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禁片 《中華苦難六十載 (1949至今) 》(必讀的國民教育)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多少人以為：這是百多年來愛國志士的犧牲換來的成果，
中華民族從此走上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
有誰料到，從那時起，政治鬥爭運動連綿不絕，
接二連三經濟錯失，人禍橫流，赤地千里。
中華民族的苦難，更為深重。
人民經歷三反五反、鎮反肅反、鳴放、反右運動、
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四五天安門事件，
及後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
民間出現《北京之春》民刊運動。
其後鄧小平復出，提出改革開放政策。
豈料，中共只是在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
政治上卻仍舊堅持獨裁專制。
開放改革帶來貪污腐敗、
道德墮落、貧富懸殊、民怨沸騰，
終於爆發「八六學潮」以及八九年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愛國民主運動，
提出反腐敗、反官倒的要求，
但最後演變成人民被屠殺的「六四」悲劇。
「六四」屠殺後，江澤民上台，
經濟改革停頓，
直至鄧小平92年南巡，重新推動經濟改革。
但只是發展經濟，
沒有開放黨禁及推行體制的民主改革，
加劇了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
過去二十年，民間聲音此伏彼起，
又隨著社會問題愈來愈嚴重，
出現血煤、非法徵地、太石村事件、《南方都市報》案、
《冰點》事件、食品安全、四川豆腐渣工程和《零八憲章》等，
維權運動如雨後春筍的蓬勃發展。
但維護人民權益的人士和律師，屢遭打壓。
就讓我們回顧中共建政至今，
中國人民的血淚史和民間抗爭情況。

一日段子荟萃 8-7做梦

一日段子荟萃 8-7

布醒火 (奇闻录) - 5 分鐘前

@nbcyczl：一个出租车司机说：当你回首你的一生时，你做过"共产梦"、"四化梦"、"小康梦"、"和谐梦"最后，在你的墓志铭上一定刻有如下一行字：这是一个有丰富做梦经验的人，一直没有醒过，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有梦想。 @westmoon：新京报：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率为45.4%！GDP预计61万亿！政府各项收入27.72万亿！ @hnjhj：中共想通过立法限制网络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想法。网络是无国界的，你总不可能把全人类都管起来，也不可能对不同国家的用户区别对待，比如美国人用微信不会管你什么狗屁规定。到时必然引起巨大的混乱和执法成本。土共要对付网络，首当其冲的要务就是把网络出口切断，先把大中华局域网建起来，然后再立法。 @hnjhj：法律太严苛相当于没有，有时甚至比没有还糟糕。隋文帝规定，偷一文钱就判死刑。后来小偷小摸是没有了，都改杀人越货了。因为反正都是死，玩就玩大的。即时通讯管理条例其实就是规定上网就违法，谁都可以抓。既然谁都可以抓，那就谁都不怕了，而且要玩就玩大的，反正都犯法。 @bravo_liu：反腐让广州鱼翅供应商过去两年的销售下降了82%，批发价格下降了57%，可以看见是什么人拉低了中国人的平均素质。 @Justso_CN：国内法治倒退的速度，远远高于某些人对于习近平的盲目推崇。中国大陆越来越可怕了，能逃走的就逃吧。 @草民杜楠：每年消耗40... 更多 »

文革中被秘密處決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殺盧福坦-為何？

國民黨是否可以把有關康生被捕情況的原件公佈出來？

文革中被秘密處決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殺盧福坦-為何？
2014-07-30 08:31:19 多維歷史

盧福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在被捕後迅速叛變，成為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的一員。建國後盧福坦被捕並在文革中被康生秘密處決。文史作家王學亮在《黨史縱橫》上撰文指出，康生叛變說並無史料支持，但他處決盧福坦的舉動卻引人懷疑。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突然出現在上海市公安局。當時“文革”雖然已經開始，但是還沒有對上海的公安系統造成很大的破壞。在到達的當天，來人向公安局的軍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的文件：一封有康生親筆簽字和謝富治批准的處決命令。

這封“來頭”相當大的處決命令是針對一位79歲高齡、被關押近30年、叫“盧福坦”的老人的。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為什麼要專門簽署命令處決這樣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親筆簽名不容置疑，上海市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佈置。公安部的代表還對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提出一個特別的要求，即在處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希望採用封嘴的辦法，不讓他說話。上海市公安局方面感覺到很為難。因為盧福坦年事已高、體弱不堪，應該不會生出很大的麻煩，如果對這樣的老人動粗似乎不大合適。可是又不能違反上級的命令，最後上海市公安局採取了折中處理的方法，以吃飯為名“請”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後再執行槍決。盧福坦，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1932年12月被捕叛變，後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1950年5月被抓捕後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

那麼，能夠受到康生、謝富治兩位“文革”中紅極一時的頂尖人物的特別“關照”的盧福坦究竟是何許人也？康生又為何急於親自簽署“處決盧福坦”的命令呢？這還要從盧福坦與康生的微妙關係說起。

