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民主党历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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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民主党是中国民主运动中公开提出以“推翻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为宗旨的革命民主政党。她是一九八九年波澜壮阔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产物。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运动被中共残酷镇压下去以後，被激怒了的海外留学生开始在各个学校中串连，蕴酿组建政治态度鲜明的政治组织。当时，在纽约领导“中国民主化联络组”的倪育贤先生与陈军、吴牟人等民运朋友为此已经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为了给组党作理论准备，同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倪先生连续三天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了“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______“我们能不反对共产党吗”一文，指出“民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公开鼓吹“打倒共产党”的革命纲领。这篇文章在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自动翻印和散发，并且召开了各种的座谈会进行讨论。如马里兰大学学生会就自行复印了三千多份传单，在学生中传播。九月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时和平、贺保平、王建安等邀请倪先生到该校演讲关於“打倒共产党”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倪先生在演讲中提出“要组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来承担“推翻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的历史任务，这个倡议得到与会留学生代表们的热烈赞同。当时，“全美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主要骨干陈兴宇、董其奇等人与倪育贤共同探讨了建立第一个民主政党的有关事宜，并且取得一致的意见。於是由“全美学自联”和倪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开始秘密着手制定组党的具体方案，学生代表推举倪育贤先生按照《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阐明的理论思路起草一份组党倡议书，并商定凡是认同此倡议书宗旨者即成为此次组党活动的参与者。学自联干部中，韩联潮、汤本、刘晓竹、杨建利、陈厚琦、胡姚弟等人都参与了筹组政党的活动。民运人士方面，除了倪育贤、陈军、吴牟人之外，又有郑为民、王兴、夏雨、唐兴、黄虎、刘修才等人相继参与这一活动。倪育贤先生是这两股力量的协调者与联络人。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上旬，上述两股力量经协商推举石和平、王建安、倪育贤三人为组党活动的联络人，开始积极安排召开第一次组党会议有关代表及其政治文件的准备工作。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中国民主运动中的第一次组党代表会议在维吉尼亚黑堡山区的一个教堂内隆重而秘密召开了。为了防止中共的破坏，所有中外媒体都未获准与会。
参与大会的一百多名代表中，有大约三分之二代表是当时全美学自联的留学生骨干，另外的三分之一是老的民运组织的骨干，会议严格按无计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会议的主席团。倪育贤、董其奇、刘修才当选为主席团的执行主席。倪育贤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倪育贤起草的“组党倡议书”（见原件影印件）。在组党倡书上签名的代表就自动成为这个党的创党党员。在第二天的会议中，倪育贤提案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党名，以最高票数得到了通过（当时党名提案中还有“自由党”、“民主党”、“绿党”、“蓝党”、“工党”等十多个）。会议责成倪育贤起草《中国自由民主党政治纲领》。
会议的最後一天，选举产生了党的三名召集人倪育贤、时和平、陈厚琦，负责准备和召集中国自由民主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还通过了倪育贤起草的“中国民主党政治纲领”。就在圣诞节这一天，倪育贤代表全体创党党员庄严宣布：中国自由民主党正式成立了。
一九九零年七月，中国自由民主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堡市召开，王炳章先生也提出请求并被批准与会，但不竞选主席。“全美学自联”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在同地同时举行。这两个会议的不同代表几乎都拥有相同的代表权，这也是说，全美学自联二大的代表同时也是自民党一大的代表。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初生的自民党与广大的留学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自民党在创党之始，就拥有如此众多的留学生骨干，这是任何一个民运组织都不曾有过的强大优势。 “一大”排除万难，顺利召开了。学生代表陈厚琦与民运代表倪育贤作为主席候选人，参加了大会的选举。陈厚琦以一票之差胜选，倪育贤当选为首届自民党联委会的负责人。
“一大”之後，陈厚琦与倪育贤就联袂在美国巡回演讲活动，宣传自民党的主张和发展党的组织。半年之後，随着“八九”民运高潮引起的学生激动期的回落，原来积极参加组党的大部分学生骨干，重回学校，逐渐淡出了民运。陈厚琦当选主席未满半年，就自行退出党的领导岗位。其他学生党员也陆续淡出或回国。自民党处在组织运作基本瘫痪的困境中。倪育贤组织了自民党访台代表团，为党募捐。
一九九一年，自民党的倪育贤、民联的于大海、民阵的杨建利等组团到达台湾。倪育贤在马树礼先生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我们一定能够打倒共产党”。台湾各界代表极表赞同。当场给自民党认捐了三万美金。自民党就用其中的一半款项，出版了党的机关刊物《自由论坛》。自民党中央发出通知，最大限度的接纳和欢迎一切认同“推翻中共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的自民党人。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中国自民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在纽约长岛召开。王炳章当选为主席，倪育贤、岳武当选为副主席。在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倪育贤当选为党中央的秘书长。在党的长岛特别代表大会上，有自各大洲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洋洲代表潘晴先生受中央与倪育贤先生的委托，作为党的全权代表，赴澳洲组建党的分部，在短短半年的时间中，在潘晴先生的领导下，澳大利亚自民党从无到有，迅速的发展成由十几个支部和一千多党员的最大的“自民党”分部组织，从此以後，潘晴、李清等作为“自民党”的重要骨干，在“自民党”的发展壮大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一九九一年九月，倪育贤组织了党的回国闯关活动失误，提出辞呈，经王炳章先生极力挽留后，改任中央理论部部长。
一九九二年三月，王炳章因为筹措活动经费而从事不正规移民业务而在美国辛辛那提海关被捕，写信宣布辞去党的一切职务并退出自民党。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自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成功举行，民联、民阵等兄弟组织的负责人于大海、徐邦泰、杨建利、郭平、薛伟、项小吉、张伯笠、白梦、吕京花等人到会祝贺。《探索》杂志主编司马璐先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宣读了王若望先生的亲笔贺信和刘宾雁先生给大会的录音贺词。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熊炎当选为党的执委会主任，陈兴宇当选为党的监委会主任，倪育贤当选为秘书长。
