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坎熱血青年團

 

文/張潔平、陸文

除了腰間時不時響起的三部對講機，他小腿上還別有一把小刀，外加一支可以聚光的電筒。自稱「安防隊長」的他表現得十分警惕：「晚上我們就是這樣全副武裝，和衣而睡。」

90後張建興

「我如果讀書的話，現在都讀大一了。我自己是非常支持這件事的，我就是大家說的『憤青』。」­­­

這是張建興對記者說的第一句話。

11月23日，在人群湧動舉牌呐喊的村民隊伍前面，有一個身著印有白色「POLICE」字樣的黑色T恤，肩扛一部大型攝像機的青年跑前跑後地拍攝。記者拍完靜坐示威的群眾後，請領隊人介紹參與遊行的中學生認識，他被帶到了記者面前。他叫張建興，1991年出生。

「我們的村委會40年沒有換屆。從93年開始，我們村80%土地被永久性出讓不能回收，村民得到過兩次分紅，一次一人五十，一次一人五百。」這是20歲的張建興對整個事件認知的概括。「我18歲讀完高一上學期就沒去上學了，父母阻止不了。我希望能參與其中，在這件事情中起到作用。」

從村民集合靜坐的新華西路走到「指揮部」的十分鐘路程中，張建興接到了兩個媒體的電話。電話裏，他描述烏坎村集會上訪後的情況，簡單解釋烏坎土地，村委換屆的問題，重申村民的要求，一字一句，有板有眼。他給我們重放香港翡翠台（TVB）在11月21日當日下午播出烏坎遊行的新聞，一個訪問是莊烈宏在現場的響應，另一個電話訪問是「張先生」對事件的來龍去脈的陳述。

回到「指揮部」，張建興第一件事便是打開電腦，登陸QQ，查看自己管理的幾個Q號和Q群組的資訊動向。他並沒有直接關掉自動彈出框，而是用滑鼠快速地流覽一遍裏面的新聞標題。張建興說，他從小學五年級即12歲的時候開始在村裏的網吧上網。用QQ就習慣了看彈出框裏的新聞，很多關於社會的認識、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時事，也都是從這裏得知的。他還展示了QQ空間裏面的日誌，有很多古體詩詞。他點開一篇在11月21日淩晨寫的日誌：「這篇的靈感來自林覺民的《與妻書》，當時就覺得，豁出去了。」

張建興還給記者展示了他的「裝備」。除了腰間時不時響起的三部對講機，他小腿上還別有一把小刀，外加一支可以聚光的電筒。自稱「安防隊長」的他表現得十分警惕：「晚上我們就是這樣全副武裝，和衣而睡。」

2009年，張建興在東海鎮利民中學念高一。2月份，本該註冊下學期的張建興沒有回學校。當時「愛國者一號」的一紙傳單引發村中對土地問題、村委換屆的熱議，六百多名使用QQ的青年村民在群組中商量赴廣東省信訪局上訪。2009年6月21日，參與烏坎村第一次上訪的有二十多名青年人，「烏坎熱血青年團」初步成型。

7月，張建興到佛山市順德打工，青年團里莊烈宏等年齡稍大的青年考慮到他的安全，不許他參加省級以下的上訪。「每次他們去了，我就一個人在家偷偷哭。他們承擔的太多了。」2011年9月22日村內發生警民衝突後，他立即從順德趕回烏坎，並于10月正式辭去工作，回到烏坎村投入到集會遊行的活動中。

他經常做的，是一邊自己扛攝像機記錄事件，一邊在每次事件後向全村收集各種視頻、圖片和文字資料。他還用Google Map截取了烏坎村的41幅圖，用Photoshop加工拼合成一幅能完整顯示烏坎區域的地圖，並標明大致範圍和主要地點名稱。

烏坎地勢平坦，幅員遼闊。張建興回憶，在他十一、二歲的時候，村裏人總是會在秋高氣爽的日子，在碼頭這邊的大片空地上放風箏。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種超大型的龍風箏。十幾個大人拉線，二、三十個小孩在後面舉著一節一節的龍風箏，跟著奔跑一段才能放起來。現在烏坎碼頭一帶，大片的荒蕪的土地上雜草叢生，圍起一片片一米來高白色石磚的圍牆。

「這些圍牆都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圍起來的，然後就建了工業園、漁村。以前我們都以為是政府的意思，不敢有任何質疑。現在我們知道政府這樣私賣土地是違法的，一定要把我們的土地要回來。」

張建興從小喜歡畫畫，還經常得獎。他給記者看自己的一幅油畫，一條鄉間小路通向一座小屋，樹木茂盛，山清水秀。問他，這裏是烏坎嗎？他回答說，這是以後的烏坎。

莊烈宏父子

在「指揮部」，28歲的莊烈宏給我放了兩遍他唱的《情系烏坎》。借用Michael Jackson《地球之歌》配樂，原曲非常高亢，唱到高音處很明顯地能聽見他的力不從心，有些地方唱破了音，破爛的麥克風再一放大，顯得很滑稽。

莊烈宏有點不好意思，一個勁兒地說：「錄音效果不好」。

但他非常愛這首歌詞。兩遍音樂放完，他還要再朗誦幾句，眼裏竟然濕潤起來：「我愛的故鄉，我的思念，我時常夢裏，感受田野的朝氣……夢裏的呼喚，故鄉無助的雙眼……別說我在逃避，我正孤處寒林，讓思想衝破牢籠，維護起正義……」歌詞出自那個未曾現身的「愛國者一號」。

在周圍夥伴眼裏，莊烈宏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敢發傳單貼海報，敢帶頭罵官，去上訪敢把自己的名字寫第一個，去遊行敢站在隊伍的最前面。

他的手機鈴聲是《國際歌》，他覺得很「雄壯」，適合「現在的心情」。

他是「烏坎熱血青年團」的核心成員，發起上訪。受到壓力後還在「愛國者一號」的QQ空間裏留言：「有種到順德來找我，我是莊烈宏。」

他在順德開了一家服裝店，村裏土地糾紛以來，常常回家張羅、參與，那邊生意清淡得快要關門也顧不上。他很悲壯地說：「我在外面多麼富有都好，我快沒有故鄉了，故鄉沒有靈魂了！」

村裏的副書記果然跑到順德找他，在酒樓擺下「鴻門宴」，讓他不要鬧事。他的反應十分壯烈，甚至有點壯烈得過頭：「除非偷偷給我一顆子彈，我沒有呼吸了，那就算了。否則我一定堅持到底。」

莊烈宏說自己是那種從小就愛打抱不平，想當英雄的人:「小時候我經常和人打架，都是看不慣勢力大的人欺負人，勢力越大，我就越要跟他拼。這個是受我爸爸影響。爸爸是一個正直的人。」

莊烈宏的爸爸莊松坤也是村裏有名的讓村官頭疼的人物。

「我90年就造反了！」老爺子的第一句話就把人嚇一跳。

「那時就是反對幹部，要求他們分田給老百姓。」莊松坤時代的「幹部」，就是四十年後仍然在位的薛、陳兩位村官。

「70年代毛主席號召圍海造田，當時我17歲，挑土去建堤壩，那些堤壩高十米寬十幾米，沒有推土機也沒有挖土機，什麼都沒有，都靠肩膀一擔一擔來挑。我們全村幹了一年多，填出來一千多畝地。畝產一千多斤。我們家分到半畝地。我才種了三年，地就沒有了。」

莊松坤說，當時幹部為了私利，在水道裏放進咸水，養魚養蝦，但水稻是要淡水的，結果就全死光了，地不能種了。後來烏坎人都出去打工、討海，田就沒有耕了。再到後來，地就被賣掉了。

「後來我就造反，我看不慣啊。沒成功。」莊松坤說得簡單直接。

「城南派出所的人來抓我，我問他，你抓我幹什麼，他說你搞破壞。我說我破壞了什麼？他說你擾亂民心。我說我要田種，我讓大家起來，讓大隊給我們一點田種，可以生活，我這是造反？大隊人把農田土地都損壞了它不是造反？」莊松坤說：「後來他不敢抓我，他知道我是對的嘛。」

如今兒子又和村官頂上了，莊松坤覺得很驕傲。他對兒子說：「孩子你要幹就幹，為了老百姓，沒有罪。如果你一個人爭自己一個人的利益，那是該死。如果你一個人爭一萬三千人的利益，死就死，沒有關係。」

莊烈宏的悲壯感自有源頭。但是新時代的玩法畢竟不同於父輩，也多元了很多。

烏坎熱血青年團的電腦工作室

莊烈宏和他的同伴們在QQ上集思廣益，印刷小報四處散發，還自己拍攝、製作電影。莊松坤愛看兒子在村裏放的電影《烏坎！烏坎！》。片子裏的內容多是他和張建興就土地糾紛問題對烏坎村民的採訪，還有烏坎的風光畫面——曾經有的千畝良田，如今的荒地叢生，加上幾次遊行的照片，配上網上常見的經典配樂，莊烈宏自己還配上了畫外音。用「繪聲繪影」軟件剪輯，熬夜兩個通宵製作完成。片頭字是張建興手寫，用相機拍下來，摳圖，再PS上去影片。

