的政党捆绑成一个选举联盟。在2010年,因为反对派阵营的分裂,独裁者们"赢得"了选举。关于资金,委员会应当依靠自己的侨民社区,而不是西方的捐赠者。
托:为什么改革者应该依靠他们自己的社群,而不是西方的捐献者呢?
乔:改革必须从知识自由和媒体自由开始。它必须来自内部——由人民自己来完成,而不是西方政府或金融机构。内部发起的改革更加连续和持久。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他的死是自由的终极和最极端的表达形式。
托:嗯,那么说,首先是一个联盟,再找到独裁者的弱点……
乔:所有独裁者的做事方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除了议会(如果有的话),他们控制住6个国家核心部门(安全部队,媒体,内政,司法,选举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把自己的支持者塞进这些部门,唆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一场大众革命要获得成功,它必须让独裁者失去对6个部门中的至少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控制。当军队拒绝向平民开枪后,本·阿里和胡思尼·穆巴拉克就玩完了。跟前面一样,在1986年的菲律宾和2003年的格鲁吉亚,安全部队受到玫瑰的欢迎("玫瑰革命"因此得名)。2004年11月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赢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而巴基斯坦2007年的黑色革命得到了司法部的全力支持。我再告诉你三个攻破独裁者要塞的办法:
第一:让媒体摆脱他们的控制:建立海盗电台,使用社交媒体。这种办法会启动我们十分珍视的改革,而不是西方的传道,制裁或者姑息政策。
第二:用他们的宪法来打击他们。比如,中国《宪法》的35条就保证言论,媒体,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加纳,我们使用《宪法》和法院来取消对波段的控制,导致了调频广播台的大量涌现,而这在2000年推翻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通过拉长政府军队在地理上的战线,我们就可以利用独裁者的弱点。关掉行政部门,所有的军政府都会倒台。它将没有足够的士兵来填补整个国家的公务员职位;这种情况发生在1978年的加纳和1989年的贝宁。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街头抗议爆发的同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那里的几个城市和乡镇,安全部队受到了牵制。
托:但这并没有完,对吧?推翻独裁者只是个开始。
乔:摆脱独裁者只是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第一步。独裁制度也必须被瓦解掉。在1960年代的非洲,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赶走了白人殖民者,但是他们却被黑人新殖民者,瑞士银行社会主义者,鳄鱼自由主义者,冒牌革命家和公文包强盗们所取代。
非洲人民会告诉你,我们通过艰难的斗争,把一只蟑螂从权位上赶走,结果来了一只老鼠,做的却还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拆除独裁制度。要拆除独裁制度,我们要有顺序,有步骤地来做一些事。就像给一辆汽车大修,修理也要有个顺序:如果电池坏了,你不能修变速器,或者电池坏了,装一套新的音响系统没什么用处。
拆除独裁制度,首先要进行知识改革(推动言论和媒体自由);第二,进行政治改革(民主多元化和自由,公平的选举);第三,宪法改革(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第四,机构改革(司法独立,选举委员会,高效的行政部门,中立且专业的武装部队);第五,经济改革,或者自由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托:如果革命不按照这个顺序来发生,会出现什么情况?
乔:因为改革的进程乱了程序或者毫无计划,革命的大逆转曾在几个国家发生过。比如,不成熟的经济自由化——像在波兰,捷克和俄罗斯1990年代进行的"休克疗法"——制造了吸血鬼一样的资本家。取得经济自由化成功必不可少的宪法改革和法律框架都没有开始。权贵们仍岿然不动,这也给改革造成了困难。运用内部消息和政治关系,少数(8个)寡头以最低价侵吞了国家财富,立即成为坐拥数十亿的巨富。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灾难是因为经济自由化跑在了所有其它改革的前面——像华盛顿共识。诚然,经济自由化可以带来繁荣,但是独裁者们绝不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他们只会实行那些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亲信受益的改革形式。那些追求经济自由化的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埃及,科特迪瓦,肯尼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最后都在政治测试中失败,并最终崩溃。在埃及,把胡思尼·穆巴拉克赶下台的街头抗议者现在在寻求把穆巴拉克的自由市场改革推倒重来,让其受益者负责。而曾经被描述成"经济奇迹"的科特迪瓦现在是一片废墟。中国现在也处境艰难。如果它实行政治开放,共产党就会被扫地出门;如果不开放,它可能会像前苏联那样解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SkK5nbk_fI【乔治·阿耶提在2011奥斯陆自由论坛上谈如何打到独裁者】
托:那么,你在奥斯陆自由论坛的演讲中,你会提出一个如何打倒独裁者的三条原则,五个步骤的路线图吧。
乔:是的。戈尔巴乔夫启动了开放;非洲也需要启动它的开放。
我将把我的演讲献给以下各位,我在即将出版的《在非洲》里也提到了他们:猎豹一代——他们在非洲一次收复一个村庄——他们已经收复了突尼斯和埃及,还将收复更多的非洲国家;被邀请前来奥斯陆演讲的巴林人阿里·阿卜杜勒马;白俄罗斯的奥列格·贝贝宁;中国的刘晓波;伊朗的内达·阿哈·苏尔坦;俄罗斯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委内瑞拉的玛丽亚·劳尔德斯·阿芙妮和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叙利亚,乌干达,也门,津巴布韦和其它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表明独裁制度不仅存在于非洲,是为了展示我和其他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之间的团结——而这也是奥斯陆自由论坛令人钦佩地展示出来的立场。我们一起努力,相互学习,万恶的独裁者一定会被我们打败!
托:谢谢!

