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日 星期一

《夹边沟纪事》

 

《夹边沟纪事》是杨显惠夹边沟系列作品,讲述的是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

《夹边沟纪事》《夹边沟纪事》

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夹边沟纪事》 - 简介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 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 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它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夹边沟纪事》 - 作者简介

杨显惠是甘肃人,文革前曾在河西走廊农建十一师当农工,也就是早期的知青,他还当过售货员,会计,民办教

《夹边沟纪事》杨显惠

员,盐场秘书。在农垦师,他与一位天津籍的姑娘相爱,结婚,文革后落到天津,并成为天津市的专业作家。八十年代是他的创作喷涌期,他的《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全国短篇小说奖,但这并非他最好的作品。应该说,《野马滩》《爷爷,孙子,海》《黑戈壁》《贵妇人》《洗个不停》等等更能显示他的艺术功力。他的作品
有一种近乎天生的酷厉而苍凉的美。九十年代以来,他沉寂了很久,近年《夹边沟纪事》系列发表。
《夹边沟记事》之不同于某些同类型的反思作品,它迟至新世纪之初才公诸于世却不觉其过时,反倒有种振聋发聩的新鲜感,首先因为它的高度的真实性——不仅是人物、环境、事件的真实,更是心灵的甚至潜意识的真实。前此的某些作品,总叫人觉得经过作者的处理与调和,使严酷的历史变味了,或美化了,或钝化了,总之是变得“好接受了”,尽管作者也在大声疾呼,但总觉隐去了一些什么。《夹边沟记事》不是这样,它有一种中国史家传统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真书精神。从它发表后的一些反映,不难看出其力度。然而,我们且不可忘记,《夹边沟记事》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的基础,但它们毕竟是艺术品。

《夹边沟纪事》 - 发表意义

事实上,《夹边沟记事》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它完成了一种超越和提升:它在高度忠实于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对许许多多饥饿与死亡的惨烈场景的刻骨描绘,通过对众多受难者命运的来龙去脉的深沉揭示,尤其是通过对他们在绝境中人性常态与变态的出色状绘,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和罕见的概括力,不但表现事实本身的骇人听闻性,而且表现这一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

说它有超越性,是因为夹边沟虽属荒漠绝塞的禁地,但在作者笔下,它与整个社会的神经还是息息相通的,它的教训是全社会的,只是更极端而已;说它有所提升,是因为发生在夹边沟的惨剧,无疑是极左政治路线的产物,但在作者笔下,突出的是精神化、人性化的悲剧。在纪实外衣之下,作者完成了由外化到内化,由事件化到心灵化的位移,而这是更具有人性内涵和文学意味的。

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由于事件本身长期的隐蔽性和一朝揭开真相带来的震惊,由于素材来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这部以夹边沟事件为原型的作品很难不采取纪实小说的方式,它甚至也无法摆脱采访体和转述体等等新闻手法的运用。应该承认,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有一半来自基本事实的惊人,但是,倘若没有作家主体的创造性重构,也绝不可能拥有现在这样强烈的震撼力。

《夹边沟记事》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的权利和尊严受到深重伤害的深层次表现——主要不是从政治的层面,而是从文化的和人性的层面。作者笔下的人是复杂的,兼具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的丰富人。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对丈夫的一腔忠贞,她完全不明白这场横祸,怎么来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蝼蚁一样说饿死即饿死了,死后抛尸荒野无人收。她带来的食物分给诸难友的争抢场面令人震悚。她越是表现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娇弱,越是显现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上海越是在地域文化上与荒凉的夹边沟形成强烈反差,她几千里寻夫、哭夫、直至坚持背回丈夫遗骨的行为就越是让人肃然起敬,作品悲剧性的控诉力量也就越强。小说的结尾很妙,多年后,小说的叙述人出差到了上海,欲寻觅这位上海女人终又放弃了寻找,上海女人遂从作品中彻底逝去,给读者一个怅惘的遐想空间,可谓余味无穷。事实上,《逃亡》、《饱餐一顿》、《贼骨头》《夹农》《李祥年的爱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泪下之作?

