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易经》的人都会发现，这本书充满了忧患意识，一方面鼓励大家努力向上，另一方面训诫人们在得意的时候不要骄傲，否则好事情就可能变成坏事情。在《易经》64个卦384个爻的爻辞里，有63个卦都是有吉有凶，有好有坏，只有一个卦的64个爻的爻辞非常不错，不是吉就是利，这个卦就是“谦”卦。
“谦”这个价值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非常主流的一个思想，这从它的源头《易经》就可以看出端倪。在所有的卦里，只有“谦”卦的卦辞和爻辞都是吉利的，其它的比如“否”卦、“泰”卦，甚至“乾”卦都有诸如“否极泰来”、 “泰极否来”、“亢龙有悔”等爻词。《周易》问世没多久，周公就对他的儿子说，“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这就是说，“谦”这个道理如果领会得好，做得好，不论进退都有很大的好处。儒家的思想对于“谦”是非常重视的。
《论语》是儒家最主要的一本著作，是孔子的弟子收录的孔子当时的一些语录。《论语》最开始的几句话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有趣的是，孔子讲了三句话，可大部分中国人只讲前面的两句。这三句话是这样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知道为什么第三句话大家提得很少，但这句话也非常重要，这是孔子对于“谦”的价值的非常高的评价，是说作为儒家做人最高标准的君子，做事情应该尽自己的所能去做，而不要因为不知名就很不高兴。
现在有一种比较浮躁的社会现象，就是并没有太多真学问或能力的人却一天到晚希望自己的名字到处张扬。《论语》中还讲到: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与别人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射箭比赛了。比赛时，先相互作揖谦让，然后上场。射完后，又相互作揖再退下来，然后登堂喝酒。这就是君子之争。”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君子无所争”，即使要争，也是彬彬有礼的争，这反映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谦逊礼让而鄙视无礼的、不公正的竞争。
孔子曾经去见老子，交谈了很久，孔子觉得老子的学问和思想要比自己高深很多。从老子处出来后，孔子就对自己的学生说：“吾今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把老子形容成神龙见首不见尾，表示出对老子道德学问的憧憬钦佩，这也是一种非常谦虚的表现。《论语》有句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也是广为大家所知的一句话，也是对“谦”道的一个极大的发挥。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特别是《论语》所阐述的“谦”，并不是说只是一味的退让，而是说该争的争，不该争的就不要去争；遇到原则问题时，还是要固守那条底线，所以“谦”不是一味地做好人，唯唯诺诺。关于这一点，《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鲁国大夫季孙氏“八佾舞于庭”，季孙氏作为一个大夫，却使用了国君的礼节，说明他对自己的国王非常不尊敬，也是对当时现存制度的大不敬。所以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上述所举的例子，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给出的，希望告诉大家所谓“谦”的本质从《易经》开始到儒家，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观念。
关于儒家思想，大陆人所知道的都缺乏逻辑思维系统的伦理哲学。比如鲁迅不作研究，就装疯卖傻地敞开嗓子谩骂：礼教吃人！于是，孔子就被德俄进口的唯物史观研讨者盖上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的红色印章。当然，如今也说孔子是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了，可玩的却是文字游戏：古代伟大，那么依照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步观看，那也不算啥。