2013年3月7日 星期四

领导埃及抗议的年轻人


核心提示:各种组织在开罗迅速出现,"行动团结"是对它们的组织水平最合适的描述。(注意:本文并非新闻,而是1月的新闻分析。)
英国卫报原文:It's Egypt's young who are leading the protests作者:Ahdaf Soueif
耐心是一种美德——也许在埃及大众价值观念中它至高无上的美德,但是耐心也是有限度的。而现在,终于,似乎我们的忍耐也到了极限。现在领导我们的是埃及的年轻人,这很合适。他们已经受够了失业,质量不断下降的教育、腐败、警察暴力和政治无能带来的痛苦。
现在很清楚了,是他们通过脸书,在虚拟和现实中举行封闭会议,以此组织起了周二的抗议。来谈谈草根吧!"他们"是在过去五年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多个群体。关于他们何时,如何联合起来一直是个疑问。他们在周二通过行动告诉了我们答案;受到突尼斯运动的启发,这些群体相互融合,与无数的埃及的男女老少团结在一起。
从南部的Assiut,到西奈半岛的Zuwayyid,再到亚历山大,苏伊士和其它埃及境内的城市,他们组织起各种抗议活动。在开罗,他们选择了三个聚集地点:Shubra,Matariyya和阿拉伯联盟大街。这些是很有策略的选择:它们临近人口稠密区,主干道沿线延伸出许多小街道。年轻的活动家们在这些地区附近开始游行,不断聚集人群,等他们到达,比如说阿拉伯联盟大街,游行队伍就达到了20,000人。
中央安全部队方寸大乱;他们设立起警戒线,但是人们径直冲破了它。他们举起防暴盾牌和警棍,但是年轻人举起手,高喊"Silmiyyah(和平)!Silmiyyah(和平)!"朝他们走去。
周二晚上,在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埃及重新找到了,并庆祝它所拥有的多种色彩。活动人士在人群中占很小的一部分,但那些在解放广场的就是人民。
来自各个社会阶级,各种背景的年轻人一起游行,歌唱。德高望重的老人拿着食物和毯子四处走动。在大街上,穿着牛仔裤,抽着香烟的妇女同她们戴着面纱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参加过1970年代学生运动的老同志们数十年后重新会合。年轻人到处收拾垃圾。呆在家里的人给附近的餐馆打电话,为示威者们订餐。听不到任何有关某个宗教或教派的口号。这里团结的氛围很容易就能感觉到。这些描述听起来很浪漫,不过事实确实如此,之前和现在都这样。
接着,在凌晨一点,中央安全部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不到五分钟,40多罐催泪瓦斯被扔进了人群中。人群没有散开,特种部队用警棍,高压水枪,最后使用橡皮子弹向人群攻击。数百人被抓起来,扔进警用卡车,带到警察局和拘留中心。私家汽车跟着警用卡车以知道他们把人带到了哪里。
法律援助组织和人道组织设立的电话也开始响起来。随时待命的律师直奔拘留中心。政府开始屏蔽紧急电话,干扰互联网,阻断通讯。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有时候,感觉埃及好像被外国占领了一样。今天,开罗市区处于封锁之中。很明显,法律界和媒体界最让当局担忧,这毫不意外。拉美西斯大街上,二十辆运兵车一字排开,律师团,法官俱乐部和记者团深陷安全部队的包围。
