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 訪美 '' 漏講 '' 的故事

★★★【習近平 訪美 '' 漏講 '' 的故事】中國時報 03-01

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唯一的公開演說，
用了不少時間敘述「鼓嶺」的故事。一些中國大陸的
資深記者說，這是中方領導人歷來 最成功的演說，
-------------------------- 因為故事 '' 內容十分感人'' !

其實，習近平的鼓嶺故事只說了一個面向。鼓領故事的全貌 '' 是很嚴肅的 ''，甚至是很悽慘的，而且是不公不義的。
　習近平說的故事大致如下。一九九二年，習近平在福建工作，從報上看到一篇〈啊！鼓嶺〉的文章。故事的男主角是密爾頓.加德納 （Melton Gardner），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間，隨父母住在中國一個叫做鼓嶺的地方，後來回到美國成家、立業，總忘不了鼓嶺。然而終究未能再回到兒時故園。 加德納過世後，加德納夫人在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的幫助下，終於查明先夫所說的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嶺。
　習近平說，「放下報紙，我立即通過有關部門與加德納夫人取得聯繫，專門邀請她訪問鼓嶺」。一九九二年八月，習和加德納夫人見了面，並安排她去看了丈夫生前念念不忘的鼓嶺，「那天鼓嶺有九位年屆九十高齡的加德納兒時的玩伴，同加德納夫人圍坐在一起暢談往事……」。
　習近平講故事，顛覆了「中國領導人喜歡講數字，美國領導人喜歡講故事」的印象（布希政府時的勞工部長趙小蘭的評論）。習近平這個故事，乍 聽之下非常感人，讓人對鼓嶺留下美好印象。但深入歷史，才知道全面的鼓嶺故事令人痛心疾首。選擇性的說故事只是代表共產政權的宣傳手法更見高明。
　加德納（Milton Gardner）的鼓嶺回憶是一個世紀以前的故事。那個年代，一個美國家庭為 什麼會落腳在中國的福建？筆者在場聆聽時，第一個推測是：他的父母是傳教士。經過查證，果然不錯，加德納後來任教的加州大學物理系在歷史檔案介紹加德納 時，第一句話是「如果不是他的傳教士父親把他帶回美國以躲避拳匪之亂，他就出生在中國了」。這件文獻也指出，加德納出生後，在中國居住了九年。
　為什麼在鼓嶺？因為鼓嶺氣候宜人，是當年西方傳教士在中國主要的退修（retreat，暫時「退」下以進「修」）地點，有不少別墅。影響所及，當地很多中國人是基督徒。
　鼓嶺故事的悽慘之處在於以鼓嶺為基地的「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倪柝聲是中國近代史最出色的傳道人。二次大戰時，一些西方宣教士返回 母國，倪柝聲從他們手裡買下房舍，建立「執事之家」，做為訓練信徒之用。最有名的是一九四八年及四九年的兩期同工長老訓練，訓練結果在全國各地帶動了基督 教的大復興。當時倪柝聲發表的教材，至今仍為世界各地基督徒廣泛引用。
　大陸變色後，倪柝聲到了香港，可是為了大陸的「群羊」，他不顧眾人反對，回到大陸繼續牧養地方教會，卻也開始了他長達廿多年的苦難。紅色政權羅織了一個又一個罪狀，其中之一是「抗拒土地改革」，因為他希望繼續使用鼓嶺的執事之家。他在一九五二年被關押，直至一九七二年離世為止。其間唯一獲准探監的是他的妻子張品蕙，而張品蕙本人後來也因為拒絕與倪柝聲離婚而遭受嚴重迫害，成為「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一年死在醫院的走廊上（因為無人為其醫治）。
　在習近平的敘述中，鼓嶺的故事是一個美國人在身後圓了夢。真正的鼓嶺故事，是西方傳教士基於信仰，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把愛與希望帶到封閉落後的中國。完整的鼓嶺故事，是倪柝聲（以及千千萬萬的基督徒）為了堅持憲法所賦予的信仰自由而被迫害、至今未得平反。
　習近平說的故事只是全部鼓嶺故事中的一小部分。後來的傳道人因為鼓嶺而遭到極大的迫害，習近平當然一個字都不會提。
　習近平大概不知道，他與鼓嶺主角倪柝聲之間有個巧合：倪柝聲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離世，當天是習近平十九歲生日。
　習近平沒有說到的鼓嶺故事告訴我們另一個事實：在專制腐敗的滿清，在共產政權蔑視的國民政府時代，人民擁有宗教自由，外國宣教士可以在中國自由傳教 ; 但今天的中國大陸，宗教必須服從政治。
source : 中國時報 / 劉屏專欄 Photo source : 美國之音

姜维平：王立军的自白〝记实小说〞惊人内幕

 

唐人2012年3月1日讯

2012年2月8日上午，飞机的引擎声响起来了，从成都到北京，这条航线以前多次飞过，但从未像今天一样心情复杂，悲喜交加，浮想联翩，过去是随从和保镖云集，尽显地位的重要和人生的辉煌，但如今呢，邱进却坐在我的身边，还有国安部的多名特工，我成了笼中之鸟，虽然飞出了薄熙来的手心，但依然困于体制之中，无疑地，也许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展翅，但我不难过，我毕竟尽力而为了，不论是整人，还是被人整，我都搞得轰轰烈烈，既使保不住命，也没带走秘密，我让这个沈寂的世界听到了我的声音.....是的，伴着飞机噪响的引擎声，我觉得有巨掌在把我一下子提升起来，只是我已经脱下警服，变成了裸体，还原成了真实的自我，我看到了银灰色的机翼和棉絮一样的乌云，阳光的斑点在燃绕和跳跃，像我的回忆，畅想，悔恨，愤懑，忧郁和期待，它们纠结在一起，化为精神的灰烬。我大声地讲话，希望邱进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够听到，以下是我的自白：

