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1日 星期六
2021年7月30日 星期五
空屋占领者：为生存而努力、对资本说不——为了“公正和梦想”
景观设计学 LAFrontiers
今年6月，深圳市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开始了规模庞大的清租工作，预计将持续2个月。被迁出的租户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住所，孩子去哪里读书也成为一个大问题。8月4日，一座29吨的大型抓机出现在深圳边界，将400多个从搬迁家庭征集来的玩具娃娃逐一夹起，投放到边界外。
“这不是蓝翔毕业汇演，这是模拟深圳娃娃被深圳抛弃的命运。”这项名为“深圳娃娃计划”的活动组织者说。随着9月开学季越发临近，他们不忍看到超过4000个“深漂”家庭还要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彻夜难眠，于是提出了这个“巨型夹娃娃机”的设想。尽管白石洲的清租时限将至，但他们希望更多人能由此开始关心城市外来人口的基本权益问题，使来去匆匆的“深漂”人群不至于被大都市的发展进程过快地淹没。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个关于漂泊者与住房的故事——在《景观设计学》第35期“实践研究与创新教育”中，OSA的博士研究生杰伦·斯蒂文斯聚焦于巴西圣保罗市的“占领空屋”运动，探究这项帮助无家可归者争取居住权利的活动如何为新城市的诞生提供契机。*他将看似混乱的城市表象与空间生长的理性机制联系在一起，引发了我的好奇。
这类运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参与者是怎样的人？“占领”的诉求仅仅只是获得住房吗？……通过查找资料，我开始了解“占领空屋”运动在空间建设以外的角度所呈现的面貌。本文集合了我的一部分成果和感想，希望除了讲述占领者们的心酸与无奈之外，也能将他们不服输的劲头和乐观的心态展现给大家。
* OSA全名“都市主义与建筑研究小组”（Research Group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为比利时鲁汶大学基于实践的都市主义学术研究团队。
“无壳蜗牛”向世界杯示威
2014年5月初，距离足球世界杯开幕仅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巴西圣保罗市耗资4.45亿美元建造的新体育场附近的空地上搭起了数百顶帐篷。人们一边在这里生火、做饭、谈话甚至踢足球，一边等待政府代表前来与他们商谈建造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事宜——这些声称要“占领世足馆”的人大多数是因无力支付圣保罗高额房租的无家可归者，他们自称为“无壳蜗牛”。[1]
这并不是巴西的低收入群体第一次通过“占领”（squat）行为表达对居住现状的不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圣保罗的房价飙涨181％，造就了一批高房价下的“经济难民”。根据半岛电视台统计，自2013年起至2014年5月中旬，圣保罗已有47栋房屋被占领。人们要求政府将部分长期空置的私人住宅改造为公租房，以实现“居住正义”，同时谴责政府花费巨资兴办世界杯赛事，却始终忽视经济衰退给广大民众带来的负担，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居住权益问题。
“我的房租从135美元涨到了360美元。”2014年5月9日，64岁的女裁缝菲利克斯在接受美国《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这高于最低工资，我儿子养不起我了。”26岁的拾荒者戈麦斯则表示：“……政府只用一小部分来帮助我们，其他都是在腐败、为富人服务。如果情况不是这么严重，我们不会睡在这里。”[1]
广厦千万，寒士无家
圣保罗的“占领运动”是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一个缩影。此类运动最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欧美退伍伤残士兵为争取政府补偿而发起的游行抗议，随后发展至世界各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成为最新一波“占领运动”的催化剂。除了圣保罗典型的“经济难民”以外，有报道显示，2017年至2018年12月，爱尔兰都柏林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增长了20%，整个爱尔兰境内无家可归者则超过10000人，这个数字目前还在不断增加。[2]
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另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已衰落的老城区里矗立着许多空置的住宅，大面积的新城入住率也迟迟不见提高。这些房屋或者是在之前投机炒房热潮的产物，或者是在金融危机期间由原主抵押给银行的[3]；还有些被专门租赁给前来度假的游客，或作为富裕人士的临时住房。
以法国为例，根据其居住权利协会（Droit au Logement）2017年左右的数据，整个法国大约有200万处闲置房产；城市高原（Plateau Urbain）协会进一步证实，仅仅在巴黎就有大约400万平方米住房处于闲置状态，其中有80万平方米的房屋闲置时间超过5年。[3]在爱尔兰，仅大都柏林区就有30000套房产长期处于空置状态。[2]