“二大”以後，由熊炎与倪育贤组成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访澳代表团”，在澳洲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巡回检查。澳洲外长也会见了代表团成员。这次访问确定了把澳洲作为“自民党”重要发展基地的布局。
在海外民运舞台上，同时存在四大组织：倪育贤领导的“自民党”、于大海领导的“民联”、万润南领导的“民阵”以及王策领导的“民联阵自民党”。从政治光谱的排列来分析，“自民党”高举“推翻中共一党专制”的旗帜并主张“保留人民自卫抗暴的权利”，属於“激进派”；“民阵”与“民联”主张“结束一党专制”在策略上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原则，属於“中间派”；“民联阵自民党”的王策公开提出“同意共产党继续执政三十年的方案”，“争取与共产党达到双赢的目标”，属於“温和派”。之後，王炳章另组正义党。
一九九三年，胡石根、刘京生、康玉春等同志，在北京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国内组织，被中共破获，并在一九九四年被判处二十年、十五年、十年的重刑，这是中国自由民主党人为中国民主运动而付出的重大牺牲。与此同时，党在国内各地也先後建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地下组织，对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作了很多宝贵的贡献。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党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熊炎先生因为报名从军，将远赴海外，故辞去了执委会主任的职务。各兄弟团体的负责人及著名民运活动家于大海、王若望、胡平、项小吉、严家其、郑义、薛伟等作为大会贵宾莅临会议致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徐邦泰、张伯笠、汪泯等分别向大会发来了贺词和贺电。美国民主党全国新闻广播联网总裁、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人民後援会主席乔.西古（JOEL SEGAL）、美国众议院立法委员会助理，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後援会副主席史蒂夫.维什费尔特（STEVENS WESTFELD）在会上作了“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讲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会议副主席，英顿.郝尔普林，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塞尔，分别向大会发了贺电。国际援助西藏干事阿沛.晋美先生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向大会介绍了西藏人民斗争的情况。倪育贤主持了这次大会。
潘晴、叶宁、方能达、越品潞、连盛德、陈军、张永利、周勇军等九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倪育贤当选为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为了表彰胡石根同志对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功绩并抗议中共对他的迫害，大会决定授予他“中国自由民主党名誉主席”的称号。
一九九七年一月，“自民党”在纽约与“民阵”、“民联”联合举办了“民运前途讨论会”，这次会议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有关民运策略的重大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民党”提出了“武装自卫是人民不可放弃的权利的革命原则”。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在纽约希尔顿饭店召开了“自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倪育贤再次当选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潘晴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历史证明“自民党”已经成长壮大并确立了稳固的领导集体。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倪育贤先生为民运联席会议起草了《新世纪宣言》。这个宣言阐明了民主运动的重大理论原则。
“三大”以後，“自民党”在倪先生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历次反抗中共暴政的斗争中，“自民党”始终不屈不挠的站在民运的最前线。例如，每年美国的“六四”纪念，都是由倪先生主持，由“自民党”搭台。抗议李鹏、胡绵涛来访，都以“自民党”为主力。二零零零年，江泽民访美，在纽约林肯中心，面对三千亲共势力的围攻、殴打，“自民党”八勇士巍然不动，捍卫了民运的尊严，“自民党”挑战中共恶势力的坚定立场，赢得了广大中国侨民衷心称颂。在众多民运组织当中，“自民党”始终是冲锋陷阵的先锋。魏京生先生曾在民运会议中肯定“自民党”“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自民党”的英勇斗争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光荣。
二零零四年六月五号，“自民党”与其他兄弟组织联合召开了“中国民主运动世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络处”。
二零零四年六月七日，中国自由民主党在纽约帝国大厦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推动大陆民主运动的六项政策，把“废除中共一党专制”作为党的主要政治诉求，会议确定了“废除党独，重建共和，保守人权，张扬自由，还政予民，还产予民”的政治纲领。倪育贤又一次当选为党的主席，潘晴再次蝉联党的秘书长。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国自由民主党与中国民主党联合举办了“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倪育贤与潘晴先生主持了这次大会，倪先生发表了“民运三十年反思”，总结了民运三十年以来的经验。大会通过了“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党融合统一运作的决议。鉴於中国民主党与中国自由民主党秉持同一民主理念和认同相同的宗旨和政纳，大会决议，自本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之日起，两党的中央委员会格式保持现有机制独立动作，党的基层组织逐步进行合併运作。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规范党的组织运作，会议还通过了重建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在大会上，中国自由民主党与中国民主党分别举行了两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对两党的中央组织架构进行了选举和调整，之後，又举行了两党中央委员会广大的联席会议。
由於创党人倪育贤先生被选为“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所以，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重新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潘晴先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陈维健先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高健、李清、王国兴、相林当选为党的副主席，倪育贤先生当选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这次大会是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里程碑，中国民运从此确定了能够保证引导运动达到成功的与群众利益相结合的道路。
综上所记，可以证明中国自由民主党是中国民主运动中历史最悠久的三大民运组织之一，我党是在以坚决反共的大陆留学生和民运骨干组建的“以废除中共专制，建立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民主政党。经过十八年的努力奋斗，中国自由民主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建立了十多个分部，正式登记党员二千五百多人。中国自由民主党与其他民运组织有重大的区别：