大陆意识形态告诉人们的儒家，与两千多年来知行合一的“天地人和”君子修养的儒家没关系，纯粹就是“儒家思想”，别号“儒学、儒家学说”、“孔子学说”或“儒教”之类的语言文字符号，都不过是学校里可以左耳朵灌、右耳朵出、知道即可、看了就忘的知识，并非由孔子及72圣贤奠基的帝师集团，可以与犹太人的犹太教、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地位相媲美、人文特征突出、以家庭为庙宇的宗教。换句话说，儒家在中国并非一个简单尊敬孔子为宗师、汇聚一批人沙龙似地唇枪舌剑辩论或书院、学院似地研究理论、著书立说的学派，而是在从两汉隋唐到中华民国漫长的两千多年里，长久地教导从贵族到平民、官员到百姓的全体中国人的家人、亲友、乡亲、官商之道，即如何做儿女、父母、夫妻、兄弟、邻居、朋友、同窗、君王、官员、商人等具体的做人到位、做事尽职的师生团队传承的意识形态。更明了地说：儒家虽然最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最终却成了被中国皇家官方认可为国学官教、民间尊崇、全民遵从、各界推广的礼教信仰。
说白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从一开始就是近代法国爱尔维修、德国费尔巴哈所说的以人为中心、以爱的关系为伦理原则的人文宗教。而并非今日于丹在百家讲坛可以点评、讲解的伦理学知识。孔子是仁人礼士、君王教师，《论语》乃千古贤师的谆谆教诲被学生恭敬的记下的君子儒经典，并非文化厨师煲的心灵鸡汤。儒家是历史安排的，自春秋、战国、秦、汉以后逐渐形成的治国儒教。
儒教，并不仅仅是孔子开创、后学补充的所谓以仁义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学与社会管理学的思想体系，也不是所谓宗教的伦理学诠释。如果儒家就是社会知识的鸡毛，充其量汉武帝拿起当令箭用几十年，怎么可能两汉两百多年乃至之后各朝代，东南西北中各地区出现过的上百个国家，包括桀骜不驯的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国家，也都要拿儒教当令箭呢？两宋形成的程朱理学文弱国民的作用可谓众所周知，为何明清朝廷仍然要以儒治国？所以说：儒教不只是中国社会的思想，更是国家政府真正的宗教。
以仁义为核心的儒教，同一个钱币的两面：仁是慈祥，在正面；义是责任，在背面；知仁而行，就合成儒家的君子修养：克己复礼、宽以待人、为仁由己、仁者爱人、当仁不让。若人们能够自由的理性思维时，再看儒家的修仁的涵养，体悟就大不相同。看克己复礼就不再是回到奴隶社会。大陆官方的史学乱七八糟，没有奴隶社会就捏造一个，混淆封建社会跟皇帝朝代，把人脑当电脑。当真正用人脑看儒家“仁”之修养在“克己复礼”层面的意义，原来克己复礼是这样的：做文雅光明、温和善良的人，“仁”之宽以待人、推己及人等其他意义都孕育在其中。这就难怪不折不扣做到克己复礼的颜渊居孔子弟子72贤人之首。明乎此，大陆人就应为从大文革时代开始有的陋习——议论问题时自以为是地说别人的见解是错的，眼睛圆睁、呼吸急促、声音很大、口若悬河、情绪冲动、恼怒失眠——羞惭：原来这就是失礼。失礼，说客气一些是幼稚，不客气地说，就是弱智。
如此儒家，可不是一家人都学者似的在家里作什么是“仁义道德”的理论研究，而是如韩愈《原道》所说，将每个人心中天然具有的“博爱”之“仁”的情怀，以“义”的名称“行而宜之”的道心与德性。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不是由学者解释之后教授和考试就了事，而是每个人根据各自的父子、兄弟、亲邻、君臣等人际关系的身份，去履行诵读“十三经”所得的心得体会，具体地落实在“忠、孝、节、义”品行上，做个好父亲、好儿子、好兄长、好老弟、好亲戚、好邻居、好君王、好大臣；更细微地说来，是“诚与恕、廉与耻、勇与温、良与恭、俭与让、宽与严、刚与柔、敏与惠”等品行的中庸之道。
由此可知，儒家中庸之道不是学者的谈论分析，而是每个人身体力行的礼教道德。如此儒家礼教之“儒教”，可简单概括为《周易》六十四卦义理中的“天地人和”之道与《孟子•公孙丑章句》里所说“仁义礼智”之心合成的“人行道”。儒道是居家旅行、职业家务之道。“道”即“天地人”三个字讲完，即君子之人仿照乾坤朗朗运行之定律而“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相结合，以礼为道。
“儒”字，依《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意思是：有道术之文士，即斯文有术、柔顺温和的诵经履行者：两汉以后推举的秀才，隋唐以后科举的进士。“儒”字在商朝即有，指冠婚丧祭时的司仪，周朝之后演变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有成、知书达礼的文士，即后备贵族或官员，俗称“士大夫”。孔子以“尧舜禹汤”与“文王”和“周公”为榜样培养的君子“儒士”，是文武全才，有雅量气度，有安定与说服人的能力而为人所需的人，特征是以正压邪、文质彬彬。
