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见血！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

【视频】机密：2006年国庆及中央全会期间稳控人员名单

   

   

   

每星期三人民广场200号上海访民维权坑暴常态化千余人摄于200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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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见血！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

   [博讯论坛] 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

   人权比主权更重要；

   自由比 爱国更实际；

   法律比 总统更可靠；

   民生比政治更符合需求；

   教育能 让人看到希望。

   公民挑剔政府

   和批评其政策，便是爱国。

   【普世价 值观】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关于历史：看美国历史教科书你会发现，越是丢脸的事越写得细，比如歧视黑人、大消条，岐视华工等，没有几段说“伟大成就”的。

   家丑扬给下一代警醒后人，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

   最可怕的是家丑 还可能重现！

   【中国对美国没有威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他的书中写到：

   不用担心中国 偷窃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可以更快地发明新的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 偷窃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宪法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

   【遭遇相同， 结局不同】美国 18岁女孩洛金斯被吸毒的父母抛弃，

   幼年即无家可 归，但学校鼓励，有老师同学关爱，她自己努力学习，考上了哈佛。中国 18岁男孩余军同样被父母抛弃，无家可归，爱心人士收养他，他也努力学习，但被禁止参加中考，因为他没有户口。

   【力量】美国著名黑人民 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国库的殷实，建筑的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 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 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法制国家】在美国，新移民都要考公民常 识，其中一个问题是：

   " 美国是法治国家， 这是什么意思？”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回答都是：

   " 公民必 须守法”。但美国给出的标准答案却是：“政府必须守法”。因为法治国家要求公民监督政府，来确保政府 权力受到约束！

   【美国在唱衰自己中 强大自己】美国是全世界最热衷唱衰自己的国家，知识分子和新闻界几乎永远站在政府对立面，唱衰制度、唱衰政策、唱衰政府。二 战后美国至少发生八次唱衰自己的讨论，每次都把美国的内在缺陷掀个底朝上。幸运的是，美国領導人 总是认真倾听并不断矫正，从而在自我唱衰中完善了自己。

   【抗议】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进入提问环节，

   有学生提问：克林顿总统，上次我们的主席去美国访问，外面居然有人抗议，如果今天这个礼堂外面也有人抗议您，您怎么看？”克林顿总统微笑着回答：

   其实在美国我也经常受到人民的抗议，我的工作就是去听取抗议者的意见，然后帮助他 们解决问题。

   内战不能叫解放战争：

   美国也有内战，例如南北战争，但美国很快地意识到：不是南方军人死多少，北方军人死多少的问题。而是，首先死的是人，然后死的是美国人！然而，我 们呢？ 60多年过去了，还在沾沾自喜地炫耀着共军打败国军，实乃是中华民族最悲情的惨剧，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是共产党生存的必须。

   

中国人和美国人十一个主要区别

   曾经有过许多美国朋友问我：“你看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我说：“我们吃熟食，你们吃生的；我们保守，你们开放；你们不怕别人关注，唯恐别人不在乎。你们有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而我们，工作兢兢业业，上班按时按点规规矩矩……”美国朋友点头称是。

   在一个国家生活久了，不说入乡随俗但至少会感染一些气息，看人家的说话、办事风格，学习人家值得学习的、优秀的地方。

   美国朋友常常跟我说“怎么好像全世界都憎恨美国人？”我说“那是因为你们特立独行，因为你们专横、霸道，还有矗立于世界之巅让屈居他位者眼红。”朋友补充“还有，因为我们，NOSE TO EVERYBODY’S BUSINESS……”我说“很对。”

   以下数条，为日常生活中种种见闻，不说全面却都是亲身经历，也许还有未收录到的。

   一、问候

   国人打招呼，一般都是“吃了吗？”“瘦了啊！”“最近在哪发财呢？”比较的虚情假意一类。美国人，比较现实，遇到了，相互微笑一下就走了。要么，就停下来拥抱一下，问问最近的身体，有家庭的问问孩子怎么样一类的，反正不会超过一分钟。

   二、冰箱

   一般我买东西，都比较的贪，也好大。常常是，买了一大堆，却又吃不完，完了完了还都得扔掉，这个浪费。可在超市买的时候，却收不住手，总想着，这个也能用上那个也适合。冰箱里的食物，总是吃不完，就算我只买了两天的东西，还是能吃上个三五天。

   有一回，家里买了一堆肉啊鱼啊啥的，可一下子做不完也忘了放上层冷冻柜。美国朋友来家里，她渴了我让她自己去冰箱拿饮料喝，就被她看见家里的肉和鱼。她问我“你这些东西都放多久了？”我“才三天不到。”她二话没说又给我全扔了，我急了“你怎么跟我这么浪费哪？！”“肉食类的超过四小时不吃就要冷冻，不然就会生变异的东西，而你肉眼看不到……”我没功夫和她磨牙，可我心疼我那些吃食，那可全是买来防饥的啊！

   由此，又得出一条结论：美国人，不仅仅讲究生活质量，同时，他们也很讲究环境卫生及健康饮食。用我的观点来论述为：怕死。可美国朋友听了却说：这是常识。

   三、显少

   中国人一般都显少，男人50看上去也就30出头，女人30看上去也就十七、八九。美国朋友常常问我“你怎么看上去像高中生？”而问我的她，比我还小了好几岁。我说“中国人会保养，没听说‘龙颜大悦’么？”我这么一忽悠，她还真不懂。中国人看字是字，美国人看字是谜。

