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丁东：李洪林的否毛内幕十分惊人！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丁东：李洪林的否毛内幕十分惊人！: 原题：李洪林上书终结文字狱   1979 年 1 月 26 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洪林在理论务虚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题为《领袖和人民》。发言说： "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去对待无产阶级领袖，这符合社会...

李洪林纪事

 李洪林纪事

李洪林（1925年—2016年），生于辽宁，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赴解放区，到延安大学工作。1949年被派往西安，参与筹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50年调到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1954年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两年。1956年起，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64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改为马列主义研究院，被任命为文艺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69年研究院解散，下放到河北省汉沽农场当工人。1973年重新分配工作，到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当干事。1976年赴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一直工作到该年冬。1977年重返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党史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胡耀邦调到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1984年受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邀，到福建社会科学院任院长。

        李洪林作为“笔杆子”，一生坎坷。他认为自己参加革命逾六十年，只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不曾虚掷年华，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用他的原话讲，这几年“是从事理论工作的最佳年份，是工作最紧张同时是心情最舒畅的时期”。

       在改革开放的这个历史转折阶段，他除了担任本职工作之外，还兼任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先后参与起草叶剑英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和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此外，作为“自由撰稿人”，他为中国社会的启蒙和思想解放撰写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文章。

 

科学与迷信

        1978年春，李洪林写了一篇文章《科学和迷信》，批判了对领袖的“现代迷信”，认为无论谁说的话或做的事，只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实践。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和分管理论版的副总编辑王若水主张发表，但当时的总编辑怕惹事，退回了这篇文章。正好这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复刊，找李洪林约稿，他就把这篇文章改写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了他们。

       编辑部把文章送胡耀邦审查，他动笔修改后批示：“改了几个字，我看可以了”，建议用“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并嘱编辑要征得李洪林同意。李洪林说这样当然好，更权威。于是《中国青年》就在复刊第一期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该文。

        这一期《中国青年》出版之后，一天忽然有一个身材矮小，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来找李洪林。他是从云南来的，刚从监狱放出来。他让李洪林看他的两只手腕。因在狱中长期戴着收得很紧的手铐，勒得手腕子整个溃烂了，治好之后落下像手镯一样可怕的伤疤。李洪林摸着他那没有知觉的伤疤，问他为什么被折磨成这样。他说是“现行反革命罪”，因为“攻击毛主席”。李洪林又问他，是怎么放出来的？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青年》复刊号，告诉李洪林，他的“罪行”和《中国青年》上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一样。他在狱中读到这篇文章，就据理申诉，他的罪名果然被推翻了，人也就放出来了。他一放出来就到北京找《中国青年》杂志表示感谢，并要求见见文章作者。杂志编辑部告诉他，那篇文章是李洪林写的，所以就找到历史博物馆来了。李洪林对这位青年在那个时代挺身反对现代迷信十分敬佩，也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所写文章的力量。

 

读书无禁区

       1979年春，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李洪林约稿。他决定写一篇打破读书禁区的文章，针对十年浩劫绝大多数书籍被禁，强调人民有读书的自由，应当打开禁区。[Photo]

       文章提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们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文章引起了编委们极大的兴趣，决定把它作为《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杂志创办人范用建议，李洪林以《读书无禁区》为标题把文章发表。

        读-书-无-禁-区！

       五个字掷地有声。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就偃旗息鼓了。经过这场风浪，“读书无禁区”成为了《读书》的旗帜。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人们还记得《读书无禁区》。在网上，原文犹在，纪念文章不断。今天在网上搜索“读书无禁区"，结果仍有数十万之多。2016年6月3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李洪林逝世的消息，标题就是“《读书无禁区》作者李洪林去世”。作者和文章载入了历史。

 

领袖和人民

         1979年1月，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李洪林在小组会上以《领袖和人民》为题，做了一个长篇发言。

         李洪林指出，在封建社会，农民依附于地主，全国居民都忠于皇帝一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当家作主的是人民。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文革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是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

       这个发言，当时通过会议简报发往各省。《中国妇女》杂志社的一位老编辑，从辽宁出差回来告诉李洪林，说理论务虚会那篇发言的简报，在辽宁省讨论张志新平反问题时发挥了作用。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想平反，但遇到很大阻力。见到这篇简报，主张平反的人就说：“李洪林这个发言，比张志新的厉害多了。张志新如果不能平反，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新就必须平反！”在这期简报影响下，张志新果然平反了。那位编辑对李洪林说：“你的发言起了那么大的作用。”李洪林说：“我都不知道，这让我很高兴。”

       1980年9月，《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领袖和人民》，一下子传遍全国。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李洪林写信，要求帮助他们伸冤。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由报社转给李洪林的。他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农场，没有通信的自由，都是千辛万苦写下这些信，又千辛万苦让人辗转带到监狱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时藏匿的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的是多么殷切的希望！

       此前，李洪林也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但都是零星寄来，随收随转。这时收到一大堆来自服刑的“反革命罪犯”的信件，李洪林感到这显然不是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于是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仍在服刑，连同这些申诉信一起送去了。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批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

         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200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当时，这个处理过程李洪林一点儿都不知道。有一次，胡耀邦到中宣部来，当面告诉李洪林：“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李洪林没想到那封信起了那么大的作用，真觉得不虚此生。

 

我们坚持什么？

        理论务虚会之后，针对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倾向，李洪林连续写了4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