然而，空屋的主人们似乎很少把目光投向那些与自己同处一片天空下的无家可归者，尤其在发达的大都市，因为他们总能找到付得起房租的客人。例如，由于爱尔兰对企业收取较低的税收，都柏林吸引了诸多跨国企业如Facebook、LinkedIn、Google落户，这些企业的高薪雇员们使得都柏林的租金水涨船高，甚至超过1900欧元/月。[2]由于出租单间房屋的收益率偏低，且修缮旧房需要成本，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许多银行宁可将收来的房产暂时压在手里，等房市回暖后再以高价租赁出去，或者直接改造成商业酒店对外经营，低收入者只能望房兴叹。[3]
经济考量背后的社会风险
1）加剧街区周边的安全隐患
空置率较高的街区更容易成为犯罪高发地，包括街头抢劫、入室抢劫与群聚吸毒等。苏塔特威（Ciutat Vella）是巴塞罗那老城区的一个社区，据统计，2018年有36.6%的居民报过警，暴力抢劫的犯案率比前一年高出了一倍。一位当地居民在一次采访中称，她在短途旅行前需要将重要物品分散寄存在多个朋友家，“等我回来时，或许还能找回来几件”。[3]
2）对低收入居民的身心健康有害
无家可归者可以选择的住房非常有限，而这些地方的居住条件较差。即便是政府分配的收容中心，其设施配置和环境质量往往也无法保障。2018年11月底，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约翰·哈里斯采访了一位名叫奎因的单亲母亲，当时她和10岁的儿子已经在一个政府庇护中心居住了两年：房间面积仅有10平方米，中心本身则由禁闭单亲母亲和性工作者的济贫院改造而来，不远处曾是一座乱葬岗。
奎因表示，“这里的墙面都向外渗着负面情绪”。由于庇护中心里的孩子大部分还是婴儿，她的儿子缺少同龄的小伙伴，每天放学回家只能打游戏机，戴上耳机和同学们联络。这使他的性格变得孤僻，甚至得了焦虑症。[2]
3）容易激化阶层冲突
一旦类似圣保罗那样的“占领运动”发生，不同阶层生存区之间的无形藩篱便被打破了，暴力冲突与死伤在所难免。1981年的西柏林，有人在警察逮捕空屋占领者的行动中死亡；2015年，随着世界杯期间圣保罗占领运动的扩大化，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居民无法忍受与自己共享公共空间及水电资源的占领者，开始自费雇请安保公司驱逐他们。[4]此外，占领运动也会间接干扰到非参与者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如果是政府的决策与管理失误导致了“居住正义”的丧失，普通居民是否也必须承受无家可归者的愤怒呢？
4）政府的两难困境
“流离失所－占领空屋－引发矛盾”的循环将越来越多不同阶层的居民卷入其中，那么，作为各方利益协调者的城市政府对此持何种态度？从西方媒体对近年来占屋案例的报道来看，政府更倾向于以“维护居住正义”的名义站在占领者一边。例如，圣保罗市中产阶级驱赶占领者的行为就遭到了市政府的批评，理由是“这种做法损害了低收入者的基本居住权”。
在英国、荷兰等占屋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原房主要想取回被占领的房屋，需要办理一系列财产所有权证明手续（所需的时间为6个月至数年不等），再向法庭申请判决，这无疑将耗费大量时间与经济成本。2016年，英国伦敦的一位高龄房主花费3.7万英镑诉讼费却仍然输掉了取回房产的官司，为支付这笔钱，他甚至可能需要卖掉现在的住宅。这引发了众多网友的不满与担忧，他们认为这相当于“法律在公然支持强盗与小偷”。[5]
没有希望的“灰色地带”？
然而，被占领的“空屋”并不完全是边缘化生活的代名词。许多占屋者们相信，这种不安定与他们所憧憬的诗意生活并不冲突——与一般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相比，这一类占屋者身上往往还有一层艺术家或社会运动者的标签，他们将“占领空屋”看作试验人生理想、探寻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
“无需支付房租，不必为要将房间刷成苹果绿而接受（房东的）盘问。在自己生活的空间内享有自由并承担责任。这也是一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家庭、集体生活、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和在社会中实现理想的可能性提出疑问的生存方式……”这是法国《空屋占领指南》（Le Squat de A à Z）对占屋行为的定义。[6]对于没有足够收入但思想活跃、勇于尝试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描述尤其具有吸引力，一些有经验的人士也乐意为他们提供指导。例如，亚历桑德·盖就是巴黎一位颇有名气的占屋“前辈”，他从事这类活动已有7年。
2012年，亚利桑德与两位朋友在巴黎十九区发现了一处空屋，于是成立了乌尔克艺术团体协会（Collectif Artistique Associatif de l'Ourcq），将所有积蓄投入到空屋的改造中，并将其命名为“Point G”。在其后的九个月时间内，这里每周三到周日会分别举办电影俱乐部、画展、音乐会与派对等。
2016年初，亚利桑德与伙伴们又在巴黎巴涅奥莱市（Bagnolet）莫里哀街24号占领了一栋荒废了将近30年的住宅，取名为“爱屋”（Squat l'Amour），花了5周时间进行修缮与清理，并将其打造成了一个“微型共产主义社会”：这里每周会举办一次艺术展览，不向参展艺术家收取任何租金或交易佣金。在寸土寸金的巴黎，这样一个以共享为宗旨的完全免费艺术空间无疑十分珍贵，开幕一年内便吸引了近800位艺术家[6]，亚利桑德及其伙伴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占领行动也因此而成名。