從11月21日開始，電影在村裏的廣場、戲台連放了三個晚上。每天晚上都有一兩千人來看。

莊松坤說：「這些內容太詳細了，看了這些，大家都會氣炸的。」

莊松坤一再對兒子說：「有共產黨在，沒有危險。」莊烈宏同樣相信這一點。爸爸說話時，他在一邊，頻頻點頭：「胡主席、溫總理每天在中央開會，他們天天說，處處說，要愛護老百姓，要老百姓過好日子。我才知道了中央是愛護老百姓的。是下面的幹部瞞了中央做壞事。我看新聞，我相信中央是我們的靠山。」

送走記者時，莊烈宏說：「等我們勝利的那天，你們一定要再來！我們買一個大大的蛋糕。」說著，他站起來，手繞著面前的大圓桌整整一圈：「這麼大！」踮起腳尖，手抬得老高：「這麼高！」

烏坎熱血青年團 : 陽光時務

走进英国 - 推特“没有煽动”英国骚乱

 

英国一些政界人士指Twitter起到山东骚乱的作用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在今年夏天英格兰发生的骚乱中没有被用来煽动骚乱。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分析了骚乱期间的24万条推特信息，发现没有证据显示推特被用来煽动骚乱，反而帮助组织了骚乱后的清理活动。

该委员会是一些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支持的教育和研究组织，成员包括来自曼彻斯特大学、莱斯特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的各类专家。

这项调查的负责人、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普罗克特（Procter）表示，骚乱之后，英国一些政界人士和评论人士很快宣称社交网站在煽动和组织动荡上起到很坏的作用，并要求将其关闭，以防止骚乱重演。

他说，“但是，在现有信息中我们的研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给关闭推特提供理由”。

普罗克特教授说，相比之下，研究发现推特对动员和组织骚乱后的清理行动是有用的工具。

今年8月6日，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区首先由于警方开枪打死29岁的马克·达根引发骚乱，随后蔓延到包括伯明翰、利物浦、诺丁汉和曼彻斯特在内的其它英格兰城市。

BBC UKChina - 走进英国 - 推特“没有煽动”英国骚乱

涉“茉莉花”丁矛获释转监视居住六个月（图）

 

前八九学运领袖丁矛被四川绵阳市公安刑事拘留九个多月后，星期五上午获释，他当天告诉本台，当局对他被捕没有结论，监视居住六个月，但又说要“继续查证”。至此，大部分涉及今年2月“茉莉花革命”的人，已经获释。

图片：星期五获释的丁矛和妻子及儿子。（维权网）

籍贯四川绵阳的前八九学运领袖丁矛因被指转发有关“中国茉莉花革命”信息，今年2月19日被当局拘留九个多月后，星期五离开关押的绵阳看守所。前往迎接他的妻子冯霞当天中午告诉本台：丈夫虽然获释，但仍然失去自由。“上午十一点在绵阳市看守所门口等他，看到眼睛眼圈发红，睡眠不好。”
记者：有没有写东西？他可以带出来吗？
回答：没有，他现在带不了东西出来。
记者：他前后关了几个月？
回答：286天，（现）改为监视居住。
网民在今年2月发起“茉莉花革命”信息，号召民众每个周日到所在城市的市中心广场散步，争取自由民主及社会公正，当局高度紧张，四处搜捕转发信息者。公安以此理由抓捕43岁的丁矛，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
刚获释两个小时的丁矛告诉记者：“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具体事实就是网上转了茉莉花的帖子。”
记者：他是不是问你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回答：这些是肯定要问的，但是我怎么知道呢？我不可能知道。
记者：现在他放你出来，又作什么解释呢？
回答：他说需要继续查证，给予变更强制措施监视居住六个月。没有结论，就是需要继续查证，所以变更强制措施。
据维基百科消息，中国茉莉花发起人之一是绰号“花哥”的中国留美学生，他早前接受外国传媒采访而被曝光身分后，已被中国驻美大使馆列入黑名单，被禁止回国。据了解，该学生原籍湖北，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拉丁语和古罗马语。
美联社指，此次行动由20位中国人通过网络匿名组成，以年轻人为主。其中在中国境内的有8人，其他12人分布在6个国家。
美联社报道，包括唐吉田、滕彪、冉云飞、李天天、刘国慧、丁矛、朱虞夫、 廖双元、黄燕明、卢勇祥、肖勇、张建平、石玉林、佘万宝和李宇等知名维权人士均在2月19日被捕。
丁矛说，当局一直追问信息来源，其他他本人也不知道，在九个多月里，他与其他嫌疑人关在一起，没有受到不人道对待：“和刑事犯和其他人，一般就是20个，有时候23个。刚开始的时候每天或者两天一次（提审）。”
对于这次被抓，丁矛感触很多，但不知从何说起，他始终不承认控罪，还披露了被抓时过程：“个人感触当然很多，他们的处理标准，无法表示意见。”
记者：你有没有承认触犯这个罪行呢？
回答：没有。2月19号在成都市内抓的，没有任何手续而且24小时后才拘留。发刑事拘留（书）的时候已经把我拉到绵阳市东区派出所待了24小时，2月20号晚上签的刑拘。
据报，“八九学运”时，丁矛担任兰州高自联主席，被囚禁一年。1992年在兰州大学哲学系毕业前夕，因组建中国社会民主党被判刑七年，1999年出狱。此后致力于民主和维权运动，直到今年2月被捕。
获释前，当地检察院将对丁矛的“刑事拘留”变更为“监视居住”，说是为了“继续查证”。他说，获释后，工作没有着落，而且每周都要向当地公安报到：“工作现在还不知道，只有休整一段时间。我家住在成都朝阳镇，我的户口因为在绵阳市，户口没有迁到成都，因此要跟绵阳当地的公安分局每周汇报，主要内容就是有没有事或离开那里。”
关注丁矛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创办人黄琦认为：“当局变更对丁茅先生的强制措施，可以视为继释放艾未未、冉云飞、左晓环、唐才龙等异议人士之后的进一步举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还有许多朋友因为追寻自由民主与社会公义仍在牢狱中。我们希望中国政府顺应剧变中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维权运动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对维权民众、异议人士和宗教受难者一味打压的做法，早日释放全部在押政治及宗教受难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涉“茉莉花”丁矛获释转监视居住六个月（图）

史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著述 --阿瑟·贾德森·布朗《辛亥革命》

由 Lewis Schumach 在華人民主論壇中發佈 作者: 董保存 | 2011年11月07日 16:22 |本文地址:http://dongbaocun.blshe.com/post/2356/732080

史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著述

--阿瑟·贾德森·布朗《辛亥革命》

一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

1912年3月30日，美国传教士、远东问题专家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第156号的寓所中完成了这本《辛亥革命》，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The Chinese Revolution,直译过来就是中国革命。当年5月12日的《纽约时报》评论本书是"读者全面了解中国辛亥革命时期整体状况的不二选择"。

布朗博士曾在1901、1902和1909年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和社会调查工作，他和很多晚清政要包括袁世凯都有直接交往，共写下了17本调查日记。布朗博士曾根据这17本日记写成7卷本的《旧中国的新生力量》，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剔除了陈旧的资料，代之以大量最新的资料，完成了这部《辛亥革命》。作者在自序中写道："笔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不是为这场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盖棺论定，而是想为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和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前所未见的史料与图片

近日，这本出版于100年前的《辛亥革命》的中译本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国内诸多历史学专家的兴趣。近代史史学家杨天石先生指出："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研究、评述辛亥革命的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价值特别值得重视"，"书里的插图，很多都是我前所未见"。这本书在微观上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有历史学者认为这本书充斥大量的市井传闻和政治八卦，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先生则认为："这本书不能简单地用‘八卦'来评价，这是西方人包括传教士考察中国的一种惯常的视界或者说视野，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对中国的风土民情、整个社会的观察。"

杨天石先生进一步指出，这本书中提供了一些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史料和统计数字，例如，书中讲到西太后慈禧把一座喇嘛藏传佛教的庙改成女子学校，光绪皇帝在一个月里买了一百多本新书，袁世凯曾让满清贵族捐钱打革命党，八国联军打通州时中国自杀的妇女是573人，南京临时政府在外交上和印尼政府的矛盾等等，对近代史研究很有用处。

此外，令很多史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颇感兴趣的是，本书全景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社会从上层到底层，从官场到普通百姓的整体状况。

比如书中谈到清朝官场的腐败，提到《北华捷报》的一个报道："直隶省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绅士表示，直隶省有一半土地税未能上交政府。‘这还不算，'他说，‘我们县里的官员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说三四十年前为了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县里额外增加了一种税。我们县的官员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收到现在。按理说，这种税早该取消了，负责监察的县吏应该干涉此事，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一来税额很小，我个人的一份不超过5美元。而全县征收的这笔小钱加起来就是个大数目，县里的官员与府里的官员，甚至省里的官员、中央的官员，都是要分成的。'"书中还写道："要想结识任何一个满清勋贵，至少要送上300两银子给王公的门房。王爷的门房，顶得上一个七品知县，只有把他们打点好，才能有机会见到王公。这在北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王府的门房成了满清勋贵收敛钱财的"前线"。

