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30日 星期六
2022年7月29日 星期五
德国人老雷细评《二舅》 11条破绽曝光“不公平”
近日，一段讲诉残疾人“二舅”的视频火爆网络。德国自媒体人对影片中的一些细节进行点评，他认为，这部影片信息量很大，暴露了中共体制对底层民众的“不公平”。
这则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短片，7月25日发布到视频平台“哔哩哔哩”，如今点击量已经突破2700万，并且登上微博热搜，创下数亿的讨论量。
不过，有网友爆料，这段影片的制作团队是新华社，推广是官媒中国日报等，当局表面是在宣传励志故事，背后却是为政府的不作为开脱。该网友意有所指地说：“你懂的，后疫情时代正需要它！”
网友回应：“因为打了‘苗苗’后遗症会很多，所以现在出《二舅》目的性很强，就是让你们学习他，不给政府找麻烦······”
“这是在跟韭菜们暗示，打了苗苗出现副作用，不要找政府麻烦，要自立自强，自己抗下一切。”
推特账号“骄傲女孩”直言，“（当局）想借《二舅》让民众甘于享受苦难，只可惜，不好骗了，大多都能视透······”
德国自媒体人老雷，详细点评了《二舅》影片中的一些细节，称信息量很大。以下是一些初略梳理。
首先，影片中描述二舅的老房子，称建它的时候，还没有“美国”。老雷对此感到有些不解，一个中国农村题材，为什么突兀地用“美国”去做对比，而不是用中国古代的皇宫等。
其次，二舅小的时候被医生打了4针，变成残疾。老雷说，这个叙述外国人一般看不懂，但中国人懂，因为在中国那个年代，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耐人寻味的是，二舅这个故事是给中国人讲的，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见怪不怪。
第三，二舅不知道会出现“改革开放”的情况。老雷说：这个信息量很大，说明作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无论你智商多高，你很难知道上面领导的想法，那些新政策，就像自然灾害一样，无法预测，只能被动接受。
第四，在影片中，导致二舅致残的医生说，如果是现在就要承担医疗责任了，而二舅只是象征性地骂了他一句就走开了。
老雷点评说，这个细节说明，二舅既无法对医疗事故追责，也得不到应有的医疗赔偿，他的角色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苦难。他感觉中国底层民众，很多人只能这样，这反映了中共体制的“不公平”。
第五，影片叙述，二舅的残疾证办不下来，他很失望。老雷说，这意味着不仅过去的体制不公平，现在的体制也不公平，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承担责任，“把你弄成残疾人，不让你告，也不给你残疾证”。
第六，影片中二舅到北京看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尸体，但影片中不提毛的名字，只用了一个“他”来代替，耐人寻味。
第七，二舅在部队澡堂和高官一同洗澡、挫背。堂弟在影片中的反应是“吓到了”。老雷认为，这个细节反映出中国等级制度森严。
第八，二舅把十几万拿给养女买房，自己则拚命干活，挣养老钱，不想拖累养女。老雷说，这个细节反映，在中国，二舅这样的底层民众，不仅拿不到残疾证，而且没有养老金。
第九，影片中提到姥姥要自杀，二舅被迫停下工作，照顾姥姥。老雷质问，其他家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影片提到二舅有几个兄弟姐妹，为什么其他人不管姥姥，而让一个残疾人来照顾姥姥。
第十，二舅深夜还在干活，村里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数百个留守老人，夜晚用鞭炮吓唬闯入村里的野猪。老雷直言，这一幕非常惨。国家不管二舅这样的残疾人，不给他残疾证，不管他的养老金，也不管这些农村老头老太太，留下他们和一群野猪，待在农村。
老雷说，如果条件好的话，社会对二舅公平的话，国家对他在乎的话，他其实是可以读书的。像邓小平的儿子，从楼上掉下来了，残疾了，照样还是成功人士，“这不公平”。
第十一，影片称，二舅把一手烂牌打好了。老雷对此不认同，他说，二舅这部影片，让他感到作为一名残疾人，二舅生活的不容易。但值得反思的是，“国家对二舅是一种多么大的烂牌，家人对二舅是一种多么大的烂牌”，没有人给过他帮助。
最后，影片一个画面显示，二舅的笔记本上有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老雷说，这应该是毛泽东的一句口号。他质疑“不怕牺牲，争取胜利”指的可能不是同一批人，并质问：“二舅是哪一批人呢？”
老雷的点评引发许多网友共鸣，“Stella__Guo”：“尽管这种假情假意的视频我一打开就感觉到一股浓浓的央视版“感动中国”的臭味儿，但是不得不说，老雷这期分析得真不错，从细节中他看到的罪恶，因为中国人司空见惯所以反而看不见。”
“lei tong”：“难怪朴方同学（邓小平儿子）腿瘸了，依然能拿到一把好牌，而底层中国人，只配‘活着’。看来党今后可以放心大胆的把好牌都拿走，大家依然会坚持打好烂牌······相得益彰。”
“Qi Li”：转评：“我觉得二舅的故事被央媒大力宣传，是因为他们想用二舅忍气吞声默默承受的故事，告诉那些取不出钱的储户、买到烂尾楼的业主、疫苗后遗症家属、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拿不到工钱的农民，以及吃个烧烤就会被打的人们，别总从体制找原因，应该多反思反思自己，多向二舅学习。毫无怨言默默奉献，才是国家最需要的干电池。千万别从制度找原因，找了就是煽颠。”
（记者罗婷婷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文慧）
2022年7月26日 星期二
宋朝社会福利好得“空前绝后”
福利好到“空前绝后”的宋朝社会
早在一千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推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的生活。
从医学教育，到救济医院、官办药房，再到孤儿院。
这些现代医保体系的重要环节，宋代一应俱全！
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宋朝社会到底有着怎样的福利制度吧！
壹
万能的宋代贵族
秦观：老师！
苏轼：何事？
秦观：东坡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
苏轼：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
秦观：荔枝鲜甜可口,味道诱人。
秦观：但是…….上火了，口舌生疮。
苏轼：……我给你开个方子……
没错，大文豪苏轼，不仅才学斐然，贬到哪吃到哪，更有一身好医术！
宋代之前，大多数的上流社会家庭里都有受过医疗训练的仆人。但宋代的士大夫觉得自己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行，养生医疗不在话下。
所以，当宋朝贵族病了时，他就会找他的同事、朋友、政敌（这个真米有）诊治。
贵族自给自足了，那么平民呢？
贰
宋朝福利平民篇
“从襁褓到殉葬”，一个人走完一生所需要的福利和保障，都在宋朝社会完整的福利制度体系中。
“生”—— 从胎在腹中起就受到政府扶持
宋朝福利制度从婴孩还没有出生时，就开始对孩子的父母实行福利和保障了。
1138年5月，宋朝政府在全国范围推行《胎养助产令》，对怀上婴儿的妇女和腹中婴儿享受国家法律保护！
