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6日 星期六
英媒：中国在等待茉莉花春天的到来
2012-06-14 12:38
【看中国记者吴智恩编译】 本文译自Gerard Lemos 于6月13日（周三）发表在英国《展望》杂志的文章。Gerard Lemos是“The End of the Chinese Dream: Why Chinese people fear the future”的作者，该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下是文章译文：
1980年代的中国，似乎人人都是赢家。在邓小平的改革下，农村分田到户，允许农民种植和销售更多食物来创收；经济特区的工厂创造了几百万的就业机会；国家对外国投资和企业开放。同时，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受到影响，铁饭碗职位带来的生活，养老金，基本的卫生保健和免费教育（虽然从来没有对所有人开放）对于许多人来说仍然完好。
天安门广场事件和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重建共产党的改革热情，给以前没有受到经济改革影响的国有企业带来了重组。亏损的工厂关闭，工作单位合并为现代企业一样的东西，但党仍然拥有至少70％的股份。 “铁饭碗”被一股脑砸碎 ，数以百万人失业，他们的旧社区被拆毁，生活方式被抛弃。如果他们幸运，他们能得到建得很差的楼房内很小的公寓作为补偿;那些不那么幸运的，被骗走自己微薄的权利，变得一无所有。没有工作或福利，繁荣的前景变得暗淡。
在城市和相似的农村，冲突和抗议定期毫无预警的不断发生，通常因为土地突然被强占而且没有足够补偿，或者因为腐败的地方共产党官员管理不善。低级官员通常首先掩盖投诉，不成功就惩罚投诉者，使的动荡加剧。错误从未得到纠正。
在2006年，我成为重庆这个大型工业城市一所大学的访问社会科学教授。当这个城市被集中控制，北京鼓励重庆采取一种实验方式来征询公众意见。作为测量的一部分，我被一名民政部官员召集， 这位官员因治安问题而沮丧，想找到一个能帮助地方官员了解该地区动荡的公众谘询方法。共产党的控制，让民调和媒体报道在中国变得不可靠，所以我不得不思考一个不同的方法。
许愿树，在任何佛教或道教寺庙都可以找到，树枝上绑满了纸条或纸板，祈求考试成功或家人健康，希望风将他们的祈愿吹入天堂。去找许愿树这一古老仪式是最可靠的解决方案。
地方政府显得犹豫的批准了，我在重庆的几个居民区竖立了许愿树，远离城市中心和商场，在破旧的工厂和居民区，那里的农民他们的土地被没收。 “树叶”是明信片，人们被要求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愿望和恐惧，然后把它们黏在树枝上。你是谁？什么事件改变了你的生活？您最担心的是什么？你的愿望是什么？卡片上问道。在有官员和外国人在场的情况下，有一千多人填写了卡片。
当参与者聚集在许愿树周围时，一名老年妇女选择放弃许愿树直接向市政官员口头表达她的不满。她微薄的退休金没有发给她。她没有任何生活来源。那个官员只是用僵硬的笑容回瞪着她。官员们和围观者试图干预。她推掉他们，挥拳打他们，并开始大声哭泣。她摸着肚子上的肿块，她认为是癌症，在没有任何免费或补贴医疗保健的情况下，她别无选择，只能指望她的孩子。她的故事并不少见，我有一些中国朋友，因为有一位亲属得了重病，整个大家庭都因此陷入财政困境。
一张挂在树上的卡片写道：“我是一名轮胎厂下岗工人。当工厂破产时，我的工龄和年纪距离退休只有一年。我工作了29年......当他们关闭了工厂而我的女儿还在读大学，请问我能做些什么？......我在一个有毒有害的岗位上工作了这么多年。现在，我甚至连健康保险都没有。我的愿望是去见领导人，得到一些生活津贴，以后退休时，能有健康保险。”
没有工作，技能或存款，在晚年只能依靠一个孩子是个可怕的前景；而这个负担反过来讲对他们的孩子非常可怕。在农村，数亿人是剩余劳动力，但户籍制度意味着他们不能擅自搬进城市。数百万人不管怎样还是搬到了城里，无精打采地徘徊漂流在城市的边缘。除寥寥几人之外，中国的改革、繁荣、安全甚至自由，在80年代曾带来了希望的中国梦，都只是昙花一现。
快进到2009年，奇迹般地，重庆的某些人似乎听到了这一切。该男子一度被称为重庆的“皇帝”，现在灰头土脸的政客薄熙来。该市的高官，他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高调的共产党官员，在今年早些时候嘎然而止，陷入丑闻。他的高调反腐败运动和低收入者的住房倡议很符合重庆人民的心意，很多报道指出他的存在是被想念的。薄作为今年十月共产党换届的竞争者已经被推翻。相反，当北京谋划十年一次的领导换届时，他和他的妻子正因为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神秘死亡而被软禁。
尽管他使党内的老板感到厌恶，薄熙来精明地利用了普通百姓的长期不满，让他在倒台后仍保持在该地区受欢迎。当然， 普遍怀疑——薄的高调改革只是一个自我表现的手段。无论如何，如果他们现在停止，就会有麻烦。
既不胆怯也没有政治动机，只是因为无休止的动荡而感到困惑和受伤，重庆无依无靠的人有具体的要求。另一个天安门广场的威胁一直都在。让人怀疑的是，党，还有与党形影不离的军事，如何应对它的意向和能力。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2012年6月15日 星期五
彭涛：重庆持续示威 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先兆
【2012年6月14日讯】自今年四月以来，在重庆万盛持续爆发了万人上街大游行的示威活动。今年六四前后，在重庆双桥镇也发生了万人连日上街堵路的抗议活动。示威中，抗议群众与前来镇压的员警发生激烈冲突，数百人受伤，也有人据报被殴打致死。
【禁闻】重庆集体罢市 抗议示威持续扩大重庆的群众游行抗议事件大有继续蔓延和扩大的趋势，亦有逐渐政治化和演化为一场“社会运动”的迹象。重庆人性情刚烈而火辣，“人好为乱”（隋文帝曾如此描绘巴蜀之人），行事“一不做二不休”。如是，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将始于“天下未乱蜀先乱”的重庆？
万盛双桥事件及其原由和背景
今年四月，在重庆市万盛区爆发了万人大游行示威活动。其原因是，去年十月重庆市在没有跟民众沟通的情况下擅自将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该合并使万盛居民的社会福利骤减和造成万盛消费力的下降：居民的医疗保险被减少两成，其最低生活保障费也降低了近三分之一。
重庆市政府的这一单方面的武断决定引起万盛民众的强烈不满。上万市民们于是走上街头抗议合并，要求重庆市撤销该决定，并要求促成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为綦江区的市长黄奇帆下台。
在四月十号、五月二十六和六月一号的示威活动中，万盛市民和政府官员以及赶来镇压的员警发生激烈冲突，綦江区委书记王越曾遭到殴打，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甚至被员警殴打致死。上万的群众屡屡走上街头，抗议浪潮持续升温。六月五号，官方调来上千名员警进行戒备和驱赶示威群众。然而，万盛市民的抗议势头尚未有消减的迹象。据报导，示威群众表示：“一定要坚持恢复万盛区，否则游行会坚持半年，一年，直到胜利为止”。
今年“六四”前后，受万盛示威活动的影响，重庆双桥镇居民也纷纷走上街头，堵路抗议双桥与大足县并区和政府拖欠给村民的拆迁补偿。连续数日，双桥数万群众堵塞高速公路，致使交通瘫痪。对此，官方出动大批员警，殴打和驱散示威群众。据报导，在警民冲突中，有七八百人受伤，至少有五人（包括一名孕妇）死亡。有消息说，抗议群众声称，他们将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示威。
重庆万盛和双桥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都是因为居民的社会福利遭到削减和政府多年不支付给居民养老保险及征地拆迁安置费而引起。也就是说，事发的起因都是，当地居民的生计和参与权受到了威胁和侵犯。这些抗议居民大都属于被社会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他们要么收入低，要么处于无业或失业状态，要么长期遭到贪腐官员的欺压，其生存主要靠国家的各种福利政策来支撑。他们是中国社会腐败加剧与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和受害者，是孕育社会动乱的温床和危及中共政权稳定的最大潜在力量。
重庆抗议事件与茉莉花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
万盛和双桥居民的示威活动是中国大陆每年众多骚乱事件中的一桩而已。但是，与中国其他抗议活动相比，万盛抗议事件则有其特出的地方，即：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规模大和暴力性强。
重庆抗议活动的持续不断和充满暴力则与两个事实有关：一、政府坚持拒绝群众废除并区的要求，继续拖欠居民的各种福利金和拆迁安置费，和持续派遣大批员警镇压和强行驱赶示威群众；二、抗议民众不达到上述目的，决不答应停止上街示威游行。
在此，重庆人的性格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重庆人生性“善斗”而“好为乱”，性情刚烈而喜动武，遇事勇往直前且不顾后果（文革期间，重庆曾是全国造反派“武斗”的重镇。当时，除了军用飞机之外，几乎所有的常规轻重武器如机枪、大炮、坦克和舰船等全都用上了)。故重庆人一旦闹起事来，就难以平息和调停，就意味着暴力和“持久战”。
如果重庆政府继续专断行事和坚持以镇压来对付示威群众，其紧张事态势必会进一步恶化，抗议浪潮就有可能向其他地区和领域扩展，事件的性质就有可能由一般的经济诉求转化为对中共政权和制度的不满。民众的“散步”就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正如一年多以前在北非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一样。重庆万盛和双桥抗议事件与突尼斯反政府示威在起因上很相近，这两个事件都是因为民不聊生、官员腐败和政府行事骄横武断而爆发。对社会不公的抱怨和对官员腐败专横的不满，是非民主国家人民反政府示威与揭竿而起的基本动因。
中国社会变革只是时间问题
如今，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重重：很多民众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医保、老年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失业大军年年增加，官员贪腐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等等。而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又无法在中共的专制政体下得到根本而有效地解决。如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从失业的知识份子到访民和农民工等）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会日益加深恶化，他们对政府及其制度的不满就会转变成无数的抗议示威，就象重庆万盛和双桥的居民所做的那样。据媒体报导，在大陆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几百起反政府和反贪腐的抗议示威活动发生。
中国的社会变革迟早要到来，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也将指日可待，如果中共高层仍不适时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在中国各地，今后将有更多类似重庆万盛和双桥的抗议事件发生，而且它们将更具规模，更有声势和更加剧烈。
文章来源：BBC中文网 《大家谈中国》
江西新余老太郭梅芳小康之家被强拆毁掉的经历
（维权网信息员万泉林报道）本网信息员今天（6月14日）得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仙来办廖家管理处孙家村民小组六旬老太郭梅芳投诉，说自己原本有个小康之家：两儿一女，子孙绕膝；老夫妻和睦勤劳，果园菜地绿郁葱葱，鱼塘猪圈生机勃勃；儿子开车跑运输，媳妇女婿孝顺有加。每年数十万上百万元的农副业收入，真正是个小康农家，全家人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但是，政府的强征强拆彻底毁掉了他们的幸福家园。曾经住楼房，如今住猪圈的郭老太向本网信息员哭诉了他们近年来所遭遇的强征强拆的悲惨经历——
2009年12月29日上午，仙来办一名姓李的书记带领约30人和两辆推土机推平了她家的菜地和果园。500多棵果实累累的桔子树，按抬水工程指挥部确定的70元/棵的补偿价格，其价值也有近4万元，而仙来办却只同意补偿6900元。郭太夫妇不同意，仙来办众多工作人员就强行将这老两口抬手抬脚地抛出果园。惊吓、屈辱和推搡、扭拿的痛苦折腾，使老两口病倒后花费了近万元医疗费。现在，仙来办虽然同意按70元一棵赔偿，但条件是她必须息诉罢访并远离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人。
2011年10月4日下午，在近两年前推平的菜地果园尚未赔偿的情形下，仙来办和城管等单位30多人，带着推土机、挖掘机又要强填郭太家的鱼塘。郭太前去阻止，被仙来办一官员一掌打昏在地。被雨水淋醒后，她赶到仙来办党委书记钟小明家去讨说法。她想躺在书记家等待书记来处理被打事件，后来被仙来办维稳人员和珠珊派出所警察押送回家。3天后，警方却以她儿子钟勇唆使她去私闯了书记住宅为名要抓她儿子。其子被迫到处躲藏，无法正常去跑运输，全家人被搞得鸡犬不宁。