    四、剔牙

   有一次，一个美国朋友问我，他说“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我“你说。”

   “为什么我在餐馆总是看到有的中国人在吃完饭后剔牙时用手遮着嘴？我们都是大大方方的剔牙。”

   “……”

   “怎么了？”

   “因为那不雅观，中国人剔牙总是这么挡着的。”

   “哦，我还以为他们总是牙痛才捂着呢。。。”

   “……”我没说，心里憋着，这个郁闷，下次应该把话题移开。

   五、车饰

   中国人的车子内一般都比较传统，比如：中国结、红绳子、小可爱、公仔娃之类的装饰物。美国人的车内，比较的OPENMIND，酷点的是骷髅、枪弹，含蓄点的是新奥尔良的狂欢节珠子，挂的越多，说明你在那个地方嗨皮得越爽，也说明你露的次数越多，所以你得到的珠串才多。美国人，以张扬自我为骄傲；中国人，以保守谦虚而自豪。

   六、洗浴

   美国人，一般都是早上洗澡。洗个澡，神清气爽去上班；中国人，一般都是晚上洗澡。洗个澡，干干净净的睡觉。

   七、安全带

   我从来都不喜欢系安全带，因为那让我感觉特不舒服。特别是，它斜斜的系过来，还紧紧的绷着胸部。坐美国朋友的车，头一件事就是嘱咐我“系好安全带了吗？”而我，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系好，然后，还要补充一句“死不了。”

   再然后，朋友就开始向我灌输已经倾倒了N次的美国交通法典，还有安全系数，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八、唱K

   美国人，一般都在家里娱乐。所谓之，正宗的自娱自乐。中国人，喜欢唱K(唐人街才有的玩意，不跟国内似的满大街能捡到个卡拉永远OK)，关于唱K，中、日、韩都爱玩，也因此，唐人街的卡拉永远那么火爆。算小时，还不带送茶水。这么一比较，还是国内划算，既送小吃碟还送水果拼盘。真是连买带送，取个媳妇送堆娃娃。

   国人总说：美国真开放，美国人真开放。其实不然。结了婚的美国人，还是很顾家的。老婆是老婆，孩子是孩子，手上绝对戴着结婚戒指。不会出去应酬摘了放口袋里，进家门前再环复原位。美国人，其实家庭责任感很强，疼老婆，疼孩子，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都很独立。帐单分担各付其责，但分工明确，夫妻同心。当然，婚前他们都比较的享受单身的权益，也不包括，极个别的，婚后还惦着人家老婆的人。但这都是少数。

   就唱K一例来说，大部分的美国人，还是喜欢天伦之乐。他们喜欢，和家人团聚；他们喜欢，和家人在家里，抱着个麦，之乎者也，却也乐在其中。

   亚洲人爱热闹，地球人都知道。在这里，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都喜欢往唐人街的卡拉跑，邀上三五个伙伴，叫上数十个亲朋，管他算小时还是算分钟，反正大家AA，激情澎湃间，倒也消遥自在。

   九、转笔

   每次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喜欢转笔，这，可能也是当年考试考出的毛病。美国同学见了，问“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转笔。”“有意思，你怎么可以玩得那么顺畅的？”“嘿嘿，秘密！”

   我没有说，当年考试的时候、复习的时候，上课听讲的时候，回家作业的时候，都转啊转的，这毛病，也就那时候给转出来了。

   好像没见过美国人转笔，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像是在耍杂技……惭愧啊，安虽然会顺转反转，可还没学会踩钢丝……

   十、成年

   有一个美国朋友，他常常和我说起他的一个朋友的儿子，都25岁了，不仅没有工作还常常吸毒、抽大麻、赌博、泡马子，反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吃、喝、嫖、赌、抽；奸、淫、虏、掠、偷，无所不干了。他说那个男孩子常常向父母伸手要钱，而且自己没有住所，还和父母挤在一块。

   我纳闷“为什么不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呢？他们是一家人吖？”朋友“在美国，一般18岁的孩子就是成年人了，有的州，16岁就是成年都可以自己进行法律登记结婚了。成年人不出去独立还赖着父母？”

   想来，在国内的青年人，多少都是随父母居住的，其中，又有几个可以买得起房独立得起呢？要么等到嫁人那一天搬出去和老公住，要么，就要父母赞助来构筑小窝吧？

   于是，又理解到美国成年的概念，确实是个挑战，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激励。对每个未成年的人的进取心的，一种催发。

  十一、E-MAIL
   一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同事之间，总是有事电邮忙无事忙电邮。我就奇怪了，不过也就三五步远的路程，犯得着发个电子邮吗？问个好，道个早；行个礼，致个谢，都用电邮，这世界发达了，社会进步了，PC软件，等等工具，也都成了不可或缺的附属品了。
   我对美国朋友说“我好像都不会写字了，整天的电邮电邮，敲字敲字……”
   “你要习惯超前的概念，现代化的生活，就是如此。”美国朋友如是说。
   想想也是，走几步远的路最少也要花上个一、二十秒，这边字一敲好，再一按ENTER、SEND，那边一秒钟不到，就收悉了。
   效率、质量、精确、美观，是我们部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词。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电子邮，敲晕人哪……
(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一针见血 全文完博