我欠了薄熙来一点人情
像我这样的人，出身于草根阶层，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不像薄熙来那样有靠山，要想出人头地，实属不易，但我生性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光荣传统，好胜而勇猛，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既野心勃勃，又力不从心，这就急需贵人之助。
在铁岭，我刚当派出所警察时，最初的靠山是原公安局长王立洲，现在有人说，我是想利用他，确有这个意思，但也不全面，王局长给了提携不少，使我由小警察当上了派出所长，并一路高升，成了他的副手，我很感谢他，称其为〝干爹〞，这一点不假，但反过来呢，我给他也出了不少力啊，实话说，中国有啥黑社会啊，都不过是些社会上的〝小混混〞，还有些人是与王局长，以及他上面官员有矛盾的企业老板，只要王局长定了他们涉黑，我就被公安局当枪使，把他们统统打成 〝黑社会〞，即把人关进大牢，又把钱财当成涉黑资金没收，使他们一辈子翻不了身，而且，还整出了保护伞，其实，那是对立派的官员，这一点，如同2008年被薄熙来利用一样。
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我担任了副局长之后，我想直接听命于铁岭的最高官员，谁再想通过〝干爹〞中转啊，得罪人是我的事，人情却是他的，凭什么啊？真是 〝此一时，彼一时〞，于是，我们产生了矛盾，由于互相熟悉，反目为仇，我们搞得一塌糊涂，以致我把他整到监狱去了。是有点不仁不义的，但不厚黑，能爬上去吗？。。。。。。
除了此事，还有〝人力车夫〞张贵成告我的事，具体经过不说了，媒体上都有，实话说，是我执法犯法，又徇私枉法，中青报的记者一点没写错啊，但人在事业顶峰，张狂之时，谁能听进不同意见呢？
于是，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辽宁总是有人写信告我，从铁岭，锦洲，一直告到省城和北京，几度我〝打黑英雄〞的美名要破灭啊，真是万幸，遇上了薄熙来，就像我在铁法市带领警察抓了杨氏兄弟，闹得惊天动地，争议不断一样，那时，是〝干爹〞支持我，如今，却是薄大哥力挺，他一个批示，告我的人都老实了！辽宁省的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不如薄省长的一掌，他的拿手好戏是先抓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田凤岐，得！都没声了。我认准了，薄大哥够朋友啊！
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那时想，凭着薄熙来的家庭背景，和学贯中西的才华，以及在北京中南海高层的人脉关系，再加上他敢作敢当的胆略和气魄，一定能成〝大气候〞，我愿为其两肋插刀，荣辱与共，于是，他和闻世震斗，和张国光斗，和仰融斗，和刘涌斗，等等，我都出生入死，全力以赴，甚至监听老闻的电话，不，监听和跟踪所有的不服薄大哥的辽宁高官的电话和亲友，一切的事，都是薄省长指示，我干的啊。
那时，为了整垮闻世震，当上辽宁省委书记，奉薄熙来的秘令，我还亲自到海城等地找他经济犯罪的把柄呢，我盯上了闻书记的姐姐在那里与人合股开的一家小车运输公司，它由辽阳到佟二堡，但法人姓魏，生意做的不太大，没啥价值，我找点小毛病，抓捕了魏手下的打手〝号仔子〞，判了十二年，但没挖出闻书记亲友啥事，哎，薄熙来很失望，没想到闻是一个少有的清官，整不倒他啊。。。。。。。再加上胡温不喜欢薄熙来，他只好绕开辽宁曲线上升，所以，薄熙来对我那时就有点不满意，他让我编故事整人，但对小民百姓容易编，对闻世震这么高的封疆大吏，实在不好操作啊，所以，我欠他了一点人情。
薄熙来给了我一张文凭
90年代末，我成了辽宁省的〝打黑英雄〞，当了锦州市的公安局长，有点野心膨涨了，想再升官吧，没什么文凭，咋办？那时，我替薄熙来看守刘涌，立了大功，薄省长很懂我的心思，就主动对我说，现在，要想继续进步，没有像样的文凭是不行的啊，我说，是啊，我当过兵，当过知青和职员，就是无缘进校园，既使进了，没有基础，怎么学下去，稳拿文凭啊，薄熙来笑了，说，你呀，立军，怪不得人家都说你彪乎乎的啊！。。。。。。。
他抓起电话给副省长夏某，他原是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校长，是薄熙来在辽宁一句话提拔的干部，薄对他说了我的事，那头的话，我没听清，但不久后，我就拿到了MBA的工商硕士文凭，喝，当时我花了28万啊，但钱算啥，薄大哥一个令，找个老板又报销了！你说，我从此欠了他多大的人情啊！真的死心踏地干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在那以后，我们成了死党，经常来往的哥们很多，有原来薄熙来在大连金州的秘书，后来的安全局党委书记车克民，文字秘书吴文康，他在大连一手扶持起来的民营企业实德集团的老板徐某，还有我的老乡赵本山，等等，总之，这些人非富即贵，都是有钱有势的，但都有点遗憾和愤愤不平，他们说，你看，胡锦涛木纳的样子，像个傻子；你看温家宝委琐的神态，像个白痴，你看习，李，嘿，不说了，反正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围绕着薄熙来，转来转去的，觉得谁都不如他，薄熙来长得一米八的大个子，相貌堂堂的，出口成章，谈笑风生，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京腔，举手投足，俨然大国之君的形象，在他的主持下，我们经常商量怎么办，他才是个商务部长啊，后来争了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却是排在徐才厚之后的最末一把交椅，这是笑话，他当然不甘心，我们也燥动。。。。。。。渐渐地，我们设计了一个行动方案，先筹集资金，收买媒体为其造势，后是选调人才，主要是能写的文人，为他卖命，还有精于搞事的马仔，在政敌的地盘上纠缠不休，我还亲自找人出钱出力，在2007年初的人代会之前，收买人大代表，让他们鼓动薄大哥当上副总理。
