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驶过2011年。在这一年里，因为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家的独裁政权先后被推翻。中国人民深受鼓舞，公民运动如地火奔突，渐成燎原之势.
历史已经驶过2011年，在这一年里，因为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发的“阿拉伯之春”，我们看到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家的独裁政权先后被推翻，独裁者本·阿里逃亡、穆巴拉克被审判、卡扎菲被击毙、萨利赫下台。“阿拉伯之春”还在叙利亚等国家持续演变。
不仅如此，“阿拉伯之春”还延烧到莫斯科，引出“俄罗斯之冬”，甚至也席卷到了东南亚。马来西亚在示威压力下被迫废除内安法，新加坡李光耀家族也在选举中被指控制新闻自由，要求修改选举制度、修改内安法。泰国的他信家族借“阿拉伯之春”在大选中趁势再起让阿披实只能徒呼奈何。而军人独裁政权缅甸也宣布进行政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停止封锁网络。
“阿拉伯之春”也吹到中国，让中共当局十分紧张，为了阻止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发生，中共当局大肆抓捕民主人士、维权人士。中共的疯狂举动，更是显示其政权的脆弱，很可能因一个突发事件就倒台。对于此点，我们可以从广东此伏彼起的“乌坎”、“海门”抗暴看到。
需要看到的是，从2008年杨佳事件，特别是《零八宪章》发布以来，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觉醒，已经看清中共的本来面目，不再支持中共的独裁统治。
三年来，网络对公民运动介入的程度越来越深，从邓玉娇事件的几个网民现场围观，到2010年福州三网民几百网民的围观，再到2011年三万网民参与的艾未未借款运动。
此外，一向不太关心政治的姚晨、宋祖德、薛蛮子、孙海英、张泉灵、曹天、夏商、张悬等娱乐界、传媒界的名人名星及著名企业家也纷纷转身，开始关注公共事务，对一些社会事件发言。如台湾知名演员伊能静对温州动车相撞事件发言；以《宝贝》一曲走红的歌手张悬，在网上发文声援乌坎。
对此，著名媒体人士陈杰人的一条微博很能说明这一现象：“和娱乐界的一位腕吃饭，谈及最近不少明星纷纷杀入公共事务，利用巨大影响力呼吁保护人权和民生。腕说：‘其实这些话题，我们都看得很明白，别以为娱乐界的人只知道卖笑。这个时候杀进来，那是因为大家看到时机到了，加一把稻草，这等好事谁不愿意干呢？’”
2012年对世界而言是大选年。美国、法国、俄罗斯、墨西哥、韩国、台湾、香港、西班牙、蒙古、委内瑞拉、多米尼加、东帝汶、冰岛、加纳、肯尼亚、马里、塞拉利昂、莱索托、也门都要进行选举。而其中，美、法、俄等大国的选举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更是深远。
2012年中国而言则是龙年，而龙年就往往意味着变革。因此，在这个利用微博、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作为革命有力动员工具的时代，再加上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鼓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革命的时刻即将到来，也许就在2012年。让我们期待吧！
一、茉莉花革命
2011年2月17日，由匿名人士在推特发出了“中国‘茉莉花革命’初次集会日期已定，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下午2时，全国各大城市集合地点将提前一天在博讯新闻网公告，希各周知。如届时情况有变不能及时通知，请自行前往各大城市中心广场。“
这样一条信息随后引发了一场“结束一党专政”的中国“茉莉花革命”运动。2月20日当天，在北京王府井有几千人聚集，在广西南宁也有近千人聚集，而上海、天津、南京、西安、成都、长沙、杭州、广州、沈阳、长春、哈尔滨、武汉等城市，虽然没有形成大规模聚集，但也有少量的民众聚集。
虽然如此，中共当局对此却十分紧张，不仅布置了大量警察、便衣予以应对，居然出现了“由警察完成网友发起的茉莉花集会”的场面，而且还将军队提升至“战备状态”，甚至禁止大学生走出校门。
不仅如此，中共当局还大肆抓捕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导致至少100多人因与茉莉花运动有关而被失踪、被刑拘、被判刑。这些人少则失踪三五天，多则失踪七、八十天。