如此儒士道术在身，仰不愧天，俯不祚人，穷不移志，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这绝非西方始于哲学沉思和科学实证的伦理学知识所能培育出来的人，其仁义道德品行，内在于心，外在于行，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式，先使身心和谐，继而使家人和睦、国家长治、天下（世界）太平。这是一个不出家的修行者，在尊卑有序的父子、兄弟、亲邻、夫妻、官民、君臣关系中爱心待人，各尽其责地展示在礼乐教化中呈现出来的宽、敬、诚、廉、明、正等品性行为。做公民、基督徒、和尚、道士，没这么高的要求，惟有在礼之仁义大道的原则指引下，在礼仪、礼节、礼俗的细微琐事中做家人、臣民、天地人，才能修得出具体细微的人品。在修君子儒道（术）品性如此细腻的儒士，“朝闻道，夕死可矣”。
儒家“天地人和”之道，实乃孔子整理《易经•系辞》指出的“太极”之“阴阳道”：人人都在与自然（山川河谷等）、与他人（父母、妻儿等）关系的合作中，画自己的圆。儒家是在宗族制度解体与小家庭和平民有了名字的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在与墨家、法家等治国道术竞争中形成的制约君权的师权力量，通过孔子与颜渊（颜回）行走出来的“克己复礼”正道，即使被逼而在陈国、蔡国陷入绝粮境地，两人也守道不移。春秋各国诸侯敬孔子却不用其学，如果孔子当时适应现状修改了其为官之道，秦汉统一后也就没有“天地君亲师”的独立的师权了。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之后，儒家经由董仲舒改良儒学，掺杂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形成天人感应的“天道皇权•三纲五常”新儒术并被后代承传。
从孔子到董仲舒，儒家坚守约400年的君子儒修养传统，终于从百家争鸣中独领风骚，由一家之学，在汉武帝以后成为国教。东汉末年起，儒家和国家一起内乱，直到隋唐近400年，中央集权制再度统一中国，传承孔子“忠恕”之道、教导战国时期君王实行“王道•仁政”的孟子的儒学，经韩愈承传复兴，成为唐朝儒家道学主流。唐朝儒生秉承“有道入仕，怀道退隐”原则，以“大、刚、直”的修为，养“浩然之气”，所以有唐太宗到唐玄宗的大唐盛世。但大唐衰亡之后，中国再度陷入370年的长久分裂，两宋儒家再度改良，吸纳道教太极、佛教禅宗的文化内容，发展出进一步扩张父权、君权、夫权的程朱理学。从两宋到明清，完全科举制度下的平民儒生主导国家，儒教知识化，社会女人化、男人儿童化。战国和秦朝之交埋下的小人儒种子终于在宋朝以后破土成树，枝繁叶茂地埋葬了两宋、送终了明朝，最后借中华民国“科学”和“民主”西化蓝雾煽动和诱逼农民，在血光中举红旗,共产极权以人为质，祸害中华。
真正用人脑看儒家“仁”之“宽以待人”的德行：以说话而言，儒家君子不崇尚言辞，不以知识广博、辞藻华美地夸夸其谈，而是崇尚和贯通道理，文以载道，晓之以理，说真话；恭敬的对待别人，是用来守住自己的道德修养；虚怀若谷而不自以为是，是用来守住自己的智慧；见多识广却提醒自己还很浅薄，是用来守住自己本性。这样节制自己，心胸才宽大。
宽以待人，换句话说，是严以律己。晋称霸时曾交战，楚国大夫请战，庄王不是立即准许，而是先检讨为什么他做君王时晋国能来势汹汹，大夫随之也这样检讨，庄王哭泣并以礼辞别。晋军听后感受到楚国上下同心的情势，于是退兵回国。楚庄王一鸣惊人，被大陆官方解释为了称霸而蓄势待发。原因各自解释不同，这时却唯有楚人承传了华夏族的宽以待人品格：自律自省，上行下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楚国称霸，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不少。严于自律和勤于自省，从表面看是坚守道义，看实质则是坚守自己的良心良知，以尽职尽力。
真正用人脑看儒家“仁”之“为仁由己”的德行：就是孔子门生曾参、子思、孟子这一脉相承的恕道，百行孝为先，从启动尽孝者的仁心开始。孝敬父母主要不是报养育之私恩，而是由此萌动扶助长辈的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地推己及人：自己不愿意老无所养而孤苦伶仃，就应当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以善心对待父母及所有长辈，逐渐孕育宽仁胸怀。
由此可知，为仁由己其实是大于聪明的智慧：善待周围的所有长辈，必生悲天悯人的大爱。如此君子的超越私恩，如同华夏始祖之一舜那样，把自己分管的耕田、打鱼、制陶的事务都当成修道，以诚信的仁德尽职尽力做事，以无私的仁慈感化百姓，让农夫不侵、鱼夫不争、制作的陶器耐用，以天地胸怀一视同仁，以乐善好施的德行感化人，使庶人自愿跟从。
真正用人脑看儒家“仁”之“仁者爱人”的德行：就是孔子教学生樊迟对所有人都好，善待他人的质朴情怀。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来中国时，高度赞美中国人：有中国人在，就不怕西方现代文明败坏和毁灭。他当时看到的就是还没有被共产暴乱思想污染的中国人的普遍状况：从善如流。
