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8日 星期五
大陸禁片 《中華苦難六十載 (1949至今) 》(必讀的國民教育)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多少人以為：這是百多年來愛國志士的犧牲換來的成果，
中華民族從此走上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
有誰料到，從那時起，政治鬥爭運動連綿不絕，
接二連三經濟錯失，人禍橫流，赤地千里。
中華民族的苦難，更為深重。
人民經歷三反五反、鎮反肅反、鳴放、反右運動、
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四五天安門事件，
及後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
民間出現《北京之春》民刊運動。
其後鄧小平復出，提出改革開放政策。
豈料，中共只是在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
政治上卻仍舊堅持獨裁專制。
開放改革帶來貪污腐敗、
道德墮落、貧富懸殊、民怨沸騰，
終於爆發「八六學潮」以及八九年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愛國民主運動，
提出反腐敗、反官倒的要求，
但最後演變成人民被屠殺的「六四」悲劇。
「六四」屠殺後，江澤民上台，
經濟改革停頓，
直至鄧小平92年南巡，重新推動經濟改革。
但只是發展經濟，
沒有開放黨禁及推行體制的民主改革，
加劇了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
過去二十年，民間聲音此伏彼起，
又隨著社會問題愈來愈嚴重，
出現血煤、非法徵地、太石村事件、《南方都市報》案、
《冰點》事件、食品安全、四川豆腐渣工程和《零八憲章》等，
維權運動如雨後春筍的蓬勃發展。
但維護人民權益的人士和律師，屢遭打壓。
就讓我們回顧中共建政至今，
中國人民的血淚史和民間抗爭情況。
一日段子荟萃 8-7做梦
一日段子荟萃 8-7
@nbcyczl：一个出租车司机说：当你回首你的一生时，你做过"共产梦"、"四化梦"、"小康梦"、"和谐梦"最后，在你的墓志铭上一定刻有如下一行字：这是一个有丰富做梦经验的人，一直没有醒过，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有梦想。 @westmoon：新京报：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率为45.4%！GDP预计61万亿！政府各项收入27.72万亿！ @hnjhj：中共想通过立法限制网络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想法。网络是无国界的，你总不可能把全人类都管起来，也不可能对不同国家的用户区别对待，比如美国人用微信不会管你什么狗屁规定。到时必然引起巨大的混乱和执法成本。土共要对付网络，首当其冲的要务就是把网络出口切断，先把大中华局域网建起来，然后再立法。 @hnjhj：法律太严苛相当于没有，有时甚至比没有还糟糕。隋文帝规定，偷一文钱就判死刑。后来小偷小摸是没有了，都改杀人越货了。因为反正都是死，玩就玩大的。即时通讯管理条例其实就是规定上网就违法，谁都可以抓。既然谁都可以抓，那就谁都不怕了，而且要玩就玩大的，反正都犯法。 @bravo_liu：反腐让广州鱼翅供应商过去两年的销售下降了82%，批发价格下降了57%，可以看见是什么人拉低了中国人的平均素质。 @Justso_CN：国内法治倒退的速度，远远高于某些人对于习近平的盲目推崇。中国大陆越来越可怕了，能逃走的就逃吧。 @草民杜楠：每年消耗40... 更多 »
2014年8月4日 星期一
文革中被秘密處決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殺盧福坦-為何？
國民黨是否可以把有關康生被捕情況的原件公佈出來？
文革中被秘密處決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殺盧福坦-為何？
2014-07-30 08:31:19 多維歷史
2014-07-30 08:31:19 多維歷史
盧福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在被捕後迅速叛變，成為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的一員。建國後盧福坦被捕並在文革中被康生秘密處決。文史作家王學亮在《黨史縱橫》上撰文指出，康生叛變說並無史料支持，但他處決盧福坦的舉動卻引人懷疑。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突然出現在上海市公安局。當時“文革”雖然已經開始，但是還沒有對上海的公安系統造成很大的破壞。在到達的當天，來人向公安局的軍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的文件：一封有康生親筆簽字和謝富治批准的處決命令。
這封“來頭”相當大的處決命令是針對一位79歲高齡、被關押近30年、叫“盧福坦”的老人的。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為什麼要專門簽署命令處決這樣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親筆簽名不容置疑，上海市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佈置。公安部的代表還對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提出一個特別的要求，即在處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希望採用封嘴的辦法，不讓他說話。上海市公安局方面感覺到很為難。因為盧福坦年事已高、體弱不堪，應該不會生出很大的麻煩，如果對這樣的老人動粗似乎不大合適。可是又不能違反上級的命令，最後上海市公安局採取了折中處理的方法，以吃飯為名“請”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後再執行槍決。盧福坦，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1932年12月被捕叛變，後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1950年5月被抓捕後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
