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王炳章和早期《中国之春》/2

 

(回忆王炳章和早期《中国之春》/汪岷)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 几十场演讲和演讲后的座談會带来的成果丰硕,为中国之春杂志和后来的民联结交了一批又一批的大陆留学生朋友.我记得当年的有丁学良,杨炳章,陈铁军,叶小健,刘万桢(彭长征,吴祖光的女婿),龚小夏,吴方域,任松林....等等.还有后几年進来的于大海,冯胜平,胡平,杨小凱,房志远,徐邦泰,吴牟人,陈军,杨建利,杨巍,车少莉,李三元,程玉.李少民,吕凡,周义澄(亚衣).....等等(其中不少人就在座谈会和演讲会之后,先后参加了中春的编辑工作,或者成为撰稿人,或者成为公开或秘密成员).
   > 中春编辑部是个播种机!
   > 杂志和演讲播下的种子影响到的留学生圈越来越大.几年之后,就显示出王炳章的先见之明了:
   > 中国教育部和总领馆认可的留学生组織一个一个被中春和民联"攻陷",经济学会,政治学会被"夺权",这一届要选谁当会长,就在中春编辑部里决定.有的大学(例如肯塔基大学)中国大陆同学会的会长选举,就被民联"颠覆"掉(吴方域和任松林)......
   > 领馆氣急败坏.
   > 教育部的头头对王炳章和中春头痛的程度,到了每年的工作会议,都耍讨论如何教育留学生不要看中春,出国不和中春人接触,成为惯例.
   > 王炳章还吸收一大批优秀的台湾留学生进中国之春.象早期进来的姜新立博士(沙林,后来去台湾中山大学当了大陆研究所所長),杨农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張俠博士(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郭平(柏克萊大学博士,他在柏克萊又发展了徐邦泰和杨建利),杨雨亭(杨云),徐英朗,,林樵清,直到后来参加的钱达(后来当上了台湾立法委员)......等等.
   > 台峡两岸优秀留学生的聚集,为中国之春带来的不單單是读者群,作者群,更重要的是的,还为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海峡两岸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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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08宪章早了二十五年
   >> 王炳章在中国之春杂志从不定期逐步走向月刊正轨的时候,就说:我们不是为造反而造反.我的必须旗帜鲜明: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主張.
   > 1983年3月中国之春第二期,我执筆写了编辑部评论员文章"民主现代化的第一步",提出什么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开报禁,开党禁,军队不干政和释放政治犯.
   > 1983年5月中国之春第三期,由王炳章和宦国苍执笔,写了社论"大家都来描绘祖国的未来".正式提出了政治改革五主張:一,废除一党专制.二,党,政,军,法分离.三,三权分立.四,首脑直选.五,联邦制.经济改革五主张:一,建立市场经济.二,目前多种经济体制並存.三,保护私有财产.四,独立工会.五,农民对土地有拥有权和使用权.
   > 如此完整的十项政治经济蓝图,在当年的中国可以说是绝無僅有,在时间表上又足足比2008年刘晓波领导的08宪章早了二十五年!
   > 有人说,80年代早期在国内的中国大陆第一代的经济改革理论开荒牛们是王瑞生,马洪,陈一諮,朱溶基,周小川,朱嘉明他们这批人,要我说,宦国苍这批在国外的中国大陆第一代的留美经济博士也是另一批杰出的开荒牛(后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和杨小凱,于大海被人称为三剑俠),他在中春第二期用"关微宏"的笔名和王绍光(现在大陆著名经济学者)展开了一场笔战.痛击中国独裁式的计划经济,力陈市场经济的必要.现在回过头来看1983年的大陆的经济学界,中国之春早期很多论及经济的文章都堪称经济改革先驱.