实际上，在党的十七大上，我就奉薄熙来之命，和车克民等薄的一批死党，通过大连万某房地产开发企业，斥巨资收买了一些党代表，力捧薄熙来进了政治局，老百姓被媒体忽悠，知道个啥？还以为谁有能力就升官呢！连这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王某自己也买了一个十七大代表呢！薄做为回报，把商务部系统的遍布全国各地的生意，都批给了王某，你没看到处都是万某商业广场吗？.....我们花钱收买的人，一个是前任的中央领导江泽民，李鹏，李岚青，等等，这些人，不论要钱，还是办事，都是大手笔啊；一个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央委员，这些人有的比较廉洁，有的十分贪腐，反正能拉一票是一票，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什么人才都要，什么手段都使，也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胡温的力阻，未能如愿。薄大哥后来下派重庆当了市委书记，我们一听气炸了肺，薄大哥当然不服输，我们决定最后赌一把。
我成了薄熙来的打手
现在回头想一想，薄熙来有雄心大志，早就谋划了一个思路，也相应地结交了一批人才，像我这样没脑子的人，正中下怀，我从一开始，受恩于他，就是一种铺垫，他把我当成一条狗，先喂了一点肉食，我就高兴地摇尾乞怜。
2008年是我生命历程的转折点，薄熙来由过去的暗中用我，到把我这个〝打黑英雄〞推到了前台，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此前，〝唱红打黑〞不是我策划的，真正的策划人是谷开来，徐鸣，吴文康等人，听说，还得到江泽民，李鹏，周永康等人的支持，薄熙来的用意非常明确，分两步走，一步是十八大入常，一步是取代胡锦涛，他们说，首先，得有一个纲领，怕调子制定的太高，胡温生气，阻力太大，就叫〝唱红打黑〞，〝唱红〞是证明薄大哥根红苗壮，必须接班；〝打黑〞，一个是打掉贺国强和汪洋的哥们，找出〝保护伞〞，二是把那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小混混〞，和不服从薄熙来领导的企业老板连在一块，全部包装成〝黑社会〞打掉，财产全部没收，这样一来，既顺应了老百姓仇富仇官心里，又为收买媒体和人心找到了财源。
薄熙来告诉我，徐鸣原在商务部研究室工作，点子多，文笔好，有谋略，主要是给他做大气磅薄的策划；谷开来北京熟，人缘广，懂法律，主要负责沟通中南海与重庆官场的信息和关系；吴文康是大连旧部，情况熟，比较忠诚，他负责薄熙来的日常事务安排；车克民深知特务系统的内部运作，负责薄熙来在香港及海外信息的收集，整理，并指挥分布在境外的由薄嫡系的间谍网络，主要是对撰写不利薄熙来文字人士的监控和跟踪骚扰，等等。此外，还搞了一个保镖班子，跟着薄瓜瓜。据说，这些人与基辛格有秘密来往。
我做什么呢？我问他，薄熙来说，你抓住公安局，第一步先在私下和网上找到汪洋，贺国强旧部的违法犯罪的证据，再展开下一步行动。他许诺说，你放手干吧，这里不是辽宁，我做为政治局委员全力支持你，你不要在乎什么公检法司，什么程序，什么议论，必须狠狠地打，要打掉汪洋他们留下的一切关系，要最少筹集 1000个亿，好好地与上面玩一玩。至于你，先当副局，再上正局，然后是副市。总之，徐鸣是〝想钱〞，何事忠是〝花钱〞，你是〝抢钱〞。
我听了乐傻了，这可是〝三级跳〞啊，过去是正厅级，现在，有望节节高升，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啊！但还有点不托底。薄说，这算啥？我当了政法委书记。你是公安部长，我当了总书记，你就是周永康，现在，你要人，我给；你要钱，我给；你要武器，我找张海洋和周永康，都也给！我说，从辽宁调一些弟兄可以吗？薄熙来当即说，你调多少给多少，那边不放，我打电话。我说，过来提升行吗？薄熙来说，你说了算，这里组织部门有不批的，你汇报我，我亲自打电话，有不顺从的，找个理由抓起来！看谁敢不支持你？！我们是吃生米的！我这才放了心。
其实，此前的2007年12月至我到任之前，薄熙来的心腹就已经做了电话监听和信息搜集工作，他们发现，贺国强和汪洋虽然离任，但在当地还很有基础，不仅群众拥护，而且，官员也大都恋旧，特别是司法局长文强和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等人，和北京经常联系，从监听电话中，薄熙来得到大量信息，他对我说，一定要赶快找到他有罪的证据，必须立即拘捕他，并足以治死才行，这样才能给提拔他的张文彬看看，给贺汪瞧瞧，给其他的大批官员一点颜色看看，杀一儆百，才有效啊。
于是，我撒下了一张大网，表面上和文强还一桌吃饭喝酒呢，私下找到了一个〝污点证人〞季钲瀚，他经常在金科酒店聚赌，被我的弟兄们盯上了，很快抓住了他的把柄，为什么单找他？一是他是文强手下的哥们，二是他有钱，三是他胆小怕事，见风使舵。果然，他坦白交代了有关文强的许多坏事，顺藤摸瓜，证据在手了，但薄熙来说，他的后台太硬，牵扯的人太多，必得掀起一场〝唱红打黑〞运动，先把人唱晕，再把他们打垮，不然，没有意思，而〝打黑〞规模大，要伤筋动骨，不请示中南海不行，不经成都军区同意不行，于是，薄熙来对我面授机宜，和我谈了几次，每次都是几个小时啊，我们连细节都研究好啦！
接着我们夸张了〝爱丁堡事件〞，本来，这是一次孤立的一般性的刑事案件，我们把它和富豪陈明亮，樊奇航等硬是连在一起，实话说吧，一半的情节是虚构的，水库里的枪是假的，我找人丢的，证人的证词是屈打成招的，目的是将此事和老板拼凑在一起，以便抢夺陈明亮的巨额财产。这方面季钲瀚也帮我做了不少工作。此外是〝3，19枪击案〞，这全是虚构的，我从东北铁岭找了个人，给了点钱，让他袭击了哨兵，轰动了全国，激怒了成都军区，薄熙来立即上报，胡温上了当，都同意重庆〝打黑〞，我们乐坏了，你没看〝3，19事件〞之后，薄熙来对香港凤凰卫视讲话时的神态是兴奋的吗？他说，不必大惊小怪，那一瞬间，我从薄熙来的脸上看到了杀人如麻的得意表情，有点心里打鼓∶他表演得真好啊！但不怕露了底牌吗？好在媒体紧紧地操控在我们手里，早在中国作家山城开会风波时，就用高压迫使媒体不停地检讨和撤职总编而吓坏了他们。
转折是从文强和陈明亮之死开始的，老百姓谁不恨当官和富豪呢？〝唱红打黑〞，一下子威震全国，我们包装拼凑和策划了600多个黑社会，数万人被抓，数千人被判刑，数百人被判重刑和极刑，数十人是富豪，不仅老百姓一片欢呼，而且，官员全都闻风丧胆，顺从了薄熙来，更重要的是，我们以罚没追缴为借口，一下子搞到了1000亿的民企财产，由过去的政府穷，到现在的政府富，我们公安局是分配财富的老大，哈，哈，那段时间，我可是富得流油，朋友如潮，你想，光彭治民的财产就是90个亿啊，希尔顿酒店的生意红火着呢，一夜间成了自己可以支配的财产，因为是涉黑，他家人敢斤斤计较吗？因为要拍卖，谁敢不求我？因为坐了牢，谁能不向我们低头？薄熙来说，钱到了国企，我们派个哥们去当董事长，这不等于是我们说了算吗？所以，一时间全世界的客人都来凑热闹，因为我们有钱嘛。