谈中国民运的战略设计

 作者：林谦
 
                                                            （一）
      中国民运的发展到了瓶颈阶段。
      表面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还占据着主流话语地位，但其可行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质疑者批评非暴力论者对中共存在幻想，以为说理可以让中共良心发现，此无异于与虎谋皮；甚至怀疑非暴力论者推行一条准备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出现这种责备的原因之一，是非暴力论者长期停留在宣扬理念阶段，却没有提出与此理念相配套的发展战略构思。人们看不到信奉 “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的胜利前景，对此怀疑就不奇怪了。因此，《民主中国》杂志发起征集“中国民主路径探讨”的论文，实是因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提出一套根据“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而能看到胜利前景的战略构思，愿与一切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切磋。

      的确，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进行民运和维权斗争，形势是严峻的。中共统治集团学习继承了古今中外一切暴政的手法，并青出于蓝胜于蓝，花大钱，搞高科技，部署庞大的军警特务，严密监控整个社会，决心“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局面，一切反抗势力，都显得无还手之力，只算是乌合之众。
       回到本文关心的问题上，可以这样提出发问：
       乌合之众如何才能取胜？
      “不可能取胜。”——历来的暴政者都是认为，并自以为得逞。
      但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不但可能，而且确实发生过了。苏联东欧的巨变，以及最近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观察苏东巨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共产党政权不是靠武器的力量推翻的，而是用人心的改变来颠覆的。纵使其有精兵百万，却使其无用武之地。正如兵法所云“不战而屈其兵，乃上上之策。”苏联东欧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

       以人性瓦解党性，是我们制定战略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最近中国大陆的政局出现了微妙变化。一方面，温家宝频频放话，要进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薄熙来在搞重庆模式，大有复辟毛泽东统治模式之势。这反映了中国统治集团高层在管治策略上的分歧表面化。这表明，中国现有的统治模式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怎样改，还有待观察。
      中共当局对茉莉花行动的反应，表明了其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事实上，中共已放弃了“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对策，改取“防止星火燎原”的对策。这是它进一步战略退却的防范措施，也是我们调整进攻策略的时机。

                                                         （二）

      陈云曾提出过“鸟笼经济”的概念，现在我亦借用这个概念，将中国现在的国内环境比喻为“鸟笼政治”。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先把鸟笼撑大﹑撑薄﹑撑疏，等鸟笼内的画眉鸟成长为羽毛丰满的雄鹰后，再待机把鸟笼撑破。国内的民间维权运动，需要经过一段逐渐成长过程，不可能一趄而蹴。
      我们鼓动民间维权，应着重于有效性，不要刻意追求政治诉求的鲜明性。着重提高民众的参与意愿，逐步克服民众的顺民心态，增强民众的自我维权意识。
      着重有效性，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1）针对民众具体的抗争目标，要衡量实力对比、时空环境、胜算大小等因素后，提出有理、有利、有节的诉求，见好就收，争取有限度的胜利。有了眼前的小胜，才能吸引更多民众跟随参与，在民众心目中建立起威信，为日后发展打下基础。不要贸然提出使民众有顾虑的政治诉求。
      （2）从民运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我们期待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民众参与的过程，产生上千个有群众号召力的维权领袖，我们才有群众实力与中共进一步较量。
      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有必要提出一些新观念与大家相议。我的意思是，对推展国内民间维权运动，要有双重标准︰
      （1）对刘晓波、郭飞雄类型革命英雄主义的人物，要高度赞扬、肯定。中国需要有一批具有这种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精神的领袖人物，前仆后继，才能带领民众争取最后的胜利。
      （2 ）对一般民众，提倡重在参与，不必提倡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革命英雄主义，要体谅一般民众的心理素质和种种生活顾虑。民主政治是凡人政治。不必对一般民众提出超乎凡人标准的要求。
      在此有必要插进一段讨论，比较一下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在英雄观念上的异同。
     在中国文化中，由于深受圣人政治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英雄观也是圣化的。只有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人才被视为英雄，如果怯懦退缩、投降变节，是被中国人所啐弃的。
      但在欧美文化中，被强敌威胁下，投降变节被视为可以理解的，并非是可耻的，投降受俘的士兵被释放回国，一样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人们记住他的是他曾经有过非凡的付出，而不怨恨他曾经有过的背叛。这就是对待凡人的心态。
      我想说明的是，在民间维权运动中，我们既赞扬坚贞不屈的英雄主义，但同时亦不应排斥犬儒式的维权。跪着造反也是造反。消除来自自己人方面的心理压力，才能吸引更多人参加到自觉维权的队伍中来。
      我们应以更包容的心态来扩大民间维权队伍：
      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不管他政治立场如何，不管他曾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曾有过怯懦的表现，

