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 新书探究中国令人不安的边疆与民族问题

书评LARRY ROHTER2014年08月12日

每年有成千上万名西方游客参观西藏的庙宇、新疆的香料市场和云南茂密的丛林。大卫·艾默(David Eimer)在过去十年里也多次去过那些地方，但他有个更大的目标：在这些不安定的边疆地区调查中国统治的本质，那里生活着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的总人口达1亿多，但是对外部世界来说，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是中国公民，但不是中国人的一部分，这种矛盾身份让他们的情况变得很复杂。艾默在《天高皇帝远：在中国边疆旅行》(The Emperor Far Away: Travels at the Edge of China)的开头对读者说，这本书的首要动机是，"给这些不同的少数民族一个发言的机会，他们在中国的发言权常常遭到拒绝"。他基本上实现了这个目标。

艾默是一名英国记者，为了避开官方对记者的一些限制，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漫游时，他常常使用另一个有旅游签证的护照。他在旅行中发现的是汉族的暴政和压迫，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愤恨、绝望、顺从和道德缺失。他调查的人多种多样——一对受过大学教育的维吾尔族夫妻、一位年轻的藏族僧人、云南一位精明的傣族房东——但是只要他给他们一个机会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的觉醒一下子就浮现出来了。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相信安拉，"一个年轻的维吾尔族人在中国西部边陲新疆对艾默说，"汉族人只相信钱。"

中国的少数民族为受到这样一个具有汉族沙文主义、严格控制思想意识形态的政府统治而感到愤怒，这不难理解。艾默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细节。随着汉族进入他们的土地，少数民族不能用自己的母语接受教育，也不能完全实践自己的宗教，只能得到卑微的工作，当他们抱怨这样的不公时被无情地镇压。

《天高皇帝远：在中国边疆旅行》

《天高皇帝远》出版得很是时候，当时中国共产党关押了著名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他既批评中国的政策，也批评它在新疆引发的暴力回应。该党的政治宣传部门开设了一些虚假的Twitter账户，在全世界散布一种错觉，让大家以为少数民族地区一切都很好。

艾默非常清楚自己提供的是中国官方观点的对立面，甚至给其中一章起了个讽刺性的标题——"光辉幸福的少数民族"。但他是幸运的。因为一些说得或做得还没有艾默多的外国人都遭到中国政府驱逐，所以他不再在中国工作了：他在那里住了七年，2012年之前一直是《星期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ph)的驻京记者，不过现在在曼谷工作。

因为艾默不受外交或新闻细节性的束缚，他在术语使用方面可以很直率。在他看来，中国不像个国家，而像个汉族主导的"庞大、笨重、不安定的帝国"——就像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曾经拥有、而今不复存在的那种帝国。因此，维吾尔族人和藏族人成了拒绝"被自己的国家殖民"的人。中国政府憎恶"殖民"这个词，认为它是"分裂主义"的表述方式。

毛泽东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这段话被深藏在毛泽东选集的第五卷中，艾默用它来作为汉族扩张政策最合理的解释。

大卫·艾默

Adam Dean

毛的讲话这个例子表明，艾默特别擅于搜寻鲜为人知的史实和文件，揭穿中国政府的谎言——它声称这些边远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指出，清政府在与当时处于自己疆域之外的邻邦打交道时，"设立了一个单独的机构，名叫理藩院"，"它的作用很像英国从前的殖民部，它管理着大英帝国"。

艾默的脚步遍及中国边疆的四个方向。中国的边界线是世界上最长的。他的做法是和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呆一段时间，然后穿过边界到邻国看看那里的同一个少数民族的境况——他们的境况几乎总是比中国境内的好。

《天高皇帝远》的书名取自中国的一句谚语。这本书也是一部旅行见闻录，生动地描述了那些地方的风土人情。艾默在书中提到自己坐着驳船游览湄公河，"皮肤黝黑的壮实的傣族"船夫们警惕着海盗的出现；还提到一个离奇的夜晚，他和一个在中缅国界两边从事毒品生意的佤族毒枭、黑社会老大一边吸冰毒一边唱卡拉OK。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描述是书中最有趣的部分；也有些读者可能会为互相矛盾的基调变化以及笼罩在探险中的这个"恶行"插曲的氛围感到愤怒。