首先，我党具有坚定的反共立场和鲜明的民主理念。中国自由民主党的领导骨干都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与中共专制暴政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抗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与中共特权阶层没有瓜葛牵扯，这些领导骨干既不会被中共的专制高压所屈服，也不会为中共的欺骗利诱所软化。
其次，中国自由民主党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党的活动不受国外任何政治势力的左右与干扰，党的领导层和基层组织能够自觉尊循民主规范进行工作，党的组织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下日益巩固，稳步发展。
中国自由民主党提出了一整套符合大陆实际情况的、深受国内广大民众拥护的，关於中国大陆如何完成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为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预见中国自由民主党在未来的大陆政坛上将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中国自由民主党因为坚决反共而被中共及其代理人极为仇视，遭到各种卑鄙伎俩的企图破坏，但都及时彻底粉碎了。胜利一定属於“坚持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政体”的中国自由民主党！
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党史编写组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自由民主党历史简介（附件）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资料：
倪育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生于上海浦东，一九六一年入伍，在上海警备区六十八团当无线电通讯兵。在随军去安徽、浙江驻防期间，目睹农村饿殍遍地，上书毛泽东，要求中共改变农村政策，准许农民包产到户，被定为军内的小修正主义份子，遭到批判，并被清洗出部队。一九六四年后在川沙工具厂当搬运工。
一九六五年以高分考入海运学院远洋系。旋即因公开主张思想自由而被定为“反动学生”。六六年文革暴发，倪积极投入学运。在上海组织有四十万人参加的“上海工农学”公社，倪任副主任，起草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人民要有选举执政者的权利，因此被四人帮张春桥，王洪文通缉。倪逃入苏南农村，秘密编成一本反“毛泽东语录”的小册子<列宁语录>，鼓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此书发行一万册，震动上海。因此被上海市委定为反革命，秘密关押“隔离审查”达两年之久，受尽酷刑。
一九七零年，倪育贤被海运学院开除，押送农村批斗改造。林彪事件后，倪被送入浦东花木五金厂监督劳动。这时倪开始组织地下工人学习小组，在上海吴松，扬浦等区曾发展了一批地下异议团体，倪领导地下小组成员鼓吹民主，密谋推翻中共暴政。
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倪第二次上书毛泽东，要求民主改革，提出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就会变成法西斯主义。信发后，倪即被拉到大街小巷批斗。
一九七七年，倪起草了中国“七七宪章”，在上海，南京等地散发，强烈要求人民普选和言论自由。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倪在上海淮海路车站张贴有关天安门惨案的大字报“清明愤”，接着又在上海最高建筑，南京路“国际饭店”张贴长达十公尺长的巨幅抗议诗“我不信--- 纪念天安门惨案一周年”，忿怒声讨中共的法西斯暴行，公开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暴政，上海当局为之震怒。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中共海军政委）亲笔批示“反动透顶，恶毒至极”，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判倪死刑。倪在死囚牢里备受煎熬。在等待执行期间，倪坚持狱中斗争。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倪在一张手纸上写上诉书给叶剑英，当时恰值天安们事件牵涉中共权力斗争，死刑得以延宕。一九七九年华国锋垮台，天安门事件平反，倪侥幸生还。出狱后回海运学院图书馆工作，在校园内鼓动民主选举，并投入上海民运。一九八四年底，大陆名作家刘宾雁得悉倪的情况后，以倪为主人公写成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这篇文章发表后曾轰动海内外，但刘和倪却受到中共保守派的围剿。
一九八六年一月，在美国友人帮助下，倪逃出中国大陆。赴美后协助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研究中国问题。美国作家 ANNE THIRSTON根据倪的经历写成长篇传记“一个中国的奥德赛”，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
倪到美国就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一九八七年二月在纽约多次主持支持大陆学生运动的集会，发表支持国内民主运动的宣言，发起了大陆留学生千人签名运动。中共人民日报曾多次发表文章批判倪在海外的所谓“反动”活动。一九八八年二月倪在纽约发起“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联络组”，起草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锡铭和陈希同在关于“八九民运”的报告中，曾两次提到该宣言为八九民运的先声。中共人民日报在批刘宾雁的长文中，再次点名批判倪为所谓的“反动份子”。
八九民运期间，倪与陈军，吴牟人等在纽约组建“支持大陆民运办公室”，直接与天安门广场刘晓波等联系。倪在五月四日，六月五日先后组织了纽约市声援大陆民运的千人游行，还组织了联合国总部前的绝食示威。倪在八九民运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民运的方向和方法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在八九年八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发表的“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主张民阵不反对共产党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反响很大。倪是海外民运人士中最早投身民主运动的代表之一。
胡石根先生是江西人，生长在农村，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82年初毕业后留校任 教，后来又转到北京语言学院担任讲师。８９年的大屠杀之后，全国一片肃杀的气氛， 正是极端黑暗，镇压十分严厉，人们纷纷躲回家里以自保。８９年时轰轰烈烈的北京街 头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就是在这严冬一样的气氛中，仍有一些勇敢的年轻人悄悄地在 地下进行着活动，为严冬过后的春天进行着准备，胡石根先生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
他们总结了８９年的民主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三，没有一个政 党或反对派组织，不能形成有效的反对派势力，不能起到制约政府的作用。二，没有明 确的纲领和口号，使运动参与者无所适从，运动本身停滞不前。三，运动的领导者明显 落后于形势，也落后于群众。
在１９９１年，胡石根联络了刘京生，王国棋等人秘密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反对党--中国自由民主党，之后又和康玉春等同志组建了外围组织，中华进步同盟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作为维护人权和工人权益的工作机构。不久，因为计划用航模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纪念六四惨案的活动被叛徒告密而被捕，被判20年徒刑。