那麼，能夠受到康生、謝富治兩位“文革”中紅極一時的頂尖人物的特別“關照”的盧福坦究竟是何許人也？康生又為何急於親自簽署“處決盧福坦”的命令呢？這還要從盧福坦與康生的微妙關係說起。
盧福坦，生於1890年，山東泰安人，早年曾做過山東淄川縣魯大公司的工人。1926年，經山東党的負責人之一王盡美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歷任中共山東青島市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執行委員會書記)、河北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兼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盧福坦在山東工作期間，領導了著名的“山東暴動”。1928年共產國際和史達林指示中共：鑒於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希望中共黨內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幹部進入領導崗位。就在這種精神的影響下，武漢三鎮的碼頭工人向忠發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成為黨中央六屆一中全會上負總責的領導人。盧福坦也因為是工人出身，和項英、關向應、蘇兆征、徐錫根等人一起進入政治局，成為候補委員。在隨後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盧福坦被王明選中，成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員。
1931年初，王明決定前往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代表，常駐莫斯科。同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政治局被迫緊急改選。盧福坦在這種情況下向王明毛遂自薦，要求代替向忠發，出任總負責人。王明沒有立即答應盧福坦，而是讓他去找周恩來談談。當時，王明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在共產國際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來擬定了主要成員有秦邦憲、張聞夫、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名單，盧福坦被指定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負總責。從結果上看，王明並沒有實現盧福坦的意願。
在臨行前，王明還對政治局的工作做了很多部署，而周恩來自始至終都是參與的。盧福坦要求擔任總負責，除了找王明談話之外還找了周恩來，可見周恩來地位的重要程度。雖然周恩來並沒有進入所謂的“常委會”，但這並不影響稍後他進入事實上的“常委會”（即書記處，成員包括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4人）。這段時期我黨的領導機構非常混亂，黨史上經常出現“總書記”、“書記”、“常委”各種不同的名稱，而根據後來黨史工作者的考察，只有進入書記處的成員才是真正的常委。
沒有實現政治目標的盧福坦後來接替了因為鬧派性的羅章龍，擔任了總工會的負責人。周恩來曾經找盧福坦談話，宣佈他進入書記處工作，成為了實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王明去蘇聯後，盧福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又用會議的形式正式確定下來。隨後，周恩來、陳雲、康生等人都先後離開上海。1932年12月，盧福坦被英國巡捕抓獲，隨即被遞解到上海市警察局關押。根據後來警察局的資料顯示，盧福坦被捕後很快叛變，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發還要快。被史達林看做是鐵一般意志的工人階級的出身沒有幫助盧福坦成為烈士，反而使他成為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室的候補特務。在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康生當年被捕入獄，後來是通過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而這都出於一個巧合，因為丁惟汾的一個親屬同時也被捕了，這件事在當時知道的人很少，至於康生有沒有變節，這件事一直是中共黨史中難以破解的一個謎。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1949年被接手時已經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臺灣。所以康生被捕後的具體細節只有在盧福坦給國民黨交代事實時被提及過。而黨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有陳賡一個人。陳賡對這件事始終沒有給其他人提及過，直到後來批判“高饒集團”時，陳賡才順便提了一句。
後來知道康生這件事的是饒漱石。饒漱石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盧福坦這份報告的是饒漱石。饒漱石在看完報告後將報告的內容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彙報。毛澤東聽完彙報後並沒有立即答復，這件事就被擱置了下來。60年代，謝富治奉命去上海市公安局調閱了饒漱石當年看到的這份檔案的原件，並且做了相關的記錄。對調閱盧福坦的交代材料這件事情，康生本人並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饒漱石在背後搞他的黑材料，而對謝富治後來的調查康生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盧福坦在解放後的1950年5月被捕後，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的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
1968年，臺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管道進入北京，首先就被當時的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後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到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居然還上了簡報。