大约100名示威者带着横幅,站在记者团外的台阶上。一个带着麦克风的的年轻妇女向士兵们喊话:"放松点!放松点!我们不是敌人!"
26号开始的起义的策略是迅速聚集起来但在受到攻击后很快便消散的宛如昙花一现的示威。他们的目的是让安全部队保持警觉,不能休息——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周五的祈祷结束后的时间是最佳的抗议时间,每个人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
各种组织在开罗迅速出现,"行动团结"是对它们的组织水平最合适的描述。在首都开罗周围的各种中心里,年轻的活动人士们正在分配电话,记录伤亡情况,设立临时的诊所。
在西沙姆 穆巴拉克(跟总统无关)法律中心,那里的人已经有48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们已经记录了自1月25日以来8人被杀,24人受伤,800多人逮捕的情况。他们把热线电话公布在网站上,但是那些网站现在都被屏蔽了,很少有电话打进来。但是各种消息仍不断地传到这里:政府在苏伊士逮捕了一位90岁的老人。这位老人说1956年抵抗运动的一位领袖。现在,他又开始抗议了。
阿达芙 苏埃夫是一名畅销书作家,著有《爱情地图》和许多其它著作。她在开罗和伦敦居住。

2013年3月6日 星期三

乌坎民主成为"两会"镜子

新闻报道

国际媒体借全国"两会"之机聚焦乌坎民主。乌坎经验成为中国"自下而上"民主试验新的例证。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被称为基层民主试验田的广东乌坎村再次成为媒体焦点。前任村支书私自卖给开发商的土地难以全部收回,村民酝酿再一次集体抗议行动,现任民主选举的村委会副主任力图劝阻。但是,村委会的工作困难无以缓解。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坎村委会副主任杨色茂近来一直在撰写一封致村民公开信,警告大家不要爆发新一轮暴力抗议。他担心新一轮抗议会给广东省委镇压的借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出动武力。

知情者说,杨色茂也担心新的抗议行动爆发之后,一年前和现任村委会主任林祖銮共同作为带头人抗议前任村官腐败的他将会无所适从。村民们对民主选举的新村委 会的工作充满了抱怨,认为他们辜负了村民的重托,部分土地无法收回,收回的土地也没有收到预期的回报。杨色茂表示,很多村民"缺乏理智,他们没有正确分析 局势,有些人甚至想要通过暴力来达到目标"。

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当选的村委会成员庄烈宏已于去年10月退出村委会。他对记者说,"我发现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 路透社报道认为,乌坎未能克服根深蒂固的腐败,显示以基层抗议来推动中国变化的巨大困难。在乌坎之上的,是一个庞大的地方、区域和国家级的党的控制和既得 利益集团,以使习近平来推进改革,恐怕也无能为力。

