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2日 星期三

时 代 风 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事记(1979-1996)

“七七宪章”运动

“八月工潮”

“团结工会”

阿尔巴尼亚:谢胡“自杀”

东欧政治风暴

波兰:剧变从波共妥协退让开始

匈牙利:剧变由共产党内部斗争引发

民主德国:公民大量外逃诱发政局大变

捷克斯洛伐克: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成为剧变突破口

保加利亚:东欧剧变影响下和外部压力下的演变

罗马尼亚:激烈爆发的剧变由军队倒戈而升级

巨变后的东欧各国共产党

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正在下降和丧失

东欧各国共产党自身出现严重危机

东欧改革的继续和发展:1980—1988年

东欧五国改革综述

东欧五国改革的共同趋势

五国改革的基本做法

洛基泰莱克会议

波兰圆桌会议

开放柏林墙

蒂米什瓦拉事件

齐奥塞斯库之死

苏联的改革:1980—1988年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转折及苏联解体:1988—1991年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沙塔林计划

“8.19”事件

苏联解体之年的经济形势

一、生产急剧滑坡经济每况愈下

二、财政入不敷出内债外债激增

三、通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恶化

四、夺权斗争激化,俄带头争夺中央经济大权

俄罗斯十月流血事件始末

从一致到对立

决战的准备

解散议会,引而不发

各界的调解活动

炮轰白宫,政权归一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外

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更多内容


本专栏部分资料摘自程玉海、曹胜强合著《20世

纪的世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2011年10月11日 星期二

本拉登死后,中国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

半岛新闻 � 来源:半岛新闻

原文链接:http://english.aljazeera.net/indepth/features/2011/05/201156132839140238.html

译者:beast

校对:南山

本拉登死后,中国人对相关局势的感觉比较复杂,一方面对美国秘密行动的成功感到钦佩,另一方面也担心华盛顿下一步的关注对象会是哪里。

美国眼里最邪恶的恐怖分子才死了一周,中国却已经为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敌人而担惊受怕。几乎是伴随着本拉登在巴基斯坦死亡的消息,中国的分析家已经开始猜测华盛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为什么美国没有活捉本拉登呢?”军事分析家郭轩猜测,“因为他已经没有作为美国在境外的反恐战争的借口的价值了。就是因为本拉登所以美国可以在全球许多地方进行前所未有的战略部署。但是利比亚和北约的袭击改变了游戏,美国已经不需要本拉登来确保他们的地位”

甚至在本拉登死之前,北京已经表示了对美国的战略关注从反恐转到遏制中国等其他崛起经济体的担忧。

《当代国际关系杂志》编辑林利民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关于利比亚僵局的文章。他的观点为: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在利比亚的行动中带头,是因为它终于意识到它真正应该担忧的其实是新兴的国家。

“如果美国对利比亚的态度不是一个战术而是出于战略考虑的话,并且他们真正意识到他们不应该花费军事力量和精力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上,而是应该集中关注崛起的新兴国家,那么我们国家的确有理由表示担忧。”林表示。

美国出兵阿富汗一直在中国政治家中存在争议。中国之所以加入全球反恐,是因为本拉登希望建立阿拉伯帝国和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治意图,对中国动荡的穆斯林西北部新疆造成直接威胁。但中国对美国的意图表示怀疑,担心华盛顿真正是想要长期影响中东地区,而这里一向被中国认为是其后院。

对于美国击毙这个恐怖主义头子一事,北京官方赞扬说这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事件和积极进展。”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本拉登死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姜瑜评论说:“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敌。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她指的是新疆地区,穆斯林分裂分子一直在那里进行反抗中国统治的血腥暴动。北京将全球反恐与其镇压穆斯林地区的分裂势力联系起来,坚称它那些暴动是受外部力量指使的。

中国公众对本拉登的死混杂着不情愿的对美国能够当着总统奥巴马的面执行秘密任务的钦佩,以及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恐惧。

“整个事件看起来就像直接是从‘24小时’(美国反恐电视剧)移植出来的,”电视制作人黄梅说,她几乎毫不掩饰敬畏之情。“他们该有多先进和自信才能邀请他们总统去亲自看暗杀行动直播!”