康生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他說：“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他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麼一直留到今天呢？”謝富治當時的回答如今已經無從知曉，但從當時公安部清查“文革”時期事件辦公室負責人的回憶中我們瞭解到，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只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後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看來事情似乎就此了結了，但是康生沒有想到謝富治偷偷留了一份處決命令的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撥亂反正時，被當時審查幹部的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當事人盧福坦已經不在了，所以還是沒有形成結論。最後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為這件事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密調工作，被牽連的一些所謂的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說到康生被捕一事，這裏需要說一點題外話，早在1924年5月22日，張國燾被北洋政府的京師員警廳抓獲，其妻子楊子烈同時被捕。根據北洋政府京師員警廳1924年6月11日下達的逮捕李大釗的密令中稱：“茲經派員將張國燾提訊明確，據稱：伊等以私組工党為名，實行共產主義。南方首領為陳獨秀，北方則以李大釗為首，伊與張昆弟為輔助者。”依據當時的形勢分析，如果被捕之後暴露身份，只有變節和赴死這兩條路，康生自然也不能例外。當然，這都是猜測，因為畢竟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考察康生是否叛變。不過，康生急於處死盧福坦這一舉動讓人懷疑，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
(欒泠 編輯)
(欒泠 編輯)
2014年7月28日 星期一
苏联共产党震惊世界的罪行和谎言
共產主義、納粹和恐怖主義才是三股勢力，它們不但是美國的敵人，更是全人類的敵人。中國解體之後曝光的內容將會比蘇聯解體之後曝光的更讓世界震驚！
太阳史家
苏联震惊世界的两大罪行：一是1939年8月23日苏德兩国签订签订瓜分中欧的《秘密补充议定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是1940年枪杀21 857波兰被俘军官和公民的“卡廷屠杀”（Каты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Katyn massacre）。
苏联一直隐瞒《秘密补充议定书》
这个犯罪密约的核心内容：
一、一旦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领土发生领土
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是德苏兩国的利益范围的边界。
二、一旦波兰所属领土发生领土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大体上以纳列夫河（Нарев/Narew）、维斯拉河（Висла/Weichsel）和散河（Сан/San）为界。
三、在东南欧苏联强调它对比萨拉比亚（Basarabia /Бессарабия）的利益；德国宣布它对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四、本议定书双方将严守秘密。
1943-44年，德国外交部把文件都制做了缩微胶片。1945年春，外交部下令销毁全部档案，执行这项命令的卡尔•冯•列希（Karl von Lesch ）只销毁了全部文件，而把缩微胶片藏在一个铁盒内，用油布包好，埋在舒堡市（Schönberg）城堡公园里。5月12日，卡尔•冯•列希向英军中校罗伯特•湯姆遜（Robert Thompson ）报告了缩微胶片的事。5月14日，挖出装缩微胶片的盒子，20卷缩微胶片共拍下9725页文件，5月19日，送到伦敦（苏联1989年8月15日《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1946年5月22日，美国《圣路易斯信使报》（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发表了驻纽伦堡记者 Mr. Richard L. Stokes 关于苏联和德国签订的“秘密补充议定书”的报道，并刊出议定书全文，至此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皆知苏联和德国是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1948年，美国国务院用英文和德文出版了德国外交部的外交文件，其中包括1939-1941年苏德关系方面的文件。这部文件的基础就是德国外交部官员卡尔•冯•列希提供的缩微胶片中的文件。
同年苏联出版了《历史的伪造者》，指责西方国家伪造历史。一方言之凿凿，一方矢口否认。这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所谓的美国苏联之间的“文件战争”。
1988年，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А. Н. 雅科夫列夫（А．Н．Я ковлев）派出历史学家兼《新时代》«Новое время»政治评论员别泽明斯基（Л. Безыменский）前去波恩寻求由联邦德国档案舘得到《秘密补充议定书》的原始文件。
别泽明斯基从联邦德国带回來德国文件胶片，并提交一份“调研报告”，认定胶片文件是真实的。
1989年 5月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6月2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一个以А. Н. 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二十人组成的“依政治和法律评价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条约的委员会”（简称评价委员会）。