新一届村委会兑现了对村民的部分承诺,修复了道路,并为单身母亲和老人设立了一个福利基金,并在村内张贴公布财务报表,就公共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但是,要 收回所有土地,则面临上层并非民主机制的官僚体系。三名村委会成员告诉路透社记者说,人大代表李炳支从前任村支书手里购买了25亩土地,涉及到诸多官员、 银行高管和其他官员,有强大的关系网,乌坎村委会难以收回。

媒体记者向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申请采访时,均石沉大海,也成为小范围的民主被大范围的专制裹胁的一个证据。

Villagers gather at a polling station set up in a school compound to cast ballots for an election to select village committees in Wukan village, Lufeng city, south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Saturday, March 3, 2012. The villagers who staged a rebellion against local officials they accused of stealing their farmland voted for new leaders Saturday in the much-watched poll reformers hope will set a standard for resolving the protracted disputes that beset China. (Foto:Vincent Yu/AP/dapd) 乌坎试验:小范围的民主被大范围的专制裹胁

"自下而上"民主失败的新例证

位于广东省的乌坎村于2011年9月开始爆发维权活动,抗议前任村委会主任长期专权,腐败丛生,村务不透明,私售土地。当年9月21日数千人聚集在陆丰市 政府大楼及派出所抗议,成为延续长达半年的一场民主运动,并首次在中国暴力维稳系统中取得了胜利。2012年3月,乌坎村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新的村委会,被 认为是中国底层民众维权历史的里程碑。

上海东方卫视对乌坎民主进行了回访,发现新的村委会面对很多困难,一筹莫展。当初领导村民勇敢维权、被视为民主英雄的林祖銮,当选新的村委会主任一年之 后,情绪沮丧,后悔当初卷入维权活动。该报道以"乌坎民主陷入困境"为题,以视频或文字形式在网络空间广为传播,很多网民认为这种现象证明了"民主不适合 中国"。

《金融时报》引述评论者的话认为,相关新闻标题具有误导性。这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民主不够的问题。"乌坎村委会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它是在一套威权体 制之中运行"。亲历乌坎民主现场的基层民主活动人士熊伟3月3日发表微博称:"杨色茂,挺住,你不能辞职,而是要带领乌坎村民代表向陆丰市政府请愿,抗议 市政府的不作为。陆丰市政府,必须就乌坎村东海大道旁的土地问题,给乌坎村民一个说法。"

根据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要求,从1998年开始,中国大陆学者和基层民主活动人士积极推动官方进行 基层民主试验。先后在四川、山西、广东、河南等省的个别乡镇,分别尝试乡、镇政府或党委、人代会负责人直接选举。一些参与、观察和研究该项试验的政治学者 均认为,这些改革推动了基层民主的进步,但是其意义远远低于预期。有人认为,乌坎民主虽然以抗争的方式获得,但是其自下而上的民主试验具有相同的命运。

一份由深圳大学黄卫平教授带头的研究小组在报告中对基层民主的后果进行评估时说,"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政治后,原来长期垄断政权的政党可能早晚会面临下台 的命运。这一结论不利于大陆高层决策者推进基层政权民主选举的决心,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政治风险意识。这是目前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能否进一步扩大和规范的 主要心理障碍。"

作者:张平 责编:任琛 日期 05.03.2013

2013年3月3日 星期日

YM'S BLOG: 共匪岂止是腐败 更是邪恶

YM'S BLOG: 共匪岂止是腐败 更是邪恶: 中共邪党已看到了解体的下场,临死抛出反腐、清党的口号以迷惑世人,骗取民心以图继续存在。从共产主义的产生、蔓延及中共的产生发展过程,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改良反腐之词根本就不适用于中共,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是邪恶,前途只有解体一条出路。 ...

