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3日 星期六

两会之际 许章润新作“中国孤舟”网路热传


中共两会之际，原清华教授许章润再发文：“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引起网路极大反响。（新纪元资料室）
中共两会首日，网路出现中国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的又一篇新作“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并引起极大反响。文章中，他对疫情下的中国社会现状进行犀利抨击与深刻反思，提出更新制度、重塑世界秩序和文明，还有要求撤销中共党团组织等八大建议。
文章以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古拉格群岛》中的三句话作为开篇，“要把我的歌儿唱完、不吐出最后一个字、绝不停止哭泣”。
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持续肆虐全球，据22日最新数据统计，导致了全球5,194,210人确诊，334,621人死亡。
许章润的文章指出，这场疫情“造成的全球社会性隔离，一种‘人类的消失’与‘世界的陨落’景象。撬动的潜藏已久、伺机而动的文明论疏离与种族论敌意……。”
并从中看到，“伴随着全球性普遍政治觉醒与意识形态复苏，正在进一步逼迫着我们反思人间秩序的政治涵义及其文明指向，不得不直面并重述古老的政体之辩。由此，新一轮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进程已然开启，而必将进境于实际的政治进程。”

两会期间，许章润的新作引起网路极大反响。（网路截图）

许章润也介绍了写这篇文章缘由，“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一己生命虽必殒落，明晨天际照旧一抹熹微，则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在。”
他在今年二月份因“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一文，一度遭到传讯，他的新作被认为是此篇的姐妹篇。2年前，他还因为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严批中共当下的时弊，于去年3月被清华大学暂停一切教学职务。
此次，许章润教授更是从六个方面，对疫情下的中国社会现状进行犀利的评述，包括：一、恐慌政治、苦难政治与拯救政治；二、狰狞国家与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三、文明小国；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复存在；五、意识形态偏见与良政的国家理性；六、以真相与责任奠立政治基础。

两会期间，许章润的新作引起网路极大反响。（网路截图）

文章中，他也点名批评了包括钟南山在内的一些中共御用专家，认为他们是听话驯服的榜样，典型的懂得适时适度站台的伪君子，也抨击了中共的“口罩外交”及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他也提出解决问题的八点建议，包括：第一，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查明新冠流行原因与病毒源头，特别是查明并公开真实病患数据，向全体国民如实交代。
第二， 彻底追责，直至最高政治责任，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
第三， 释放公民记者、维权律师、信仰领袖、民间抗暴义士以及一切类此原因而遭受迫害的无辜国民，停止迫害直言教授。
第四， 在武汉择地修建“庚子哭墙”，刻上所有此疫不幸遇难国民姓名、性别与生卒年月，寄托哀思，永铭教训。
第五， 在武汉择地树立包括发哨人和吹哨人在内的九君子“义民塑像”，以志永念，伸张公民气节，褒扬公义精神。
第六， 由政府出资，设立新冠遗孤与牺牲医护遗属抚恤基金（不包括删帖累死的网警）。
第七， 设立“李文亮日”，也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日”，全民铭记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根本宪政意义。
第八， 取消动辄微信微博封号的网警恶政，及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并强调撤销中共的党团组织等。
北京名校大学生吴同学向大纪元表示，“许章润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得十分中肯，谈到了中美应对疫情各自体制的优势和不足，揭露了中共初期瞒报、迟报疫情导致疫情扩散而后动用举国集权体制强力控制疫情、引导舆论丧事喜办、把自己由加害者打扮成救世主的全过程。”
就许章润教授谈及“文明小国”论，他非常认同表示，“中国虽说是人口大国，但是现在中国的文化环境被中共党文化所荼毒，远离世界普世价值，因此并不存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只能在中共的带动下和一些流氓政权狼狈为奸，所以说是‘文明小国’。”
他还表示，许教授提出的“八点诉求”也铿锵有力、切中要害，可以说是一篇用心良苦的文章。