   > 如果说,当年严家其,胡乔木等等人是当年大陆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一流专家的话,姜新立(沙林)博士则是当年台湾留学生里研究马列的一流专家(在大,小蒋威权时代的台湾学者来说,理性剖析马列的学者凤毛鳞角,十分罕有).沙林从中春第五期(8月号)开始连续发表论文剖析今日中国式马列主义的弊病,深入淺出,令我们这些在大陆读遍马列和毛选五卷的大陆留学生们都自叹不如.(他后来毕业回台当大陆研究所所长去了)
   > 撫今追昔看25年后的刘晓波和08宪章,令我们这些老中春人无限欣慰,畢竞当年的理念和坚持沒有白费.真可惜08年炳章己在牢里,无缘看到他种下的树由刘晓波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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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狀告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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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耍是说,今日法轮功在美国法院狀告中国国内迫害法轮学员的各级干部,令他们一入境美国就担心收到法庭传票这种政治動作是卓有成效的话,那么王炳章就是他们的"老祖宗".三十年前,王炳章和他的中春同仁就开天辟地在美国为了中国民主运動展开了历史性的第一告-----告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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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时,在美国设立办事机构和记者站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了对付王炳章如潮水般的新闻攻势,在北京的指挥下用社论,评论员文章等等大肆抹黑,泼污水.记得人民日报文章里有个句子是"王炳章和他中国之春一伙人抛妻弃子品行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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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开国"几十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不知"诽谤罪"为何物的人民日报领导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个愚蠢编辑白纸黑字的一句话,可被中国之春抓到了把柄:当年己经是美国公民身分又是中春成员的黄奔(餐飲業老板),汪伦(旧金山26号台电视主播)马上到美国地方法院,一狀告上法庭.狀告人民日报"人身诽谤",一纸法庭傳票开出,傳召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办事处记者站的领导到庭聆询.傳票可以递交给人民日报任何一个人.这一下,可把人民日报经常要进进出出美国机场海关的上上下下人等给吓坏了.要知道,中国官员自49年以来,可是从来沒有上过美国法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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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过十几年,当年还是人民日报名记者的刘宾雁先生到了美国,他风趣地告诉我,这个事在北京总社里,大家奔走相告,人人自危,报社领导一再召集开会,警告各出入美国的记者,在机场,在路上不等接受任何人递来的信件,提防是法院傳票.宾雁笑着对我说:我本来在国内是不知道王炳章和中国之春的,这一下我可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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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性的反共义士
   > 王炳章虽然被中共恨之入骨,被台湾封为"反共义士",他却常对我说:我王炳章不是卓長仁那种反共义士,我只是个理性反共义士.
   > 过了不久,中国之春和民联就方方面面地显出王炳章的"理性反共"路綫来了:
   > 1984年,中国民联甫成立,赵紫阳访美,王炳章就力主民联在街头拉出"欢迎赵紫阳"的标语.(附图,中春第10期).到了1989年学运后,我还暗笑他,是不是当年民联拉出的标语感召了赵紫阳,所以他同情学生?
   > 民联成立了以后,中春一连好几期详细介紹胡耀邦主持的经济改革情况(中春第14期).王炳章还用"王惊蛰"的筆名親自写了一篇文章"肯定邓小平,批判邓小平,超越邓小平"(中春第15期).最近还有个大陆学者对我说:光是这个大标题的本身,人们都不得不佩服王炳章三十年前就有这个眼光.
   > 打我进中国之春工作起,,王炳章就叫我不要放弃中国国籍,他还拿过台湾著名民运人士林孝信发誓终身不拿美国身份的事例"教育"我,他和我甚至还委托过林希翎拿了我们两人的护照进入中国大使馆去延期(因为林说她认识冀朝铸),最后林希翎回来说,北京耍我们两人登报写悔过书才肯延期.我们哈哈一笑,此事才了了.
