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1日 星期六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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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运动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1951).jpg
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海报
日期1950年 - 1953年底[1][2]
地点
方法
  • 处决
  • 逮捕
  • 结果中国共产党成功肃清留在大陆地区的国军、国民党特务、认定的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
    伤亡
    官方数据:712,000~873,600人死亡[3]
    拘捕2,620,000人
    关押1,290,000人
    管制1,200,000人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代初,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1][2][3]。镇反运动对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工以及传统会党帮派土匪等地方武装势力进行了镇压,具体方式包括处决劳改、送监等[1][3]。据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于1954年的官方统计,镇反运动中共有260余万人被捕、130余万人被监禁、71.2万人被处决,其中包括诸多冤假错案[3][4][5][6][7]。1996年的官方文件显示镇反运动镇压了157万多人,其中87.3万余人被判死刑[3][4]。外界则估计有100-200万人遭处决[5][8]

    发展过程[编辑]

    1950年[编辑]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0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6][9]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动用军队开始“全国大剿匪”及镇反运动。但中共政权刚刚上台,西南华南许多地区尚未占领,财政金融混乱,经济恢复的任务相当繁重,加之还要进行的土地改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非常之谨慎。对于土改,毛提出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他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解释说:“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毛泽东还提到中共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因此,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10月9日,毛泽东让罗瑞卿彭真等人到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毛泽东认为[10],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于1950年10月10日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反运动。1950年10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罗瑞卿在会议上做报告说,会门(以一贯道为主)是当时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中共在东北已从组织上打垮会门,华北已进行过若干重点取缔,但潜伏势力依然存在。接下来中共在老区要直接镇压会门,在新区则先针对会门领袖,为直接镇压制造条件。[11]

    双十指示发布前后,各地出现各种暴动。

    1951年[编辑]

    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

    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发出指示要求将镇压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12]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这一指示某种程度上是一纸空文。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极其严重地扩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

    1951年4月30日,毛泽东批示说[13]

    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1951年5月8日,此意见在中共中央通过的决定中被正式表达[14];由此发明了“死缓”这一刑罚[13]。1951年5月10日至5月15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总结贯彻“双十指示”以来镇反运动的情况,贯彻中央谨慎收缩方针,部署当前斗争任务。毛泽东、彭真等中央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决议中宣布:“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5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15]

    1951年9月11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检查了贯彻、执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的情况,总结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1951年底后,镇反运动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检查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研究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完成镇反运动任务的部署,并研究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问题。镇反运动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了部分人员。

    历史影响[编辑]

    运动结果[编辑]

    镇反运动中,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取缔,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16][17]

    195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占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四二。[3][4][5][6][7][18]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3][4][6] 外界有学者估计镇反运动处决了100-200万人,甚至更多。[5][8]

    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战争三者同时进行,彼此协调。在1950到1953年间,中国共产党总共对于2-5百万人进行了军事清洗,部分被捉拿关押,部分农村武装力量反抗而变成地方上的内战,所有反抗在1953年后平息。中国共产党因此铲除了反对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冤假错案[编辑]

    在镇反运动中,许多中华民国国军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管”、“关”[19],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地下党推翻国民党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军,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80年代获平反[15][20]。1949年抗日名将池峰城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4月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1955年3月16日池峰城在北京狱中病逝,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予以池峰城平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是在镇反期间被处死的(80年代平反)[21]

    1957年5月22日,反右运动前夕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即“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罗隆基随后被毛泽东划为右派,且至今未获改正。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在运动中被错误打倒的人士长期未获平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平反冤假错案[15][22][23]

    历史评价[编辑]

    这场政治运动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异见人士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犯下的第一宗滔天罪行,目的是巩固新政权,不顾人民生死,自相残杀。[24][25] 但是中国共产党官方及部分民间学者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基本肃清了敌对势力分子,维护了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奠定了基础。[26]

    参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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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编辑]

    1. 跳转至:1.0 1.1 1.2 黄钟. 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含注释). 《炎黄春秋》.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21) (中文).
    2. 跳转至:2.0 2.1 满永. “镇压反革命”与1950年代初的皖西北乡村香港中文大学[2020-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07) (中文).