“胎养助产”就是宋朝设立的一种扶持贫困家庭养育后代的基金，给十分贫困的家庭下发给贫困家庭一部分的资金，供他们养育怀孕的妇女，还给找出生婆（助产医生）。甚至丈夫免除杂役一年，休产假进行陪护。
婴儿诞生后，政府还会按照一名婴儿4贯将钱下发给贫困家庭，“有不能养育者，（政府）给钱养之”。
“幼”—— 慈幼院，宋朝儿童福利院
杀婴被宋朝人认为是天理不容的大罪，弃婴则全部被国家收养。
宋朝政府不仅扶持一些无力养育婴儿的家庭，更是有设置福利院等设施，用于收养被家庭抛弃的孤儿——也就是“慈幼局”。在当时有许多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将婴孩丢弃的家庭，这些被丢弃的孤儿幸运的会在饿死或者冻死之前被送到政府开设的福利院，受到政府所聘的奶妈的养育，长大后介绍政府免费教育，由官方介绍对象，皇帝亲自主婚。为避免弃婴，国家规定孩子多的家庭，可免除各种苛捐杂税。直到后来长大，再受到政府提供的教育。
“学”—— 公办学校免费读，还有奖学金
儿童到了入学的年龄时，可到各地公办学校就读，一般都是不收学费的，有的县则象征性的收个一两钱，实在交不起的学生官府也会免了。
而对于国家和省重点学校，朝廷还要补助学生钱，比如太学（相当于现在的大学），读书不要钱，每个学子每月还能领到一千文钱。
南宋人民受教育程度之高，史载“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全国的文盲是少之又少。
“老”—— 养老院提供充足完善的福利保障
古人们尊老爱幼的精神，在宋朝社会发挥得最为极致。
北宋的福利制度一直做到了老人的耄耋、期颐之年。宋朝养老院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在北宋时称“居养院”，南宋时期则被称为“养济院”。老人到了花甲之年（60岁），无论是否鳏寡，都可以入住养老院。
宋朝老人入住养老院不需要缴纳费用，养老院还会每日给这些老人们发放粮食和生活费，老人每人每天可以得到一升米和十文钱。
养老院内环境清幽，伙食尚可，这些老人们也经常聚在一起闲聊下棋，一派安然颐享天年的模样。
耄耋（80岁）、期颐（100岁）之年的老人，养老院对他们的补助还会有更多，比如说到了寒冷的冬天，养老院还会为这些年老体弱的老人们准备额外的被褥与布衣。
“病”—— 国家提供免费治疗
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私集资合办的医院—“安济坊”最早在杭州、由北宋的东坡先生苏东坡主持创办，一直被宋朝政府沿用到后来。
安济坊，顾名思义，就是给贫穷困苦的病人得以安身和得到救济的地方。安济坊所接济的通常都是身患疑难杂症，并且无亲无故、无人陪伴的穷苦病人。这些病人入住安济坊获得免费治疗。
宋朝专门设立收治患病旅客的机构—“安乐庐”。宋朝朝廷规定旅店，如果发现病人，不得将其赶走，而应就近请大夫治疗，然后报告官府，报销医药费。
“药”—— 官药局，平价大药房
在解决药品供给方面，宋朝还设有“药局”、“施药局”，非常类似于今日的平价门诊部、平价大药房，。当时为了服务百姓，在宋徽宗时期改成了公益单位，“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约药以归”，药局只“收本钱不取息”。很多时候，药局还向贫困人家免费发放药物。
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南宋，由朝廷拨款，为老百姓低价或免费提供药物。
“死”—— 完备的丧葬福利制度
自古以来，丧葬仪式都是古人十分注重的事情，如果没有好好安葬，那么死去的逝者的灵魂也不会得到安息。
秉持着这样的观念，宋朝政府对于人们的丧葬也十分重视，对一些家庭贫困、孤苦伶仃无人可依的贫困分子，实行了十分完备的丧葬福利制度。
政府在每个行政区边上的荒地都划出一片区域，把这片区域命名为“漏泽园”，专门用以丧葬那些生前无家可归、死后无地可葬的人们。
宋朝漏泽园的普惠度和人性化是超乎人们想象的，政府不仅负责为这些贫困的人们操持丧事，更是会请一些专业的僧人前往漏泽园，为人们死后的亡灵做法事、进行超度。
叁
小结
为了普惠天下的穷人，不仅宋朝政府出资设立各种各样的福利设施，更是有许多中央或者地方官员自己出钱兴办福利机构，不仅可以凸显自己的阔绰，更是能够提高自身的声望。而政府兴办福利的钱财除了平时收取的赋税之外，更多的还有皇室成员自掏腰包来出资。
完善的福利机制不仅体现出宋朝均衡贫富的良好手段，更是彰显了宋朝高度发展的人文精神与谦和的民族文化。
2022年7月25日 星期一
大陆强制老人打疫苗 不打停发退休金
中国多地强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打中共病毒疫苗，不打疫苗，就不发退休金，甚至株连家属，公职人员遭到停薪、停职、开除。民众批评这是违法、草菅人命。
7月22日，云南红河州发通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前往接种点打中共病毒疫苗。陆媒称，当地以“一个都不能少”为宗旨，所有老年人必须打疫苗。
7月20日，北京市总工会系统发布通知，把60岁以上老人打疫苗作为攻坚行动。
上海徐泾镇疫情防控小组则通知，家里的老人不打疫苗，公职人员将面临停薪、停职，甚至是开除。
中国某学校的一份通知也称，不打疫苗的退休教师，暂停发工资和退休金。
天津一居委会工作人员召集60岁以上的老人，告知老人必须打疫苗，不打不发退休金。
上海市民王先生：“退休金是他们年轻时候劳动所得，你怎么可能说不给就不给？打过疫苗的人，还在做核酸、戴口罩，还是感染，很多人不愿意打的原因，就是说对这个疫苗已经丧失信心了。”
65岁的上海退休大学教师顾国平批评，当局强制老人打疫苗是草菅人命。
上海退休大学教师顾国平：“居委干部来要求我打疫苗，我说，你如果负责帮我写承诺书，有后遗症你承担法律责任。他不肯给我签字，我就不打了。我有糖尿病、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都是不能打的，一打要出事的。”
上海市一居委会网格员A先生讲述，劝说老人打疫苗是任务，由于上海发生多起杀人案，为了自保，不得已带着“钢叉”上门劝老人打疫苗。
上海市一居委会网格员：“60岁以上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是自愿的，但是你不打，上面就要求我们一趟趟的上门。现在上面还给我们制定了一个所谓居民区的排行榜，60岁以上老年人打疫苗接种率不够的，要被上面叫去谈话。”
同时，也有大量网友讲述家中老人打疫苗后，基础病发作而死亡。
大陆人权人士张先生说，在中共清零政策的高压下，各地加码采取各种手段强制民众打疫苗，是违法行为，受害人可以起诉施害者。
2022年7月24日 星期日
三年大饥荒事件后续
事件后续编辑
文化大革命编辑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13]。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主持中央具体事务，而林彪在会上依然坚定支持毛泽东路线；该会议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3][218][219][220]。此后，刘少奇主导推出“三自一包”政策以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获得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的支持[219][221][222]。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会议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后广为流传的“猫论”（早期版本）：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223]。