评价委员会在莫洛托夫的保险柜内找到了秘密补充议定书的拷贝胶片，拷贝胶片的内容与别泽明斯基从联邦德国带回來胶片内容完全一致。此外还找到一张标示德国和苏联兩国在波兰领土上分界线的地图，李宾特洛甫和斯大林都在地图上签了字。
1989年12月23日，А. Н. 雅科夫列夫在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评价委员会确认《秘密补充议定书》的签署和存在。
12月24日，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赞成票1435张（75%），反对票251张，弃权票266张，通过决议：确认1939年8月23日和9月28日苏德兩国签订的所有秘密协议“从它们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就是没有根据的和无效的”。
1992年，俄罗斯“接收苏共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的委员会”主席沃尔科岡诺夫（Д. В. Волкогонов）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超级绝密№ 1文件袋中找到了《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俄文原件。1992年10月27日，А. Н. 雅科夫列夫向舆论界展示了苏德签署的瓜分中欧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补充议定书》。
“卡廷屠杀”
苏联和德国依瓜分中欧的《秘密补充议定书》，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从西部侵入波兰，9月17日，苏联红军从东部侵入波兰；由此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俘获波兰官兵约有24-25万人。红军将波兰绝大部分战俘遣散回家，大部分军官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营。
1940年3月3日，贝利亚向斯大林的报告，称战俘营中波兰军官和监狱的波兰囚犯，“他们都是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建议：战俘营里有14 736名波兰军官、政府官员、地主、警察、侦察员、宪兵、波兰移民、狱卒，决定枪毙14 700人；另外有18 632名（其中有10 685波兰人）关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里的“各类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地主、工厂主、波兰军官、官员、变节者，决定枪毙11 000人。”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批准执行贝利亚的建议。
1940年4-5月，苏联内务人民部处决波兰战俘和囚犯，被杀害的14 552名波兰军官和警察分别被拘押在三个战俘营：
4421人关押在科泽里斯克（Козельск）战俘营，他们在斯莫稜斯克郊区格鸟兹多沃（Гнёздово）村的（Катынь）森林内被枪杀。
6311人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Осташков）战俘营，他们在加里宁被枪杀。
3820人关押在斯塔罗别里斯克（Старобельск）战俘营，他们在哈尔科夫被枪杀。
另有7305名囚犯关押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他们分别在基辅、哈尔科夫、赫尔松、明斯克及其它地方被枪杀。
共枪杀21 857人。
1941年7月30日，苏联和当时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签订协议：承认1939年涉及到波兰领土变更的苏德条约无效，恢复苏联和波兰兩国的外交关系，苏联释放关押的所有波兰战俘和波兰人，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兰军队。
395名未被处决的战俘1941年被编入在苏联的波兰军团。 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放出的安德尔斯（Wladyslaw Anders）将军为军长。
波兰多次向苏联询问数千名被俘军官为何未到安德尔斯建军地点报到？苏方回答：没有他们的消息。1941年12月3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見波兰总理西科尔斯基（Wladyslaw Sikorski）将军和安德尔斯将军，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
• 西科尔斯基：总统先生，我向您说，您的大赦令没能执行，我们的人而且是军队最需要的人，他们大多数还在你们的战俘营和监狱里。
• 斯大林：这不可能，因为大赦令赦免所有波兰人，释放了所有波兰人。
• 西科尔斯基：我这里有一份记有大约4000名军官的名单，他们现在还被关在监狱和战俘营里 ，这份名单不全，只有姓，而且还是凭记忆写出來的。我已派人查证，他们是否在波兰，我和国内保持经常联系。查证结果表明，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回到波兰，他们也没在德国战俘营。他们肯定在这里。但没有一个人回到家乡。
• 斯大林：这不可能。他们都逃跑了。
• 安德尔斯：他们逃到哪儿去了？
• 斯大林：呶，他们逃到满洲去了（中国东北）。
1943年2月，德国警察发现卡廷墓地， 3月29日，开始掘尸检验，德国Gerhard Buhtz教授领导掘尸检验工作，并邀请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会、瑞士医生以及受德国控制的国家犹太裔医生参加，掘出4243具波兰军官遗骸，查明 2730具遗骸姓名。尸体重新埋葬在阵亡将士公墓中。德国把在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和物品转交给波兰克拉科夫市（Krakow）的法医学和罪行调查研究所。
1943年4月13日，德国电台报道在斯摩稜斯附近的卡廷发现了被苏联枪杀的波兰军官。德军在波兰被占领的城市街道和广场用扬声器宣读已查明的被枪杀者的姓名。