见诸媒体报道的被失踪人员（77人）：唐吉田、滕彪、江天勇、古川、姚立法、廖双元、吴玉琴、陈西、黄燕明、莫建刚、徐国庆、李任科、卢勇祥、陈德富、杜和平、孙友连、全林志、马玲丽、糜崇标、晏今锋、沈斌、唐荊陵、刘士辉、魏水山、穆家峪、孙文科、枉成明、李宇、陈云飞、梁凯旋、谈兰英、杨腊梅、张海波、冯正虎、曾霞敏、李天天、陈启棠、程婉芸、挪威森林、黎雄兵、张贾龙、刘晓原、许晖、推特达人（@tuitedr）、张献乐（@zhangxianle）、鹅老大（@elaoda）、零零发（@linglingfa）、刘德军（@L5d）、老叫化、范飞（网名：中華名鍋）、文俊义、张利鹏、民主豆吃、胡军、潘阵娟、黄淑英、陆大椿、刘安军、何杨、上官文青、雁南飞、@amoiist、胡荻、蓝若宇、库存袈裟（马贺）、薛明凱、肖勇、钱进、周莉、杨恒圴、吴祚来、曾仁广、晏今峰、田永德、赵刚、张涛、刘慧萍、文涛、张永攀、李方平、余杰、梁子、蓝若宇、李永生、黄香、追魂、郭盖；
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人员（22人）：梁海怡、华春辉、丁矛、冉云飞、郑创添、野渡、全连昭、魏强、倪玉兰、董继勤、杨勇、李海、朱虞夫、野渡、孙德胜、郭卫东（@daxa）、刘慧萍、李双德、翁杰、杨秋雨、李永生、杨腊梅、张健男、晏今锋、王向晨、兰靖远、程婉芸、吴乐宝；
被判刑（2人）：陈卫、王荔蕻。2011年2月21日，陈卫被四川遂宁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刑事拘留，12月23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9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2年。
2011年3月21日，王荔蕻被北京国保拘留，4月20日，被北京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批准逮捕，8月12日开庭审理，9月9日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10月20日二审维持原判。12月20日，王荔蕻刑满获释。
需要提及的是，王荔蕻入狱是因为她在2010年发起围观福州三网民运动，所以在她一审开庭时，有100多名网友与维权人士到现场围观。在开庭之前，著名艺术家、维权人士艾未未号召: “如果你有母亲，如果你是女人，如果你是普通人，如果你不希望被消失、被诬告，关注王荔蕻。”而开庭之时，七个国家驻北京大使馆代表及欧盟代表来到现场，要求进入法院旁听却被拒绝。
对于这场茉莉花革命运动，一位叫@yinxingongzi的推友的评论道：“现在看来，这次国内所谓的鲜花革命是一场由网民倡导，由党中央响应和领导，由各级维稳部门倾力参与，由人民群众围观鉴赏的后现代民主主义革命。”
而著名学者何清涟则认为：“这次2.20茉莉花革命带给世人的最大鼓舞则是：不是人民怕政府，而是政府怕人民。中国大地现在地火奔突之局已经形成，从任何一个角落里冒出的地火都有可能燃烧成燎原大火。”
二、艾未未借款运动
2011年4月3日，著名艺术家、维权人士艾未未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后被失踪了81天，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义进行审查。后来在国内外各种压力，直到6月22日，艾未未才以“取保候审”名义获释。
但艾未未获释时，官方媒体却称艾未未存在逃税嫌疑。6月27日，北京税务人员上门发放追缴欠款通知，说欠款及罚款合计1200多万元。7月14日，北京税务部门举行闭门听证。在听证会之后拖了三个月后的11月1日，北京税务部门才向艾未未所属的发课公司发出正式通知，被处罚1522万元人民币。
对于艾未未所遭遇1500多万巨额罚款，网友们表示非常气愤，决定向艾未未发放“借款”以示支持。网友通过邮政、银行汇款、支付宝，甚至直接送到等方式“借款”给艾未未。有的网友甚至将钱折成纸飞机、纸团扔进艾未未工作室。
艾未未工作室每天都会收到几百张汇款单，最多甚至多达六百多张。网友“借”得多的有几万元，少的有一元。据艾未未透露，有人甚至要“借”给他100万，被其拒绝。最令人感动的是，广东茂名几个文艺青年甚至为了“借款”给艾未未而在街头卖唱，筹到两百多元“借”给艾未未。
这场被网友称为“辛卯借款”的运动，从11月4日正式开始到11月14日零时结束，艾未未共“借”到869.3366万元，参与借款的人多达29434人。在短短十天之内，就有三万人参与，借到869万，许多人感到惊奇，认为艾未未创造了奇迹。艾未未也说这不是童话而是神话。这也显示艾未未在中国的巨大感召力。
