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硅谷工程师：如何应对中共的精准镇压

 

白纸运动后的精准抓捕 凸显数位极权正在升级

运营商局方（警方）专用伪基站车辆示意图。（受访者提供）

记者李熙采访报导）在各地大规模的反封控“白纸运动”后，中共坚持的防疫清零政策松绑了，国务院联防联控小组摘牌了，但是抓捕镇压白纸运动抗议者的行动仍在持续，不排除秋后算账的可能。

微型基站、大数据成中共秋后算账工具

根据推特“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爆料，四川省成都市，有参与白纸运动的抗争者接到警察电话询问有没有参加抗议活动？还被问健康码是否变黄？据这位网民说，警察在电话中称，他们整理出了参与游行的人名清单，正在按照清单打电话核实。广州市海珠区警方更是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直接上门抓人。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还爆料：“网民投稿，上海市政府在推行微型基站，通过运营商网路与大资料中心连结，用来自动记录来往的手机，通过手机资讯收集经过人员的到达轨迹。这些微型基站计划安装在所有的商铺、商场、酒店、停车场、社区办公楼园区。”

推特“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爆料。（网路图片）

这个微型基站是否与中共当局的精准抓捕有关？大纪元记者采访了长期与数字极权抗争的硅谷湾区工程师钟山来谈一下，什么是微型基站？

钟山表示，“微型基站是在4G基础上做5G增强，或者在现有5G基础上做加强。其一，有助于打破城市信息孤岛。监控点和小基站联动，都按照统一标准接入从4G到5G入网。第二，5G小基站入网监控系统后可以直接对接，人工智慧、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融合监控更为及时顺畅（广泛连结各种设备，高清晰度，高流量，无延迟）。第三，联动导致扩权，基层警察可以查验AI大数据监控并即时反应。简单说，城管出街也都是高科技执法。”

“有个很疯狂的能力是，跟踪轨迹精确度大大增加。原本技术上的初心是用来作配合自动驾驶，以及无缝衔接高频波段特有的建筑物遮挡死角，这让每个拐角小巷都能充分连结高频高速。用在监控的后果就是手机实时在线被追踪，在基站网格中的慢速物体五十米误差定位精度，HD4K高清晰度无延时是可以轻松做到的。而且结合既有的视频监控系统，可以确保高品质高流量把视频上传到云端，本地识别响应处理能力可以无延迟及时监测。”

他表示，“香港政府在2019年推出多功能智慧灯柱试验计划，就是利用这个技术在香港先试行过，抓人效率很高。”

“不仅如此，如果警方能够调用国内车载式微型基站，那就可以在聚集现场附近采集使用者的SIM卡资讯（可以做到全面采集4G+5G使用者资讯），然后对应相关的健康码、行程码识别匹配，更能做到精准防控。”

钟山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张东辉今年8月夜间在北京望京附近八个核酸亭涂鸦“三年了，我已麻木了”几个字后被抓的案例说明：“警方是在事发后追查录影，顺藤摸瓜找到张东辉。如果5G小基站入网和监控系统联动之后覆盖到那里的话，他预计张东辉涂完第一个字就会在现场被捉住了。”

钟山表示，“就算小基站还没到位，成都现在的案例，以随身健康码结合监控录像人脸识别，还是可以精准地秋后算账，这就是今后即使没有疫情了，健康码、行程码不可能被取消的原因。”

公路灯柱型4G－5G小基站示意图：视频监控AI识别功能是标配，以便广泛的大数据监控。（受访者提供）

如何应对中共的精准镇压

白纸运动后许多民众遭警察上门查手机，上海徐汇区动员在乌鲁木齐中路周边查核路人，重点查大学生的手机是否装有推特、youtube、tiktok、telegram、otato.shadowrocket等国外App，还有VPN等翻墙软体，再上报到徐汇区综合数据总群。

钟山建议，“如果不得已要被检查手机，提前应对要预备低端手机，例如使用3G仅仅能通电话发短信的老年人手机，而且没有App功能，这样的手机无可查，还能够可以减少被跟踪。基站地理定位在3G场景下，位置精准度很低，一般都很难有什么精确度和实时性可言，也尽量不储存什么号码。”

“平日使用的智慧手机保持所有内容清空，建议使用苹果手机海外账户和海外电话号码登记苹果商店。通讯录里面少存不必要的人的电话号码，也不显示真实姓名。手机萤幕密码结合软件登入密码二次验证。在邮箱 Sim卡充分安全的前提下，才可以启用邮件／短信验证码。

“顺便说，对方如果不出示警察身份证明，而且不是在广义的交通枢纽上或列车上，查个人手机及身份证是警务违法行为，可以告知其如不中止越权违纪行为，有权投诉投到督察电话来训诫该警察。”

钟山呼吁当局，“不要再搞事后追查的卑贱手段，尽快释放已经拘捕的良心受难者。他同时提醒所有参与白纸运动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对警察的违法行为做好应对准备，尤其是酷刑逼供，更要记录下恶警的姓名、警号、电话等资讯。把恶人的恶行存档，发送到海外媒体曝光，他们的恶行终会被审判。”

钟山呼吁当局，释放白纸运动良心人士（受访者提供）

GitHub被中国以电信诈骗的理由封锁

按照美籍犹太裔作家 汉娜•阿伦特分析犹太人大屠杀的罪恶来由，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正如德国和波兰的“犹太委员会”与纳粹串通一气大规模谋杀自己人。他们说明纳粹集合受害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送上通往死亡集中营的列车。