4月15日，苏联正式辟谣，说这些被俘军官1941年夏天在斯摩稜斯克西部建筑工地施工时被德军俘虏，然后将他们屠杀。
1943年9月25日，苏联收复斯莫稜斯克。1944年1月12日，苏联成立«法西斯德国侵略者在卡廷森林屠杀被俘波兰军官的情况调查特别委员会»，红军外科总医官上将医师布尔鼎科（Н. Н. Бурденко）为委员会主席。1943年10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部就已调派特工人员伪造“证据”，妄图证明德军在斯莫稜斯克枪杀了波兰军官。1944年1月26日，《消息报》公布了布尔鼎科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941年夏，波兰战俘集中在斯莫稜斯克西部三个战俘营，德军入侵斯莫稜斯克后，仍留在那里的战俘于1941年秋天被德国人全部枪杀。
1945-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国战犯，苏联试图利用这个法庭使这种说法在世界舆论舞台上“合法化”。1946年7月1-3日，法庭听取了德国律师提出的見证人的证词和苏联提出的指控后，认为苏联的说法缺乏明显的可信性，于是通过决议：不把卡廷枪杀波兰战俘事件列为希特勒德国的罪行。
1959年3月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А. Н. Шелепин）向赫鲁晓夫呈报一份绝密报告，报告证实：苏共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决议，将14 552名波兰战俘──军官、宪兵、警察，及7305名波兰囚犯枪杀，共枪杀21 857名波兰人。报告建议销毁所有被枪毙者的登记案卷。
八十年代前，苏联外交部曾多次正式表示，是希特勒德国在卡廷森林枪杀了波兰战俘。1990年4月13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官方声明：“贝利亚、梅尔库洛夫*（В. Н. Меркулов），和他们的助手对卡廷森林罪恶行径负有直接责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把被枪杀的波兰战俘名册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相关文件交给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W. Jaruzelski）。
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1940年3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枪杀波兰战俘和囚犯的决议、贝利亚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枪杀波兰战俘和囚犯的建议、1959年3月3日谢列平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及总统档案舘内一些文件予以公布，并转交给波兰政府。
1993年8月25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到华沙最古老最著名的墓地Cmentarz Powqzkowski向卡廷事件牺牲者纪念碑敬献花圈，并发表题为《请原谅我们》的简短讲话。
今天世界面临马来西亚航空MH17班机是谁击落的问题？谁是罪犯？谁是说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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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库洛夫1938-1943年4月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1953年夏与贝利亚一起被捕，同年12月23日与贝利亚一起被枪毙。
参考文献
1．В. 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говор Сталин и Гитлера в 1939 году-мина
взорвашаяся через пол век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 8，71-86
2．М. И. Семиряги：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особых папок，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1，3-21
3．Д. Г. Наджафов：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й пакт 1939 года переомысление
подходов к его оценде，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 1，154—167
4．Д. Г. Наджафов：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й пакт 1939 года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е，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6，№ 12，3-22
5．С. М. Иванович：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особых папок，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1, 3-21
6．В. С. Парсаданова：К истории Катынского дела，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0 №3, 19-35
7．«Катынь – боль не только Польши, но и России»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Лебедевой
Н.С.-）Дата： 29-11-2005
8．Андерс В. Без последней главы «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0, № 11 С.
