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不给农民自由？—七千人大会：谁应对灾难负责？—开不开“九大”？-—“包产到户”：中共高层的分歧—刘少奇成一批人的领袖—北戴河会议—“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1962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给不给农民自由？
“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这是马克思的教义之一。如果农民反对这样做，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未置答案，而在苏联，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1959年，他对副总理李先念说过：“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2]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不能给农民目由。为了实行社会主义，就要采取强制手段。
但是，在饥馑遍布全国的当头，许多中共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安徵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安徽大量饿死人，他应负首要责任。但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了。1960年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在宿县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现在保命要紧”。曾希圣经过反复酝酿，于8月间在全省的地、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口粮占产粮的一半以上，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保命田”通不过，曾又在省委内提出：“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这也等于革了人民公社的命，还是通不过。[3]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包产”︰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但这样仅将矛盾下放到小组，评工记分时沖突不断，问题并没解决。
12月，曾希圣终于想到了“户”这个单位︰各户社员向生产队承包耕地。由于“包产到户”（各户承包耕地，上交所包的定额后，余粮归个人支配）是个禁区，早在1957年就有干部因搞“包产到户”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所以曾希圣不敢公然实行“包产到户”。经几次易名，他搞出了一个“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责任田”的办法：社员向生产队承包耕地，田间耕作各尽其责，收获的粮食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按产量折合成工分计算收入。
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制，并强调“它不同于包产到户”。毛听了曾的汇报，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是一件大事。”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4]安徽省委决定立即全面推行责任田制度。
但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改变了主意。他让曾希圣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责任田只可在“小范围内试验。”但曾不予理会。四、五月间，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曾仍认为“没有错”。到八月，全省四分之三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制度，“当年底已达到了91.1%.”[5]
这期间，刘少奇、邓小平曾直接派人赴安徽调查。当派去的人回京汇报说柯庆施指责“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6]
当时，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多已明白，农民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不行，多少得给农民一点自由。
1960年5月16日，湖南澧县闸口公社一位自称“读过几天私塾，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写了一封致“尊敬的中央领导”的控诉信。信里写道：
敬爱的首长，我们今天的生活真是苦极了。我们这里饿死的人太多了，哪个生产队都有上百的人饿死。……还有的人偷偷吃死人，有吃死屍的，有吃逃荒死在路上的，还有吃活人的！这様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公社就发现了好几起吃人的事，让人听起来就寒心！……
我想，这都是公社化以后的事。一是公社化，土地归公，吃饭食堂，干部有权，作威作福，他们吃肉喝酒，社员吃糠咽菜。二是粮食徵购，上交太多，社员吃不饱，生产没积极性。我们在湖区山区讨荒时看到，边远人少的地方，公社管不到，社员偷偷在山野、湖滩种一点地，收的粮食能活命。我就是饿倒湖滩，让人救起后，才产生这一想法的。领导上只要能开恩，让我们种一点自留地，子孙后代都会念共产党大恩大德的。政策不变，只怕拖不了两年，人都会饿死的。[7]
中共中央领导人知道全国农民的呼声：把“自留地”还给农民。
1961年7月，刘少奇在黑龙江省视察时说︰“你们自留地，现在要搞到每人五分，那四口之家就是二亩地，可以饿不死了。”[8]另一位副主席陈云也说：“农民有了自留地，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9]出身于农家的党的副主席朱德说得更乾脆︰“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10]
第二是借地给农民。1961年陶铸升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后便支持借地给农民。河南省借地面积的幅度在总耕地的20～30%之间。有人担心这样会导致资本主义，陶铸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11]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派工作组到河南去调查借地政策。工作组报告说︰“无论灾区队还是生产好的队，都受到群众的欢迎，认为这是‘救命地’、‘保身地’、‘口粮地’。”[12]
第三是解散人民公社的食堂。
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6月，毛泽东曾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表示“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13]但是，在庐山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7月初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到其家乡无为县检查工作时发现，许多乡亲已经饿死。他应农民的要求，开放自由市场，解散了六千多个公社食堂。情况报告到庐山毛泽东那里，正好成为靶子。毛指张为“混进党内的投机份子”，“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14]庐山会议后张被批判，进了合肥西郊的和尚岗监狱。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发动了“反右倾”运动。紧跟毛泽东的贵州省委收回社员自留地，将所有粮食集中到食堂，不许社员自行开伙，并于1960年2月给中央送上一份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証.”[15]毛泽东大为称赞，说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16]几亿农民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千万农民死亡之后，到了1961年3月下旬，毛泽东才派胡乔木为首的工作组到他老家湘潭县韶山沖和毛的外婆家湘乡县大坪村搞调查。毛的表弟文冬生在社员座谈会上说︰“（食堂）再办下去，人会死光﹗”[17]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决定采取守势，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18]这次会议决定解散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结束搞了近三年、害死无数人命的大锅饭。
但是，有一点是毛泽东要坚持到底，决不回头的。这就是“集体生产”。在短暂的退却之后，到1961年秋，毛见在刘、邓支持下，各省或派人去安徽“取经”，或省委书记亲自在本省推广安徽搞“责任田”的经验，便不再容忍了。
1961年12月，曾希圣到江苏无锡向毛汇报工作。此时中央已决定将农村核算收入、分配的基本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毛问曾︰“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使否还要搞责任田？”[19]“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变过来？”毛认为农民已有口饭吃，饿不死了，“责任田”即可废除，回到集体生产上来。大集体（生产大队）不行，至少也要维持一个小集体（生产队）。但曾希圣已不是三年前紧跟毛搞大跃进的曾希圣了。他回答毛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20]
毛泽东当时未予回答，但是在一个多月以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把曾希圣抛出，打倒了。
毛泽东打的是曾希圣，目标却是刘少奇。他知道，若无刘、邓支持，曾希圣断不敢不纠正“责任田”；若无刘、邓支持，各省断不会跟着安徽搞“责任田”。
“七千人大会”：谁应对灾难负责？
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主要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起因于各省领导人看到，谁大跃进积极交粮食多谁饿死人多，最后谁吃亏，于是都不再唯中央指示是从。中央要上调农产品、分配徵购指标，各省讨价还价，不愿执行。因此会议的宗旨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推动徵购”，解决各地“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的问题。[21]
1962年1月11日开始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主题很快遭到各省与会者的抵制。他们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异议，会议很快偏离原定议题，改成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
在大会上彭真首先挑出产生灾难的责任问题。
彭真是有备而来的。1961年11月，他曾指示北京市委由邓拓负责，查看自1958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发的文件中有什么问题。他说︰“这几年……有天灾，不是主要的，根本问题是脱离群众，主观主义……浮夸风是从哪儿刮起来的？要从中央文件里找。”邓拓带领一批干部在北京动物园内的畅观楼调阅文件，议论朝政：“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他们的批评矛头还直指毛泽东︰“年纪大了，容易求成过急”，“胜利沖昏了头脑。”“毛主席把工、农业上的跃进看得太容易了”，“想在国际上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彭真让我们查中央文件中的问题，可以用来纠正中央的错误，让毛主席冷静下来检讨。”他们找出了一百一十多个“有严重问题”的文件，写成二万多字的《中央文件摘抄》交给彭真。[22]
