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在此期间，我们主张和政府对话，具体操作就是公开化。我们利用了宪法自身的矛盾和冲突，根据宪法中的一些条款，比如第三十五条，公民有言论、结社自由，来为我们开拓合法依据，有了依据，我们就走得非常坚定。
这是我们十七年的经验积累。我们常想，与其让共产党知道一半，我们还得让老百姓也知道一半，就是双重保护。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以有一种自我保护，第二、给民间一种希望。
安琪：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凝聚民间的民主力量？
王辅臣：九二年七月，我们举办了民主沙龙，政府采取了打压、监视居住、拦阻、行政干预等手段，强行驱散民主沙龙，但是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竟然坚持了一年多，所以中共在这一点上不得不坐下来谈条件，答应我们立即释放傅申奇。而我们也遵守承诺，停止举办民主沙龙。这就证明，人权协会是讲究理性和平妥协的，但我们不是无条件妥协，而是遵守了政治游戏规则，做得有理，才能站得住脚。当然，那种不通过斗争的和平抗争，盲目地提出不要激进，要妥协，是没有基础的，也是非常幼稚的，政府根本理都不理。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合法手段争得社会团体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展开了努力。第一次是九三年三月，第二次是九四年三月，(因为有规定，在一年内不得重复申请。)我们去申请的具体办法是，所有理事公开姓名，起草了章程，准备了所有注册登记的必要的文件，郑重地到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处，希望他们受理。本来我们不设会长，为了申请登记才设了一个会长，叫李国涛，是硕士研究生。
第二次申请时，他们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式，叫我们自己找一个挂靠单位，比如说归于社科院下面的一个社联。可是，我们想找一个"婆婆"，人家不肯认。申请登记处的人态度还不错，比较客气，他们同意把我们的申请汇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备案，然后叫我们等待答复。但是我们等来了警察。他们警告我们不得先召开筹备会，我跟他们说，养猫、养兔子的协会都允许开筹备会，我们人本身反而不能开筹备会，这个道理我们不明白。中国当时有十多万个各种不同的团体，难道我一个小小的人权协会都排不上号吗？
我们在申请注册的同时，由杨周、林牧晨、李国涛和我组成的编委，筹办出版了〔公开通讯〕会刊，出了四、五期试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琪：当时上海的情况怎样？
王辅臣：上海当局可能受到中央的压力太大。黄菊当市长的时候还是比较理智的，我不是在这里帮共产党说话，但这一点必须肯定。应当说黄菊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很了不起，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在黄菊执政期间做成的，当时有一种相对宽松的态度，客观上给了我们帮助。但中国外交部宣布我们三人是罪犯，那上海当局是保不住的。既然是罪犯，就不会让你呆在社会上。所以我们不会怨地方政府，也不会怨中央某一个人。
可以说，我们下了三步险棋，尤其是民主沙龙，俗话说，先出头的椽子先烂，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受监控的状态下。但我们走出小小的一步，要胜过一万个纲领。中华民族，如果每一个人迈出小小的一步，那么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我们说：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先迈出这一步吧。
国际大气候对中国人权不利
安琪：你们的困境是否与国际上对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某种让步有关？
王辅臣：上海的朋友们在一九九四年遭到了中共的镇压，确实与国际社会重商机轻人权的风气息息相关。如九四年三月，美国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访华，中美人权谈判没有取得成果，他到北京与魏京生见了面，就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本来已经约定我和杨周在上海与他见面，但是就在沙特克到上海前夕，美国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通知我们取消了这个约会。沙特克的访华，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美国政府可能把贸易和中国人权记录脱钩，这是中国政府所求之不得的，因为中国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同西方社会在人权问题上进行长期的斗争，在国内进行些姿态性的人权改善，让国际社会也能看得过去。但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就推倒了所有原先准备好的宽容和思想准备。当然，转折点还是法国总理巴拉杜的访华。李鹏能够在北京迎接巴拉杜，意味着西方政府"六四"以来对中国的围堵和制裁基本上被中共全面突破。这就是当时的大气候。魏京生是四月一日巴拉杜访华前夕再度被抓的。四月十日巴拉杜离开中国，三天后中国政府就宣布我们为罪犯。这样一来，从四月到六月，我们为申请注册而公开报上去的理事就全部被抓了。幸亏会员名单没有写上去，要不然就全完了。