门房得到的钱，会被王府的人瓜分，王公本人会得到最大的一份"，而"闹得沸沸扬扬的以皇族载涛和载洵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件，在喧嚣的背后是一场大规模的贿赂游戏，考察只是表面文章，吃喝玩乐、借机收钱才是考察的实质内容。他们回来以后，却恬不知耻地宣称，对世界各个强国的陆军和海军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在外交上，清政府惯用的辞令就是择吉日相见，表示歉意等等，让西方使节忍无可忍。

书中还有一些细节也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如天津警政长官把献祭资金存为教育基金，留学生成为晚清政府精英或革命领军人物，慈禧嘱咐赴美考察团关注美国女子教育，八旗子弟中学用的竟是美国教科书，晚清司法程序和刑法的改革细节等等。

评论家雷颐提到书中的一个细节让他感慨良多，布朗写他在青州府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街面上有一个女人在不停地扭动，我想走上前去帮忙。周围的人急忙警告我，制止我的行为，如果我没经要求就去碰她，与这个女人相关的人会抓住我，要我为她的死亡负责，很可能会要求巨额赔偿。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往往见死不救，因为他们怕被人讹诈。他们一旦出手救人，一群或真或假的亲戚会立即扯住他，嚷着要赔偿，接下来的代价更高，也许一个贪婪的地方官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笔，救人的人只有掏出足够多的钱贿赂才可以免罪。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很迷信，中国人常常远离受难者，因为他们害怕死者的"霉运"跟着他们。

因此，中国人出于自保意识，任由贫病之人死在街头，任由落水的儿童溺死河中，哪怕距离几尺远的船也不会过来搭救。也许还有一个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贫穷，他们自己也活在苦难之中，他们见过太多的苦难，体验过太多的苦难，对苦难已经麻木不仁了。"当然，布朗博士在讲到当时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时候，也写了很多很正面或者说很阳光超越了西方文明的方面。

比如乘车问路时很讲礼貌，比如在当时的南京明孝陵里，政府张贴了九种语言的外文文字来提醒外国人不许在古迹上乱刻乱花，但是却没有中文的提示，可见当时中国人没有这样的陋习。

近代史专家金以林先生觉得这本书里最让他震撼的就是布朗呈现出的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当时要求社会变革的参与人群不同，所持变革的方式、方法各异，书中都分别给以了表现，写出了晚清时期仁人志士、包括皇室及慈禧太后本人在内所做的所有努力，而这些最终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袁世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布朗博士在这本书里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了袁世凯和孙中山，而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写袁世凯。布朗博士曾在1901年与袁世凯相识于山东省济南府，曾进行过一次有趣的长谈。他笔下的袁世凯与我们传统认识中的袁世凯有很大不同，比如他26岁即监控朝鲜内政外交，在山东任职期间希以一己之力教化治下3800万民众，他兴学、强军、推进改革，得到美国驻天津总领事高度赞许，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斡旋于满清贵族与革命派领袖之间平衡大局等等。

中国作协全国委员、评论家汪守德先生说："我们过去有个习惯，就是凡是在历史上起到过比较消极作用的这样一种人，可能在作品里也好著作里也好，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就是看不到这样的人物，在历史特定的一个段落里，他的真实作用或真实信仰，我们总是丑化历史，有歪曲成分。当着历史学家的面这样说肯定是很危险的，但是我觉得，像袁世凯这个人物在当时能够呼风唤雨，他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他一定有他的个人魅力，当然历史评价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们怎样理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样一种历史人物的作用？我看这个作品，我不完全认为袁世凯一定就是它写的那个样子，但它起码写到了袁世凯没有一下子把清廷弄到那样一种位置上去，他的考量可能是作者自己的揣测，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起码我是信服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选择，既有主观原因，更有客观原因，不是你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的。"

也许历史的本真面目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呈现，但布朗博士的著作至少让今天的读者多了一种看历史、看世界的机会与角度。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在人们过去的印象和理解中，描述中国近代史上的西方传教士常用这样的语言：他们都懂一点中文，熟悉一些情况，是当时西方的中国通，因此除了传教、办报以外，他们还以翻译、秘书、向导等等身份，积极参与了一些刺探情报、军事行动等一些直接的侵华活动。而布朗博士的这本书则以大量的史料、大量的数据来证明有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比较有益的作用。我们能不能以比较客观的公正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种历史事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高贵武先生指出："布朗博士的这本书为我们包括新闻史学者更客观、更真实地认识西方传教士在华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实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

为什么传教士曾经被妖魔化？

布朗博士作出了一番解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这些长远规划在中国官员们看来是怀有政治目的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迎合法国的政治野心的做法，加深了清政府官员们的这种疑虑；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们也用同样的手段向新教传教士们施加压力，他们有时还采用金钱手段影响新教传教士们。中国的官员们基本上都不懂得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的区别。他们很简单地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都在做着一样的工作；一旦传教士卷入司法纠纷，中国官员往上报告的时候也不会写明白是哪个教派的传教士触犯了法律。因此，新教传教士不得不背负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同样的恶名。"

布朗博士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多西方的传教士"是传授现代知识的启蒙老师"，"教会学校为中国的少年和青年带来了现代的科学知识，设施先进的医院让中国人认识到了现代医学的效力，归属教会的出版社和印刷厂为中国出版和印刷了数目可观的启蒙性的书籍和报刊"。 他用大量的史实和数据来呈现新教传教士的在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布朗还用事实指出了传教士对于改进中国社会及习俗所起到的作用。"1906年，1200名传教士向清政府和平请愿并取得胜利，直接促使了帝国在1906年9月，1907年5月、6月和1908年3月颁布一系列的禁烟诏令。"此外，反对妇女裹脚的运动也由传教士发起，"他们努力促使成为基督徒的妇女不再为她们的女儿裹脚，并且让她们自己也不再裹脚。很多教会学校都不收裹脚的学生"。"

布朗还讲到一个细节，李提摩太博士于1911年出席了一个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会议上一个清朝官员说的一句话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官员说：‘我到乡下见到一座漂亮的学堂，我问老百姓，学堂是谁建的？老百姓都说是基督教传教士建的。我又看到了一家人满为患的医院，我问老百姓，谁建的？老百姓告诉我，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建的。后来，我见到了一张饥荒赈济委员会的名单，我发现，名单上面负责筹集救济款和分发救济品这样最艰难繁杂的工作的打头的都是基督教的传教士。'"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传教士们在南北阵营的对峙中能够扮演中立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很多先前反对传教士或者对传教士不予理会的中国官员不得不借重传教士的居间效应。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中国商人，还是官员，甚至是一些军官都会乞求传教士保护他们的家人。布朗博士在书中写到了这样的细节："在阳江，军队总指挥将他的妻儿送给传教士保护，第二天早上，警察局长跑来请求传教士保护他的县长和他的家人。

很多传教士的居所都反复上演着这样的场景。在北京，骄傲的满族勋贵，几个月前还要取消传教士所有的特权，现在却乞求传教士打开大门接纳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众多的妇女和儿童让很多传教点人满为患。随着战局的变化，要么是大批的保皇党人，要么是大批的革命党人跑到教堂里来寻求庇护，他们躲进教堂，生命就安全了。所有打仗的地方，无论是汉口还是南京，双方军队的伤员几乎都由基督徒组成的红十字会收治，传教士当中的医生和护士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南京即将展开决战之时，则是由传教士出面，将双方的将领邀集在一起，商量停火的条款。"

布朗博士的敏锐洞见 

不可否认，布朗博士的《辛亥革命》呈现出的历史人物更加丰富了，历史细节更加多样了。当他笔下的100年前的历史向我们走来，我们可能会觉得更加新颖，或者说，可能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他对于历史的解读与评价同样值得我们去品评。

杨天石先生认为："布朗给了辛亥革命，给了中国的政治转型，给了共和制度的确立，包括孙中山，给了一个非常崇高但是也非常准确的评价。"

首先，布朗博士的《辛亥革命》体现出的1912年一个传教士的价值观或者说是非观，一直到今天都还是正确的。如，书中讲到在那个风雨飘摇的1911年，清政府居然敢于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结果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是和四国银行团包括美国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西方政府，包括我们美国政府，都在公开教唆清朝中央政府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

此外，过去许多著作特别是西方著作，都在批判指责义和团盲目排外、抢劫和屠杀外国人，但布朗博士却能在100年前比较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行为时，更多地去谴责八国联军的暴行："你们都只记得义和团的暴行，但是那些打着文明的幌子的八国联军，他们的行为更加卑鄙，更加丑恶。"

布朗博士对孙中山品质的歌颂、对他毅然让出总统权位的行为，给了高度的肯定："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正是有着很多像孙先生这样道德崇高的人，新中国才充满希望，充满希望的中国理应获得全世界的尊敬。"杨天石先生认为："这些评价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高的。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布朗博士对孙中山能有如此认识，难能可贵。"

杨先生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去总是批判辛亥革命的妥协性、软弱性、不彻底性，而布朗博士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对中国实行共和制的意义的认识，也非常高非常精辟：‘中国人一跃而成为共和制政府治下的公民，中国转型的幅度之大，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社会运动无法比拟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更加自由和光明的时代，放眼全球，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还有比辛亥革命的胜利更加激动人心的时刻吗？'"杨天石先生说读到这里，"我很佩服布朗的眼光"。

