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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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5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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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西安封城十日记
长安十日——我的封城十日志
江雪
陕西西安疫情严重，2021年12月23日零时起“封城”。（视频截图）
编者按：这是一个凄惨的跨年。中国陕西西安疫情严重，从2021年12月23日封城至今已经十多天，全城出动近3万警力参与封城，1300万居民被封闭在家。许多民众食物短缺，饥饿的人们与检疫人员冲突不断：一个出去买馒头的小伙被几名防疫人员拦截到一边痛打；整个小区、整个村的人全部被拉走集中隔离；网上还纷传，西安强制扑杀遭隔离的居民家的宠物。在强力的疫情清零手段之下，苦的是人民，一切都似乎在重演2020年初湖北武汉封城的场景，官方可能隐瞒的那部分内容也像一个谜。西安抗疫已演化成人为的人道主义危机。
来自微信公众号“默存格物”的大陆知名媒体人江雪的文章《长安十日——我的封城十日志》记录了一些封城细节和感受。在严厉控制言论的墙内，作者只是用平和的文字表述，但仍然难掩内心愤怒的呐喊。我的封城十日志
小区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一遍遍重复着，喊人们下楼做核酸。队排了很长。测核酸的女生，每做完一个，都使劲地用消毒水拍打着自己的塑料手套。我闻着那冰凉的气味，想像着她的手已冻成青紫。
这是2021年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个黄昏，暮色即将降临。从阳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无人。这城市不再有车水马龙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荒谬而又有一丝恐惧。
1. 封城当日
12月22日下午，西安封城令宣布当天，我闷着头在南郊的家里编稿子，隐约感觉到疫情变得严重。家门口的一些餐馆几天前就被贴了封条，门口的便利店前一天已不再接快递，生活开始不方便。3点多，朋友随喜微信留言，说还是去买些菜吧，储备一些食物，马上超市都要关门了。我相信她，她是资深的公益人，有多次远程救灾的经验。于是立马出门。
到超市就发现情形不对。虽然当天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召开，傍晚的大抢购还没开始，但人们的购物车都塞得满满当当。我决定多买一些，共享单车是驮不回去了，最后还是用车载了回去。
果然5点多的新闻发布会上，下了“封城令”，虽然政府说“物资供应充分”，但人们已开始抢购。我因已买好东西，心里比较笃定。忙完了，出去转转。路上看到，高新区的沙井村村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整个村子外面，沿路边有两三百米，都已被绿色的板子隔了起来。
从天桥走到路对面想看看详情，这才发现，有一家正在营业的商店，也被隔在了挡板里边，暂时还灯火通明。我站在天桥的台阶上，和老板打招呼。他告诉我，下午紧急封村，商店过一会儿就得关门了。
村口聚集了上百人，人们都戴了口罩，摩肩接踵，没有其它防护。路边，有一辆警车，闪着灯，车上没人。
一个年轻女人，买了一堆东西，塑料袋胡乱放在地上，正蹲着给家人打视频。一个中年男子，靠着自行车，发愁地看着人群。他告诉我，早上他出去干活时还好好的，晚上8点下班回来，就发现村子封了，进不去了。他告诉我，一个月的房租是500元。
我知道那种房子。20年前刚毕业，我就住城中村，大约十多平米，没有卫生间，在楼道里做饭，采光不好，黑咕隆咚的。
两位清洁工，手里拎着塑料袋，大约也是买了点生活用品，站在人群里，黄色的保洁服很显眼。问他们，说是下午4、5点出去干活的时候，还能出来，晚上干完活回来，就进不去了。
很多年前我做过保洁员的报导，知道他们租房，只能在城中村，因为他们有推车、扫把等工具，就算租得起楼房，也没法住。当年报社附近的黄雁村，就是保洁员们的一个聚集地。后来那里整体拆迁，盖起了楼，他们也就失去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陪他们站在路边，感受着他们的无奈。年龄大的一位很胆小，生怕说错了什么。年轻的那位，却始终笑着，对我不时点着头。口罩后是黝黑的面庞，我能感受到他笑容的温暖。
一忽儿，隔离板介面的地方，人群一阵骚动，似乎开了一条缝。听人们说，现在村里的领导正开会，还在等说法。两名保洁员也赶紧凑了过去，一会儿又失望地散开。看看手机，已将近晚上10点。人们聚在这里，在寒风里至少已等了两个小时。
几天后，看到网上说，住在城中村的一个年轻男人因封城吃不上饭，饿得大哭。我就想起这个封城夜。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也住在有几万人的沙井村，也曾在那一晚被堵在村外、一脸茫然。