正在此时此刻，GitHub（线上软体原始码代管服务平台）被中国当局以电信诈骗的理由封锁，技术口径说就是被中国特色的防火墙对其网站域名URL解析施加DNS污染。“这导致所有代码技术员失去了技术学习交流的平台。而翻墙访问在中国是违法行为，一旦被防火墙发现就会导致被警察训诫惩罚断网，并且最高可被处一万五千元的罚款。”钟山说。

钟山呼吁，海内外的技术阶层工程师觉醒起来，不要助长数位极权暴政，杜绝平庸之恶。以免养虎为患终被反噬，尽快积极参加到反抗者的队伍中来。

GitHub被中国当局以电信诈骗的理由封锁。（受访者提供）

钟山最后表示，“中国的Z世代（00后）以听政府的话而闻名，这是因为他们成长于中国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因为中共非常善于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行思想灌输。但现在，由于对中共政府的全面审查、严厉的清零政策，以及对社会不断收紧的控制感到不满，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悄悄经历一场政治觉醒并有所担当。但从五四到六四再到A4（白纸运动），这块土地上的观念变化，依旧路漫漫……

他说，“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钟山，曾名王祖，毕业于中国知名院校的资讯电子相关专业。目前就业于美国硅谷湾区通讯网路工程师。作为“觉醒的工程师”的他，长期反抗中国特色数字极权暴政，呼吁所有科技从业者回归改善世界的初心而有所担当。

更详细访谈内容请参考文章：《白纸运动后的精准抓捕 凸显数位极权正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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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對勢力何其多？

 

王友群：中共为何总讲“国内外敌对势力”？

中共一直靠高压和欺骗维持统治(Quinn Rooney/Getty Images)(Quinn Rooney/Getty Images)

1949年中共建政后，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每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整肃的对象，都被中共说成与“国内外敌对势力”有关联，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或“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

高、饶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1954-1955年，中共制造了当政后的第一个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高岗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饶漱石是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饶被中共认定为“企图推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95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称：高、饶的“反党活动无疑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愿望。他们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亦即高、饶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

1954年8月17日，高岗被逼自杀。

1955年3月，高岗自杀7个多月后，被中共当成“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饶漱石也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5年，已被监禁十年的饶漱石，被判刑14年，后死在监禁中。

客观事实是，高岗、饶漱石既没有“反党”，也没有结成“反党联盟”，也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只是中共内斗的牺牲品。

彭德怀曾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上，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共元帅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真话的信，引起毛的雷霆大怒。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该决议指出：

“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

1961年1月的中共七千人大会，决定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来整错的人平反。但是，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因为彭德怀“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从此，“里通外国”成为彭德怀的第一罪名。

但是，到了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为彭德怀平反。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

“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也就是说，彭德怀既没有“反党”，没有结成“反党集团”，不是“高岗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不存在“里通外国”问题，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习仲勋曾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讲话中间，毛泽东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布五个不参加会议人员名单。邓小平宣布，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习仲勋等五人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不参加会议。

接着，毛泽东说：“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

毛泽东还说：“一九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了彭（德怀）的反党活动-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

196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会上说：“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刘志丹》八十万言书也是个纲领。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老路上。”

习仲勋的一位老秘书“揭发”了习仲勋两件事，其中之一是“里通外国”。他揭发说，习仲勋曾要他将一份中共中央绝密文件抄写一份，送苏联驻华大使馆。

“习仲勋反党集团”后来被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

彭德怀、高岗都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作为“彭、高、习反党集团”成员，习仲勋自然也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但是，到了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的《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说：《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

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称：“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的罪名“应予推倒”。

也就是说，习仲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不存在“里通外国”问题。

刘少奇曾被认定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

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人物，是毛指定的第一个接班人，当时的中共第二号人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

1968年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指出：

“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四十多年来，“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国）特（务）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国）特（务）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

一句话，刘少奇是当时“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共党内的总代理人。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的名誉。

也就是说，刘少奇不存在“里通外国”问题，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林彪被认定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

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该报告称：

“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

“他们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报告对林彪的处理意见是：“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林彪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被写进中共九大党章的接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要“篡党夺权”？

据《炎黄春秋》副主编刘家驹介绍，他曾应中共“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之约，撰写《林彪传》。为此，他深入采访了近百人，获取大量可信的史实，最后证明：

“林彪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根本不是什么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

也就是说，说林彪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党内的总代理人，也是无稽之谈。

江青被认定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1976年10月6日，毛去世不到一个月，毛生前亲自指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令，抓捕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称：

“‘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他们妄图“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写道：“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江青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和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青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江青都是积极响应，全力执行的，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阎长贵特别谈到：“毛泽东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

江青是中共创始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文革中的许多重大活动都是得到毛支持的。用江青自己的话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江青怎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典型代表”？

结语

为什么中共动不动拿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当借口说事？

笔者认为，主要基于两点：

第一，中共老祖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认为，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

对共产党而言，“资产阶级”自然成为最方便地贴在“国内外敌对势力”身上的显着标签。

中共从整“高饶反党联盟”到整“江青反革命集团”，套用的都是同一个模式：得势的一方自称代表无产阶级；被打倒的一方都被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或曰“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样的谎言在中共内斗史上重复了无数遍。文革后绝大多数所谓“反党集团”被平反，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平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推卸责任、转移矛盾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中共惯常的思维是：“错的都是别人，对的都是老子”。

出了问题，都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搞破坏。“国内外敌对势力”是个框，中共自己应承担的责任都可以往这个框里装。

上述所谓“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或“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都是中共制造出来的说辞，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高岗、饶漱石不是，彭德怀不是，习仲勋不是，刘少奇不是，林彪不是，江青也不是。

中共内斗史已充分证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极端荒谬的，它是中共“没有敌人要制造敌人与之斗”的重要思想根源。

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内因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出了问题，首先要找内因，而不是把责任推到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