实现了三级跳
我真是春风得意啊，薄熙来真够哥们意思，给我了一个副市长干，不过不顺利，人大无记名投票，两次没通过，薄书记火了，亲自过来监票，妈的，重新投票，还说，这里文强多着呢！还要再杀几个贪官吗？立即，高票当选，我当上了副省级干部，那天我乐飙了，喝酒庆贺多了点，一下子跌倒了，脑袋撞在浴缸的墻上，昏了几分钟，后经过治疗，并无大碍，但从此就迷迷糊糊的，所以，日后的抑郁癥被他们说成〝休假式治疗〞，也有点由头。
不过，凡事都有点因缘报应，我当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还成了媒体光环笼罩的〝打黑英雄〞，但自从脑袋被撞了就神志不清，过去的几件事总在眼前晃悠∶一是乌小青之死，他和张韬的事都是整文强整出来的，张副院长是北京下派干部，原先，薄熙来就烦他，因为薄熙来认为，下派干部是胡派人马安插的〝眼线〞，所以，抓了他的贪腐案件；而乌小青呢，没有根基，但执行庭有权啊，把他和张副院长连在一起顺理成章，但这小子不扛打，我们在〝打黑基地〞里审讯他时，弟兄们出手重了，把他打死了，其实，死个人像死个鸡，算个啥？但他是法官啊，没办法，我们就编了故事，伪造了证据，让他在看守所上吊了，这不太合情理，但薄熙来不在乎，说给他家属多点钱，叫他闭嘴算了。
二是文强死前的事，他刚开始不交代还嘴硬，我跟薄熙来汇报了，他说，整他有一招，先抓他儿子，再与他讲条件，做私下交易，我就照做了，果然，此后文强被爱子心切的感情彻底打败了，交待了不少问题。我又做了汇报，薄熙来亲自看了审讯录像，说，不行，得叫他检举揭发贺国强和汪洋，如果不讲就判死刑，如果顺从，就是死缓，文强一直不从，直到临死的前几天，才写出了一些材料，还录了音，薄说，不要判死缓，一定要立即执行。我说，已经都承诺他了，咋办？薄说，立军啊，你怎么又飙了，把证据骗到手，必得杀了他，才能是铁证啊，永远不能翻案！我愕然。
他又说，临死前，不要告诉他执行的时间，但你找他秘谈的事，要大张旗鼓地报导，让中南海知道，这些材料复制两份，给胡锦涛一份，再留我这里一份，但我当时藏个心眼，也自己留了一份，后来听说，薄熙来就是用这个〝秘密武器〞吓退贺国强和汪洋的，汪洋在重庆任职时间短，比较清廉，事不太多，但贺国强的故事就太多了，我不知道胡锦涛是怎样摆平了贺和薄的，反正辽宁省对薄的问题的调查一直办办停停，抓了又放的，形势不明朗。但薄有一次对我说，这叫当官的〝大智慧〞，虽然，我捞点钱，但谁不捞？就看谁能先抓住谁的把柄？先下手为强，才是大智慧啊。奉薄的旨意，我抓了文强的儿子一年多，没少折磨他，现在，想来这都是做孽。
三是王紫漪，就是〝亮点茶楼〞的那个骚娘们，她不就是养几个小姐吗，全国哪里没有？薄书记在大连的住家楼下还有呢！为什么单抓她们姊妹呀，原来，她们生意做的不大，但跟很多政府官员有一腿，既和自己干，也给别人拉皮条，把政府一些官员整得鬼迷三道的，我汇报给薄，他说，政府官员支不支持我们，全在这里了，这是一个强迫他们听话的机会。我们细细地商量了方案，于是，我们不仅抓了她们姊妹俩，还枪毙了一个，在海外引渡她回来前，还故意通过媒体大造舆论，叫常亮举着牌子，在飞机场招摇，这就是给贺国强等人看的，我们在说，你和你手下的人，都去〝亮点茶楼〞打过炮，我们都知道啊，于是，从此，重庆一大批官员被治服了，对我们的指示十分顺从，像绵羊一样，为啥？还不是有把柄抓在公安局手里？
四是李俊案，实话说吧，这是牵扯成都军区的大事，他和军区合作了20多年，购买了几块土地发了大财，财产45个亿啊，光银行现金存款就两个多亿啊，张海洋当政委时看好了一块，想叫李俊交出一点，给他小佷女搞房地产，她也想赚点钱呗，但李老板不给面子，张政委很生气，而且，张还想利用这事整肃政敌，就找薄熙来帮忙，薄告诉我说，这事得办呀，军队没小事，必得办好，这是感情投资的佳机，再说，他与我从小穿开裆裤一起长大，也不能不给面子，于是，我找戴小华伪造了匿名信，假装收到群众的举报信才查他，把李俊抓起来了，关了不长时间，他给了部队4000多万摆平了，但答应给个人的钱没兑现，薄熙来又下令抓他，这小子命大，他〝跑路〞了，我们就抓了他们家30多口人，都判了刑，李俊的哥哥李修武判了18年，薄熙来说，让他死在监狱里，谁叫李俊在海外大声喊冤呢！
此外，还有传播〝一坨屎〞的林业局干部方迪，敢于顶撞薄书记的黎强，还有，也是被我们夸大其词，整成〝黑老大〞的龚钢模，赵光裕，等等，特别是律师李庄，这事使薄熙来很劳神，他说，彭真的儿子与他做对，不整倒李庄，脸往哪放？于是，我们就又伪造了证据，情节是编的，证词是假的，判决是〝走过场〞，尤其是那张李庄洗桑拿浴的照片，是电脑技术合成的，我下令公安局把假材料给了中青报，说来也巧，正好1999年中青报还批过我呢，如今被我们利用了，真是 〝风水轮流转〞啊！但这事整大了，也整漏了，第一季，我们赢了，把律师吓破了胆；第二季，却尴尬地输了。
实话说吧，就输在胡温都做了批示，说不能再判了，陈有西，贺卫方等律师都火了，正在串联呢，就派李源潮去压薄书记，他也不得不收回成命，我说，既然喊出去了，要再判他几年，拉出的屎不好收，但薄熙来不在乎。他说，先给胡锦涛一个面子，找人盯住李庄，以后我们哥们上去了，他能逃出如来佛的手心？但我觉得我们的处境有点不妙，于是，我派兄弟们监控了李庄的助手马晓军，也恐吓了律师朱明勇等人，但效果似乎不太好，我向薄熙来汇报，他说，一不做，二不休，无 〝毒〞不丈夫，下手不狠，怎么能成事业？于是，为了毁灭证据，我们又搞死了检察官龚勇，因为我们发现，他是文强案的知情人，当时是由他起诉的，他提出过异议，我每当想到他，心里就打鼓，现在，中纪委的人再找他，还不得出另外的结论？所以，我叫弟兄们请他吃饭，在酒里放了点东西，他就死了，我们为了欺骗舆论，就给了他一个烈士的称号。死了身上盖了一面党旗，还给了点钱，家属乐呵呵地呢！中国的老百姓好骗呀！
其实，唱红〝打黑〞运动中死得人多着呢，只是都被包住了，没让媒体知道，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数字，有几十个人非正常死亡，有上百个人被打得残废或受伤，有上千人被刑讯逼供，有上万人受到株连，官方说，追逃了3，7万人，实际上有10万人左右，光忠县就有61个追逃小组，可见，薄熙来搞得确实是〝二次文革〞啊，我是现代版的〝谢富治〞。