2011年10月17日上午，郭太被新余市纪委王庆书记接访后刚走出信访局大门，就被守候在此的3名仙来办截访人员拦住责骂并打翻在信访局门口。访民们愤怒叫喊并报警，110出警后将其送进医院。郭太躺在医院半个多月，访民和乡亲络绎不绝到医院看望并抗议政府暴行。而仙来办却无人问津，既不缴住院费，也不谈伤害处理意见。10月20日，郭太接到市政法委一个电话，说会查处其诉求和被暴殴事件，但此后并无下文。
2011年11月6日，郭太刚出院两天，却突然被处10天拘留和500元罚款。从拘留到释放，她和她的家人没有见到任何相关证件和法律手续。她出狱后，去找仙来办和珠珊派出所讨说法，派出所才向她补发了《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告知是因为一个多月前的10月4日，她被打后去书记家讨说法一事，被定性为私闯民宅。老百姓可以任意被打被关被砸被拆，而书记家则不可踏足寸步！郭太不堪屈辱，在拘留所一次次上吊自杀，以死相拼。
郭太被关在拘留所期间，仙来办及其拆迁队伍，在没有征得她和她丈夫签字认可的情形下，强行推平了她家的3层住宅楼，并掩埋了楼房里的金银首饰和干洗机等许多生活和生产财物。其丈夫前去阻止，被推倒摔折了骨头。郭太极其气愤地说：仙来办拘留我的目的就是要强拆我家楼房。先关人，后强拆，既构成强迫交易罪，又构成毁坏公民财物罪。在独立参选人、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人的帮助下，郭太决心拿起法律武器，誓将上访维权进行到底！
2012年6月14日 星期四
彭涛：重庆持续示威 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先兆
【2012年6月14日讯】自今年四月以来，在重庆万盛持续爆发了万人上街大游行的示威活动。今年六四前后，在重庆双桥镇也发生了万人连日上街堵路的抗议活动。示威中，抗议群众与前来镇压的员警发生激烈冲突，数百人受伤，也有人据报被殴打致死。
重庆的群众游行抗议事件大有继续蔓延和扩大的趋势，亦有逐渐政治化和演化为一场“社会运动”的迹象。重庆人性情刚烈而火辣，“人好为乱”（隋文帝曾如此描绘巴蜀之人），行事“一不做二不休”。如是，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将始于“天下未乱蜀先乱”的重庆？
万盛双桥事件及其原由和背景
今年四月，在重庆市万盛区爆发了万人大游行示威活动。其原因是，去年十月重庆市在没有跟民众沟通的情况下擅自将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该合并使万盛居民的社会福利骤减和造成万盛消费力的下降：居民的医疗保险被减少两成，其最低生活保障费也降低了近三分之一。
重庆市政府的这一单方面的武断决定引起万盛民众的强烈不满。上万市民们于是走上街头抗议合并，要求重庆市撤销该决定，并要求促成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为綦江区的市长黄奇帆下台。
在四月十号、五月二十六和六月一号的示威活动中，万盛市民和政府官员以及赶来镇压的员警发生激烈冲突，綦江区委书记王越曾遭到殴打，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甚至被员警殴打致死。上万的群众屡屡走上街头，抗议浪潮持续升温。六月五号，官方调来上千名员警进行戒备和驱赶示威群众。然而，万盛市民的抗议势头尚未有消减的迹象。据报导，示威群众表示：“一定要坚持恢复万盛区，否则游行会坚持半年，一年，直到胜利为止”。
今年“六四”前后，受万盛示威活动的影响，重庆双桥镇居民也纷纷走上街头，堵路抗议双桥与大足县并区和政府拖欠给村民的拆迁补偿。连续数日，双桥数万群众堵塞高速公路，致使交通瘫痪。对此，官方出动大批员警，殴打和驱散示威群众。据报导，在警民冲突中，有七八百人受伤，至少有五人（包括一名孕妇）死亡。有消息说，抗议群众声称，他们将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示威。
重庆万盛和双桥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都是因为居民的社会福利遭到削减和政府多年不支付给居民养老保险及征地拆迁安置费而引起。也就是说，事发的起因都是，当地居民的生计和参与权受到了威胁和侵犯。这些抗议居民大都属于被社会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他们要么收入低，要么处于无业或失业状态，要么长期遭到贪腐官员的欺压，其生存主要靠国家的各种福利政策来支撑。他们是中国社会腐败加剧与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和受害者，是孕育社会动乱的温床和危及中共政权稳定的最大潜在力量。
重庆抗议事件与茉莉花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
万盛和双桥居民的示威活动是中国大陆每年众多骚乱事件中的一桩而已。但是，与中国其他抗议活动相比，万盛抗议事件则有其特出的地方，即：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规模大和暴力性强。
重庆抗议活动的持续不断和充满暴力则与两个事实有关：一、政府坚持拒绝群众废除并区的要求，继续拖欠居民的各种福利金和拆迁安置费，和持续派遣大批员警镇压和强行驱赶示威群众；二、抗议民众不达到上述目的，决不答应停止上街示威游行。
在此，重庆人的性格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重庆人生性“善斗”而“好为乱”，性情刚烈而喜动武，遇事勇往直前且不顾后果（文革期间，重庆曾是全国造反派“武斗”的重镇。当时，除了军用飞机之外，几乎所有的常规轻重武器如机枪、大炮、坦克和舰船等全都用上了)。故重庆人一旦闹起事来，就难以平息和调停，就意味着暴力和“持久战”。
如果重庆政府继续专断行事和坚持以镇压来对付示威群众，其紧张事态势必会进一步恶化，抗议浪潮就有可能向其他地区和领域扩展，事件的性质就有可能由一般的经济诉求转化为对中共政权和制度的不满。民众的“散步”就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正如一年多以前在北非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一样。重庆万盛和双桥抗议事件与突尼斯反政府示威在起因上很相近，这两个事件都是因为民不聊生、官员腐败和政府行事骄横武断而爆发。对社会不公的抱怨和对官员腐败专横的不满，是非民主国家人民反政府示威与揭竿而起的基本动因。
中国社会变革只是时间问题
如今，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重重：很多民众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医保、老年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失业大军年年增加，官员贪腐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等等。而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又无法在中共的专制政体下得到根本而有效地解决。如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从失业的知识份子到访民和农民工等）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会日益加深恶化，他们对政府及其制度的不满就会转变成无数的抗议示威，就象重庆万盛和双桥的居民所做的那样。据媒体报导，在大陆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几百起反政府和反贪腐的抗议示威活动发生。
中国的社会变革迟早要到来，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也将指日可待，如果中共高层仍不适时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在中国各地，今后将有更多类似重庆万盛和双桥的抗议事件发生，而且它们将更具规模，更有声势和更加剧烈。
文章来源：BBC中文网 《大家谈中国》
华风：中共人权行动计划透出一个真实信息
“六四铁汉”李旺阳“被自杀”及强行灭尸，引发了民众激烈反弹，港人游行，大陆声援，海外民运、人权组织纷纷抗议中共的人权暴行。摄影：宋祥龙
6月11日，中共出台了“2012-2015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喉舌媒体紧跟着鼓噪，宣扬中共的人权如何发展了，闹得沸沸扬扬。“人权恶棍”鼓吹“人权”，以中共的流氓本性并不足为怪，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发布的时机，以及背后带出的信息。人们都已知道，对中共的文件、新闻等得反着看才行，这个“人权行动计划”也如此，其中的一个看点其实是“恐慌”。发布之前，“六四铁汉”李旺阳“被自杀”以及强行灭尸，引发了民众激烈反弹，港人游行，大陆声援，海外民运、人权组织纷纷抗议中共的人权暴行，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全球怒火燃烧，中共面对人民要求公布真相的呼声和国际谴责，既不敢正视又无计可施，发布此“人权计划”作挡箭牌，再次抛出“国情不同”“生存权、发展权”“主权高于人权”的陈词滥调﹐大搅浑水，企图灭火，殊不知，暴露于世的却正是它的黔驴技穷和恐慌。无论如何为自己涂脂抹粉，中共治下的人权状况则有目共睹﹐几亿贫困的农民﹐千百万下岗工人﹐被强迫的拆迁户﹐绝望的上访者﹐被打压的民运人士，六四难属等等，更有法轮功学员受到灭绝迫害的问题，这些罪恶和真相，从来就不让中国民众知道，但纸包不住火，邪党可以粉饰太平，却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和人民的觉醒，今天还想玩弄人权游戏，用“人权计划”行骗，只能是欲盖弥彰。“人权行动计划”的另一个看点是“许诺”。中共对未来四年的国民就业，收入，住房，教育，文化，对保障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满纸的许诺，为国人描绘了一幅未来人权发展的“蓝图”。然而，再多的许诺不过都是画饼充饥的骗术，中共的“改善人权”，实质上是伪装人权，它的邪恶本质注定了不会尊重人民的权利，不会让人民有尊严的活着。而所谓的未来人权蓝图，更是自欺欺人，中共还有未来吗？问问中国人民信不信，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贪官多少，卷款外逃的多少，尤其今年以来，王薄事件引起的政坛大地震，又给了这条危船致命一击。2012年肯定是中共的灾年，危情百出，凶兆连连，红朝的气数已尽了。而在此时，想抛出这个人权计划救急，满纸荒唐言中，却透出了一个真实信息，即是人民的觉醒。在中共暴政下，所谓“人权进步”，实质上是人民维权抗暴的结果；而对这个摧残人权的邪党来说，每一次厚颜无耻地打“人权牌”，实质上都暴露了它对人民维权力量的恐惧。
2012年6月13日 星期三
美缺网安人才 恐达4万人
修炼与历史: 美缺网安人才 恐达4万人:
权威网路专家警告，美国缺少有本领的电脑安全专家，使得美国难以在这个网路攻击愈来愈猖獗的时代，保护企业和政府网路。
权威网路专家警告，美国缺少有本领的电脑安全专家，使得美国难以在这个网路攻击愈来愈猖獗的时代，保护企业和政府网路。
美国赛门铁克公司（Symantec Corp）执行长沙列姆（Enrique Salem）在纽约举行的路透社媒体与科技高峰会上表示，他的公司正与美国军方、其他政府机构和大学院校合作，协助开发培训安全专家的新计划。
他今天表示："我们缺少足够安全专家，这是个大问题。我要说的是，从国家安全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出大家所了解。"
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顾问的知名防骇专家莫斯（Jeff Moss）说，由于这种工作吃力不讨好，很难说服科技人才进入此领域。
"如果真要维护安全，就等于是要挑毛病。若能将安全维护好，没人会来跟你说'做得好'，只有出差错时他们才会叫你。"
如今网路安全产业备受抨击，因为它们未能察觉设计得愈来愈精密、用来进行金融诈骗和间谍活动的恶意软体，因而没能防止珍贵资料被窃。
莫斯表示，他认为人才荒没完没了。
莫斯说："没有任何看来正面的推估，我看到的数字是，未来几年似乎将短缺2万多至4万多名人才。"莫斯同时也担任网际网路名称与号码指配组织（ICANN）的安全主管。（译者：中央社张雅亭）
一位高级外交官眼中的苏联
明鏡歷史網: 一位高级外交官眼中的苏联: 在读《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一书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位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叛逃美国的故事。不久，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偶然翻到了这位外交官的自传《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 阿尔季卡·舍甫琴柯（1930-1998），出生于乌克兰，前苏...
在读《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一书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位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叛逃美国的故事。不久，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偶然翻到了这位外交官的自传《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