  曾有多位死难者家属告诉作家,虽然他们身处偏远的西部,还是发现了《上海文学》上的文章,他们一页页地读,一页页地哭,将文章收集起来,清明节上坟时焚化以告慰冤魂。从夹边沟九死一生逃出来的八十二岁的裴天字老人说,他的一位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学生给他寄来了四本《上海文学》,他用了半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没有充分的真实性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效力的。
|杨显惠为了写好这本书,每年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之间,耗去了整整五年时光。他居然不可思议的、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到了近百个当事人。采访老人是需要特别的耐心的;作者还须查阅大量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这一切基本都是在自费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想见,要完成这样一次漫长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可言的写作,需要具备怎样顽强的意志和持久的韧性啊。这必然是怀抱着良知,信念的写作,这必然是怀抱着深刻揭示历史之谜和人性之谜的激情写作。真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夹边沟纪事》 -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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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19日 星期日

共產暴力受害者聯盟:不要向中共幼稚地獻媚

記者文靖德國報導】德國「共產暴力統治下的受害者聯盟」主席萊納‧瓦格納先生(Rainer Wagner)於8月18日在德國柏林奧林匹克運動場前的奧運人權聖火傳遞儀式上,發表講話,認為2008年北京奧運和1936年納粹舉辦的柏林奧運會都是專政獨裁政府把這一體育盛會變成了給自己塗脂抹粉的宣傳秀。
德國「共產暴力統治下的受害者聯盟」主席萊納瓦格納先生(Rainer Wagner) 
瓦格納發言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 
我代表德國「在共產暴力統治下的受害者聯盟」向大家致以誠摯問候。該總聯盟旗下有三十五個協會,都是由來自前東德和蘇聯佔領區的,當時的共產政權受害者和對抗共產主義的人士組成。 
我們很悲傷的看到,西方政治和經濟正在犧牲其倫理價值來換取短暫的經濟利益,或者被表面上取得的一致而矇騙。 
那些天真的民主派人士往往沒有意識到,向無自由倒退的每一步就是暴政的勝利,更是對自己倫理價值的背叛,對那些壓迫下的受害者的背叛。 
我們經歷過共產主義,並遭受過痛苦,我們知道,這種對待共產黨的態度錯了。遷就敵視自由的人從來就對自由沒什麼用,這只能讓施暴者更加心安理得。
現代的奧運之父,皮爾‧德‧考伯廷 (Pierre de Coubertin) 是這樣解釋奧運理念的: 「奧運主義是一種完善身心的生活哲理。」 
這是源於以體育為紐帶,文化和教育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它代表著享受成就和對普世的基本倫理原則的尊重的快樂,也具備了樹立典範的教育價值,
考伯廷同樣也談到了普世的基本倫理原則。這個原則表明了奧運理念的精神內涵與所要達到的目的。奧運會應以此為衡量標準。北京奧運也必須以此為衡量標準。 
柏林這個地方在提醒著我們,如果奧運人士不考慮奧運的倫理價值,那麼奧運將導向何方?
1936年,正值納粹在德國的獨裁期間,在柏林舉辦了盛大的奧運會。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聚集在這個城市。1936年的奧運會是最讓希特勒的獨裁統治在國際舞台上風光的事件。因為倫理價值被淡化,所以一個促進各民族之間理解的盛會成為納粹最大的宣傳秀。 
那時全世界的人們已經瞭解到了當時在德國罪惡的獨裁統治。 
人們知道在納粹集中營,成千上萬的民主人士在飽受煎熬。 
人們知道德國不公正的司法裁決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納粹獨裁的殺人機器。 
人們知道成千上萬的德國人被迫遷移。 
人們知道在德國,猶太人被歧視,他們被排擠而丟失工作,所有的權利被掠奪。 
就算是這樣,世界上的運動員還是彙集到了柏林。 
貴賓席裡坐滿了以後要為那場六百萬猶太人大屠殺負責的人,為那場至今為止最大的世界大戰負責任的人。 
萊尼‧裡芬斯塔爾(Lenie Riefenstahl)的奧運記錄片,曾被認為是集藝術美感與發揚奧運精神的偉大作品。但實際上卻是法西斯主義的宣傳片。 
奧運會本身蛻變為在德國奪取政權的納粹犯罪團伙的宣傳秀。 
今日我們又面對著相同的情形。 
這一次不是在德國,而是在中國。 
這一次不是納粹,而是紅色法西斯,一個共產黨獨裁的一黨專制國家,他們欺壓奴役這個國家的人民,正像七十年前的希特勒和納粹所做的一樣。 
儘管許多人對1936年的納粹已有瞭解,但是他們還是不願意面對納粹的真面目。
今天,紅色中國假裝不再是共產極權國家。的確,共產主義在中國有所改變,它隨時代的改變而披上與之相襯的外衣。但是它真的變好、變得更有人性了嗎?不!它從未放棄過它的獸性。 
就像在毛澤東時代一樣,千百萬名異議者被關押在這片遼闊疆域的國家的監獄和集中營中。 
-他們是受迫害的地下教會的基督徒 
-他們是諸如維吾爾族或藏族的少數族裔 
-他們是法輪功修煉者 
-工會代表,人權活動者和民主鬥士備受煎熬—他們被關押在和斯大林時代的古拉各群島或納粹時代的集中營一樣的監獄中 
是啊,別忘了還有一些人權鬥士從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以來一直被監禁。
除了意識形態上的獸性,中國的共產主義還有著經濟上的非人性的手段:那種它從資本主義初期最黑暗的時代繼承來的剝削手段。這種對大多數民眾的剝削導致了或公開或隱蔽的奴工制度。 
環境保護和勞動保障對於中國當代的「原始資本主義」來說只是一紙空文。越來越殘酷的事情接連不斷的發生著:在這個一年處死一萬名死囚的國家,死囚的內臟器官被用作器官移植的來源,被大量販賣。 
希特勒當年用被屠殺人的身體製作肥皂,而在當今的中國,人們在死囚器官的買賣中竟然挖掘出帶有巨大利潤的商機!全人類總數的六份之一被束縛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枷鎖中,同時他們被絞入和19世紀最糟糕時代的剝削制度一樣的制度中。 
作為UOKG (「共產主義暴力統治受害者協會」)的主席,我有幸與其他的受害者團體攜手合作,他們都是有著被侵犯權利、飽受苦難和被共產極權獸性迫害的經歷的當事人。 
我們團結起來,一同站在中國大多數民眾一邊,站在那些仍舊在共產主義的枷鎖中受難的人們的一邊。我們要求政界人士和奧委會負責人員:不要向中國的非法政權幼稚地獻媚!我們要為那些因為政治原因、宗教原因和民族原因在中國受迫害和被侵權的人爭取自由! 
我們向世界、奧委會以及所有相關人員呼籲:來支持自由、人權和民主的倫理價值吧!」◇