自相残杀，星夜逃亡
我原以为薄熙来能一步登天，因为不光周永康，李长春，李源潮去考察，连习近平也去捧场啊，谁不肯定〝重庆模式〞呢？但不料，转折点就在2011年的 6月10进京〝唱红〞这件事上，海外媒体预先揭了薄熙来的老底，说这是地方挑战中央，在进行〝逼宫〞，这下子乱了营，不是〝唱歌〞本身对不对的问题，而是点到了薄熙来的死穴，以前，中央以为他西部大开发，搞点花架子和造点声势也没啥，我最先也没想过薄熙来为了上位，敢于公开挑战党中央，并且以打黑为幌子，彻底否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还成立了以苏伟，李希光等人为首的〝梁效〞写作班子，制定了新的行动纲领，这下玩大了。
你想，虽然讲党内民主，但毕竟是中央集权的泱泱大国啊，怎么能容忍呢，所以，只有贾庆林出面象征性地看了一眼文艺演出，再加上〝唱红〞第一站是〝二炮〞，张海洋是新任的政委，可能是李俊案被中央军委查觉了，正在张与薄打得火热之时，他被调到〝二炮〞当政委了，薄熙来还不收敛，还去鼓动〝唱红〞，胡锦涛能不起疑心？我跟薄提过谨慎从事的问题，他说不怕，徐才厚和吴胜利等人，都是他的铁哥们，吴文康也证实说，徐的原籍是大连市瓦房店，其表弟徐长源在那里搞房地产开发，薄熙来没少帮忙，而吴胜利以前在大连水面舰艇学院任职，也与薄有旧，江泽民，李鹏，朱熔基等也支持他，还有罗干的佷子罗韶宇也在重庆有大生意，等等，薄熙来胸有成竹地说，大胆地干啊，人生能有几回搏，爱拼才会赢！
后来，我发现苗头不对，控告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北京的律师界数百人，还有涉黑家属的数千人，以及遍布海外媒体的批评文章，特别是李俊托人展示的证据，既有公文，也有图片，还有合同和发票，这使薄熙来对我很生气，成都军区受到中央军委的批评，各级官兵对我们都有意见，薄熙来生气地说，我们是拍马屁拍到了蹄子上啊！这件事让人家抓住了把柄，还把成都军区得罪了，真的没想到。我派了四个追逃小组去海外找李俊，走遍了五大洲，钱花了上千万，也没抓到啊！我下令把政治部主任周京平给调了职，也拿李俊的家人出气，狠判了李修武等人重刑，但是，薄熙来还是不满意，怀疑我故意在给他上眼药水。而其〝刑法泰斗〞赵长青也出来帮李俊讲话，妈的，他是薄的常年法律顾问，却叛变了，这如何是好？
从去年底开始，情况变得有点不妙，薄经常偷偷地回北京，以前经常带着我，现在，故意瞒着我，讲话也留一半，还神秘兮兮的，我有点心寒，难道他会抛弃我吗？这可是不仁不义啊，因为我杀了人，关了人，双手沾满鲜血啊，他如果为了上位，丢卒保帅，那我就成了牺牲品啊，我的弟兄从东北来的，已经有60多个，被我安排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其中有几个搞监听的，告诉我薄熙来接待了中纪委的人，那些人秘密地与涉黑被判刑的亲友交谈，得到不少证据，他们来往相当频繁，是不是想翻案呢？还有操东北口音的人，带过来铁岭的信息，那边公安局也出事了，这种体制，干部谁不贪呢，听说也牵扯到了我，心里有点打鼓，于是，我问过薄书记，他闪烁其词的，但也点拨我说，要想叫他保我，必得跟他再做一点事，什么事？他终于告诉了我行动计划。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
说实在的，我只想跟他一级级地上，搞个官当当，从未想过要搞地方军事政变和警变，进而篡夺中南海的最高领导权，此前，他大笔拨款，我不断地扩充地方警员，先后多次向全国招警，还买了多辆装甲车，建立了国宾护卫队和女警队，等等，还借基辛格来访演练了一把，但只是满足我的虚荣心，为我当上更大的官造势，但让我秘密地搞暗杀和绑架国家领导人，从来不敢想啊，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但薄熙来胸有成竹，他说，2月初要去云南走一趟，见见14集团军的人，此前要参加军事演习，要给成都军区送毛泽东铜像，还不是为了搞乱军心？总之，他做好准备，一旦进不了常委，立即和胡温翻脸，宣布独立，登高一呼，开始北伐，我吓坏了，但没露声色，我知道公开反对，必死无疑。
此后好多天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总往解放军西南医院跑，医生说我得了抑郁癥，和那次酒后撞墻有关，薄熙来知道了，对我产生了怀疑，我原以为大不了不干了，我回辽宁锦州吧，但不料他太阴冷，先下手抓捕了我十多个弟兄，有秘书，有司机，还有我的副手，我猛然醒悟了，他从一开始就想利用我，这和车克民不一样，他们是患难兄弟，我是他事业顶峰来投奔的，他认为我不忠诚，很可能，他想把四年来干的坏事全部栽到我头上，要我的血染红他的顶戴花铃。
接着，2月2日，我忽然被宣布改行了，下放冷落了，我当了最末一位的副市长，分管文教等，这其实是缴了我的枪，要进一步整我的先兆，看来，我得有所准备，我和他共事多年，知道他心毒手辣，翻脸不认人，他会暗杀我，或把我〝双规〞，前者成功了，就把我的尸体上盖一面党旗，说我因公殉职；后者成功了，就把我当〝替罪羊〞，这几年〝唱红打黑〞的过失全部推到我身上，再判我死刑灭口，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最大。
果然，他刑讯逼供，打死了我一个弟兄，打残了两个我的下属，他们都是专门跟着我从东北来的，舍家撇业，出生入死不说，还背了个恶名。那个可怜的弟兄，跟我混了几年，连道别一声也没来得及，就默默地闭上了眼楮，我觉得对不起这帮弟兄啊，虽然，我对以前的〝干爹〞有所不义，但他毕竟也整了我，现在，情况不同啊，我必须采取报复行动，我先假装顺从去参加了教育会议，尔后我请假去了西南医院治病，薄熙来的秘探盯着我，我装作没看见。
2月5日，是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里准备了一天，先是想自杀，又觉得不忍，我虽然干了许多坏事，但我不是主谋，他给了我人情，我也卖了命，我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他再玩我，让我暴死或坐牢，太不够朋友，估计时间不多了，我必须马上行动，乘机去北京得买飞机票，就会暴露，出境更不可能，护照早就被收缴了，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奔美国领事馆，而且，只有三小时的车程，有成功的把握，但新的问题是，美国能接受我的政治庇护申请吗？我不懂《国际法》，但我过去审讯过异议人士，也略知一二，我认为五种理由，至少够一种，何况，我还有内部材料和机密文件，其中包括薄熙来贪腐和打黑养黑的证据，还有重庆镇压异议人士的事实，唯一不利的形势是，习近平即将访美，他会生气，美国会为难，但不管，退一步讲，申请失败了，我可以把证据留在美领馆，海外媒体会炒作，动静一大，处理我的案子的人，必得提高层次，肯定就不会是薄熙来了，这是进退有路啊，而且，是此生此时唯一的活路。。。。。