但是也有一些中国民众认为本拉登的死对反美情绪的培养是一种打击。

“伟大的反美展示本拉登被杀了!真是杯具!”新浪微博的一个评论写道。

“这是真的?太棒了!”另一个写道,“那现在剩下的唯一恐怖分子就是米国了!”

评论家们已经开始分析奥巴马从这次事件中获得的政治筹码和对奥巴马即将赢得第二任期的可能性做准备。评论员陈冰在《新京报》上预测美国会利用本拉登之死加强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并结束阿拉伯之春。

“多么好的一个对所有中东地区反美政治家发布警告的机会。”陈说“这是美国表示要按照自己的设计来改造中东的一份声明。”

波兰:剧变从波共妥协退让开始

 

1989年1月17—18日,波兰统一工人社会党十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的召开,是波兰国内局势的一个转折点。1988年,团结工会利用波兰的经济困难和改革措施的失当,东山再起.组织了三次全国性大罢工。为了稳定波兰国内局势,争取西方援助,摆脱经济危机,波兰统一工人党作出了重大妥协,在十中全会上通过了两项决定:一是波兰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二是有“条件地”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组织。

根据波共十中全会精神,2—4月举行了有各党派、社会团体与组织、教会和“建设性反对派”参加的圆桌会议、会议在反复协商和激烈争论后,双方达成新的妥协:有条件地确立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波将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和“议会民主制”;自由选举产生参议院;允许反对派在新议会中占有359,6的议席,并于6月举行大选。波内务部长基什查克(波共党员)在圆桌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认为,波兰圆桌会议使得“一个历史篇章正在结束”,“又一篇正在开始”。而路透社在评论中认为,波兰“在走向议会民主制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于6月4——18日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出入预料:波共失利,团结工会获胜。经过两轮选举,波共在议会中仅获得圆桌会议协议所规定的最低限额173席,参议院一席未获;团结工会赢得了议会中35X的议席和参议院99%的议席。美国总统布什认为,选举结果表明,波兰“正在走向自由和民主”。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虽然承认大选结果对波共不利。但又认为“政治上妥协总的说起来对党有利”。

团结工会大选得势后,又步步紧逼。先是在总统选举中发难,使得波兰统一工人党总统候选人雅鲁泽尔斯基仅以一票的微弱多数勉强当选总统;接着,在总理人选和政府组成问题上大作文章,背弃了圆桌会议协议中“不组阁”的承诺,加上与波党结盟几十年的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倒戈,投靠团结工会,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了少数。8月24日,波共被迫再次退让,同意团结工会的核心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组织政府。9月12日新政府组成。

在新政府23个席位中,团结工会占了12个席位,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占7个席位,而波共仅得到4个席位。至此,波共统一工人党丧失了对国家的领导权,而实际上成为新政府中的少数派。7月,马佐维耶茨基总理对政府进行组成后的第一次大改组,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人阁的3名部长被解职。9月,雅鲁泽尔斯基总统任期刚满1年(规定任期5年),就在团结工会的压力之下,被迫同意于11月25日提前进行总统普选,由瓦文萨取代总统的位置,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丢掉手中的全部权力。

团结工会上台后,利用执政地位,一步步瓦解和夺取社会主义的阵地。先是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1989年12月29日),取消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提法,以“改变制度”。接着于1990年初提出经济纲领,要进行所有制变革,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根据这个纲领,1991年完成将80%的国营企业向国内外私人的出售工作,波政府高级官员承认,纲领的目标是在波兰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时,取消工厂企业中波共的基层组织,并以军队和内务部“国家化”、“非政治化”为由,夺取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后,处处受团结工会的打击排挤,在政府中的领导人及党员遭清洗,党的财产被没收,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处境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于1990年1月28日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自己的活动。当天晚上,出席党的“十一大”的1200名代表成立了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一些不愿加入新党的党员则另外成立了新的组织,100名代表组建了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联盟;其余代表组建波兰劳动人民党。波共迅速分裂,分裂后,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200万党员,实际所剩不到一半,这些党均改变了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性质。