两会期间，许章润的新作引起网路极大反响。（网路截图）

他担心许章润可能因此处于危险之中，并呼吁外界关注：“目前在中共坚持专制独裁、大力打压各界有良知异见人士的情况下，这篇文章不仅不会让中共有所反思和改进，反而很可能给许章润先生带来麻烦，外界对此应该有心理准备，积极关注许章润先生的处境。”
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瑜谈及许章润的文章表示，“去年年底一次聚会上大家不约而同谈的都是香港，坐在我旁边的许章润教授突然吼出一声陕北信天游，似乎胸腔都要炸裂。”
她还说，晚间正在阅读许先生关于武汉大疫的第二篇猛文“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正是“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续篇。正值此时又看到北京照会各国大使馆今年人大会议的议程包括一项全新的“港版国安法”。
“许先生用‘庚子春末夏初，忿然、忧然而怆然矣’落笔，不能不产生强烈共鸣。这部越俎代庖的法律，将在六月反送中一周年实施，对香港意味着什么？岂能不令世界关注？”
网友张世伟也赞叹表示，“真正的有识之士啊，一直都为了民族大义、民族前途、民族命运而思考，殚心竭虑，义无反顾……”
网友吴先生感叹，“古有纸上谈兵，今有网上思变。”
网友吴吾认为，许章润教授的这篇逾1.6万字的政论文章，从对当前中共病毒在中国爆发后蔓延至全球的深刻反思入手，揭示了中共的极权式国家治理的荒谬与黑暗。
网友“事事观心”则表示，许章润在中共两会首日发表万字长文，说得好痛快啊，有一种舍身取义了的感觉，并强调许章润全文中的两个观点，“被‘共产极权’入侵殖民，是中华文明之大不幸！中国政治大转型只差临门一脚，体制藉暴力却要走回头路！”
许章润文章中有关“够了”一段排比句，包括“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亘古罕见的红色暴政”，诠释了习近平上台这些年，中共政权也走到尽头，也被网路广泛传播，获得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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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前青海政协委员发信吁人大联署促习近平下台

青海省政协前委员王瑞琴，写了一封要求习近平立即下台的公开信，并呼吁两会所有代表联署。（青海省政协网站截图）

青海省政协前委员王瑞琴，写了一封要求习近平立即下台的公开信，并呼吁两会所有代表联署。（青海省政协网站截图）

北京的当政者习近平似乎面临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继红二代任志强实名反习文章，以及网上流传的各类真真假假的反习公开信，两会期间突发有前青海政协委员王瑞琴实名要求人大罢免习近平。
中共两会召开期间，青海省政协前委员王瑞琴近日在网上向中共两会发出一封公开信，内容指自习近平在位8年间，不但没有改变国家过往政治腐败的情况，反而不断去破坏法治、封锁言论自由及打压宗教等，令国家的自由倒退，使全国民众陷入痛苦之中。她呼吁中共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站出来罢免习近平，联署要求习近平下台。
公开信表示，近期的中共肺炎爆发，中共当局向公众乃至全世界隐瞒了真相，致使病毒肆虐全球，导致无数家庭破碎，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习近平却不断推卸责任，又批评习近平在对外方面纵容“无赖外交”，四处挑衅，致使中国的国际形像一落千丈，国家信用荡然无存，累及无数海外华人。
王瑞琴还表示，习近平在对内进行政治清洗，禁止发表不满国家的言论，包括当局提出的“七不讲”及不得“妄议”中央，又发生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以及8年来相继发生的国进民退、驱除低端、打压公民社会、拆教堂、建集中营及高科技监控等。习近平在位期间，香港持续动荡。在对外方面，中共“战狼外交”致使中国空前孤立、中美贸易战造成大批外企撤离中国、失业激增，企业倒闭，致使经济一蹶不振。由于受到当局不断的打压，使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纷纷避走流亡四海为家。
对此，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副教授成名对自由亚洲表示，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根本就不会进行这个联署。
成名说：“（联署）当然没有可能了，这样就即是在中共的领导层内搞革命，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我觉得是反映到某部分的中国人一个不满，经济一个低增长持续愈耐，整体的不满亦会愈来愈大。”
此前，红二代房地产大亨任志强3月份发出的批习文章流传网上，直斥习近平是被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任志强4月被官方通报受查。另一名红二代的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转发的公开信，则提出召开中共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由中共在位和已经离休的国级、副国级大佬讨论，习近平是否还适合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
2月初，中国著名法学家许章润教授发出《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一文，怒斥中共隐瞒疫情将其道德沦丧暴露无遗。5月21日他再发万字长文，痛批中共极权式国家治理的荒谬与黑暗。
中共两会召开前夕，网传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写给中共两会代表的公开信，矛头直指反对习近平。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当局大搞“一尊”、搞“妄议中央罪”、搞“煽颠罪”；拖延防控疫情的时间、隐瞒疫情，致使疫情蔓延到全世界；恶化了中美关系、破坏了香港“一国两制”。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副教授成名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一手采取高压打压手段，一手以发展经济来稳定人心，但现时大陆失业的情况严重，在政治压迫及经济重创的情况下，人民自然会反抗起来。他认为若果当局搞不好经济，人民的愤怒只会愈来愈深，严重可能引发政治危机。
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则强调必须解体中共：“任何人不能对这个政党有任何的希望，唯一的出路就是解体它。解体后就象其他社会一样，就是正常的社会，各个国家相对来讲都有比较完善的政体，有民主、法制、讲普世价值，等等。但是只要中共存在，这些根本都是不可能的。只要还是中共，换一个上台者也是换汤不换药。”
责任编辑：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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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中共以“舒特”系统向全人类宣战