也有商家嗅出了这类占领运动所传达出的叛逆精神与个性追求，向亚利桑德寻求合作，但这类有正式房东授权及正规合同约束的“占领”并不符合他的胃口；在他看来，这已然失去了那种为废弃房屋赋予新生的成就感：“若是没有我们，这些空间就不存在，是关闭的、空的，但现在，因为有我们在这里，它们才成了新的空间。”[6]
改变命运的“空屋”，不停歇的占屋者
上述来自世界各地的占领案例展示了城市空置房产截然不同的命运：有些房屋是无家可归者的长期居所，对于这些为了生计奔波劳碌的人而言，它们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承载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或者一直隐藏在城市角落，或者在某一次跨阶层冲突中被曝光，变成舆论的焦点，从而为居民们赢来一点改善生活的意外机遇。
而那些被艺术家与年轻人们看中的空屋则相对幸运一些，它们为与众不同的头脑与灵魂提供了栖身之所，帮助他们孵化自己的梦想，并最终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随着一部分空屋的存在以一种更光鲜亮丽的方式被包装和呈现出来、并融入社会的主流价值评判，这些法律意义上的灰色居住空间开始赢得舆论的认同与支持，而这往往也是它们的价值产生质变的起点。
有些“空屋”被政府回收，并改造为具有多元功能的城市新地标，其原本的名声甚至成为吸引游客与投资的一大利器；有些则被企业收购并改造成豪华商业地产，转而成为一种高档消费品……越来越多普通的中产阶级、充满好奇心的富人，以及为居住公平问题而苦恼的政府管理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它们，而那些最初赋予它们独特价值的“非法主人”都被迫离开了。
7年来，亚利桑德亲自参与占领或提供过占领指导的空屋中，有的已经被政府强制清空了，有的则继续充当艺术学生们的廉价工作室和低收入者们的庇护所。但亚利桑德相信，被驱逐出去的梦想家们会像他一样，继续去寻找下一处空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占屋运动，对当代社会现状的反思、对新生活可能性的探索欲将会像种子一样，被播撒到参与者们的心中。
写到这里，就要和形形色色的“占屋者”们说再见了。再次回顾他们的故事时，这三个字又多了一些温度和分量。当下的他们是初入社会的青年学生、缺乏保障的低收入者，或者不起眼的流浪汉，但或许终有一天，占屋的经历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可能，使他们获得新的身份认同，这也可以算是那些空荡荡的房子里隐藏着的一笔财富吧！
参考资料
[1] 高珮莙. (2014年5月4日). 巴西：足球越了民生的位？青年参考. http://qnck.cyol.com/html/2014-05/14/nw.D110000qnck_20140514_1-09.htm
[2] 李麑. (2018年12月5日). 都柏林三万套空屋，他们却无家可归. 澎湃新闻. https://pit.ifeng.com/a/20181205/60183284_0.shtml
[3] 李麑. (2019年3月29日). 全球城市观察︱巴塞罗那征收巨额“空屋费”，对超大房东宣战.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19661
[4] 陈文茜. (2016年8月4日). 占领巴西 [公众号：158Lab]. https://www.a-site.cn/article/405209.html
[5] thechineseweekly. (2016年11月30日). 英国所谓的“占屋者Squatter”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英国邦利网站文章]. https://www.bangli.uk/post/235077
[6] 张竹林. (2017年4月5日). 在巴黎，年轻人买不起房，干脆去占别人的闲置房 [公众号：别处World]. https://mp.weixin.qq.com/s/7PzzQ61rcJlB6rEP5wdgYA
[7] 旅游地产观察. (2017年4月13日). 拯救空置物业：荷兰“占屋”运动后留下的文创地标 [转载于公众号：商业与地产]. https://mp.weixin.qq.com/s/ApuIPPDN4bbt6pZ4ZaxmDg
唐山大地震中的重灾区 却创下了无人死亡的奇迹
张庆洲通过多年的追寻和采访，终于把唐山大地震中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写成一本《唐山警世录》公诸天下。（网路图片）
1976年唐山大地震，24万人殁于瓦砾，16万多人顿成伤残，7000多家庭断门绝烟。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唐山大地震只是一场不可抗拒的天灾。然而，2005年一位叫张庆洲的唐山人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唐山大地震这场劫难之前，中国的部分地震专家和民间监测点都曾经上报过地震预报。