在借款运动期间，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多次批判艾未未。11月16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艾未未们”被淘汰是社会潮流》的社评称：“艾未未等切不可以为，小圈子没有扩大到全社会，完全是由于‘政府的压制’。
真正的民意是压不住的。30年来，‘艾未未们’一拨拨冒头，然后陨落，中国崛起却逆着他们的预言不断成形。他们被从这个大进程中淘汰，才是真正的社会潮流。”
对《环球时报》认为艾未未们将“被淘汰”说法，网友们予以嘲讽，认为不是艾未未们被淘汰，而是《环球时报》们会被淘汰了。
著名评论人士林保华在《三只小猪反攻大陆？——艾未未的小额捐款》中表示：“短短几天，艾未未得到几万人的小额捐款，这意味着什么？实际上钱是小事，心意才是大事。中国人民无法掌握真正的选票，但是用钞票代替选票表达他们的对民主理念的追求。”
艾未未在国际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在google.com搜索“艾未未”可以找到476万条结果，而搜索“Ai Weiwei”则可以找到862万条结果。与之相比的是，作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刘晓波，在google.com搜索“刘晓波”可以找到138万条结果，而搜索“Liu Xiaobo”则可以找到376万条结果。
正因为艾未未的国际影响力，所以2011年11月出版的英国《艺术评论》（Art Review）在其“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Power 100）名單中将艾未未列为第一；2011年12月1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Time）将艾未未列为2011年风云人物榜的第三位。
民主人士独光达在《艾未未，一个大写的人》中说：“他（艾未未）是上天赐于中国人的礼物，谁都能接近他，他既单纯又复杂，既毫无遮拦又深不可测，既摆脱、摧毁一切桎梏，又永远充满着内在的和谐，合情合理和必要的逻辑，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写的人。”
三、“自由光诚”运动
2011年1月10日，南京网友“珍珠”（原名何培蓉）独自一人驾车到山东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古师村探望陈光诚，从而掀起了一场“要有光，要有诚”的“自由光诚运动”。
陈光诚是山东临沂沂南的盲人维权律师，因为参与当地的计划生育维权，2006年被沂南县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名，判他4年3个月刑期，直到2010年9月10刑满出狱。然而出狱之后，他却遭到地方当局软禁，还遭到殴打、有病不能就医、孩子不能上学。
虽然何培蓉后来也多次试图探望陈光诚，但让探望陈光诚成为“自由光诚”运动是从2011年9月18日之后由著名维权人士刘沙沙推动的。此后，一批又一批的网民前往东师古村，其中有四批的人数甚至达到三、四十人。虽然所有网民都遭到殴打，但网民并没有退缩依然还在不断前往。
在微博上，有不计其数的网友呼喊着陈光诚的名字，痛斥中共当局践踏陈光诚一家基本人权的无耻而野蛮的行径。很多著名学者、作家、大学教授、媒体策划人、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商界精英、网络名人、演艺界明星等社会名流、精英纷纷不断发出呐喊和舆论支援，其中有不少人甚至还身体力行前往东师古村探访陈光诚。
10月10日前后，网友们纷纷将自己的微博头像换为陈光诚的头像，包括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著名人士。对此，新浪微博在中共当局的命令下，给网友发私信要求在13日12点之前将头像换掉，否则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到13日中午，新浪将网友们的陈光诚头像都改了。直到今天，“自由陈光诚运动”还在持续进行，仍不断有网友前往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
对于这场“自由陈光诚运动”，著名网络人士北风表示：“这次陈光诚事件，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清楚，一年多以前我就有一个判断，当信息自由流通的时候，公民的权利意识就会被唤醒，这种权利意识就一定会催生公民行动，现在可以说陈光诚事件是最好的验证，不断有网友前赴后继的奔赴东师古村，也不惧怕挨打，这是一种权利觉醒，这是一种很有指标性的东西，当局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他在13日召开关于互联网管理的会议，要求从严管理，在我看来这是符合他们的管制逻辑，表示他们对于舆论失控的恐惧。”