—人类正处于信息时代的战争之中

信息社会人的权力就是广泛知情，剥夺了他国的知情权就是对其宣战，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就是向人民实施无情的打击。而病毒在中国传播高潮中，完全可以判断这种病毒必然在全世界传播。就在此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在境外的间谍企业就开始抢购囤积防疫物资，运回中国，造成全世界防疫物资缺乏。当世界疫情严重之后，中国又向疫情严重的国家输送假冒伪劣防疫品，并高价出售。中国到现在为止仍然不准许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和防疫专家到中国去调查疫情源头和感染数字。
对于2020年的世界状态做最简捷的定性，一言以蔽之：人类已经进入了第三次世界战争。
理解目前世界的性质必须认识我们的时代。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未来学方兴未艾。其代表人物为托夫勒和奈斯比特。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权力的转移》准确论证了产业的变革：从农业的第一次浪潮经工业的第二次浪潮再到知识的第三次浪潮，阐明了权力转移的脉络：即权力媒体从暴力到金钱再到知识的过程。三者有本质的区别：暴力不可分解，不可让与，不可传播。资本可以分解，可以让与，不能传播。知识既可让予，又可分解，还可传播。另一个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斩钉截铁断言世界已经处于信息社会的新形态。信息就是在二进制编码中进行是与非选择后的消息。知识则2020年世界发生的事情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所没有的。2019年12月份，中国武汉就已经发生大规模的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这种冠状病毒是武汉P4实验室人工合成的含有艾滋病病毒基因片段的高感染率的生化武器。是有意泄露还是无意泄露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认。但是，有许多环节都可以说明中国武汉和湖北政府以及地方和中央的疾病控制中心，在已经完全确定这种病毒可以人传人之后，还是刻意隐瞒一周到两周时间才对本国人民公布，也才对世界公布。在公布疫情之前已有数百万武汉人逃离到世界各地，成为了传播病毒的载体。在不得不公布疫情的情况下，中共公布的数字也大大低于实际感染的和死亡的人数。据悉实际数字是中共公布的数字五百倍以上。如此欺骗行径骇人听闻。致使全世界不能对于疫情的严重性和传播速度速率做出正确判断。这种隐瞒就是信息社会的战争宣言，信息社会的最无耻的战争行为。信息社会人的权力就是广泛知情，剥夺了他国的知情权就是对其宣战，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就是向人民实施无情的打击。而病毒在中国传播高潮中，完全可以判断这种病毒必然在全世界传播。就在此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在境外的间谍企业就开始抢购囤积防疫物资，运回中国，造成全世界防疫物资缺乏。当世界疫情严重之后，中国又向疫情严重的国家输送假冒伪劣防疫品，并高价出售。中国到现在为止仍然不准许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和防疫专家到中国去调查疫情源头和感染数字。
但现在为止，全世界有200个国家3百万人感染，20多万人死亡，数十万亿的经济损失。疫情还在蔓延，未来的损失还不可估量。
用一种超限战的形式，一种恶意隐瞒的卑劣行为，传播一种带有至死基因的病毒，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后果。这不是战争是什么哪？为此，许多美国政要将这次中共的超限战称为珍珠港事件，911事件。我则认为，它是珍珠港加911，是珍珠港加911的平方。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皇帝的误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是法国人的误判又是德国希特勒的误判一样，这次世界战争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头们的重大误判。他们误认为这还是统治社会的暴力权力能够称王称霸的天下。所以，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生化武器攻击整个世界。因为暴力和谎言就是统治社会生存的充要条件。
中共的招法和以色列在2007年9月7日凌晨的特种攻击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7年以色列发现它的邻居加宿敌叙利亚正和北朝鲜这个邪恶的国家勾搭在一起，违背国际公约制造核反应堆。以色列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派飞机轰炸了这个核反应堆。飞机飞进叙利亚领空，以色列使用电子干扰的舒特系统，干扰了叙利亚的雷达系统。使得叙方的雷达首先是出现了大规模的飞机影像，密密麻麻，然后这些影像就迅速消失。叙军雷达监控人员以为是故障并已排除，完全失去了警惕性。以军的飞机一举轰炸了这个反应堆。而叙利亚却不敢声张。原因是这个建筑正是北韩和叙利亚违反联合国条约的不法行为。叙利亚只好吃哑巴亏。中共对于疫情规模和死亡数字的隐瞒不正是一种“舒特”系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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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发布“新冷战”重磅报告 全面遏制中共威胁


