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2日 星期三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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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我们主张和政府对话,具体操作就是公开化。我们利用了宪法自身的矛盾和冲突,根据宪法中的一些条款,比如第三十五条,公民有言论、结社自由,来为我们开拓合法依据,有了依据,我们就走得非常坚定。

   这是我们十七年的经验积累。我们常想,与其让共产党知道一半,我们还得让老百姓也知道一半,就是双重保护。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以有一种自我保护,第二、给民间一种希望。

   安琪: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凝聚民间的民主力量?

   王辅臣:九二年七月,我们举办了民主沙龙,政府采取了打压、监视居住、拦阻、行政干预等手段,强行驱散民主沙龙,但是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竟然坚持了一年多,所以中共在这一点上不得不坐下来谈条件,答应我们立即释放傅申奇。而我们也遵守承诺,停止举办民主沙龙。这就证明,人权协会是讲究理性和平妥协的,但我们不是无条件妥协,而是遵守了政治游戏规则,做得有理,才能站得住脚。当然,那种不通过斗争的和平抗争,盲目地提出不要激进,要妥协,是没有基础的,也是非常幼稚的,政府根本理都不理。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合法手段争得社会团体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展开了努力。第一次是九三年三月,第二次是九四年三月,(因为有规定,在一年内不得重复申请。)我们去申请的具体办法是,所有理事公开姓名,起草了章程,准备了所有注册登记的必要的文件,郑重地到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处,希望他们受理。本来我们不设会长,为了申请登记才设了一个会长,叫李国涛,是硕士研究生。

   第二次申请时,他们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式,叫我们自己找一个挂靠单位,比如说归于社科院下面的一个社联。可是,我们想找一个"婆婆",人家不肯认。申请登记处的人态度还不错,比较客气,他们同意把我们的申请汇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备案,然后叫我们等待答复。但是我们等来了警察。他们警告我们不得先召开筹备会,我跟他们说,养猫、养兔子的协会都允许开筹备会,我们人本身反而不能开筹备会,这个道理我们不明白。中国当时有十多万个各种不同的团体,难道我一个小小的人权协会都排不上号吗?

   我们在申请注册的同时,由杨周、林牧晨、李国涛和我组成的编委,筹办出版了〔公开通讯〕会刊,出了四、五期试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琪:当时上海的情况怎样?

   王辅臣:上海当局可能受到中央的压力太大。黄菊当市长的时候还是比较理智的,我不是在这里帮共产党说话,但这一点必须肯定。应当说黄菊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很了不起,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在黄菊执政期间做成的,当时有一种相对宽松的态度,客观上给了我们帮助。但中国外交部宣布我们三人是罪犯,那上海当局是保不住的。既然是罪犯,就不会让你呆在社会上。所以我们不会怨地方政府,也不会怨中央某一个人。

   可以说,我们下了三步险棋,尤其是民主沙龙,俗话说,先出头的椽子先烂,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受监控的状态下。但我们走出小小的一步,要胜过一万个纲领。中华民族,如果每一个人迈出小小的一步,那么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我们说: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先迈出这一步吧。

国际大气候对中国人权不利

   安琪:你们的困境是否与国际上对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某种让步有关?

   王辅臣:上海的朋友们在一九九四年遭到了中共的镇压,确实与国际社会重商机轻人权的风气息息相关。如九四年三月,美国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访华,中美人权谈判没有取得成果,他到北京与魏京生见了面,就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本来已经约定我和杨周在上海与他见面,但是就在沙特克到上海前夕,美国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通知我们取消了这个约会。沙特克的访华,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美国政府可能把贸易和中国人权记录脱钩,这是中国政府所求之不得的,因为中国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同西方社会在人权问题上进行长期的斗争,在国内进行些姿态性的人权改善,让国际社会也能看得过去。但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就推倒了所有原先准备好的宽容和思想准备。当然,转折点还是法国总理巴拉杜的访华。李鹏能够在北京迎接巴拉杜,意味着西方政府"六四"以来对中国的围堵和制裁基本上被中共全面突破。这就是当时的大气候。魏京生是四月一日巴拉杜访华前夕再度被抓的。四月十日巴拉杜离开中国,三天后中国政府就宣布我们为罪犯。这样一来,从四月到六月,我们为申请注册而公开报上去的理事就全部被抓了。幸亏会员名单没有写上去,要不然就全完了。

   安琪:你对西方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有什么看法?