我做出了决定，但如何出去是一个难题，我的居所楼下有〝钉子〞，他24小时监控我，而且，50万个摄像头不会留下死角，我从窗上望了一眼，看到了那个专门盯我的特务，他是车克民派的，我必得堂堂正正地走出去，调虎离山才行，我要让他知道我在哪，以前，我常在星期天晚上去西南医院看病，主要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只要去了，就能一个电话把医生叫来，所以，我下楼开车去医院，〝钉子〞不觉得奇怪，只是把我的行踪报告两个人，一个是薄熙来，一个是设在西南医院附近的另一个钉子，问题就出在此处，我上了医院的高干房间之后，办完了事，再下来时已化装换衣，楼下的〝钉子〞没认出我呢，这也难怪，这家医院属于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管辖，还有一个牌子是〝省第三军医大学〞。它位于沙坪坝区，离成渝高速公路很近，此楼共8层，我在上面仔细观察了一会，把我的手机放在顶层一个房间里，把一个没上卡的手机带在身上，这样，〝钉子〞及其上级就会放心，我是在〝休假式治疗〞。
然后，我装扮成一个妇女，戴了假发，乘夜色下楼，那家医院住院的人很多，我走下来时，他不会怀疑，以前，我藏了一辆汽车在此处，别人不知道，它挂的不是公安牌照，谁也没差觉，我把自己的车丢在医院正门，而由后门跑了，十分钟之后就上了城南高速，即，往南充方向走，那时，我想起了李俊，他是我下令抓的，他的企业金龙玉凤大酒店就在近处，他的事业也在沙坪坝区起家，我诬陷他的罪证是〝钓鱼执法〞得来的，2010年底，他逃亡也是从成都跑的，现在，真像做梦一样，时间不过一年多，我也朝成都跑去，啊，这是不是报应呢？
我在心里默默地忏悔，害人真的害己吗，〝玩法〞真的会被〝法办〞吗，我想退缩，但我别无选择，我一路上心急如焚，但也不敢开快车，以免被堵截，好在很顺利，经过三个多小时，我到了成都美领馆，已是夜色阴沈，在接近倪家桥的时候，我把电话新卡插上，和里面的人通了电话，其实，这一瞬间，成都市国安局监听电话的人应当知道了我，但星期天是休息日，他们可能疏忽了，我得以进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见到了刚从外面归来的总领事何梦德。接下来的故事已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不必重复了，总之，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你薄熙来对我不仁，我必然对你不义，我不怕鱼死网破，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以前亲自购买的警车和装甲车，竟然被薄熙来派过来抓我，还斗胆包围了美领馆，而我买得高档警服，还穿在弟兄们身上，但我却成了敌人，更可笑的是，我买的50万个摄像头却没盯住我，这真是巨大的嘲讽！
当我申请政治庇护被拒，不得不狼狈地走出领事馆时，一眼看到了秃顶的黄奇帆，他指挥着70多辆警车与四川省的国保，武警，国安人员对峙，像警匪大片一样，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让我跟重庆的警察走，我坚决地拒绝了。
他承诺我将对我〝休假式治疗〞，永远保持副部级的待遇，我说，再也不相信薄熙来的话了......
在一个警车里，我还看到了一个警花，那天没下雨，我设计的红雨衣，她没穿，但她的脸蛋儿红了，是的，是我亲自面试，把她录用的，为了报答我，她曾给了我一腿，就是摔倒撞墻在浴室那天的事，别提她多么风情万种了......但此时，她对我怒目圆睁，眸子冒火，我知道，我成了国家的公敌，给中共丢尽了脸，体制已彻底遗弃了我，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但我不想落入薄熙来的手中，变成了可怜的替死鬼，也不想在身上盖一面血色的党旗，去欺骗我的家人和群众，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薄熙来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如果上位，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现在，我满足了，也许我会成为〝文强〞第二，但我救了中国。
2012年2月17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文章来源：《新维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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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研究所 一簇（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科罗拉多学院（CO） Grinnell学院（IO）的 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州，纽约州） 国王学院（英国伦敦） 马凯特大学，为建立和平中心（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 贝尔格莱德政治科学学院 贝尔格莱德组织科学学院 乔治·梅森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系（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 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 “自由之家” 国际共和研究所（IRI） 新的战术 人类在行动