艾默的调查不全面，也许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居住在边疆。他对回族只是一笔带过。回族是阿拉伯和波斯旅行者的穆斯林后裔，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有自己的官方所谓的"自治区"，人口总数达1000万。他也忽略了蒙古族，他们大多聚居在一个与蒙古和俄罗斯交界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省份。多写一些关于这两个民族的情况应该会更有帮助。

只有在东北部的朝鲜边界，艾默找到了一点儿乐观的理由。他写道，"中国的朝鲜族享有其他少数民族没有的优势"，又补充说，"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政府在那里的政策"在我看来是个榜样，如果能在其他地方实施，一定能减少甚至消除汉族和最不安分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是中国总是喜欢打持久战，一位汉族被调查者说"维吾尔族就像大熊猫"，这个物种被溺爱，但也濒临灭绝，这应该会让人想起满族的命运——艾默讨论过这个少数民族。汉族对待满族的方式是通过漫长的时间"把他们变成汉人"，结果他们的本族语"变得多余，他们的部落文化和习俗逐渐消失，最终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他报道说，如今"估计只有不到100人会讲那种语言"。曾经强大的满族——满洲就是以他们命名的——如今"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民族，他们已经被汉族融合了"。所以，藏族和维吾尔族要小心。

《天高皇帝远：在中国边疆旅行》

作者：大卫·艾默

有插图。322页。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28美元。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8月4日

翻译：王相宜

于方强："我们之所以成为法律的奴隶，就是为了能够保有自由"

【于方强 ——我眼中的常伯阳律师】今天是常伯阳律师被带走的第74天。

"被带走"这个词有着无限的含义。被"谁"带走，以什么"名义"带走，怎么"带"的，怎么"走"的，什么时候"回来"，在当下的中国，似乎并不需要解释。因为看起来，解释是那么的无厘头。就比如说，在为他人担任辩护律师的过程中被二里岗派出所约15名警察传唤，时间是晚上9点，传唤的同时还抄了家，罪名逐次变更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还有，"走"了74天，没一个律师可以见到他。这一切，都已经不能用法律来解释。或许，我想，"被带走"三个字正是对常律师最恰当、也是最意味深长的注解，无须任何补充。

是否，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语言最简洁但寓意最丰富的时代？

常律师没有跟我谈过这一点。从2007年开始，我们就不断地见面。在办公室里，在餐桌上，在会议中，在旅店里，在法庭，也在旅游途中。但是我们从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法制，公平，正义，艾滋病人被河南新蔡县政府控告"敲诈勒索"是多么可笑，西安市政府突然更改报名政策导致上百名考生丧失高考资格是多么不讲诚信，云南小学生卖淫案暗含了多少迷雾。但其实，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讨论宽容。

在我眼中，常律师无疑是最宽容的一位律师。宽容到让你不相信这是一位律师。在人多的时候，他愿意做一名倾听者，在人少的时候，他主动承担主持的责任，在没有人的时候，他组织活动，让大家聚拢在他身边。他出现在各种与法制、公平、正义相关的场合，但他从来不吆三喝四、高声喧哗，更不酗酒成性，各色英雄人物的风流韵事在他身上也一个都寻不着。直到如今，想来已经一两年没见到的常伯阳律师，还是一副黑框眼睛，一顶帆布帽，一身运动休闲装，一口河南话娓娓道来、劝你"莫生气"的样子。

你说团队不好带，他说成长总是要有一个过程，你说这个人的观点太可笑了，他说不用搭理他，你说学法律的前途渺茫，他说前路莫愁无知己，你说这人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说大家都是在做好事他肯定有自己的原因！也只有他这样的性格，才会一再担任所谓"群体性事件"、"敏感事件"、"政治事件"的代理律师而不心理失衡、终日抱怨，也只有他这样的性格，才能一再在这些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我们都特别惊讶，这些普遍被认为是棘手的案件，为什么在他手上都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结果？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长于引人向善。