短短几个月,波兰的形势急转直下,国家政权和波共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011年10月10日 星期一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神州觉醒

 

中国同盟会成立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酝酿
1

  1. 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期间,经常同好友抨击时政,谈论革命。图为1888年10月,他在香港西医书院同杨鹤龄(左一)、陈少白(左三)、关心焉(左四)和尤列(后立者)合影。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期间,经常同好友抨击时政,谈论革命。图为1888年10月,他...
  2.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翌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设兴中会总部,以“乾亨行”名义作掩护。图为乾亨行旧址。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翌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设兴...
  3. 1901年春,孙中山从日本到达檀香山宣传革命时同家人合影(前排中坐孙母杨太夫人;后排左四孙眉、左五孙中山,左六孙夫人卢幕贞)。1901年春,孙中山从日本到达檀香山宣传革命时同家人合影(前排中坐孙母杨太夫...
  4. 邹容(1885-1905)四川巴县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1902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1903年回国,在上海出版《革命军》。同年5月,因“苏报案”被捕,1905年4月病死狱中。邹容(1885-1905)四川巴县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1902年...
  5. 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著《警世钟》和《猛回头》。1904年2月,同黄兴等在长沙创建华兴会,1905年在日本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同年12月,为反对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在日本蹈海自杀。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1903...
  6. 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号太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年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号太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
  7. 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部分刊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部分刊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8. 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图为华兴会部分会员在日本合影(前排左一黄兴、左三胡瑛、左四宋教仁、左五柳扬谷;后排左一章士剑、左四刘揆一)。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图为华兴会部分会员在...
  9. 1904年11月,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组织光復会。图为该会誓词。1904年11月,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组织光復会。图为该会誓词。
  10.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积极奔走,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图为1905年春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同中国留学生合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积极奔走,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图为1905年春他在比利时...
  11.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图为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时的情形(画照)。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图为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时的情...
  12. 会议确定了同盟会纲领。图为后来孙中山后书赠友人的中国同盟会纲领。会议确定了同盟会纲领。图为后来孙中山后书赠友人的中国同盟会纲领。
  13. 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14. 黄兴同民报社同仁在东京合影(前排左三黄兴、左四陈天华、左五章士剑;后排左一宋教仁)。黄兴同民报社同仁在东京合影(前排左三黄兴、左四陈天华、左五章士剑;后排左一宋...
  15.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改良派的《新民义报》展开论战。图为1906年4月《民报》第三号的号外——《民报兴新民业报辩驳之纲领》。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改良派的《新民义报》展开论战。图为1...
  16. 1906年2月,孙中山同新加坡同盟会分会会员合影(前排左起:林斡廷、张永福、陈楚楠、孙中山、尤列、林羲顺;后排左起:吴梧叟、张华丹、张继、陈和、邓子瑜、黄耀廷、张秉庚)。1906年2月,孙中山同新加坡同盟会分会会员合影(前排左起:林斡廷、张永福、...
  17. 同盟会成立后,领导、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图为1907年5月广东潮州黄岗起义军誓师出发时的情形。同盟会成立后,领导、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图为1907年5月广东潮州黄岗起义军...
  18. 1907年12月,孙中山指挥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时戴的帽子。帽子里写有“镇南关占领纪念 高野”字样。“高野”为孙中山化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1907年12月,孙中山指挥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时戴的帽子。帽子里写有“镇...
  19. 秋瑾(1875-1907)浙江绍兴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加光復会和同盟会。1906年回国,创办《中国女报》,主持大通学校,组织光復军。在谋划浙、皖起义时被捕牺牲。秋瑾(1875-1907)浙江绍兴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1904年...
  20. 徐锡麟(1873-1907)浙江绍兴人。1904年参加光復会。1907年在安庆发动起义,被捕牺牲。图为他被捕后写的供词。徐锡麟(1873-1907)浙江绍兴人。1904年参加光復会。1907年在安...
  21.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起义。图为起义前夕林觉民在手帕上写给妻子的绝笔书,言词深切,感人肺腑,表现了革命党人的高尚情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起义。图为起义前夕...
  22. 方声洞在起义前夕写给父亲的绝笔书,表达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方声洞在起义前夕写给父亲的绝笔书,表达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23. 起义失败,死难烈士埋葬在广州郊外黄花岗。图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起义失败,死难烈士埋葬在广州郊外黄花岗。图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24. 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图为中华革命军筹饷发给余安的捐款收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图为中华革命军筹饷发给余安的捐款...