        李洪林在当时写这几篇文章，目的是批“左”，是站在三中全会的立场上解释四项原则。比如，谈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着重讲的是民主，强调不能对人民专政；谈到坚持社会主义，强调应坚持发展生产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后来，群众出版社把这4篇文章集在一起出了一本小册子，叫《我们坚持什么？》。   

       第一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1979年5月9日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的，有很强的权威性。文章发后反应非常热烈。报社的朋友说，读者来信都要拿麻袋装，一片欢呼声。他们说：“我们当时就是拥护三中全会，拥护思想解放。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一下子腰杆又直起来了。”这种情绪使李洪林感到必须接着写。《人民日报》也催他：“你赶紧接着写。”后来他知道，要写这组文章，是胡耀邦指示的。

       李洪林的第二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后，耀邦的秘书给李洪林打电话，说：“耀邦请你来一下。”去了以后，耀邦说：“你写了一篇好文章！”他让李洪林接着写。在胡耀邦支持下，李洪林又接着写出了后面的文章。  

       作为“笔杆子”，李洪林在那几年所写的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其实谈及的都是常识。正如有回忆文章所指出的，之所以反响強烈，是因为文革的十年浩劫使得中国社会处在了一种常识匮乏的蒙昧状态。为了冲破一个个禁区，李洪林以犀利的文字，表现了一位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为推动改革开放起了启蒙作用。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这是李洪林从事理论工作的心得，也是他一生坚持的做人和做事的准则。

一国之民是怎样走上沉默的不归路的

一国之民是怎样走上沉默的不归路的

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托克维尔与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né à Paris le 29 juillet 1805 et mort à Cannes e 16 avril 1859）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密尔称他是第一位“民主哲学家”。他以一位法国落魄贵族的眼光，深入 探讨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劣，也借此深入研究了民主制度本身。

托克维尔家族是法国年代悠久的贵族世家，他的父系是佩剑贵族，也就是那种跟随国王出生入死，以战功受封的贵族。

法国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家族几乎全部上了断头台，他的父母只因临被处决前，罗伯斯庇尔倒台才幸免。他的父亲埃尔韦年仅24岁。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登基后，立即颁布了《宪章》(Charte)，这个宪章其实包含了许多大革命的成果，波旁王朝已不再是绝对君主制的王朝，它承认了立宪原则，法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毕竟波旁王朝又回来了，王位上坐着的是路易十六的弟弟。

托克维尔断定，尽管波旁王朝重登王位，但旧法国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保皇派如何祭出旧制度的亡灵，给社会“洗脑”，法国人已绝无可能重拾旧制度的碎片，跟着绝对王权的旗帜走。

1820年，波旁王室可能的男性继承人被人刺杀，自此温和派立宪政体的自由化改革就被打断了。

1825年路易十八驾崩，阿图瓦伯爵继位，是为查理十世。

1830年，愚而自用的查理十世突然连发四道敕令，限制出版自由、解散下议院、以国王意旨修改选举法、提前举行选举。这些倒行逆施立即引起人民起义，反抗这些倒退的法令，巴黎街头街垒林立，流血冲突不断。仅仅三天之后，查理十世就收回敕令，宣布退位，让位于他的孙子，即所谓“奇迹之子”波尔多公爵。

在查理十世匆匆逃离巴黎时，托克维尔在场，他亲眼看到国王所乘马车装饰的波旁王朝的徽章上溅满泥水，心中百感交集，泪如雨下。上台的路易－菲利普号称“法国人的国王”，在这个七月王朝之下，法国的君主制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托克维尔这样评价查理十世，“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有某个机缘，让他登上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

1848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第十二版的前言中说：“本书写于十五年前，写作时始终专注着一个思想，即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

在美国“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产生到处去寻找权力的想法。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

从他的这些话中，清楚地听到了林肯的伟大名言：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在美国，不存在中央行政集权，它的行政权力高度分散于乡镇和各个州。他反驳欧洲那些信奉中央集权的人，

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很容易地让国家表现得秩序严明，但实际上这种良好秩序让整个社会处于昏睡状态。

“在我看来，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一些旅行家告诉我说，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儿而无闯劲儿，有严苛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

在一切专制暴政国家内，老百姓通常会用“不问政治”这样的托辞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实际上这是放弃了做人的资格。虽然这个放弃是被迫的，是一种恐惧中的选择，但是在逻辑上，暴政之下没有“人”，只有“类人”，他们没有本质，只是供暴政蹂躏、驱使的材料。这种状况是托克维尔高贵的心灵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断言，“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了”。

托克维尔这样评价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人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两重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从革命初起时人们追求自由的激情，转变为革命恐怖，而在革命落潮后，人们又甘愿臣服于专制统治，其关键点何在？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对自由的态度。托克维尔认为，只有对自由坚韧持久的热爱，把个人自由的达成当作革命的最高目标，才能使革命成为推动社会与个人走向光明的动力。他说：“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关心什么是自由”。

现在当他反思大革命时，特别是当他反思大革命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时，他再次强调这个立场。他说：“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日益联合起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

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以倒向一种民主的专制。这种专制，就是多数人的暴政。他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十八世纪启蒙哲人的理念，“例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利至高无上。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人权宣言第一句话就是—— “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这里，托克维尔说的是，如果专制统治者能洞察民主自由的潮流，将不可阻挡地改变旧的政治结构，而他能主动地引领社会完成革命，则这场变革将以较少的社会代价，平稳地完成。这对人民，对社会，对君主，对统治阶层都是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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