    布朗博士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如"以儒家伦理作为整体社会规则的中国，能建起富有特色的民主政体吗？"同时，他也作出好几个预言，中国会崛起，会变得伟大，甚至是会让人感到可怕。当时中国正处于混乱之中，在那个年代，布朗博士能敏锐地看到这些，足以体现他的洞见力。

我们无法苛求一个外国传教士在100年前写的这本《辛亥革命》完美无憾，当这本书本身也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客观、更开放、更公正、更理性的方式去审视和解读这本著作以及这本著作本身呈现出来的某种历史形态，也许，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坦然地面对历史，怎样正确地评价历史，怎样有益地借鉴历史。

叙利亚的匿名者、匿名组织、匿名运动

由 Pote Harry 在中国匿名运动中發佈        原文——叙利亚“小甘地”之死

    

一个孩子手持写有“自由叙利亚”的标语，在大马士革街头抗议。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今年3月叙利亚爆发要求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的示威后，年轻的裁缝吉亚斯•马塔尔便成为家乡人民心中的英雄，他号召乡亲们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议，给镇压示威游行的政府军送上玫瑰和水。马塔尔因此被称为“小甘地”。

    然而，9月6日马塔尔被叙利亚安全部门逮捕。4天后，他遍体鳞伤的尸体被送还父母。马塔尔的死让很多叙利亚人怀疑他倡导的非暴力抗议方式是否有效，一些人开始采用武力对抗政府的镇压，死伤人数迅速上升……

    “小甘地”：乡亲们心中的英雄

    9月10日，吉亚斯•马塔尔的父母终于见到了被捕的儿子。他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喊他们爸爸妈妈了。他死了，遍体鳞伤。

    自今年3月叙利亚爆发要求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的群众示威后，裁缝马塔尔便投身其中，逐渐成为“能鼓舞人心的组织者”。

    虽然他的名字很少为外界所知，但在他的家乡——大马士革郊区的德拉亚，他被乡亲们视为英雄。他号召乡亲们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议。政府派军队来镇压游行示威，不 要紧，给他们送上玫瑰和水。清水滋润口舌，花香滋润心田。这种效仿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恰到好处地将叙利亚年轻人渴望自由、和平的心声表 达出来，为马塔尔赢得了“小甘地”的称号。

    蔓延叙利亚各地的示威活动已持续了6个月，政府对示威者的镇压力度依然没有减轻。高压之下，马塔尔已经躲了好几个月。9月6日凌晨，马塔尔和近20名示威组织者被叙利亚安全部门逮捕。4天后，这个就要过25岁生日的年轻人离开了人世。

    关于马塔尔的确切死因，至今仍不清楚。一段视频显示，他身上有灼烧的痕迹，亲友们认为那是电击造成的。他的咽喉处有明显的瘀伤，腹部有两处枪伤。目击者称，安全部门抓人时，开着车追逐马塔尔等人并开枪，枪伤或许是那时留下的。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表示，马塔尔明显是被虐待致死的。“他在狱中肯定遭受了酷刑。他是一个好人……那些人却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对待他。”

    安全部门设下圈套

    化名为亚历山大•佩奇的叙利亚反政府活动人士称，他认识马塔尔，也知道他和其他人被捕的事。“几个星期以来，安全部门加紧了搜查、逮捕示威者，许多人躲了起来。许多本来打算走上街头抗议的人不得不临时放弃。”

    佩奇说，政府安全部门派出很多“眼线”，冒充抗议者打探情报。一些被捕的抗议者受不了酷刑折磨，会透露其他抗议者的信息。“安全部门总能知道哪里将举行抗议示威，提前赶到那里逮捕示威者。”

    佩 奇认为，马塔尔就是这样暴露身份的。他领导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小有名气，安全部门不会忽视。佩奇称，9月6日早晨，安全部门突袭了一名示威者的藏身地。随 后，这名示威者给他的哥哥叶哈雅•舍尔巴基打电话说自己中了枪，要后者赶来救他。舍尔巴基是一名老资格的示威组织者，和马塔尔躲在一处。虽然当时大家认为 这是个圈套，但手足情深，舍尔巴基还是冒险前往，马塔尔跟他一起行动。这一去，两人就再也没回来。

    或许是长达数月的“地下”生活让马塔尔没有安全感，在9月6日被捕前，他便写了一段预感自己将要死去的宣言：

    “当你们为这个政权的倒掉而欢呼时，请记得我……记得我曾为这一刻的到来献出自己的灵魂与鲜血。祝愿你们在和平斗争的道路上走下去，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

    马塔尔被捕后，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上对他的称颂与纪念迅速传播开来。

    八国使节参加他的守灵仪式

    马塔尔死去的消息快速传播，示威者开始对他提倡的非暴力抗议方式产生怀疑，觉得这种方式根本不能让政府垮台。于是，要求拿起武器，和政府真刀真枪拼杀的声音多了起来。相伴而来的是叙利亚政府更多的镇压。

    佩奇说：“马塔尔极力倡导和平，却被折磨致死。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我们也会被看成拿着枪的恐怖分子。每个人都非常愤怒！”

    马塔尔的亲友发誓要继续推行他的非暴力抗议方式。9月10日，马塔尔的尸体被送到父母那里，亲友们为他举行了守灵仪式。不过，他怀有7个月身孕的妻子没有参加。

    守灵仪式上，悼念者手持玫瑰追思，向马塔尔及其非暴力示威方式致敬。

    一 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友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其中呼声很高的一种是拿起武器，与政府军对抗，就像利比亚人那样。但对他（马塔尔）的朋友和家人来说， 平和地抗议是惟一的选择。他的死对我们来说是一大损失。在此之前有很多人被杀，今后还会有死亡事件发生，但革命不会因为这些而终止。”

    据 《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和另外7国使节，参加了马塔尔的守灵仪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国家外交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电话 采访时说：“这个年轻人深知和平抗议的重要性，即使迎接他的是数不尽的暴力……死伤人数的持续上升让示威者越来越有挫败感，很多人要求拿起武器进行斗 争。”

    死伤人数迅速上升

    罗伯特•福特大使离开马塔尔守灵仪式几分钟后，叙利亚安全部队袭击了参加守灵仪式的人，一名17岁的少年被子弹击中，送到医院后伤重不治而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称，安全部队除了恐吓马塔尔的亲友“小心点儿”，还大声谩骂福特和其他使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妞兰在9月11日的声明中称，吉亚斯•马塔尔“面对这个政权可鄙的暴力，勇敢地推行自己的和平抗议方式，为叙利亚人民以及其他遭受迫害的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道，近来，叙利亚的示威抗议活动已逐渐脱离马塔尔倡导的和平方式，用暴力对抗政府的镇压，死伤人数迅速上升。

    联合国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自今年3月叙利亚示威抗议爆发以来，被政府安全部队打死的总人数上升至2600人，上万人被捕。

    《纽 约时报》的报道称，叙利亚暴力冲突的前景仍不明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只要巴沙尔•阿萨德仍然掌权，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动荡。《纽约时报》、《华 盛顿邮报》报道称，阿萨德政权总是说，那些死去的抗议者是被“武装暴徒”杀害的；要是人民拿起枪来反抗，则正中他们下怀——他们可以说有“外国势力”资助 示威者，伊斯兰激进分子在背后兴风作浪。

    “这是示威者都会掉进去的一个陷阱。”常到叙利亚旅行的皮特•哈林说。他是旨在解决地区冲突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的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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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农场 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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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豐抗爭模式自發民主反獨裁爭人權

陸豐抗爭模式自發民主反獨裁爭人權　．張倩燁

廣東陸豐烏坎村民不滿大量農田被連任四十年的村支書變賣，連續幾十天抗爭，最近則改變零星、分散的抗爭方式，由本村四十七個姓氏家族按比例推舉代表，這些姓氏代表再投票選出十三名「民意代表」，形成民主組織，打出「反對獨裁」、「還我人權」口號，與上級政府交涉，走上集體維權之路，開創了結合宗族特色的自發的鄉村民主模式，但也智慧地亮出「擁護共產黨」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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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地近年來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多達幾十萬起，因土地問題引起的官民衝突日趨激烈。底層民眾多以上訪和暴力抗爭為主。近日，陸豐烏坎村民在維權的和平抗爭中打出「反對獨裁」、「還我人權」的口號，開創了結合當地特色的自發的鄉村民主模式，揭開底層抗爭的新篇章。
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廣東省陸豐市東海鎮烏坎村，四千多名上訪村民正整裝待發。

這是一支由女性打頭陣的隊伍。烏坎村的婦女們，手擎幾千名村民簽名的請願長幅，將其高舉過肩，莊重的儀式感，頗像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國旗護衛隊迎接國旗的畫面。走在後面的男人，扛著一面面豎條彩色標語旗，「反對獨裁」、「還我人權」、「懲治腐敗」、「村委腐敗人民遭殃」。黃髮垂髫，卻沒有怡然自樂的從容，更多的是決不妥協的堅定。有的村民出發時背著乾糧、飲用水，夾著遮陽傘，做好了長期鬥爭的準備。