在大会上，彭真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
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23]
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曾反复攻击1956年“反冒进”的周恩来︰“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有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是促进的。周恩来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24]他不仅要周恩来检讨，还存心要周难堪，指示他“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25]当时，周恩来差一点就要被逼辞职。如今，周恩来找到了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机会。他第一个发言，要大家检讨自己，不要追究毛的责任：
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
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26]
周恩来讲后不久，陈伯达也说了类似的话：
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
彭真同志昨天说话值得考虑，不能让主席负责任。要谨慎谦虚。现在的问题是反分散主义，不是右倾、左倾的问题。[27]
1月29日，毛泽东主持大会，林彪发言。他说的内容与周恩来类似，只是少了周恩来那种圆滑。他直截了当为毛泽东护驾：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事实証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要小得多。
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28]
正在为自己的威信担忧的毛泽东当场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这是他在整个会议期间惟一的对大会发言者的评论。在离开会场的路上，毛情不自禁地对其医生李志绥说︰“林彪的话，讲得多么好哇。要是党内的领导人，都有他的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29]毛还对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话你们做得出来吗？”[30]罗坦承自己讲不来，毛便告诫他︰“不会讲，要学嘛。”后来毛亲自修改林彪的讲话，并给秘书田家英和罗瑞卿写信：“此件通看了一遍，是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31]
既然错误、灾难是由于大家“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既然“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灾难当然就不必负责任了。所以，在次日的大会上讲话时，毛泽东象征性地、空洞抽象地担了一点责任后，把责任推诿给了全党：
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应负第二份的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第三份责任。依此类推，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则要负第四、第五、第六份责任。大跃进是全党动手，出了些问题也应由全党来负责。[32]
2月7日是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主持全体大会，周恩来发言，继续为毛文过饰非，且按着林彪的调子吹捧毛：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33]
刘少奇的讲话与周恩来、林彪截然不同。他在大会报告中总结了党中央的错误：
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徵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34]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様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様讲（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35]
尽管刘少奇小心翼翼地、用近乎轻描淡写的语气谈及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36]他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猜忌。任何对“三面红旗”的质疑，都被毛看做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显然有否定“三面红旗”的成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毛“判定刘有二心”。毛私下对李志绥说：“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些，讲什么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37]
据李志绥说，在长达近一个月的会议期间，“毛只是在大会开幕、闭幕，及刘、邓、周、林大会发言时，出席大会，其他如小组会等，他都没有参加。他每早起床后，就到人民大会堂118会议室（丁注：其实是个华丽的行宫），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阅看小组发言简报。”会议中，有人编了个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马列主义。”这话印上了会议简报。毛看到简报上印的这个顺口溜，有一天对李志绥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38]
这“他们”，主要是指刘少奇。
在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39]他后来还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40]
可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却说了这样的话：
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己诏。
可以考虑在每个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门口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
彭德怀同志可以平反，错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动，总不能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41]
这些话是刘逐日参加各省的讨论会时零散说的。很可能被刊登在会议简报上，每日不出席会议，只在“118会议室”看简报的毛泽东多半能够看到。很可能毛泽东把这些话当成了“判定刘有二心”[42]的根据。
由于会议中有人写了一条“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中央书记处安排在会议结束时呼喊两条口号“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毛泽东拉着刘少奇的手说：
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不论直接的间接的，再说一次。少奇呀，你听到了吗？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早挑起来啦。[43]
毛表面上夸奖刘，实际是将刘放在了对立面的位置上。“两个主席、两个万岁”正是毛泽东的心病。据邓颖超日记记载：七千人大会上不少人提议毛退休任名誉主席，会议结束后毛为了摸清高层的意向，做了一个试探。2月10日，他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赞成毛辞职，但由于周恩来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此议便卡住了。[44]
“退下”的危机过去了，但“两个主席”、“两个万岁”还没有解决。这是毛泽东早晚要解决的大问题。
那时毛泽东还没想出搞“文化大革命”这一招。但依靠林彪、陈伯达，拉拢周恩来，踢开中央政治局；先除掉彭真，再把目标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这个格局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起就已经大致确定了。
毛泽东当时的真实心态，要到四年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彭真和刘少奇，才由其夫人江青透露出来：“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45]
开不开“九大”？
中共1956年召开“八大”时，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正盛，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积极响应，在修改党章时删去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在“党员义务”中也删去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条文。当时，毛泽东鉴于形势违心地表态说日后适当时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刘、邓信以为真，在新党章里加了一条︰“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46]
“名誉主席”只是说说而已，毛对“八大”的不满马上就流露了出来。在十二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装出半打趣的样子说︰“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47]
按中共党章，1956年召开“八大”，至迟应在1961年召开“九大”。1959年7月底在庐山会议上顺利地搞倒了彭德怀，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地位已足够稳固，便动了提前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脑筋。在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上，他宣布：
“准备明年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48]
但是，庐山会议才过了几个月各地就大批饿死人。他知道形势不妙，悄悄地收回了提前召开党代会的动议。
1960年全国各地饿殍遍野，毛泽东根本不敢提准备召开“九大”的事。熬过了1960年，必须召开“九大”了。在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后，这个党无论如何都应当如期在1961年召开大会、总结教训，清算责任。若召开“九大”，会中有人根据八大党章中的条款提议毛担任“名誉主席”，完全可能获得通过。毛的面子虽可保住，但必会从此从政局淡出，成为多余的人物。
位不能让，“九大”绝不能开。党章约束不了毛泽东。他决定无限期推迟召开“九大”。
这是玩弄权术的招数。他早已这么做过。中共于1928年召开“六大”，1935年到陕北后就应召开“七大”，但当时毛泽东权刚到手尚未巩固，总书记张闻天虽听他的，张国焘的实力却胜过他。他用计将张的主力部队调离陕北，名曰“打通国际路线”（到苏联去），实则送入敌人虎口、坐视其被吃掉后，斯大林的亲信王明从苏联回来，又对毛构成威胁。因此他一直拖到1942年延安整风中将王明彻底搞垮、周恩来认错、称臣，才在1945年召开“七大”，此时距召开“六大”的日子已有17年了。
毛本人从未公开解释为何从“八大”到“九大”又拖了13年。倒是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主要打手张春桥和康生替他作了坦白。张春桥是这么说的︰
像刘少奇问题，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丁注︰指文革）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按原来的党章“九大”早就开了。那刘少奇当了主席，彭德怀很可能当国防部长，邓小平、罗瑞卿就都上去了。……[49]