又去了几个地方，然后回家，此时大街上已空荡荡。吉祥路上，俗艳的红灯笼挂满了路边的梧桐树。有人站在路边，拎着大包小包。高新路上，骑摩托的外卖小哥小吴正赶着送零点前最后的餐。他说，虽然封了城，人总要吃饭，商场里的一些餐馆应该会开门，会有单子跑。说话时他还笑嘻嘻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这个夜晚，那些被堵在家门口的人、超市里抢购的人，孕妇、病人、考研学生、建筑工人、城市流浪汉、路过西安的旅游者……可能都低估了这场“封城”将为他们带来的灾难。
而那些为这座城市按下“暂停键”的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他们又可曾想到，他们将怎样影响居住在这城市的1300万人的命运？如果这不是比天还大的事情，那还有什么是呢？
2. 残存的市场
至少在封城之初，一切似乎还说得过去。很多社区门口的超市、蔬果店，遮遮掩掩都还在经营。虽然人们的流动已停止，但基本的生活供应还在运转，不过慢了许多。
我所在的小区，院子里每两天做一次核酸。大门虽不能自由进出，但物业开个“出门证”，也就是一张小纸条，就能出门。据说隔离政策是“每一户两天可以有一人出去买菜”。
我并不需要外出去买菜。一来还有储备，二来小区旁的便利店还开着，勤快的老板娘隔着栅栏记下大家的需要，不管是蔬菜米面油，还是生活用品，配好货，再递进来。12月25日，下雪了，有蔬菜车停在了小区门外，菜很新鲜，还有鲜肉，邻居们自觉地排队去买。一位女士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抱走了自己订的一大束鲜花。
没有人能预料到，仅仅过了两天，全西安人都开始在网上找菜，全民买菜难。在这样一个物质过剩、人人都要减肥的年代，吃饭会突然成为一件难事。
12月26日，封城后第四天。在网上看到消息，说大家最近都在关注的湘西田田老师回家了。为田田老师高兴的同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的律师朋友，他的妻子，此时也在网上呼喊，盼着丈夫能回家。但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心头憋闷。我决定以买菜之名出去转转。
拿“路条”出了门，在积雪未融的街道上扫了辆共享单车，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大马路上，公交车还在跑，但并没有人坐。某个站台的躺椅上，躺着一位流浪者。大街上，不时掠过外卖小哥、快递员的身影。
路上警车不少。出来10分钟，大约看到四五辆警车。
平日经常去买菜的甘家寨村口，用挡板遮住了。板上贴了好几张纸，歪歪扭扭写着“调料”、“辣椒”、“榆林豆腐”、“土猪肉”字样，都留了电话。有两个男子，就隔着挡板，一手交货，一手扫码付账。
这是一个庞大的城中村安置区，也是周遭一个著名的集市。每到傍晚，村里灯火通明，红尘万丈。好几个快递公司的服务站都设在这里。和周边社区相比，这里衣食住行，自成一统。虽然封城，但村里的好多小餐馆还开着。此时，社区的围墙外站着一溜儿外卖员。不一会儿，就有餐馆的小老板匆匆跑过来，隔着栅栏把待送的餐递给他们。
一位外卖小哥正坐在摩托车上玩手机。我和他聊了一会儿。
小哥姓刘，今年29岁。老家在宝鸡。他说，22号那天听到要封城，想赶紧回老家，结果一问，回老家就要集中隔离，隔离费还得自己掏，一天得210元。太贵了，他决定还是留下来。但他租住在沙井村，村子已封了，他也回不去。
没办法，他就住酒店，因为这样可以自由进出，还能继续跑单。而大街上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每天150元，他和人分担。这些天，开门的餐馆少了，单子少了，但外卖员也少了，所以他每天还能跑三四百元，甚至超过了他此前的日平均收入。
几天后，看到新闻，老家在咸阳淳化县的一个男人，封城后，为了从西安回家，蹬了一辆共享单车，在零下6、7度的关中原野，从晚上8点骑到早上6点，将近90公里，在接近老家时被防疫人员“抓住”了，罚款200元。还有一个年轻小伙，为了回家，从咸阳机场走到秦岭，又在山里走了八天八夜，一直到了分水岭附近的广货街，被人发现。
我又想起了小刘。不知道后来“管控升级”，他还能出来吗？即使能出来，又有单可跑吗？一天150元的住宿费，他又怎么承受？后悔那天没有留下他的电话。
3. 管控升级
12月27日，突然听说全西安“管控升级”了。小区保安说，原本执行的“两天出门买一次菜”，已经作废。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进出小区。
28日，全网都在呼吁“买菜难”。我所在小区门口，大门紧锁，物业的人不再让大家在门口停留，在栅栏内登记买东西。我扫码加了门口便利店的群，这才发现，这可能是我接下来唯一可依靠的生活补给渠道。
后来想想，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那外面物资再丰富、宣传再好，其实也和普通人没了关系。
便利店的群里一片混乱，已有四百多个人。人们都在找吃的、抢吃的。老板娘规定，每天“接龙”只能限于早上一个小时，但每个刚进来的人，都要先抢接龙一番，自然被老板娘一顿训斥。
翻了翻群里信息，看到小区里有年轻人在求助：“谁能卖给我一副碗筷？到处都买不到。”我留了话，让他10分钟后在楼下取，然后给他收拾了碗、碟、筷子等一套餐具，送了下去。
隔着绿化带，问了一下小伙子的情况。小伙说，家在附近，公司在这边，封了后回不去，但办公室从没有开过火，所以啥都没有。他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炖锅，但又没有餐具，也没地方买……作为感谢，他带给我一点零食，包括一袋鸡肉肠、一小包士力架，还有一盒特仑苏奶。