    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

    吐蕃王朝曾辉煌一时,最终是怎么灭亡的

     


    吐蕃是在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南北朝的时候,中原发生了大动乱,中原的人进入青藏高原,和当地的人融合在一起。同时,印度等人的人也纷纷进入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上佛教开始兴盛起来。

    (松赞干布)

    吐蕃迎来第一次大发展是松赞干布的崛起。他平息了各地叛乱,定都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

    松赞干布崛起后,极力想获得中原国家的认可。而恰好在那时候,中原国家也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大唐。松赞干布向唐朝求婚,想娶唐朝公主。但是唐朝拒绝了他。于是他一怒之下,就进攻吐谷浑、党项、白兰羌等地。唐朝派军打击松赞干布,把松赞干布打败了。松赞干布知道了唐朝的厉害,存心归顺,又向唐朝求婚。于是唐朝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入西藏。

    文成公主入藏,再加上后来的金城公主入藏,便开启了唐朝和吐蕃的广泛交往。吐蕃大量派人到唐朝学习文化礼仪,唐朝人也大量涌入藏地,这使得整个吐蕃迅速就发展了起来。

    不过,唐朝的安史之乱成了一个分水岭。安史之乱爆发,也成为唐朝和吐蕃的一个分水岭。吐蕃看到了唐朝衰败,因此开始向唐朝发动进攻,向唐朝的藩属国发动进攻。而唐朝需要抽调军队应付安史之乱,就算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减弱,因而无法应对吐蕃的冲击,吐蕃于是发展起来,占领了不少土地,以至于东面推进到陇山,北面推进到贺兰山,南面把整个南诏都变成了它的藩属国,甚至推进到恒河北岸,声势相当浩大。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

    但是吐蕃的这种扩张,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他们扩充了地盘,但是国力被极大地消耗掉了。再加上等到唐朝结束安史之乱,回过神来以后,又开始反过来打击吐蕃,原先被吐蕃占据的北庭、安西等地,很快又回到唐朝的手里。

    而且,吐蕃内部由于国力的大量消耗,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故。王室内部发生了斗争,大家争权夺利,各自为政。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松赞干布这样雄才大略的赞普,内部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

    内部的控制力减弱,在国际上又处在唐朝的打击之下,再加上国力消耗太大,自然内部的老百姓就不满,就会起来反抗。

    而且这种内部的矛盾,还不只是吐蕃土著人的矛盾,还有被吐蕃占领的唐朝地盘上的人,对吐蕃统治者的怨恨。也因此,在唐朝大中二年的时候,沙州人张议起来造反。张议一起来造反,唐人就群起响应。毕竟这些地方本来是唐朝的地盘,被吐蕃占去了,他们本来就不满。而唐朝又衰弱,靠唐朝的帮助,他们可能等到望眼欲穿,也等不来。因此,不如自己动手,起来推翻吐蕃的统治。

    (八思巴与忽必烈)

    张议起义后,那些被吐蕃占领的唐朝地盘上的人,就群起响应,很快,张议就攻下了十一个州。他们把这十一个州的地图拿着,去唐朝朝廷找唐朝皇帝。唐朝皇帝当然高兴,因此封张议为节度使。

    这样一来,吐蕃的内部,就更加衰败了。

    而这时候,吐蕃内部又发生了奴隶平民暴动,以及奴隶主贵族互相之间的厮杀争斗。一共发生了两次大型的奴隶及平民暴动,整个国家在奴隶主贵族的分裂以及各地暴动下,分裂成了四块。

    到了宋朝的时候,宋朝与吐蕃并不直接接壤,不过他们的关系还算好,他们经常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强大的西夏。只是那时候吐蕃再也没有重新统一过,因而其力量是比较小的。

    一直到宋朝末年的时候,蒙古人准备吞并南宋,于是蒙哥大汗派忽必烈前往西南,占领大理。那时候那一块已经不叫南诏,而是叫大理了。通过占领大理,南北夹攻,灭掉南宋。

    不过,蒙古人不方便从南宋境内走过,于是他们便和吐蕃联络,从吐蕃境内走过。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吐蕃比较重要的一支的宗教领袖八思巴投奔了忽必烈。忽必烈把八思巴奉为国师,并且拜在他的门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随着蒙古对宋朝的吞并,吐蕃就完全进入了元朝的领土。

    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

    美为何抛弃阿富汗?白宫1句话就够了;塔利班随时对中共翻脸 中共没钱了!

     中共没钱了!全国只上海有财政盈余;青年失业率为整体三倍;美GDP连超中国;中共腰斩286个中外大学合作项目

    中国经济复苏正在放缓。今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市中只有上海出现“财政盈余”,其它地方都是入不敷出。此外,青年失业率尤为严重,为整体失业率的三倍。

    美国第2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一年前成长12.2%,优于中国的7.9%,而且这种优势还会持续。

    周一,拜登总统就塔利班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首度发表讲话。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撤军是因为阿富汗政府“不想为自己而战”。学者分析指出,尽管塔利班和中共走的很近,但也会随时会翻脸。

    中共一声令下,教育产业哀鸿遍野。继华尔街英语破产后,上海知名留学机构霍兰德教育也宣布破产,CEO逃回英国,留下千万债务。同时,中国教育部腰斩了286个中外大学合作项目。

