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5日 星期六
伊桑:为什么要奖励劣等生? ——论美国政治家在中美关系上所犯的错误
编者按;墙内大家文章,全面梳理习近平十年流氓统治对中国带来的灾难、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美国不应“对独裁者个人的纵然与迁就、、、继续让习近平为非作歹,对美国并没有好处’,美国应该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发表正式声明反习连任。文章内容翔实、精炼深邃、字字珠玑。
众所周知,习近平是一个恶棍、独裁者。他靠欺骗、贿赂、狠毒、
1,习近平上台都干了什么?
1)中国梦和有选择反腐。2012年他上台就提出了中国梦,
2)一带一路就是“大撒币“的国际腐败,污染了国际政治环境。
3)他著作等身,但没有一本书的一个字是他写的。
4)习近平的家族腐败是全世界公开的秘密。
5)他破坏全世界的民主政治,要在中国建立新的独裁、皇帝体制。
6)他破坏了邓小平制定的集体决策机制,
二、美国还有政治家和战略家吗?
显然,美国的两党政治格局,导致了激烈的竞争对抗;
中美关系脱钩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实质上是毫无意义的空转,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下,正在加快。
中美关系到底是应该完全脱钩,还是彻底打碎,还是应该重归于好?
1、美国政治家错过了改造共产党的最好时期,
2、中美两个国家是最好的互补关系,产业、经济、人文、
3、目前中美关系的困境,很大程度是习近平造成的,
4、继续让习近平为非作歹,对美国并没有好处,
三、美国政治家必须对习近平发表正式的声明,
还有2周,习近平梦寐以求的终身当皇帝就要成为现实,
1,允许中国人民到白宫请愿。
2,正式宣布,从明年三月份的中国两会结束,
3,由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出面,要求他放弃继续在中国执政。
2022年10月12日 星期三
十年前,大眼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十年前,大眼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这两天,海天酱油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其实早在十年前,大眼就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了这样的事情。
现在,我还是决定把这篇文章翻出来,让大家看到。
李大眼是2012年6月8日写的这篇文章,题目就叫《神农的后裔》。
里面用的配图就是这个。
在文章的一开始,大眼就写了这样一个段子,很俏皮,也很逗趣。
还构思了这样一个场景。
大眼说出了绿茶的真相,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化学添加剂。
还计算了奶牛的数量,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
在大眼的笔下,大蒜和黄瓜也不靠谱了,不是硫磷就是蓝矾。
接下来,大眼在翻看着2012年的高考题目。
于是脑补出这样一个小故事。
这是2012年的火锅店常态,十年过去了,应该好一些了吧~
靠着这样的身体素质,才有了神农的后裔这么一说。
这篇文章被大眼写进书里了。
2013年时,中国青年报还在显要的位置推荐了大眼的书。
这是当时人们对大眼的评价,说他的文章就像小李飞刀,又准又狠。
这是大眼当年的相貌,很是帅气,也很是不羁。
当年开签售会的场面也很热闹。
如今又是十年快过去了,一切俱已风飘云散,作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只能看看大眼的旧文以作慰籍了。
2022年10月9日 星期日
廖亦武:世界性灾难源于此两个字“武汉”
大家好,欢迎收看周五(10月7日)的《新闻大家谈》,我是扶摇(主持人)。
今日焦点:廖亦武说,中共一直在做一件坏事,你意识到了吗?两个字“武汉”,关联六百多万人死亡,却快被遗忘?九死一生逃出中国,做中国最黑暗时期的“时代录音机”。
疫情封锁,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新常态”,也成为压在中国人头顶的一块乌云。
我们从网上流传的许多视频都可以看到,在商场、超市,人们突然扔下购物篮向外狂奔,因为他们得到消息,这个地方要封锁了。来不及逃出去的人,就要被封在里面。
也有不少视频显示,大量民众在超市里疯抢物资。因为他们听到风声,当地即将封城,不赶紧储备物资,就将陷入在家挨饿的困境。
在网络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抱怨极端防疫政策带来的不便和制造的恐慌。但是,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吧,让人们变得健忘。很少有人在抱怨当下时,再去联想到这种所谓的“新常态”,源自于2020年初那场震惊全球的武汉封城。
不过,总会有人站出来,做时代的记录者,著名旅德作家廖亦武就是其中一位。