四、乌坎“抗暴”
2011年11月21日，近万名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的村民前往陆丰市政府游行，公开打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惩治腐败”“还我耕田”。这次游行的消息通过网络迅速传播，使乌坎“抗暴”因此进入国人的视野。
乌坎是南海边上的一个渔村，下属七个自然村，村民有47个姓氏，13000人。然而，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薛昌却是一个独裁者，从1969年开始连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薛昌曾说，村里的土地”我想给谁就给谁，想不给你就别想拿到”。薛昌将村里的土地以七亿多元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
直到今年，村民们才从外出打工返乡的乡亲口中、从网络上有关民主选举的报道中了解，原来宪法赋予了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9月24日，为了保卫家园，乌坎村四十七个姓氏家族，以姓氏规模比例推举代表，每个姓氏推举一至五人，这些姓氏代表经过公开投票选举，选出十三名村民代表组成“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
此前的9月21日，乌坎村民发动起义，冲击村委会和派出所，抗议村委会、当地政府与开发商勾结、侵吞村民的卖地款项。
12月9日，陆丰当 局却以9.21打砸为名将村民代表庄烈宏、曾昭亮、薛锦波、张建兴拘押。三天后，薛锦波在看守所被打死，陆丰当局却说是“心源性猝死”。由此将乌坎“抗暴”推向高潮，乌坎13000村民每天都在村里聚集，一方面悼念薛锦波，另一方面维权到底。
对于乌坎“抗暴”中共当局一方面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另一方面封锁网络，将“乌坎”、“薛锦波”、“陆丰”“wukan”等设为敏感词。此外，中共当局还出动近千武警封锁乌坎，一方面试图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则阻止海外记者进入。尽管如此，还是有几十家海外媒体，包括美联社、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BBC等著名媒体机构涌入乌坎。
对于薛锦波被打死，广东公安厅一位副厅级领导还在内部讲话中安慰维稳警察说，你们没有责任，不用有包袱，退一步说，对于这种带头闹事的，就是要杀一儆百。他当即指示以心脏猝死作为结论，之所以用这个老掉牙的病因，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让那些带头闹事的家伙明白，他们也可能猝死”。
乌坎村民在坚持十几天后，乌坎村民准备在21日下午突破封锁前往陆丰市政府游行，广东当局派出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与乌坎代表林祖栾谈判，广东当局妥协答应了乌坎村民提出的三个条件：
1、交还薛锦波遗体；2、要求安排五家国际著名传媒机构代表，亲验薛锦波遗体；3、承认临时理事会村代表地位。于是，乌坎代表决定取消原定于当天下午的游行。
随后乌坎村民宣布结束“抗暴”。对此，有评论人士表示，虽然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胜利，但乌坎人需要注意的是，中共当局一向没有诚信，喜欢秋后算账。需要提及的是，在乌坎“抗暴”期间，广东沿海到处都在发生抗暴事件，这是广东当局之所以妥协的原因之一。
对于乌坎抗暴，有网友说乌坎成为中国唯一一块自由的土地。而英国《每日电讯报》形容“乌坎村发生了极不寻常事件。两万人口公开反抗，中共完全失控，这是历来首次。”无论如何，乌坎“抗暴”让国人看到阿拉伯“茉莉花”革命的影子，为以后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开启了道路。
五、大连反对PX游行示威
2011年8月14日，大连八万市民前往市政府门前广场示威，高呼“我们要生存，我们爱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滚出大连”、“拒绝PX，还我大连”、“PX不滚蛋，大连就完蛋”。大连市民将抗议指向福佳大化PX项目。