第二天，情形更糟糕。看到群里有两个年轻人说，已经吃了一周泡面，嘴都烂了。一个说，她现在所有的库存，只有两包方便面。另一个说，自己已“弹尽粮绝”。
我留言给两位年轻人，说第二天中午，我给他们送一顿盒饭。一位谢绝了，另一位答应了。临睡前，我取出了冰箱里的一块牛肉，想着第二天给这位姑娘做西红柿炖牛腩。没想到，第二天她留言，说自己有吃的了，不用给她做了。再三邀请，她还是说算了。猜测她是因为自尊，或者还有一丝戒备，就没有再强求，只告诉她，有事可以和我联系。
我也开始数着自己的库存过日子。看到邻居说天天做油泼面，为了省菜。就送去了四朵香菇、两个西红柿、一个西葫芦。再加上一桶我封城前买的啤酒，挂在她家门口。她挺开心，回赠我几个甜脆的苹果，我求之不得。
此时，看到网上说很多小区，邻居之间开始“以物易物”，拿方便面换香烟、大蒜换土豆等，哑然失笑，但我相信，这当然是真的。
突然进入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人也开始对食物计较。我老想去厨房看看，清点一下冰箱里的存货。封城已近一周，提前采购的食物，也少了一大半。想着再补给一些，但在便利店的群里，根本接不上龙，很多人说自己已在饿肚子，等吃的，央求店家能早点配货。我决定不去凑热闹，另谋生路。
4. 人们的自救
从12月28日到12月31日，至少这四天，关于怎么买到菜以及生活必需品，也就是如何能吃到饭，大部分西安人只能依靠自救。
有外地的朋友好奇，问快递能送到吗。事实上，在12月21日左右，西安的快递已停，人们无法从外地网上购物。封城后，微信群里流传着一些网购平台，称疫情期间可以送菜。但我下单才发现，只要住在西安，就无法配送。平时常用的“盒马”，永远是“快递小哥已约满”。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人乐到家”，下单买了些菜，但付账后两天，还没有动静，也就退了。
12月29日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直播，评论区被“买菜难”攻陷，结果干脆关闭了评论。
我和几位朋友在一个志愿群里讨论。他们都参与过各种救灾，经验丰富，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次在西安，要做点事，实在太难了。封城之初，他们就组织了线上线下几千名志愿者，但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了所有小区，通行证又非常难办，志愿者根本没法离开居住地到一线服务。这也是他们多年来都没有遇到的情况。
其实很容易想到，我们这些小区居民还是幸运的，家里一般都会有点余粮，不至于马上挨饿。最悲惨的是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等一些“三不管”地带的人。难以想像的是，那些平日在公司上班的年轻人，封城后也成为吃饭最难的人群之一。他们平时不做饭，没炊具，有的就住办公室。此时外面餐馆关门，外卖停止，连大门都出不去，方便面都成了稀罕物。
12月30日晚，气温零下。在一个小群里，朋友留言，刚在街上给流浪者送完餐回来。这位朋友热心慈善公益，与人合作，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为西安街头流浪的赤贫者提供食物。这几天，他在南郊的工厂为流浪者准备食物，然后送去城里，一晚上送了185份热饭菜。他因有通行证，倒没有什么阻碍。
封城前，我曾参加朋友的活动，给流浪者们送过一次棉衣。知道他们平时主要在市区的银行、ATM机下等地方避寒过夜。如今封城，他们一方面被驱赶，另外，因为街道上没人，不管乞讨还是拾破烂，都没了条件。对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冬天。
元旦这天，我和好不容易有点空闲的张姐聊了会儿天。她做公益机构已十多年，原来为残障者服务，近三四年投入社区工作。这次疫情，她一直在和社区合作，链接资源，参与了很多救助活动。
张姐告诉我，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孩子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邻里互助完全可解决。包括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在这块儿，原本公益机构可以做很多事，在社区耕耘建设。但这一点，往往又被政府忌讳。
说到目前到处吃菜难的状况，她比喻，类似于把大家全圈起来，再由政府工作人员去“投喂”，试想在上千万的城市，怎么可能实现？一个社区有两万人左右，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十个，光各种行政指令都忙不完。她感叹说，认识到的社区工作者，以年轻女性为多，很多也都是母亲。这些天她们根本回不了家，都是超负荷运转，很多人就打地铺睡在办公室，让她都觉得“心疼”。
“政府还是没有认识到，行政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这次防疫，基层工作人员这样没日没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聊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小时。
5. 我们的建议
12月31日上午，我终于买到了疫情以来的第一箱菜。说起来还是通过邻里互助。我在小区微信群里看到卖家的海报，发现价位比较合适，108元一箱，一箱20斤。赶紧下单，第二天就送到了，还挺新鲜。