中共邪党已看到了解体的下场,临死抛出反腐、清党的口号以迷惑世人,骗取民心以图继续存在。从共产主义的产生、蔓延及中共的产生发展过程,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改良反腐之词根本就不适用于中共,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是邪恶,前途只有解体一条出路。
共产主义及中共本身是腐败的产物
共产主义就是流氓起家、草寇造反,烧杀奸淫,无恶不做。从法国共产主义革命到苏联苏维埃再到中国赤祸,无一不是这样。在中国则表现为土匪起家、黑帮乱国乱政。
土 匪本身就是不劳而获的产物,其成员大多年富力强本可自谋生路,却要选择打家劫舍和绑票的勾当。这种起家基因就决定了中共挥之不去的腐败基因,中共本身就是 腐败的产物。生于腐败的一个邪教黑帮组织,那腐败就是其生存的必须手段。如厕之蛆虫,远离大粪就必然死亡。在极左的年代,腐败表现为对民众的自由、权利、 尊严乃至生命的肆意剥夺,对民众经济自由的野蛮控制;在现代全球科技文明背景下,中共的腐败则表现为对民众经济成果的野蛮侵吞,通过各种途径对民间资本的 野蛮吸金与侵占,对弱势群体的随意践踏。在掠夺完举国财富后,中共非但没有被现代文明有丝毫感化与影响,反而使其邪恶的程度更加得到强化。发生了以劳教所 等类似集中营的掩盖下普遍存在的对法轮功学员、基督徒、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活摘器官的惊天罪行。因此,中共所谓的反腐改良乃是中共已经百用不厌的诈骗之 举,中共不会清廉,更非良种,中共就是邪恶。

《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 资料下载

 

作者:彼德·艾克曼 杰克·杜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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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介绍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瓦文萨与若干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在格但失克举行一场聚会,随后即遭逮捕。过去十六个月以来,他们的自由工会运,藉由占领工厂以及举行罢工的方式,憾动了波兰共产政权。现在政府颁行戒严令,而团结工联眼看也即将在枪口下遭到失败的命近快濒这一刻你们已经输了。我们虽然遭到逮捕,你们却已敲响了共党的丧钟 你们终将在我们面前俯首称臣。

如果唯有暴力才是力量,如果压迫不会遭致反抗,则瓦文萨的话语显然愚不可及。然而,他知道团结工联为共产政权揭去民意支持的假象之后,就已主导了冲突形式的整体走向。国家一旦无法迫使他们屈从,就必须妥协让步。七年后,当年下令拘禁瓦文萨的贾鲁塞斯将军邀请他及团结工联的其它领袖一同参与圆桌会谈,促成选举以及新政府的诞生。一九九零年,十年前还是造船厂电工的瓦文萨荣膺波兰总统。他和团结工联的所有成员未曾发过一枪一弹,却能破除专制政权的钳制,使波兰人民获得自由。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间,瓦文萨加入了许多国家元首的行列,于每年九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参与这项盛会的元首多为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或总理。若是在一百年前,这种聚会的成员必定为国王、皇帝、将军或者其它以武力或继承方式获得政权的统治者。这是二十世纪政治上最重大的改变。然而,若非一般百姓舍弃武力而以非暴力的力量反抗高压统治者,此种改变绝不可能发生。这种力量的源起以及 ,便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这是个横跨一世纪的故事,内容叙述群众迟 ,对

抗强大的政权或军队。在这种冲突当中,袭扰行为通常是制裁手段,以激烈的措施约束或惩罚对手,并赢得对方的让步。请愿、游行、退席以及示威等抗议行动,则用于争取大众对于反抗而罢工、抵制、辞职以及非暴力反抗,则有助于阻碍政府的运,至于静坐抗议、非暴力破坏行动,以及封锁阻挡等直接干预行为则令许多统治者压制人民的意图遭至挫败。其对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极为巨大。暴君覆亡、政府垮台、占领军遭到抵挡。压制人权的政治体系亦遭粉碎。人民以非暴力抵抗方式破坏对手掌控情势发展能力的同时,社会也因而瞬间或逐渐地改变。此种事件发展的产生原因以及非暴力行动的根本概念,不但是本书论述的核心,也是我们协助制作的相关电视纪录片的中心主题。