盧福坦，生於1890年，山東泰安人，早年曾做過山東淄川縣魯大公司的工人。1926年，經山東党的負責人之一王盡美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歷任中共山東青島市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執行委員會書記)、河北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兼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盧福坦在山東工作期間，領導了著名的“山東暴動”。1928年共產國際和史達林指示中共：鑒於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希望中共黨內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幹部進入領導崗位。就在這種精神的影響下，武漢三鎮的碼頭工人向忠發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成為黨中央六屆一中全會上負總責的領導人。盧福坦也因為是工人出身，和項英、關向應、蘇兆征、徐錫根等人一起進入政治局，成為候補委員。在隨後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盧福坦被王明選中，成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員。

1931年初，王明決定前往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代表，常駐莫斯科。同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政治局被迫緊急改選。盧福坦在這種情況下向王明毛遂自薦，要求代替向忠發，出任總負責人。王明沒有立即答應盧福坦，而是讓他去找周恩來談談。當時，王明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在共產國際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來擬定了主要成員有秦邦憲、張聞夫、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名單，盧福坦被指定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負總責。從結果上看，王明並沒有實現盧福坦的意願。

在臨行前，王明還對政治局的工作做了很多部署，而周恩來自始至終都是參與的。盧福坦要求擔任總負責，除了找王明談話之外還找了周恩來，可見周恩來地位的重要程度。雖然周恩來並沒有進入所謂的“常委會”，但這並不影響稍後他進入事實上的“常委會”（即書記處，成員包括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4人）。這段時期我黨的領導機構非常混亂，黨史上經常出現“總書記”、“書記”、“常委”各種不同的名稱，而根據後來黨史工作者的考察，只有進入書記處的成員才是真正的常委。

沒有實現政治目標的盧福坦後來接替了因為鬧派性的羅章龍，擔任了總工會的負責人。周恩來曾經找盧福坦談話，宣佈他進入書記處工作，成為了實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王明去蘇聯後，盧福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又用會議的形式正式確定下來。隨後，周恩來、陳雲、康生等人都先後離開上海。1932年12月，盧福坦被英國巡捕抓獲，隨即被遞解到上海市警察局關押。根據後來警察局的資料顯示，盧福坦被捕後很快叛變，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發還要快。被史達林看做是鐵一般意志的工人階級的出身沒有幫助盧福坦成為烈士，反而使他成為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室的候補特務。在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康生當年被捕入獄，後來是通過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而這都出於一個巧合，因為丁惟汾的一個親屬同時也被捕了，這件事在當時知道的人很少，至於康生有沒有變節，這件事一直是中共黨史中難以破解的一個謎。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1949年被接手時已經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臺灣。所以康生被捕後的具體細節只有在盧福坦給國民黨交代事實時被提及過。而黨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有陳賡一個人。陳賡對這件事始終沒有給其他人提及過，直到後來批判“高饒集團”時，陳賡才順便提了一句。

後來知道康生這件事的是饒漱石。饒漱石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盧福坦這份報告的是饒漱石。饒漱石在看完報告後將報告的內容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彙報。毛澤東聽完彙報後並沒有立即答復，這件事就被擱置了下來。60年代，謝富治奉命去上海市公安局調閱了饒漱石當年看到的這份檔案的原件，並且做了相關的記錄。對調閱盧福坦的交代材料這件事情，康生本人並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饒漱石在背後搞他的黑材料，而對謝富治後來的調查康生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盧福坦在解放後的1950年5月被捕後，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的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

1968年，臺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管道進入北京，首先就被當時的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後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到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居然還上了簡報。

康生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他說：“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他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麼一直留到今天呢？”謝富治當時的回答如今已經無從知曉，但從當時公安部清查“文革”時期事件辦公室負責人的回憶中我們瞭解到，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只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後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看來事情似乎就此了結了，但是康生沒有想到謝富治偷偷留了一份處決命令的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撥亂反正時，被當時審查幹部的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當事人盧福坦已經不在了，所以還是沒有形成結論。最後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為這件事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密調工作，被牽連的一些所謂的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說到康生被捕一事，這裏需要說一點題外話，早在1924年5月22日，張國燾被北洋政府的京師員警廳抓獲，其妻子楊子烈同時被捕。根據北洋政府京師員警廳1924年6月11日下達的逮捕李大釗的密令中稱：“茲經派員將張國燾提訊明確，據稱：伊等以私組工党為名，實行共產主義。南方首領為陳獨秀，北方則以李大釗為首，伊與張昆弟為輔助者。”依據當時的形勢分析，如果被捕之後暴露身份，只有變節和赴死這兩條路，康生自然也不能例外。當然，這都是猜測，因為畢竟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考察康生是否叛變。不過，康生急於處死盧福坦這一舉動讓人懷疑，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
(欒泠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