王炳章 海外民运创始人被隔绝9年多 狱中失声痛哭

——王炳章的眼泪

2011-12-12讯

王炳章02年6月被绑架，03年2月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被深圳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他在韶关北江监狱被单独囚禁长达九年多，如果是一般人早垮了，而他还坚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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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91岁的王桂芳在加拿大温哥华去世，她生前最为牵挂的，是远在中国身陷囹圄的儿子王炳章。12月3日，王家低调为老太太举行了家庭追悼仪式，在众多兄弟姐妹中，只有王炳章缺席。
就在一个月前，王炳武从加拿大远赴广东韶关探望哥哥，带回王炳章在狱中流泪的消息，因为他知道年迈的母亲身体欠佳，之前他曾说过最难以接受的就是母亲离世自己却无法送终。
和王家保持联系的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说王炳章在这次监狱探访中健康情况很糟，头发花白，走路迟缓。她引述王炳章家人的话说：“在会面的20多分钟里，王炳章基本上没有说话，只是特别难受，一直在哭，他一直低着头在失声痛哭。”
王炳武把哥哥痛哭的情况转告妈妈，不多久，老太太就过世了。在盛雪看来，王炳章不会轻易流泪，他是个意志力极为坚强的人，王炳章02年6月被绑架，03年2月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被深圳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他在韶关北江监狱被单独囚禁长达九年多，如果是一般人早垮了，而他还坚持着。
前些年，盛雪曾在王家看到过王炳章从监狱寄出的一封家书，上面有他对被单独囚禁生活的感慨：蝼蚁虽然苟且偷生，但都还是过群体生活，何况人类。据说，有一次他趁被狱警带去共用食堂吃饭之机，大喊“我是王炳章”，被狱警殴打。
前几年，北京曾为获得奥运举办权承诺改善人权状况，王家一度对王炳章获释或改善待遇抱有希望，但迟迟不见当局有实际行动。08年7月，王炳章绝食抗议，结果被禁止探监长达三个月，他的姐姐和弟弟分别两次回到中国，都被挡在监狱大门之外。这年十月底，盛雪到温哥华王家探访，看到王妈妈哭了。她说：“我听王妈妈转述，王炳武到了监狱，给监狱管理员下跪，说我妈妈让我来的，我一定要看我哥哥一眼，不然的话我回去没法跟我妈妈交代，但狱方不为所动。”
近年来，王炳章的健康极度恶化，他两次在狱中中风，还患有花粉过敏症、胃病、静脉曲张和忧郁症，但因为身份特殊，北京对给予他保外就医的要求置之不理。
王炳章是1980年代启动海外民运的领袖人物，1979年他来到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留学，1982年获得医学哲学博士学位，是文革后大陆学生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同年他创办了首份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83年创建了首个海外民运组织。
王炳章可谓是当代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先驱，从他失踪之日起，海外民运就着手营救，因王炳章本人有美国绿卡，其大部分家人是加拿大公民，向美国国会和加拿大议会游说成为营救活动的重点。王家还曾专门请了一位美国人向美国国会游说。身为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联盟发起人的盛雪说：“我们多次到加拿大国会游说，有国会议员主动表示愿意做王炳章案的法律顾问，加拿大官方在与中共政府打交道时，确实提出过王炳章案的情况，要求中国有所回应，但没有理想的进展。”
王桂芳去世后，多个海外团体敦促中共政府准许王炳章赴加拿大奔丧，还有不少人准备去温哥华送其母亲最后一程，最后王家商议决定葬礼以家庭名义举办，不邀请外人参加，媒体也没有获邀采访，葬礼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和报道，对于这种低调，盛雪认为：“家里人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有其原因，我们充分尊重王炳章家人的决定，王炳章是中国民主运动重要的领袖人物，我们呼吁中共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准许王炳章回家探亲，因为王炳章是无罪的。”

加总理访华在即 中国人权联盟国会诉人权

2012年2月2日 星期四     节目长度：3分50秒  下载mp3(16k) | (128k)

2月2日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在渥太华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哈珀总理在访华期间向中国政府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并释放良心犯。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阿历克斯．尼夫（Alex Neve），多伦多中国民主协会主席关卓中，学生自由西藏加拿大全国总监吾根 百衡森（Urgyen Badheytsang），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周慧敏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陈述中国人权问题的严重情况，要求加政府关注。

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尼夫先生认为只注重贸易不注重人权问题是过时的看法，他对本台记者说：
"第一，人权问题不会影响贸易。人权问题不可以被放在贸易之后考虑，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中国的迫害人权的严重情况，应得到国际的关注，加拿大的关注。第二，这种说法其实言过其辞，如果有结构的，周全的提出人权问题，这当然是我们想要的方式，加中贸易的本质是加拿大方面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具优势，现在是展现我们信心的时候，中国对加拿大的自然能源具有有效的兴趣，他们将能够倾听人权问题。“

关卓中先生向本台记者表达了他参加这次活动的诉求，他说：
“我们这次除了要求哈珀总理高调的公开的谈人权之外，还希望他把我们的良知犯的名单交给中国领导人，我们10个良知犯的名单，有高智晟律师，他们都是在牢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总理可以很公开的把这个10个（人）名单交给中国领导人，当然这10个（人）名单不代表全部的良知犯，良知犯千千万万都有，这10个是很代表性的，有西藏的，有法轮功的，有维吾尔族的，有记者，还有作家等等。”

著名作家民主人士盛雪女士表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有益于加拿大社会，她说：“今天我们非常理解加拿大要跟中国做生意，由其是象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有着一个庞大的奴工市场。因为跟中国做生意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包括中国市场的低工资，包括当地人权保障的低成本等等。但是加拿大政府一定不要忘了，中国至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专制社会，而这个专制社会他对自己国内人权的迫害，不要以为是跟国际社会是没有关系的，要特别能够在这个时刻，哈珀访华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人权的这种关注，对中国专制镇压，这样的一种态度，我想这不仅仅是基本的人权问题，现在由其是人权高于主权的，那么同时也是为加拿大社会的安全考虑。"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周慧敏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要求哈珀总理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并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包括11名加拿大人的亲属.

100多名藏人手举横幅同时在国会山前集会，数名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声援。

以上新闻是由希望之声记者吴薇加拿大渥太华采访报道。

广州望岗学乌坎遭镇压 民指乌坎选举做秀

【2012年02月03日讯】（记者唐铭报导）广州望岗村村民为了收回失去的土地，要求用民主方式从新选举村委，历经上访抗议等维权活动后，结果不是像乌坎村那样工作组进村，而是大量国安、国保人员进村，进行一系列恐怖活动。

维权人士项守信认为，望岗村效仿乌坎搞民主却遭到镇压，这说明乌坎出现的所谓民主选举只是当局为了掩盖更多的不民主被迫做秀而已。而且在选举期间，当局配备多辆警车，安插大量警力，所谓民主选举已经注入了强权统治流毒。

望岗村效仿乌坎被镇压

广州望岗村村民为了收回失去的土地，希望以乌坎村的经验为榜样，要求用民主方式从新选举村委，年前，约二千人打着大量标语去广州市政府上访抗议，遭到武警暴力镇压和驱散后，政府派到村里来的不是像乌坎村那样的工作组，而是大量国安、国保人员。

望岗村村民黎富英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在过年前几天有大批国保人员入村，他们在村里不但不解决村民的诉求，反而挨家挨户恐吓村民不准上访，驱散村民的聚会或群体性活动，甚至强行关闭他们认为可能造成聚会联络的饭店和店铺，对村民全面实行恐怖活动。

对昨天乌坎村的民主选举，黎富英不敢说什么，因为“乌坎”在他们村里已经成为敏感词，村里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他可能因此又会被谈话。黎志开等村民也因在高压和恐慌中无法接受记者采访。