   > 1984年8月7日上午,炳章派了我和吴俭祥,湯光中(南明),少军一行四人进入大使馆,要求见大使章文晋,章在外公差,派了个"一秘"孙兆永和"官员"吴鸿僑来和我们谈判,我代表了中国之春杂志社递交了<关于在中国大陆注册,发行中国之春杂志的申请>和<就要求特赦全部在押民运人士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开信>两份文件.下午三时,王炳章带着我们幾人在华盛顿召开了记者会,说明我们是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公民.中国民联要求注册成为中国大陆合法社团,回国不受迫害.中国之春要求注册为中国合法杂志.合法在大陆出版和发行.(中春18期)
   > 我们当然知道,北京是不会批准的.但是这正是王炳章30年前的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民维权行为,比起1998年他鼓動山东组党人士去民政厅申请注册的维权行为,又足足早了14年.王炳章从"首义"开始,就不安心于在海外当"反共寓公",冲开报禁,冲开党禁,"理性反共路綫"的主体思想十分明显.
   > 1984年7月20日到8月10日洛杉矶举行奥运会.中国大陆第一次派出最大型的运动队,由陈慕华为团长带队.当时中国民联内部也有人要求杯葛中国参加奧运.王炳章却力陈不可.他认为既然中国大陆老百姓和侨社,留学生都支持参加奥运,身为老百姓代言人的民运就不能逆了民意.(中春15期)
   > 炳章派了林樵清,少军等人成立了中国之春奧运工作组,飞到洛城,派人手拿中春杂志,在机场,在奥运村大门,在路上,凡是见到穿大陆服装(那年头,大陆服装一望就知)的中国运动员和记者就派发.
   > 进入到奥运村,凡是见有中国人出入的房间就从门底塞进去.他们甚至在路上主动接触中国运動员,有一次碰到了中国大陆最著名的跳高运動员朱建华(他当时的知名度就如今天的姚明和刘翔),还替他作临时英文翻譯.
   > 工作组还特地准备了很多刻有<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中国之春赠>字样的电子錶笔,見到中国运动员和中国记者就派赠.(中春18期)
   > 炳章当时还打算由中春工作组出面穿针引綫,秘密串联大陆和台湾的运动员私下开见面会,比较两岸的运动员生活和训练方法.(和现在的运动会完全不一样,84年时的两岸运动队是绝对禁止私下見面的,何况还开見面会?还由中春人来主持?)
   > 这个计划当时並沒能实现,但也足够吓坏了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和中国政府的了.据说国家体委自84年奧运之后,就学人民日报,严令警告所有出国运动员不要接近中国之春的人员和杂志.但这也阻止不了所有的出國运动员,例如中国第一代的网球运动员胡娜就认识中春的人,又例如,1989年64事件发生时中國游泳国家队的金牌运动员楊洋在香港找到了我,成功地投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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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第一个海外民运组织
   > 王炳章常说:共产党不怕书生,最怕组织.他又说,中春是79民刊的继承者但又和79民刊不一样,它有更大的目标,就是要成立中共的反对派组织.
   > 1983年10月24日,中国之春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筹备委员41人,筹备委员会执行小组7人,王炳章任总召集人.
   > 1983年12月30日,中国之春第一次代表大会于纽约召开,全世界各国来的正式代表53人,另外还有众多嘉宾,我最记得的嘉宾是陆铿先生,因为他常常耍站起来离开会场去赶发新闻稿.
   > 大会上,我作开幕词.炳章作题为"中国之春民主运動一年总结及今后任务"的工作报告.他很详细地报告了从1982年底到1983年底一年中春的发展和壯大,当他说到:今天,经过一年艰辛的筹备,是把全世界各國的中春联络站过渡到一个堂堂正正的反对派的时候了.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会场中听着他工作报告的我,心中感慨萬千:几年前民主墻时期,我们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办民刊的几十个杂志圈子的人,一直就想联合起来搞一个共同的全國性杂志"责任",弄来弄去沒有弄成功.今天这个梦想,也许就园在王炳章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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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王炳章和早期《中国之春》/汪岷 /北京周末诗会

回忆王炳章和早期《中国之春》

 

   > 三十年前(1982),我还是中美建交后笫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过着白天读书,晚上打工的呆板生活,也许和大多数留学生的心境不一样,我几年来的留学心情一直是沈郁的-----因为我是79民主墻一条"漏网之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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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9年末,大陆民运的形势非常严峻,我正在和华南师范学院,广州师范学院几个学生在办广州地区大专院校民刊<未来>.