1968年1月康生在当众下令逮捕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前，与赵有个对话︰“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晓夫。……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说着掉转头对众人说︰“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召开了‘九大’，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我们党内来了……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说过没有？”赵︰“讲过。”康︰“哪一年？”赵︰“1961年。”康︰“在什么地方？”赵︰“在昆明，刘少奇从国外回来时讲的。”康︰“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就糟了。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王牌……”[50]
张春桥和康生所言并非空穴来风。1962年前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这样说︰“将来开‘九大’，对中央领导核心的安排，有一种做法，是主席可能当名誉主席，刘少奇接党主席，邓小平接总理的班，彭真当总书记。”[51]这是当时中共中央高层多数的共识，毛泽东对这一设想应当很清楚。
1961年没召开“九大”，不仅是因为毛泽东不愿召开，也因为刘少奇没坚持按党章办事。“九大”是否延期应由政治局决定，但这样的政治局会议根本就没有开过。
刘少奇没坚持在1961年召开“九大”，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开不成。即然毛泽东不愿召开，刘少若坚持要开，等于逼宫夺权。如毛愿意走，中央委员们自会选刘为主席；若毛不愿，他们却决不会用投票的方式把他逼走。二是刘实际已主持党务，他并不贪图党主席的虚名，也无取毛而代之的野心。三是刘被毛制造的他是法定“继承人”的假象迷惑住了。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在二次大战时的统帅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陪同他游览长江。会见前，他便打好了算盘，把迷惑、稳住刘少奇的烟幕弹施放出去。他原本对“八大”决议是极不满的，现在却要利用这决议作掩护了。
在会见蒙哥马利的前一天，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夀昌向毛报告会见事宜的安排。除接待蒙的具体事务，二人并无其他任务。可是毛把党主席接班人的天大“机密”蓄意泄漏给了熊、浦二人——目的是通过他们传给周恩来、刘少奇。他放话说︰
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人，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
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52]
23日，毛、蒙谈了三个半小时。道别前，蒙表示希望第二天接着再谈一次。毛以次日要去别处为由推却了。可是当夜毛反悔了，因谈话中蒙未问及毛的“继承人”问题，失去了施放烟幕弹的机会。于是他在凌晨主动打电话给蒙，通知他再谈一次。
这次会面，毛开门见山，主动引出“继承人”的话题，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告诉蒙，他活不过七十三岁，只能再活四、五年了。蒙顺势询问“你的继承人是谁”时，他将烟幕弹施放了出来︰“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53]
当时蒙哥马利眼见毛在长江里游泳，健康得很，对毛的活不过四、五年的说法大惑不解。他不知道毛正在耍计谋，放烟幕，将自己扮成消极悲观、与世无争的角色，以软化刘取他而代之的决心。（蒙回到英国后写书披露了毛关于其接班人的谈话。外交部将毛的谈话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
不论刘少奇是否相信“两个主席都姓刘”的说法，他没有按党章办事。1961年时，刘、邓能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中共的走向，按党章召开“九大”是可能请毛退休的惟一机会。也就是说，是避免几年后毛发动的“文化革命”的惟一机会。过了1961年，再要求召开“九大”已名不正言不顺，对毛来说危机大致已经过去了。
“包产到户”：中共高层的分歧
毛虽担心刘的声望和能力可能使“刘主席”成为党的核心，却无法直接向刘少奇本人发难，便采取迂回策略，先拿搞“责任田”的领头羊曾希圣开刀，将他抛了出来。
“七千人大会”快结束时，毛在大会上讲话后，突然说收到了安徽一个干部揭发曾希圣的信揭发曾希圣的信（后蚌埠市长马骞承认写匿名纸条投大会秘书处[54]），当场宣布会议延期，让大家“揭开”安徽的“盖子”。
据七十年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后来透露︰“（大饥荒期间）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万。”[55]饿死那么多人，毛从未追究。死点农民对他来说本是件小事，半年前他路过安徽时，曾希圣就“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当面向他做过检讨。可是他无意追究曾的责任，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要接受经验教训”，就放曾过了关。并说︰“庐山会议开始是反左的，后来让彭德怀一搞，把原来的计划打乱了﹗”[56]意思是饿死人罪在彭德怀，从毛本人到曾希圣，大家都没有责任。可是如今曾希圣变了，不再是毛当年的心腹干将，而成了刘、邓的应声虫，他对曾也就没什么可客气的了。
毛、刘批判曾希圣的角度全然不同。毛说曾搞“责任田”是“代表富裕中农”，“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57]对曾希圣搞“责任田”、“包产到户”，刘少奇是赞成、支持的。有一位干部曾经给刘写信说︰“全国各省都要实行田地承包到户，都要学习安徽的经验。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多打粮食，才能国富民强，才能更快地提高工、农的生活。”[58]刘知道这是几亿农民的愿望。但他顺从毛的意志，亲自主持了对曾的批判。不过他完全回避了“责任田”、“包产到户”的问题。文化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安徽省委办公厅无产阶级革命派披露：“（七千人大会中）刘少奇将‘责任田’的整套材料要去”，但是“（批判曾希圣时）对‘责任田’这个要害问题只字不提”。[59]他以安徽饿死数百万人为由说曾希圣该枪毙，将其撤职，送到上海当赋闲的华东局第二书记。
曾希圣在毛、刘夹攻下倒了台。关于“责任田”的争论，非但未因此而结束，反而更趋激烈。安徽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虽不得不纠正“责任田”，却又说：“（曾希圣）提出责任田办法是好心，从解决灾情出发的。”[60]他与省长黄岩合作，将生产队由大划小，父子队、兄弟队也允许存在；扩大自留地，在全省广贴布告：原来曾希圣“借地”的法子照旧实行。他们还大力开放自由市场，鼓励农民将粮食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李葆华说︰“高价卖，高价买，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管它干什么﹗”[61]（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后来被浓缩为“三自一包”，成为刘少奇和李葆华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要罪状）
“责任田”使农民尝到当家作主的甜头，便得寸进尺，要求把土地还给他们，让他们独立自主地经营。这就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表示赞成搞包产到户。他派到安徽宿县调查的人回京告诉他：农民要求“坚决实行包产到户……一辈子不要改变。”[62]副部长王观澜到安徽农村调查后回北京说︰“包产到户就是好，夜里十一点地里还有人，早上天不亮就满地是人。”“我就是犯错误（指被扣帽子批判斗争——丁注），也要说包产到户好。”[63]
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张鼎丞则是龙岩地区永定县人。他们都是中共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们两人都赞成推广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安徽省包产到户“责任田”的作法，并给龙岩地委书记谢镇军写了信。谢镇军根据邓、张的意见，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推广“责任田”。针对当时部分县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顾虑，他坚定地表示：“出了问题，上级追查下来我负责，即使因此要蹲监狱，我也自带饭包去坐牢。”
在短短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全区在坚持四条原则（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统一计划安排；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生产队收入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据不完全统计，实行这种责任制的队占生产队总数的53.8％。连城、长汀两县占90％左右。这种生产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2年连城县稻榖产量达33，456.85吨，比1961年增产1，879吨，增长6％。
但是，1962年12月，谢镇军不得不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指示，在全区纠正“包产到户”，仍恢复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体制。[64]
政府副总理李先念也了解农民的愿望。他说︰“农民对集体经济丧失了信心”，“假如要叫农民表决的话，农民多数是愿意包产到户的。”[65]另一位副总理李富春亲自去安徽嘉山县的两个生产队作了调查后，于6月16日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道︰“这两个生产队，土地都已分到户，由户包产，责任到田。问了几个农民，都说包产到户好。”[66]
也是在6月，国家经委研究室主任马洪从西北调查后回到北京，告诉经委主任、副总理薄一波︰陕西省委主张让农民单干。薄答道︰“农民要单干也没有法子，因为公社办得不好嘛。”[67]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农民要求散伙搞自留地”，“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工厂里的人能每人包一台织布机，为什么农民不能包产到户？这都是责任制嘛﹗”[68]
1962年6月，农业部和八机部（农业机械部）联合调查组交出一份《农村调查》报告，讲到四川某县的情况︰“（农民）要求把田土分给各家各户种。据访问的41人中，有33人要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好，集体经济吃不饱饭。”[69]
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亦持此观点。在7月间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现在看来，包产到户、责任田不是不可以考虑的……恢复农业什么办法最快？单干可不可以允许？”[70]
党的副主席陈云也是个“包产到户”派。他不仅向刘少奇建议实行包产到户[71]，还主张让农民分田单干。他说：包产到户“是二百二（红汞、红药水的俗称──丁注），是红药水，不解决问题。”“乾脆分田到户，乾脆单干吧﹗等经济恢复后再搞互助合作。”[72]1962年5月，他在上海对商业部部长姚依林说︰“邓子恢包产到户不彻底，要分田到户。”[73]他说：“不能太欺负农民，他们要造反的。过去哪一个朝代造反、被推翻，都是农民起来造反。……中国能够推翻蒋介石，也是农民……”[74]针对当时国民党企图反攻大陆的情况，他说︰“打起仗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起来保卫土地，劲头就大了。”[75]