安琪：你对西方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有什么看法？
王辅臣：我认为西方政治中的随便与浅薄的政治思维，是和他们的权力来源与享用的期限太短是一致的。如美国对华贸易与人权脱钩的政策就是一个鸟笼政策，致使大陆民运背腹受敌。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去埋怨人家，但此事提醒了争取中国自由事业的人们，该是重建自己的理论并付诸实施的时候了。美国政治和社会哲学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当对民主、自由的理念的投入所获得的利益不足于超过预期的效益时，便弃理念而转入实惠。美国的轻率，使中共仅有的那么一点顾忌也消除了，客观上容忍了中共对大陆民主力量的打压。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强权，是不理会美国意识形态与社会伦理的，在短时期内也不足以给美国造成当年象苏俄那样的巨大威胁。美国既然看清了这一点，也就不必对大陆的民运力量抱有期望，对海外民运更是不屑一顾了。因为这些组织既不是可供美中交易的筹码，也不是可以换来美国最大利益的投注，那么美国是不会在实用主义下做傻事的。
"共产党也不是石头一块"
安琪：在今天邓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面临转型的时候，对于人权活动来说，是不是有了一种新的契机？
王辅臣：应该看到，邓后的江泽民所面临的是一个权威政治消失后的中国，对他来说，并没有从一个执政党的权力分配上获得全方位主导：借邓钦定的搬动已经作罢，剩下的就是权力与利益的交换了。因此，十五大后的政局不再有毛时代的"正统性"，而中国社会数十年积累的民族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都会逐渐露出水面。公民参与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也会加大。从长远看，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如果说以前是在等待一个老人去世后的转机，现在则是在考虑如何在未来保有自己的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权有人权的意义，它是摆脱了贫穷饥饿时代的吃饭权以后的社会参与的生存权。
相较于经济变革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政治民主上的公开诉求就不怎么明显，这说明压制的环境没有减缓。中国现代民主运动从兴起到今天，从来没有这样令国人失望与灰心。只有回过头来，关注自己，才有希望。既然无法从政治上诉求，便会借助经济问题引出政治议题。我始终认为民主理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缺的，唯对中国来说，缺乏的是找到如何能有效地参与并变观念为行动的手段。政治是解决关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问题，一旦缺乏手段，什么都无从谈起。民主运动缺乏手段，又如何去推行与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呢？
安琪：那么在海外，你觉得是不是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在人权方面有什么设想？
王辅臣：就目前来说，是先学习语言。作为长期从事人权保障而努力追求的人，虽然多次遭到政府的打压，但是我对他们还是没有什么个人成见，我还是主张给他们一个过程，还是应当和平理性，不能意气用事。你共产党意气用事，我不能意气用事。我认为，我们还得象道家一样，慢慢地循循善诱，就象中国传统的练功和烹饪一样，讲究和谐和引导，功到自然成。我认为中国做得到这一点。共产党也不是石头一块。我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共产党内部也有和他们自己水火不相容的思想意识。一杆子不能打翻一船人。江泽民要讲政治，讲法制。那么在新形势下，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和平努力，争取(组织)合法化，继续促进中国社会人权状况改善。我想所有人权协会的人，都会认同这一最低限度的纲领的。
我们人权协会诸多朋友都生活在大陆，被判遭关押的同仁陆续恢复人生自由。上海人权协会既已走了近二十年的路，就要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我对我的同志们说，作为一个人道的民众团体，我们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怎样，只要宪法上公民结社自由这一条存在一天，我们就要利用这一条存在下去，继续努力。
一九九七年五月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全文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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