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旁邊，一些頭戴紅色太陽帽、臂纏紅袖標的村民跑前跑後，協調隊伍前進的節奏，這是村民的「維安隊」。踏過連結烏坎村與陸豐市的「烏坎道」，穿過匆忙的陸豐市區大街，步行兩小時後，這支上訪隊到達了此行的終點——陸豐市人民政府廣場。
「維安隊」隊員揮舞著紅綠旗「導航」，指揮村民秩序井然地席地而坐，「打倒貪官」、「懲治腐敗」的口號此起彼伏，隊伍嘈雜卻保持著「大格局」：舉著手寫標語的村民坐在廣場左側，手持彩色標語旗的站在廣場右側，中間的空地留給幾千人簽名的長幅。廣場最前端，一條紅底黃字的鮮亮條幅擺在市政府眼前，「響應中央政府號召，執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烏坎村民的和平示威令嚴陣以待的市政府大院感到驚詫。許多市政府工作人員跑出辦公大樓，守在緊閉的電子鐵馬門後看熱鬧，還不時用手機拍下這一「壯觀」場景，就連政府保安、警察、全副武裝的特警與防暴警察也放鬆了警惕，加入圍觀行列。
上午十一點左右，陸豐市代市長丘晉雄出面接收了村民遞交的請願信，之後四千人隊伍陸續回村，終於成就一次和平的上訪遊行。

這次和平遊行的消息通過網絡被迅速傳播，網民稱讚這是烏坎村民理性、成熟的標誌，是公民意識覺醒的起點。村民們組織有序的集會與兩個月前的暴力還擊形成了鮮明對比。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同樣是向陸豐市政府上訪抗議村官私賣土地，結果有部分村民在長期壓抑的憤怒驅使下砸掉村委會辦公設施以及當地的幾個企業，推翻了警車。從現場視頻記錄中可以看到，當一個少年舉起雙手向警察示意停止暴力「投降」時，五六名警察手執警棍繼續猛烈毆打該少年。九月份的衝突造成幾十名村民重傷。

引起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村民上訪、暴力衝擊村委會的直接原因是土地問題。今年七、八月間，有村民發現，知名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悄然進駐烏坎村，有工人在烏坎的土地上勘探、挖溝，引發了村民多年來難保家園的深重憂慮，決心上訪市政府，一問究竟。而統治了烏坎村四十多年的村黨支部書記薛昌，此時則不知蹤影。

靠近陸豐市的烏坎村，常住居民近一萬三千人。村民們見到記者，常問的一個問題就是，全中國有沒有一個村支書可以一做四十年？答案是有的。據公開報道，一九四九年後，曾有一位任職長達半世紀的村支書，在河北省晉州市呂家莊村。但這位創紀錄的村支書是經過選票考驗的，直到去世前，他還以九十一歲高齡、九成七的高得票率當選。如果村民問，有沒有不經選舉就連任四十年的村支書，那麼恐怕薛昌創下了中國之最。

村支書打手痛毆村民
薛昌自一九六九年起進入烏坎的「領導班子」，先做了一年黨支部副書記，其後四十一年，連任村支書。在許多村民的描述中，薛昌治下的烏坎村可謂「順我者昌」。無論是外地投資者還是本村村民，向村裏申請土地興建企業或修建新屋，都必須得到這位村支書的首肯。有村民回憶，薛昌曾說，村裏的土地「我想給誰就給誰，想不給你就別想拿到」。

烏坎村下屬有七個自然村，按當地老人們的說法，有四十七個姓氏在此生活，有些大家族已繁衍十幾代人。宗族勢力在烏坎不可小覷，有些人口眾多的大姓人家不滿薛昌的獨斷而抗議，薛昌就會分些土地出去，以平息大姓的憤怒。而對只有幾戶人家的「小姓」，則以打擊報復為回應。村民說，曾有一位自然村的村長在烏坎開會商討分配土地時，對薛昌提出異議，結果遭到幾十個打手的毒打，這位村長逃到東海鎮療傷，打手們也追打而至。

過去的四十年，烏坎村民似乎也形成了對長命書記的路徑依賴。一些四十歲左右的村民，從懂事起就知道「薛昌是村支書」。「選票」的樣子從沒見過。就在九月二十一日的上訪後不久，陸豐市、東海鎮分別舉行人大代表選舉，薛昌又一次在選舉中造假。村民拒絕投票，他就請人「做票」，並稱自己以百分之八十五的得票率當選人大代表。

說到「換屆選舉」，許多村民能打撈起的記憶是這樣的：每到選舉時，村裏就貼出一張紅紙告示，通告大家，薛昌又成功連任村支書了。多年來，村民對此的反應多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官，我賺我的錢」。意識到薛昌的長期獨裁導致村委會「監守自盜」，是近幾年的事了。
直到今年，村民們才從外出打工返鄉的鄉親口中、從網絡上有關民主選舉的報道中了解，原來憲法賦予了自己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四千人大遊行中，村民捐款製作彩旗，「反對獨裁」、要求民主選舉，開始了自我啟蒙之路。

村裏見多識廣的老者認為，暴力抗爭的路不可取，過去長期零星、分散的抵抗也沒有效力，建議烏坎村四十七個姓氏家族，以姓氏規模比例推舉代表，每個姓氏推舉一至五人，這些姓氏代表經過公開投票選舉，選出本村的「民意代表」，形成自治組織，與上級政府交涉，帶領村民走上集體維權之路。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這個有相當一部分村民還是文盲與半文盲的村莊裏，在古老的「真修仙翁」廟的戲台上，一齣好戲正在上演，一百多名各姓氏推舉出來的代表在此選舉「村民代表」。這是烏坎村的村民有史以來第一次拿起選票，寫下自己信賴的候選人名字。前來投票的代表們受教育程度不高，但總好過大字不識的薛昌。這些人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卻在某種程度上自然開展了代議制民主的過程，經過公開選舉與監督，十三位村民代表產生，組成了「烏坎村臨時代表理事會」，有會長，有秘書長，一條明朗的路在烏坎村民腳下漸漸展開。

「臨時代表理事會」的辦公場所就設在天后宮戲台的一間門房，簡陋，但無疑成為目前烏坎村的政治中心。門外貼著多張告示，請村民搜集九月二十二日當天警察毆打村民的證據、關於今年二月初村委會換屆中違法選舉的事實等。正對著門的辦公桌一角，一塊紙箱板做成的牌子上，紅字黑字認真地寫著「參加維安隊登記處」字樣；一文件壓在紙箱標牌下，上面是十七個紅手印與村民簽名，指證村委會違法換屆。亞洲週刊記者到達當天，辦公室門前正聚集著幾十個村民，向路過鄉親發放傳單，內容是兩個本村學生指證市政府工作人員誘勸其在一份文件上簽字的內容。

「臨時代表理事會」會長楊色茂向亞洲週刊展示了一首他自創的小詩《籲贈烏坎熱血青年》，以明維權心志：「力推民主永堅持，不畏險難志不移；虎山熱血灑無怨，坎水忠魂葬有餘！破碎山河遊子恨，轉旋天地鄉賢扶；長纓在手發揮日，縛住蒼龍同時慶！」

秘書長張德家表示，現在村民的抗爭訴求很明確：要求將未經村民同意賣出的土地收回，復耕；公布一九七八年至今賣出的六千多畝土地所得收益的資金流向與帳目明細；要求徹查選舉中的黑暗、腐敗與造假行為。
同時行動起來的還有村裏的女性。十月中旬，烏坎村成立了「婦女代表聯合會」，支援維權行動。會員陳素轉說，平時衝在一線的都是男人，現在女人們也要站出來，做好援助工作。
「新領導班子」成立後，烏坎村的抗爭之路開始了新方向。九月份的上訪後，陸豐市曾允諾成立調查組，盡快解決問題。然而眼看兩個月就要過去，村民的訴求並未得到解決，這才有了時隔兩月的十一月二十一日遊行。

這是一次事先張揚的遊行，村民們自發組織起了「維安隊」，一來防止上一次的暴力衝突，二來防止其他村的村民加入，防止局勢失控，將衝突擴大化。那位曾獻策選舉臨時委員會的長者要求村民恪守和平抗爭原則。「萬一警察打我們，我們要打不還手」，一位村民這樣說。「要是他們派坦克來，就讓他們從我身上軋過去，反正在這裏已經活得像行屍走肉了。」

當民不畏死，這場抗爭就抹上了悲壯色彩。為籌集活動經費，村裏舉行村民的自願捐款，「有的小學生只捐一塊錢，家裏有錢的捐了幾萬塊」，統一印製遊行標語，為維安隊成員準備統一標識。當村民三五成排、神情莊重地從烏坎出發時，他們並不知道前面等待他們的，會不會是與上次相同的警棍、消防車、流血乃至死亡。

以勇氣與智慧抗爭
他們抗爭，但充滿了樸素的政治智慧。在市政府廣場上，村民打出黃色標語旗「反對獨裁」，要求民主選舉，卻在一旁另用紅紙寫上「擁護共產黨」。他們不是暴民，當市政府官員在其後幾天進村勸說村民「不要鬧事」時，曾指村民「反政府」，但村民只是反對村委會，這是基層自治組織，算不上「政府」。
烏坎村民在今年的覺醒之前，曾有過陸陸續續的上訪。二零零九年，村民莊烈宏等五人，懷著對上級政府的信任，從陸豐市一路上訪到廣東省政府。其後幾年間，他們又經歷了多次上訪。儘管上訪問題從未得到實質解決，莊烈宏的臉上卻常帶笑容。