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制造大屠杀,廖亦武因为抗议被投入监狱,在酷刑下九死一生。但他没有因此退缩,反而对中共的罪恶保持愤怒,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笔耕不辍,记录共产中国下老百姓的苦难。
纪实小说《武汉》,就是他的最新力作,描述了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时,中共连夜封城的景况。
【冲破重重困难 《武汉》终于面世】
扶摇:当初武汉封城,廖亦武人不在中国,所以他并不是个亲历者。他是怎么写出这本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请来廖亦武先生,和我们谈谈《武汉》,也谈谈他自己。
廖亦武:这是全世界的民众,包括我、包括其他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事情。一开始它爆发的时候就非常令人震惊,就是武汉封城,一个一千万人的城市完全实行军管,这个是都没有遇见过的。
现在看起来,我是属于一个全面的记者。因为那些被封在中国的(记者),一个是他们出不了门,一个是到不了武汉的现场,一个是最多也是和我一样,通过互联网在琢磨这个消息。但是,在中国是有(网络)防火墙的,所以他们得到的东西只是一种只言片语,或者说凤毛麟角。
然后我在德国,反而成了一个能够全面地下载这些资料的这么一个人。
扶摇:今年北京冬奥前夕,《武汉》德文版在德国出版,引起很大轰动,几乎所有德媒都做了报导;今年6月,《武汉》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后,海外中文媒体也争相跟进报导。但是,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却并不是很顺利。
廖亦武:我当时还是非常地担忧,因为这个书德文版的出版非常地曲折,就是我最开始第一个版本叫《当武汉病毒来临》,是在2020年的6月份我就完成了,就提交给德国出版社。
德国出版社仅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对一个作家的信任,他们接受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版,因为那年的情况非常复杂,各种争论。就是大家不清楚,对这个病毒……突然遭到袭击的话,就像一个人对着你的脸,“砰”地一拳就完全都打懵了。
然后那些西方的记者,他们也到不了现场,也被撵出去,就是那么一种状况。所以说,在经历了两年,就是有一个不断地修改,也是不断地在英文的世界寻求出版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英文翻译和这个是同步的。
按照我以前出书的顺利的话,也是这样的,我和那个合作都是非常快的。但是这个英文版它是不断地被拒绝,不断地被拒绝。
大家都怕这个阴谋论,一个是怕阴谋论,一个是英文的大的出版社的图书市场,和中国有大量的图书贸易。当时中国(中共)方面表态很明确,就是说,谁要是说这个病毒是从中国来的,那么就是肯定要遭受重创。就是你的一些童书、西方的童书,我们都不订了。
就是在我1月26日那天(《武汉》)全面上市,当时瑞士最大的报纸写我的头一篇文章,就写到德语区一个非常大的童书出版社叫卡尔森,他们就写了一个童话,说一个孩子问:这个病毒是从哪来的?另外一个就告诉他:这个是从中国来的。中共马上就采取行动,就说,你们要么把这个删掉,要么我们就禁止进口你们的图书。
后来这个卡尔森出版社,它在德国那么大,它屈服了。屈服了它就删除,被这个报纸知道了,然后就在出版这个书的时候,把这个披露出来,然后顺便也赞扬了我的那个出版社,(说)你们真是太勇敢了。
写作的过程,第一,就是有它记录的那一部分,也有一些出版社,他对我这个记录和小说结合在一起的文体,他们感觉到有些困惑。
其实这个是他们不太了解中国的现实。我最开始写了这个(中国公民记者)李泽华,就是Kcriss,他去接近那个(武汉)P4实验室,他被追捕了。追捕到最后,然后马上就是那个(旅德学者)艾丁他进入,就是一个小说的人物。
其实我完全可以按照Kcriss他这个方向去走,但是那样的话,我这个整个作品就非常地散,我不知道要写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因为(当时武汉发生)这么多(事情),这又爆发一个武汉人被追捕;另外一个又爆发武汉人像犹太人,大家就都在报警;那又说一个他回不到家;那又一个就是跳楼。就是这么一些故事。
艾丁这个人物,它可以让一个人经历(所有)这些,他经历的全是真事,但是用一个小说的写法把它就浓缩在一个人的经历里面。
但是到最后又回到了纪实,因为这个纪实部分就像一棵树一样,它在不断地生长、不断地生长。比如说,我《武汉》这本书写到最后(〈武汉挽歌〉一章),(长诗)“武汉挽歌”的作者(张文芳),马上有一个消息,这个作者被抓了。你就必须要写,我就继续再写。一会张展的事情又出来了,你又继续再写。
如果说我要写的话,纪实的部分我一直要写到习近平连任以后。因为习近平连任以后,张展还没有放,我们还不知道她的下落。所以这个书它是一个流动着的书。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这样一种,现在看起来这种东西是成功的。
【写《武汉》目的:为了不遗忘 为了对抗篡改历史】
扶摇:好事多磨,经历一番周折,《武汉》终于成功面世,并获得关注。那么,廖亦武写这本书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廖亦武:我觉得人类还没有吸取教训。关于中国(中共)政府篡改历史,他们又不是第一次这么做。