    随著中国政府加大针对私人企业的打击行动,最近许多中国公司纷纷高薪招聘曾经在中国监管机构工作过的前官员。

    中国上半年31个省市仅上海有“财政盈余”,其余均收不抵支

    大陆财经专栏”格隆汇”发布官方统计数据,从31省市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看,仅上海市出现“财政盈余”,其余30个省市均存在收不抵支问题。

    贵州上半年公共财政支出,跟2019年同期大幅下滑33.9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中国有14个省市的财政自给率超过50%。排名前5的省市依次为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和广东,比值均在80%以上。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等省财政自给率不足30%,地区财政平衡性较差,对中央补贴的依赖度较高。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两年平均)看,上半年31省市中只有西藏和黑龙江出现负增长。其余29个省市中,浙江、青海、福建、新疆等省增速排名靠前,均在8%以上。和2019年同期相比,22个省市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回升;山西、河北、辽宁等9省增速下滑,或因经济结构性问题短期难解,财政“开源”压力较大。

    中国青年失业率为整体失业率的三倍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消息显示,7月份16岁-24岁的人口调查失业率是16.2%,比6月份的15.4%略有上升。这个数字是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1%的三倍。

    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导致青年失业率上升的原因是今年有创纪录的909万大学生毕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

    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付凌晖8月16日在记者会上也表示,由于大学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6月份到7月份之间失业率上升幅度比较大;但整体失业率低于2020年同月的5.7%,就业形势整体稳定。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中国政府需要加大为毕业生创造就业的力度,为农民工外出就业提供方便,保护打零工的人的利益。

    美国上季GDP成长比中国快,还将连续超车

    由于采取不同的抗疫作为,中美经济成长率有了截然不同的表现。美国第2季的国内生产毛额(GDP)比一年前成长12.2%,优于中国的7.9%。

    《华尔街日报》8月16日报导,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在接下来的几季中,美国应该还会继续保持GDP增速超过中国的优势,这是1990年以来首见。

    短期来看,这种反转体现了两国在应对中共病毒疫情方面的差异。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中共对疫情中心的武汉和其他地方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萎缩6.7%;而未采取强制隔离的美国,GDP则小幅增长。

    在中共病毒疫情蔓延到美国以后,美国政府对企业和个人实施了援助,美国家庭积累了2.6兆美元的超额家庭储蓄,这个规模几乎是中国的七倍。中共对个人和家庭未曾补贴任何资金,许多家庭收入减少,开始消耗家庭储蓄,致使消费能力下降,拖累经济。

    穆迪预测,从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GDP增速将连续五个季度超过中国。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和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也预测会出现类似趋势,不过这两家机构认为持续时间为三个季度。

    拜登总统就阿富汗撤军发表讲话,学者:塔利班随时会翻脸

    拜登星期一(8月16日)在白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说,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也不应该是国家建设”,,他“毫不含糊地”坚持自己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

    图:拜登总统在白宫东厅就阿富汗问题发表讲话。

    他还说,美国军队是为了打击9/11恐怖分子而进入阿富汗,而如今恐怖主义威胁已经远远超出阿富汗并蔓延到其他国家。

    拜登在讲话中还说:“我们真正的战略竞争者---中共和俄罗斯---最乐见的莫过于美国继续把几十亿美元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到无止境地稳定阿富汗的稳定。”

    对于中共官方迫不及待地开始美化塔利班,试图借机到阿富汗去推行“一带一路”项目的做法,有不愿具名的大陆学者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指出,过去二十年美国在阿富汗维持了稳定,美军撤走后,中共当局未必能在阿富汗维持局面。尤其塔利班是原教旨主义,相信这个组织的成员更亲近新疆的伊斯兰教信徒,塔利班政权稳定下来后,随时会跟北京翻脸。

    图:2021年8月16日,阿富汗人聚集在喀布尔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逃离该国。

    图:2021年8月16日,塔利班武装人员在喀布尔马苏德广场的一条街道上站岗。

    北京独立学者季风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阿富汗的问题错综复杂,绝非外界看到的那么简单。尽管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和塔利班高层在北京会面,试图与塔利班拉近关系,但是塔利班高层绝非等闲之辈。

    “塔利班(和中国)翻脸的可能性非常大,他一旦站稳脚跟以后就会变,因为唯利是图是这些政权的本质。”季风说:“但是他(指北京当局)又害怕阿富汗毕竟与新疆(伊斯兰教信仰)更亲,因为他们是同宗,都是原教旨主义。”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于今年7月底在天津会晤塔利班代表团时,公开强调希望阿富汗能有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政策”,但对于北京的如意算盘是否能兑现,外界却普遍不乐观。