但此后，毛泽东与刘、邓等人之间分歧加大，尤其在阶级斗争等问题上[218]。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多着重于如何提高粮食生产等问题，而毛泽东则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同时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16][224][225][226]。1963年，毛泽东在全国发起“四清运动”，毛与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升级[226][227]。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道[219][228]︰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夏季我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全会，把这些问题都抖落出来了。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其中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三自一包”成为刘少奇的主要罪状[219][229]；邓小平则遭到下放劳动。
改革开放编辑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工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系统性的转变， 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到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30][231]。拨乱反正期间，1980年2月23-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获得彻底平反，《人民日报》称“刘少奇的冤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232]；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时说[233][234]：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233][234]：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到[1][19]：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但是，对于大饥荒，中国大陆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所致，而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和主流媒体则开始回避这一讨论[2][72][235]。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普通高中教科书称之为“我国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236]。
各界评论及观点编辑
中国共产党人士编辑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关于大饥荒和经济形势困难的估计，以及采取的“三自一包”改革政策，感到不满[14][15][16][237]。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直接冲突，毛当面斥责道：“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则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6][237][238][239]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240]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241][242]“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243]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244]“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241][245]
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回忆这段历史说：“（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妇女穿白鞋吊丧）。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246]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247][248]
其他在各种公开场合承认大规模饿死农民的中共高级干部还包括：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249]、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05]、出狱后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其声称全国当时大致饿死500万人左右）、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等[250]。
媒体界编辑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笔名”依娃”）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出版，她调查大饥荒的动机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251]。她曾表示，中国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一面哭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大饥荒死难者的名字[252]。她认为，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没有瘟疫的情况下，饿死了四千至五千万的人口，是当时统治者的政策错误。她亦反对使用“非正常死亡”这个词代替饿死[253]。
2012年11月，媒体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饥荒报道——假新闻也是真历史的草稿》，对“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论做出了嘲讽[254]。
