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致命病原体共舞 走出危机

 

思想领袖节目采访了布朗斯通的创始人兼总裁杰弗里·塔克，探讨他创建一个能够自由讨论、探索科学的思想圣地的愿景。（思想领袖提供）

（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原泉翻译）“很多社会都是围绕着没有疾病和有疾病的理念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它很严峻，很残酷，很反现代。”

在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举行的首届会议上，我们采访了布朗斯通创始人兼总裁杰弗里·塔克 (Jeffrey Tucker) ，讨论了疫苗规定、封锁政策的破坏性后果，以及他创建一个能够自由讨论、探索科学的思想圣地的愿景。

“关闭学校、关闭教堂、派特警到德州乡村的酒吧去逮捕那些喝酒的人——他们做了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但一旦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这项全民实验投入了如此巨大的资金，现在就遇到问题了，对吗？”塔克说。

杰弗里·塔克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愤慨。治疗新冠病毒患者的护士，几个月来把自己暴露在病毒中，他们知道自然免疫的作用。我们站在公寓的窗户旁，在他们下班回家时为他们欢呼：“耶，谢谢你救了我们。”20个月后，他们被告知被解雇了，你要么接种疫苗，要么丢掉工作。

塔克说，因为统治阶级不愿承认错误，所以谎言就从那时开始了，而且谎言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观看完整影片及文稿请至：https://www.youlucky.biz/atl
————————-

杨杰凯：杰弗里‧塔克，很高兴你能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塔克：很高兴来到这里，谢谢你们的邀请。

杨杰凯：杰弗里，我们刚刚参加了一天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首次大会，见到了一些很棒的演讲者，我和一些以前从未谋面的人建立了联系。

塔克：是的。

杨杰凯：实际上，因为研究所的成立，这是个重要的日子。

塔克：嗯，感觉上是很重要。

杨杰凯：是的。

 寻找解决方案 走出危机

塔克：感觉我们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正在走出一场我们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危机、没有人希望发生的危机。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而现在，21个月过去了，这一切还在继续。

美国正在开放，而世界上许多地方则以其它方式关闭。因此，这场危机仍然伴随着我们——在思想上、社会上、文化上、政治上，这也是科学、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危机。

这些天我们一直在问这些大问题，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只是致病性疾病的媒介吗？我们要完全放弃人类尊严的理念吗？我们是否会屈服于这样一种观念：有些人注定要借科学之手统治世界，而我们其他人只会被制约和服从吗？

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做，这对我们的民主和平等的理念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在问这些问题，我希望布朗斯通能提供一个类似论坛的平台，让我们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些问题。

正视所发生的现实，也许能为我们的解决方案带来曙光，我们昨天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一切都与重新发现启蒙运动，以及它所代表的价值观息息相关，我认为这是对的。

但我也感觉到，对于那些正在被清洗的人们来说，布朗斯通扮演着避难所、救助者或庇护所的角色，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甚至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正在失去他们的职位、工作，因为他们拒对这个生物医学政府及疫苗强制令保持沉默。

因此，是的，布朗斯通太小，成立得也太晚，但至少我们存在，我认为，昨天（的大会）证明了我们可以做很多好事的可能性。

杨杰凯：一开始你提到了这场危机，甚至对一些观众来说，可能是一些新观众，有些人认为危机是COVID，这不就是一场危机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封锁的原因吗？这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如何与这些致命病原体共舞

塔克：是的，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是全世界从未经历过的病原体，但是自从这件事开始以来，我做的一件事就是阅读病原性疾病、传染病的历史，以及应对它们的方法。

在过去，即中世纪，人们认为病原体是一种人们必须逃离的瘴气，这导致了种姓制度、或封建制度、或阶级制度的产生，上层阶级可以搬迁，远离病原体——把它强加给其他负担不起的人，所以在社会上形成了这些分化。

但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在黑死病结束后，现代性和进步的理念开始在人们心中萌芽，我们开始对传染病形成不同的态度，那就是我们需要自由、权利、平等、进步，尽管有病原体存在。

我们将永远与这些致命的病原体共舞，我们一直如此，但这种致命共舞的负担应该是全社会的，应该由社会结构中的每个人来分担。作为一个群体，我们需要接受这些东西，我们不会再把社会分成子群体。

在20世纪，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美国在1968年、1969年，以及1957年和1958年爆发了疾病。我们在40年代初有过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问题，在1929年有过鹦鹉热等等，但在20世纪，我们逐渐对传染病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发现了群体免疫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我们了解到，应对疾病的方法不仅仅是，一方面，按照暴露和未暴露、没有疾病和有疾病来划分社会，在20世纪我们不这样做。