   只要他今天不愿再当（共产）党的驯服工具，不愿再听党的安排，自己起来抗争，都是我们的同道中人。

      如果我们以这种更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就会看到我们进行的民间维权运动，是有着几乎无限的社会支持基础的。
       国内今年二月以来的茉莉花行动，竟把中共当局吓得惊惶失措，草木皆兵，疲于奔命。对于胡锦涛这类政治庸才来说，他最多只会按照邓小平遗下的锦囊办事，萧规曹随而已，缺乏创新思维。连邓小平这些老革命家都未遇到过的新问题，怎能指望胡锦涛有办法解决呢？
      茉莉花行动的高明之处在于：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犬儒性（只敢旁观，不敢行动），竟然转化为对付中共的利器。这表明，策划者已深谙“兵无常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兵法奥妙，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境界。中国境内有望逐渐浮现一批有坚定信念﹑有政治智慧﹑草根性的维权领袖。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是﹕共产党当局在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运动面前，表现得进退失据，疲于奔命于各地灭火。纵使偶有成效，但终究抵挡不住星火燎原之势，最后淹没在人民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

      我们应把精力主要放在发展民间力量的工作上，但同时亦应不放过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机会。
      换言之，我们要改变目前两阵（官民各为一方）对决的势态，使之变为中央–地方–民间三方搏弈的格局。除了民间维权，我们还要展开地方维权的部署。
      应当指出，对于不少的民运活动家来说，目前这方面还是一个盲区，是急待有心人士开发的一个领域。
      为什麽要展开地方维权？
      我们可以从中外不少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和灵感：
      （1）英国的光荣革命，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造成长期冲突，两败俱伤。最后疲惫的双方达成妥协，促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规范化，为日后民间力量提供了成长空间。
      （2）中共的成长壮大，并不是单靠理念取胜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善于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从中获利的。
      （3）台湾民进党在党外时期，就善于利用地方自治制度，通过地方维权，积累起民心和政治实力。这时期参加地方选举的人，并不公开挑战中央的权威。他们知道，欲速则不达。
      在中共当政下亦有地方自治的法律条文。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让它弄假成真。
      地方维权，能吸引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各种地方利益集团的参与及支持，通过扶助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扩争，民间力量有可能扩展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只有打破中央集权的格局，中国的大变革才能真正走出一步活棋。

      这需要有这样的观念﹕有时需要联合地方利益集团同中央集权抗争，有时需要利用中央权威（如果当时还有的话）打击地方恶霸。两手交替使用，为的是“发展是硬道理”。

                                                        （四）
      当前，中共由于价值观的破产，只能鼓吹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其统治的正当性。此招还的确能迷惑一些人。
      其实，在宣扬民族主义方面，我们可以更理直气壮地与中共争夺话语权。
      我们提倡健康的民族主义，即拥抱普世价值的民族主义。同时着重指出，正是中共的专制价值观及社会制度，成为中国迈向超级大国道路的严重障碍。
      我们愿意同怀着强国梦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真诚对话。我们认为，中国只有抛弃一党专政的社会制度，拥抱普世价值，才能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才能消除世界各国的疑虑，才能真正和平崛起，才能成为负责任的超级大国。为了中华民族辉煌的未来，必须首先挣脱一党专政的枷锁。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们要反击互联网上五毛党的无耻谰言：捡来马列主义这种洋垃圾来祸国殃民的人，才是洋奴﹑汉奸！

      某些中国军人“不惜与美军一战”的言论，是对中华民族前途不负责任的，到头来只会祸国殃民兼自取灭亡。我们向有民族责任感的中国军人喊话﹕中国只有抛弃一党专政，才能消除世界民主国家的疑虑，才能消除高精科技对华禁运的障碍。中国军队才能化敌为友，中国才能和平统一。
      中国军队要挣脱“党指挥枪”的束缚，要成为保护人民保护国家利益的国防军，而不是防范人民﹑屠杀人民﹑维护一党专政利益的工具。
      当年发动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正是清朝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部队。我们相信，中国军队是有机会洗刷在天安门屠杀和平示威民众的历史耻辱，向人民将功赎罪的。

                                                         （五）

       “和平演变”战略就是发动受压迫民众对专制制度进攻的心理战。扬长避短，以己之长攻其之短，这才是符合兵法原则的。这也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从谋略学角度考虑的因素。

       民间维权，地方维权，民主强国论，是我们瓦解中共政权的三大战略武器。        假以时日，当这三大战略势态形成时，就建构了一个战略合围阵：“三面架机枪，只能走一方”。我们只留下两条路让共产党选择其一：要么走上台湾道路，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或许有重生的机会；不然走上罗马尼亚道路，自绝于人民。
      这套战略，所有的思考角度都放在国内的环境下如何有效运作，抛弃在海外组织流亡政府的想法；当然，武装渗透﹑武装暴动亦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我们谋求的是社会的和平转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维稳派”。
       当中共手中“维稳”﹑“民族主义”这两件最后的战略武器被夺过来为我所用之后，请问，它还有什么可以维持其统治的正当性？
      这套战略构思的优点是不需要设置一个中央指挥机构来推行，只需有认同这一战略构思的有心人士，根据自身所处的特定条件，相机而行，待机而动。“心有灵犀一点通”。
      一句话，把多米诺骨牌先摆起来！
      这套战略的另一个好处是，只需要有默契的人自行其是，不需要纵向横向的组织联系，使中共特务机关破坏的风险降至最低，这就增加了胜算。
      这套战略构思是针对乌合之众的特性而设计的。