在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就避开了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北川县。地震的中心是在北川县、都江堰、映秀,北川县这个龙门山断裂带。因为那个死人非常多,所以他们就转移视线,就命名为汶川地震。
那么汶川整个县城损失也不大,就是在地震中死去的,也就200多人。他们还假装去救援,结果跟大家说就是“汶川”地震。
现在每一个人的报导,基本上都是汶川地震。说汶川地震,就和它公布的死亡数字比较吻合,有6万多人。但是如果说是北川或者四川大地震的话,那么光是北川一个县城就死了3万多,整个全都毁灭了,你再加上其它的,那就起码是12万到15万。他们(中共)就是这么干的。
还有2003年的萨斯(疫情),谁知道萨斯是从哪儿来的?从广东佛山来的。现在你问哪一个中国人知道啊?到了今天,他们依然是玩这一套。
其实在乔治威尔的《1984》里面,他把这个独裁的技巧写得清清楚楚。他就是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和将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中共)要死死地咬住,(病毒)就是从美国来的,那个世卫组织命名的那个玩意儿(COVID-19),我(中共)就重复、重复、重复(谎言),不管你怎么样,我就一直在重复,重复到最后我就胜利了,我就成功地给你洗了脑了。
再过两年、三年,如果说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作家的书在提醒这个的话,西方那些政要们他就已经是麻木了,他可能就是(只知道)世卫组织的命名。然后你看共产党就说:这个病毒就是美国运动员带过来的,你看我们的武汉都被传染了。谁能够说得清楚啊?
那么我写书的一个目的,就是非常地明确,就是要让人们记住这个武汉,无论你是们什么时候追查,就要记住这两个字。你想到这两个字,然后你想病毒就从这个地方来的的话,那么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相隔10年,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人们都会清楚,这个病毒从哪里来。
我就不相信,总会有胆子大的政治家,他会提出这个问题。虽然说这一代的政治家都是非常懦弱的,还是想和中国做生意嘛。
现在的人们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办法厘清自己的思维,现在全都是围绕着习近平,看他下一步要怎么样胡搞,就是这种,而且全世界也是这样。
虽然说乌克兰的战争分散了世界、西方对中国的注意力,但是乌克兰的这场战争是看得见的战争,在它之前长达两年,(疫情)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这场看不见的战争——无论乌克兰这场战争如何发展——这一场战争的话,它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造成的损失,我觉得都比乌克兰的战争要大。
因为它(俄乌战)无论怎么样,它是一个区域性的,除非哪一天普京疯了,用那个核武器。如果排除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那么就是这场看不见的战争(损失更大),直到今天我们也要应对这个东西。
【封城模式来源被遗忘?廖亦武:将不遗余力重复真相】
扶摇:想让人们记住这场灾难的源头,对抗中共篡改历史,是廖亦武写书的出发点;而人类遗忘的本能,和中共继续以封城加强独裁的做法,是他推广这本书的动力。
廖亦武:(2008年四川大地震)我写过一本《地震疯人院》,当时我的房子也在摇,但是我当天就跑到都江堰去了,就是动作很快。我的动作就是这方面敏感,我的动作那比记者、比其他人要快得多。然后我当时就采访到一个人,她的女儿突然之间没了,她当时就哭啊,(喊)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就一直在哭,然后我就拿那个录音机就对准她,两面全是她的哭声。
后来她就找政府,她说(人)是不是埋在废墟里面了?政府说,据我们了解,她没有埋在废墟里面,她是拉到火葬场烧了,你到火葬场去找。她就找了二十多个火葬场,都没有找到。
突然有一天,那个废墟上就像地毯一样,铺了一片绿头苍蝇,然后她就非常地愤怒,她说(人)肯定就在里面,她有个直觉。结果一掏,她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女孩抱在一起,都成骨头架子了。就是当时那个惨状,我也拍了很多照片,就是那个。
但是第二年,我又去采访她的时候,因为她将近40岁,她还能怀孩子,她又怀上了。我就让她再回忆一下当年她女儿的事情。我说,你认得我吗?你当时还在哭。她就差不多不愿意再讲,她就在向往她未来的生活了。她说没有什么意义,说过去没有什么意思。
这就是人类的一个本能,因为如果说你要老是记住某一个事情的话,那么人类就没法生活,没法活下去,因为历史上那么多的灾难。
你如果不记住的话,很多事情很可能被忘记。
这本书我会不遗余力地推广它。现在除了中文版以外,已经有了德文版、意大利版和日文版,我觉得远远不够,我无论怎么样(要推广),尽管是在英语市场处于屡战屡败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因为世界的一个主导,就是一个遗忘,它就是一个遗忘。但是关键是,有习近平在,这本书就特别的重要。