2012年4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通过新浪微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引发部分网友激烈抗议。次日，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转发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饿死人是谣言，是外国人写的党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报道，提到：“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255]。
学术界编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从制度层面研究饥荒。他认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256][257]。民主“正常运作”指有自由表达不同观点，而不是多数人暴政[258]。他表示，中国大跃进失败造成1958-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而政府却不修正错误的政策，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资讯；公社里的人当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们看到报纸上说形势一片大好（这是没有新闻自由的结果），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失败了，而不是政策有问题，所以他们数字造假。当大饥荒达到高峰的时候，北京根据造假数字，得出的结论是收成比实际多出一百万吨[259]。还有学者的观点是：将大灾难的责任归结到毛退居二线之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负有直接责任，或认为毛是无责任的受害者，譬如，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在其著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第三章“大饥荒解析”，称饥荒的主要责任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260]。 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的亲属派系后代则将主要责任归结为毛的好大喜功独断专行，并称刘周邓陈等是冒着政治生命终结的风险与毛做了斗争。
2013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其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79]。杨继绳认为孙经先以“迁移后不上户口”解释人口变化，而没有解释没有户口如何获得粮食配给[261]。孙经先反驳称粮食配给制针对当时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通过参加生产小队劳动而分得粮食，因而不需要购买实行配给制的商品粮[80]。
201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撰文表示，“‘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262]
2012年，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认为：“大饥荒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20世纪人类的一个很大的惨案。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这一段被抹掉了。中国的历史书上没有大饥荒的记载，就连大饥荒这个词都没有，只是说“3年自然灾害”，或者是‘困难时期’。”[263]
2011年6月，历史学学者曹树基在《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一文中说道：“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2000万人口与死亡3000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因为，每一个饿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价值，没有理由说，谁的生命重于泰山，谁的生命又轻于鸿毛。对于大饥荒的制造者，屈死的生灵和他们的家属永远保持追究责任的权利，即便对于那些死绝的饿殍，存活的人们也有义务为他们讨回公道。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造成人口死亡的这场大饥荒，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对于大饥荒中死亡人口数据的质疑，开始蔓延，有渐渐变成一种社会思潮的趋势。”[264]
2011年3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表示，《墓碑》一书是作者杨继绳“为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也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265]的中国人立墓碑。”杨继绳在此书中写道：“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266][267]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268][269] 2013年，袁隆平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再次提道：“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我亲眼看到五个饿殍，倒在田埂上、路旁边和桥底下，饿死几千万人啊。... 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270]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把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271]
1991年，费正清教授出版《中国新史》专章讨论“大跃进”，开宗明义即说中国共产党所强行实施的政策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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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时，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余杰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252]。
2014年，署名“北原”的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批评“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探索性质的错误”，但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并且批评“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