阿尔季卡·舍甫琴柯（1930-1998），出生于乌克兰，前苏联高级外交官。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学历。先后在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驻联合国代表处工作。后任外交部部长顾问、联合国负责政治和安理会事务的副秘书长。1978年叛逃美国。
叛逃他国的原因一般有三种：一，受到迫害；二，逃避法律责任；三，受到金钱或美色的诱惑。舍甫琴柯的叛逃属于哪种情况呢？他家庭出身良好，父亲是一名有地位的医生，哥哥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他深受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赏识，43岁就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前途无量。
在他叛逃之后，苏联方面说他酗酒、好色。舍甫琴柯说这是造谣和中伤。他的同事维克多？伊斯拉俄良大使认为舍甫琴柯酗酒。（见《在冷战的战场上：一位苏联大使的自白》）即便此事属实，酗酒如果不误事，那也不是大毛病。似乎舍甫琴柯没有因为喝酒误事或在外交场合失态。显然，这些不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
舍甫琴柯从小到大一直很顺利。他靠自己的才识和机遇进入了上层社会。“上层人物和芸芸众生不同，他们享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事实上，高干系统的最高级人物和大多数群众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的屏障把他们隔开。”（第205-206页）
“以葛罗米柯为例。他在近四十年中从未涉足莫斯科的街道。所有其他人几乎也都是如此。在克里姆林宫涂成金色的陈旧而寂静的走廊里隐藏着一座博物馆——一座思想的博物馆，肉眼可以看得见，但却象琥珀所包裹着的一只苍蝇一样，已成为化石。那些因保存这种古迹而飞黄腾达的人，企图强迫苏联人民相信一个以乌托邦神话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22页）
但是，这些物质上的享受不能抵消精神上的不安。他认清了社会主义的虚伪面目。党和人民的利益只是幌子，所有官场上的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却还要每时、每事、每地弄虚作假——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第20页）
舍甫琴柯厌倦了这个虚假的制度，无处不在的克格勃，以及无事不管的党组织。于是他决定离开这个丑恶的地方。他说：“我一贯热爱俄国，今后仍将永远如此。……我所‘背叛’的只是这个政权以及支撑它的那个社会制度。”（《前言》）因此，他说自己是“决裂”而不是“叛逃”。
1973年舍甫琴柯向美国官方表达了离开苏联的愿望。不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他做间谍。次后三年是舍甫琴柯一生最惶恐、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叛逃是他的愿望，但是做间谍却不是他情愿的。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分就是“并非甘愿当间谍”。
《与莫斯科决裂》透露了苏联外交系统的一些见不得阳光的黑暗面。例如，外交官（包括外交部长）利用出国的机会购物，甚至走私物品挣钱。苏联驻外使馆中的工作人员有相当比例的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成员。苏联甚至把间谍大量安插进联合国。
此书也有较多关于中苏关系的内容。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会议上积极主张对中国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第194页）这个记载可谓耸人听闻。如果所载属实，当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目前，这一记载尚缺乏官方档案的印证。
叛逃后，舍甫琴柯在美国过着公开的生活。他的妻子始终蒙在鼓里，回到苏联后不久就自杀身亡。他的一对儿女受到牵连，所幸没有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这比斯大林时代好了很多。他在外交部的一些同事被连累。舍甫琴柯在美国再婚，20年后病死。
《与莫斯科决裂》记载了舍甫琴柯一生亲历的大事，透露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制度鲜为人知的一面。尽管他对某些人物的姓名做了处理，但是措辞相当直率。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能在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无需惴惴于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是否能被人接受。”（《前言》）
此书对叛逃前后的心理历程描写得非常详细。把那种变节者的恐惧、焦虑和期望的心态描写入微，看起来比较真实。伊斯拉俄良认为舍甫琴柯在此书中有自夸的成分。我无意评论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的对错与否。但是，他的行为最大的受害者是他的亲人和朋友。
甄鹏，共识网
在读《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一书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位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叛逃美国的故事。不久，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偶然翻到了这位外交官的自传《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
阿尔季卡·舍甫琴柯（1930-1998），出生于乌克兰，前苏联高级外交官。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学历。先后在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驻联合国代表处工作。后任外交部部长顾问、联合国负责政治和安理会事务的副秘书长。1978年叛逃美国。
叛逃他国的原因一般有三种：一，受到迫害；二，逃避法律责任；三，受到金钱或美色的诱惑。舍甫琴柯的叛逃属于哪种情况呢？他家庭出身良好，父亲是一名有地位的医生，哥哥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他深受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赏识，43岁就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前途无量。
在他叛逃之后，苏联方面说他酗酒、好色。舍甫琴柯说这是造谣和中伤。他的同事维克多？伊斯拉俄良大使认为舍甫琴柯酗酒。（见《在冷战的战场上：一位苏联大使的自白》）即便此事属实，酗酒如果不误事，那也不是大毛病。似乎舍甫琴柯没有因为喝酒误事或在外交场合失态。显然，这些不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
舍甫琴柯从小到大一直很顺利。他靠自己的才识和机遇进入了上层社会。“上层人物和芸芸众生不同，他们享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事实上，高干系统的最高级人物和大多数群众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的屏障把他们隔开。”（第205-206页）
“以葛罗米柯为例。他在近四十年中从未涉足莫斯科的街道。所有其他人几乎也都是如此。在克里姆林宫涂成金色的陈旧而寂静的走廊里隐藏着一座博物馆——一座思想的博物馆，肉眼可以看得见，但却象琥珀所包裹着的一只苍蝇一样，已成为化石。那些因保存这种古迹而飞黄腾达的人，企图强迫苏联人民相信一个以乌托邦神话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22页）
但是，这些物质上的享受不能抵消精神上的不安。他认清了社会主义的虚伪面目。党和人民的利益只是幌子，所有官场上的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却还要每时、每事、每地弄虚作假——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第20页）
舍甫琴柯厌倦了这个虚假的制度，无处不在的克格勃，以及无事不管的党组织。于是他决定离开这个丑恶的地方。他说：“我一贯热爱俄国，今后仍将永远如此。……我所‘背叛’的只是这个政权以及支撑它的那个社会制度。”（《前言》）因此，他说自己是“决裂”而不是“叛逃”。
1973年舍甫琴柯向美国官方表达了离开苏联的愿望。不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他做间谍。次后三年是舍甫琴柯一生最惶恐、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叛逃是他的愿望，但是做间谍却不是他情愿的。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分就是“并非甘愿当间谍”。
《与莫斯科决裂》透露了苏联外交系统的一些见不得阳光的黑暗面。例如，外交官（包括外交部长）利用出国的机会购物，甚至走私物品挣钱。苏联驻外使馆中的工作人员有相当比例的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成员。苏联甚至把间谍大量安插进联合国。
此书也有较多关于中苏关系的内容。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会议上积极主张对中国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第194页）这个记载可谓耸人听闻。如果所载属实，当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目前，这一记载尚缺乏官方档案的印证。
叛逃后，舍甫琴柯在美国过着公开的生活。他的妻子始终蒙在鼓里，回到苏联后不久就自杀身亡。他的一对儿女受到牵连，所幸没有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这比斯大林时代好了很多。他在外交部的一些同事被连累。舍甫琴柯在美国再婚，20年后病死。
《与莫斯科决裂》记载了舍甫琴柯一生亲历的大事，透露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制度鲜为人知的一面。尽管他对某些人物的姓名做了处理，但是措辞相当直率。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能在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无需惴惴于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是否能被人接受。”（《前言》）
此书对叛逃前后的心理历程描写得非常详细。把那种变节者的恐惧、焦虑和期望的心态描写入微，看起来比较真实。伊斯拉俄良认为舍甫琴柯在此书中有自夸的成分。我无意评论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的对错与否。但是，他的行为最大的受害者是他的亲人和朋友。
甄鹏，共识网
揭大陆人权黑暗 新书《遭遇警察》在港出版 (图)
中国茉莉花革命: 揭大陆人权黑暗 新书《遭遇警察》在港出版 (图)
讲述21名维权人士遭警察暴力对待，被大陆列入黑名单的新书《遭遇警察》，已在香港出版。《遭遇警察》由大陆学者徐友渔及旅美作家华泽联合主编，发行商指中国已成警察国家，新书中揭露当局打压人权的黑暗面。
该书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发行，周日起在书店销售。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对本台粤语组表示，自2008年《08宪章》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对异见人士的打压频繁，滥用警权。编者希望把有关的真相呈现，让外界正思及关注。
她说：“受到警察的骚扰、羁押、殴打、绑架，本来中国的警权就过大，就滥权，现在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他们认为要把这个现象披露出来，中国已成为警察国家，要把这个黑暗面公诸于众，也是对这个国家镇压机器的挑战。”
蔡咏梅表示，该书是编者自行组稿，两位主编愿意为此承担全部的风险。据悉，该书在未出版之前，已经被列入黑名单。
该书讲述滕彪、王荔蕻、冯正虎、刘沙沙、何培蓉等，21名大陆维权人士、网民等受公安机关打压的亲身经历，其中还包括两名编者，学者徐友渔及旅美作家华泽的遭遇。