在美国注册公司的秘密

2012-02-27 22:59

作者： 周大伟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网

近年来,国内有很多中小企业家到美国去注册公司。其实,在美国注册公司非常简单。美国实行登记主义原则,不需要验核注册资金、没有经营范围,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你都可以经营。如果新公司的名字跟别的公司名字不重复,提交简单备案表格、一页纸的公司发起条款以及100多美元的注册费递交以后,通常只需30分钟左右,公司登记手续就完成了。这对很多中国商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几年前,我在美国认识一个天津的小老板,他跟自己家乡的一些中小企业家吹牛说,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在美国为你们成功注册一家公司,费用只要一万美金。天津有一些小商人都想到美国去“淘金”,他们简直不相信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一个美国公司注册下来。其中有人回复说,那就你先办一个试试,给我们大家看看。结果这个在美国的天津人真花了几个小时把一家公司注册下来。他说当天晚上用传真机将州政府的公司登记文件传到天津时,他听到电话另一端有一些人的惊叹和欢呼声。他家乡的朋友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公司登记得这么快呢?他故弄玄虚地回答说,我们“在州政府里有人”。后来,有不少人就付钱给他在美国办公司。结果这些人到了美国以后便大呼上当。

如果说,在美国办公司有“秘密”的话,就是它的低门槛、申请程序简易,而且费用低廉——只是100多美元,肯定不是10000美元。总体上说,美国的创业环境相当自由,创办公司不需要向政府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在美国,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工商管理局、对外贸易委员会这类的政府部门,美国也没有外汇管制和物价管制。对于来自海外的投资者,在法律上享有和美国当地企业同等的地位,权利义务完全相同,这就是我们在国际贸易法上所讲的“国民待遇原则”。

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过一个叫卡麦隆的人,此人截止到23岁,已经累计创办了12家公司,而他的第一家公司创办于他9岁的时候,公司地址就在他的卧室,公司名叫“欢笑和眼泪印刷公司”,主要业务是印刷和制作贺卡。也正是这样一个简陋的小公司让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600美元。如今他已经累积了近千万美元的财富。假如换在一个有工商管理局的国家,别说年龄上不符合公司法人的标准,光是高昂的注册资金、手续费,十几家申请单位来回跑,办公司这类“壮举”也只能停留在那些天才少年的梦境之中。

1976年,16岁的高中生斯蒂夫•乔布斯和20岁的辍学生斯蒂夫•盖瑞•沃兹尼亚克在乔布斯父母的车库里开办了苹果公司,从此开创了苹果公司传奇般的创业史。在美国的硅谷地区,很多传奇般的高科技公司在开办之初,都是在非常简易的登记注册条件下创立的,例如像如今名声显赫的惠普公司、谷歌公司、雅虎公司都是如此。不难想象,假如美国有个“工商管理局”对于开办公司规定需要“九证俱全”——营业执照、财政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统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外汇登记证、社保登记证、公积金管理证、发票登记证,那么,今天的世界上肯定连苹果、谷歌等高科技巨人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另外,在美国登记注册公司没有大名称的限制。如果想把公司冠以“宇宙”“环球”“世界”“北美洲”“美利坚”或“太平洋”,绝对没人会说名字不符合规定。在美国,公司名称登记的底线是不能和其他现有公司的名称重复或近似,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硬性规定。

在美国,公司并不需要每个月报出税表,通常是每年3月份报一次。想偷税漏税吗?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旦被抓住,会罚得这辈子再也不敢偷税漏税。

不要以为美国政府脑子缺根弦,有权不用闲着作废。其实,这正是他们的精明之处。中小企业是经济的血脉,鼓励有更多的人去创业,必然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自然会创造更多税收。一个企业能不能创造财富做大做强,不在于注册资金多少,也不在于企业名称大小,涉及到创业公司自身的生死存亡的事情,属于典型的私法领地,政府不必去插手。更何况,人间有法律,天堂有上帝,这两双无形的手并没有闲着。

鼓励创业的文化和理念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制度建构有很大的关系。在有些国家的衙门里,对那些前来登记注册公司的人们,大致印象如下:一、容许你们开公司是政府赐予的洪恩,三叩九拜都不算离谱;二、尔等开公司十有八九是奸商,必须从头到脚严加监管。为了规避监管,企业不得不行贿受贿,以至于逼良为娼。

如今在中国,创业也成了一种时尚潮流,各级领导到处在鼓励年轻人去创业,到处是新建的创业园区的高楼大厦。其实,中国的创业环境和美国相比,差的不是硬件,差的是软实力;如果制度和理念不变,中国永远打造不出硅谷。

回到改革的起點： 《陽光時務》專訪胡耀邦之子胡德華

【封面故事】本文章由 MARVIN 刊登於 FEBRUARY - 25 - 2012

在「南巡」二十年後再強調「不改革死路一條」，只能意味著，要回到為國、為民的改革起點，為黨的改革已無法成為改革的旗幟。

文/張潔平

在北京會計司胡同25號院，一扇紅色小門推開，陽光沿著窄窄的走廊一直灑進會客廳，綠布沙發、白瓷水杯、紅色茶几，時間在這裏彷彿定格在八十年代。

牆上掛著的大幅肖像是這裏曾經的主人，文革之後中國改革派領導人、被人們稱為「黨的良心」的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他的三子胡德華在這裏接受《陽光時務》訪問，談父親，談改革，也談如今他笑稱自己「越活越糊塗」看不懂的世情種種。