“团结工会”

 

1980年7月1日,波兰政府公布肉制品提价40—60%,立即引起群众不满,全国各地开始出现罢工。面对着不断蔓延的罢工浪潮,波政府不得不同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8月31日,罢工领袖瓦文萨与政府副总理雅盖尔斯基签署复工协议,政府同意在承认统一工人党领导作用和波苏同盟条件下成立“独立自治工会”。不久,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筹委会宣告成立,瓦文萨当选为临时负责人。

9月22日,波全国36个独立自治工会的代表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二次会晤,通过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工会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和政治组织,它的宗旨是保护职工的权利、尊严和利益,”“在职工利益遭到严重侵犯时,工会组织将领导职工的抗议活动,在必要时则可宣布罢工”,还规定在工厂、企业、政治组织和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不能担任工会的职务。这次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17个工会运动行政管理区,工会总部设在格但斯克。

9月24日,团结工会全国协议委员会负责人正式向华沙地区法院提交了要求登记的申请。团结工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十分迅速,很快就发展到950万会员(波兰人口为3700万,有权加入工会的人数为1200万),统一工人党300万党员中有100万加入了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之所以能如此发展迅速,是因为它接过了波兰广大工人在工潮中提出的“要社会主义,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的口号和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波兰历届党的总书记,在领导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没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照搬苏联,高度集权,搞大跃进、“洋跃进”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境地。特别是盖莱克担任第一书记时,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在经济上片面追求高速度,他推行“高速度发展战略”,实行“三高”(高速度、高消费、高积累)政策,要求在短时间内实现第二次工业化,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宏观经济严重不平衡。与此同时,又过快地提高工人工资,实行多福利政策,使社会购买力大大超过劳务和商品供应量,出现消费品严重短缺,市场供求十分紧张的局面。国家大幅度价格补贴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大举借债和盲目引进,给国民经济造成沉重负担。到1980年整个国民经济一片混乱。这正是团结工会产生的深刻的经济根源。

波党领导层存在的大量腐败现象,又是团结工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的政治社会原因。波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逐步滋长了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日益蔓延,最后发展到党政机关许多领导干部,上起中央第一书记,部长议会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如盖莱克本人曾动用200万美元修建私人别墅,其夫人在巴黎购买珠宝首饰,一次就花去4万美元。前总理雅罗谢维奇的儿子在巴黎赌博,一个晚上就输掉5万美元。波最高监察院1980年7月曾宣布,在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并得到确认的人中,有3名中央书记,57名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和副部长或同级干部,51名省长和副省长。据1981年的调查材料,波兰全国有800个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被西方称为波兰的“红色权贵”、“红色资产阶级”。党和国家内存在的这种惊人的腐败现象,严重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和生产积极性,影响到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随着团结工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它的活动和要求也日益广泛和扩大。从开始时单纯的组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到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1981年9月到10月,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要“改建国家机构”,“打碎现行经济组织结构”。会后团结工会更积极地组织罢工,号召工人“走上街头”,提出“对抗不可避免”,仅1981年全国就爆发罢工2500次。还有人表示,“应该提出政权问题”,“成立临时政府”。到1981年底,团结工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全国实行总罢工,建立武装的工人卫队,准备武装夺权。