福佳大化PX项目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前市委书记夏德仁上马的项目，由民营的福佳集团和国有的大化集团合资，福佳集团是大连当地的民营房地产公司，占股55%，处于控股地位。
PX是生产人造纤维的原料，可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包括致癌。这个大型化工厂为大连人所知，与超级台风“梅花”有关。8月8日，“梅花”路过大连附近海域，福佳大化厂区临海处的在建防波堤因海浪冲击出现两处决口。
8月9日晚，大连市委、市政府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发生溃坝事件的福佳大化PX项目搬迁问题。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1+1”在播出片花预告将播出关于大连PX的“高危项目别低调运行”的节目后，忽然切换为长时间的广告，此后播出的却是重播的前一天的“焦点访谈”。
这一当着几亿观众面的强势公关之举，令大连人觉得必须反对福佳大化PX。此后，部分大连市民在网络上提出，效仿厦门市民集体“散步”之举，8月14日到人民广场“放风筝”。
抗议从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5点，大连市委书记唐军登上一辆警车车顶向示威群众喊话，承诺一定会将化工厂搬迁。当晚五点十几分的时候，大连市政府宣布了一个答复，就是叫这个单位立即停产。然后让百姓再给(化工厂)让出一点时间来，准备搬迁。
有市民称：这是“六四”以来，北方城市最大的一次示威集会活动。该活动引发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聚集了全体国民的声援热情。大连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在微博上写道：“民智已开。历史不会开倒车。”
对此，评论人士牟传珩在《大连“拒绝PX”冲击波的启示——“街头维权”改变中国》的评论中称赞：“从厦门、上海街头‘散步’，到苏州‘乘凉’、南京‘静坐’，再到如今的大连‘街头维权’创新版，都显示了民众群体的力量。”
六、动车相撞掀微博风暴
2011年7月23日20点34分，北京南开往福州的D301次动车运行至甬温线永嘉至温州南间，与前行的杭州开往福州南D3115次动车发生追尾事故。当局公布死亡人数为四十多人，但有消息称，死亡259人，伤183人，失踪154人。
这一事件的发生，第一次显示出微博的巨大力量。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车厢内的乘客“袁小芫”发出第一条微博消息：“D301在温州出事了，突然紧急停车了，有很强烈的撞击。
还撞了两次!全部停电了!!!我在最后一节车厢。保佑没事!!现在太恐怖了!!”20点47分，事故发生13分钟后，网友“羊圈圈羊”发出第一条求助微博，其转发突破10万次。
此后，网民们开始在微博上质疑铁道部，先是质疑其“雷击论”，接着质疑其发言人的“反正我是信了”，再后来因为当局不认真救人，试图掩埋车头，网民认为是当局造成的人祸并试图掩盖真相，于是网民开始谴责和声讨当局，质疑死亡人数，要求公布死难者名单。人民网在《铁道部“7·23”甬温线动车事故舆情分析》中称：“造成整个舆论环境开始失控。”
7月24日，中宣部发出禁令要求：“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各媒体要及时报道铁道部发布的消息，各地媒体不派记者去采访，特别是要管好子报、子刊和网站，不要链接高铁发展相关信息，不做反思性报道。”“死伤人数、状况，以新华社通稿为准。”随后又发出对温州事故报道的最新要求：
1、死伤数字以权威部门发布为准；2、报道频度不要太密；3、要多报道感人事迹，如义务献血和出租车司机不收钱等等；4、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以权威部门的发布为准；5、不要做反思和评论。
7月29日，中宣部又发出禁令：“各地方媒体对温州动车追尾报道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
这一系列禁令无疑火上浇油，让网民更是声讨与谴责中共当局，一位网友说：“不许报道任何有关事故本身大家最关心的责任问题，这个政府还有一点人性么？”
另一位网友则直接表示：“这次动车相撞事件充分说明，这些频频发生的恶性事件绝不仅仅只是动车的出轨，而是整个国家的出轨，整个政府的出轨，整个官僚阶级道德的出轨，整个腐朽的体制的出轨……而亿万人民都被强制绑在这辆开往地狱的动车上。”因此一位网友号召：“取缔铁道部，取缔中宣部，取缔政法委，取缔那个党。”