1996年4月11日，新华社刊发消息：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实际上，早在1976年的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就曾经发出过一份简报，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青龙成功地预防了唐山大地震的事实。但是简报很快地被收回了。直到1995年，联合国的科尔博士来到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才第一次得知了有关青龙的消息。第二年，在获得了中共政府的批准之后，这位联合国的女官员亲自带队在青龙进行了实地考察。从此，青龙的奇迹才逐渐地被外人所知道。
一、唐山大地震有预测：
1974年5月，北京市地震局的耿庆国根据当时华北北部地区干旱失调和暖冬冷春的气象异常指标，预测华北和渤海地区在未来一两年将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并提交有关报告。
1975年底，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的黄相宁在写给国家地震局的年度趋势意见中提出，乐亭、锦州、敖汉旗这个范围将发生6级以上地震。
1976年初，唐山市委主持召开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预测，唐山市方圆五十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它月份将发生5～7级强震。
1976年7月17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唐组组长汪成民在“京津唐渤张”地区群策群防经验交流会上发表预报意见：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具体时间是7月22日～8月5日。
1976年7月24日，北京地震队业务组震情分析预报人员召开震情会商会，根据华详文、李宣瑚、张闵厚、耿庆国综合意见作出结论，根据当前京津唐渤张地区震情活动性、水氡、地磁K指数、气象要素异常等情况认为，未来一周（1976年7月25日～7月31日）内，“京津唐渤张”地区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
此外，专家们还做过大量的实地观测，一直追踪预测震情并把预测结果及时汇报给主管领导。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主管华北和京津唐渤张地区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主持召开一个无震的会，把首都圈的震情降得很低。
1976年5月末，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被市委书记派去五七干校劳动。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时就杨友宸一个人。上任后他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 了40多个监测点，各个监测点每天向他报数据。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却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1976年7月26日（唐山大地震前两天），在北京地震队三次呼吁、国家地震局反复推延之后，国家地震局与北京地震队终于进行会商。然而，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依然没有来。梅世蓉的态度是：“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在北京市地震队告急的同时，天津市地震局和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也相继提出震情报告和预报意见。梅世蓉副主任不以为然，毫无根据地坚持说：“华北问题不大。”
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7.8级特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24万，名列二十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一。
二、青龙奇迹
然而，就在距离唐山100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却避免了这样的惨烈。
1976年7月17日， “京津唐渤张”地区群策群防经验交流会上，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专家汪成民说：华北地区一两年内可能发生7级以上强震。根据各地汇总的震情，当前京津唐渤海地区有七大异常，7月22日～8月5日可能有地震。青龙县科委的干部，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回去连夜将座谈会的主要内容编成了简报。尽管县里没有权力发地震预报，但县委书记冉广岐毅然拍板，决定从县到乡传达临震信息。他说：“现在如果去请示上级，半年也批不下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咱们就发布预报，出了问题我负责，大不了摘乌纱帽，那个我也不在乎。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尿壶）。我考虑的是47万人。”