2007年5月2日 星期三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在此期间,我们主张和政府对话,具体操作就是公开化。我们利用了宪法自身的矛盾和冲突,根据宪法中的一些条款,比如第三十五条,公民有言论、结社自由,来为我们开拓合法依据,有了依据,我们就走得非常坚定。

   这是我们十七年的经验积累。我们常想,与其让共产党知道一半,我们还得让老百姓也知道一半,就是双重保护。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以有一种自我保护,第二、给民间一种希望。

   安琪: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凝聚民间的民主力量?

   王辅臣:九二年七月,我们举办了民主沙龙,政府采取了打压、监视居住、拦阻、行政干预等手段,强行驱散民主沙龙,但是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竟然坚持了一年多,所以中共在这一点上不得不坐下来谈条件,答应我们立即释放傅申奇。而我们也遵守承诺,停止举办民主沙龙。这就证明,人权协会是讲究理性和平妥协的,但我们不是无条件妥协,而是遵守了政治游戏规则,做得有理,才能站得住脚。当然,那种不通过斗争的和平抗争,盲目地提出不要激进,要妥协,是没有基础的,也是非常幼稚的,政府根本理都不理。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合法手段争得社会团体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展开了努力。第一次是九三年三月,第二次是九四年三月,(因为有规定,在一年内不得重复申请。)我们去申请的具体办法是,所有理事公开姓名,起草了章程,准备了所有注册登记的必要的文件,郑重地到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处,希望他们受理。本来我们不设会长,为了申请登记才设了一个会长,叫李国涛,是硕士研究生。

   第二次申请时,他们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式,叫我们自己找一个挂靠单位,比如说归于社科院下面的一个社联。可是,我们想找一个"婆婆",人家不肯认。申请登记处的人态度还不错,比较客气,他们同意把我们的申请汇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备案,然后叫我们等待答复。但是我们等来了警察。他们警告我们不得先召开筹备会,我跟他们说,养猫、养兔子的协会都允许开筹备会,我们人本身反而不能开筹备会,这个道理我们不明白。中国当时有十多万个各种不同的团体,难道我一个小小的人权协会都排不上号吗?