231—255； № 12 С. 219-250. Переговоры： Сикорский — Сталин
9．В. Д. Оскоцсктй： Катынь—имя нарицательно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
№6, 94-107
10．Геннадий Жаворонков подготовил пубдикацию：Катынь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0， № 12，8-9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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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史家
苏联震惊世界的两大罪行：一是1939年8月23日苏德兩国签订签订瓜分中欧的《秘密补充议定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是1940年枪杀21 857波兰被俘军官和公民的“卡廷屠杀”（Каты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Katyn massacre）。
苏联一直隐瞒《秘密补充议定书》
这个犯罪密约的核心内容：
一、一旦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领土发生领土
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是德苏兩国的利益范围的边界。
二、一旦波兰所属领土发生领土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大体上以纳列夫河（Нарев/Narew）、维斯拉河（Висла/Weichsel）和散河（Сан/San）为界。
三、在东南欧苏联强调它对比萨拉比亚（Basarabia /Бессарабия）的利益；德国宣布它对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四、本议定书双方将严守秘密。
1943-44年，德国外交部把文件都制做了缩微胶片。1945年春，外交部下令销毁全部档案，执行这项命令的卡尔•冯•列希（Karl von Lesch ）只销毁了全部文件，而把缩微胶片藏在一个铁盒内，用油布包好，埋在舒堡市（Schönberg）城堡公园里。5月12日，卡尔•冯•列希向英军中校罗伯特•湯姆遜（Robert Thompson ）报告了缩微胶片的事。5月14日，挖出装缩微胶片的盒子，20卷缩微胶片共拍下9725页文件，5月19日，送到伦敦（苏联1989年8月15日《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1946年5月22日，美国《圣路易斯信使报》（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发表了驻纽伦堡记者 Mr. Richard L. Stokes 关于苏联和德国签订的“秘密补充议定书”的报道，并刊出议定书全文，至此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皆知苏联和德国是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1948年，美国国务院用英文和德文出版了德国外交部的外交文件，其中包括1939-1941年苏德关系方面的文件。这部文件的基础就是德国外交部官员卡尔•冯•列希提供的缩微胶片中的文件。
同年苏联出版了《历史的伪造者》，指责西方国家伪造历史。一方言之凿凿，一方矢口否认。这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所谓的美国苏联之间的“文件战争”。
1988年，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А. Н. 雅科夫列夫（А．Н．Я ковлев）派出历史学家兼《新时代》«Новое время»政治评论员别泽明斯基（Л. Безыменский）前去波恩寻求由联邦德国档案舘得到《秘密补充议定书》的原始文件。
别泽明斯基从联邦德国带回來德国文件胶片，并提交一份“调研报告”，认定胶片文件是真实的。
1989年 5月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6月2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一个以А. Н. 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二十人组成的“依政治和法律评价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条约的委员会”（简称评价委员会）。
评价委员会在莫洛托夫的保险柜内找到了秘密补充议定书的拷贝胶片，拷贝胶片的内容与别泽明斯基从联邦德国带回來胶片内容完全一致。此外还找到一张标示德国和苏联兩国在波兰领土上分界线的地图，李宾特洛甫和斯大林都在地图上签了字。
1989年12月23日，А. Н. 雅科夫列夫在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评价委员会确认《秘密补充议定书》的签署和存在。
12月24日，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赞成票1435张（75%），反对票251张，弃权票266张，通过决议：确认1939年8月23日和9月28日苏德兩国签订的所有秘密协议“从它们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就是没有根据的和无效的”。