人民网的舆情报告还说：“（这次事故）正式宣布了‘不明真相’时代的结束。微博的出现在3G技术的推动下，图片、语言、视频等各种信息形式的传播都出现了质的改变，尤其是在传播速度、传播广度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网民个人，都把微博视作信息的重要来源。
微博的出现更是把全民记者的作用展现得淋漓尽致，全民记者、全民阅读使任何事件都无法保密和隐瞒，而全民搜索和人肉等合法与不合法的手段，彻底颠覆了‘不明真相’。”
博让“不明真相”时代的结束，使中共当局十分害怕，害怕微博动摇其统治地位，于是以微博传播“谣言”为名，开始对微博进行声讨。8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播出“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
此后，一场中共当局试图控制微博的一系列举动开始浮出水面，先是说要关闭微博，后来是出台微博管理条例，要求实行微博实名制，甚至号召占领微博阵地。对此，路透社引述一名网络用户说：“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铲除谣言的旗号，目的却是阻止群众道出真相。”
七、郭美美与红会危机
2011年6月23日，在新浪微博上，网名为“郭美美baby”的人在网上炫富，称家住大别墅、拥有玛莎拉蒂跑车和十多个爱马仕名包等，她同时在网上贴出多张在玛莎拉蒂跑车旁的照片。
这些炫富内容随即引发转载和热议，多名网友立即查询出郭美美的新浪微博身份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郭美美也曾发微博称“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由此引发一场网民对中国中国红十字会的不信任运动，郭美美也因此被称为“红十字会杀手”。
网友先是将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郭长江联系起来，怀疑郭美美是其女儿。后来网友们发现，因郭美美牵扯进来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天略集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会、美国CBS、汽车中国网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车管所、国土资源部、财政部、杨澜、吴征、郭登峰、徐永光、王军等。
扯出两大黑幕：北京车牌摇号黑幕，湖南经适房黑幕。一时间贪腐链条上网住诸多机构和社会名人，其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
虽然红十字会也作出回应，试图极力否认与郭美美的关系，却越抹越黑，网友们根本就不相信它的谎言。为此，网友们还发起不向红十字会捐款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建嵘在新浪微博上发出：“一日不公开，一日不捐款。”红十字会的诚信因此破产，不再有民众向其捐款。
11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新任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出席搜狐企业家论坛时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郭美美“三天毁掉一百年”。确实，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公众不再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其虽然全年募集了42亿元，但个人捐款却很少，而江苏红十字会2011年下半年的个人捐款还不到两万。
有评论者说，如果没有微博，如果没有那几张炫富照片，中国红十字会，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或许依然还是不能说的秘密。郭美美是个传奇，也真的是个功臣。
八、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
2011年5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等部门启动了中国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工作，由此也掀起了一场“独立候选人”参与选举的运动。