   我们在申请注册的同时,由杨周、林牧晨、李国涛和我组成的编委,筹办出版了〔公开通讯〕会刊,出了四、五期试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琪:当时上海的情况怎样?

   王辅臣:上海当局可能受到中央的压力太大。黄菊当市长的时候还是比较理智的,我不是在这里帮共产党说话,但这一点必须肯定。应当说黄菊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很了不起,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在黄菊执政期间做成的,当时有一种相对宽松的态度,客观上给了我们帮助。但中国外交部宣布我们三人是罪犯,那上海当局是保不住的。既然是罪犯,就不会让你呆在社会上。所以我们不会怨地方政府,也不会怨中央某一个人。

   可以说,我们下了三步险棋,尤其是民主沙龙,俗话说,先出头的椽子先烂,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受监控的状态下。但我们走出小小的一步,要胜过一万个纲领。中华民族,如果每一个人迈出小小的一步,那么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我们说: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先迈出这一步吧。

国际大气候对中国人权不利

   安琪:你们的困境是否与国际上对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某种让步有关?

   王辅臣:上海的朋友们在一九九四年遭到了中共的镇压,确实与国际社会重商机轻人权的风气息息相关。如九四年三月,美国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访华,中美人权谈判没有取得成果,他到北京与魏京生见了面,就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本来已经约定我和杨周在上海与他见面,但是就在沙特克到上海前夕,美国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通知我们取消了这个约会。沙特克的访华,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美国政府可能把贸易和中国人权记录脱钩,这是中国政府所求之不得的,因为中国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同西方社会在人权问题上进行长期的斗争,在国内进行些姿态性的人权改善,让国际社会也能看得过去。但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就推倒了所有原先准备好的宽容和思想准备。当然,转折点还是法国总理巴拉杜的访华。李鹏能够在北京迎接巴拉杜,意味着西方政府"六四"以来对中国的围堵和制裁基本上被中共全面突破。这就是当时的大气候。魏京生是四月一日巴拉杜访华前夕再度被抓的。四月十日巴拉杜离开中国,三天后中国政府就宣布我们为罪犯。这样一来,从四月到六月,我们为申请注册而公开报上去的理事就全部被抓了。幸亏会员名单没有写上去,要不然就全完了。

   安琪:你对西方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有什么看法?

   王辅臣:我认为西方政治中的随便与浅薄的政治思维,是和他们的权力来源与享用的期限太短是一致的。如美国对华贸易与人权脱钩的政策就是一个鸟笼政策,致使大陆民运背腹受敌。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去埋怨人家,但此事提醒了争取中国自由事业的人们,该是重建自己的理论并付诸实施的时候了。美国政治和社会哲学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当对民主、自由的理念的投入所获得的利益不足于超过预期的效益时,便弃理念而转入实惠。美国的轻率,使中共仅有的那么一点顾忌也消除了,客观上容忍了中共对大陆民主力量的打压。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强权,是不理会美国意识形态与社会伦理的,在短时期内也不足以给美国造成当年象苏俄那样的巨大威胁。美国既然看清了这一点,也就不必对大陆的民运力量抱有期望,对海外民运更是不屑一顾了。因为这些组织既不是可供美中交易的筹码,也不是可以换来美国最大利益的投注,那么美国是不会在实用主义下做傻事的。

"共产党也不是石头一块"

   安琪:在今天邓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面临转型的时候,对于人权活动来说,是不是有了一种新的契机?