1992年，俄罗斯“接收苏共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的委员会”主席沃尔科岡诺夫（Д. В. Волкогонов）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超级绝密№ 1文件袋中找到了《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俄文原件。1992年10月27日，А. Н. 雅科夫列夫向舆论界展示了苏德签署的瓜分中欧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补充议定书》。
“卡廷屠杀”
苏联和德国依瓜分中欧的《秘密补充议定书》，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从西部侵入波兰，9月17日，苏联红军从东部侵入波兰；由此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俘获波兰官兵约有24-25万人。红军将波兰绝大部分战俘遣散回家，大部分军官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营。
1940年3月3日，贝利亚向斯大林的报告，称战俘营中波兰军官和监狱的波兰囚犯，“他们都是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建议：战俘营里有14 736名波兰军官、政府官员、地主、警察、侦察员、宪兵、波兰移民、狱卒，决定枪毙14 700人；另外有18 632名（其中有10 685波兰人）关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里的“各类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地主、工厂主、波兰军官、官员、变节者，决定枪毙11 000人。”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批准执行贝利亚的建议。
1940年4-5月，苏联内务人民部处决波兰战俘和囚犯，被杀害的14 552名波兰军官和警察分别被拘押在三个战俘营：
4421人关押在科泽里斯克（Козельск）战俘营，他们在斯莫稜斯克郊区格鸟兹多沃（Гнёздово）村的（Катынь）森林内被枪杀。
6311人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Осташков）战俘营，他们在加里宁被枪杀。
3820人关押在斯塔罗别里斯克（Старобельск）战俘营，他们在哈尔科夫被枪杀。
另有7305名囚犯关押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他们分别在基辅、哈尔科夫、赫尔松、明斯克及其它地方被枪杀。
共枪杀21 857人。
1941年7月30日，苏联和当时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签订协议：承认1939年涉及到波兰领土变更的苏德条约无效，恢复苏联和波兰兩国的外交关系，苏联释放关押的所有波兰战俘和波兰人，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兰军队。
395名未被处决的战俘1941年被编入在苏联的波兰军团。 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放出的安德尔斯（Wladyslaw Anders）将军为军长。
波兰多次向苏联询问数千名被俘军官为何未到安德尔斯建军地点报到？苏方回答：没有他们的消息。1941年12月3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見波兰总理西科尔斯基（Wladyslaw Sikorski）将军和安德尔斯将军，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
• 西科尔斯基：总统先生，我向您说，您的大赦令没能执行，我们的人而且是军队最需要的人，他们大多数还在你们的战俘营和监狱里。
• 斯大林：这不可能，因为大赦令赦免所有波兰人，释放了所有波兰人。
• 西科尔斯基：我这里有一份记有大约4000名军官的名单，他们现在还被关在监狱和战俘营里 ，这份名单不全，只有姓，而且还是凭记忆写出來的。我已派人查证，他们是否在波兰，我和国内保持经常联系。查证结果表明，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回到波兰，他们也没在德国战俘营。他们肯定在这里。但没有一个人回到家乡。
• 斯大林：这不可能。他们都逃跑了。
• 安德尔斯：他们逃到哪儿去了？
• 斯大林：呶，他们逃到满洲去了（中国东北）。
1943年2月，德国警察发现卡廷墓地， 3月29日，开始掘尸检验，德国Gerhard Buhtz教授领导掘尸检验工作，并邀请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会、瑞士医生以及受德国控制的国家犹太裔医生参加，掘出4243具波兰军官遗骸，查明 2730具遗骸姓名。尸体重新埋葬在阵亡将士公墓中。德国把在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和物品转交给波兰克拉科夫市（Krakow）的法医学和罪行调查研究所。
1943年4月13日，德国电台报道在斯摩稜斯附近的卡廷发现了被苏联枪杀的波兰军官。德军在波兰被占领的城市街道和广场用扬声器宣读已查明的被枪杀者的姓名。
4月15日，苏联正式辟谣，说这些被俘军官1941年夏天在斯摩稜斯克西部建筑工地施工时被德军俘虏，然后将他们屠杀。
1943年9月25日，苏联收复斯莫稜斯克。1944年1月12日，苏联成立«法西斯德国侵略者在卡廷森林屠杀被俘波兰军官的情况调查特别委员会»，红军外科总医官上将医师布尔鼎科（Н. Н. Бурденко）为委员会主席。1943年10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部就已调派特工人员伪造“证据”，妄图证明德军在斯莫稜斯克枪杀了波兰军官。1944年1月26日，《消息报》公布了布尔鼎科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941年夏，波兰战俘集中在斯莫稜斯克西部三个战俘营，德军入侵斯莫稜斯克后，仍留在那里的战俘于1941年秋天被德国人全部枪杀。