   > 有一天,我躲在一个中山大学学生家里偷听"敌"台---美國之音,得知北京己经开始镇压79民运了,第一个被捕的是傅月华,跟着就是魏京生.
   > 沒几天,北京的動作傳到广州:广东省委勒令民刊一律停刊.于是刘国凱的<人民之声>,王希哲的<学友通讯>,我们几个的<未来>,暨南大学学生的<诗刊>等等相继被迫关门."办报救国"的梦想己经幻灭,等待的只是"秋后算賬".特別是我这种在68年就有参予运动坐牢前科的人.我只好赶快出国.幸運的是,拜中美79建交刚成立领馆之赐,我成了第一批出国的自费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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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国之后,形势並沒有好转,恶讯是一个一个相继而来:北上和傳申奇他们串联要办全国民刊联刊的王一飞(铁中),何求<人民之路>,钟粤秋(韶关<钟声>)被捕了.留在广州的王希哲也被捕了......,我的心更跌到了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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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驚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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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2年11月17日,一份世界日报的头版头条让我警喜到呆住了:一个名叫王炳章的公费留学博士生发表了他的造反宣言,题目是:为了祖国的春天----弃醫从运宣言.
   > 对当年海峽兩岸沈闷对峙的局势来说,这无疑是一声炸雷!
   > 就中共来说,他们从79年中美建交开始就翻版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派遣第一批留学生.从79到82年底三年了,他们刚好要点收成果:第一批留学生畢业了.而这第一批里的第一个博士,就是王炳章.他们为了王炳章,特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加拿大亲共报纸上写社论写文章来吹捧这个"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士",引起一片亲共势力的欢呼和喧哗.谁知筆墨未干,这个"笫一批"里的"第一个"却造反了!
   > 就台北来说,也震动不己:49年以来,他们只知道用高额的黄金奖励来鼓励驾机起义赴台的"反共义士",谁知收效甚微.因为除了这些人的个人素质因素外,还因为这些人都到了台湾,影响不了大陆人,也影响不了大陆留学生和三千万海外华侨.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孙中山"式的大陆醫生博士,还声称要推動大陆民主运動,着实令朝野都乐翻了天.
   > 而对我这个经历过79民主墻的留学生来说,则正在经历着如电影小说里的情节一样,心头湧上的却是很老土的一句话:可找到组织了!
   > 余下来的一连好几个星期,我象疯一样天天跑图书馆,天天翻看各种各样的中外文报纸杂志传媒的报导.
   > 当年对王炳章的报导,简直是一场"王炳章颱風":全世界最著名的主流媒体<时代周刊>,<纽约时报>,<洛杉磯时报>,<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匹茲堡消息报>,<华盛顿时报>,加拿大<环球报>,<蒙特利尔消息报>,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世界报>,<自由>杂志,法国<解放>日报,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中央社,以及台湾,香港各大报章,开始了一段長期的追综报导,谁都知道:传媒是这个世界最沒有耐心的东西,它们对某个人某个事件维持三分钟热度(给你三天的报导),己经是顶级的了.但是当时对王炳章的新闻热即维持了几个月,可谓盛况空前,经久不息.
   > 报导五花八门,事无巨细,包括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他的毕业诗,他和宁勤勤的"革命婚姻"....一概上报.当然包括親共报纸对他的泼污水(我后面还会叙述到).反复的新闻炒作,令王炳章这个名字一夜成为英雄.世界日报甚至把他评为1982年的"风云人物",侨社要给他颁发"风云人物奬".
   > 一个月之后,在美西的我电话响了,电话的另一端(三千里外的美东)傳来一个陌生又期待了很多天的声音:"喂,我是老王呵,王炳章,...."从此以后几十年,炳章给我打电话,第一句都是如此的一模一样,从未变过.