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赞成包产到户。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会上，赞成的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邓小平支持邓子恢，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采取各种办法，安徽有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76]7月间，他又说︰“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责任到户的，分田到户的……还搞什么自留地呢？还搞什么借地度荒呢？这些手续都用不着了……”[77]
原本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刘少奇是1961年5月以后转变思想的。他在湖南调查了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又派秘书刘振德回其河北安丘县老家搞调查。在调查中，人们对刘振德说︰“现在的社会是在让大家互相标穷，口口声声说让大家共同富裕，实际上这样搞来搞去大家一块穷，而且越来越穷。”“如果现在分田单干，保証粮食一年可以翻两番。”[78]在5月下旬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错误路线也要走到错误路线上去。”[79]
1962年春天，全国农村到处发生断粮、缺柴、大批人逃荒的现象，大中城市在依赖进口粮食过日子，情形还有恶化之势。刘少奇认为，“如不采取紧急措施，我们会回到苏联内战时期的情况，全国人民将各奔前程。”[80]“过渡时期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采用）。不要说哪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81]7月初田家英向刘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82]
在刘、邓的支持下，当时全国农村，暗里搞的不算，大约有20%搞了包产到户。[83]
连毛泽东的老家湖南湘潭县的农民也不喜欢毛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据也是湘潭人的彭德怀1961年秋在家乡调查近两个月后写的报告所说：“有相当一部分社员要求分田单干或者包产到户。这部分人，按户计算，约占总户数的一半左右。”“有的甚至说︰‘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84]
1962年2月底，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率队到毛的老家湘潭县韶山、毛的外祖父家湘乡县大坪，以及刘少奇的老家宁乡县炭子沖等处调查。调查组发现︰“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85]毛、刘的乡亲们告诉调查组，中央“只应当大家，莫当小家”，“小家让农民自己当”。他们要求调查组“帮个全忙，把田分到户。”[86]（据组员丁伟志说︰他们所提的“分田到户”是“包产到户”。[87]）
毛泽东知道中国农民不喜欢他的社会主义。中共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给他写信说明“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或包乾到户”，他收到了。[88]《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大队“几乎所有社员、干部都要求……包产到户”的报导，他读了。[89]安徽宿县农民说的“实行一年责任田，粮食三年吃不完”，他知道。[90]安徽太湖县干部钱让能给毛写了一封“保荐责任田”的信，说“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农民群众中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80%以上，甚至占90%以上。”[91]他指示中央办公厅派原籍太湖县的干部去实地调查。前去调查的干部回来支持钱的说法。但他还是认定“责任田”是资本主义，他就是要坚持他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上海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后，断然否定了田的意见︰“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92]
于是，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亲率领工作组到湘潭，“煞住了单干风。”[93]
“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由共产党说了算，共产党由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不在乎80%还是90%的农民不愿走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要强迫他们走下去。
毛泽东知道党内高层多数赞成、支持“责任田”、“包产到户”。他是要打垮这批人。刘少奇正是其领头人。
刘少奇成一批人的领袖
1961年夏，总书记邓小平出了个“点子”，对全国十几万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加以“轮训”。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书记处会议，说︰“要大家坐下来，养一养，想一想，好好地总结一下经验。”“要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有什么讲什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作记录，不开大会……”[94]于是中央组织部、中宣部立刻起草〈通知〉，下达全国。从11月开始，全国的中高级干部陆续参加了轮训。
这轮训似乎是又一次1957年的鸣放运动，放出了不少“右派言论”。譬如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的轮训班里，干部们攻击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办糟了”，有的小组甚至决议要求“拔掉大跃进、人民公社两面红旗。”[95]在高等教育部的轮训班上，有人提出：“三年大跃进是大跃退，”“彭（德怀）的那封信提的是对的。”“彭是否该反？不该反﹗”反右倾运动“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有人要求给彭德怀、周小舟翻案，并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责问“左倾路线的代表是谁？”在天津市的轮训班上，有人甚至说︰“以后再开会不选毛泽东了。”[96]
各地都有干部表示对毛泽东的不满。1962年3月，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原第一书记兼校长，因直言批评大跃进在1959年受批判、改任副职）在党校公开说︰“（我）经过了三个朝代，哪一代也没有毛泽东这一代坏。”[97]6月，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在全校大会上说︰“目前我们有很大的困难。责任到底由谁负？从中央来讲，主席、周总理有责任。”[98]
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一次审阅秘书为他起草的人大发言稿，看到“煤炭工业战线的全体职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他将“正确”二字划掉，说︰“正确领导？情况（丁注：指国民经济）这样还正确？”接着发牢骚道︰“毛主席领导正确，你得跟着走；领导不正确，你也得跟着走。”[99]
1963年1月初彭真和杨尚昆接见出席各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的干部时，彭真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的话也不能句句都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话也不能都当着指示执行。毛主席的错误集中起来，用火车拖也拖不完。”[100]1966年2月，彭真还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对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等人说：“主席的错误，用车皮拉也拉不完。”[101]
针对毛泽东说的“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的量，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舆一个指头的问题”[102]，“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103]，中宣部长陆定一挖苦道︰“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但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104]（丁注︰John F. Dulles，美国前国务卿，1959年死于癌症）“现在到处翻案，因为三面红旗不红嘛﹗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改，连无产阶级专政都要翻掉。”[105]
更多的干部对毛坚持的“三面红旗”予以抨击。譬如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说︰“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对不对？对了，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没有一个搞得好的。”[106]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说︰“三面红旗不红。如果不彻底解决问题，就红不下去了。”[107]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攻击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是“三面黑旗”[108].他因此被撤职、开除党籍，让手下的张春桥捞到机会升迁，并奠定了几年后在文化革命中迅速升窜的基础。
由于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毛以“退居二线”的名义甩手不理事务，静观刘少奇等人收拾残局。刘少奇等人在挽救共产党政权的同时客观上降低了毛的声望。相当多对毛泽东坚持极左路线不满的干部在思想上同他疏远，逐渐在刘少奇麾下集合起来。在中共高层，刘少奇的威信已逼近毛泽东。
因毛不理日常党务，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平时只向刘、邓、彭真等人汇报工作。1962年8月，毛泽东突然对他严加批评，说“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109]若在以往，被批评者就会赶紧诚惶诚恐作检讨，而这一回安子文理直气壮地公开对人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同志很多。刘、邓、彭（真）才能代表中央。”[110]
毛泽东指责刘、邓“平反之风不对”之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不予理睬，指示省委将平反工作“善始善终搞下去”，“不能因为这次十中全会，而把一月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丁注）的精神否定了。”当有人拿出毛泽东的话质疑时，他回答道︰“我来安徽时，少奇同志当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党中央吗？还不执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吗？”[111]在中央监委书记钱瑛的支持下，李将省委《关于右派案件的请示报告》送报中央，杨尚昆以中央名义批准，使安徽的平反工作又延续了一段时间。[112]