徐友渔是《08宪章》首批签署人，是中国自由派代表学者之一，在北京异见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本人亦受到当局的打压，被限制自由及禁止接受外媒采访。
网名为"灵魂飘香"的华泽，同样在刘晓波获奖后，遭警察戴上"黑头套"及殴打，被秘密羁押两个月后获释，她于2011年1月初写成《飘香蒙难记》，揭露在此期间警察对她进行囚禁、殴打及死亡威吓等行为。
曾被非法关押及判刑的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表示，她在2010年因庆祝刘晓波获奖被关押，是她首次经历失去自由，其后有因关注福建三网友案被判刑，期间遭到酷刑，令她身体及证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她说：“10年10月第一次被抓进去，拘留了八天，因为刘晓波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对我的打击，心理上非常震撼。后来就在朝阳拘留所关了9个月，里面非人性的东西，例如要人坐著几小时不能动，我认为这就是酷刑。”
王荔蕻对书本揭露当局打压人权的真相表示支持，并希望藉此让外界更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目前被软禁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表示，警察所采取的各种非法手段，羁押、殴打、虐待等他都经历过，最让人感到恐布的不是肉体的虐待，而是警察有法不依。任何人随时都可以被侵权。
他说：“不是以对你肉体伤害的大小来衡量，最大的伤害是一个国家有法不依，反而去侵犯人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伤害，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今天发生在我身上，明天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冯正虎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让领导人正视这个问题，从而作出纠正。
冯正虎因长期维权受打压，当局不满他近日参与上海访民为抗议司法不作为，发起的“我要立案”运动，他从2月底被软禁至今。在过去两年内，他的住所被查抄10多次，被扣押电脑13台，列印机、手机无数。RFA
她说：“受到警察的骚扰、羁押、殴打、绑架，本来中国的警权就过大，就滥权，现在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他们认为要把这个现象披露出来，中国已成为警察国家，要把这个黑暗面公诸于众，也是对这个国家镇压机器的挑战。”
蔡咏梅表示，该书是编者自行组稿，两位主编愿意为此承担全部的风险。据悉，该书在未出版之前，已经被列入黑名单。
该书讲述滕彪、王荔蕻、冯正虎、刘沙沙、何培蓉等，21名大陆维权人士、网民等受公安机关打压的亲身经历，其中还包括两名编者，学者徐友渔及旅美作家华泽的遭遇。
徐友渔是《08宪章》首批签署人，是中国自由派代表学者之一，在北京异见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本人亦受到当局的打压，被限制自由及禁止接受外媒采访。
网名为"灵魂飘香"的华泽，同样在刘晓波获奖后，遭警察戴上"黑头套"及殴打，被秘密羁押两个月后获释，她于2011年1月初写成《飘香蒙难记》，揭露在此期间警察对她进行囚禁、殴打及死亡威吓等行为。
曾被非法关押及判刑的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表示，她在2010年因庆祝刘晓波获奖被关押，是她首次经历失去自由，其后有因关注福建三网友案被判刑，期间遭到酷刑，令她身体及证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她说：“10年10月第一次被抓进去，拘留了八天，因为刘晓波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对我的打击，心理上非常震撼。后来就在朝阳拘留所关了9个月，里面非人性的东西，例如要人坐著几小时不能动，我认为这就是酷刑。”
王荔蕻对书本揭露当局打压人权的真相表示支持，并希望藉此让外界更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目前被软禁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表示，警察所采取的各种非法手段，羁押、殴打、虐待等他都经历过，最让人感到恐布的不是肉体的虐待，而是警察有法不依。任何人随时都可以被侵权。
他说：“不是以对你肉体伤害的大小来衡量，最大的伤害是一个国家有法不依，反而去侵犯人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伤害，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今天发生在我身上，明天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冯正虎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让领导人正视这个问题，从而作出纠正。
冯正虎因长期维权受打压，当局不满他近日参与上海访民为抗议司法不作为，发起的“我要立案”运动，他从2月底被软禁至今。在过去两年内，他的住所被查抄10多次，被扣押电脑13台，列印机、手机无数。RFA
自由的赎金_东西德之间的人权交易
《看历史》文芮虎
人权交易所得的赎金并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
在现代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长达26年的赎金交易，这就是在冷战期间，东德与西德之间的秘密人权交易——西德用外汇和物资赎买在东德监狱里的政治犯。赎买人数也堪称历史之最，有33755名东德政治囚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
当年，所有媒体与当事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去年，这次秘密交易的主要操盘手，德国政府前联邦德国内部关系部国务秘书、法律议员的瑞林格尔（Ludwig Rehlinger）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赎身——1963-1989年间东西德政治犯交易实录》，才让这段东西德之间冷战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浮出水面。
两德之间的这次人权交易开始于1962年的圣诞节，距今已经50年了。这次人权交易赎金成了国库空虚的东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矿：从1963年到1989年之间，西德政府为东德的政治犯赎身，向东德政府支付了数十亿西德马克的现金和货物。
瑞林格尔，这个在交易过程中显得严谨冷静的谈判代表，1927年出生在柏林。从1963年开始主持东西德政府间的这种特殊的非官方交易，他不仅通过谈判和交易，赎买了大批东德的政治良心囚犯，还成功地在柏林墙修建之后，完成了使近2000名儿童回到西德父母身边的善举。另外，他还负责操办了不少东西方之间的间谍交换事务。
铁幕后面的黑暗
上世纪50年代的东德，其政治体制完全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镇压手段，毫不手软。
在全东德大大小小上百个监狱中，包岑（Bauzen）第二监狱臭名昭著，被称为东德斯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的特别监狱，专门囚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
这个监狱位于德累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地方，大门上的横幅上写道“实现党的教导，改造每一个人是值得的！”监狱建筑的墙体全是一米多厚。这座五层楼高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部，是东德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整个监狱只有一道沉重的铁门通向“遗忘的角落”。每一个到这里来的政府异议者都会被监狱当局宣布：“从此，您在画面上消失了。”
包岑监狱里有一排特别的牢房，2.5米长，1.5米宽，被囚犯们称之为“老虎笼子”或者“防空洞”。是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违反监狱纪律的犯人的。按照东德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监狱使用铁镣不能超过21天。可是，包岑监狱管理人员非常“灵活”，他们把犯人套上20天，然后，间歇一天之后，又继续给他们戴上铁镣。
被送到这里的政治犯的罪名五花八门，有“煽动敌视国家罪”、“背叛国家传递情报罪”（包括把学术文章发到西德，比如哲学家巴若（Rudolf Bahro）在西方出版了《选择》，被判8年监禁。）、“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罪”和“叛逃罪”等等。
东德政府执政40年间，共逮捕判罪的政治犯达20万人。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其中，有66名是因为反对国家罪，比如间谍、破坏、泄密以及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东德执法人员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枪击后脑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莱比锡的南城墓地火化，其骨灰被混在建筑沙石里用作建筑材料。
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挡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时被枪杀，没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5年以上的监禁处罚。德国著名电影摄影师施密特·莱特维因（Schmidt Reitwein）就是因为偷渡失败，被关押在这里。
东德的人权状况受到西方的关注，特别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西德人，对于东德同胞所受到的政治迫害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同情，觉得帮助他们责无旁贷。
慈善事业
从1962年开始，西德政府由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巴策尔（Barzel）负责，成立了与财政部统一协调的援救小组，对外的称呼叫“教会事务B组”。瑞林格尔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秘密交易的创始人和掌控者。
今天，这个退休法学家成了那次交易中硕果仅存的少数证人。虽然，他不太喜欢用“赎身”（freikauf）这个词,而更喜欢用“联邦德国特别慈善事业”来定义这次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不过，这次交易确实是一次人的买卖，所以，回忆录书名还是使用了这个使人感到非常敏感的词。
那么，这种交易怎么会发生呢？1962年，东德的人权问题受到联合国关注，东德政府首脑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已经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家财政起死回生，就产生了这个一箭双雕的主意，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
尤尔根·斯坦格（Jürgen Stange）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他持有联邦德国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个消息。于是，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
开始，交易好像是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表示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
灰色的命运游戏
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
“制定赎买对象名单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他必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研究那些在东德监狱里坐牢的近1.2万名政治犯，要不断地把上面的名单筛选划去，他认为，那简直是一次命运的游戏。他努力要做得公正，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太令人恐怖了。”
1963年，东德政府给西德的第一批交换囚犯的候选名单有1000人，可是，后来东德政府将人数逐渐减少，减少到500人，后来又减到100人，10人，最后只剩下8人。