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加上濒临崩溃边缘的经济状况,把波兰党和国家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81年10月16日,波兰党召开九届四中全会。会上一些代表严厉批评“中央领导不力”,对工会激进派一再“退让和表现软弱”,全会选举雅鲁泽尔斯基担任第一书记。11月28日,波党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强调应授予政府必要的权利,制止对国家的颠覆活动,同时重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新进程的愿望,雅鲁泽尔斯基在会上讲话强调经济改革是摆脱危机的基本前提。

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人战时状态。为此成立了由15名将军和5名上校组成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接管全国,波国务委员会颁布《关于战时状态的法令》,其中决定暂时禁止行使或限制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如通信、结社、言论、出版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自由权,暂时停止各工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的活动等等。救国军事委员会拘捕了团结工会的大部分领导人,各地共抓了约5000名团结工会骨干分子,对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实行软禁。1982年10月8日,波兰议会通过了新《工会法》,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从此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入了地下。

“团结工会”

 

1980年7月1日,波兰政府公布肉制品提价40—60%,立即引起群众不满,全国各地开始出现罢工。面对着不断蔓延的罢工浪潮,波政府不得不同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8月31日,罢工领袖瓦文萨与政府副总理雅盖尔斯基签署复工协议,政府同意在承认统一工人党领导作用和波苏同盟条件下成立“独立自治工会”。不久,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筹委会宣告成立,瓦文萨当选为临时负责人。

9月22日,波全国36个独立自治工会的代表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二次会晤,通过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工会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和政治组织,它的宗旨是保护职工的权利、尊严和利益,”“在职工利益遭到严重侵犯时,工会组织将领导职工的抗议活动,在必要时则可宣布罢工”,还规定在工厂、企业、政治组织和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不能担任工会的职务。这次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17个工会运动行政管理区,工会总部设在格但斯克。

9月24日,团结工会全国协议委员会负责人正式向华沙地区法院提交了要求登记的申请。团结工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十分迅速,很快就发展到950万会员(波兰人口为3700万,有权加入工会的人数为1200万),统一工人党300万党员中有100万加入了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之所以能如此发展迅速,是因为它接过了波兰广大工人在工潮中提出的“要社会主义,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的口号和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波兰历届党的总书记,在领导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没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照搬苏联,高度集权,搞大跃进、“洋跃进”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境地。特别是盖莱克担任第一书记时,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在经济上片面追求高速度,他推行“高速度发展战略”,实行“三高”(高速度、高消费、高积累)政策,要求在短时间内实现第二次工业化,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宏观经济严重不平衡。与此同时,又过快地提高工人工资,实行多福利政策,使社会购买力大大超过劳务和商品供应量,出现消费品严重短缺,市场供求十分紧张的局面。国家大幅度价格补贴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大举借债和盲目引进,给国民经济造成沉重负担。到1980年整个国民经济一片混乱。这正是团结工会产生的深刻的经济根源。

波党领导层存在的大量腐败现象,又是团结工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的政治社会原因。波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逐步滋长了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日益蔓延,最后发展到党政机关许多领导干部,上起中央第一书记,部长议会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如盖莱克本人曾动用200万美元修建私人别墅,其夫人在巴黎购买珠宝首饰,一次就花去4万美元。前总理雅罗谢维奇的儿子在巴黎赌博,一个晚上就输掉5万美元。波最高监察院1980年7月曾宣布,在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并得到确认的人中,有3名中央书记,57名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和副部长或同级干部,51名省长和副省长。据1981年的调查材料,波兰全国有800个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被西方称为波兰的“红色权贵”、“红色资产阶级”。党和国家内存在的这种惊人的腐败现象,严重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和生产积极性,影响到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随着团结工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它的活动和要求也日益广泛和扩大。从开始时单纯的组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到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1981年9月到10月,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要“改建国家机构”,“打碎现行经济组织结构”。会后团结工会更积极地组织罢工,号召工人“走上街头”,提出“对抗不可避免”,仅1981年全国就爆发罢工2500次。还有人表示,“应该提出政权问题”,“成立临时政府”。到1981年底,团结工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全国实行总罢工,建立武装的工人卫队,准备武装夺权。