1962年11月24日，副总理谭震林在全国农业和计划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多次提到“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讲”，“陈云同志倡议”，“小平同志倡议”[113]，显然冷落了毛泽东。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1961年1月的一个会议上说︰“虽然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但是人总不能老活着，这是自然规律。”后来在1965年，他甚至让下面编辑《刘主席语录》，并亲自审了稿。1966年毛发动文化革命将他打倒后，他在检查里这样说︰与刘、邓“思想感情有共同之点，很自然地感到对路，容易执行。六一年庐山会议，邓小平提出‘计划要退够’的主张，我赞成，坚决照办。六二年，刘、邓攻击三面红旗，以中央的名义批转加做‘特别时期’的文件，我同意……这些都是对三面红旗动摇。”[114]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1961年6月广西区、地、县三级干部会上说︰“相当多的同志还怀疑，我们错误的形成是路线错了，大跃进搞错了，三面红旗不正确。……有这种看法也是可以的，民主嘛。”“少奇同志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严重错误，这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115]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116]在1962年3月的一次报告中，他乾脆就说︰“要跟共产党走，不是跟哪个人走。”[117]文化革命中被毛泽东打倒后软禁于中南海期间，他对妻子曾志说︰“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观点的。”[118]
毛泽东知道刘少奇已经成为党内相当多干部的领袖。他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时，已将刘放在了对立面的位置上。当时毛刘虽无公开争斗，但后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的先兆、铺垫已经呼之欲出。
毛泽东要解决的是“一个姓毛，一个姓刘”的问题。天无二日，中国只能有一个主席。他要把“刘主席”的那个“主席”扒掉。他在寻求倒刘之道。这个目标一旦确定，“文化革命”的发生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北戴河会议
1962年6月下旬关于安徽“责任田”问题的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说：对责任田不要过早下结论，可以留待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再议。[119]7月初，邓小平也说︰“生产关系……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譬如说……包产到户，或者叫分田到户，要它们合法化。”“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中央在考虑。”[120]
邓小平说“中央在考虑”时，似乎忘了在他们那个“中央”上面还有个“主席”，更忘了“中央”是要服从“主席”的。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央”不过是听令于他的一个“小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解释权在他手里；要不要搞包产到户，否决权也在他手里。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毛泽东自知他全力投入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失败，他在经济领域已无可为。毛以“退居二线”为名甩手不理事务，静观刘、邓等人去收拾。现在经济情况已经好转，毛就从“二线”走到前台发号施令了。
毛泽东的攻击切入点是“阶级斗争”。
8月上旬，在渤海湾避暑胜地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121]，可是毛却扭转会议方向，转到了阶级斗争上。他挑选这个时机，开始了他的进攻。
6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开场就撇开原定议题，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
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孙中山就不承认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沖突论了。
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122]
在9日的会议上，他劈头第一句就是：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123]
其实，共产党真有垮台的危险，那也是在1960年而不是在1962年。刘少奇在62年3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什么叫最困难时期？就是农民暴动时期，这样的困难时期过去了。”[124]
在饿死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农民都没有造反、暴动，到了1962年夏，最危急的关头已经过去了，毛还来这危言耸听的一套，是为了制造出一个外部形势险恶的气氛，藉以“清君侧”。在这次会议上，他砍掉了刘的左右手︰一个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一个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7月6日，陈云曾与毛泽东谈话。他知道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所以只是婉转地说“包产到户”不妨一试。毛泽东当时未表态。但他走后毛在背后严厉指责他：“‘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125]
北戴河会议前不久，刘少奇曾请陈云在国务院作过一个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并作为文件批发全国。毛看到陈云的报告和财经小组的文件，在上面批道︰“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126]在会议上，他再次批陈“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在毛的进攻面前，刘少奇畏缩退让，未对陈云施援手。从此陈云“被剥夺了财经工作的领导权。中央财经小组陷于瘫痪状态。”[127]
毛泽东指陈云“资产阶级本性不改”的那份批件，被田家英指示毛的机要秘书林克压下，未交给中央书记处。但有人将批件内容泄露给了陈，陈立即称病请假南下，连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也没有参加。他从此空挂党的副主席头衔，脱离了中央决策层。
就在北戴河会议前一个多月，毛还与邓子恢、农机部长陈正人、农业部长廖鲁言等长谈，同意他们“试一试”包产到户[128]，如今脸说翻就翻，毛突然对邓子恢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129]
7月间，邓子恢曾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对来自全国的几千名干部疾呼︰“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感到痛心、内疚。”[130]他对毛泽东“搞左的一套”深恶痛绝，反驳毛说︰“工业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村不能建立？”[131]
但是，是非对错的裁判是毛而不是邓。一年多前毛泽东曾说邓是“农村工作专家”[132]，现在一转口就把邓说成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133]，并指着邓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134]
刘少奇或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或力量不足以与毛对抗。他采取迁就、退让的态度，听任毛批判邓而没挺身而出为邓辩护。同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一样，中央委员以观风派、墙头草居多，他们赶紧同邓子恢划清界限，纷纷指责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还把1955年解散部分合作社的老帐翻了出来。当时在部分地区解散两万多个农业合作社是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他却张口胡说邓子恢“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135]（文化革命中刘少奇、邓子恢“解散二十万个合作社”之罪状，即从这里演变而来。）他还宣布邓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农村工作部“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136]从此农村工作部被撤销，邓子恢被踢出了中央。
刘少奇不吱声，邓小平悄悄地收起了他的“黑猫、白猫”论。周恩来本来就没胆量对包产到户问题表态，现在更是缩了头。毛泽东不费大力就把“包产到户”这一帖可以救几亿农民于水火、使他们脱离苦难的良药，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党的决议迅速下达全国，各级组织强行收回刚包给农民不久的土地。
个别地方的农民想方设法继续搞包产到户，有的一直坚持到毛泽东死去的1976年。不过，在1962年的中国，毛泽东胜利了。绝大多数农民无法与政权对抗。他们无可奈何地交出了承包的土地，又被套上了“人民公社”的桎梏。
凡是推行“包产到户”的干部都受到了整肃。譬如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委书记葛曼于1962年6月起推行包产到户。仅仅一个多月，就吸引了大批外流的劳动力回归。仅和政县的七个公社就有七百多人回了家。[137]但是，他因此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四年后，毛发动文化革命，葛曼被逼自杀。
“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
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通过强调阶级斗争形势险恶的气氛通过收回了放给刘、邓“一线”的控制权，重新君临全党。在接着召开的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再次大讲阶级斗争：
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138]
讲阶级斗争就要有靶子。1959年庐山会议时被斗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闻天，经刘少奇批准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等省调查了两个半月后，写了一份报告，于7月中送毛泽东参考。因主张农民“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地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毛泽东认为这是他搞资本主义的罪証，宣布对张“进一步审查”，从此禁止他参加任何中央会议，阅读任何中央文件。
六月中，彭德怀就毛泽东指他“里通外国”的问题，递交了一份八万言的申诉书。这样，他又成了给毛送上门的靶子。毛斥责“彭德怀要翻案”，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139]
毛泽东还找了若干斗争的靶子。