      中华自古苦难多，错奉马列遭煎磨。
      莫道书生无寸铁，胸有雄兵擒妖魔。

      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陆续演出过一出又一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
      精彩的大戏还在后头。
      我们正逢其时。
      愿与天下各路英雄豪杰相约在长安城下，逐鹿中原！

政治问题岂能法律处理——谈谈公审薄熙来一案

英顺文集

薄熙来案即将开审，引起很多民众兴趣，好比期待一场政治大戏。剧本已经写好，罪名早就内定，被告同意认罪，刑期也已裁量，一切都是官式表演，中共不过借此再度羞辱一下政治对手（所谓斗倒斗臭永世不得翻身），通过抹黑丑化薄熙来等人，激起社会大众公愤，以在政治权力斗争之中争取民心支持，同时警告潜在心怀不轨的野心家，中共不能容忍像安禄山史思明之类的藩王独霸一方，最后从根本上动摇中央权威。

薄熙来唱红打黑划地为王固然败不足惜，但是薄案本质还是属于执政阶层内部政治问题（路线分歧权力冲突）。现代社会解决政治问题多用政治民主途径（公投，罢免，弹劾，不信任案等等），中共采取突然逮捕秘密监禁政敌，本来就是专制社会宫廷政变方式，距离现代政治文明国家相差甚远，现在又将薄案引向法律问题刑事诉讼（并不排除薄熙来等人本身也有违法犯罪嫌疑，但是中共官员哪个干净），更是弄巧成拙等而下之，名为彰昭法治实则自暴其丑，突显中共不是真正法治国家，更非自由民主体制，权力政治凌驾一切，法律不过一个政治斗争工具而已。

明明一场政治内斗权力之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对手已经声名扫地难以翻身，再行法律审判，纯属画蛇添足。中共这种以恶审恶并非创例，很多专制国家就曾使用法律手段，对付已经下台失势甚至身陷囹圄的政治异己。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发动政治清洗，逮捕监禁政治对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均任政治局委员）等人，然后举行所谓公开审判，再次羞辱对手一番。审判允许西方记者、外交使团以及独立观察人士旁听，也有律师辩护，但是律师根本不做无罪申辩，只是全盘彻底认罪，屈膝要求法庭宽恕减刑，所有被告也都对于指控罪行供认不讳，自我无限上纲承认罪该万死，歌颂苏共伟大领袖英明，并且主动揭发其他同伙争取立功，审判结束以后，54被告以“叛国”“右派”“间谍”罪名被判以死刑受到秘密处决。

1940年代纳粹德国内部有人发动政变，图谋推翻希特勒结束世界大战，失败以后被捕入狱，希特勒使用“人民法庭”公审政变主谋。审判程序简单快速，不允任何一方提出证据或对案件加以争论，不设陪审团，废止预审制，限制被告提出申诉的权利。被告可以聘请辩护律师，但是律师人选必须得到纳粹官员认可，被告律师基本没有机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法庭主审法官就像检察官一般，站在纳粹当局一边指控诘问辱骂被告，接着便对被告加以定罪，一个小时内审判便告终结（多数处以绞刑），人们因此称之为“表演式审判”。

1981年中共“四人帮”审判也是一种“表演式审判”。定罪量刑并不是依照惯例由法庭审判以后决定，而是早由中共高层讨论通过，交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贯彻执行而已，亦即未审先判，先定罪名再找证据。合议庭所有裁定必须向幕后政治人物汇报才能公布，没有真正辩护，各个被告的辩护小组都由当局事先定好调子，按照要求进行有罪辩护，甚至辩护词文都是检察法院共同商量起草。被告必须低头认罪争取从宽处理，稍做自我辩解就是态度不好负隅顽抗，就是想要继续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就要实行抗拒从严政策。

中共政权本身于法无据，是个非法集团，篡夺国家机器，党权凌驾一切，肆意玩弄宪法法律，哪有资格标榜依法治国宪法至上。政治问题刑事处理，举行公审薄熙来这类结果早已内定的“表演审判”，“政治审判”，妄图掩盖自身党国人治形象，只能更加暴露中共法制虚假伪善。中共如果真想追随历史潮流成为现代法治国家，首先需要解决政权自身法统问题，放弃一党之私实行天下为公，还政于民建立宪政，采用民主途径解决政治分歧，人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参与决定重大国家政策以及重要官员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走向正常文明国家之途。

中国家庭教会在团结工会化

RT @zhangjialong: RT @kielboat: 街头抗争的精髓在于聚集，集体克服恐惧，与镇压者面对面，以时间和意志和无畏迫使每一个面对面的镇压者感到恐惧而弃阵，然后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的开始瓦解。。。这是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I的经验。 35 minutes ago via 推特中文圈

                                          ——引自推特网的@skywalker1984，他可能是中国家庭教会成员

问题 中国家庭教会在理论和行动上的新趋势。

结论 中国家庭教会在团结工会化。

分析

1.     2000年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家庭教会开始在中国的大中城市蔓延滋生。迄今为止，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参加人数最多、资金最雄厚、海外支持最广的不受Z.F管制的NGO。
1.1.家庭教会的海外资金流入，主要通过国外新教教会，特别是美国各种新教组. 织对华宣教基金，经各种家庭教会领导人之手，流入大陆（其中的腐败不言而喻，据某美国华裔基督徒观察，大量的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人过着与他们的日常收入不相称的高水平生活，而大量家庭教会的牧师，是全脱产的，其收入来源相当可疑）。