    美国抛弃阿富汗?白宫国安顾问:撤军是因为“他们不想为自己而战”

    根据《美联社》16日报导,自美国宣布撤军后,塔利班势如破竹,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不少批评声浪警告美国盟友不要太依赖美国,否则阿富汗政府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16日上美国ABC晨间新闻节目《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及NBC晨间脱口秀节目《今天》(Today)回应外界质疑。

    苏利文表示,喀布尔正在发生的事情令他感到“心碎且遗憾”,但塔利班之所以能这么快夺取阿富汗政权最的原因就是阿富汗政府军“太失败”。尽管美国在过去20年投入庞大人力及经费支援,但阿富汗政府太过腐败,让拜登政府认定他们“不想为自己而战”,苏利文坦言:“我们无法给他们(指阿富汗政府)求胜意志,因此我们决定离开”。

    苏利文强调,美国总统拜登不希望美国再浪费第3个10年应付阿富汗的国内冲突,而且拜登认为,美国过去投入数10亿美元援助、培训阿富汗政府军,他们应当有能力自己保卫国家;拜登经过“艰难的抉择”后,决定让美军回家,表明阿富汗军队必须“为自己而战”。

    拜登4月14日正式宣布在今年911恐怖攻击事件20周年纪念日前将撤回所有驻阿富汗美军,结束这场美国陷入最久的战争。

    针对企业打击面扩大,中国公司争相聘用前监管机构官员

    《彭博社》报道引述猎头公司称,负责金融系统的监督机构的官员以及监督商业、工业和信息的部委的官员最受欢迎,其薪酬待遇在某些情况下接近50万美元,大约是公务员平均薪酬的60倍。

    图:中国证监会前发言人邓舸,去年被任命为国信证券公司总裁。

    《彭博社》引述猎头公司米高蒲志驻上海董事Jacqueline Qin表示,一些公司客户给出的报酬超过300万元人民币(46.3万美元),对合适的候选人实际上是“预算不封顶”。

    报道又指,由于中国监管体系缺乏透明度,有内线人士在现在的敏感时期就显得更有价值。北京近月展开连串“监管”行动,最明显的是针对互联网巨头的数据安全和反垄断问题调查,以及针对私人补习社的整治行动。这些措施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感到不安,担心打击面会扩大。

    中国证监会前发言人邓舸,去年被任命为国信证券公司总裁。另一位中国证监会官员郭旭东去年加入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据《人民日报》报道,京东副总裁曾晨原是商务部官员。

    猎头公司表示,可能旷日持久的整顿行动的全面性也让公司把目标定得很高,至少是部门副主管级别的官员,而这些人的供应相对匮乏。例如,证券监管部门和各部委的此类官员必须在离职三年后才能在被监管的公司任职。对于级别较低的公务员会缩短至两年。

    中国教育部腰斩286个中外大学合作项目

    中国教育部上周腰斩了286个中国和外国大学的合作项目,并声称这是“例行评估的一部分”。

    南华早报》报道,教育部的官方应用程式上公布了一份被终止的项目清单,其中包括与伦敦城市大学、纽约大学和香港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合作。

    据报道,被腰斩的课程包括哈尔滨科技大学和伦敦城市大学之间关于机械设计和自动化的学士课程,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之间关于经济和金融的硕士课程,以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之间的社会工作课程。其他被剔除合作关系的大学包括佛罗里达大学、南昆士兰大学和利兹大学。

    虽然当局没有详细说明关闭的原因,但此举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因为这是在政府打击私人补习行业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许多人认为禁止补习和关闭外国课程是中国严控教育行业措施的一部分。

    上海留学机构CEO逃回英国,欠债千万宣布破产

    上海知名留学机构霍兰德教育日前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公司创始人兼CEO Jake Hall“卷走家长的课时费和留学咨询费,整体欠款可能超过千万(人民币,下同,约154.3万美元)”,并宣布破产,公司帐户分文不剩。据了解,霍兰德教育CEO“卷款”前,公司尚拖欠员工薪酬数百万,临走前还大肆砸钱铺市场。

    红星新闻报导,霍兰德教育公布Jake Hall的一封信写道,他曾尝试筹钱解决公司的所有问题,上月他与投资者达成协议,向公司投资偿还债务,但由于上月底中国发布教培行业新政,所有投资者撤回了投资承诺。

    对于CEO拖欠千万债款逃回英国,通过视频远程宣布破产,该教育机构的中国员工集体展开声讨,受害者也已向上海警方报警。

    据估算Jake Hall欠学员家长约700万元学费,全体中国员工的6、7、8月工资都没有发,2021年1月至今的社保、4月至今的公积金未缴纳,欠薪约500万元,学费和欠薪合计超过1000万元。

    责任编辑: 吴莉亚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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