一个靶子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班禅？额尔德尼。由于藏区（西藏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部分地区）各级党委热衷于拆寺院，毁菩萨，斗喇嘛，烧经书，许多僧尼被迫还俗；连班禅的家也被抄、父母被斗争，前藏军司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被送去修路；“平叛”严重扩大化，“叛匪”越平越多；班禅于1962年5月间写了份长篇报告呈送周恩来总理，要求纠正。这成了“阶级斗争”的活証据，毛泽东骂班禅“尾巴翘得比U－2型飞机还高”，班禅就被斗倒了。班禅又殃及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由于李采纳班禅的意见，主持制定了关于藏族问题的文件，被毛抓住，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140]，撤了李维汉的职。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负责对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交往。他于二月间向中央提交一个报告，主张对外政策应采取和缓非激进的方针，对外国革命组织的支持亦应量力而行。此报告成为他搞“修正主义”的铁証，被批判撤职。在以后的文化革命中，他被归为执行刘少奇的“三和一少”（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少援助外国革命组织）修正主义路线而打倒。
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毛的矛头又指向了刘、邓主持的全国平反冤案的行动。
1962年春，刘、邓决定对在1958年拔白旗、59年反右倾等运动中被整肃的一千万人“甄别平反”，“一揽子解决”，予以平反。[141]并决定随后再处理1957、1958年右派的平反问题。这做法激怒了毛泽东。在9月下旬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严厉指责刘、邓等，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142]几天后，他看到《宣教动态》披露国家机关党委曾经准备给冯雪峰等右派甄别平反，写了个批示给刘、周、邓︰“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143]
刘、邓等退缩了。中央组织部赶紧发出指示：甄别工作“刹车”。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宣布：“搞什么包产到户，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44]
共产党是要搞共产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最大的罪名，一个谁都无法承担的罪名。而毛泽东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这样，毛泽东站在了制高点上。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藻唬住了中央委员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攻击三面红旗”，再也没人敢追究三年人祸的责任，再也没有人提多少人饿死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再也没人敢要求召开“九大”，没人敢公开议论毛的是非，更没人敢提请毛当“名誉主席”了。“两个主席都姓刘”的危险已不复存在。
1962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文化大革命”的种籽是在1962年播下的。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对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这四年。”[145]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146]
“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一说，虽不过是毛用来倒刘的借口，毛曾经有过被“推翻”的忧虑，却是事实。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在对政法部门的谈话中这样说过︰“过去到底死了多少人，搞了多少人，没有搞清楚。这次要搞清楚。”“现在不揭，将来要揭；活着不揭，死了要揭。斯大林自己不揭，被敌人抓住了，来反对革命。”[147]毛泽东不一定能看到这些讲话内容，但他一定明白，要是刘担任党主席后有人要追究大跃进失败的责任，要对数千万农民饿死一案提出控诉，甚至如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一样清算他的路线，他将无盾可护。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时，向来对毛毕恭毕敬的刘少奇竟然回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48]将“你我”二人平等相列，几乎就是自亮头上的“反骨”。
当时，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触动刘少奇。按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的威望，在投票表决程序未被废弃的情况下，他决无扳倒刘的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除去“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动因产生于1962年。这可由毛本人的话来証实。
1964年2月，毛泽东对某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说︰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夏季我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全会，把这些问题都抖落出来了。[149]
3月，毛对林彪说：
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150]
4月，毛对另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说：
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151]
这都是1964年上半年的事。毛泽东没有点名，但是，那些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的后面有个领头人，那个人非刘少奇莫属。党内够格当“赫鲁晓夫”、够格“搞资本主义路线”，也非刘少奇莫属。
不过，一直要到1965年夏天毛泽东才不再忌讳刘少奇。他决定让刘少奇死了接班的心。8月3日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时再次采取“出口转内销”的办法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様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152]
1966年文化革命中，刘少奇被指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三自一包”是他的最大的罪名。“国际纲领”“三和一少”则升级为“三降一灭”（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投降以苏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各国反动派，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刘少奇就成了十恶不赦的“老反革命”。
不过，毛泽东也觉得这些罪名虽大，却根基不牢，不足以置刘少奇于死地。他不放心。要到由他的妻子江青亲自负责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153]编造、罗列伪证，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后，他才在1969年召开“九大”，并在当年就整死了刘。
在“九大”上，毛泽东宣布林彪是他的新接班人。不过，同1961年宣布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一样，也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他已经明白说过“我这様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一年后他就开始对付林彪，并于1971年搞掉了林彪。林彪之死只比刘少奇晚了十个月。——不过，这已超出本文范围了。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371页。
[2] 1959.5.9毛泽东与李先念的谈话，《党史研究》1984年第4期7页。
[3] 安徽省委办公厅无产阶级革命派编《打倒黑霸王曾希圣》（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39-40页。
[4]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北京︰《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1986年第1期9页。
[5]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1期12页；《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期23页。
[6] 同注3，44页。
[7] 余习广、韩钢《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香港：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163-166页。
[8] 《农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概况》，北京︰首都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批刘邓办公室，1967年，32页。
[9] 姜长青《包产到户：那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见《党史纵横》2005年第4期。
[10] 《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21页。
[11] 1967年10月7日广东《红旗（贫、下中农）报》。
[12] 《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5期34页。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847页。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431页。
[15]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四期54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4页。
[17]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第6期11-12页。
[18] 《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6期40页。
[19] 《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38页。
[20]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1期14页。
[2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21-22页。
[22] 1967年8月7日《北京日报》；《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有关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的部分材料》（北京︰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1967）3、20页。
[23] 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50页；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108页。
[24] 1958.1.12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8）85至86页。
[25]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25页。
[26]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109-114页。
[27] 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50页。