在这个时代，对一帮流氓讲道理已经不是本事了。因为这些常识大家都懂，而流氓已经进阶到要求你接受他谬论的地步。但常律师却能做到，让一部分流氓先讲起人性来。这不是一般的能力。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一起有公权力介入的法律援助案件中，他知道法庭上很难突破，于是就直接找到办案人员，还叫上办案人员的友人，以请客吃饭的形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逼得办案人员把枪口抬高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就会有这样事情发生：定点盯梢常律师的警察曾就亲属足浴时被烫伤的事找常律师做法律咨询。

我想，这应该是公益律师与制度之恶共处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带走"，体制的蛮横可见一斑。在2008年北京西客站附近的旅店里，我们凌晨三点结束夜谈的时候，常律师还是认为：不管它怎样坏，只要能遵守法律就行。一个社会，怎么能不遵守法律呢？虽然已经关灯，我仍能想象得出常律师当时的表情：真诚、热情，眼睛里闪烁着天真的光芒。

和季卫东老师80年代的观点一样，我们都认为法律是超越政治的，也应该是超越政治的。只要大家都遵守法律，愿意接受规则束缚，政治制度如何，都不至于太差。或者说，与人民无关，因为那已经成为政治家的事。但近十年来的发展，我们都已经看到，法治长了政治毒瘤，面目全非，而常律师毫无疑问是刚刚被吞噬掉的健康细胞。

据我对常律师的了解，没有污点，也没有过敌人，实在很难办成大案，硬性处理，终将成为法律共同体内的笑话。如果下达命令的人指望借本案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无疑会得不偿失。不过，我担忧的是，"回来后"的常律师会是怎样。

很多人不知道，常律师曾经办过工厂，大概是90年代初的时候。赔了。原因很简单，他遵纪守法，同情工人。他不止一次地提醒我：方强，做公益不容易，同事的工资不能太低啊。我通常是尴尬地笑笑。他又会自言自语地说，哎，在中国做事情太难了，全部按照法律来做事，企业根本经营不下去！后来，他去企业，当职业经理人，又觉得老板太苛刻，自己上下为难。这一段时间相当苦恼，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当律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远离了庖厨，看不到案板上的工人。

这一做，就是十多年，迄今为止未曾改变，也多次成功抵御了周边亲友经商的诱惑。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常律师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是法律人。通常来讲，律师的朋友圈子比较杂，而从业时间较长的律师，朋友多为老板、官员、银行家。常律师却是从工作到休闲，都在和法律人交往。我在郑州时，就多次参加常律师的私人饭局。通常是三、四个人，聊些和金钱无关的话题。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想发财就不要做律师。意思是，法律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是与金钱无关的。"想发财就去做生意"。

在这种信念下，常律师在2004年创办了伯阳法律援助网。这在公益理念落后的河南，是不可想象的。后来我还试图为此申请一个法律援助的公益项目，可惜被叫停，河南公益土壤之坏，可见一斑。那时，他已经获得了很多官方荣誉："河南省慈善爱心使者"、"河南省未成年保护突出贡献律师"、"河南省农民工权益保护突出贡献律师"、"河南省十佳法律援助律师"。离政府人造典型仅一步之遥。

可以说，常律师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主动进入到律师这个行业的，也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继续选择留在律师行业的。我实在不知道，常律师回来后，会有多痛苦。尽管他不可能遭到什么严重的刑事处分，但制度之恶禁止他继续从事律师职业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也许他会像往常一样，乐观地接受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不敢奢望。他毕竟是被迫离开了自己视为信仰的一个职业，换作谁都无法接受。只不过，作为朋友，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一个愤怒的常伯阳律师。就我而言，我更希望看到常律师那张温和、坚定、耐心的面孔。我常常会想象他用河南话朗诵这句话的样子：

"我们之所以成为法律的奴隶，就是为了能够保有自由"。

这是常律师最喜欢的法律名言。

最后，还有，妞妞，常伯阳的女儿。马上就要开学了，爸爸很有可能还是在郑州第三看守所。你不要难过，你一定要继续坚强下去，做一个正直的人。我要告诉你，你爸爸常常对我提到你，你是你爸爸的骄傲。他非常爱你。你在过去74天里的表现，也证明了你值得他这么爱你。让我们等他回来——他一定会回来的。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8/blog-post_11.html