1976年7月24日晚，青龙县委召开常委会。次日，科委主任受县委委托，在县三级干部800多人大会上作了震情的报告。此后青龙全县上上下下处于临震状态。震情通报在村子里反复播放；简易抗震棚随处可见；民兵把固执的老人送进抗震棚；村巡逻队1天检查2次，防止村民回家滞留……7月27日，青龙县中学地震研究小组发现，许多黄鼠狼一反常态，白天乱跑，当天达到高潮。干沟乡庞丈子村柳树沟平日清亮见底的泉水出现异常，不断往上翻白浆；平时在水底趴着的小黑虫子，浮在水面来回窜动。一切征兆预示着灾难的降临。
7月27日黄昏，青龙县，大喇叭滚动播发着地震警报，冉广岐坐镇帐篷之中，指挥全县全力应对浩劫……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青龙县房屋损坏18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然而青龙人民幸运地逃脱了唐山大地震这场灭顶之灾。唐山大地震后，青龙一度成为唐山的后方医院，救助了众多伤员。
因为这样的奇迹，青龙县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1996年，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代表联合国向冉广岐颁发了纪念章。
唐山大地震发生当天，1976年7月28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和梅世蓉副主任做地震汇报，表示：“唐山地震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这种地震是不可预测的，也是不可预防的。”有关青龙县的成功防震的简报被收回，说：“谁宣传青龙事件就国无宁日。”
2006年，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揭露唐山地震真相的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在1月甫出不久即被中共宣传部门悄悄下令封杀。 2010年，另一个揭露唐山地震真相的纪录片《掩埋》在香港获第三届华语纪录片冠军，却在大陆禁播。
【电影】唐山大地震之二：青龙县无人震亡的奇迹
发信人: wh (wh), 信区: MyActivity
标 题: 【电影】唐山大地震之二：青龙县无人震亡的奇迹 (转载)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Oct 26 17:25:00 2017, 美东)
【 以下文字转载自 LeisureTime 讨论区 】
发信人: wh (wh), 信区: LeisureTime
标 题: 【电影】唐山大地震之二：青龙县无人震亡的奇迹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Oct 26 17:23:49 2017, 美东)
昨天说了2009年纪录片《掩埋》聚焦的关于唐山大地震预测预报的争议：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LeisureTime/2092429.html
《掩埋》还用大量篇幅报导了唐山大地震中的所谓青龙奇迹，就是河北青龙县在得知震
情后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全县47万人无一人因地震直接死亡（一人心脏病突发病亡）。
纪录片采访了当时把震情报告带回县里的县科委人员王春青、拍板防震的县委书记冉广
岐，拍摄了当时的会议记录、防震现场照片等。唐山24万人死亡，对比青龙之无一人震
亡，这个结果的确令人动容。
王春青当时22岁，刚从师范毕业一年，在科委负责地震工作，1976年7月14-19日作为青
龙县代表，去唐山参加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当时地震局那位主张华北近
期有大震的汪成民向副局长查志远强烈要求发言报警，查志远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同意
，只让他利用会议晚上的休息时间自己组织座谈，让代表们自愿参加，并强调不能代表
地震局。汪成民就在17、18日两个晚上搞了座谈会，报告“目前唐山、滦县一带存在较
突出的异常，近期（7月22日至8月5日）可能发生5-6级地震，下半年有发生更大地震的
可能性“。王春青两次座谈都参加并做了笔记。
王春青说他当时比较紧张，因为北京专家预报中最早可能发生地震的22日就在眼前，
他从事地震工作时间短，就想赶紧回县里汇报给有经验的老同志和领导。19日会议一结
束，他就往回赶。当时交通不便，他从唐山坐火车经北京转兴龙，住一夜后再坐班车，
21日才回到青龙县，立刻向科委主任王进志汇报。在唐山开会的有400人；参加汪成民晚
上座谈的每次约30来人；回县里汇报的只有王春青一人。估计老同志们对非正式的座谈
不那么上心，年轻人才那么认真。
科委主任听后也觉得事关重大，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汇报。办公室主任立即向县委书记
冉广歧汇报。冉广岐立刻找来几位副书记，商量要不要全县发布临震预报。副书记们犹
豫，一是县政府无权发布临震预报，必须请示地委；二是正逢批邓运动高潮，发布地震
预报可能影响政治运动。冉广岐觉得在院子里批邓和在屋里批邓没啥区别；请示上级不
知要等多久；反正夏天睡外面也不会着凉，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就此拍板，决定预报
，出了事他负责，大不了摘了乌纱帽：“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壶”