维权人士黄先生表示，望岗村和乌坎村性质都一样，村民土地都被村委大量盗卖，村民面临生存危机而维权上访。不同的是，乌坎成立了自己民主选举的、没有党书记领导的村理事会，赶跑了中共村委会并取代了它，而望岗村却没有迈出这一步。

“乌坎选举有险恶用心 是扼杀真正民主选举的村理事会”

黄先生表示，望岗村效仿乌坎村要民主选举被压制，说明乌坎最近由当局组织的一系列所谓公证、透明的选举，实际上是有险恶用心的，是扼杀乌坎村没有党组织的、真正民主选举的村理事会。当局对望岗村和其它许多村的民主选举与自发组织的压制，体现出中共当局没有推行真正透明的民主选举之意。

维权人士项守信表示，他曾经当过五年的村长，亲身经历了三年无党支书状况下的村委工作，用事实也证明了“没有党支书比有党支书好”。

2月1日，乌坎村民在乌坎学校进行了村民选委会的选举，项守信认为，当初政府也承认了乌坎村经过民主选举的理事会成员的合法性，现在要重新选举成立村委会，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失地问题，而是为了彻底瓦解村理事会，使村民们受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使乌坎的真正民主又退回到原点。

他说，真正的民主选举只需要开放媒体就行了，当局为什么要配备多辆警车，安插大量警力，给选举增添如此的恐怖氛围？乌坎村在党领导下的选举，带着中共一惯的流氓性质，所谓的高度民主选举已经注入了强权统治的流毒。林祖銮戴上党的乌纱帽将成为“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在党与民的利益之间走钢丝。”

项守信最后表示，广州望岗村效仿乌坎搞民主自治却遭到压制，这说明乌坎出现的所谓民主选举，只是当局为了掩盖更多的不民主被迫做秀而已！当局是不允许效仿的，否则将使全国农村“火烧联营”，烧死中共！当局害怕乌坎，更害怕所有乡村效仿乌坎搞真正的民主、搞村理事会。

【投书】项守信：乌坎事件的展望

作者﹕项守信

【2012年02月01日讯】对乌坎事件，我之前发表了四篇相关文章，本文是对目前乌坎走向给予的展望和探讨。一是薛锦波是死在周永康杀鸡警猴维稳手段的屠刀下，得以验证，否则：为什么至今不敢将尸体交给家属呢？二，网上传说原村支书薛昌与前中常委关系密切，在香港有三亿多存款，共同绑定了广东省公安厅，这一腐败案能查下去吗？能公开吗？能依法处理吗？三是乌坎村不能成为小岗村，理由是，村支书之腐败是体制腐败，戴上村支书的乌纱帽，就享受控制、使用、出卖集体村民利益的特殊权力。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几十年放纵不管，“使村支书共吸体制之毒，共患体制之癌，共成众矢之的”，如果允许村民自治，那将使全国农村起火，火烧联营，烧死共产党政权。纵观国内外局势，“当局现在决不会允许村民自治”，这就是乌坎不能成为小岗村的理由。

因为我当了五年的村长，亲身经历了三年无党支书环境下的村长，期间，成立村民代表监督制，定期述职评议制，财务公开制，使村级无腐，干部与村民和谐，使招待费下降90%在松江镇26个村中独一无二的廉政新风，用事实证明，“没有党支书比有党支书好”。

林、朱协议至今只取得林祖銮成为村支书之成果，林祖銮戴上乌纱帽就成为“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在党、民利益之间走钢丝”，他能讨回薛锦波尸体吗？他能将腐败案追察到底吗？他能讨回村民的公道吗？他做不到就失去“领袖的光环”，成为梁山的宋江，我不是轻视林祖銮，是因为他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改变腐朽的体制，乌坎最终只能走向“乌纱帽+人民币+镇压” 的方法解决。

乌坎事件震惊世界，归功于热血青年团庄烈宏等热血青年，用他们的智慧、勇气、毅力，把乌坎人组织起来，做到组织严密，井然有序，有节有度，做出巨大的贡献，是功臣应当受到奖励，遗憾的是却成为取保释放的罪人，令人想起共产党先驱彭湃也出生在乌坎这块风水宝地，两者都做同样的事，前者斗的是不实之剥削，后者斗的是真实的掠夺，为什么前者奉为先圣，后者成为罪人，官方谁能站出来回答这一问题？

庄烈宏等热血青年，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是中华民族（青年）学习的榜样，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为防止秋后算账，凡关心民族兴衰者都应时时刻刻关注官方的动向，关注他们的安危，随时准备伸出援手。

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青沟子村 项守信
电话0435-7714703

2012年2月1日

外媒：富豪资金外流 或致中国经济崩溃

调查显示，中国有46%的千万富豪正在考虑移民国外，另有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图为北京街头的一个移民广告。(GOH CHAI HIN/AFP/Getty Images)

【2011年11月09日讯】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引发中外媒体关注，有外媒称，虽然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建设造就了超过96万名千万富豪，但是，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境以及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使得这些“有办法”的人纷纷选择移民，并且引起很多中国网民的“艳羡”。还有外媒媒体援引一些观察家的话认为，如果这些富豪带走的现金无法回流到中国，中国的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共同调查发表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称，中国目前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富豪有96万人，其中有46%正在考虑移民国外，另有14%的人目前已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

白皮书还说，约有1/3的受访富豪称他们已在国外拥有投资。因为一些国家会为提供大额投资的外国公民提供永久居留权甚至是国籍，所以这批人随时可以移民。

美国政府提供的“EB-5”投资移民计划，只要申请人能在美国政府指定地区投资50万美元，外国人及其直系家属就有资格取得临时绿卡。几年后，如果该投资至少创造了10个工作机会，申请人及其家属便可成为永久居民。

另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商协会（NAR）近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今年从中国来美购买房地产的买家总数，占全部海外买家9%，是仅次于加拿大人的第2位。

胡润这份白皮书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普遍的艳羡情绪。新浪微博上很多人说，如果他们有钱，他们也会这样做。“如果你能走，就赶紧走。”一位名为“江浪子”（音译）的微博博主说。

美媒：资金外流或使中国经济崩溃

据《国际财经时报》报导，财富安全问题已成为中国富豪移民海外的重要因素，有富翁叹道，中国没有任何东西属于个人。报导引述英国路透社报导指出，中共当局一直无法解决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如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境、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食品安全隐患等。这是胡润白皮书中提到的那些“有办法”的人们考虑移民的重要原因。