白宫发布“新冷战”重磅报告 全面遏制中共威胁


白宫发布“新冷战”重磅报告 全面遏制中共威胁
（白宫官方网站上的网页截图）
美国白宫周三（20日）发表了一份《中国策略》报告，针对中共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军事扩张、散播假讯息以及侵犯智慧产权、践踏人权等各方面的恶意活动发出了猛烈抨击。报告强调，过去二十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实行的“交往政策”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必须采取全新的策略来应对中共政权的扩张与威胁。这份重磅报告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美国白宫官方网站5月20日发布一份《中国策略》报告，对美中关系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回望和分析，并提出新的策略方向。
报告表示，美中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发展外交关系时，美国以为通过扩大市场、加码投资中国，甚至向中方提供更多美方的尖端科技与训练管道，就能促使中国变得更自由化。然而，中共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不但变得更加专制，还试图将其政治意识形态的理念强加于全世界，试图把国际自由和开放的秩序，改变成有利于中共政权的国际新秩序，同时中共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并胁迫着其他国家一起来损害美国的利益。
报告指出，美国政府过去那种“象征主义”、“盛大排场”去接触中共政府的做法是“毫无价值”的，而当静默外交证明只是徒劳后，美方将加强公开施压的策略。
报告批评中共曾经承诺终结其掠夺性经济发展模式，但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是“破烂与空洞的承诺”；即便中共政府签署了多份保障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中共至今仍在大肆进行网络攻击，瞄准知识产权、窃取商业机密，全球仍有63%的山寨货源自中国，导致各地合法企业蒙受数千亿美元损失。
报告并指出，中共政府一直在打压、迫害不同的种族与宗教，例如关押逾百万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及信仰人士，强迫劳动、灌输意识形态与身心虐待，甚至利用科技工具监视国民的一举一动。
报告还提到了中共的军事扩张行动，并举例了中共军方在南海、台湾海峡与中印边界等地进行的一系列挑衅与强制性军事活动等等。
报告指出，美国在军事上有必要联合盟国来压制中共政府，美国国防部正加速发展超音速武器，并且加大研发网络和太空军事力量，以压制中共的军事野心与及中共军方在科技上的飞速发展。
白宫强调，美国在国际战线上不会退缩，也不会逃避在国际安全上的责任，美国将致力于联合盟国和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抵抗任何对美国价值观的攻击。
不过，报告同时也表明，美国政府无意于去改变中国内部的制度，主要目标是防止中共的意识形态对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产生持续的影响，并因此带来国安安全上的威胁。
报告特别提到了台湾和香港问题，重申美国仍然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而这是建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项联合公报，但美国亦必需确保台湾有足够的防卫能力，所以有必要继续向台湾售卖武器。
在香港问题上，白宫表示不会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在香港有85000名侨民，亦有1300家美国企业，因此美国政府也要求中共政府落实中英联合声明，并保持香港高度自治、法治与及民主自由。
针对美国政府发布的这份重磅报告，北京清华大学社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白宫发出的这份报告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它的重要性超过了冷战期间遏制策略创始人乔治‧凯南历史上著名的8000字电报（1946年2月22日）的震撼力。
他说：特别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后，这是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给出的一个重新评估。对未来无论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候选人当选下一任总统，其实都有约束力，都有长期的指针意义。
吴强认为，美方这份报告是对中方近一段时期以来“咄咄逼人的姿态”作出的反击，也是对“中国特色全球化的版本和扩展”作出的反击，是一种不谈冷战的“新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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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一千万户被抄家 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一、毛泽东发明“文化专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其实，共产党里嗅觉灵敏的人已经抢先行动起来了。譬如山西省会太原，四月间中共新派去一个市委书记。他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迹：“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祗保留十几处，其余通通毁掉。”据作家慕湘记述：“芳林寺，一个上午全砸毁了。省文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去，拾回一包泥塑人头，含着眼泪送给我看。晋祠本来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为了陈列东方艺术而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我见了急忙跑回住处，拉来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同志，才把一个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从斧头下抢救出来。”〔1〕
二、中学生发起“破四旧”运动
共产党领导的学校，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后，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2〕广为流传。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干部子弟们，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不曾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老师打腻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毛泽东“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谍——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3〕
次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们荣登天安门。集会到下午才散，除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第一○一中学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外，当天红卫兵们没做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三、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
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
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
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反动派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
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他们是强盗，重的是一个“钱”字。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4〕
五、一千万户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5〕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6〕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7〕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8〕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9〕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10〕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11〕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后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12〕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13〕
六、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余年在全国搜购，曾征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4〕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15〕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16〕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17〕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与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18〕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
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20〕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21〕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22〕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23〕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24〕
七、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
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听到她的名字后说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一时间，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
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26〕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这“避讳”本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如今江青却拾起“避讳”，把它变成了“四新”。她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粱，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那个“毛”字联想到夫家毛泽东，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八、抄收少数民族服饰
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汉人的特权。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动、是否需革命，以汉人的文化为唯一的判定标准。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28〕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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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