中華評述：中共匪國人是當今世界最可憐的人

中共匪國人是當今世界最可憐的人 按照優勝劣汰原理共匪國奴只能成為紅匪竊國集團的殉葬品並最後絕種

圖片說明﹕
共匪國老人好可憐﹐九殉婦人無家可歸光著身子沒人管
马健奶奶病了﹐老師說要讓她多吃饭菜﹐馬健窮﹐只好讓奶奶多吃點土豆

【中華評述2014年8月11日訊】共匪國匪頭狗咬狗相互惡殺沒完沒了，一批批被稱之為“贪官”的吸血狗纷纷鋃鐺入獄﹐一次次揭露出來的吸血贪污数据成幾何級數猛增﹐讓一直被愚昧的國奴們大為驚詫﹐難道這就是共匪宣傳的共匪主義極樂世界。

单单一个警狗特務頭子周永康﹐匪偽當局承認的吸血貪贓数额就是三百亿，而一个小小的偽处长吸血贪污也都上亿。顯然﹐中共匪国國奴的钱全都被這些狗官鯨吞了﹔被匪偽牛屄宣傳機器吹得財富暴發的共匪國國奴﹐實際上穷得連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只顧吸血的狗官們根本不管教育建设﹑环境建设﹑医疗建设﹑公益建设，匪偽政府早就完全失去了公信力﹔它一次又一次的謊言欺騙證實﹐共匪建立的一套匪權機構﹐它只会吸老百姓血﹐只会层层深入地為共匪頭和共匪狗官劫掠殺戮效力。

網絡文章說﹐当今中共匪国人吃的是毒品，吸的是毒气，做的是最长时间的苦力，拿的是最微薄的奴隸補貼，而且辛辛苦苦得到的那點最微薄的血汗钱﹐又大部分被共匪以各种名目的税收吸血吸了回去，最後進了匪頭們的血錢庫。甚至﹐國奴為了維護生存權力﹑上訪尋求“清官”恩典﹐也被抓了起來﹐關進精神病院。

在共匪國﹐國奴生病进医院，不但看不好病反而會被狠宰一笔﹔這被狠宰的要算是幸運了﹐有些还可能为此误了卿卿性命。如今﹐共匪國奴生病的越来越多，癌症病人也越来越年轻化，医疗水平与医疗保障那只是為紅匪權力階層服務的﹐被踩在腳底下的國奴根本沾不上邊。

最近﹐有科学权威机构证实﹐转基因实验结果已經出来，食用转基因食品三代之后将可能绝种。当今共匪國奴吃转基因食品的还少吗？现在不会生育的男女國奴越来越多，而且食品不安全与电磁辐射日益加强也会严重影响胎儿成长，今后的共匪國奴很可能基因变异变成怪物﹑直到最后可能走向绝种。

更加可怜可悲的是，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中共匪国人不但不觉醒反而还在高唱“我们的(共匪)祖国是花园﹐我们的明天充满希望”。国奴們不但不抗议不团结，反而还为了眼前一点小利不停地窝里鬥。人与人之间不讲诚信不讲情义，也普遍失去了信任，人情淡薄，一切向利看齐。共匪国的愚民教育体制与主导思想让国奴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变得愚昧，丧失了人文精神，阉割了人高贵的灵魂。当今的中共匪国人﹐普遍没有灵魂没有信仰而沦为禽兽﹔有國奴網友将当今的中共匪国比喻为动物世界，甚至嘲弄為群兽乱舞时代。

请想象一下共匪國奴的生存状态，他們苟活在污染严重的环境里，每天像牛马一样为了生存艰辛地出賣苦力，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内心充满﹑焦虑充﹐满各种自私自利的念头，同时他们的内心也非常孤独，没有一个真正信任的人，也没有一个真正他们爱或爱他们的人，他们在贫穷惶惑不安孤独中走向生病﹑走向死亡，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得不到应有的关怀与保障。他们一生没有真正的爱情友情，没有亨受生命本质的快乐，没有高于利益的追求，奔波一生斗来斗去却不知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似沉睡在猪圈里的猪﹐未曾预料到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反而为还能吃还能睡感到庆幸﹔当他们的肉成了他人的口中食时，他们依然以大家都是这样的聊以自慰。