   王辅臣:我认为西方政治中的随便与浅薄的政治思维,是和他们的权力来源与享用的期限太短是一致的。如美国对华贸易与人权脱钩的政策就是一个鸟笼政策,致使大陆民运背腹受敌。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去埋怨人家,但此事提醒了争取中国自由事业的人们,该是重建自己的理论并付诸实施的时候了。美国政治和社会哲学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当对民主、自由的理念的投入所获得的利益不足于超过预期的效益时,便弃理念而转入实惠。美国的轻率,使中共仅有的那么一点顾忌也消除了,客观上容忍了中共对大陆民主力量的打压。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强权,是不理会美国意识形态与社会伦理的,在短时期内也不足以给美国造成当年象苏俄那样的巨大威胁。美国既然看清了这一点,也就不必对大陆的民运力量抱有期望,对海外民运更是不屑一顾了。因为这些组织既不是可供美中交易的筹码,也不是可以换来美国最大利益的投注,那么美国是不会在实用主义下做傻事的。

"共产党也不是石头一块"

   安琪:在今天邓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面临转型的时候,对于人权活动来说,是不是有了一种新的契机?

   王辅臣:应该看到,邓后的江泽民所面临的是一个权威政治消失后的中国,对他来说,并没有从一个执政党的权力分配上获得全方位主导:借邓钦定的搬动已经作罢,剩下的就是权力与利益的交换了。因此,十五大后的政局不再有毛时代的"正统性",而中国社会数十年积累的民族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都会逐渐露出水面。公民参与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也会加大。从长远看,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如果说以前是在等待一个老人去世后的转机,现在则是在考虑如何在未来保有自己的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权有人权的意义,它是摆脱了贫穷饥饿时代的吃饭权以后的社会参与的生存权。

   相较于经济变革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政治民主上的公开诉求就不怎么明显,这说明压制的环境没有减缓。中国现代民主运动从兴起到今天,从来没有这样令国人失望与灰心。只有回过头来,关注自己,才有希望。既然无法从政治上诉求,便会借助经济问题引出政治议题。我始终认为民主理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缺的,唯对中国来说,缺乏的是找到如何能有效地参与并变观念为行动的手段。政治是解决关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问题,一旦缺乏手段,什么都无从谈起。民主运动缺乏手段,又如何去推行与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呢?

   安琪:那么在海外,你觉得是不是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在人权方面有什么设想?

   王辅臣:就目前来说,是先学习语言。作为长期从事人权保障而努力追求的人,虽然多次遭到政府的打压,但是我对他们还是没有什么个人成见,我还是主张给他们一个过程,还是应当和平理性,不能意气用事。你共产党意气用事,我不能意气用事。我认为,我们还得象道家一样,慢慢地循循善诱,就象中国传统的练功和烹饪一样,讲究和谐和引导,功到自然成。我认为中国做得到这一点。共产党也不是石头一块。我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共产党内部也有和他们自己水火不相容的思想意识。一杆子不能打翻一船人。江泽民要讲政治,讲法制。那么在新形势下,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和平努力,争取(组织)合法化,继续促进中国社会人权状况改善。我想所有人权协会的人,都会认同这一最低限度的纲领的。

   我们人权协会诸多朋友都生活在大陆,被判遭关押的同仁陆续恢复人生自由。上海人权协会既已走了近二十年的路,就要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我对我的同志们说,作为一个人道的民众团体,我们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怎样,只要宪法上公民结社自由这一条存在一天,我们就要利用这一条存在下去,继续努力。

    一九九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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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文集: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2007年5月1日 星期二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一九九七年五月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是一个草根阶层的人权活动家。他自小酷爱读书,深受德国启蒙哲学的影响。在近二十年的人权活动中,他经历了"红色恐怖"下的种种打压和牢狱之苦,但他如一个宗教布道士一样,坚持不懈地宣传人权,坚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并争取与执政当局的对话。他认为:人权协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运作方式应该是公开的、和平理性的,运作方针是争取平等协商,争取对话,而并不是以反对共产党为自己的目标。具体任务就是改善和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不管什么党执政,只要能给人民带来幸福,我们都能够接受。基于这种理念和理性方式,上海人权协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够持续存在的一个人权组织。当海外所有相关的人们反复就美国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争论不休的时候,王辅臣和他的朋友们在做着促进中国人权的事。当美国政府宣布贸易与人权脱钩以后,他们仍然在默默地工作。

   九四年被迫流亡到法国里昂的王辅臣,一边学习法语,一边在海外从事人权活动。最近,得悉中共当局释放了三名九四年被关押的上海人权协会重要成员,王辅臣感到很欣慰。在今天中国说不的声音压倒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权的时候,王辅臣的思考和体验,对促进中国人权的进步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毛的野性吞没了中国的人性

   安琪:上海人权协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基本纲领是什么?