这一切均始于俄罗斯。一九九一年叶尔辛在莫斯科站上一辆坦克车,对政变行动高声谴责。不过早在八十六年前俄国人民就曾经昂首阔步到圣彼得堡的东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这两次事件之间,世人对权力的认知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真正的权力源自于其欲控制对象的认可,而非来自对受控制者的暴力胁迫。此一概念衍生自世人对独裁、侵略、以及人权侵害等行为的反抗,并呈现在卓越人物所做出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败中。

《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 资料下载 - 茉莉花云资料库

《Freedom From Fear》《免于恐惧的自由》

 

关键词:更强大的力量

【选荐】

梁文道,文化评论人。文章《城管到底维持谁的秩序?》收录于一五一十周刊第13期。曾参加Co-China“我在中国”论坛第十二期——从边陲看中国,Co-China X I•CARE(一):动物伦理与道德进步等。

推荐书目:

Freedom From Fear》,Penguin (Non-Classics)2010

这本书收录了昂山素姬的一些文章,其中有关于缅甸文化的学术文章,是她在被监禁之前在英国时的研究。但整本书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被用作这本书书名的《Freedom From Fear》——《免于恐惧的自由》。

昂山素姬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很多缅甸人都熟悉有四种原因导致腐坏,第一 种是贪污,因为个人的欲念使得他脱离正确的道路;第二种是偏狭,观点和视野的狭隘使其偏离正轨;第三种是无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最后一种也是最恶劣的——恐惧,恐惧会摧毁我们的是非观,颠覆原本的是非观念和评判标准。

当人们恐惧因为说了某些话,做了某些事而失去工作、财富、地位或者亲人、家庭、自由的时候,恐惧就深深攫取了你,它甚至会让你觉得你原本相信是正确的东西一文不值。
掌权者恐惧权力的丧失,无权者恐惧权力的蹂躏。 如何才能免除这种恐惧?昂山素姬认为任何革命都必须是心灵的革命,我们应该培养一种无惧感,让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要被恐惧左右。因为一旦被恐惧左右,我们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来论】

张大军:

非暴力抗争靠什么才汇聚成二十世纪的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和精神运动?非暴力抗争的精神、思想和道德底蕴到底是什么?

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哲学深入人心的中国,在唯物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笼罩中国人心灵世界的今天,在有着源远流长的道法自然思想的历史背景下,这是我们在中国提倡非暴力抗争之前必须要思考清楚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非暴力抗争的力量来自精神上的这种信念:每一个人都是有尊严和价值的存在,而不仅仅是物质世界、体制、文化或国家的一部分甚或附庸。这是无形的精神、信念、道德与有形的武器、组织和体制之间的决斗。非暴力抗争是主动的,而这种主动性只能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召”。

因此,非暴力抗争得胜的前提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精神觉醒运动。

(作者为《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译者)

川叶:

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就听说一个词“信息时代”。在这个词的浸淫下长大,而又浑然不觉这个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未有这样一个传播技术如此高效的时代。人们知道传播,或者说交流(communication)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之一,这个根基已经完全变了,人类文明会因此而改变吗?

然而在这个时代,“改变”这个词已经是陈词滥调,改变又怎样呢,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

最近有一个叫《KONY 2012》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在我们上不了的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上,它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Kony是乌干达的一个反政府武装首领,是国际刑事法庭第一通缉要犯,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特别是儿童的人权的罪行。可是乌干达以外,知道他的人非常少。而他一直逍遥法外。

一些美国人到乌干达后目睹了Kony带给乌干达人民的恐怖,结识了一些乌干达朋友。在这些乌干达人的请求下,他们回到美国后建立了一个组织叫“Invisible Children”,旨在给美国政府施压,最终让他们出动部队帮助乌干达人逮捕Kony,阻止这场没有意义的内战。

美国政府可不会去做这种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事情。换句话说,乌干达既不是美国的经济、军事、政治的重要合作伙伴,也不是美国产品的消费市场,乌干达人民的死活,为什么要美国公民的税款以及军队的安危来埋单呢?