最先宣布以“独立候选人”参选的是江西新余的下岗女工刘萍，然而她却遭到软禁直至投票结束。随后，曾任体育记者、出版《中国足球内幕》一书揭露中国足坛黑幕的李承鹏；民间智库负责人、独立学者熊伟；知名媒体评论员“五岳散人”；作家夏商；贵州民主人士陈西、李任科；
著名作家、时评家曹天；微基金创办人梁树新等知名人士纷纷宣布以“独立候选人”参选。中共当局统计显示，截止6月7日，全国已经有127位“独立候选人”有意参加各地人大选举，其中较有名气的达到26位，其他的为知名度较低的。中共当局预计未来几个月，尤其是登记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有可能全国会高达500位以上。
“独立候选人”的大量涌现，让中共当局惊恐万分，因为“独立候选人”已经成为一个号召公众的招牌。于是，全国人大与政治局为此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先由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称：“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再让中宣部下令禁止报道“独立候选人”。
然后，中共当局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如失踪、喝茶、软禁、拘留、批捕，不让“独立候选人”参选。为此，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亲自下达，要求各地一旦发现，要全力阻止，除在选举程式中层层设卡，还可发动舆论对其“围剿”。
最终，中共当局得逞，导致几乎所有“独立候选人”都没有选上。据“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统计，只有广东佛山有两位独立候选人赢得选举。
对此，评论人士独光达在《“独立候选人”为何令当局如此恐惧》中表示：“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现在，那些‘独立候选人’们已经找到了这个支点，可以撬动专制的冰山，这是他们令当局恐惧的真正原因。”
不得不提及的是，1911年，满清面临即将到来的革命，宣布成立责任内阁。然而它所谓的责任内阁，却是十大部院加上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共计13人，竟然有皇族出身的五人、宗室一人、满洲贵族二人，留给汉人的名额只有四人，因此被人成为“皇族内阁”。
满清是赢得了“皇族内阁”，但却彻底输掉了民心，从而也输掉了政权。中共当局对“独立候选人”打压，正是在走满清政权走过的道路，输掉了“独立候选人”以及国人对其改良的愿望，将“独立候选人”以及国人推向革命一边。
九、守望教会和宗教自由运动
2011年4月10日，北京守望教会开始没星期日到中关村户外进行敬拜活动。由此开始了一场与中共当局较量的宗教自由运动。
守望教会是北京最大的地下教会，教友有1300多人，由清华大学韩国留学生金天明创立于1993年，以年青知识分子为主，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大学教师和学生。
守望教会一直倡导公开化，从家庭教会走出来，租用写字楼聚会，购买写字楼作为教堂，同时守望教会也倡导制度化，从2005年开始建立教会章程、会友制度，由正式会友选举执事，再有执事选举长老，由长老与牧师组成教会治理委员会治理教会。
作为其公开化的尝试之一，就是在2005年向北京宗教管理部门登记，但北京当局却拒绝予以登记而要求其挂在海淀三自教会之下，于是遭到守望教会的拒绝，登记因此而未成功。2009年11月1日，因为华杰大厦租期到而未买到教堂，北京守望教会第一次在海淀公园进行户外敬拜。
2009年12月，守望花了2700万购买了位于中关村大恒科技大厦二层1500平米的写字楼作为教堂，却遭到当局的阻挠，是开发商一直不交付钥匙。
后来守望与当局达成协议，租用了位于北太平庄的“老故事餐吧”作为聚会地点，但因为场场爆满，分别在2010年5月、8月，2011年3月三次与其他地方签订租房协议也遭到当局破坏。于是他们决定从2011年4月10日开始在中关村鼎好大厦南、中钢大厦东南与江南赋主题餐厅相连的三层露天平台进行户外敬拜。
由于当时正值茉莉花革命的敏感时期，中关村又是北京茉莉花革命的主要聚会地点，但“为了敬拜上帝，我们也愿意面对被人戴上政治罪名的风险。”
因为敏感，所以在4月10日之前，当局采取各种方式劝阻教友参加。4月10日第一次户外敬拜，金天明牧师、游冠辉长老被软禁，参加敬拜的200多人，就有160多人被警方送到附近的彩和坊小学讯问。
其后每个主日，守望教会都坚持那里进行户外敬拜。而当局每次都是在中关村三个地方同时备战。守望聚集点，海龙大厦前，清华西门（与北大东门遥望）。