对付疫情比中世纪还极端 人们成了小白鼠

在2020年出了点问题，我们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甚至比中世纪的道路还要极端。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科学实验，几乎对整个人类进行的实验，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他们把我们当作实验室的小白鼠，从3月中旬开始，我们的工作就是像机器里的零件，像电脑模型的一部分，他们给我们建模，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归结于（前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员）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在3月16日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她说：“我们想要的是每个人都保持距离。”这是她的表态，而这是来自白宫的，人们不觉得这很不寻常吗？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命令：每个人都应该和其他人保持距离。这是一项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荒唐的新实验，以减轻疫情为幌子，以控制病毒为幌子，但是这并不奏效，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在减轻疾病的不良后果方面取得了任何成功。

实验失败了，但对这一点几乎没有公共认知，我们也一直迟迟不愿承认。这件事的设计者中很少有人，我认为没有人，站出来说，“好吧，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现在留给我们的只是这场巨大的灾难，而且很难知道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

权利和自由可以在瞬间被夺走

我想对我来说，最惨的灾难是当你意识到权利和自由可以在瞬间被夺走，而你却无能为力时产生的丧气感。如果法院不站在你这一边，公共卫生官员对此欢呼雀跃，你就会感到无能为力。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到处都有这么多的抑郁症、吸毒过量和酗酒，以及肥胖和健康状况不佳等上升的原因。突然意识到你并不自由，你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所有你曾经相信的东西可能不再是真的。

这是一种冲击，生活的礼仪突然转变为一种全新的制度，转变为一种你必须遵守的新协议，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者你家里可以招待多少人，甚至你是否可以去教堂。你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每个人都称你为超级传播者。

这很怪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世界，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忍受这一切，这是个好主意吗？如果不是，我们将来要怎么做？所以这是一场危机，而且这场危机存在于许多层面：社会、文化、医疗，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思想层面。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或者说再次思考，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想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我们要在什么规则下生活？是关于没有染病和已染病，必要和非必要，当选的和未当选的；还是说，我们要在平等和自由中重新找回民主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建立了身份认同，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都在思考经济、政治和哲学等问题，这些在过去是我们的娱乐谈资、是我们与朋友谈论的内容、我们阅读的书籍、我们参加的考试、我们品尝鸡尾酒时谈论的事情，所有这些现在都变成了现实的问题。

现在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所有我们曾经担心过的事情，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我、你和许多人心烦意乱。现在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时刻，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信仰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而这才是最基本的。

观看完整影片及文稿请至：https://www.youlucky.biz/atl

沉默的6亿人，月入1000元

 作者: 海涛评论

2020年5月28日下午，李总说了一组数据，让很多人很惊讶。

他说，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3万元人民币，有6亿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

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听到这组数据，是被震惊了的——这数字过于真实了。

前一段我也被一个数字震惊了，我们国家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1300万亿的规模，平均到每个人的头上，大约100万元。

很多人也被1000元和100万元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冲突震惊了。那就是少见多怪了——二者之间本来就不必有什么关系。

历史地看，1300万亿总资产，能够说明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厉害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是“国富”了。

与此同时，6亿人月入1000元，又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另一个真相，那就是泱泱大国，依然“民穷”。

所以，如果把这两组数字割裂开看，放在不同的场景下，你会发现自己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实际上，没有那么魔幻，无论场景怎么变化，我们脚下的土地都是一样的。数据，看上去对立实际上统一。

对月入1000元惊讶的人，大多数是因为没有看到因而忽略了那6亿人。

那6亿人，常年是沉默无语的——他们没有地方说话，也没有兴趣说话，也就没有了说话的能力，因而容易被夸夸其谈的人所遗忘。

6亿人口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群体，比整个欧洲的人口略微少一些，比整个北美洲的人口数量还要多。但是，一个群体，无论人数有多么庞大，只要他们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们就容易被忽略，然后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他们被抽象成一个数字，偶尔使用一下。比如，当我们说“14亿人民绝不答应……”的时候，他们突然成为重要的一部分被提及。

为什么说他们是沉默者呢？

李总说得好，“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一位农民工说他50多岁了，在外打工30多年，今年因为疫情没有找到工作，全家陷入困难”。

这段话说明，月入1000元的人，是很难在中等城市活下去的，那也就是只能在县城或乡村生活；而工作30多年的农民工，因为几个月的疫情就全家生活困难，说明工作了那么多年并没有积攒下多少钱，原因嘛，当然还是收入低。收入低，就要每天为生存而奔忙，也就没有兴趣说话。收入低，就没有“社会地位”，也就没有人听你说话。

所以，收入越低的人越会陷入沉默，越沉默越容易被遗忘。

这些沉默的人，不关心世界的局势、台湾的政争、加拿大的法庭、澳大利亚的牛肉、太平洋对岸的霸权者有多坏和北方的盟友有多铁，不关心GDP全球第二的排名、北上广深CBD的靓丽、一线城市房价数年涨10倍、下一艘航母何时下水之类。

他们的主要精力用来谋生，因而成了沉默者。

沉默者，一个月1000元，一天大概也就30元，没病没灾，还是能活下去的，而活下去的重要理想是明天还能挣到30元，下个月还能挣到1000元。

人穷志短。

当一个人处于穷困之中，基本上是难以有远大理想的，往往也因此被鄙视——他们有些像2000多年前韩非子所说的“疲民”，经常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没有思考的时间和兴趣，没有发言的能力和想法，往他们头脑里安装什么他们接受什么——他们的人生便是干活、生育、打仗，成了“法西斯秦国”稳固的基础。