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金额的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额度。当然，双方都知道，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
这个讨价还价是在瑞林格尔和他的东德谈判对手佛格尔律师（Vogel）之间进行的。他对记者说，“当然，我要尽量把赎金压到最低。”
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于是，东德的8个囚犯，西德要付32万马克赎金，而且是现金。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那是1963年秋天，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冰峰时代，东西德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个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这样简单地带着如此巨额的现金走到东德。为了使这笔交易不致告吹，对于媒体和海关都必须保密。佛格尔把几个囚犯从东德监狱接出来，同时，瑞林格尔要把全额赎金交给他。
于是，瑞林格尔和自己的助手，律师斯坦格（Stange）坐车去邻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Lehrter）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林边境时，“我耍了一个伎俩，让边境检查员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安全地进入东德。”佛格尔在东柏林的下一站等候，从斯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子马克。这样，8名政治犯才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
在这8名囚犯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东德政府又提出了新的交换名单。于是，西德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出筛选，并讨价还价、拍板、制订交换日程。
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方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
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始生活。在道义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我的谈判对手，比如东德的律师佛格尔，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义的一方。不过，他通过这些交易，成为东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华别墅，开昂贵的金色奔驰轿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有钱，他可以骄傲地回答，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富有呢？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一位诚实的谈判对手。他答应了什么，一般都会兑现。在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政治，也许我们都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不愿为此而产生争论。”
佛格尔在东西德统一后，由于他在东德斯塔西机构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机关收审。后来，鉴于他在救赎东德政治犯的交易中所做的贡献，获得释放。他于2008年寿终正寝，终年83岁。他曾经评价自己道：“我的人生道路不白也不黑，应该属于灰色的。”
瑞林格尔的回忆却常常带着欣喜。他在《交易实录》中回忆道，多年后的一天，当他骑车穿过柏林布兰登堡森林，突然，后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对夫妇。瑞林格尔停下车，一个老者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瑞林格尔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赛德尔(Seider)，是前东德著名的自行车赛车手。在1961年柏林围墙修建好不久，他就尝试往西边出逃并帮助别人从地道里偷越边境，奔向自由。后来，他被东德斯塔西的线人出卖，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瑞林格尔在1966年用一轮船玉米的代价，把他从东德监狱里赎了出来。交易快成功的时候，东德政府却出尔反尔，要将赛德尔的名字从释放者名单上划去。是瑞林格尔威胁将运往东德的玉米轮船停在不来梅港口，坚持要对方释放赛德尔才发货。东德政府被迫让步了，赛德尔才终于获得自由。
神奇大巴
赎救出来的人员被一辆特别的大客车送往西德。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大巴，外形奇特，车身用蓝白相间的条纹装饰，特别醒目。大巴一出现在东德，就有不少政治犯获释。很快，东德人就给这部大巴起了一个外号，叫“神奇大巴”。
这部“神奇大巴”属于西德黑森州的客车营运商莱西尔特（Reichert），客车上还有一个小秘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车主特别为客车制作了双面的可以翻动的车牌。当客车要过境的时候，司机就会按一下按钮，将要去的国家的车牌翻出来。在西德境内行驶的车牌号是HU-X3，在东德境内则是IA-48-32。
这部车从东德运送被政府贩卖的人口，必须尽量避开热闹，中途休息在车辆稀少的停车场或是森林里，这样，这些特别的人物才能悄无声息地从东德卡尔-马克思城的集中营出发，穿越萨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兰克福附近吉森的接待营。
迪特里希·科赫博士（Dietrich Koch）就是其中一个获得自由的幸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到，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士兵，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进入自由世界。
还有一位叫基尔希（Uta Giersch），在东德监狱里坐了7年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
显然，这些获得自由的东德人都曾经被要求保持沉默。若干年后，被西德赎救的鲍伊尔斯菲尔德（Alexander. W. Bauersfeld）在1998年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日报》记者的访问时，还能记起当年佛格尔律师在他和别人被送往西德的时候说的话：“你们肯定会认识我，我是律师佛格尔。你们要开心，因为你们坐在这辆巴士上，这里不需要去柏林东站或者库档大街的车票。你们将直接去吉森，那里等待你们的不是宪法保护委员会，而是跟我合作的律师。……你们不要去斯普林格尔出版社，不要让人知道还在这里坐牢的人的名字并让他们出现在报纸上，如果那样我将保护不了你们。那时就会有人来找我，他们手里拿着红色铅笔，在我眼前笑着把那些坐牢的人的名字划掉。”
瑞林格尔从来没有乘坐过这辆“神奇大巴”，因为他害怕会与自己赎出的人之间产生太重的感情。
赎金去了何处？
瑞林格尔从来没有感到与东德政府做这样的交易有什么道德问题。“谁违反了道德律呢？是那些要钱才放人的人呢，还是那些付钱帮助受到政治迫害者的人？”
瑞林格尔经手的前4次交换，使798名东德政治犯获得自由，都是通过这种现金交易进行的。从1964年10月之后，西德方面就再没有用皮箱交付赎金了，而是以货物形式支付赎金，以缓解东德粮食和原材料的缺乏。比如咖啡、可可、水果、谷物、化肥等物资。以后，还用了石油、工业金刚石以及铜材等工业原材料。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货物使那边的兄弟姐妹的生活好过些。”然而，这些货物却被东德政治局官员在国际市场上变卖了，以充实他们羞涩的银行账户。
通过这种方式，波恩政府给东德政府输入了多达34亿西德马克的现金与货物。有人计算过，以当时的东西德马克的实际比率，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少灰色费用，西德政府的人权赎金实际上至少支付了80亿西德马克。
赎金存入了在东柏林的德意志商贸银行开设的东德政府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昂纳克“总书记”账号0628，另一个是斯塔西（国安部）部长米尔克的账号0528。有时，在昂纳克的账号上存款多达1亿马克。
其实，这笔钱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因为，东德政府出卖囚犯的事实逐渐从监狱传到社会，使人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的真实面目，并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
瑞林格尔对记者说，“我们都知道，东德政府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我总是期待着两德统一。不过，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在1989年11月9日，我在柏林，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别的所有人一样，高兴得号啕大哭。”
自由的代价
直到东德政权结束，两边对秘密赎买政治犯的许多细节都讳莫如深。主要是为了不惊吓昂纳克、米尔克他们，以致影响到后来的赎买自由行动。对于东德当局而言，他们只是需要钱。还有那些间谍交换的过程细节，涉及到许多现在还活着的人，所以在今天都不能透露。
1992年6月3日，德国联邦议会就这次持续了26年的秘密进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迷茫的历史才得以清晰起来。瑞林格尔在会上作为证人，报告了人权交易的全部重要数据：最少赎出的人数是1966年，不到500人；最多赎出的人数是1985年，达2500多人。
在1963年，平均每位政治犯的赎金为4.5万马克，到了1982年，赎金达到9.57万马克。如果是带家属的人，每人得支付的赎金为10万马克。
在交易过程中，西德政府公开支出的赎金为34亿马克。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秦永敏失踪的呼吁声明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秦永敏失踪的呼吁声明
（2012年6月12日）
独立中文笔会严重关切，本会会员、2011年度“刘晓波写作勇气
秦永敏现年59岁，他于1979年民主墙运动期间创办民间刊物《
同时独立中文笔会注意到，本会会员范燕琼因上街打横幅支持温家宝
——要求湖北有关当局尽快查明或公布秦永敏夫妇失踪真相，尽快使
——要求福建有关当局尽快解除对范燕琼的骚扰围困，上海有关当局
——如秦永敏夫妇因言论而遭关押，有关当局应纠正以言论罪的错误
——要求有关当局取消对本会会员和其他公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出入中
——国内外各界密切关注中国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督促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
（2012年6月12日）
独立中文笔会严重关切，本会会员、2011年度“刘晓波写作勇气
秦永敏现年59岁，他于1979年民主墙运动期间创办民间刊物《
同时独立中文笔会注意到，本会会员范燕琼因上街打横幅支持温家宝
——要求湖北有关当局尽快查明或公布秦永敏夫妇失踪真相，尽快使
——要求福建有关当局尽快解除对范燕琼的骚扰围困，上海有关当局
——如秦永敏夫妇因言论而遭关押，有关当局应纠正以言论罪的错误
——要求有关当局取消对本会会员和其他公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出入中
——国内外各界密切关注中国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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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中国农民60年丧失了多少权利？
明鏡歷史網: 中国农民60年丧失了多少权利？: 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下） （续前）（二）60年来，政策歧视让农民的公民权利丧失殆尽 农民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奉献，为政策失误买单，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种歧视……60多年来，农民丧失了多少权利呢？ 1、农民选举权仅相...