中共匪国有着最为劣质的体制﹑也有着最为劣质的国奴，根据自然界优胜劣汰的原理，如果地球上注定要有一批人种先灭绝，如果共匪体制再不變革﹑讓国奴繼續劣质下去，那么中共匪国人迟早会是最早消亡的人种，而且國奴們将率先成为殉葬品，成为中共匪国紅匪当权集团的炮灰。

马健：我真的想赶快长大？（捐助已停止）

 吃完晚飯，12歲的馬健一個人開始剝玉米，談起爸爸媽媽、死去的哥哥和現在生病的奶奶、太奶奶及其他的堂弟，馬健哭得很傷心：“奶奶告訴我，我一共有兄弟三個，我的二哥在兩歲的時候因為生病沒有錢醫就死了。爸爸是個酒鬼，喝醉後就喜歡打媽媽和奶奶，家裡的活也不幹，由於家裡太窮，媽媽在我兩個月大的時候就和別的男人跑了，跑的時候媽媽把我也帶走了，可能是嫌棄我是個累贅吧，後來媽媽就把我丟到姥姥家不管我了。從我記事起，媽媽都沒有來看過我，姥姥後來說媽媽在別人家裡也生了幾個孩子。在姥姥家我是白天放牛，晚上就和牛睡在一起，姥姥家很窮，有時候連飯都吃不飽，看到比我小的小孩都上學了，我就和姥姥說我也想上學，可姥姥說家裡太窮，而且家裡的牛不能沒有人放，所以就一直不讓我上學。

2009年，爸爸把我從姥姥家接了回來，愛喝酒的爸爸也已經喝得有點傻了，把我接回來不久他就跑走了，不回來了。爸爸跑了，我和哥哥、奶奶都很高興，因為爸爸在家裡不僅不幹活還喜歡打我們幾個人，爸爸走了，15歲的哥哥馬興龍和二叔家弟弟馬興福就一起帶我去上小學一年級，哥哥的學習成績很好，在外地一位好心人的資助下上了小學四年級，每次都可以考到99分，由於我在姥姥家沒有上過學，所以學習成績很差，晚上放學回來哥哥就幫我補習功課。哥哥還告訴我，現在我們好好上學，等初中畢業就可以出門打工掙錢了，就可以給家裡蓋新房子了，可以讓70多歲的奶奶和90多歲的太奶奶過上好日子了。在哥哥的帶動下，我也開始喜歡上學了。遇到收種地裡莊稼的時候，我和哥哥兩個就輪流請假回來幫奶奶幹活，每個星期放兩天假的時候，我就和哥哥一起下地幫奶奶幹活，還一起到山坡上耍，雖然吃不飽飯，沒有新衣服穿，沒有被子蓋，但比在我姥姥家好過多了，最起碼我也可以上學了，而且還有個疼愛我的哥哥和堂弟。

2010年1月份的時候，哥哥馬興龍生病了，他整天喊頭痛，每次痛得特別厲害的時候就讓我和奶奶兩個帶他到縣城的大醫院去看看，奶奶沒有錢，我就和奶奶到處找親戚借錢，借了幾百塊錢後，我就和奶奶就一起把哥哥送到縣醫院去，在醫院呆了一天時間就把錢用完了，哥哥說沒有錢了，就讓我們帶他回家，哥哥還說再不回家他就要死在醫院裡了。

2月28日，也是我把哥哥從醫院背回來的第5天，哥哥拉著我的手哭了，哥哥說他真的要死了，他再也不能教我看書寫字了，再也不能照顧奶奶和太奶奶了，哥哥還讓我把他以前上學的試卷找個紙盒子好好收起來，等將來我上學的時候還可以接著用，當我把哥哥上學的卷紙裝好後，哥哥看了一眼拉著我的手對我說，讓我一定要照顧好奶奶和太奶奶，讓我好好上學長大了一定要到外面掙錢讓奶奶和太奶奶過上好日子，說完這句話哥哥就死了。哥哥真的死了，我使勁抱著哥哥的身體哭著喊他的名字，哥哥再也聽不到我哭了，哥哥再也不能教我認字了，哥哥再也不能陪我睡覺了，再也不能一起到山上幹活了。哥哥死了，奶奶也生病了，她也幹不動地裡的重活了，我就跑到學校和老師說我不上學了，老師也來找我一次，我就說我不能去了，奶奶老了，又病了，家裡不能沒有人幹活。