   王辅臣:上海人权协会是一个地区性的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具有连续性的人权组织。它成立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数一直在四十人到六十人之间,每十二个人中产生一个理事,共有七个理事。面对中国政府的不断打压,我们坚持和平抗争。我们知道,要想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就需要这样的抗争方式。这也是与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相称的方式。我们的愿望是能够为建设一个多元的、人权至上的公民社会做些基础工作,通过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改善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便是协会的基本纲领。

   安琪:当时中国的人权观念如何?

   王辅臣:当时我们在"民主墙"下宣传人权理念的时候,就好象在一个煤矿的矿区,面对的是矿工,满眼一抹黑,人家感到非常陌生,非常好笑。说我们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是人权还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他们认为人权是西方的玩意儿,当时最能够接受的词是民主。实际上,现在的民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以人权为核心,既代表手段,又代表目的和程序,就好象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不能用概念解释概念,那样是不会有人接受的,所以我们结合中国的现实,把人权概念融入具体的生活当中,让人们觉得容易接受和了解。我们是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来做这件事的。一个虔诚的教徒,为了等待耶酥基督降临耶路撒冷主持最后的审判,已经等了两千年,我想我们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不会再需要那么多年,甚至于不会再需要二十年,难道我们会失去信心吗?

   安琪:为什么你们选择了人权而不是其它更富煽动性的政治口号?

   王辅臣:中国经历了十数次的毛式革命,各种社会运动造成中国的人性已经被毛的野性所吞没。一个民族假如要有希望的话,就必须要进行一场人权复苏,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思想解放。

   安琪:"民主墙"时期,你们的遭遇如何?

   王辅臣: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把毛这个神请下了神坛,马上划了个句号,然后就把人们对政治改革的热情导向了经济改革,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坚持要诉诸人权、民主理念的人,就被"请进"监狱和劳改农场。上海民主墙共抓了十三个人。我是一九七九年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去北京的途中被公安逮捕的,其他是四月初先后被抓的。当时魏京生被判了十五年,本来上海也是要跟进的,但因反弹比较强烈,据说胡耀邦松了一松,上海隔了一二年,中级法院才开庭审判,被判的三个人是我、乔中令和杨周。我和乔中令每人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杨周判了两年半。

与共产党没有私仇

   安琪:你是共产党员吗?

   王辅臣:我不是。我天生不是。因为我不是知识分子,也没有那么大的积极性。我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作为"领导阶级",我和共产党没有私仇,假如有私仇的话,人家说共产党补发钱了,或者平反了,再给一点好处,这个人就能马上改变。区别就在这里。虽然我和共产党没有私仇,但是我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

   安琪:你的具体职业是什么,"六四"后靠什么维生?

   王辅臣:我一直是个体户。自食其力,主要靠修理单车。"六四"后开了个小店继续谋生。我主张个人勤奋,尽己力做实事,反对懦夫懒汉思想。只要有一份真诚,有一份爱心,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成。也不受文化什么的限制。

   安琪:关于人权理念,你个人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王辅臣:我十一时岁经历文化大革命,我觉得和法国人权宣言上所说的"人生来自由平等"好象差距很大。因为人权是建立在人的人格尊严上的,但是文革剥夺了人的安全感,人失去了尊严。

   安琪:你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角色定位是什么?

   王辅臣:我把人权和民主作为我的个人信仰和人生的哲学观和价值观。我认为,凡是属于人所专有的生存保障,就属于基本人权。关键是人所专有的。从本质上说,人权是人类对应了社会活动以后产生的一种思想和精神领域规范了的共同游戏规则,但是这个游戏规则不是要一个人去管另一个人,去压迫另一个人,而是大家都能够自然遵守众生平等生存的原则。所以,从这一点上说,人权又不是作为一个观念,它是个范畴。我投入人权活动,是以一种平常心来做的,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根据某种利益。我希望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能够走出深渊。

人权在中国古已有之

   安琪:对中国来说,人权问题是一个新问题还是历史问题?

   王辅臣:从人权的基本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人权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实际上人权意识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用人权这个词来表达,而是用了"逍遥"这两个字,内涵完全一样。我们中华民族有两种文化,即儒教和道教的对立。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世,这两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讲究治世,但又有区别。儒家讲救世,道家讲引导。中华民族就处在这两种文化的平衡当中。凡在历史上,道家占主导时,相对来说,人民生活得比较安逸;儒家占主导时,"成天理 ,灭人欲",把人的本能,人对自由的渴望就转到了封建的等级和秩序中,人的本性就没有了。

   但即使儒家文化,也提到君轻民为贵,这里,儒家谈的还是以封建秩序为主,隐约地提到,在讲究王道的时候,还得讲究一些人道。但是封建执政者只是把儒家的一套封建秩序结合进来,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础,而忘掉了儒家的一个最大的核心--人,这就使儒家变成了压抑人性的压迫的武器。