莊烈宏也算「子承父業」，他的父親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就發起了村裏最早的上訪，是烏坎村的上訪第一人。上一代的辛酸沒有留下文字或影像記錄，到莊烈宏這裏，一切都不再無跡可尋。
在一間擺放了三台電腦的臥室裏，莊烈宏為亞洲週刊記者播放了一個自己剪輯的視頻，全長一個多小時，裏面記錄的是烏坎村民自二零零九年以來的上訪歷程、境內外媒體對烏坎的報道、以及烏坎土地問題的來龍去脈。

點擊視頻，一張五人合影漸漸放大，音樂響起，是歌曲《敢問路在何方》：「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場場酸甜苦辣。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莊烈宏說，這首歌最能表達烏坎人的上訪心聲。
坐在莊烈宏一旁的是「九零後」張建興，這段視頻的配音之一。視頻中的許多照片都是他提供的。這個稚氣未脫的二十歲青年熱衷攝影，除了拍些生活照，主要興趣都集中在村民維權記錄上。十一月二十六日，陸豐市委副書記林耀彩來到烏坎做工作，就是張建興扛著攝像機記錄下來。鏡頭裏，烏坎一百多名村民聚在村委會門前，舉起拳頭向躲在村委會大樓裏的林耀彩和東海鎮黨委書記黃雄高喊「打倒貪官」。

莊烈宏與張建興想像著，有一天可以將所有的資料製作成紀錄片。除了親自拍攝留證外，他們還整整齊齊地保存著各家媒體對烏坎事件的報道，並且像評報人一樣對媒體的報道進行評論。他們不知有「通稿」一說，認為南方網發布的一篇報道純粹在替政府說話；認為財新網的報道「相對客觀」。他們聰明地把南方網轉載九月二十二日衝突中「沒有造成群眾傷亡」的報道剪輯在視頻中，隨後緊接的是香港TVB採訪受傷村民的新聞報道。沒有旁白，沒有解說文字，用一個鏡頭還擊另一個鏡頭。這是最簡潔有力的電視手段，出自幾個「票友」之手。

莊烈宏與張建興或許從未想過，他們這種「玩票」已經可以算作公民記錄。事實上，烏坎村的人也幾乎從未了解「公民」與政府間的關係。在烏坎村全體村民向「上級人大常委會」提交的上訪與申訴材料中，還保留著「懇求」、「感激不盡」、希望上級「恩准」等字眼。只有一位村民表示，要政府傾聽「我們公民」的訴求。

村民向香港記者下跪
烏坎很多村民的家裏，都保存著完整的資料，裏面有村黨支部、村委會與各色商人達成交易的合同、協議複印件、歷次上訪的政府回函。每當媒體到達時，村民們就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材料。在九月二十二日衝突後，香港TVB電視台記者到達烏坎村，幾十名村民在鏡頭前齊刷刷下跪，請求記者報道真相。與政府相比，秉持公正的媒體更容易獲得村民的信賴。陸豐市領導指責村民邀請境外媒體採訪，有村民反唇相譏：「心裏沒有鬼，你怕境外媒體做什麼？」
村民集體動員，搜集每一寸土地的資料，在他們的膠片、鏡頭與錄音筆中，村黨支部與村委會過去幾十年與外來投資者的內部交易一一浮出水面。

據村民描述，自一九九三年起，烏坎的土地就被變賣給外地投資者。一位出身廣東的香港商人陳文清與時任村黨支部書記薛昌的交易被村民們完整記錄在案。薛昌於一九九二年成立了烏坎港實業開發有限公司，並出任公司法人代表。一份合同顯示，薛昌與陳文清之間存在利益關係，在陳文清投資的陸豐縣佳業開發有限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名單上可以看到，陳文清任董事長，副董事長就是村支書薛昌，村委會主任陳舜意則擔任了公司總經理。有村民懷疑，碧桂園進入烏坎，正是借助港商陳文清的關係。

外出打工的烏坎人，每次回村都會發現，家園的領地在日漸縮小，直到自家的土地也被佔用，建個大宅子也沒有地方。有些原本靠種地維生的村民，現在衣食無著，「借錢吃飯過日子」。一位村民指著村外大片被灰色圍牆切出的方形區域說，村裏的土地就是這樣「像切豆腐一樣，一塊一塊地切，賣出去了」。一些村民的父輩、祖輩曾參加過一九二七年的海陸豐起義，幾十年前分得的土地，如今也被佔用，革命者的後代喪失耕地。在此生活了四百多年的烏坎人，第一次感受到「故鄉淪陷」的危機。

生存受到威脅的村民們開始關注腳下的土地，他們主動尋訪村裏的老年人，試圖重現烏坎早期的行政區劃全貌，並搜集薛昌等人變賣土地的各類證據，自發整理了一份本村土地變賣史。整理出來的資料讓人心涼：在村黨支書薛昌、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陳舜意為首的領導班子治下，「直接被毀壞耕地」達一千五百畝，因規劃不當和水利失修引起的「間接被毀耕地」達二千二百畝。總計三千七百多畝的耕地，相當於三百五十個標準足球場。
土地被一塊一塊地賣出，賣地得來的錢，村民們卻從來看不見影子，只能眼見著十幾位村幹部家裏相繼建起了被村民稱為「別墅」的二層小樓，眼見著他們的子女考上大學，進城作官，「泥腿子洗腳進城」。

在二十幾年的變賣土地過程中，村民可以回想起來的「補償」只有兩次，共計五百五十元。其中一次五百元，一次五十元。實際上，五百元的補償是「徵路費」，是早年修建烏坎村通往陸豐市的「烏坎道」的徵地補償，並不是徵地賠償。另一次的五十元，則完全不知是何名目。村民們打印出國家有關徵地賠償和農村集地所有制土地轉讓的法律法規，手指著條款說，「國家都有規定，要給賠償」。他們對中國的法律權威仍存信仰，仍相信法律可作為公民的擋箭牌。
連任村支書四十年，薛昌在當地已經布下了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薛昌的下屬、烏坎村黨支部副書記薛祖專，從親緣關係上講，是黃雄的舅父，村民認為他們「都是一路的」。

了解內情的村民說，黃雄擔任東海鎮黨委書記，是花了二百萬元人民幣（約十六萬美元）「買官」買來的。鎮黨委書記在中國大陸的行政體系中屬於「正科級」，再上一級是「副處級」。今年九月，就在九月二十一日村民抗爭前，黃雄又以四百萬元的價格從汕尾市搞到了副處級官職的公函，不久後被任命為東海經濟開發區主任。

書記職位叫賣一百萬
黃雄曾對當地村民說，現在烏坎已經添了不少亂，若有人想接手書記一職，他一百萬就願賣掉。村民懷疑，黃雄買官的贓款中，少不了烏坎村賣地後「上供」的錢。據村民講，陸海市政府官員曾說，薛昌進市裏開會，市領導是要「握著雙手迎接」的，因為是市裏官員的「財神爺」。一個小村莊的黨支部與村委會，就這樣綁架了東海鎮、陸豐市（縣級）與汕尾市。薛昌牽一髮而動全身。二零零六年薛昌曾在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中被譽為「走在時代前列的好村官」，烏坎村也曾被評為全國文明村。

十一月一日，薛昌終於被免職，村委會主任陳舜意也同時辭職。陸豐市政府表示要徹查，但全體村民都不知薛昌身在何處。接下來如何解決村民反映的土地問題？十一月二十六日，躲在被村民包圍的村委會辦公室裏，陸豐市委副書記林耀彩這樣回答亞洲週刊：「這事我不了解情況，你去問宣傳部。」隨後幾天，一個二百多人的工作組進駐烏坎，挨家挨戶進行勸說，請村民保持穩定，並重複著兩個月前的承諾。很多村民拒絕與工作組和市領導見面，表示「抗爭到底，絕不妥協」。
從烏坎出發，經「烏坎道」到陸豐市，開車只用十幾分鐘；十一月二十一日遊行那天，村民們步行了兩個小時才到市政府廣場；莊烈宏父子為討回土地，一級一級上訪，用了二十年。用一位村民的話來講，村民們的自我民主啟蒙「來得太突然，又是必然的」。從村民們提供的上訪材料來看，他們對法治的了解，還處於很有限的水平。對烏坎這個村莊來說，這一條尋回故園的路，仍然漫長艱難。■

杭州自由撰稿人昝爱宗个人微博被封杀

 

浙江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的新浪和腾讯微博日前被封杀，理由是触及敏感信息以及含有不文明的内容。