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下）
（续前）（二）60年来，政策歧视让农民的公民权利丧失殆尽
农民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奉献，为政策失误买单，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种歧视……60多年来，农民丧失了多少权利呢？
1、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
建国以来，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强调“在立法上要讲阶级不平等”，从1953年《选举法》开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长期以来只有“八分之一选举权”（1979年修改为五分之一，1995年修改为四分之一）。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6.7％，而所拥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数仅占总人数的5％左右。
我国城乡居民选举权“同票不同权”的现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层面上终结。然而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16人（包括农民工3人），农民代表13人（以村党组织书记为主）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代表八亿农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仅仅15个（如果村党组织书记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话），仅相当于1953年的十分之一，而代表两亿多农民工利益的仅3人。由此可见，虽然法律已经修改，但事实上八亿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处境更加边缘化，完全处于被忽略的失语状态。
2、 户籍壁垒森严：农民沦为“二等公民”
户籍，恐怕是农民最痛的伤口。1958年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防止农民进入城市，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条例》的制定目的说：“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外流。”他还批评有的城市机关、单位让“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没有户口的人员”长期居住。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铁壁更加巩固。国家陆续出台政策强化对户口迁移工作的限制，严格控制“农转非”。
那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到底能给人们生活带来多大差别呢？仅以保险福利为例：“1992年，每个有非农业户口的中国人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524. 4元钱的保险福利费，若加上440 .3元的无形住房补贴，那么市民户口的身份价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费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说。一纸户口要胜过农民一年的辛劳。” （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1）
对占人口总数80％左右的农民来说，国家福利制度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种福利形式，那是农民自办的。“小学是民办的，‘五保户’是农民负担的，修桥、铺路等等一切公共事业无一不是由农民自己来集资。农民住房靠自己建，农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农民上了年纪以后靠子女赡养，死亡之后由子女出丧葬费用。生老病死听天命，衣食住行要自谋。”（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1）
正因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别，农民们才会想方设法挤破脑袋去赢得一个城市户口，有些妇女甚至不惜献出身体。据《法制日报》1993年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公安局局长陆世长1977年至1991年间以批准农转非户口为诱饵，先后奸淫妇女8人48次，调戏、侮辱妇女5人。这仅仅是法院调查认定的事实。而据有线索的数字，这个色魔在14年间奸淫妇女数则为100多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57）
现在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户口壁垒依然等级森严，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从大学生、研究生找工作时拼命地想在城市落户就可知道其中利害。普通农民想在城市落户，更是难上加难。而2010年广东推行“积分入户”和 重庆的“土地换户口”等措施，说白了就是“要人手不要人民，要户口得交土地”的霸王条款 。
3、1957年至今，迁徙自由被剥夺
伴随户籍制度的确立，农民的迁徙自由也被剥夺了。
1951年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和1954年制定宪法的时候，其宗旨里还有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字样。
但从1953年开始，国务院相继发文件指示：“铁道、交通部门在主要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要严格查验车票，防止农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门应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并严禁他们乞讨；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户口管理，不得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取得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层层设卡，想尽办法要阻止农民进城。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将农村劳动力彻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门之外。这些制度让农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从制度上否定了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
1975修改宪法时，把54宪法所规定的“迁徙自由”直接给取消了，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彻底失去了宪法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依旧没有迁徙自由。法律方面，1982宪法没有恢复“迁徙自由”的条款。参与本次制宪的法学家吴家麟解释说：“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写进去。因为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无法盼法，大家还觉得有希望；有法不依，连盼头都没有了。”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则说：“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利大家便都到城里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
事实上，虽然现在农民能够进城务工，但是无法在城市享受应有的福利待遇，连基本的子女入学权利都没有，这种想要农民创造价值又不给农民福利待遇的“迁徙自由”，是对农民的变相掠夺。
4、农民养老没保障，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50到80年代，国有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拨款，个人不需缴纳任何费用。而农民养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极少数老弱孤寡残疾才获得集体的保障，钱还是由农民自己掏。
80年代以后公务员养老国家全包，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后，职工养老需自己缴纳部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仍是国家全包。而农村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却依旧是农民全部承担养老费用。这种附加身份限定的养老保障制度，有悖于宪法精神。
5、教育上重城市轻农村，农民工子女无法上学，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教育方面无论是教育经费、重点学校还是教育政策，农村都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长期倾斜的教育政策让占学生数量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一出生便“输在了起跑线上”。
就教育经费而言，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人，农村为28元/人，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国家投入的农村中小学财政预算一般不够发公办教师的工资，因而教师的办公经费、教学器具和图书资料的购买只得由农民负担。据估算，每年农民缴纳的教育附加费达上百亿元(1998年为165亿元)。实际上，在教育费附加之外，农民还需要参加教育集资(1998年为53亿元)、摊派和支付学校的乱收费。
由于农村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小学校数量不足，以致1983年至1998年，7148万农村孩子因无校就读而失去上初中的机会，平均每年失学量为476万名。（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82-88）教育投入上对农民赤裸裸的歧视，导致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状况更糟糕，由于城市学校不肯接收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或农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读费，他们只能将子女送进“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不花城市财政一分钱，但仍不被容忍，很所城市强制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仅北京市2011年8月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导致3万农民工子女失学。
教育长期的倾斜也导致了从9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统计显示，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不到两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生占三分之一，北京大学在2010年只有一成，清华大学2011年来自县以下的学生不足两成，而1980年代清华的农村生大约占二分之一，“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农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动的道路越来越窄。
6、农民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很多职业被禁止进入
从50年代开始，城市便封闭了就业市场，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一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人计划……不准随便招收人员，更不准从乡村中招收人员”。（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而农民只能安守农村，永远从事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虽然被允许进城务工，但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行当，因为很多城市出台政策限制农民进入某些职业，这些职业都是特意留给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20多个职业作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北京1997年初也开始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仅有12个行业的200个工种对外来人员开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决定将限制行业将由过去的5个增加到8个，限制职业由过去的34个增加到103个。（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38-163）
这种对城市居民进行保护性就业的政策至今仍没有改善，对普通农民工就业限制之严尚且不说，仅就大学生就业而言，每年碰到的户口壁垒就不计其数，据统计，“在遭遇过户籍歧视的青年中，有57.9％是农村户口，有78.9％是非本地户口；而在北京地区的调查中，非本地户口求职遭拒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3.9％。”
此外，农民在医疗、生育、维权等方面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二、免除农业税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
免除农业税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农民的处境也没有多大改观。
（一）免除农业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免除农业税，看上去很美，其实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2006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当今世界上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德国、法国等，不仅早已免除了农民税费，反而给予农民高额的直接补贴 。因此，减免农业税，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看，的确可以算作一种对农民的解放。
那么免征农业税到底能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好处呢？以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为例，免征农业税，全省少收税10亿元，如果加上约30％的征税成本的话，每个农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说增加了20元的收入。而2004年河南农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把农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增收幅度不到1％。 由此可见，免除农业税对农民增收的实际意义不大。
而且从上边所列农民的税费负担看，各种杂费、杂税，如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障碍，这些乱收费的总额数倍于农业税，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善。
（二）免除农业税不等于不交税
河南农民段中智感叹“现在啥税也不交了……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其实这种看法明显是与事实相悖的。农民的农业税虽然免除了，但仍承担着各种杂费杂税。除此之外，农民实际上还承担着很多税种，比如说购买农资的增值税、购买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等，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2005年10月的讲话中说：目前中国农民在购买生产资料等生产过程中交纳的增殖税，每年在4000－5000亿元之间，农民人均交纳的税款在200元以上。农民仅仅在购买生产资料环节就为国家间接地承担如此高额的税收，怎么说农民不是纳税人？
（三）农资价格上涨，抵消政策优惠
农业税免除后，不少地方的农资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虽然属于市场行为，却与当地政府的价格管理不无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种粮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等政策实惠。仅化肥而言，据查2006年底尿素价格约为1500元/吨，2007年涨到尿素价格1700 多元/ 吨，2008年2300 多元；二铵价格则由2006年底的2000元/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吨，翻了一倍多。
如此迅猛的价格增长，农民种地的成本陡然增加，不但政策优惠被抵消，农民的隐形负担不降反增。
（四）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状况仍未改善
实际意义不大的免除农业税被宣传得轰轰烈烈，而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被歧视的地位基本没有任何改变，在一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征地风波，某些以城市化名义推进的政策直指农民最后的生存资源——土地。农民“被上楼”，城市“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血拆悲剧不断上演，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保障也被剥夺。
2004年的征地改革号称能限制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保护农民权益……然而据秦晖教授介绍：“这种改革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没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只许官府‘征地’不许农民（甚至包括‘集体’）‘卖地’、更不许农民讨价还价的规则没有任何改变。”
现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仅剥夺农民的权利，甚至歧视农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按照2011年的标准来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 。仅仅因为户籍差别，城市人口死亡赔偿金就是农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说，城市人口一条命的价值是农村人口的三倍。“同命不同价”，如此赤裸裸的歧视，连生命权都不能平等，何谈公正？难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县一个镇干部敢公然对群众说：“死一个农民算什么？就如同死一只蚂蚁。”（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4）的确，中国农民，命若蝼蚁啊！
结语：
1、农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却依旧憨厚朴实到愚昧的程度，仅仅被免除了几十块钱的农业税，他们便充满感激，这感激背后包含了多少心酸与悲凉。
2、但愿有一天国家能真正不再想方设法从农民身上牟利，能还这个群体以真正的国民地位，真正的生命和权利平等，还他们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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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下）
（续前）（二）60年来，政策歧视让农民的公民权利丧失殆尽