此前，网上已曝出不少新闻，政府的免费菜发到了一些小区，但网友追查，一些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与此同时，住在曲江的朋友开始收到“爱心菜”，不少人开始发“正能量”。但我的判断，即使政府送温暖，一时半会也到不了我们手里。道理很简单，市场停摆，全市日常的物流配送都停着，1300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短期内送菜上门，可能吗？
取到菜，问了老板两句。老板说菜是从宁夏调来的，调了5000件。因为前些天办不下通行证，没法送。只要小区的需求在5件以上，他们都愿意配送。“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这是句老话了，此时此地，我才能感同身受。
事实已经很明显，持续多天的“卖菜难”，本质还是人为灾难。在西安，并不存在物资匮乏，只是物资难以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里。看到很多自媒体文章，有一篇，作者叫兽爷，一语中的：“我们有天猫、京东等那么强大的物流系统，政府为什么不用？非要自认为聪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门？”
天天看着朋友圈、微信群，内心被各种信息轰炸。随着管控升级，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高危孕妇无法去医院备产，肾移植后急需用药的病人无处买药，农民工在关门的建筑工地上无法吃饭，考研学生滞留街头挨饿……因防疫管控而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再下去，并非没有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
12月31日，一早和朋友们聊，讨论该怎么办，和随喜等朋友形成了一些建议。我决定，以市民个人的身份，先把这些建议发出去。这份“西安一位市民关于解决吃菜难问题的紧急建议”中提到：必须逐步恢复市场秩序。首先恢复末端物流系统，让菜贩、果蔬店、超市等能进入小区供应，包括让各种救命药品进入居民手中等。并且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救助系统，鼓励民间自救等……
最后，还是决定不署名，为的是不被贴上“标签”，只让市民的心声能表达出来。但天知道，我心里是没有恐惧吗？朋友敏涛前两天写了几篇日志，就是呼吁解决“卖菜难”的，文章发出两天，就找不到了。我熟悉的一家平台，已开始删掉西安疫情的所有“负面”……
6. “西安只能胜利”
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
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着殴打。
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里，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这城市表面的寂静掩盖不住它的兵荒马乱。从个体角度来看，从12月27日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灾难发生着。最初是各种吃不到饭，后来更多的是关于治病就医的呼救。我过去待过的报社，成立了一个“记者帮”的栏目，希望“帮一个算一个”，记者去帮市民买药送药，解决一些实在过不了的关口。每一天，收到的求助信息有上千条。
新年到了，我所在的小区内，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封条。因为另外一栋楼上有两例确诊病例的人，听说按照最新的社会面“清零”政策，如果再有病例，我们小区的住户，就要全体被拉走集中隔离。
在小区单元群里，我简直能感受到大家都在瑟瑟发抖。12月31日半夜，被全体拉走集中隔离的糜家桥小区，就在我家附近。而明德门8英里小区被拉到灞桥公租房集中隔离的人，已在求助。我们至少还是在自己温暖的家里啊。此时，不再需要物业提醒，单元群里，大家都在加油鼓劲：先停止一切购物、下楼，一定确保安全，否则，全小区的人都要被拉走集中隔离啊。一位邻居最担心的是家里养的五只猫，其中三只，都是一线防疫人员寄养的啊……有朋友提醒我，还是简单准备一下，以免真的被突然拉去集中隔离。
1月3日，又一天过去了，群里有人说：“终于又保住了一天”。我们就这样活在“盛世”。
中午，看到网上流传着一个叫“太阳花花花”的女孩的消息：她的父亲心脏病发作，费劲周折出了小区送到医院，医院因为她所在的小区是“中风险”，先是不接受，后来勉强留下，拖了几小时，要做手术抢救，但终于没有抢救过来……
我通过小红书去找这个失去父亲的女孩，我想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她到底遭遇了什么。如果有机会，我想抱抱她。也想告诉她，我们遭遇的苦难，应该被记录下来，也不应该白白承受。
我留言希望这个女孩能和我联系。但到傍晚时分，也没有消息，却发现她小红书上第一页关于父亲去世的内容，已被删除。好在我截了图，那上面显示，有很多人已关注她。评论中看到一条，大意是：在这荒谬的城市，只要不是死于病毒，就不算死亡。
1月3日的黄昏又降临了。这是封城后的第十天。我没有等来小红书上女孩的消息，却看到了一个曾经熟悉的朋友留言，一大段话，大抵是为“社会面清零”叫好。末尾有一句是：“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