“在北京买套房子的价格已经和国外差不多了，但是你享受不到其它福利。”一位已经移民英国的罗女士说：“在国外生活，生活成本高不了多少，但能享受到的肯定多多了。”
而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称，白皮书中提出，过半受访者称他们想离开中国的原因是为孩子寻求更好的海外教育机会。四分之一的人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据中国观察家们分析，人身及资产安全是那些选择将财富移入海外的富人们最大的原因。

“我们看到太多担心自己会面临牢狱之灾的企业家。”CNN援引北京学者胡星斗接受采访时的话说。胡星斗认为，缺少法律保护使得中国很多地方的经商环境不断恶化，这增加了中国富豪的移民动机。而胡也警告说，这些大富豪的外流带走了大量现金。如果现金由于经济萧条而无法回流到大陆，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

责任编辑：林琮文

中港台时间: 2011-11-09 15:21:31 PM 【万年历】

孙立勇：《“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

20年来，“六四暴徒”群体承受了无尽的折磨与苦难，却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怀与救助，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20年来，众多当年的“六四暴徒”陆续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归社会，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被社会所遗弃。他们就业的困难导致家庭关系的冷漠，以至情绪低落、沮丧、无奈、厌恶政治。他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有个工作，尽早成个家，踏踏实实过好后半生，现在看来这些最朴素的想法对他们而言也成为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借纪念六四20周年之际，我们将把目前生活极为困难的“六四暴徒”的一些情况提供给大家。我们所提供的，只是这个群体苦难生活的冰山一角，我们愿意和海内外各位朋友一道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就是在帮助中国！帮助他们，就是在护卫我们心中的良知与正义！亡羊补牢，尤未为晚。
（孙立勇：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澳大利亚 联系电话：0061-424328130；电邮信箱：liyongsun8964@hotmail.com 通信地址：P.O BOX 219 Campsie NSW 2194 AUSTRALIA ）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一）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9707
孙宏，生于1971年1月14日。1989年6月11日，孙宏被双井派出所及戒严部队从家中拘捕，当夜被二三十个手持警棍、铁棍、枪托子、木棍的警察及士兵围殴，被打掉两颗门牙；1990年5月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对其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7年7月7日刑满释放。孙宏的电话：13801094961
赵庆，生于1970年1月29日。1989年8月24日赵庆被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拘捕，1990年2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以'放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3年2月2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赵庆的电话：86-10-80907576
高鸿卫，生于1970年4月21日。1989年6月20日高鸿卫被拘捕，同年10月19日因'放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1月15日出狱。高鸿卫的电话：13910763461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二）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9755
董盛坤，生于1960年12月16日，1989年“六四”后被中共以“放火罪”逮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6年9月5日，在服刑17年零3个月后出狱。董盛坤的电话：13683119783 86-10-67128281
孙传恒，生于1970年1月7日。1989年6月7日被捕，1990年8月1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孙传恒先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6年2月25日刑满出狱。孙传恒的电话：13146141170
张燕生，生于1967年11月9日。1989年6月13日被捕，1989年11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4月25日刑满出狱。张燕生的电话：13381185322、86-10-68316301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三）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9907
赵锁然，生于1962年4月11日。1989年6月12日被捕，1990年2月6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7年2月25日出狱。赵锁然的电话：86-15010864644，赵锁然的工商银行账号：6222 0202 0001 6467 280
张茂盛，生于1968年6月28日。1989年6月27日被抓捕，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6年9月13日出狱。张茂盛的电话：13261230779
李志新先生出生于1956年10月14日。1989年6月4日在海淀区学院路路口怒烧军车，后遭一清华大学“友人”检举，于1989年12月24日被捕。1991年4月24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6月30日出狱。李志新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账号：4367 4200 1142 0176 628 李志新的电话：13810797619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四）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6035
马国春，生于1959年1月19日，北京市人，原系首都钢铁公司第二建筑公司工人。1989年9月23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对马国春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年。于1999年3月3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获释。马国春的电话：001186-10-68872102 13641222281 中国工商银行账号 0200149001000688905
武春启，生于1952年5月4日，北京市人，原系北京市友谊配合饲料厂工人。1990年12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武春启无期徒刑。2008年11月23日释放。武春启的电话：86-10-63865099 13691386963
张群，出生于1970年11月2日，回族，北京市人，捕前系北京西郊食品冷冻厂临时工。1989年9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张群无期徒刑。2003年4月9日张群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获释。张群的电话：13261875633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五）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70724
张福坤，生于1959年6月3日，北京市人，捕前无业。1989年6月13日被捕，当年12月8日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6年11月5日从北京第二监狱释放。张福坤的电话：13611107569
张保群，生于1966年4月25日，北京市人，捕前系北京市第一皮鞋厂工人。1989年6月14日被捕，当年12月8日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4月25日从北京第二监狱释放。张保群的电话：13611109296
孙彦财，生于1966年5月23日。捕前系北京市大兴县旧宫乡旧宫村三队农民。1989年因所谓“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6年6月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孙彦财的电话：13521027704
孙彦茹生于1970年11月30日。捕前系北京市大兴县旧宫乡旧宫村三队农民。1989年因所谓“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999年6月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孙彦茹的电话：13718384957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六）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70859
许宁，出生于1972年9月21日，北京市人，捕前系北京建筑木材厂技校学生。1989年10月31日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所谓“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97年10月从北京第二监狱释放。许宁的电话：13911486951
汪永录，生于1968 年7月8日，北京市人，捕前无业。1989年6月4日晚9时许，汪永录偕同张福生（21岁，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杨建（16岁，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王春生（16岁，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等人在朝阳区红庙十字路口的一辆正在燃烧的戒严部队卡车上拾得“五四”式手枪四把；6月5日凌晨2时许，汪永录在朝阳区建国路郎家园附近停置的坦克车上拾得机枪子弹22发。1989年6月15日被捕，同年9月23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所谓“抢劫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1998年3月14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释放。汪永录的电话：15611216216
邵凌才，生于1963年3月30日，山东省邹县人，捕前系山东省济南第一机床厂教育处职工学校教师。1990年1月20日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993年6月18日从山东省微山县岱庄（煤矿）监狱释放。邵凌才的电话：13256785381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七）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74553
李金栋，1946年1月2日出生，被捕前系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房管所木匠。1990年初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1995年6月11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刑满获释。李金栋的电话：15711363538
石学之，1940年4月6日出生，北京人，被捕前系北京市国营北郊农场工人。1990年3月1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石学之无期徒刑。2007年6月25日从延庆监狱获释。石学之的电话：13691014724

