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后续编辑
文化大革命编辑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13]。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主持中央具体事务，而林彪在会上依然坚定支持毛泽东路线；该会议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3][218][219][220]。此后，刘少奇主导推出“三自一包”政策以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获得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的支持[219][221][222]。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会议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后广为流传的“猫论”（早期版本）：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223]。
但此后，毛泽东与刘、邓等人之间分歧加大，尤其在阶级斗争等问题上[218]。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多着重于如何提高粮食生产等问题，而毛泽东则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同时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16][224][225][226]。1963年，毛泽东在全国发起“四清运动”，毛与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升级[226][227]。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道[219][228]︰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夏季我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全会，把这些问题都抖落出来了。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其中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三自一包”成为刘少奇的主要罪状[219][229]；邓小平则遭到下放劳动。
改革开放编辑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工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系统性的转变， 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到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30][231]。拨乱反正期间，1980年2月23-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获得彻底平反，《人民日报》称“刘少奇的冤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232]；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时说[233][234]：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233][234]：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到[1][19]：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但是，对于大饥荒，中国大陆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所致，而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和主流媒体则开始回避这一讨论[2][72][235]。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普通高中教科书称之为“我国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236]。
各界评论及观点编辑
中国共产党人士编辑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关于大饥荒和经济形势困难的估计，以及采取的“三自一包”改革政策，感到不满[14][15][16][237]。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直接冲突，毛当面斥责道：“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则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6][237][238][239]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240]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241][242]“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243]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244]“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241][245]
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回忆这段历史说：“（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妇女穿白鞋吊丧）。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246]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247][248]
其他在各种公开场合承认大规模饿死农民的中共高级干部还包括：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249]、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05]、出狱后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其声称全国当时大致饿死500万人左右）、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等[250]。
媒体界编辑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笔名”依娃”）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出版，她调查大饥荒的动机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251]。她曾表示，中国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一面哭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大饥荒死难者的名字[252]。她认为，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没有瘟疫的情况下，饿死了四千至五千万的人口，是当时统治者的政策错误。她亦反对使用“非正常死亡”这个词代替饿死[253]。
2012年11月，媒体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饥荒报道——假新闻也是真历史的草稿》，对“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论做出了嘲讽[254]。
2012年4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通过新浪微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引发部分网友激烈抗议。次日，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转发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饿死人是谣言，是外国人写的党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报道，提到：“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255]。
学术界编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从制度层面研究饥荒。他认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256][257]。民主“正常运作”指有自由表达不同观点，而不是多数人暴政[258]。他表示，中国大跃进失败造成1958-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而政府却不修正错误的政策，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资讯；公社里的人当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们看到报纸上说形势一片大好（这是没有新闻自由的结果），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失败了，而不是政策有问题，所以他们数字造假。当大饥荒达到高峰的时候，北京根据造假数字，得出的结论是收成比实际多出一百万吨[259]。还有学者的观点是：将大灾难的责任归结到毛退居二线之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负有直接责任，或认为毛是无责任的受害者，譬如，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在其著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第三章“大饥荒解析”，称饥荒的主要责任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260]。 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的亲属派系后代则将主要责任归结为毛的好大喜功独断专行，并称刘周邓陈等是冒着政治生命终结的风险与毛做了斗争。
2013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其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79]。杨继绳认为孙经先以“迁移后不上户口”解释人口变化，而没有解释没有户口如何获得粮食配给[261]。孙经先反驳称粮食配给制针对当时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通过参加生产小队劳动而分得粮食，因而不需要购买实行配给制的商品粮[80]。
201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撰文表示，“‘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262]
2012年，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认为：“大饥荒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20世纪人类的一个很大的惨案。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这一段被抹掉了。中国的历史书上没有大饥荒的记载，就连大饥荒这个词都没有，只是说“3年自然灾害”，或者是‘困难时期’。”[263]
2011年6月，历史学学者曹树基在《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一文中说道：“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2000万人口与死亡3000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因为，每一个饿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价值，没有理由说，谁的生命重于泰山，谁的生命又轻于鸿毛。对于大饥荒的制造者，屈死的生灵和他们的家属永远保持追究责任的权利，即便对于那些死绝的饿殍，存活的人们也有义务为他们讨回公道。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造成人口死亡的这场大饥荒，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对于大饥荒中死亡人口数据的质疑，开始蔓延，有渐渐变成一种社会思潮的趋势。”[264]
2011年3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表示，《墓碑》一书是作者杨继绳“为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也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265]的中国人立墓碑。”杨继绳在此书中写道：“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266][267]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268][269] 2013年，袁隆平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再次提道：“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我亲眼看到五个饿殍，倒在田埂上、路旁边和桥底下，饿死几千万人啊。... 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270]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把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271]
1991年，费正清教授出版《中国新史》专章讨论“大跃进”，开宗明义即说中国共产党所强行实施的政策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97]。
其他编辑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时，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余杰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252]。
2014年，署名“北原”的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批评“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探索性质的错误”，但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并且批评“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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