乔治·凯南（英语：George Frost Kennan），遏制策略始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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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
乔治·凯南（英语：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美国国家政策顾问、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获得者、冷战期间遏制策略始创人。但是后来历届总统在冷战中所执行的政策，背离了他的一开始的主张，使他逐渐放弃了经过改造的遏制策略。他曾广泛演讲并写作关于美国与苏联关系的学术性历史。他也是被称为“智者”的外交政策元老团体中的一员。
在1940年代末期，他的写作作品鼓舞了杜鲁门主义以及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对苏联“遏制策略”。他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来的“长电报”，以及1947年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论证了苏联政权固有扩张主义而这种影响必须在对美国有策略意义的重要领域中被遏制。这些文本为杜鲁门政府新的反苏联政策提供理由。凯南也在冷战中的项目以及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歇尔计划。

早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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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他八岁那年去德国与继母住在一起，学习德语。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9年至1931年在柏林大学东方学院开始了他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俄语课程，后在苏联和欧洲国家从事外交工作。
凯南从他的工作中“对俄罗斯事务的兴趣日渐增长”。当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后，美国开始与苏联政权进行正式外交时，肯南陪同威廉·布利特大使前往莫斯科。同时，凯南研究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这将影响他一生对苏联政权内部动力的看法。凯南再次考虑辞职，但决定接受华盛顿国务院的俄罗斯办事处。凯南从34岁起就开始撰写回忆录的初稿，当时他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外交官。1938年9月，凯南调任到布拉格使馆。在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后，凯南被分配到柏林。在那里，他赞同美国的租借法案。之后，他在德国被拘留了六个月。随后其他轴心国于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
1942年9月，凯南被任命为葡萄牙里斯本的公使馆顾问，他勉强地从事了管理情报和基地行动的工作。1943年7月，美国驻里斯本大使伯特·菲什突然去世，凯南成为代办处和美国驻葡萄牙大使馆的负责人。在里斯本期间，肯南对美国海军和空军在二战期间获得亚速尔群岛的使用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最初面对华盛顿的笨拙指示和缺乏协调，凯南主动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进行交谈，并从总统那里收到了致葡萄牙总理萨拉查的一封信。这将使亚速尔群岛的设施特许权得到释放。1944年1月，他被派往伦敦，在那里他担任欧洲咨询委员会美国代表团的顾问，该委员会致力于制定盟军在欧洲的政策。在那里，肯南对国务院变得更加失望，他认为国务院无视了受过训练的专家。但是，在开始工作的几个月内，应苏联大使的要求，他被任命为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副团长。