因为现在又这么封城了,包括(四川)发生了地震,大家都不准下楼,就是核酸是重中之重。
从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习近平就开创了一种模式,就是封城清零。这个模式一直在延续,他也不管这个病毒的演化,也不管其它。首先就是封城,然后清零。而且后面封了那么多城市,现在据说是在二十大之前已经封了三十多个城市。
但是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这种模式是怎么样来的,就是从武汉封城来的,而且全都没有变。这个就是演变成一个高压而合理的这么一个镇压的手段,今年最流行的两个字就是“核酸”。
那这样的话就让西方很多人,包括特别是政治家们,一下子看清,觉得我跟你打交道,是不是我脑子出了问题?你智商那么低,难道你看不清楚?他就是看不清楚。
所以说习近平是我最大的一个推销员,我必须要趁着他连任的时候,继续要推广这本书。如果我不抓紧的话,人们就记不住这个东西,那就是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对于这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我们智商的一个行为。
【被中共迫害 反成为“时代的录音机”】
扶摇:在访问中,除了谈《武汉》,廖亦武也和我们聊起他之前在中国的经历,以及逃离后,回望中国社会现状的感受。
廖亦武:共产党把我培养成了记忆力超强的一个作家。因为我以前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追随垮掉一代,鲍伯‧迪伦,金斯伯格他们。然后就一下子坐了牢了,坐牢接触了大量的死刑犯,我本身也受了很多折磨。
我在监狱里面自杀了两次,然后我就接触了那些死刑犯,一个杀了他老婆然后吃掉,他觉得那是一种“爱”;另外一个就是从监狱逃跑的,他是从粪坑里面逃跑,特别臭。
他们一个睡在我左边一个睡在我右边,他们在那等待死亡,然后也睡不着觉,跟我讲他们的故事。我说:别讲了,别讲了,都讲了几十遍了,我也不愿意听了。他说:你必须要听,你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听众,我们不讲给你听讲给谁听啊,我们也没其它的事,就在这儿等死,你就必须要听。
我当时就是一个(被)强制性的,把他们的故事听了几十遍。出来之后,你就觉得你很不正常,因为你睡觉都要梦到那个杀他老婆的人。
我觉得既然这样,我就把它给写出来了,写出来就是为了摆脱它而已,就是治疗自己的这么一个病态。后来发觉有一种危险,就是自己会逐渐忘记,就是说自己坐了牢也就白坐了,自己干的事,自己认为我朗诵了个《大屠杀》,抗议了。在当时是我唯一的一个文人,写了《大屠杀》,还拍了电影,然后就是那么大的案子。
人们根本就不让你谈这种事情,你不写的话就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了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记忆力就是得到不断的训练。我采访了很多人,三百多个底层的人,我要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记下来,必须要有超强的记忆力。
这样就到今天,记忆成了我的工作,我就成了“时代的录音机”,这个是德国人这么叫我的:“时代的录音机”,廖亦武可能是中国当代最前沿的一个编年史家,他是一个时代的录音机。就这么评价的。
中国的社会简直就是不值一提了,一个大垃圾场,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人们的观念也很垃圾,环境也很垃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垃圾了。
一个是他们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就拒绝了民主改革的进程,然后让人民群众付出了代价,觉得政治不是好玩的,你要玩这个就用枪来对付你。就是一个恐惧,恐惧他们转而就追求金钱,人民币就成为人的“宗教”。
人民币那个赚钱,你不可能每个人都赚钱,就必须是那些最坏的人能够赚到钱,就是因为他们会诈骗,会说谎,会那个……就是“玩得比较开”。而且有权力的人他们会挣到钱,因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那些,都是和共产党的利益集团在一起的,那么就造成了坏的一个循环。
当然你可以说,中国古代也有那种坏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它会制约它。有些规矩,比如说忠孝仁义,这些虽然说比较古老,但是它的确作为一个规则,对人有一个道德的制约。现在道德制约也没有,共产党通过土改、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就把传统的一部分也斩断了。
这就是说,即斩断了先进的这一部分——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的自由、人权、平等,这个斩断了;又斩断了传统的文化。所以说中国(中共)就是前苏联生下来的一个怪胎,它什么都没有,没有信仰,就是权力和金钱。如果你要挑战它,它就用最残忍的手段把你给干掉。
中国现在是处于一个最黑暗的时期。
《新闻大家谈》制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