“共匪红黑榜”行动提前执行

 

“共匪红黑榜”行动提前执行2012-01-29 01:39:47

 

         “共匪红黑榜”行动提前执行

“共匪红黑榜”是稻草小组筹备数年的行动计划之一，为反击共贪党色厉内荏恐吓“活埋200人”宣传而提前公布实施。该行动目的：首先国内中国人民反抗共贪党抢劫集团的英勇暴动、起义已经形成燎原之势，我们必须给预行之有效的支援和帮助；其次我们必须在世界范围里制造空前强大的清算压力，迫使共贪党抢劫集团的走狗爪牙们投鼠忌器；强迫他们现在开始消极怠工或积极抵制，在关键时刻能够调转枪口而反戈一击；达到以最少的代价争取迅速消灭共贪党抢劫集团，让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的阳光重回中华大地之目的。

共匪：是指中国共产党体系的军队、警察、特务等等一系列参与抢劫、迫害中国人民并犯下累累罪恶的共贪党匪徒。

反正红榜：凡是在共产党抢劫、镇压中国人民罪恶行动中有过反对、抵制甚至调转枪口等重大立功表现者(体制内)，目前稻草小组将考察、核实并网络张榜公布，数年民主建国后稻草小组将负责提请民选政府或民选议会给预上榜者国家荣誉和经济补偿。

共匪黑榜：不管是在国内外亦或体制内外为共贪党抢劫集团效力并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给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造成损失者都可能被稻草小组追查并网络黑榜公布。所有黑榜公布者在民主建国后将会被稻草小组提交国家司法机构公开审判，在民主建国前将按照“自卫对等”的原则使用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力量追查、制裁他们。

“共匪红黑榜”行动由稻草小组策划发动并负责执行，稻草小组组长马志杰即是行动的领导者，也是行动的唯一发言人。 如果马志杰被共贪党匪徒暗杀，稻草小组会马上转人地下工作；而稻草小组将由马志杰亲自授权的三人小组领导，稻草小组的工作指令将由两个或三个小组领导签字生效。稻草小组将于中华大地民主建国（民主选举出总统）后一年内解散，稻草小组的一切资料、工作项目将全部移交国家司法部门。

稻草小组长马志杰于2012年1月29日

联系方式：(目前有特务监控)

邮箱：fangkaishoujiao@gmail.com

电话：0880074254

“共匪红黑榜”行动提前执行 « 多维博客

【西方媒体看中国】中共已丧失理智

 

2012年1月28日 星期六     节目长度：14分34秒  下载mp3(16k) | (128k)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芳。

我是恒星,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西方媒体看中国》

首先带大家来关注西方媒体报导“中共害怕失去政权已失去理智，疯狂打压新闻自由”

另外，学者指出“中国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国际知名的媒体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了最新年度报告，美国之音2012年 1月 25日的文章《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国几近垫底》报导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排名榜中继续探底，香港的排名也大幅度下滑，而台湾的新闻自由度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准。

无国界记者星期三公布了2011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在第174位，再次列入世界最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之列，而且排名继续探底。从2007年到2010年的四年里，中国的排名一路下滑，分别是第163，第167，第168 和第171。

无国界记者在报告中说，中国是世界上记者、博客作者和网路异见人士因其工作和言论被投入监狱人数最多的国家。报告说，去年，中国当局加紧舆论审查和官方宣传，特别加强对微博的控制。当局还以驱逐或者撤销签证威胁驻中国的外国记者，要求他们自我审查，不要报导所谓可能危害社会稳定或影响政府形象的新闻。报告还以“失去理智”来描述中国当局因为害怕失去政权而疯狂打压新闻自由。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2年 1月 22日《人权观察：去年34名中国记者因“泄露国家机密”等罪遭到监禁》，文章指出，2011年中国至少有34名记者因“模糊不清”的所谓“煽动颠覆政权”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关押在狱中。这是捍卫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22日发表的人权报告关于中国部分的内容。

《人权观察全球年度报告》指，在中国，新闻审查制度对于不按照官方规定进行的报导仍是一种威胁。报告并例举山东记者齐崇怀的例子说，齐崇怀在揭露山东政府腐败情况后，被控犯有“敲诈勒索罪”，2008年被判刑4年。之后齐崇怀又于2011年6月被加刑8年。法新社引述人权观察的报导说，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以及官方对媒体的控制，在去年阿拉伯之春运动后，更加收紧。人权观察还指责当局迫害记者的行为。去年9月一位元因报导地沟油丑闻的记者被人杀死。

英国BBC中文网也非常关注该次人权观察报告，2012年1月22日的文章引述报告说，中国不按官方准则报导的记者依然受到威胁。2011年6月，中国政府表示要将那些报导食品安全丑闻时“误导公众”的记者纳入黑名单。2011年，中国政府继续对博客作家，记者以及近5亿互联网用户实施限制，违反了国内外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规。该报告说，中国社交网站的崛起--尤其是拥有数亿用户的微博，却为公民建设了表达言论的新平台，挑战了当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加拿大外长贝尔德1月23日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中国政府打压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令人厌恶行径”。英国BBC中文网2012年1月24日《加拿大外长抨击中国打压宗教自由》贝尔德此举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加拿大总理哈珀几周 后即将访问北京，以期向中国出售更多石油，而中间偏右的加拿大政府近些年来也因为经贸原因而减少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