冷战[编辑]

长电报[编辑]

在莫斯科，凯南再次感到哈里·杜鲁门和华盛顿的决策者忽略了他的观点。凯南一再试图说服政策制定者放弃与苏联政权的合作计划。凯南认为，需要在西欧建立一个联邦，以对抗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并与东欧的苏联堡垒竞争。
1946年2月22日，任驻苏联副馆长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电报（即著名的“长电报”），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围堵政策，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联的国际行为主要取决于斯大林政权的内部需求。根据凯南的说法，斯大林需要一个敌对的世界才能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因此，斯大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苏联本能地对外部世界的恐惧的理据。
1947年和1948年两年间，乔治凯南在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将军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得到重用并对美国的对外政策的行程做出重要贡献。1949年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成为美国国务卿之后，他的影响力开始下降。1951年5月31日与6月5日，在艾奇逊的指使下，凯南以私人身份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会面，表示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停战意愿。[1][2][3]
1952年5月14日至9月19日短暂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在其办公室发现苏联赠送的木雕美国国徽内藏“金唇”窃听器。10月在柏林发表将苏联和纳粹德国比较的发言，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明确列入拒绝入境名单而无法赴任。1961年至1963年担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凯南也在策划和实施马歇尔计划和逆进程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5年3月17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中去世，享寿101岁。

参见[编辑]

参考资料

围堵政策（英语：containment）是指美国在冷战的外交战略，目的是限制多米诺效应。政策始于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乔治·凯南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1]，认为美苏必成为敌手，而在对峙中美国实力明显强过苏联。要击败苏联就得采取坚强遏制的政策，建议美国应从政治、经济、军事及意识型态各层面遏止苏联的对外扩张。[2]该计划受到了美国当局高层的认同，促成了“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3]在遏制政策提出不久后，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学院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4] 。

历史[编辑]

二战结束后，英美盟军和苏联的关系紧张，斯大林在苏联周边建立了一些社会主义倾向国家以确保自身的地缘优势，例如对波兰政治上的接管。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了政治上的反制措施，限制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言上发表了国情咨文，希望国会支持希腊与土耳其的民主政权，成为了杜鲁门主义的起点。[5]美国开始为对抗社会主义政治的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这项政策也正式宣告了美国的对外方针。
杜鲁门政府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小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采纳了乔治·凯南的计划，这项代号“X”的围堵计划被凯南定义为一项“围堵苏联帝国主义”的政策，并于1947年7月在《外交》杂志发表。在一篇署名文章《论苏联行为起因》中，凯南证明了社会主义体制的缺陷性，并且表明：当美国真正看清自身的实力并且接受主导的地位时，美国完全有能力将俄国的扩张限制回去。
紧接着，美国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因为两国的地理位置重要，共同扼守着黑海通向地中海的要冲达达尼尔海峡：如果苏联控制该地区，苏联的黑海舰队可以畅通驶入地中海，军事威胁将达到整个地中海区域，威胁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以及英法的北非殖民地。

评价[编辑]

围堵政策最初是指美国1947年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项外交政策，同时也宣布了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破裂。这项政策阻止了共产主义思想和斯大林主义的蔓延，将它们限制在当前范围内。也因此开启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密云。

参考资料[编辑]

  1. ^ Kennan, George. 链接到维基文库 The Long Telegram. 维基文库. 1946 （英文）.
  2. ^ 杨永明，《国际关系》(台北：前程，2010年6月)，页49。
  3. ^ 白德华，《从“善治”论中国渐进式改革》(台北：致知，2014年2月)，页181。
  4. ^ 杨永明，《国际关系》(台北：前程，2010年6月)，页50。
  5. ^ 杨永明，《国际关系》(台北：前程，2010年6月)，页49。

另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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