[28]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45、147页；《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29页。
[29]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375页。
[30]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1999年第七期31页。
[31] 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5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46页。
[32]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香港：书作坊，2008）387-388页：“这篇讲话经过七次修改……发下来的文件把这些明显推卸责任的话删掉了。”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稍有不同：“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33]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45、147页；《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213页。
[34] 同上，63页。
[35] 《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21页。
[3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15页。
[37]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374、372页。
[38]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373页。
[39]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1999年第7期30页。
[40] 王若水《毛泽东与霸道》，《北京之春》1993年12月、1994年1月合刊。
[41]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香港：书作坊，2008）384页。
[42]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374页。
[43]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392页；徐彬编著《风雨福禄居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抗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222页；2006.11.28（people.com.cn），黄峥、刘允真“怀念少奇同志”。
[44]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392页。
[45] 廖盖隆《党史探索：历史经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40页。
[4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834页。
[47] 《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34页。
[48] 19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389页。
[49] 1969年1月15日张春桥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领袖的谈话，本文作者文革期间抄录。
[50] 1968年1月21日康生在接见云南军区干部的讲话。丁抒文革期间抄录于北京清华大学。
[51]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罪史录》（北京：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1967年10月）10页。
[52] 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77页；辛子陵《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见《往事微痕》第12期，2008年12月5日；《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201页稍不同：“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
[53] 《我眼中的毛泽东》197-201页。
[54] 茆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262、263页。
[55] 1997.10.10万里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魏久明等人的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3期2页。
[56] 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卷三70页。
[57] 1962.8.9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8年，38页。
[58]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1期17页。
[59] 同注3，44页。
[60] 《打倒安徽党内头号走资派李葆华》，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年33页；《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安徽省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中国人民大学“人大三红”、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赴皖调查组，1967年，13页。
[61] 《打倒安徽党内头号走资派李葆华》，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年。
[62]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1期16页。
[63] 《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第六次批判大会发言稿）》，北京︰“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委员会”，1967年，12页。
[64] 中共龙岩地委重大活动记略（1957-1966），摘自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岩地区志（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897-899页。见《大饥荒档案www.chinafamine.net》
[65] 1967年6月15日《北京公社》报，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66]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1期17页。
[67] 《反党分子马洪交待揭发薄一波的反党罪行材料》，天津市经委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1967年，13页。
[68] 《杨尚昆罪行录》，北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1967年，9页；《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北京︰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1967年，16-17页。
[69] 1967年6月19日《东方红战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70] 1967年5月20日《新闻战线》报，北京︰新华社革命联合委员会。
[71] 《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6期43页。
[72] 《农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概况》，北京︰首都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批刘邓办公室，1967年，32-33页。
[73] 1967年1月14日姚依林的大字报〈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商业工作的影响〉。
[74] 《批判陈云专刊》，北京：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1967年，第1期21页。
[75] 1967年1月14日姚依林的大字报〈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商业工作的影响〉。《话说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33页改成了“现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把田分给农民，有利于动员农民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
[76] 《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期26页。
[77]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文章汇编（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揪邓兵团，1967年，58页。
[78]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46-147页。
[7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280页。
[80] 《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期24页。
[81] 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卷三。
[8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84页。
[8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78页。
[84] 《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第3期61-66页。
[85] 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43页。
[8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84页。
[87] 《百年潮》1998年第5期19页。
[88] 《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43页。
[89] 《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43页；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248页。
[90] 《党史研究》1981年第六期25页。
[9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27-128页。
[9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84页。
[93] 1977年1月29日《光明日报》。
[94] 《彻底粉碎刘、邓反革命复辟阴谋︰揭穿刘少奇、邓小平在1961～1962年策划的“干部轮训班”的黑幕》（北京︰高等教育部《北京公社》，1967）26页。
[95] 1967年7月28日《红色工人》（北京︰首都钢铁公司革命造反总部）。
[96] 《彻底粉碎刘、邓反革命复辟阴谋︰揭穿刘少奇、邓小平在1961～1962年策划的“干部轮训班”的黑幕》（北京︰高等教育部《北京公社》，1967）4页。