从中国政府坚持的“原则”来说,这个问题也没得说,这是乌干达的内政,是不能干涉的。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对待“人权问题”的虚伪了,从根本上他们并不关心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这个问题,他们只是保持了功利的传统而已。

可是,这件事有意思的就是,在Invisible Children不遗余力地在各地,在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上进行宣传以后,20个文艺界人士,12个政治界人士都加入了这场“请愿”活动中。

去年,美国政府同意派出一小队人马,去协助乌干达政府逮捕Kony,不过或许是投入太少,行动没有成功。然而全世界各地(主要是欧美)的民间“请愿”活动也通过网络传播开来,此起彼伏。

这个行动的发起者的愿望,就是要最终人类各国联合起来,把这个反人类分子Kony正法。这行动很正义,却不能不说没有争议,它不符合传统上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套路。这样的行动,甚至在现代社会闻所未闻。这种自下而上的“国际主义”究竟最终会给人类带来“大同”还是混乱呢?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估计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越来越多的声音说网络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网络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甚至以前许多不可能的政治构想——曾经因为技术上不可能而不可能,现在突然有了实践机会。精英主义的奉行者不得不担心这会让民粹主义疯狂生长;自由主义的奉行者不得不担心网络上汹涌不可挡的“民意”践踏了规则。

但无论如何,自下而上,如今在技术上可行,只是后果,还缺乏研究。它的力量,已经被无数网络中的“小事件”见证过了。KONY 2012行动,无疑只是网络中的一个小事件,我们只需计算网络数据的量级便可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它的发起人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它成功,这将是改写人类历史的“大事件”。网络中的小事件,人类历史的大事件,这听起来意味深长。

这也难怪我们无法访问前面提到的三大网站了。我们有优酷土豆、人人网和新浪微博,我们也有很多棘手的国内社会问题和悲剧需要去关心——自下而上地去关心。“因特纳雄奈尔”我们大概可以先放一边,腾出不少精力关心自己,我可以说我国的互联网管理者还是“很贴心”吗?

【余谈】

相关周刊:昂山素季:一个女人的自由路——一五一十周刊第47期

编辑:黄海

什么是“更强大的力量”?在我看来有两点,一是这种力量是真实的,没有被神化;二是这种力量超越个人利益,被更广阔更悲悯的情感所支撑。

在编辑以昂山素季为主题的这期周刊时,我分明感受到这样的力量,但同时也感慨于伴随而来的代价。这期周刊缘起于同名电影《昂山素季》公映——正如导演吕克贝松所言,昂山素季这样的人物“在大多数时候,你爱她,但有些时候,你却不得不恨她,她就像一座钢铁铸成的建筑,意志坚强,不太表露自己的感情。”她遭监禁多年,抛弃家庭生活,离开丈夫儿女,以国家为志业,当然让人佩服她强大的内心力量,但她的铁石心肠也让人唏嘘。

我无意作出价值判断,我只是在编辑的过程意识到,每一个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的人,要实现他/她比常人更高远的人生目标,必须做好付出相应代价的准备。其实又何止昂山素季,在我国,为了比个体更大的目标而牺牲的,哪个年代又会少了?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之所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就在于他/她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

读者可能会追问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这样的问题没有正确答案,但正如该期周刊标题所示,昂山素季这样的人在精神上是自由的,因为她自主选择并追求她希望的人生。从这一角度出发,她和她的精神同路人毫无疑问是值得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