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1日 星期一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痛述追随共产党的报应

 【按:多年前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1909年10月11日~2002年9月3日)晚年自撰年谱,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记录一生经历与所见所闻,坦诚态度与揭露性为世所罕见。本刊主编获赠一册,特简介其精华于本文,以弘扬中国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

千家驹(右)曾任中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图为1936年,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和杨梨音结婚照。
千家驹(右)曾任中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图为1936年,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和杨梨音结婚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中国老资格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在深圳谢世,那天是九月三日,也正好是他寿龄九十三岁。千家驹是中国二十世纪激进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十六岁就加入共产党,二十六岁已在经济学界享有名声,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直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周恩来和他比年龄时,才四十岁。他虽早年脱党,但一直是中共的追随者,他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党的同路人”,“以民主党派中的左派自居”。他抗战后居港三年的一半生活费(五百元)由中共地下党负责,四九年后享有高干八级待遇。文革后中共还准备提升他为政协副主席,他谢却了这享有国家领导人荣誉的职位。

16岁加入共产党 晚年秉笔直书心路历程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左派学者,却成为中共的真正的叛逆和无情的批判者,晚年撰述的个人年谱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年谱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

千家驹先生一九八九年赴美三年后,九三年返港,在深圳、香港定居。那时我有寄《开放杂志》向他请教,有段时间,他还成为我们的订户,九五年他宣布封笔,不再为报刊写文章。大约是九九年间,我收到千家驹先生寄来的一册《千家驹自撰年谱》,深蓝色封面,十六开精装本,并附一信,交代作者生前不拟发表。当时,即抽空展读,未及细阅,已发现其中有非常大胆坦白之言论,并附数十帧精美彩图,便珍藏之。

千教授在年谱自序中表示,有朋友拟为他作传,但见今之名人传记“类多溢美捧场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谱,实事求是”,记述生平与所见所闻,“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亦不为尊者讳。年谱印成后,不公开发行,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

现在,千教授已乘鹤归去,介绍他这本内容浩瀚的年谱于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打谎语,不作违心之论”的正直学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干史料秘辛。这本年谱的史料价值绝不在那些四海张扬的名流畅销书之下。

年谱对个人家世、学历、学术及亲朋关系皆有逐年详录,但着墨最多的还是他与中共的关系,包括中共篡政前他参与的左派学生运动与民主党派活动。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在桂林曾单独约见胡愈之与他,周对他说:“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些,作长期打算。”

因为当时他在广西非常活跃,在人们眼中“我好像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千家驹不隐晦中共对他的信任与他的左派立场,一九四五年他与前辈戏剧家欧阳予倩在广西共过事,一道加入民盟。后来欧阳又加入中共,千家驹致信祝贺,欧阳回说,他的思想转变受千家驹启发不少。

见证中共用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上海市信大祥绸布商店挂上公私合营新店牌。
中共搞公私合营,侵吞民族资本家财产。图为上海市信大祥绸布商店挂上公私合营新店牌。(网络图片)

一九四九年中共当权后,千家驹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等顾问”,同时兼清华、交大教授。刘少奇所谓“剥削有功论”的天津讲话,他当时在场,会后,还和市长黄敬等陪刘少奇吃饭聊天。他承认,他那时思想比刘少奇还要“左”。他说刘那次天津之行,功劳很大,稳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则,不少人会逃往上海、香港。

八月间,他又陪陈云去上海,“上海所有党政领导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很了解他们,因此,对潘汉年、杨帆“特务”案,他是不信的,他看过中共内部机密文件,该案是因为公安部长罗瑞卿给毛的报告而定的,他知道潘对中共贡献极大,罗瑞卿所说,显系诬陷。

中共篡政后,周恩来任命千家驹做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后改名为工商管理局)副局长,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任局长(挂名),当家还是千家驹,负责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这个职位一直做到文革前夕。

年谱中谈到建国初期对外资企业的处理问题,是很有趣的一段史话。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毛泽东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外企全部被中共接管了。不欠外国一分钱,令西方各国哭笑不得。

千家驹写到这里,想起毛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头头的一次谈话,毛谈到外国承认的问题时说:“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千说当时以为是笑话,原来是真的,千家驹见证了中共“用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为反右批判章乃器而深感内疚

反右运动中,斗争批判
反右运动中,斗争批判“大右派”知识分子章乃器等人。(网络图片)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对千家驹与中共关系的一次大冲击。他说,反右“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牵涉人数最多被害最惨的一次”,右派绝大多数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精英,反右之后知识份子鸦雀无声,说蚂蚁比象大,也没人敢说不字了。

年谱详述了反右中的“章罗联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在民盟中争权势不两立,毛也一清二楚,为了打击民盟而定罪。使他看到“毛泽东做事向来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心狠手辣”。民盟内的左派疯狂批章罗,包括中共秘密党员吴晗。

千家驹写道“吴晗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千家驹对自己在反右中被当作左派,也作了坦白的检讨,尤其在批判粮食部长章乃器时的表现。年谱中交待了他与章乃器多年的关系,他认为曾为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而且男女关系太乱。不过,反右对他的政治批判却错了,如章反对“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主张工人阶级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等观点都很有见地,而且,在压力下不认错,有骨气,有自信,毛说他是“花岗岩脑袋”。千家驹说,这种知识份子的硬骨头是值得景仰的,并对自己的批章行为感到“内疚之至”。

千家驹透露,华罗庚亲自告诉他,他从美国回来,被中共追查原因,几次检查通不过,最后抄了别人的一份检查,把自己臭骂一通,才过了关。

到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国知识份子都不敢说话了,敢说的只有党内有地位的人,于是出现了庐山会议的斗争,彭德怀为民请命,被打下去,千家驹寄以深切的同情。

年谱中透露,中共内部对大饥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饿死人数,有过三次统计:六三年四月统计为一千二百万人,六四年统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万人,六五年第三次统计为二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人。这是从未见过的保密资料,笔者由此想到,邓小平对外国人说“文革死了多少人?永远也统计不了。”完全是骗人的大话,每次运动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中共各级党委保险柜里,从来都有绝密档案。

看透毛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本质

毛泽东策划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千家驹对共产党从质疑、不满走向彻底的幻灭。首先他从一个博古通今知识份子的立场,洞悉文革的荒谬性。他说,文革“把中国自有书契以来的一切文化,视为‘封建主义文化’,把西方国家的文化名为‘资产阶级文化’,把苏联的文化名为‘修正主义文化’,统统要一扫而光……”

千家驹对毛为何要打倒刘少奇的看法同我们很相近,即毛受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影响,怕刘成赫鲁晓夫第二将来反他。而毛是有帝王心态的人。千说,只有周恩来看透了毛这种性格,自知与毛的关系是君臣关系而非同志关系,呈毛的文件中,有颂周的文字,周都要划去才上报。刘少奇则不同,千家驹写道:

刘少奇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新辞,造成了毛泽东在党内神的地位,其结果是他自己被这个神所整死,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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