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加上濒临崩溃边缘的经济状况,把波兰党和国家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81年10月16日,波兰党召开九届四中全会。会上一些代表严厉批评“中央领导不力”,对工会激进派一再“退让和表现软弱”,全会选举雅鲁泽尔斯基担任第一书记。11月28日,波党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强调应授予政府必要的权利,制止对国家的颠覆活动,同时重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新进程的愿望,雅鲁泽尔斯基在会上讲话强调经济改革是摆脱危机的基本前提。

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人战时状态。为此成立了由15名将军和5名上校组成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接管全国,波国务委员会颁布《关于战时状态的法令》,其中决定暂时禁止行使或限制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如通信、结社、言论、出版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自由权,暂时停止各工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的活动等等。救国军事委员会拘捕了团结工会的大部分领导人,各地共抓了约5000名团结工会骨干分子,对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实行软禁。1982年10月8日,波兰议会通过了新《工会法》,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从此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入了地下。

“团结工会”

 

1980年7月1日,波兰政府公布肉制品提价40—60%,立即引起群众不满,全国各地开始出现罢工。面对着不断蔓延的罢工浪潮,波政府不得不同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8月31日,罢工领袖瓦文萨与政府副总理雅盖尔斯基签署复工协议,政府同意在承认统一工人党领导作用和波苏同盟条件下成立“独立自治工会”。不久,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筹委会宣告成立,瓦文萨当选为临时负责人。

9月22日,波全国36个独立自治工会的代表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二次会晤,通过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工会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和政治组织,它的宗旨是保护职工的权利、尊严和利益,”“在职工利益遭到严重侵犯时,工会组织将领导职工的抗议活动,在必要时则可宣布罢工”,还规定在工厂、企业、政治组织和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不能担任工会的职务。这次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17个工会运动行政管理区,工会总部设在格但斯克。

9月24日,团结工会全国协议委员会负责人正式向华沙地区法院提交了要求登记的申请。团结工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十分迅速,很快就发展到950万会员(波兰人口为3700万,有权加入工会的人数为1200万),统一工人党300万党员中有100万加入了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之所以能如此发展迅速,是因为它接过了波兰广大工人在工潮中提出的“要社会主义,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的口号和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波兰历届党的总书记,在领导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没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照搬苏联,高度集权,搞大跃进、“洋跃进”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境地。特别是盖莱克担任第一书记时,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在经济上片面追求高速度,他推行“高速度发展战略”,实行“三高”(高速度、高消费、高积累)政策,要求在短时间内实现第二次工业化,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宏观经济严重不平衡。与此同时,又过快地提高工人工资,实行多福利政策,使社会购买力大大超过劳务和商品供应量,出现消费品严重短缺,市场供求十分紧张的局面。国家大幅度价格补贴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大举借债和盲目引进,给国民经济造成沉重负担。到1980年整个国民经济一片混乱。这正是团结工会产生的深刻的经济根源。

波党领导层存在的大量腐败现象,又是团结工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的政治社会原因。波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逐步滋长了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日益蔓延,最后发展到党政机关许多领导干部,上起中央第一书记,部长议会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如盖莱克本人曾动用200万美元修建私人别墅,其夫人在巴黎购买珠宝首饰,一次就花去4万美元。前总理雅罗谢维奇的儿子在巴黎赌博,一个晚上就输掉5万美元。波最高监察院1980年7月曾宣布,在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并得到确认的人中,有3名中央书记,57名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和副部长或同级干部,51名省长和副省长。据1981年的调查材料,波兰全国有800个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被西方称为波兰的“红色权贵”、“红色资产阶级”。党和国家内存在的这种惊人的腐败现象,严重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和生产积极性,影响到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随着团结工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它的活动和要求也日益广泛和扩大。从开始时单纯的组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到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1981年9月到10月,团结工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要“改建国家机构”,“打碎现行经济组织结构”。会后团结工会更积极地组织罢工,号召工人“走上街头”,提出“对抗不可避免”,仅1981年全国就爆发罢工2500次。还有人表示,“应该提出政权问题”,“成立临时政府”。到1981年底,团结工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全国实行总罢工,建立武装的工人卫队,准备武装夺权。