和我一起上學的弟弟馬興福是我死去二叔家唯一的孩子，今年上小學三年級，馬興福的媽媽因為嫌棄家裡太窮，在馬興福很小的時候就和別的男人跑了，二叔因為想不通就喝農藥死了。二叔死後，弟弟只能由奶奶和太奶奶照顧長大，和我的哥哥一起生活，我的哥哥死了，看到家裡沒有人幹活，馬興福也不想上學了，也要回來幫我和奶奶一起幹活，我說什麼也讓他去上學，我和他說，白天他去上學，我白天下地幹活，晚上放學回來的時候他就在家裡教我認字。

這幾天奶奶病得厲害，她老和我說想出門打工掙錢給自己看病，奶奶還說她再不看病就真的要死了。我說什麼也不會讓70多歲的奶奶出門打工，奶奶要是出門打工了，太奶奶怎麼辦？

我過的不好，覺得自己真的很可憐，小的時候我看到鄰居家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爸爸媽媽，雖然他們家也很窮，可是他們的媽媽可以帶著他們到集鎮上趕場，過年的時候也會給他們買新衣服穿，我真的好想有疼愛我的爸爸媽媽，好想在我放牛回家的時候看到他們，好想吃媽媽做的飯，穿爸爸給我買的新衣服，可是我的爸爸媽媽都不要我了，他們都不管我的死活。現在我長大了，對我最好、最親的人就是我的哥哥和奶奶。奶奶也老了，也生病了，可我沒有錢給奶奶看病，也沒有錢給奶奶和太奶奶買新衣服穿，買肉吃，買暖和的被子蓋。哥哥生病後，我就開始恨自己為什麼只有12歲？為什麼不是大人？如果是大人的話，我就可以出門打工掙錢，有了錢之後，我就可以給我哥哥看病，可以給自己家蓋房子，可以讓奶奶過好的生活，可以給自己也買一套新衣服，也買一床暖和的棉被蓋在身上，也可以到學校裡上學。如今，哥哥已經病死了，奶奶也病了，可我還是沒有長大，還是沒有人願意帶我到小煤窯打工。晚上睡覺的時候想起沒有人願意帶我出去打工，我就很難過，我就會偷偷一個人哭，我不喜歡當著奶奶的面哭，我不想讓奶奶和太奶奶傷心。我真的想趕快長大，我真的想出門打工掙錢給我奶奶看病，給年老的太奶奶看病，給他們買肉吃......”

http://www.owecn.com/help/20110130/201101305631_8.html

马健：我真的想赶快长大？（捐助已停止）

www.owecn.com

我真的想赶快长大，我真的想出门打工挣钱给我奶奶看病，给年老的太奶奶看病，给他们买肉吃...

北京资深传媒人高瑜再会见律师

文章来源：RFA  作者：海蓝  

被刑拘逾4个月的北京资深传媒人高瑜，代表律师张思之周四（7日）在北京巿第一看守所第二次会见高瑜，距离6月27日首次会见已个多月。（海蓝报道）
张思之律师周五（8日）表示，今次会面50多分钟，高瑜还可以，身体不错，精神还好。他们没讨论太多案情，因为只涉及一份文件，目前案件正处于公安局要求检察院起诉，检察院仍在审查证据。被问到对案件是否乐观，张思之表示，很难说，暂时未能判断。
张思之说： （谈案情）不多，因为它这个案件很简单。公安局要求检察院起诉，处于这个阶段，还没有定，很难说（乐观）。
高瑜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官方新华网指去年8月，某境外网站刊登一份中央机密文件，随后多个网站转载，引起社会关注。北京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调查，其后锁定疑犯高瑜，今年4月24日将她抓获，并在其住处找到重要证据。
其子赵萌与母亲一起被警方带走，他被控同一罪名，5月23日获取保候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