2.     上个世纪80年代，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小枫的著作（如《走上十字架上的真》）带动起了大陆的文化基督徒的潮流，造成大量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和倾向于基督教。

3.      经过535和90年代的沉淀，那些步入中年的倾向于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开始正式加入教会。加入的理由如下：
1）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寻找更高的超越的依据；
2）改造中国的文化；
3）为了更好地理解基督教；
4）真正的皈依。

        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信任，第4类理由是前三类理由的最终结果，但是，途径不同，行动和表达都不同。其中，因为第一类理由而加入教会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激进的、最具有政治欲望的，比如王怡、范亚峰、余杰等。而第二类理由，几乎是每一位加入教会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意识。否定党的领导与否定中国传统从来是并行不悖的。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乎就是535的翻版——先有《河殇》，后有535。加入中国家庭教会的知识分子，重新再现了他们在535中曾经的经历。

4.     这些知识分子的加入，造成了中国家庭教会在理论和行动上的质的改变。这个改变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团结工会化。

4.1. 团结工会化的特点：1）强烈的宗教背景；2）严密的组. 织和成文的章程；3）标榜为非暴力的运动模式；4）极端反共反zf；5）有强大的海外支持；6）公开但不合法。比如，轮.子，事实上就是一次在东北地区国企改制后造成大量工人下岗的社会不稳定的局面下，由海外势力大力支持，以国内一度公开开展活动的新兴宗教组. 织为核心，展开的一次以反对共. 产. 党的领导为政治目标的团结工会化的群众运动。

4.2.    中国家庭教会在团队式家庭教会（团契型）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地方独立教会（堂会型）。其标准的立场为：1）改革宗信仰；2）保守主义的政治观；3）清教徒的社会方式。比如，北京的守望教会、上海的万邦教会、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等，他们不再满足于小规模的家庭聚会，而是进入更加开放的、完全公开化的写字楼等空间，但同时，其依然具有秘密组. 织.hua的特点，要加入这些教会，必须有着可靠和熟悉的介绍人才得以成行。

4.3.    部分极具“政治情怀”的家庭教会成员为家庭教会的团结工会化做了的理论准备。如范亚峰的“异象”；王怡的“维权”及“宪政”；余杰的“人权至上”及反对暴政；杨凤岗的“公民不服从”；夏可君的“余”。都具有直接的或隐晦的要求改变共. 产. 党政权的政治目标。范亚峰的“党国”论和“异象”说，明确攻击了中国共. 产. 党的领导体制，并提出了改朝换代的号召；夏可君的“余”，明确提出了家庭教会的“先锋队”或“弥赛亚”性质，确认了家庭教会的自我认识的程度；王怡的“宪政”说，明确地将家庭教会和民运的目标联系起来，设置了具体的政治目标；杨凤岗的“公民不服从”说和余杰的“人权至上”及反对暴政，明确地在具体行动的层面上，呼吁基督徒以公民不服从的决心，抵制违背神圣原则的国家法律和行政命令（受其影响的某家庭教会的年轻成员，明确说出了：“非暴力不合作”这样的口号），而余杰的说法则更隐晦地提及了暴力的革命（诸如他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以呼应范亚峰和夏可君的激进的政治目标所需要的极端手段。2009年12月26日，中福圣山研究所在北京举行的“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研讨会；2010年9月15日，中福圣山研究所在北京举行的”WJB与中国政治转型“研讨会，就是家庭教会政治野心的一个肆无忌惮的体现。

4.4.    “非暴力抗争”成为家庭教会的主要行动模式。
4.4.1. 非暴力抗争的两种不同情形。一种是战略性的非暴力抗争，这种抗争直接挑战政权，并且要求政权有更迭。还有一种属于战术性的，比如说日常的一种挑战或者日常的一种公民不服从。战术性抗争实际上对政权本身并没有构成直接的挑战，更不想要更换政权，而是说他有具体的利益、具体的诉求需要满足。但是，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是战术性非暴力抗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自然结果。“535”最开始并不是战略性的非暴力抗争，其顶点处于战术性和战略性之间，因为它并没有要求推翻共. 产. 党政权。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要求结束党的领导。因此，家庭教会选择“非暴力抗争”的根本目的，依然在于政权更迭。
在战术性非暴力抗争之内，又可以分为技术性抗争和政治性抗争。家庭教会参与一般的社会维权运动，以及在《宗教管理条例》内部从事法律诉讼的行动，均可视为技术性抗争，这在体制内的空间里可以获得一定的合法性。而家庭教会拒绝Z.F管制，即拒绝进行登记，就是政治性的抗争，这是现行法律体系所不认可的，并且，对于家庭教会而言，余杰明确指出，拒绝登记是基于圣经的教会独立的原则，与Z.F的矛盾不可调和。