1945-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国战犯，苏联试图利用这个法庭使这种说法在世界舆论舞台上“合法化”。1946年7月1-3日，法庭听取了德国律师提出的見证人的证词和苏联提出的指控后，认为苏联的说法缺乏明显的可信性，于是通过决议：不把卡廷枪杀波兰战俘事件列为希特勒德国的罪行。
1959年3月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А. Н. Шелепин）向赫鲁晓夫呈报一份绝密报告，报告证实：苏共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决议，将14 552名波兰战俘──军官、宪兵、警察，及7305名波兰囚犯枪杀，共枪杀21 857名波兰人。报告建议销毁所有被枪毙者的登记案卷。
八十年代前，苏联外交部曾多次正式表示，是希特勒德国在卡廷森林枪杀了波兰战俘。1990年4月13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官方声明：“贝利亚、梅尔库洛夫*（В. Н. Меркулов），和他们的助手对卡廷森林罪恶行径负有直接责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把被枪杀的波兰战俘名册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相关文件交给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W. Jaruzelski）。
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1940年3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枪杀波兰战俘和囚犯的决议、贝利亚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枪杀波兰战俘和囚犯的建议、1959年3月3日谢列平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及总统档案舘内一些文件予以公布，并转交给波兰政府。
1993年8月25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到华沙最古老最著名的墓地Cmentarz Powqzkowski向卡廷事件牺牲者纪念碑敬献花圈，并发表题为《请原谅我们》的简短讲话。
今天世界面临马来西亚航空MH17班机是谁击落的问题？谁是罪犯？谁是说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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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库洛夫1938-1943年4月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1953年夏与贝利亚一起被捕，同年12月23日与贝利亚一起被枪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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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С. М. Иванович：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особых папок，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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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В. С. Парсаданова：К истории Катынского дела，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0 №3, 19-35
7．«Катынь – боль не только Польши, но и России»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Лебедевой
Н.С.-）Дата： 29-11-2005
8．Андерс В. Без последней главы «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0, № 11 С.
231—255； № 12 С. 219-250. Переговоры： Сикорский — Сталин
9．В. Д. Оскоцсктй： Катынь—имя нарицательно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
№6, 94-107
10．Геннадий Жаворонков подготовил пубдикацию：Катынь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0， № 12，8-9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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