众所周知，韩非子的理念早已经过时了。历史经被屡屡证明，建立在剥夺底层、弱民、疲民之上的秦国式稳定，是难以长久的。当今世界格局也证明，只有国民普遍富裕的国家，才有可能是长期稳定的国家。

为何李总对那个“连续打工30年”的农民工如此挂怀？因为像这样一旦没活儿干全家就陷入生活困难的人群如果太大，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为何现在文明城市的考核内容里没有禁止街头摆摊设点了？因为如果更多的人失业，城市街道无论多么整洁也难以保持“文明”。为何“扶贫攻坚”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因为不终结贫困的话，所有的蓝图都只能是草稿纸。

那些吃饱了饭，常常以口炮指点江山的人们应该认识到，庞大的沉默者群体，与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不要以为自己收入超过了1000元就可以避免成为“不惜一切代价”里的“代价”；不要以为沉默者就是沉没者。

火山，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但那是火山的假象。

 

上海人膜拜“跑路天后”张爱玲 只因其慧眼识中共

林辉

 

近日，上海人开始拜起张爱玲，并称她为“跑路天后”。（公有领域）

上海封控下出现的种种吃不上饭、看不了病的惨况，也在唤醒无数身处岁月静好的上海人、中国人。近日，上海人开始拜起张爱玲，并称她为“跑路天后”，遥想她当年若不“润”（Run的中文谐音，在上海封控期间成为爆红字），一定会遇上什么迫害。此外，在微博上，还有网友贴上张爱玲的照片，并写上“拜祖师爷”、“祖师爷保佑我”，或是“拜了能保佑我润吗”等留言。

张爱玲是民国时期上海文坛四大才女之一，她出身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李鸿章的女婿，祖母李菊耦乃是李鸿章的长女。此时的上海人膜拜起了张爱玲，无疑是因为她慧眼识中共，也因此表达自身对中共的不满。

张爱玲是如何慧眼看穿中共的呢？她本名张瑛，父亲张志沂是典型的遗少，母亲黄素琼曾前往英国，较为欧化。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张爱玲，先是在私塾学习，后进入贵族学校。

早在中学时，张爱玲就显示出了其文学天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19岁时，张爱玲前往香港大学文学院读书。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后，张爱玲回到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因为经济原因辍学，此后通过从事文学创作谋生。

在1943年和1944年的两年中，张爱玲因发表《沉香屑》、《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中短篇小说，而在上海一举成名。从那些流淌的文字中，你会感觉到她对世态人情的把握是如此的精致、圆熟、冷静而又充满世俗的情趣。或许正是这份睿智，这对世事的洞察，帮助她逃避了人生的劫难。

1949年中共建政前，张爱玲因道听途说而对中共“解放区”产生某些幻想，为此写过《十八春》和《小艾》两篇小说，对中共有正面评价。也基于此，在1949年后，她抱着观望的态度留在了上海。中共自然忘不了将这位上海滩著名的作家“收归旗下”。

1950年七八月间，在中共御用文人、上海文化官员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这两个月的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痛苦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

她承认自己写不来“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而且“也不打算尝试”。她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其敏锐的洞察力使她萌生了去意。加之与胡兰成的关系，周围不断将其视为“文化汉奸”的言论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最终促使她决然离开了中国大陆。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只身去了香港。她后来多次仔细回忆这段经历。例如，过了罗湖桥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脚夫认为还不够安全，撒腿飞奔，穿过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其后她又前往美国，并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善终。

就在张爱玲走后不久，中共在大陆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假如张爱玲留在大陆，1957年的“反右运动”肯定逃不过，更遑论后来的文革。而留在大陆的许多文人都惨遭迫害，有的如傅雷、老舍选择了自我了断。

假如她留在大陆，以她的傲气，或许亦如一般，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然而，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对时局的洞察力让她摆脱了噩运。

在张爱玲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后，她创作了两篇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目前，尽管张爱玲的其它小说都可以在大陆公开出版，但这两篇却始终被中共封杀，原因就在于内容反共。

《赤地之恋》的时代背景是土改、三反运动和韩战，小说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人性的摧残与控制，在控制整个社会的党面前，个人没有容身之地，更不用说自由意志了。而《秧歌》则表现了中共暴力土改的残酷，农民在饥饿中反抗，以及农民的反抗如何被瓦解，最后沦为政权的奴隶。“秧歌”这一意象是暗喻人民被迫出来的笑脸和假装的幸福，揭示在政治高压下农民的灵魂扭曲。

张爱玲在小说中预言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正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中共统治七十多年来，中华大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民也一直在被蹂躏。而睿智的张爱玲选择转身离去，以及其留在大陆的同时代人的悲剧，都在告诉如今的上海人和中国人：远离中共才能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