4.4.2.家庭教会意识到所谓“非暴力抗争”的低成本高收益的可行性。有人明确指出（张大军，大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技术性维权和政治性抗争都属于隐性的抗争。非暴力抗争之所以可取，原因在于它能够做到收益最大化。暴力抗争或者暴力革命付出的代价很大，非暴力抗争能够忍受的，这也是非暴力能够持续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
家庭教会意识到，其成员的信仰可以成为“非暴力抗争”的有效武器。由于对采用非暴力抗争手段的人Z.F能使用的措施相当有限，家庭教会以其基督教信仰完全可以鼓励其成员与Z.F持续对抗。有人提出，要对进监狱、肉体折磨、被劳教，毫不惧怕（公盟志愿者，维权律师黎雄兵【列入2009年美国人权报告中国部分】），家庭教会的合作者冯正虎在2009年9月18日于中福圣山研究所举行的“抗争与和平”研讨会上提出，在与对手对抗时，心理素质很重要，如果耐心等待，对手会先于自己逃跑，而这需要信念。所谓“信念”，在教徒那里不言而喻即为信仰。

4.4.3．家庭教会与维权运动相结合，成为家庭教会所谓“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载体。并且，并不像于建嵘所说，维权运动仅仅出现在灵恩背景的团队式家庭教会中，大型的城市教会也开始直接以维护“信仰自由”的名义参与其中。范亚峰认为，这个非暴力抗争的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家庭教会处理政教关系的主要模式。因为，事实上，在家庭教会看来，维权运动就是宪政运动。北京的守望教会、上海的万邦教会、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在2008、2009、2010年，都以“信仰自由”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维权”，甚至利用信徒的狂热，向Z.F展示“肌肉”。守望2008年和万邦2009年的户外聚会，秋雨之福在2010年耶诞，以Z.F阻挠为名，在户外散发传单，与官方产生冲突。所谓灵恩背景的团队式家庭教会，指如今层出不穷的，家庭教会成员参与进人民群众的信访、上.访、诉讼的事件中，并善于利用媒体炒作大小民事纠纷，特别是拆迁中的问题，无限放大官方责任，不顾及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注意到最近温州的钱云会事件，在事件中出没的“公民调查团”，成员中就有著名的基督教维权人士，公盟负责人许志永。

4.4.4．家庭教会为维权运动提出了明确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即改革宗的圣约神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汪正飞），特别是诺克斯的圣约神学，一种清教主义的，具有反抗特色的圣约神学，并将之联系到宪政与人民主权。据此，家庭教会部分成员认为，中国教会有责任根据圣约来反抗。范亚峰号召中国教会要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处理中国的政教关系，并认为维权抗争模式就是诺克斯的圣约神学的体现。

4.4.5. 家庭教会维权，直接的对立面是三自教会，直接针对的是宗教管理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并基于具体的诉求，一般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如举行宗教活动场地的购买等。王怡的秋雨之福教会就曾经与其业务上的主管单位，成都市青羊区民政局开展过诉讼活动。但是，实际上，家庭教会在这些行动背后所要求的已经是整个政权的改变。余杰明确说：“中国整个大的政治架构不发生变化，就不可能单独的在宗教信仰自由、家庭教会这个问题上发生变化。”通过维权，他们的期待在于，能通过各个层面的维权运动不断造成持续的街头化事件而促成大的政治危机，以造成政治的转型和改朝换代。

4.5. 对照台湾民主化的基层选举和杂志宣传的模式，家庭教会已经有意识地提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模式为以维权运动与家庭教会为核心，辅助以民运势力和中文笔会。家庭教会要成为中国的团结工会。家庭教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争夺各派反zf势力的领导权，有意识地力图整合海内外的反共势力，这与团结工会在波兰的作用是一致的。范亚峰明确说：“大陆的民主转型有三种传统可供总结。第一种模式是苏东的模式；第二个是大陆本身的传统暴力革命模式；第三种是台湾模式。我把这三种传统扩展为五种要素。

苏东传统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苏联模式，第二种是捷克的七七宪章模式，第三种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第三种是波兰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大陆已经具有了实质性的形态，此前它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波兰团结工会与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中，天主教会不把教会政治化，天主教会永远秉持着教会的独立立场。波兰的一个特殊条件是，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有30%以上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占波兰总人口的60%以上，这形成了波兰模式的背景。在苏东转型的三种模式中，波兰模式对于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中，30%左右是基督徒，特别是新教徒，形成了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事实上的结盟。因此，中国家庭教会和维权运动的关系非常类似于波兰天主教会与团结工会的结盟。这个模式是未来中国社会转型转型的最主要模式……”。

读《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笔记

读《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笔记

终于在极大的震撼中读完了《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我至今仍沉醉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斗争之中，我真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与工人们并肩战斗啊！不管瓦文萨和团结工会最后走向了何方，可现在我只将目光和话题放在1980年发生在格但斯克的八月罢工事件以及记述这件事的这本书身上，仅是有感而发（但是资料确实太少了，尤其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对八月罢工的起因正像书中所说的“这一天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也没有发生什么鼓动和挑起罢工的诱发事件”（p16）可是也具有其必然性，“不是今年夏季就是今年秋季的某一天，格但斯克造船厂总会发生罢工的”。 （p16）“在造船工人中间，十年前的这个十二月事件是记忆犹新的”、“在八月罢工中掌舵的沿海地区的青年工人，有的通过人们的叙述，也有的通过自己童年时代的回忆，对十年前所发生的时间是一清二楚。”（p1）对当年事件的记忆犹新的造船厂工人们心中怎会没愤恨的导火线呢。此外还有诸如自由工会筹建会、青年博览运动以及保卫工人委员会等地下组织到工人群众中去“煽风点火”提高工人们的斗争觉悟。当然少不了我国各“著名”学者们非常喜欢提的“西方和平演变”，毕竟格但斯克是波兰“观察世界的窗口”。而这堆具有导火线的雷管最终被由长期受斯大林主义体制造成的经济危机所引爆。工人们被迫采取行动，工人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的生存权益。面对经济危机挥来的重拳，工人们忍着疼发动罢工要亲手消除自己身上的吸血虱子。工人们的阶级性不允许向它们投降。　　