从善如流比喻接受善意的规劝，像流水那样畅快而自然。近义词是择善而从，指选择善意的意见从事活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不以恶意去揣度别人良心。中国人在晚清和民国早期，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包括晚清官府认定的乱党中人，用周易“革卦”的用语准确地说其实是“革命党人”，这些人尽管采用激烈的抨击语言和暗杀手段，却是历史安排的走向共和的必然。确有人从现代文明或晚清朝廷的视角评价孙中山、黄兴、蔡锷、宋教仁等，很是苛刻，却不能够这样。中华礼教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天人合一传统，不能用西洋镜看。孙中山、黄兴、蔡锷、宋教仁等，都有理学僵死时期的人的弱点，却不宜跟毛泽东们混同。
这样我们就能真正用人脑看儒家“仁”之“当仁不让”的德行：有人听说袁世凯要刺杀宋教仁，劝宋教仁躲避，宋教仁说：暗杀防不胜防，只有无所畏惧、处之泰然地生死由命，或激励同志奋斗，而缩短袁氏政治生命。宋教仁由此真正联通了西周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周召共和的历史传统。
当仁不让，换句话说，就是义不容辞：即履行仁时不能推辞。克己复礼、宽以待人、为仁由己、仁者爱人，也都在履行时不能推辞。例如履行克己复礼，孔子辞官周游列国以游说；履行宽以待人，楚国君臣在晋国入侵时反躬自省。当仁不让，越往后越多血气。宋教仁赤诚地为责任内阁制努力，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首脑；拒绝收买和躲避暗杀，成为民国史上生命护宪法的第一人，以鲜血诠释何谓“君子豹变”。孙、袁世凯却没有守法的“大人虎变”。
中国《周易》“革卦”所载“治历明时”的君子传统，诉求就是“革卦”之“皮革”的本义：中华家国皮换为民国皮：政府依法行政，五权宪政；礼教退守家庭，教化人心。“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的皮毛更新，各民族传统不变。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这样的。
现在来看，在世界殖民主义和晚清汉族主义情势下，中华家国转轨为中华民国的反清革命是人力难挡的大势所趋。犹如西欧走向近现代的宗教战争不可避免。1913年仓促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直接导致国民党1913年11月被解散。1914年7月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与1919年10月成立的中国国民（革命）党，承传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地下斗争和三民主义，精神实质日趋法国19世纪、俄国1917年不断激情暴乱的欧洲传统，为共产国际寄生壮大提供了组织形式以及占居大陆扫清了军事障碍，为共产主义祸乱中国开道。背离“汤武革命”一锤定音的历史传统，早于袁复辟帝制两年，孙发动二次革命。中国北伐军政与苏俄国际暴乱1923年开始串联，终至1949年毛泽东“革命成功”，小人革面：在大陆被官方变成对全民诛心夺魂，着力改变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善良特性。……
然而，孔子在中国古代从春秋末期开始，受儒生和君王高度尊敬，被视为师父奉为圣人。如此儒家，不是张其昀《孔学今义》所分析的所谓人生、教育、政治、法律、艺术、历史、军事、宗教之八大哲学，而是华夏族人从家庭宗族不可剥离的情感下，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像人的机体组织、器官一样鲜活、整体地看待；不是“爱智慧”西方思想传统下的哲学沉思、科学推导、神学归宿，而是“天地人”中国思想传统下的家国道教。
总之，儒家礼教是基于“天地人”之三道，行“仁义礼”之儒术。儒士不入庙宇、道观、教堂，就在履行为人职责的生活之旅程中，见贤思齐和见不贤自省中成为一个高洁之士。这非常不容易。两宋儒家理学，空谈“存天理，灭人欲”，日趋禁锢女人。中国大陆60余年妇女解放和文化革命，儒家完全溃败而无力抗争。
然而，没有儒家师生承传由家庭而社区、职业、朝庭的炎黄子孙•华夏族人，无论在山林的庙宇、道观、洞天，或城市的教堂、办公室、监狱，身心都很难和谐。循儒家仁义道德之礼教修行，才是红尘中正常的中国人，才能发扬人性、完成人格。
“89民运”中著名的”坦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