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加上濒临崩溃边缘的经济状况,把波兰党和国家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81年10月16日,波兰党召开九届四中全会。会上一些代表严厉批评“中央领导不力”,对工会激进派一再“退让和表现软弱”,全会选举雅鲁泽尔斯基担任第一书记。11月28日,波党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强调应授予政府必要的权利,制止对国家的颠覆活动,同时重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新进程的愿望,雅鲁泽尔斯基在会上讲话强调经济改革是摆脱危机的基本前提。

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人战时状态。为此成立了由15名将军和5名上校组成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接管全国,波国务委员会颁布《关于战时状态的法令》,其中决定暂时禁止行使或限制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如通信、结社、言论、出版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自由权,暂时停止各工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的活动等等。救国军事委员会拘捕了团结工会的大部分领导人,各地共抓了约5000名团结工会骨干分子,对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实行软禁。1982年10月8日,波兰议会通过了新《工会法》,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从此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入了地下。

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2011年10月9日 星期日

“八月工潮”

 

1980年7月1日,波兰政府宣布提高“特种肉店”(议价肉店)的肉和肉制品价格,提价幅度为40—60%。涨价决定公布之后,工人不满。当天,热舒夫省一家交通设备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对肉价上涨给予补贴,并反对实行新的劳动定额。接着,全国一些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以补偿因涨价带来的损失。政府虽同意增加工资4—10%,但并未平息罢工。

8月14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1.6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各地工人纷纷响应,罢工进入新阶段。罢工者除提出一些经济要求外,还提出了许多政治要求,如:要求恢复1970年12月罢工中被开除的工人的公职,解散现有工会组织,建立自由工会,为1970年12月事件中死亡的工人树立纪念碑等,并要求政府在报刊上公布工人的要求。

24日,统一工人党召开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免去巴比乌赫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扬·什德拉克和副总理塔·弗扎什奇政冶局委员的职务,增选约·平科夫斯基和斯·奥尔绍夫斯基为政治局委员。同日,国务委员会决定免去巴比乌赫总理皮卡和弗扎什奇副总理的职务,任命平科夫斯基为总理,塔·格拉有斯基和亨·基谢尔为副总理,并撤换了几名部长。次日,工会中央理事会举行会议,扬·什德拉克辞去理事会主席职务,由中央候补委员、冶金工人罗·扬科夫斯基接任。但上述措施未能平息罢工浪潮。

31日,以政府副总理米·雅盖尔斯基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同以瓦文萨为首的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进行谈判。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保证罢工者的罢工权利和安全;尊重言论、印刷和出版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等21条政治和经济条件。双方达成协议,政府同意建立独立自治工会,保证罢工者人身安全等部分重要政治条件,满足罢工者提出的经济要求;罢工委员会承诺,遵守宪法确定的各项原则,承认统一工人党对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同意结束罢工。根据此协议,8月31日17时,罢工委员会宣布停止罢工。

从7月1日到8月31日两个月内4800家企业、60万职工参加罢工,罢工波及全国49个省。这是波兰解放后最大的一次罢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罢工规模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的。

1980年9月5—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缺席。会议由国务委员会主席享里克·雅布翁斯基主持。全会决定,解除盖莱克的中央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选举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斯·卡尼亚为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在会上说“经济政策上的严重错误和社会生活的不正常,是这次大规模罢工浪潮的基本原因。”他认为,“罢工”并不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是反对政策的歪曲和错误”,“不是反对人民政权,而是反对不好的管理方法”。他提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社会对人民政权的信任,恢复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对党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