农民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奉献，为政策失误买单，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种歧视……60多年来，农民丧失了多少权利呢？
1、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
建国以来，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强调“在立法上要讲阶级不平等”，从1953年《选举法》开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长期以来只有“八分之一选举权”（1979年修改为五分之一，1995年修改为四分之一）。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6.7％，而所拥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数仅占总人数的5％左右。
我国城乡居民选举权“同票不同权”的现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层面上终结。然而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16人（包括农民工3人），农民代表13人（以村党组织书记为主）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代表八亿农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仅仅15个（如果村党组织书记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话），仅相当于1953年的十分之一，而代表两亿多农民工利益的仅3人。由此可见，虽然法律已经修改，但事实上八亿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处境更加边缘化，完全处于被忽略的失语状态。
2、 户籍壁垒森严：农民沦为“二等公民”
户籍，恐怕是农民最痛的伤口。1958年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防止农民进入城市，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条例》的制定目的说：“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外流。”他还批评有的城市机关、单位让“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没有户口的人员”长期居住。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铁壁更加巩固。国家陆续出台政策强化对户口迁移工作的限制，严格控制“农转非”。
那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到底能给人们生活带来多大差别呢？仅以保险福利为例：“1992年，每个有非农业户口的中国人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524. 4元钱的保险福利费，若加上440 .3元的无形住房补贴，那么市民户口的身份价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费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说。一纸户口要胜过农民一年的辛劳。” （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1）
对占人口总数80％左右的农民来说，国家福利制度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种福利形式，那是农民自办的。“小学是民办的，‘五保户’是农民负担的，修桥、铺路等等一切公共事业无一不是由农民自己来集资。农民住房靠自己建，农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农民上了年纪以后靠子女赡养，死亡之后由子女出丧葬费用。生老病死听天命，衣食住行要自谋。”（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1）
正因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别，农民们才会想方设法挤破脑袋去赢得一个城市户口，有些妇女甚至不惜献出身体。据《法制日报》1993年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公安局局长陆世长1977年至1991年间以批准农转非户口为诱饵，先后奸淫妇女8人48次，调戏、侮辱妇女5人。这仅仅是法院调查认定的事实。而据有线索的数字，这个色魔在14年间奸淫妇女数则为100多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57）
现在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户口壁垒依然等级森严，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从大学生、研究生找工作时拼命地想在城市落户就可知道其中利害。普通农民想在城市落户，更是难上加难。而2010年广东推行“积分入户”和 重庆的“土地换户口”等措施，说白了就是“要人手不要人民，要户口得交土地”的霸王条款 。
3、1957年至今，迁徙自由被剥夺
伴随户籍制度的确立，农民的迁徙自由也被剥夺了。
1951年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和1954年制定宪法的时候，其宗旨里还有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字样。
但从1953年开始，国务院相继发文件指示：“铁道、交通部门在主要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要严格查验车票，防止农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门应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并严禁他们乞讨；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户口管理，不得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取得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层层设卡，想尽办法要阻止农民进城。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将农村劳动力彻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门之外。这些制度让农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从制度上否定了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
1975修改宪法时，把54宪法所规定的“迁徙自由”直接给取消了，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彻底失去了宪法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依旧没有迁徙自由。法律方面，1982宪法没有恢复“迁徙自由”的条款。参与本次制宪的法学家吴家麟解释说：“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写进去。因为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无法盼法，大家还觉得有希望；有法不依，连盼头都没有了。”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则说：“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利大家便都到城里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
事实上，虽然现在农民能够进城务工，但是无法在城市享受应有的福利待遇，连基本的子女入学权利都没有，这种想要农民创造价值又不给农民福利待遇的“迁徙自由”，是对农民的变相掠夺。
4、农民养老没保障，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50到80年代，国有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拨款，个人不需缴纳任何费用。而农民养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极少数老弱孤寡残疾才获得集体的保障，钱还是由农民自己掏。
80年代以后公务员养老国家全包，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后，职工养老需自己缴纳部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仍是国家全包。而农村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却依旧是农民全部承担养老费用。这种附加身份限定的养老保障制度，有悖于宪法精神。
5、教育上重城市轻农村，农民工子女无法上学，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教育方面无论是教育经费、重点学校还是教育政策，农村都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长期倾斜的教育政策让占学生数量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一出生便“输在了起跑线上”。
就教育经费而言，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人，农村为28元/人，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国家投入的农村中小学财政预算一般不够发公办教师的工资，因而教师的办公经费、教学器具和图书资料的购买只得由农民负担。据估算，每年农民缴纳的教育附加费达上百亿元(1998年为165亿元)。实际上，在教育费附加之外，农民还需要参加教育集资(1998年为53亿元)、摊派和支付学校的乱收费。
由于农村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小学校数量不足，以致1983年至1998年，7148万农村孩子因无校就读而失去上初中的机会，平均每年失学量为476万名。（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82-88）教育投入上对农民赤裸裸的歧视，导致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状况更糟糕，由于城市学校不肯接收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或农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读费，他们只能将子女送进“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不花城市财政一分钱，但仍不被容忍，很所城市强制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仅北京市2011年8月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导致3万农民工子女失学。
教育长期的倾斜也导致了从9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统计显示，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不到两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生占三分之一，北京大学在2010年只有一成，清华大学2011年来自县以下的学生不足两成，而1980年代清华的农村生大约占二分之一，“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农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动的道路越来越窄。
6、农民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很多职业被禁止进入
从50年代开始，城市便封闭了就业市场，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一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人计划……不准随便招收人员，更不准从乡村中招收人员”。（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而农民只能安守农村，永远从事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虽然被允许进城务工，但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行当，因为很多城市出台政策限制农民进入某些职业，这些职业都是特意留给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20多个职业作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北京1997年初也开始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仅有12个行业的200个工种对外来人员开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决定将限制行业将由过去的5个增加到8个，限制职业由过去的34个增加到103个。（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38-163）
这种对城市居民进行保护性就业的政策至今仍没有改善，对普通农民工就业限制之严尚且不说，仅就大学生就业而言，每年碰到的户口壁垒就不计其数，据统计，“在遭遇过户籍歧视的青年中，有57.9％是农村户口，有78.9％是非本地户口；而在北京地区的调查中，非本地户口求职遭拒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3.9％。”
此外，农民在医疗、生育、维权等方面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二、免除农业税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
免除农业税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农民的处境也没有多大改观。
（一）免除农业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免除农业税，看上去很美，其实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2006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当今世界上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德国、法国等，不仅早已免除了农民税费，反而给予农民高额的直接补贴 。因此，减免农业税，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看，的确可以算作一种对农民的解放。
那么免征农业税到底能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好处呢？以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为例，免征农业税，全省少收税10亿元，如果加上约30％的征税成本的话，每个农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说增加了20元的收入。而2004年河南农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把农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增收幅度不到1％。 由此可见，免除农业税对农民增收的实际意义不大。
而且从上边所列农民的税费负担看，各种杂费、杂税，如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障碍，这些乱收费的总额数倍于农业税，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善。
（二）免除农业税不等于不交税
河南农民段中智感叹“现在啥税也不交了……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其实这种看法明显是与事实相悖的。农民的农业税虽然免除了，但仍承担着各种杂费杂税。除此之外，农民实际上还承担着很多税种，比如说购买农资的增值税、购买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等，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2005年10月的讲话中说：目前中国农民在购买生产资料等生产过程中交纳的增殖税，每年在4000－5000亿元之间，农民人均交纳的税款在200元以上。农民仅仅在购买生产资料环节就为国家间接地承担如此高额的税收，怎么说农民不是纳税人？
（三）农资价格上涨，抵消政策优惠
农业税免除后，不少地方的农资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虽然属于市场行为，却与当地政府的价格管理不无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种粮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等政策实惠。仅化肥而言，据查2006年底尿素价格约为1500元/吨，2007年涨到尿素价格1700 多元/ 吨，2008年2300 多元；二铵价格则由2006年底的2000元/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吨，翻了一倍多。
如此迅猛的价格增长，农民种地的成本陡然增加，不但政策优惠被抵消，农民的隐形负担不降反增。
（四）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状况仍未改善
实际意义不大的免除农业税被宣传得轰轰烈烈，而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被歧视的地位基本没有任何改变，在一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征地风波，某些以城市化名义推进的政策直指农民最后的生存资源——土地。农民“被上楼”，城市“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血拆悲剧不断上演，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保障也被剥夺。
2004年的征地改革号称能限制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保护农民权益……然而据秦晖教授介绍：“这种改革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没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只许官府‘征地’不许农民（甚至包括‘集体’）‘卖地’、更不许农民讨价还价的规则没有任何改变。”
现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仅剥夺农民的权利，甚至歧视农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按照2011年的标准来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 。仅仅因为户籍差别，城市人口死亡赔偿金就是农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说，城市人口一条命的价值是农村人口的三倍。“同命不同价”，如此赤裸裸的歧视，连生命权都不能平等，何谈公正？难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县一个镇干部敢公然对群众说：“死一个农民算什么？就如同死一只蚂蚁。”（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4）的确，中国农民，命若蝼蚁啊！
结语：
1、农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却依旧憨厚朴实到愚昧的程度，仅仅被免除了几十块钱的农业税，他们便充满感激，这感激背后包含了多少心酸与悲凉。
2、但愿有一天国家能真正不再想方设法从农民身上牟利，能还这个群体以真正的国民地位，真正的生命和权利平等，还他们一个公道。
于瀚，腾讯历史频道
中国农民60年被国家拿走了多少财富？
明鏡歷史網: 中国农民60年被国家拿走了多少财富？: 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上） [导读]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迁徙自由被剥夺，养老没保障，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 近日，河南省委领导到洛阳等地贫困山区调研，有村民感叹说“...