   王辅臣:应该看到,邓后的江泽民所面临的是一个权威政治消失后的中国,对他来说,并没有从一个执政党的权力分配上获得全方位主导:借邓钦定的搬动已经作罢,剩下的就是权力与利益的交换了。因此,十五大后的政局不再有毛时代的"正统性",而中国社会数十年积累的民族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都会逐渐露出水面。公民参与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也会加大。从长远看,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如果说以前是在等待一个老人去世后的转机,现在则是在考虑如何在未来保有自己的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权有人权的意义,它是摆脱了贫穷饥饿时代的吃饭权以后的社会参与的生存权。

   相较于经济变革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政治民主上的公开诉求就不怎么明显,这说明压制的环境没有减缓。中国现代民主运动从兴起到今天,从来没有这样令国人失望与灰心。只有回过头来,关注自己,才有希望。既然无法从政治上诉求,便会借助经济问题引出政治议题。我始终认为民主理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缺的,唯对中国来说,缺乏的是找到如何能有效地参与并变观念为行动的手段。政治是解决关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问题,一旦缺乏手段,什么都无从谈起。民主运动缺乏手段,又如何去推行与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呢?

   安琪:那么在海外,你觉得是不是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在人权方面有什么设想?

   王辅臣:就目前来说,是先学习语言。作为长期从事人权保障而努力追求的人,虽然多次遭到政府的打压,但是我对他们还是没有什么个人成见,我还是主张给他们一个过程,还是应当和平理性,不能意气用事。你共产党意气用事,我不能意气用事。我认为,我们还得象道家一样,慢慢地循循善诱,就象中国传统的练功和烹饪一样,讲究和谐和引导,功到自然成。我认为中国做得到这一点。共产党也不是石头一块。我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共产党内部也有和他们自己水火不相容的思想意识。一杆子不能打翻一船人。江泽民要讲政治,讲法制。那么在新形势下,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和平努力,争取(组织)合法化,继续促进中国社会人权状况改善。我想所有人权协会的人,都会认同这一最低限度的纲领的。

   我们人权协会诸多朋友都生活在大陆,被判遭关押的同仁陆续恢复人生自由。上海人权协会既已走了近二十年的路,就要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我对我的同志们说,作为一个人道的民众团体,我们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怎样,只要宪法上公民结社自由这一条存在一天,我们就要利用这一条存在下去,继续努力。

    一九九七年五月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全文完博

安琪文集: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2007年5月1日 星期二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一九九七年五月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是一个草根阶层的人权活动家。他自小酷爱读书,深受德国启蒙哲学的影响。在近二十年的人权活动中,他经历了"红色恐怖"下的种种打压和牢狱之苦,但他如一个宗教布道士一样,坚持不懈地宣传人权,坚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并争取与执政当局的对话。他认为:人权协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运作方式应该是公开的、和平理性的,运作方针是争取平等协商,争取对话,而并不是以反对共产党为自己的目标。具体任务就是改善和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不管什么党执政,只要能给人民带来幸福,我们都能够接受。基于这种理念和理性方式,上海人权协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够持续存在的一个人权组织。当海外所有相关的人们反复就美国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争论不休的时候,王辅臣和他的朋友们在做着促进中国人权的事。当美国政府宣布贸易与人权脱钩以后,他们仍然在默默地工作。

   九四年被迫流亡到法国里昂的王辅臣,一边学习法语,一边在海外从事人权活动。最近,得悉中共当局释放了三名九四年被关押的上海人权协会重要成员,王辅臣感到很欣慰。在今天中国说不的声音压倒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权的时候,王辅臣的思考和体验,对促进中国人权的进步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毛的野性吞没了中国的人性

   安琪:上海人权协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基本纲领是什么?

   王辅臣:上海人权协会是一个地区性的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具有连续性的人权组织。它成立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数一直在四十人到六十人之间,每十二个人中产生一个理事,共有七个理事。面对中国政府的不断打压,我们坚持和平抗争。我们知道,要想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就需要这样的抗争方式。这也是与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相称的方式。我们的愿望是能够为建设一个多元的、人权至上的公民社会做些基础工作,通过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改善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便是协会的基本纲领。

   安琪:当时中国的人权观念如何?

   王辅臣:当时我们在"民主墙"下宣传人权理念的时候,就好象在一个煤矿的矿区,面对的是矿工,满眼一抹黑,人家感到非常陌生,非常好笑。说我们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是人权还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他们认为人权是西方的玩意儿,当时最能够接受的词是民主。实际上,现在的民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以人权为核心,既代表手段,又代表目的和程序,就好象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不能用概念解释概念,那样是不会有人接受的,所以我们结合中国的现实,把人权概念融入具体的生活当中,让人们觉得容易接受和了解。我们是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来做这件事的。一个虔诚的教徒,为了等待耶酥基督降临耶路撒冷主持最后的审判,已经等了两千年,我想我们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不会再需要那么多年,甚至于不会再需要二十年,难道我们会失去信心吗?