在英国访问的贝尔德说，他要为遭受北京政府压迫的宗教信仰自由站出来说话。贝尔德说，无论是法轮功信徒、西藏佛教僧侣等都面临着威胁恐吓。这些令人厌恶的现象是对我们基本原则与核心价值的挑战。联合国20日对日前中国判处异见作家李铁十年监禁表示深切关注。英国BBC中文网2012年1月20日的文章《联合国敦促中国停止严厉镇压异己》，就该事件文章援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的发言人科尔维尔的说法，中国政府以威胁为目的的严厉镇压维权人士的运动，令联合国极其不安。他敦促中国立即停止处罚那些用和平方式表达自己要求自由和人权意愿的维权人士。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2年 1月 24日法国解放报国际栏发表该报常驻北京记者格兰日罗的撰文，文章指出， 中国司空见惯的做法——“被失踪”有可能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中国人大会议上合法化。假设如此，中国警方将可以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之下随便关押认为应该关押的人六个月。解放报引述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观点认为，中共正在逐个惩罚民主活动人士，以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现年52岁的李铁是最近被重判的其中一个，今年1月19日在武汉李铁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十年监禁，李铁在国外和网上发表了十三篇文章成为犯罪证据，李铁发表的文章有一篇叫作“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去年12月23日，贵州人权论坛的 成员陈希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而被判十年监禁。法院起诉他的理由是在国外网站上发表三十六篇政论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在中国被封杀，而这些政论文章通过“翻墙”便可阅读。
在非中国的网上跟帖也被作为对去年12月23日以“煽动颠覆政权罪”而被判刑九年的陈伟的罪证。特别是判刑的理由仿佛并不是看其在中国造成的影响，但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给中国造成所谓“恶劣形象”。现年已经六十岁的老牌异见人士朱虞夫一月初因“颠覆罪”被捕，只是因为在网上贴上一首呼吁尊重基本自由的诗歌。解放报文章最后引述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观点认为，中国大力镇压反对派旨在恐怕在中国掀起“茉莉花革命”，流亡到美国的作家余杰则认为中国严厉镇压更进一步表明中国骄横，余杰说，殴打他的经超说，中国有的是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总部设于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联会IFJ日前发表有关中国2011年新闻自由的报告，指出香港长期拥有的新闻自由，去年面临史无前例的攻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2年 1月 23日的文章《国际记者联会报告指香港新闻自由势危》报导援引名为《中国新一轮镇压》的报告指出，越来越多香港的记者去年因采访工作而遭到威吓、禁锢以及逮捕，报告更以“香港新闻势危”来形容香港新闻自由之岌岌可危。

这个星期，数百万中国公民都要回家过春节，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美国之音2012年 1月 23日的文章《很多中国人怕回家过年》，该文章写到，中国官方的对中国六大城市里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和问询的结果发现，他们当中，有多达70%的人都对回家过年感到犹豫，很多人都怕回家过年。春节前这一个星期，“害怕回家过年”这个词儿已经成了百度上人们搜索第三多的一个词语。

害怕回家过年的这个“怕”，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回家的旅途这一项。中国一位博客在她的微博上说，“整个行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惩罚。”另外，很多年青人怕回家，也是担心家里人会怎么看自己。中国的一些新闻报刊列举了很多到外地打工的青年农民工不愿意家人和亲友在过节期间问起的问题，比如像“你现 在有没有物件？”“挣多少钱啦？”等等。有博客在微博上写到，“我在北京已经呆了三年了，但是到现在还一无所有。”还有博客抱怨说，如今给“红包”的压力越来越大：“从20块，到50，到200、400、500”，一直这么涨，“但是我的工资却在下降，真觉得给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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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引发民间广泛热议的"吴英死刑"事件，中国知名法学学者滕彪撰文，认为中国金融垄断体制必须废除，绝无靠重刑乃至死刑来维系垄断特权的道理。2012.01.24 他于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文章，题目为《面对吴英死刑，沉默还是呐喊》文章指，吴英的本色集团闻名全国。多行业的同时运作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但年轻没背景的吴英和更年轻的本色集团几乎得不到银行贷款，只能借助于朋友熟人。材料显示，除了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来自工商银行东阳支行外，她的几乎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信贷。

2011年1月4日，最高法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物件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文章指，吴英非但不存在“集资诈骗罪”，历史地看，她还是众多推动金融体制变革、打破金融垄断的行动者之一。

文章认为，吴英为了生存，为了扩大财富，她被迫选择了适应这个体制，就像很多来中国做生意的老外也要适应中国的商业政治潜规则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体制下。这个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极少有人能幸免。更进一步，这个体制经常置我们于于道德困境之中、甚至法律困境之中。稍有中国底层生活的经验，就不难理解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文章说，曾几何时，你收听国外电台，你非法了。….你贱买贵卖，你非法了.….阻拦强拆队伍毁坏你家房子，你非法了。发帖子批评官员，你非法了。为了讨薪你爬上立交桥，你非法了。…..不放弃某一种气功，你非法了。你的孩子奶粉结石了，你站出来带头维权，你非法了。调查地震校舍品质问题，你非法了。越级上访，你非法了。自焚，你非法了。没死成活来下了，你非法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非法你能活下来吗？

文章篇幅大量举例说明到，你的亲人生病了要做手术，不给麻醉师和医生红包，手术品质就要下降——有多少人选择不给？不通过关系给领导好处，孩子就上不了稍好一点的学校——有多少人选择不给？等等等等，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曾得到“非道德或非法”的好处，同时更因这种普遍的“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而受害，但问题是，我们中有多少人接受甚至享受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文章指出，抛开案件证据本身，吴英不是完全清白的。你我也不是。我们不能太过幼稚和势利，在吴英有钱的时候，我们仇富，在她落难的时候，不闻不问、幸灾乐祸。回首过去的司法实践，经不起时间检验的死刑案件太多太多了。吴英案发生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之中。和我们一样，吴英是弊端重重的制度中的行动者。她听到死刑判决时的绝望和无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绝望和无助。吴英的生命也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一次，我们有能力阻止司法成为谋杀机器吗？或者仅仅在于，我们的后代在回顾吴英案时，看到的是我们的呐喊呢，还是沉默？

德国之声广播电台2012.01.24 《龙年多动荡，美好在后面》德媒认为，龙年向来是动荡之年，而动荡与变化的征兆在当下的中国不难发现，秋季的最高层领导人更换可能都是最小的事件。《法兰克福汇报》1月23日写道，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算命者和风水师预测说，龙年会有很大动荡、自然灾害或政治变革。要给自己留点余地，有些人也说，这些大变化或许今年只是刚刚开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西方媒体看中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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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看中国】　第693集－中共已丧失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