从黄庄往北，不到一公里地方，三点一线，到处是警察在高度戒备。每次都是教会的牧师长老软禁，抓捕几十名参与敬拜的教徒进行讯问。这样的守望教会与中共当局争夺信仰自由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2月25日，也就是2011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对此，在守望开始户外敬拜前一天，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教授何光沪发出《减少冲突，构建和谐！——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呼吁书》，要求中共最高当局：“下令停止这些迫害，停止这些逼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良心，才能减少冲突，才能建构和谐！”
然而中共当局没有回应，其喉舌《环球时报》却在4月24日发表《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的社论称：“当前是政治上比较敏感的时刻，‘守望教会’不对国家的管理做配合，而是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试图通过对抗实现自己的要求，并且在事实上呼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施压，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个教会所应当做的。”
这篇颠倒黑白、本末倒置，不仅指控守望教会是在搞政治，是在故意对抗，而且指控守望教会“呼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施压”。对此，对华援助协会发表声明，认为“事实上，众所周知的是中共当局多年来一直在变着花样逼迫守望教会，而守望教会一直以极大的忍耐来对待逼迫，左脸被打了，又让打右脸。”
十、藏人接力自焚
2011年3月16日4时许，一位名叫彭措来自格尔登寺的藏族喇嘛在四川藏区阿坝县城洽塘中街街口自焚，后来这名喇嘛经抢救无效死亡。格尔登寺在三年前的2008年3月14日曾爆发过抗议活动，至少有十名藏人被警方开枪打死。彭措在自焚前曾高呼自由的口号，并且抗议三年前的镇压。
彭措自焚随后引发了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8月15日，29岁来自灵雀寺的藏族喇嘛次旺罗布在四川藏区道孚县政府门口自焚；9月26日，来自四川藏区阿坝格尔登寺的两名18岁的藏族僧人洛桑格桑和洛桑贡确自焚。
综上所述，自2011年以来，已经发生11起涉及13名藏族僧人的自焚事件，导致6名喇叭2名尼姑死亡。这些藏族僧人自焚时都高呼“达赖喇嘛回西藏”、“西藏人希望自由”、“我们要宗教自由”等口号。
这显示西藏的宗教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如有七名僧人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有军队和警察包围着寺院，然后对寺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这些僧人没有任何自由。格德寺以往有二千多名僧人，现在只剩下600多名僧人。这种政策下，这些僧人出于无奈选择了自焚。
对此，著名评论人士陈维健在《自焚：燃烧的西藏 燃烧的自由》中表示：“为了西藏的自由，连续几个月11位西藏的僧侣化作一了团团烈火。
自焚前他们呼喊着让达赖喇嘛回来！让西藏自由！当每一个生命在烈火中永生时，都向这个世界传递出这样一个事实，西藏这块雪域高原，这个世世代代敬信菩萨的善良民族，对中共的统治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藏族作家唯色也在推特上写道：“近年来，境内藏人连续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当局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不仅表明了在西藏的西藏人无法接受目前的政策和西藏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也打破了中共所谓‘西藏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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