   安琪:为什么你们选择了人权而不是其它更富煽动性的政治口号?

   王辅臣:中国经历了十数次的毛式革命,各种社会运动造成中国的人性已经被毛的野性所吞没。一个民族假如要有希望的话,就必须要进行一场人权复苏,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思想解放。

   安琪:"民主墙"时期,你们的遭遇如何?

   王辅臣: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把毛这个神请下了神坛,马上划了个句号,然后就把人们对政治改革的热情导向了经济改革,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坚持要诉诸人权、民主理念的人,就被"请进"监狱和劳改农场。上海民主墙共抓了十三个人。我是一九七九年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去北京的途中被公安逮捕的,其他是四月初先后被抓的。当时魏京生被判了十五年,本来上海也是要跟进的,但因反弹比较强烈,据说胡耀邦松了一松,上海隔了一二年,中级法院才开庭审判,被判的三个人是我、乔中令和杨周。我和乔中令每人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杨周判了两年半。

与共产党没有私仇

   安琪:你是共产党员吗?

   王辅臣:我不是。我天生不是。因为我不是知识分子,也没有那么大的积极性。我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作为"领导阶级",我和共产党没有私仇,假如有私仇的话,人家说共产党补发钱了,或者平反了,再给一点好处,这个人就能马上改变。区别就在这里。虽然我和共产党没有私仇,但是我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

   安琪:你的具体职业是什么,"六四"后靠什么维生?

   王辅臣:我一直是个体户。自食其力,主要靠修理单车。"六四"后开了个小店继续谋生。我主张个人勤奋,尽己力做实事,反对懦夫懒汉思想。只要有一份真诚,有一份爱心,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成。也不受文化什么的限制。

   安琪:关于人权理念,你个人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王辅臣:我十一时岁经历文化大革命,我觉得和法国人权宣言上所说的"人生来自由平等"好象差距很大。因为人权是建立在人的人格尊严上的,但是文革剥夺了人的安全感,人失去了尊严。

   安琪:你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角色定位是什么?

   王辅臣:我把人权和民主作为我的个人信仰和人生的哲学观和价值观。我认为,凡是属于人所专有的生存保障,就属于基本人权。关键是人所专有的。从本质上说,人权是人类对应了社会活动以后产生的一种思想和精神领域规范了的共同游戏规则,但是这个游戏规则不是要一个人去管另一个人,去压迫另一个人,而是大家都能够自然遵守众生平等生存的原则。所以,从这一点上说,人权又不是作为一个观念,它是个范畴。我投入人权活动,是以一种平常心来做的,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根据某种利益。我希望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能够走出深渊。

人权在中国古已有之

   安琪:对中国来说,人权问题是一个新问题还是历史问题?

   王辅臣:从人权的基本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人权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实际上人权意识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用人权这个词来表达,而是用了"逍遥"这两个字,内涵完全一样。我们中华民族有两种文化,即儒教和道教的对立。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世,这两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讲究治世,但又有区别。儒家讲救世,道家讲引导。中华民族就处在这两种文化的平衡当中。凡在历史上,道家占主导时,相对来说,人民生活得比较安逸;儒家占主导时,"成天理 ,灭人欲",把人的本能,人对自由的渴望就转到了封建的等级和秩序中,人的本性就没有了。

   但即使儒家文化,也提到君轻民为贵,这里,儒家谈的还是以封建秩序为主,隐约地提到,在讲究王道的时候,还得讲究一些人道。但是封建执政者只是把儒家的一套封建秩序结合进来,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础,而忘掉了儒家的一个最大的核心--人,这就使儒家变成了压抑人性的压迫的武器。

   儒家因为讲究救世,所以导致了偏激。中国历史上,比如台湾,就是道家占主体,就能够实行民主,妈祖就是以道家为背景的。大陆两千多年还是以儒家为主,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经过二陈,又经过朱熹之后,就把伟大的孔子的崇高的思想变成了一种禁锢人们思想的武器。这就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一种思想意识的悲剧。