胡德華出生於1949年，曾是中科院軟件研究學者，現在經營一家能源技術公司。他年初參加的「延安兒女座談會」受到民間輿論關注，對於這個每年都會有的「紅二代」聚會，在今年受到了特別關注，他認為這也是近年的大環境所致。

胡德華直言：「我們今天還叫改革，但今天的改革和二十多年前我父親那時候的改革，不一樣。」他認為，這種分野，從鄧小平時代就已經開始了。「都說三十年改革，但前十年和後二十年是不一樣的。改革今天最大的困境仍然是一個問題：為黨還是為民？為黨是今天的做法，是鄧的做法。為民是我父親他們那時的做法。」

胡德華認為，談論改革，必須要回到改革開始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一場自上而下推動的社會變革，在策動者之中，並不是一呼百應的自然而然，而是充滿阻力乃至風險的地雷之路。改革這條路，始於胡耀邦，開闊於鄧小平，但道路的方向，顯然已經不同於起始。

推進黨內民主改革

回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年的1978年，也就是今天人們計算改革開放的起點年份。

其時，剛從文革中爬起的中國仍然桎梏在「兩個凡是」的政治戒律中：「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針對這「兩個凡是」，1978年5月11日，胡耀邦親自修改定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由此引發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直接拉開了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大幕。

在黨史專家何方看來，中共領導人對於後來國人所熟悉的「改革」的第一次全面論述，始於胡耀邦。那是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第一次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議上，所作的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講話。因為他一共講了28個問題，這個講話又被稱為「二十八條」。經何方考證，這一次後來在諸多公開出版的黨史中都十分隱晦、甚至直接抹去的講話，正是對「改革」的第一次全面論述。

何方說，胡耀邦在這次講話中指出：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改革，改革必須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從領導到群眾，從黨內到黨外，都必須認清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 「說清楚了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就可以確定改革的總方針了。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

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個文件明確指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在推進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取消投機倒把罪等經濟改革之外，胡耀邦積極推進黨內民主改革。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中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強烈反對以權謀私和特權腐敗，積極推動民主與法治的政治改革。

改革誰得益？

在與胡耀邦共事過的前中宣部長朱厚澤看來，胡耀邦是「在傳統體制內試圖突破、但又不違背『規則』的最後一人。」在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時，尚未離世的朱厚澤曾在《炎黃春秋》上口述紀念文章，他說：「耀邦的開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使他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左』、『右』夾攻。……在這樣一種局面下，堅持開明的改革是一項多麼困難的事情！」

胡耀邦認為必須改革中共僵化的政治體制，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1986年6月，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也提到：「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引發全國上下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熱烈討論。1986年底，幾個城市出現大學生遊行，要求官方推進政改。多數曾經支持改革的黨內元老擔心政改可能導致「江山變色」，轉而與保守派聯合起來向默許探討政改的胡耀邦乃至鄧小平施壓，胡耀邦被攻擊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

胡耀邦積鬱成疾，1989年4月病逝，激起全國民眾「悼念耀邦」的哀痛之潮，更催生「六四」學潮，天安門的坦克和槍聲，幾乎就此扼殺剛剛長出幼苗的改革之路。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無疑，是在糾正自己中斷改革的錯誤。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在上海講話；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方都發表了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講話：「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閉關自守不行，開放不堅決不行，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這樣的危言鑿鑿，直到今天聽來仍然震人心魄。

經濟市場化的改革大潮終於席捲了中國。此後二十年，鄧小平的旗幟照耀著改革之路，「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成了每一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語錄。但吃飽了飯、摸完了石頭過後，社會上的怨言卻越來越多。在胡德華看來，一場改革需要時間來驗證，所有改革都是利益與資源的重新分配，驗證的最好方法就是：誰得益？

「那一輩的領導人，許多人都有負罪感。解放三十年了，家鄉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大的提高。大家都覺得愧對百姓，希望還債。今天的領導，沒有誰有負罪感，沒人覺得誰欠了老百姓。現在都說，今天生活這麼好了，你們還鬧，你們還要人權要民主。這是很不一樣的。所以當時的改革是誰得益？是農民得益，是勞動者得益。今天改革呢？我不知道啊。我學習不夠，看不懂。」

鄧救黨，胡救民

胡德華說，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最核心區別，在於一個救黨，一個救民。在百廢待興的時候，這兩條路是重合的，但是很快就會分道揚鑣。今天的改革，是沿著救黨的路線走了下來。

在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看來，「當鄧小平斷言『不改革死路一條』的時候，他並不是想說服老百姓，老百姓用不著他來說服。鄧小平是在給那些抗拒改革的不懂事的黨的其他領導人上課：你們再不改革，老百姓拋棄了黨，咱們這個黨就完蛋了！從本質上說，鄧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黨主義者。」

《人民日報》前主編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進行；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條改革路在極大提升了中國的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後，也顯著加劇了貧富差距。權貴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好處。這是改革走到今天面對的最大困境。

朱厚澤曾說：「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難重重，問題的根本在於改革越來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環境，但是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進步。」他認為，對於中國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尋求一種避免衝突的轉變，為中國共產黨自我轉型尋求有效的道路。「從整個國家的平穩轉型計，盡量從執政黨內部謀求改革是一條比較可行的道路。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黨內改革資源的問題。」

重新發現胡耀邦，也是1989年之後，體制內的改革力量一直堅持挖掘黨內改革資源的一條道路。這條路能否讓摸完了石頭的改革者渡過河流，是體制內外的許多人都在等待著的。

胡德華說：「我覺得要把握改革，需要大智慧、大氣魄、大胸懷，而且敢於承擔大的風險。如果哪一個領導人或者班子，有這幾『大』，他就行，如果沒有，那……就算我們倒霉吧。」

但是，既得利益者不會自甘成為冒險者。通向變革的道路上，仍然身影寂寥。但在「南巡」二十年後再強調「不改革死路一條」，只能意味著，要回到為國為民的改革起點，為黨的改革已無法成為改革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