   儒家因为讲究救世,所以导致了偏激。中国历史上,比如台湾,就是道家占主体,就能够实行民主,妈祖就是以道家为背景的。大陆两千多年还是以儒家为主,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经过二陈,又经过朱熹之后,就把伟大的孔子的崇高的思想变成了一种禁锢人们思想的武器。这就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一种思想意识的悲剧。

   比较而言,可以说,中国道家的逍遥哲学是一种反对权威,反对任何压迫,更具有自由精神,是绝对的天赋人权。我认为,中国人有权利享有自由和民主,因为我们的祖宗已经给我们指出了方向。

中国人权未获根本改善

   安琪:中国政府常常强调人权的特殊性,强调人权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辅臣:任何文化都源自于民族发源的本原,生存环境,地理,甚至和人的饮食都结合在一起的,是综合的,当然存在着差异,但这个差异并不是本质的差异,因为人是建立在自然界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主宰。中国政府强调的是从执政党的意识出发的,并没有从精神文明的意义上说。比如,他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事实上,生存权原则上属于自然的生命权,而不能归类于基本人权的内涵。因为生存权除了人以外,现在已经发展到动物,甚至植物,都是必须要保护的。如果用生存权去解释人权,就是违反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关系,就会混乱。在此,不能以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来划分人权的差别,东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不能构成人权的差别,都讲人本主义,所以本质上的人权是一致的。

   安琪:你认为"六四"以来中国在人权方面有没有变化或改善?

   王辅臣:从基本人权来说,一点都没改善。因为基本人权的第一人权,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假如把存活率作为人权的指标,那是很荒唐的。存活率也可以用于猫、猪等动物身上。我相信中国政府的思维不会低到这个程度,可能他们是有意曲解了。

   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的集体人权来讲,在大范围里,随着经济的变革,环境有所改善。比如集体的妇女保障,儿童保障,环保方面等还是有成绩的。这是任何一个政府包括奉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政府都要做的。这些我觉得应该客观地给予肯定。

   安琪:怎样才能在中国大陆普及人权意识,并求得认同?

   王辅臣:这应当说是属于一个教育方面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把大陆的经济文化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人民经济生活提高了,就要想到法律保障,古人说"衣食足,知荣辱",就要求精神领域里的自由。

   当然,我们没有舆论工具,我们不能起到政府的作用。实际上,根本来说,政府是一个大头,政府假如能够积一份德,行一份善,那就比我们要容易得多。我们现在只能够作为中国现代人权运动的一个象征,就象布道士一样,起的是宣传、呼吁和促进的作用。当然我们人权协会存在的事实,就是在证明中国人也是渴望自由和幸福的。中国也是需要人权的。

   安琪:你经常强调要争取与中国政府平等对话和协商,请问这个基础或者说取决权在哪里?

   王辅臣:我觉得政府的利益,应该是建立在人民的幸福基础之上的,纯粹为了统治而统治,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要维持现状,压住人民不"动乱"解决不了问题,但凡真正有使命感的政治家,就是通过推行自己的理想来求得社会的共同进步。从批评人权,到承认中国存在人权问题,再到宣称通过对话协商寻求解决,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迫切需求促成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当然,政府在现阶段仍是主导的一方,但是社会民间团体能否进入平等对话这一步,不在于政府点头同意或者反对,而在于主动积极地去创造条件。

   安琪:会有这样的时机吗?

   王辅臣:会有这个时机的。我希望中国政府应该有一个前瞻性的眼光,应当有一种容忍。当然我们既不会消极等待,也不会盲目乐观。如果要平衡理想与现实,就必须公正客观地看待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既看到大气候,也看到小气候。

人权活动公开化

   安琪:"六四"以来,你们都有那些具体做法?

   王辅臣:我"六四"被拘释放后,我认为这时是最需要体现人道宗旨的时候。面对中国普遍的人权不理想,我们作为一个道义性组织,只能针对人权受侵犯的个案展开工作,这就是"六四"后我对人权协会提出的工作方针,即:为遭受不公正待遇或者因从事民主运动而受到迫害的上海民运人士鸣冤,声张正义。如傅申奇、王妙根等等。我们采取请愿的方式,呼吁政府释放他们。比如傅申奇是第三度遭到中国政府判刑的老民主战士,还是得实施人道,放他一把,至少他是个良心犯。我们就这样提出请愿,希望政府能够考虑这一点。我们协会四处联络一些民主人士,一家一家跑,跑了几十家。起初好多人怕牵连,怕惹麻烦,都婉言拒绝,我们也不强求。但是我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重新唤起他们对民主、对人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一种重新凝聚民主有生力量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最后我们终于争取到一些民主义士,为这些受迫害的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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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文集: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