[97] 1962年3月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六一班三支部的一次讨论会上的讲话，1967年7月20日《红旗战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98] 1966年11月3日《红卫战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99] 1967年1月28日《东方红》报（北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100] 1967年2月28日《红旗》报，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总工会机关。
[101]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香港：田园书屋，2008）360页。
[102] 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340页。
[103] 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851页。
[104] 1959年5月18日陆定一在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陆定一、蒋南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五十例》，北京︰教育部延安公社，1967年，30页。
[105] 1962年5月22日陆定一在中央文教小组会上的讲话，1967年3月29日《战报》，北京︰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
[106] 《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第六次批判大会发言稿（北京︰“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委员会，1967）12页；以及第八次批判大会文件22页。
[107] 1968年4月17日广东《野战报》。
[108] 1968年4月17日上海《文汇报》。
[109] 1962年8月12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部的批评”，《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41页。
[110] 《彻底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北京︰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1967年，22页。
[111] 《打倒安徽党内头号走资派李葆华》（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23-24页；《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安徽省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关于安徽省大刮翻案风、单干风、自由风的调查报告）》，北京：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中国人民大学“人大三红”、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赴皖调查组，1967年，26页。
[112] 《宿松县志》（1990年版）。
[113] 1967年4月1日北京农业学院《新农大》报。
[114] 1968年3月4日宋任穷的书面检查。丁抒于1968年3月20日抄录于北京清华大学。
[115] 1961年6月24日陶铸在广西三干会上的报告，《彻底揭露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北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967年，24页。
[116]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71页。
[117] 1962年陶铸在广东全省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见《打倒陶铸︰陶铸的罪恶历史》，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1967年，8页。
[118] 1962年3月5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报告；以及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
[119] 《人物》杂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期115-116页。
[120]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今《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304页发表的这篇讲话已作了修改，不是当初的原话。
[1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913页。
[122] 1962年8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戴河），《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31-33页。
[123] 1962年8月9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北戴河），《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34页。
[124]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联络委员会，1967.5）37页。
[12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86页。
[126]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378页。
[127] 薛暮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回忆〉，载《怀念周恩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9页。
[128] 《炎黄春秋》1996年第8期9页。
[129]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期117页。
[130] 林青山《一个阴谋家的发迹史︰康生外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188页。
[131] 《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27页。
[132] 《炎黄春秋》1996年第8期8页。
[13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89页。
[13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62页。
[13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37页。
[136] 《中国农村经济》（北京）1987年第10期22页。
[137]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北京︰《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1988年第1期15-18页。
[138] 1962年9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怀仁堂），《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42-43页。
[139] 《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22页；第3期53页。
[140] 同上。
[141] 《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41页；1981年第4期21页。
[142] 《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46页。
[1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200页。
[144] 1962年9月25日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发言时毛泽东的插话，《人物》1997年第2期117页。
[145] 《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38页。
[146] 《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41页。
[147] 1962年3月17日刘少奇对政法部门的一次谈话，见《罪恶累累的老反革命︰刘少奇反革命罪行调查报告选》，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报编辑部，1967年10月年，278页。
[148] 《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証》，《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第10版。
[149]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与新西兰等两个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谈话，《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44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4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见人民网（www.people.com.cn）。
[150]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的谈话，见“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香港：书作坊，2008年，405页。
[151] 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某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4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见人民网（www.people.com.cn）。
[152] 1965.8.3毛泽东与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的谈话，刘亚洲《广场－偶像的神坛》，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0年，173页。
[153] 1966年12月18日成立“刘少奇专案组”，鉴于刘是国家主席，身份特殊，当时的名称是“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后改叫“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时叫“刘少奇专案组”，有时叫“王光美专案组”。组长是谢富治，开始副组长是江青。（后经江青提议组长改为汪东兴）谢富治指示专案组：“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提议听取刘少奇本人的申诉，被否决。江青不满意该专案组负责人萧孟的表现，于1967年11月将他逮捕下狱。1968年9月11日的一个会议上，江青说：“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纪律检查工作文件选编（1978.12-1980）》113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230页；黄启亮《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232-233页。《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八年第六期36-38页。
——《纵览中国》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