浙江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上拥有众多的的“粉丝”，但他的新浪微博11月27号被屏蔽，就在同一天，他发现他的腾讯微博也被关闭：
“新浪可能内部有一个名单吧，所有发敏感信息的人，如果他开一个微博就给他关掉一个微博。我从刘晓波获奖以来到现在已经关了第六个微博了，包括新浪和腾讯。第一次关是因为刘晓波获奖我发布了消息就给我关掉了。这牵扯到各种敏感信息吧。因为这个标准也没告诉我。他就是说你发布了比较敏感的信息，所以关掉。”
昝爱宗说，新浪冻结他的微博的理由是“经查询确认，由于微博中发表的内容包含较敏感的信息内容，新浪的微博无法承载此类内容，建议您可以通过其它的途径进行发表。违规操作，微博功能无法恢复。请谅解！”腾讯关闭他微博的理由是其微博含有不文明的内容。昝爱宗说，他的新浪和腾讯微博内容所涉及的话题包括1958-1961年中国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信息，以及批评中宣部控制网络涉及文字狱的话题。他质问新浪说，难道这些内容都是“不文明”、“较敏感”的信息，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还让人说真话吗？
“基本上不知道它的戒令的范围就给关掉了。关掉以后你真的没办法。你的影响力比如将近５０００个粉丝，关了以后，你的粉丝变成零了。它不让你发言，减少你在微博上的影响力。不让你在微博上活跃了。　” 
昝爱宗说，他的新浪微博第一次被封杀是在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的一天，他因为在微博上使用了刘晓波的头像，也转了刘晓波获奖的信息，当天就被封杀，至今不能恢复。每次他的微博被关闭，他只好重新登记注册一个新的微博，
“这标准也不是新浪制定的，肯定是监管新浪的政府部门制定的。政府命令新浪做这个恶事。但是新浪并不是它主动做恶事，是被逼无奈。新浪只是具体执行者，真正上面禁令的，它知道具体的敏感信息的标准。新浪也知道，但新浪不愿意说。因为这是一个企业，它不敢说它企业范围以外的事。”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说，新浪公司封杀一些敢于说真话的个人新浪微博，其幕后的黑手是中宣部：
“现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在中共的操控之下了。网络上也是这样，它要控制。所以在中国的宣传部对所有的媒体控制是非常严厉的。”
昝爱宗说，他目前只能在一些在境外注册的微博网站上发表文章和信息，例如推特：
“新浪微博的网友他不大会看。在境外媒体上没有影响力，你就好像是自拉自唱一样，外国人也看不懂中文。中国人能看到你的微博，但是给关掉了。”
接受采访的两位人士都呼吁中宣部立即停止违法封杀个人微博网站，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杭州自由撰稿人昝爱宗个人微博被封杀

麻辣隔壁：“蠢援”逾2500亿却不买一辆校车！

颜昌海

报载，2011年11月25日，中国大陆政府代表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宣布将援助马其顿的23辆校车交付马副总理阿里菲。对此，中国大陆民众予以痛骂，认为在甘肃孩子尸骨未寒之际，对国内孩子不管不顾，却将校车援助发达的欧洲国家。

就在2011年11月16日，中国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接送幼儿园儿童的校车与卡车相撞，导致20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事故发生时，充当校车的面包车严重超载，本来是运载9个人的车塞进了64人。

甘肃校巴悲剧发生后，中国民众公布了甘肃省教育厅长白继忠的家产，指其一家三口在兰州有三个物业、一个车位、一辆丰田RAV4越野车及400万人民币存款，质疑其一家收入不过万余元何来如此身家。据悉，白本人至今未回应。而新浪微博上，痛骂中国大陆官方的留言迅速增长。截止11月26日清晨6时，留言已突破11万，且内容是一边倒痛骂官方。

中国驻马其顿崔姓大使在11月25日交接致词的时候表示，中国“虽然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创新等诸多挑战，但一直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此次援马校车将进一步改善马学生的学习环境，体现了中方对中马关系的高度重视。”今年是中国大陆建政后开展对外援助第61个年头。

据官方透露，截至2009年底，中国大陆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但中国大陆的援外问题多多，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备受诟病。当时中国大陆为支援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勒紧裤带，其中无偿援助越南达200亿，对朝鲜的援助是数以百亿计，甚至还搭上几十万条志愿军生命，但这些国家最后都几乎与中国反面，被外界讥笑为“蠢援”。

据马其顿政府网站透露，今次中方向马国捐赠校巴共23辆，为35座豪华配置，符合欧美安全标准，有自动车门、灭火器，每个座位都配安全带等。该车由郑州宇通汽车公司制造；该公司一名销售经理称，该款巴士国内售价约50万人民币，此次中方向马国赠校巴，总价值应超过1000万元。大陆媒体表示，2010年4月，宇通正式与马其顿政府签署202台公交车商业合同，“近期向马其顿移交了首批68辆双层大巴，而赠送校车是这桩交易的附属环节。” 据网络的消息，有人拨打宇通公司客服电话4006596666后确认，校车是大陆政府采购然后无偿捐赠给马其顿的，并非宇通公司的公司援助，亦非宇通公司此前与马其顿签署的202辆公交车的合同附属品。校车援助是政府行为，宇通公司只是校车生产商。……

甘肃校巴惨案死者尸骨未寒，大陆官方就向欧洲国家马其顿援助校巴的消息，深深刺痛了国人的心。连自己孩子都照顾不好，还要向外国施以援手，这是不是本末倒置？是不是假仁假义？宁赠洋人，不予同胞，中国大陆若以这样的方式讨好洋人，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作为一个大国，对外援助无可厚非，但前提是量力而为，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今次甘肃校巴惨案暴露出内地校巴量少质劣的问题，全国有多少学童每天像挤沙甸鱼罐头一样乘搭校巴，没有安全保障，堪比“流动棺材”。

这起交通事故引起中国网民的关注。一些网民质问，谁该对车祸负责？ “谁来保护祖国的花朵” ？有网民发表评论说：“希望那些只拿钱不干实事的狗屁官员做深刻反思，别再出惨案了。”在中国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上，署名“神厨”的网民说，“一而再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政府是否该好好反省反省？！”网民质问：“能让神八安全升空不能保证孩子们上学的安全？能拥有1万亿美国国债买不起能保障安全的校车？三千亿的公车消费，买不起校车？逼得80多岁的老人自焚，挤得18名幼儿丧命于上学途中。我所谓的祖国，你让尊老爱幼四个字情何以堪。”

媒体报道，近年来大陆校车伤亡事故总量，甚至超过黑煤窑矿工死亡数量。

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袁桂林在央视《新闻周刊》栏目中表示，最近这一两年，校车安全事故明显的变化是频率增加，频频发生；不完全统计，最近一年来，因为校车问题的伤亡事故，总量要超过中国报道的黑煤窑的矿工的死亡数量。据媒体报道，甘肃校车惨案发生后，乌鲁木齐教育局会同自治区教育厅检查组，对乌鲁木齐天山区、水磨沟区辖区内幼儿园校车进行专项检查，结果没有一所幼儿园校车达到国家规定标准；部份幼儿园或私立学校设有校车，基本都是普通的大巴或中巴车，符合国家规定的校车数量为零。

陕西咸阳市地方当局在甘肃案发后展开全市校车安检专案，全市登记造册的校车有153辆，只有3辆真正达到国家标准。贵州省贵阳市金阳新区管委会购买了5辆“美式校车”，但让人意外的是这5辆校车并没有用来接送学生，而全是用来接送老师上下班。雅虎中文网报道说，发生校车事故的大都是一些私立的学校，或者是一些农村地区的学校。造成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教育资源、教育经费的不均衡，公立学校、条件好的地区占据了较好的教育资源，占有大头的教育经费，而这些私立学校或是农村地区则显得十分艰难。大多数地方的校车都由民间力量承担，实行市场化运营。在河北省的接送学生车辆中，个体私营有8000余台。报道表示，中国大陆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一直都没能实现，至今“欠账”超过1.6万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公布的全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进口各类汽车81.36万辆，同比增93.3%，累计进口金额306.40亿美元，同比增99.7%；而2010年中国大陆政府采购汽车金额攀升至800亿元，占总采购规模的14%，平均年增速超100亿元。公车也越来越豪华，有调查显示，奥迪的选择比例最高，占56.8%，其次是“大众”（29.6%）。“奔驰”和“宝马”分别有4.6%和2.3%的人选择。唯一的国产品牌“红旗”，只占6.8%。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而据估算，平均每个县配备300辆农村地区校车，花费3000万元，全国1600多个县，总花费近500亿，相对于每年10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这笔钱不算多。有人测算过，现在大陆政府机关每辆公车，购置成本平均约为22万元，每年的维护和运营费用约为10万元，全国共有公车超过200万辆，可以说，减少一辆公车就可以增加两辆校车。

反观中国大陆的学校，鲜有正规校车。所谓“小车”多是经过改装的厢型车、中客车、大客车，甚至包括被称为“三轮大篷车”的三轮电动摩托车。中国客车网记者不久前专访大陆一客车企业高管，该高管说：“对于我国校车市场的未来，我深表担忧！因为我们缺乏相应的文化，目前很多学校用的是报废车，有的租黑车，有的校车司机责任意识不强，还有的校车严重超载……；据公安部2009年数据，我国每年有超过1.8万名14岁以下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儿童因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美国的2.6倍。”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大陆平均每41秒钟就会发生一起车祸，每天有近40名中小学生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大陆学者、《财经报刊》特约评论员徐昌生在11月18日，发表博客文章《杀死孩子的是冷血的教育制度》表示，“胡乱责怪指鹿为马，把私立幼儿园与超员视同与超载作为车祸的主要原因的那就过于简单粗糙……现行的教育制度在这些孩子面前早已是冷酷无情，尽然它们口头上说这些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可是本质上是严重歧视这些农村的孩子，它们毫不犹豫地斩断了大部份农村孩子的进城梦想。”