可罢工开始时“并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就下了决心的，有二、三个人还想干活。那就得把他们的机器关上，然后还得盯着。既然大家干，那就大家都得干。”（p21）这表示工人们意识到作为集体的自己只有齐进退才能赢得胜利，并自主建立了罢工委员会负起了罢工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罢工中担任工作的人，这个阶段他们自己并不是在罢工，而是在保护罢工。”（p23）　　

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在罢工过程中罢工委员会以及此后的厂际罢工委员会充分认识并发挥了青年工人的积极作用，因为“他们看事情最富批判眼光。他们在生活上立足未稳。他们对这些年来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感触最深。对他们起最大推动作用的是感到没有指望。……他们看不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也看不到将来会有。”（p24）难道这些不是我们现在青年人的心声反映吗？“年轻人是运动的动力，因为只有年轻人才敢于孤注一掷，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积极的结论；而成年人的心中则主要是担心害怕以及前几年，前几十年带来的失望。”（p94）要想胜利必须像波兰的工运一样调动青年人的积极性，使青年人成为运动强有力的保障。　　

罢工最初主要还是限于经济斗争，而导致事件进一步升级的原因是工人间的团结。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通过谈判得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此时这种局势对其他罢工工厂的工人们不利，于是在其他厂的代表的要求下，造船厂的大多数工人们毅然同意决定继续罢工，“他们懂得，要是延长罢工，他们已经取得的东西就可能丧失，包括罢工者的安全在内。他们知道，如果再干，那就不是为力量最强者争几个钱的罢工了，而是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坚决决定，不能这样就算完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这样办！”（p40）“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多么值得学习得豪言壮语啊！团结就是力量，这是工人阶级最强大的战斗武器。于是工人们将各厂的罢工联合起来，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这样一来，工人们就有了自己的联合组织，不能想象没有组织的工人行动将会怎样壮烈地失败掉。罢工通报中说道”罢工结束后，委员会亦不会解散，它将监督要求的执行情况并筹建自由工会“。这开始有了政治意味，随后委员会制定的21项要求中第1-6项有明显的政治斗争倾向，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转向联合。它正应验了列宁的那句话：”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与作用列宁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了。　　

当然关于自由工会运动我们不得不承认波兰工人们有此相关的法律依据。真想不波兰政府竟会完全毫无保留地同意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与某些社会主义相比波兰政府可真够“愚蠢“。而且由于十二月流血事件给政府官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教训。领导成员达成了斯大林主义政府难得的正确意见：”当前的困难局势应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唯一的途径。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p60）假使政府采用武力镇压，难保工人们不会再一次流金鲜血。　　

罢工工人们能充分使用群众性传播工具是有效的行动手段。工人们不停用广播播报罢工的一切行动，并且自己学会使用印刷工具制作报纸、传单和公报（或通报）等等宣传罢工和鼓舞工人士气的媒介。同时与许多罢工行动相比这次厂际联合罢工没有割裂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工人们认识到：“但是，应该从战斗的罢工阶段过渡到谈判的阶段，这就需要有一些头脑冷静、具有调停本领、实事求是而同时又有威望的人来进行。“（p95）”于是他们请求学术界人士同罢工工人一起共同挑起这副担子。这并不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相互支援的第一次尝试。在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工作的已经有文学家莱赫·邦德科夫斯基和格但斯克工业大学讲师沃伊切赫·格鲁谢茨基。”（p95）虽然“复杂的罢工组织中的绝大多数职务由工人担任，但他们有顾问，有时候是上级，这是一批来支援他们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合作得很协调。他们彼此需要。”（p144）工人们更是在谈判时让专家们组成一个专家小组来帮助他们进行专业性的谈判。通过这些方法，工人们和知识分子可以组成很好的组合。　　

说到谈判，工人们的做法是值得学习得，那就是尽一切可能毫无保留地公开谈判以实时监控谈判过程，并且对谈判结果要经由工人们一致通过才行。这种手段可以有效杜绝工人代表们与政府进行暗箱操作防止代表们可能的背叛行径。　　

但这次罢工中也有不好的表现，那就是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觉悟，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当面对法国工会组织代表时，“瓦文萨说，不久之后格但斯克将要成为战斗的工会运动的世界中心，这句话在大厅里引起了微弱的掌声和不耐烦的嘘声：莱谢克，‘盐搁多了‘（意为过头了——译者注）”。（p131）当然不可否认那样做可能会带来工人们的忧虑“这种国际性的色彩会给本国问题的解决造成困难。”（p131）　　

不管怎么说，从这场胜利的工人罢工运动中可以吸取到许多经验教训，但由于我们手头上只有少量可怜的“官方”资料，这还有更深入研究的必要，尤其是在局势混乱的今日。

http://blog.sina.com.cn/gaochao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