我很无语。默默地把那个女孩讲述自己失去父亲的遭遇截图发给他。说真的，我不想和他产生任何的辩论。
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发去几段话。
“‘西安只能胜利’，这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与之类似的，还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是不错，但具体到每一个普通人，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在这里，我们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被付出的‘代价’？”
“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摆奖，歌功颂德，那人们的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不打算再见到他。但我想告诉他，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着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
我也想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
编者后记
江雪：甘肃天水人，1996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从事新闻行业20余年，长期做调查性报导。原《华商报》深度新闻部首席记者、《华商报》评论部主任。2009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2015年，江雪脱离体制，成为独立新闻人，多次因转发信息，微信被封号。
2020年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江雪疑因其所撰写的《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一度被遭西安警方带走。
2022年1月4日 星期二
2022年中共开始抢钱了 传税收增10倍 明星网红首当其冲
中共税务总局于2021年12月30日在其官网发布新的税收公告，对持有股权、股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一律用查账征收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
以重庆某工业园区为例说明两者的区别。
该工业园区税收条例规定，企业税核定征收方式个人独资企业个税核定为0.6%，综合税率在1.66%；而查账征收的缴税率为25%。
某公司1,000万的利润，按原来的核定征收方式需纳税额：1,000万×1.66%=16.6万。
按查账征收方式需缴纳企业所得税：1,000万×25%=250万和个税：(1,000万-250万)×20%=150万；共计缴纳：250万+150万=400万。
两种征收方式的缴税差额为：400万-16.6万=383.4万。
按个人所得税计算：
年收入1,000万，原来的核定征收制度，应纳税额为100万，按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表1，当期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为：1,000,000×45%-181,920=268,080元。
按查账征收方式计算，1,000万收入减去3%增值税，按照35%税率，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333万。
许多网友感慨，一个收税方式的变化，缴税额度至少增加了10倍多！也就是说，“从今天（2022年1月1日）开始，税务筹划这个行业已经不存在了。”
演艺明星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演艺界明星一般都享有天价片酬，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大多数明星的名下都会有关联有多个公司，或者个人独资，或者合伙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形式的个人工作室，这在娱乐圈已经是避税的常规操作。多个公司将明星们的天价片酬分担下来，就可以按最高35%的个税税率缴税。如果再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实际的税额会更低。
而按查账征收方式征税，不管名下有多少个公司，所有的收入都将全额纳税。也就是说，靠皮包公司已经是减不了税了。
除了明星、艺人、网红的税额受到冲击外，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减持以及炒房客的收入等也都将受到全额纳税的严重冲击。
目前中国各地都在收紧核定征收的政策。
据陆媒信息，上海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对所有新注册的独资、合伙企业采用查账征收方式了，一律不允许核定征收。