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上）
[导读]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迁徙自由被剥夺，养老没保障，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
近日，河南省委领导到洛阳等地贫困山区调研，有村民感叹说“过去俺农民种粮交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现在啥税也不交了，国家还给这补贴那补贴，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说实话，俺心里很惭愧。”此语一出，舆论哗然，称其善良者有之，叹其愚昧者也大有人在。
2006年农业税被废止时，国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农民似乎也感激万分。然而，为国家建设付出了60年血汗的中国农民并非像村民段中智所言“啥税也不交了”，免除农业税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给农民带来的实际利益，而且农民的现实处境也并非如新闻中描述的那般美妙。
一、60多年来农民有多少财富和权利被拿走？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民为这个国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其劳动创造的财富几乎全部被拿来用于支援国家建设。然而，数十年的血汗奉献，并没有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和权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至今仍旧是“二等公民”。
（一）60年来农民为国家贡献了多少财富？
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建设，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财富呢？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用一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数字去估量这个群体曾经和正在付出多少东西。
1、1949-2003年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
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 。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此外还有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那“二税”“三税”到底有多少呢？
1957年浙江安吉县有干部曾形象地描述说：“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
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汁257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页）也就是说，农业税仅仅占农民负担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九分之一。（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
2000年的情况据专家测算，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合计330元，三者比例约为1：4：2。农业税只占农民负担的七分之一（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4000亿农业税仅仅是近60年农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纷繁复杂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才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也难怪民谣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2、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
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和稳定粮价，也为了给工业发展积累资金，1953年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强制农民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国家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和出售粮食，而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这就形成了“剪刀差”。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呢？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 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而90 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数据来自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P51）而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 。这种“剪刀差”让农村一贫如洗。
统购统销常年过度征购农民余粮，导致农民口粮不足。即便农业大丰收，农民仍吃不饱肚子。刘少奇曾有明确说要牺牲农民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和工业建设需要。农民将这种低价强制购粮的政策成为“暗税”，民谣中说：“暗税最要命”。
3、1959-1961年大饥荒：上千万农民因为过度征粮被饿死
1959-1961年之所以会出现大饥荒，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中虚报粮食产量，导致高征购，各省为完成征购指标，逼迫农民把口粮上缴，致使大饥荒蔓延。为了完成征购指标，地方官员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安徽凤阳“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
同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基层干部为自己享乐大肆占用农民口粮，导致农民缺粮饿死。如凤阳县“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当时实行的政策是保证城市牺牲农村，比如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中央决定牺牲饥荒最严重的四川，让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1960年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这种不顾农民死活的粮食高征购导致了四川成为是饿死人最多的省。
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这三年间农民失去了多少粮食和财富权且不论，仅仅饿死了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
4、1962年至今：农民私有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至今仍无土地所有权
从50年代开始，不仅农民的劳动成果被拿走，就连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也不再归农民所有，而成为“集体”或国家的财产。
50年代中后期，当农民转入高级合作社后，土改时分给农民的私有土地便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将农民的宅基地也划归集体所有，其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没恢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反而在宪法层次上明确规定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至此，农民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丧失对土地的所有权，从建国初期土地的主人沦落成为现在“集体”土地的雇工，这也成为如今政府和开发商圈地过程中农民无法维护自身利益，最终连土地使用权也完全丧失的根本原因。
5、1962年为了缓解城市粮食压力，城镇人口向农村移民2000万
1959-1961年饥荒威胁着数亿农村人的生命时，为了减轻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陈云建议中央“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00万人，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30）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他却没有想过2000万人会给饥荒中的农民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
为了防止农村难民进入城市逃难，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口外流的紧急通知》，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即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不允许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
6、1968-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1968年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和缓解城市劳动人口压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在1962—1979年期间，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1776万之众，加上几百万的机关干部职工下放农村，总共有2000余万城镇人口流入农村。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必然增加农民的生存压力，知青的到来让农民本就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资料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同样作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知青群体或怀念或控诉，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而农民至今仍然出于失语状态，连表述的机会都没有。
7、60年来农民付出的劳役不计其数
除了上述生命财富损失之外，农民还有一部分巨额劳务付出经常被忽略，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
以水利建设为例，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那时建设的水利工程，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因为当年遍地开花，全都在干，像红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会耗费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为例，仅“大跃进”时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动用了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放在现在，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当时，这都是按照义务工摊派给农民的劳役。据统计，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 “大跃进”，现有的8.7万座水库大部分建于那个时期，想想就知道当时农民付出了多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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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上）
[导读]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迁徙自由被剥夺，养老没保障，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
近日，河南省委领导到洛阳等地贫困山区调研，有村民感叹说“过去俺农民种粮交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现在啥税也不交了，国家还给这补贴那补贴，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说实话，俺心里很惭愧。”此语一出，舆论哗然，称其善良者有之，叹其愚昧者也大有人在。
2006年农业税被废止时，国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农民似乎也感激万分。然而，为国家建设付出了60年血汗的中国农民并非像村民段中智所言“啥税也不交了”，免除农业税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给农民带来的实际利益，而且农民的现实处境也并非如新闻中描述的那般美妙。
一、60多年来农民有多少财富和权利被拿走？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民为这个国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其劳动创造的财富几乎全部被拿来用于支援国家建设。然而，数十年的血汗奉献，并没有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和权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至今仍旧是“二等公民”。
（一）60年来农民为国家贡献了多少财富？
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建设，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财富呢？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用一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数字去估量这个群体曾经和正在付出多少东西。
1、1949-2003年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
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 。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此外还有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那“二税”“三税”到底有多少呢？
1957年浙江安吉县有干部曾形象地描述说：“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
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汁257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页）也就是说，农业税仅仅占农民负担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九分之一。（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
2000年的情况据专家测算，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合计330元，三者比例约为1：4：2。农业税只占农民负担的七分之一（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4000亿农业税仅仅是近60年农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纷繁复杂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才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也难怪民谣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2、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
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和稳定粮价，也为了给工业发展积累资金，1953年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强制农民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国家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和出售粮食，而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这就形成了“剪刀差”。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呢？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 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而90 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数据来自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P51）而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 。这种“剪刀差”让农村一贫如洗。
统购统销常年过度征购农民余粮，导致农民口粮不足。即便农业大丰收，农民仍吃不饱肚子。刘少奇曾有明确说要牺牲农民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和工业建设需要。农民将这种低价强制购粮的政策成为“暗税”，民谣中说：“暗税最要命”。
3、1959-1961年大饥荒：上千万农民因为过度征粮被饿死
1959-1961年之所以会出现大饥荒，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中虚报粮食产量，导致高征购，各省为完成征购指标，逼迫农民把口粮上缴，致使大饥荒蔓延。为了完成征购指标，地方官员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安徽凤阳“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
同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基层干部为自己享乐大肆占用农民口粮，导致农民缺粮饿死。如凤阳县“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当时实行的政策是保证城市牺牲农村，比如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中央决定牺牲饥荒最严重的四川，让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1960年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这种不顾农民死活的粮食高征购导致了四川成为是饿死人最多的省。
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这三年间农民失去了多少粮食和财富权且不论，仅仅饿死了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
4、1962年至今：农民私有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至今仍无土地所有权
从50年代开始，不仅农民的劳动成果被拿走，就连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也不再归农民所有，而成为“集体”或国家的财产。
50年代中后期，当农民转入高级合作社后，土改时分给农民的私有土地便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将农民的宅基地也划归集体所有，其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没恢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反而在宪法层次上明确规定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至此，农民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丧失对土地的所有权，从建国初期土地的主人沦落成为现在“集体”土地的雇工，这也成为如今政府和开发商圈地过程中农民无法维护自身利益，最终连土地使用权也完全丧失的根本原因。
5、1962年为了缓解城市粮食压力，城镇人口向农村移民2000万
1959-1961年饥荒威胁着数亿农村人的生命时，为了减轻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陈云建议中央“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00万人，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30）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他却没有想过2000万人会给饥荒中的农民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
为了防止农村难民进入城市逃难，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口外流的紧急通知》，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即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不允许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
6、1968-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1968年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和缓解城市劳动人口压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在1962—1979年期间，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1776万之众，加上几百万的机关干部职工下放农村，总共有2000余万城镇人口流入农村。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必然增加农民的生存压力，知青的到来让农民本就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资料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同样作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知青群体或怀念或控诉，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而农民至今仍然出于失语状态，连表述的机会都没有。
7、60年来农民付出的劳役不计其数
除了上述生命财富损失之外，农民还有一部分巨额劳务付出经常被忽略，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
以水利建设为例，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那时建设的水利工程，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因为当年遍地开花，全都在干，像红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会耗费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为例，仅“大跃进”时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动用了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放在现在，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当时，这都是按照义务工摊派给农民的劳役。据统计，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 “大跃进”，现有的8.7万座水库大部分建于那个时期，想想就知道当时农民付出了多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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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灿：海外中国人有权取得中华民国护照
马英九在5月20号的第二个任期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拥有共同的血缘、历史与文化，也都同样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马英九还说：“我们不能忘记国父天下为公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均富的建国理想。台湾实施民主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的土壤毫不排斥外来的民主制度。”马英九还衷心期盼中国大陆的政治参与逐步开放，人权与法治日渐完善，公民社会自主成长，以进一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特别是马英九强调的：“我们所说的‘一中’，当然就是中华民国。依据宪法，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涵盖台湾与大陆，目前政府的统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
马英九演说的内容说明：出生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在法理上属于中华民国公民。目前仍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赞成台湾的民主政权，希望台湾民主扩展到大陆，让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全部领土，都被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阳光普遍照射，再也不能让共产专制的阴暗龌龊继续荼毒大陆百姓。
当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也殷切盼望台湾海峡上架起一道彩虹，让台湾的民主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大陆民众的身边。大陆人民盼民主如同大旱之盼云霓。台湾的政党和有识之士，不应把自己局限于台湾一岛。应该立足台湾，放眼全中国，勇敢地跨越海峡，到中原去逐鹿。如果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都去大陆拓展，与共产党展开和平竞争，让全中国人民用选票来挑选自己喜欢的执政者，共产党一定大败，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都有希望在全中国执政，起码也可以在全中国的立法会里占有许多议席。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异想天开，甚至有人还会骂我是痴人说梦。这样的议论并不新鲜。柏林墙未倒之前，有人盼望东、西两德按照自由民主的原则统一为一个德国，也被责骂为双足一登就可以摘星星、摸月亮。如今东德人民已经在西德人民的帮助下，不仅实现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美好愿望，让梦想变成了现实；而且在经济上、生活上也达到了安定、富裕、美满、幸福。
大陆人民受够了共产专制的压榨和虐杀，每天都在全国各地群起反抗。被共产党称为“群体事件”的人民反抗运动，每天都会发生几十起、几百起、几千起。虽然这些反抗都被共产党的走狗镇压下去，但是“维稳”这个紧箍咒，已经把共产党折腾得狼狈不堪，左支右撮、七窍生烟、八面火起、久久难平。如果其中一个规模较大的反抗不能被马上镇压下去，很快就会与其它地区的反抗连成一片，那时候共产政权的死期也就到了。
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应该做好接管全中国政权的准备工作。首先，应该让海外的中国人取得中华民国护照，既可以满足海外中国人的中国梦想，也可以让台湾得到民心和人才，台湾却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台湾的朝野各方，如果还有一点智慧，还有一点头脑，对这件除共产党之外使各方皆大欢喜的好事、美事、乐事，一定会马上就办，立刻就办，排除一切干扰，只争朝夕地去办。RFA
大陆学者：中国的贫富差距达65倍
真相: 大陆学者：中国的贫富差距达65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最近披露，中国最高10%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高达六十五倍，其中又以国有垄断性部门人员的财富累积最为人所诟病，社会的利益关系失衡已到严重地步。
据《中国时报》报导，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举出一组惊人数据称，垄断性部门职工仅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的工资、奖金、津贴加上福利，竟高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5%.
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主要为850万的党政干部服务;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为9.7万元人民币(下同)，而最低 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元，两者差距约65倍，以权谋利的"灰色收入"是拉大贫富差距的主因。
孙立平呼吁，对涉及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转让环节的监督，并防止财政收入滥用和国有资产流失为当务之急。他还说，"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招待、 公务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等三项)实际上是将公共财政支出变成私人消费，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为此政府应减少向公职人员发放住房补贴，并取消专门 向公务员和某些事业单位人员提供的经济适用房。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中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19000亿。王锡锌提供的数字让主持人柴静很吃惊，重复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一年19000亿，占行政开支的60%"
19,000忆这个数字，让人吃惊。有网友惊呼声是"天文数字"，有网友惊说，能建190个上海磁悬浮。网友"海水潮"说，"19,000亿是个什么数字，就是每年建设190个上海磁悬浮"。还有部份网友计算出："也就是说，每年中国每个人要花1,700元左右供公务员公款吃喝、出国考察？"
也有网友认为，绝对不止这些，要求公布详细情况。
孙立平去年曾以《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散》一文引起普遍关注。
（责任编辑：郗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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