   比较而言,可以说,中国道家的逍遥哲学是一种反对权威,反对任何压迫,更具有自由精神,是绝对的天赋人权。我认为,中国人有权利享有自由和民主,因为我们的祖宗已经给我们指出了方向。

中国人权未获根本改善

   安琪:中国政府常常强调人权的特殊性,强调人权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辅臣:任何文化都源自于民族发源的本原,生存环境,地理,甚至和人的饮食都结合在一起的,是综合的,当然存在着差异,但这个差异并不是本质的差异,因为人是建立在自然界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主宰。中国政府强调的是从执政党的意识出发的,并没有从精神文明的意义上说。比如,他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事实上,生存权原则上属于自然的生命权,而不能归类于基本人权的内涵。因为生存权除了人以外,现在已经发展到动物,甚至植物,都是必须要保护的。如果用生存权去解释人权,就是违反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关系,就会混乱。在此,不能以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来划分人权的差别,东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不能构成人权的差别,都讲人本主义,所以本质上的人权是一致的。

   安琪:你认为"六四"以来中国在人权方面有没有变化或改善?

   王辅臣:从基本人权来说,一点都没改善。因为基本人权的第一人权,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假如把存活率作为人权的指标,那是很荒唐的。存活率也可以用于猫、猪等动物身上。我相信中国政府的思维不会低到这个程度,可能他们是有意曲解了。

   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的集体人权来讲,在大范围里,随着经济的变革,环境有所改善。比如集体的妇女保障,儿童保障,环保方面等还是有成绩的。这是任何一个政府包括奉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政府都要做的。这些我觉得应该客观地给予肯定。

   安琪:怎样才能在中国大陆普及人权意识,并求得认同?

   王辅臣:这应当说是属于一个教育方面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把大陆的经济文化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人民经济生活提高了,就要想到法律保障,古人说"衣食足,知荣辱",就要求精神领域里的自由。

   当然,我们没有舆论工具,我们不能起到政府的作用。实际上,根本来说,政府是一个大头,政府假如能够积一份德,行一份善,那就比我们要容易得多。我们现在只能够作为中国现代人权运动的一个象征,就象布道士一样,起的是宣传、呼吁和促进的作用。当然我们人权协会存在的事实,就是在证明中国人也是渴望自由和幸福的。中国也是需要人权的。

   安琪:你经常强调要争取与中国政府平等对话和协商,请问这个基础或者说取决权在哪里?

   王辅臣:我觉得政府的利益,应该是建立在人民的幸福基础之上的,纯粹为了统治而统治,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要维持现状,压住人民不"动乱"解决不了问题,但凡真正有使命感的政治家,就是通过推行自己的理想来求得社会的共同进步。从批评人权,到承认中国存在人权问题,再到宣称通过对话协商寻求解决,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迫切需求促成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当然,政府在现阶段仍是主导的一方,但是社会民间团体能否进入平等对话这一步,不在于政府点头同意或者反对,而在于主动积极地去创造条件。

   安琪:会有这样的时机吗?

   王辅臣:会有这个时机的。我希望中国政府应该有一个前瞻性的眼光,应当有一种容忍。当然我们既不会消极等待,也不会盲目乐观。如果要平衡理想与现实,就必须公正客观地看待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既看到大气候,也看到小气候。

人权活动公开化

   安琪:"六四"以来,你们都有那些具体做法?

   王辅臣:我"六四"被拘释放后,我认为这时是最需要体现人道宗旨的时候。面对中国普遍的人权不理想,我们作为一个道义性组织,只能针对人权受侵犯的个案展开工作,这就是"六四"后我对人权协会提出的工作方针,即:为遭受不公正待遇或者因从事民主运动而受到迫害的上海民运人士鸣冤,声张正义。如傅申奇、王妙根等等。我们采取请愿的方式,呼吁政府释放他们。比如傅申奇是第三度遭到中国政府判刑的老民主战士,还是得实施人道,放他一把,至少他是个良心犯。我们就这样提出请愿,希望政府能够考虑这一点。我们协会四处联络一些民主人士,一家一家跑,跑了几十家。起初好多人怕牵连,怕惹麻烦,都婉言拒绝,我们也不强求。但是我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重新唤起他们对民主、对人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一种重新凝聚民主有生力量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最后我们终于争取到一些民主义士,为这些受迫害的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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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文集: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