有网友预测：2022年，豪宅市场、豪车市场、奢侈品市场、收藏品市场，将全军覆没。
中共对全民迫害机制 专家分析成因
湖南湘西永顺县小学教师李田田已怀孕四个月，因声援上海宋庚一教师被精神病。（推特截图）
去年12月19日，怀孕四个月的湘西女老师李田田，因声援上海震旦学院教师宋庚一被永顺县当局送进精神病院。前往湘西永顺县寻找“被精神病”的教师李田田，一度失联的维权律师谢阳和网民程晓峰等5人，12月29日已被国保送回家中，目前行动被监控中。目前，李田田是否回家，仍无法确定。
12月29日，香港“立场新闻”多名现任及前任高层被捕，办公室遭警方搜查。“立场新闻”当天下午4时发公告宣布将停止运作，网站及所有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并于日内移除；署任总编辑林绍桐已请辞，所有员工已遣散。
2022年的第一天，西安当局内部通告，要求在3天之内即1月4日实现所谓的“社会面清零”，把所有确诊疫情的小区居民进行“连坐式全员集中隔离”。大量的民众被强行拉走集中隔离，苦不堪言。在过去12天，西安的1,300万居民被限制在家中。
中共对全民迫害机制源于对法轮功的迫害
日前，关注中国人权的专家、律师都发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二十二年的迫害导致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断恶化，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也被扩展到全体普通民众身上。
例如大规模肆意抓捕、拘押，正常人“被精神病”，先抓捕后“定罪”等已经成为中共打压异议人士的惯用手段。
加拿大卡尔加里的纪录片制片人凯兰‧福特（Caylan Ford）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近日联合撰文《专家：睁大眼睛看中共的镇压机器》表示，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建立的打压民众机器已经成为其践踏人权的持续性的机制。
这包括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对虔诚的基督徒的迫害，中共采取的策略与几十年来针对法轮功的策略相同，包括：大规模监禁、酷刑、强迫劳动、洗脑转化，还有活摘器官。
对李田田事件，大纪元评论员横河在节目中表示，中共用精神病学迫害异己，大规模出现是始于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全国各地公安的所谓“安康医院”由此而来，并很快扩展到了更广大的民众。
例如：武钢的徐武、直播泼墨习像的董瑶琼、上海民主讨论会的“乔司令”——乔忠令、不久前的湘西女教师李田田等，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中共不断树敌以证明其权力的合法性
麦塔斯近日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共通过不断地树立不同的敌人，来证明自己掌握权力是合理、合法的。
麦塔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国家的独裁政权从打击真实的威胁，退化为打击幻想的威胁。这有一个战略原因，独裁政权需要通过确定敌人来动员支持自己的力量，无论多么魔幻，以证明自己掌握权力是合理的。”
他表示，从毛泽东时代最初的敌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殖民主义者、西方人，到法轮功。“法轮功因为修炼人规模大、无处不在、又不是共产党内的团体，因而成为中共后期选定的敌对目标。”“与中共需要创造某种外部敌人以证明自己掌握权力的必要性有关。”
他表示，中共打压的理由通常都是不可信的。这种不可信性给独裁政权带来了双重问题。一是很难获得支持；二是，那些意识到权力不合法的当权者越来越害怕，并因此加剧镇压。
无视对法轮功的打压 使中共迫害扩大化
福特和麦塔斯在文章中称，法轮功受迫害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但对此了解或关注的程度却远远不够。
他们强调，基于“真、善、忍”价值观的法轮功是一种平和的修炼，但中共通过迫害将其政治化，并将其视为最强大对手。“虽然法轮功不是中共宗教打压的唯一目标，但迫害法轮功在范围、持续时间和强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认为，历届加拿大政府以及世界各地的其它国家政府都认为，对暴行采取软性措施会鼓励中共变革。但是相反，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建立的压迫机器已经转移，成为共产党国家机器的永持续性打压机制。
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虔诚的基督徒的迫害等，都是同一群人实施的，他们采取的策略与对法轮功几十年来所承受的策略相同：大规模监禁、酷刑、强迫劳动、洗脑转化，也许还有摘取器官。
“那些几十年来无视（中共）残酷打压法轮功的人，现在不能说自己对此（中共暴行）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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