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犯罪的活动中，人们一个接一个跌落进了无底的深渊。留给其他们的教训是，共同犯罪本身是一个不稳定和没有保险系数的血盆大口。如果王立军真的相信他的心狠手辣在薄熙来面前是一个保险的话，他就不会在背后大量收集薄的材料，以防后患。如果周永康相信江泽民的镇压法轮功政策的话，也不用让薄熙来和王立军背后收集江泽民的材料。由此我们看到，共同犯罪是非常不定向的导弹，随时可能让其中的人，无论是主动发起者或被动参与者，得到相似的下场—死无葬身之地。
从末世心态到弃船而逃
2006年空军“610”办公室希望能让于长新自由。
中国空军将领于长新先生因炼法轮功被军事法庭判处十七年徒刑。当时七十四岁的于长新是中国空军学院教官，是重要的空军高级将官，曾对空军作出杰出贡献。七十年代于长新是空军优秀试飞员。他的研究令空军发生事故的次数大大减少。于长新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1999年北京的“四.二五事件”于7月1日被秘密拘留。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最早是从军队系统开始的，于长新教授的遭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四.二五”之后，因为江泽民点了他的名，所以他早就被空军指挥学院的领导们给软禁起来了，专门为他办了两个月的学习班做他的思想转化工作。
学习班上，于教授浩然正气，他慈悲地告诉对方：“我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祖国第一代试飞员，二等功臣，空军学院的高级教官，著名教授，就连空军指挥学院现在使用的教科书都是由我主编定稿的。论资历，我比你们在座的谁都高，试问像我这样的人能轻易相信什么吗?能是非好坏都不分吗?我修炼的亲身体会告诉我，我炼法轮功没有错。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
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们一看于教授如此的坚定没了办法。最后在江泽民的淫威逼迫下，秘密审判，处以于教授十七年徒刑。很多退休的军队领导对此判决表示不满。
于教授的老伴姜昌风被赶出空军指挥学院，家门上被打上封条。接着他老伴也被秘密判刑十年。于长新被秘密关押在北京朝阳区“空军小红门看守所”里，与世隔绝。
空军“610”办公室的官员们都曾是于教授的下级，对于教授的无端迫害终于挺不下去了。空军“610”上报中央“610”办公室，希望让于长新自由。中央“610”办公室在江泽民的控制下回绝了空军“610”的请示。
虽然这次空军“610”的胳膊没能扭过中央“610”的大腿，但是，空军“610”的想法说明，尽管是高压控制，用罪恶把官员们捆绑在一起，对于良知尚存的人来说，这是痛苦的折磨，他们会寻找机会洗清自己。人心和人性注定了江泽民的“共同犯罪”捆绑政策最终是维持不下去的。
朱�基也在最近的谈话中公开说到，当时是违背了原则让江泽民开始干坏事的。
江泽民的制度性腐败和镇压法轮功的罪恶，造成了中共官员们强烈的末世绝望心态。他们知道中共这样是撑不了多久的，自己也要跟着完蛋了。
安全部门窃听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与海外儿子的电话：“儿子啊，在外面好好干，我看(共产党)撑不了十年了，我和你妈很快就到海外来与你团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对情妇李平说：“把这些钱统统存到海外去，迟早要玩完。”
据《京华时报》2012年2月21日报导，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对北京、四川、浙江等23个省市的部份公职人员和公众展开调查。调查结果以2012年《法治蓝皮书》发表。蓝皮书中说，公职人员对“裸官”的认同度相对较高，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而“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的认可比例最低。
蓝皮书所说的“裸官”主要是指将配偶子女乃至资产都移民或转移到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少数“裸官”贪污腐败，案发后逃亡境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前已将配偶和子女移民海外、资产转移出境，即便公职人员本人受到惩处，其配偶和子女仍然能够享受其非法所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肖知兴在《经济观察报》撰文指出，整个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
肖知兴说，若说官商是权贵资本(或国家资本)，盗商则是流氓资本(或游民资本)。官商和盗商急速崛起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狂欢。官、盗、商联手，刮地三尺，无孔不入，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处处是他们骄纵的身影。从修生养息到吃干吸尽，从放水养鱼到关门打狗，从与民更始到官进民退，这几乎是权力阴影下的平民资本在中国历史循环中无法摆脱的宿命。
胡长清和成克杰最后在中共权力斗争中被处死。
血债累累的王力军，薄熙来在等待审判的煎熬中。新华网报导，中纪委2012年5月23日召开”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第3次联席会议，会中指出当前形势复杂艰钜，要求严防官员外逃。内容包括加强出国证照统一管理，及时掌握领导干部私人出国、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等情况，并重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努力构建起严密管用的防逃网路。
今日的中共就像一艘正在沉没的轮船，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纷纷弃船而逃。
第四节江泽民败坏道德之四大狠招
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在道德和诚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二十多年来江泽民搞的中共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却是一个败坏道德和诚信的过程。江泽民确实走出了一个“江氏道德败坏模式”：
(1)以经济腐蚀道德;
(2)再次以无神论打击信仰破坏道德;
(3)用经济发展掩盖人权侵犯，加速败坏道德;
(4)更甚的是，透过全球化的经济利益，以所谓的共产党的败坏道德观对抗普世价值，把道德败坏逐渐扩散到全世界。
人是善恶同在的。一个人的善和恶什么时候表现，表现的程度如何，除自身因素外，跟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江泽民没有做正事的本事，但是他的权力欲和妒嫉心却给道德败坏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保障，动员整个国家机器系统化地参与道德败坏，把人们心中善的一面给以压制，恶的一面给以放纵和勾引，如同把魔鬼从瓶子里放了出来。
第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江泽民利用经济腐蚀道德
江泽民和中共为了掌控政治上的禁忌，转移人们对自由、信仰的注意力，有意地把整个社会拖入到一种狂热的挣钱运动之中。“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成为了社会常态，挣钱变成了人们的“信仰”。贪污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有毒食品泛滥，繁荣“娼”盛，一切向钱看的指导思想与中国社会道德的加速下滑直接相关。
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是江泽民上台之后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之一。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大大地激发了官员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给中国社会引来了无穷的后患。江泽民时代片面强调经济，政治改革停滞并倒退。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受监督，然后，让这样的官员来搞“官僚资本主义”和“专制市场经济”，后果一定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精神南辕北辙。
中共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党政又是两套班子，加上官员长期超编，人员非常多。江泽民为巩固权力下的一步棋就是放手腐败，让官员腐败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中国社会的腐败是从上到下的，大官大贪，无官不贪，下级为了寻求保护伞，又打点疏通上级，形成了腐败生物链。江泽民上台以后出现的“集体腐败”，一端一大窝，让反腐败的人都惊愕不已。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说，“集体腐败的特征是从上到下、从领导干部到下面的办事员，人人都有份，数量很大。”【17】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