；“我考虑到是47万人。先想人民，别想个人得失，无私才能无畏”；“怎么着也不能
眯着，得向大伙有个说法”。
正巧当时在开全县三级以上干部会议，800多名村社干部都聚在县城。24日晚上，冉广岐
临时召开常委会，让王春青向所有常委汇报，然后县委决定成立防震指挥部，并在第二
天的全县大会上部署防震工作。25日，县委在全县大会上要求每个公社派一名副书记和
一名工作队负责人当日返回本公社，连夜部署，必须在26日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
宣传地震知识和应急措施；组织民兵值班；搭建防震棚，动员群众搬出危房；仍住室内
的不要关门窗，时刻保持警惕；学生在户外上课；准备干粮；医疗卫生部门进入战备状
态。县档案局至今保存着这些会议纪要，字迹工整又有点稚嫩。
全县43个公社的干部紧急行动，26日晚开通各村喇叭，宣传到户。纪录片里展示了办公
室人员在临时搭建的防震棚里办公、学生在操场上课、县里的百货商店在户外搭帐篷售
货的照片。不到两天，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7.8级大地震爆发。距离唐山115公里的
青龙受到波及，18 万间房屋墙壁震塌， 7300多间房屋倒塌，无一人直接因地震死亡。
一人心脏病突发病亡，重伤 7 人，轻伤 168 人。
不过青龙县的防震成功，当时并没有在全国宣传表演。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先打电话给
青龙县所属的承德地委书记牛奉林说：唐山市震成那样子，青龙县1个人没死，没法向
群众交待；青龙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应当肯定，但不要对外宣传了。牛奉林再向冉广
岐传达了省委意见，不宣传青龙县，不宣传冉广岐，对于稳定群众情绪，引导大家团结
一致抗震救灾，有重要意义。河北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先后在76年8月和11月印发表扬青
龙县的工作简报，均很快撤回，改为地震不可预报的统一口径。
直到1995年10月，联合国女官员科尔博士在北京参加第四届国际妇女大会时偶尔了解到
青龙县的奇迹，次年带队赴青龙查询，这才使青龙事件走入大众视野，迅速被各国媒体
报道。1996年，中国地震报第一次公开报道了青龙县成功防震的事迹，引起社会强烈反
响。同年，青龙县应联合国发展资助与管理服务署邀请，参加了第50届联合国大会复会
及技术讨论会，当年的防震工作被表扬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的典型范例
”，同时给冉广岐颁发抗震减灾金质奖章（Gold Medal for Hazard Reduction）。科
尔博士向冉广岐颁发纪念章时问他：
“你这里能做的，唐山为什么不能？"
冉广岐回答：
“唐山跟青龙没法比。青龙是农业县，让老百姓出去防震，啥损失也没有。大伏天的也
就是蚊子多叮几个疙瘩呗。唐山不同啊，钢铁公司、开滦煤矿，作决策的人自己不敢作
主。”
还有人问冉广岐：你作出这么大的成绩，组织上没有表扬，没有宣传，你怎么看？
冉广岐回答：“毛主席批评过一种人，‘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
家不知道'。”
冉广岐这些话挺实在的。当时全国革委会一律忠实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报
地震是有阻挠革命之嫌。76年初，唐山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汇报唐山方圆50公里内，在
7、8月或下半年其他月会有5-7级强震。5月末，杨友宸被调往干校劳动。黄相宁（时任
地震地质大队成员，现任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顾问）说唐山党委的意思就是谁都不能影
响唐山的煤矿生产，又严厉指责负责人事调动的唐山市委书记犯了过失杀人罪。不过唐
山开滦煤矿也采取了防震措施，震亡率仅万分之七，成为青龙之外的又一奇迹。青龙、
开滦的死里逃生，真让人感叹基层领导果断的执行力，和年轻人的认真劲。
又及，网上有人声称青龙事件是个假新闻，说冉广岐贪图功名，自吹自擂。这些自称青
龙县老百姓的网民否认当年有防震宣传，认为青龙伤亡少是“天佑青龙”，“青龙房屋
结构特别，木架结构，山墙有木柱支撑，房屋不易倒塌”，邻近的“宽城，卢龙，抚宁
等县也都没死人”（http://chuansong.me/n/571735）。没有听到宣传的老百姓想来肯定有，但这些说法颇有疑点，比如抚宁县志记载唐山大地震时该县震亡132人（含死在唐山的），不是打假群众声称的没死人。宽城、卢龙的数据没找到。有一篇登在《防灾科技学院学报》上的青龙县调查报告《“青龙奇迹”传播现象分析及其准确度探讨》比较客观，可供参考：
http://www.guokr.com/post/454353/
其余参考文：
http://www.hswh.org.cn/minxinsuoxiang/gongchandangren/2013-05-02/6306.html
冉广岐与“青龙奇迹”——谨以此文纪念周总理逝世36周年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5/100610528180.shtml
青龙县当年的抗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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