文章最后说：“当听到甘肃校车事故的新闻时，我就在想，要不了几天，教育部门肯定又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校车安全整治的活动，到时，不知道有多少民办学校会撞在他们的枪口上，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孩子的读书会受到影响，结果上网一查，发现自己OUT了，教育部在出事的当天就下发了整治通知，动作真是神速惊人。不过，我总觉得这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徐昌生的这篇博客文章三天不到时间被点击阅读57000余次，跟帖评论逾440条。网民“w-d-p1985”跟帖表示，“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教育制度的问题”。网民“风の方向”跟帖说：“与其说是教育制度问题，不如说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大陆时评家童大焕发表博文表示，中国的GDP总量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财政对孩子们的投入却远不如一些贫穷落后的非洲小国，他质问：“为什么孩子们的交通工具如此简陋，为什么孩子们坐不起不超载的车和船？甚至，为什么个别地区的孩子们，要手脚并用攀着岩壁、像蜘蛛侠一样行走在上学和回家的道路上？”“我们的官僚体系，又是一种怎样的铁石心肠的封闭运行体系？”而日本时事社从北京发出报道，和童大焕的博文形成照映，题目是“中国：能发射宇宙飞船却不能买校车 / 中国大陆政府因幼儿园幼儿发生的悲剧受到批评。” 报道说，在事故发生后，“在中国的微博上，人们持续发贴，批评政府。有人写道，中国无人驾驶的‘神州8号’宇宙飞船进行了太空对接试验之后返回地面，‘可以多次发射神州飞船，但买不起一辆校车。’”

用来运载学童的车辆车身单薄，严重超载，乘车的人所面临的生命危险是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中国各地还是有无数的家长、以及学校、幼儿园每天要让千百万学童冒这样的生命危险？财新网记者张艳玲和蓝方的报道，给出了平淡无奇而又令人惊心动魄的解释：“多位家长告诉财新记者，曾跟学校反映过校车挤那么多孩子不安全，但‘人家没理我们，学校就这样的条件，孩子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也没人强迫’，为了让孩子上学，只能坐这种改装的校车。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认为，幼儿园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他指出，校车超载也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幼儿园兼并后，收费没有上涨；都知道农民赚钱不容易，如果交通费增加了，农民可能就不会把孩子送来了。”正宁县政府宣传部门有关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目前，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极少，对民办教育的补贴几乎没有，对校车更没有补贴。

网名“豫南帝_7o2”的网民则通过新浪微博发出评论，对普通百姓民不聊生、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当今中国现状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打开电脑，看见甘肃血色校车，看见南京满街垃圾，看见公车采购花费800亿……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有优越感的都是谁呀？我优越吗？！” 这位网民所说的“公车采购花费800亿”是来自中国官媒的统计数字。

目前，全国中小学生乘坐不符合标准校车的情况非常严重，报废车、拼装车、微型面包车、两轮摩托车、甚至三轮农用车、拖拉机都被改装成了校车。中国大陆约9千万学生需要乘坐安全规范的校车，专业校车需求超过100万辆。然而到2010年，校车保有量才刚过1万辆。中国制造的国际标准校车大量出口到海外，然而在中国却极难见到它们的身影。

一方面是大陆政府钱多得到好似花不完，有大把大把的钱用于耗资巨大的面子工程和挥霍浪费，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公众在背负沉重纳税负担之后得不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甘肃学童死于非命的消息传来，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广泛的愤怒。而在这个骨节眼上，官方对马其顿的外交“蠢援”，更在民众中引起广泛愤慨。

当局有钱向外国援助高档校巴，为什么就不能造福自己的孩子，为他们添置、改建合格的校巴？！中国大陆虽成为经济大国，但人民并不富裕，当局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如牛毛，需要花钱的地方数不胜数，尤其是医疗、教育方面欠帐太多。校巴如此，校舍何尝不是？与许多酷似白宫的官府衙门相比，豆腐渣校舍遍及神州，为政者不着力作为，却要去非洲建“希望小学”，让人啼笑皆非。不扫自家门前雪，偏管他人瓦上霜。不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偏要在国际上出风头，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无疑是打肿脸充胖子。

以马其顿为例，虽是个欧洲小国，但无论人均国民产值还是生活水平，都比中国大陆要高，不可能连校巴都买不起而需要中国大陆援助。但为了所谓的“和谐世界”，当局不惜邀宠海外，将洋人视若掌上明珠，将国人视若草芥。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大陆不仅慷慨捐钱给穷国小国，而且对周边国家大撒银子，甚至对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也大手笔援助！

中国大陆人（转注：指官方）勒紧裤带，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别人，以为对方会投桃报李，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当年中国大陆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最后都反目成仇甚至兵戎相见！近来，中国大陆对菲律宾、越南频送大礼，同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网民警告当局：你们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

还有民众“新闻哥”制作了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GDP，购买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图表，更加引起了中国大陆大陆网民的愤慨——

●我TM又一次为我们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感动了，感动得眼泪哗哗地呀！我们太TM伟大了，宁可自己家孩子挤在破校车里冒生命危险，也要省下钱给别人家孩子豪华校车坐，我们简直是一圣人啊！

●中国政府不知道怎么想的，自己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却打肿脸充胖子，自己强大了，谁还会小看你；看看美国给各个国家捐的款有多少？而你却用自己人民的钱巴结别人！

●宁与外邦，不予家奴……我D一贯的方针。

●中国向欧洲国家马其顿援助校车——但愿这些校车的质量要过关，不然弄巧成拙，中国政府就成杀人犯了……。

●宣传部早就被叫做真理部，劳动部民政部商业部财政部已经统称为劳民商财部，今天外交部因马其顿校车援助事件再被称为“援交部”，不愧为“殃殃”大国啊。期待网民们的下一个闪光点。

●几个小时没上网，就惊闻“外交部”被网民更名为“援交部”了。挺好，挺好。

●外交部，对朝鲜等而言，它是援助交际部，简称援交部；对美日等而言，它是口头交涉部，简称口交部。

●这个外交政策好啊，把校车全送别人吧，我们的孩子需要锻练，多走一走路会比较好……

●中国援交部：中国政府如果不援助马其顿校车，他们就可能要六十多个学生挤一面包车，一不小心车祸撞死二十个，马其顿人民肯定不干呀，就起来推翻现任政府，这样就影响了欧洲的稳定，大家都知道前南斯拉夫地区是欧洲的火药桶，中国政府是为了世界和平的大局着想才援交的。

●中国为什么不把那些可以装64个人的“校车”援交？

●崔大使先生你对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怎么看？在场的记者都愣住了，怎么美国记者会问这个问题？崔大使微微一笑：“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机智的回答让现场的记者一片欢声笑语，然后崔大使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唱了一首《中国人》 。

●美国总统说过，我们不知道哪辆校车里的孩子将来会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校车安全性是中国的40倍。中国领导人知道，不论哪辆校车里的孩子都不会是中国的主席，因为领导的孩子不会去坐校车。

●泱泱中华真泱泱，慷慨豪情又大方，君不见北京民工小学拆，那边谈笑援助非洲忙，君不见安全校车国内缺，政府跨海送欧洋，下三滥仍知教育是百年大计，到这里却闷头放屁！百姓年年交税政府年年哭穷，少立些颜面婊子坊，多干点柴米油盐事。

●中国人的命就是贱，自己国内不肯花点零钱买校车，搞得校车事故死了21个人，对外金援外交，向马其顿这个致力于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援助校车，真他妈的当自己是世界大国呢，对菲律宾越南都不敢叫唤下，只会强烈谴责，严正交涉以及金援外交，养一群贪得无厌的白眼狼如今还学救世主援助欧洲去了，讽刺！

●看到中国大使向马其顿赠送校车，作为甘肃人，实在是羡慕啊，盼望甘肃也能早日与中国建交。

●为了得到好校车，甘肃人民只好委屈改国籍了！要不……咱把甘肃划给马其顿得了。

●即使他们辩解称“我们从马其顿得到了什么什么好处”，也只能说明，他们认为给中国的孩子合格的校车是一件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

●几万元的校车，装60多个学生。几十万元的公车，装一个领导干部。

●他们对医疗不重视，因为他们有高干病房；他们对教育不重视，因为他们的孩子留洋；他们对食品安全不重视，因为他们有特供食品；他们对堵车不重视，因为他们出行警车开道；他们对国家未来不重视，因为他们妻儿已经移民美国！他们对维稳很重视，因为他们怕失去这些！这就是我们的领导！

●能买光全世界的飞机，却买不起一辆校车；能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桥；能给别国花数亿，却不肯多建几所小学；一年能吃掉几十艘航母，却逼着孩子捐出午饭钱！

●马其顿孩子为感谢中国政府在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校车。

●哈哈……，60年代饿死国人3千万的时候，政府还送粮食给阿尔巴尼亚。

●党国宁愿以孩子们生命的代价去换取所谓国际朋友，并且还无耻地瞒骗孩子们说，在这个国家里，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都无微不至地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孩子们是最幸福的！TMD，最大的骗子：“呸！”

●拿人民的血汗钱去舔洋大人的菊花，麻辣隔壁，麻辣隔壁，麻辣隔壁……

（20111127星期日转载自凤凰博报颜昌海的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9559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