   > 原来王炳章是通过刘国旋(刘国凱弟弟)找到我的.国旋(子川)和我在文革时的战友们黃瑞伦(广州六中),虞雪(广州七中),等等人早在80年代前偷渡到香港,办过一些刊物如<北斗>,<黄河>,<反修楼>,后来这些民刊先驱们中的蔡可风(可风),梁冬(冬冬)(现在的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等等都被炳章召拢到早期的<中春>和民联来了).
   > 我和炳章通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电话,我很详细地问了他对79民运的认识(说实话我当时还担心他沒有在国内搞过民运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炳章特别触动了我的是两句话:
   > 当我问到他"弃醫从運"的时候,他说:"当醫生救不了今天中国,你学文学和美术的也一样!快跟我一齐来办中春吧."
   > 当我问他为什么想用"王惊蛰"这个笔名的时候,他说:"我仰慕李一哲,我想耍成为今日中国惊蛰时分的一声春雷."
   > 短短二小时的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人生路程.激動的我连考虑都沒考虑一下就答应了炳章的请求,放弃学业到纽约<中国之春>杂志当义工编辑.甚至连到了纽约后怎样生存都沒有问(到了纽约他才告诉我,每月给我400元生活费).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王炳章对我的感召力有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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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侨乃革命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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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之春》第一期(创刊号)一经发行，立马洛阳纸贵,一个月就卖断市了.创刊号的加印版在旧金山印,印好后由我押运到纽约,1983年1月,主持加印的黄雨川老先生(后来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会会长)替我卖掉汽车,送我到飞机场.
   > 一到纽约,炳章首先带我去见的是<中国之春>的其他三个创办人:
   > 盘瑞文(李林),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医科专科学校,创刊号的主编.
   > 宦国苍(黄立),创刊号的责任编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经济博士生,有在上海79民运的经历.到纽约当天晚上,我就临时住在他的哈林黑人区的房间里一晚.
   > 粱恒,和陶森齐名的79民运中湖南的"宣称不信共产主义"的独立候選人(和北大胡平,复旦徐邦泰等等同是大陆第一代的独立候选人),著有"革命之子"一书.后来他主编"知识分子"杂志.
   > 后面一个星期,炳章就带我拜访对中春帮助很大的侨领和报界:
   > 姜敬宽,美国时代杂志里最资深的华人编辑,他为中春打开美国主流媒体渠道立了头功,<中国之春>在纽约召开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中的英文媒体,大多是他召来的.
   > 陆铿,享誉海峽兩岸的名记者,港台的中文媒体关系极多.中春的早期记者会港台记者极多和他很有关系.
   > 郑心元,华语快报的社長,纽约侨界中文媒体的最佳联络人.
   > 陈宪中,70年代直至今天的老保钓英雄,在纽约拥有一间印刷廠,他和在厂里工作的刘添财(阿修伯),为中春的第一期,第二期先垫上印刷费,还免费教我们这几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如何排版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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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后炳章还带着我们去遍访了当时名重一时的华人学者:唐德刚(历史作家),丛甦(作家),丘宏达(教授),林孝信(台湾民运),熊玠(教授),高英茂(教授,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长),陈影真(台湾党外作家),扬力宇(教授),许倬云(院士),夏志清(教授),張系国(教授,作家),陈若曦(作家),任觉民(环保专家),余国基(中报总编辑),江南(作家),黄默(教授)等等,当年的<中国之春>真可谓"出入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
   > 炳章为了打开老侨社的大门,带着我去拜访陈炳基(曾任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世界日报记者,后任了中华公所主席,开了一间店在唐人亍),还派我到了中华公所召开广东话新闻发佈会.(大概是因为中春的留学生里,只有我会广东话吧)
   > 炳章为了让中春杂志在唐人亍报摊不受中共势力干扰,顺利发行,甚至还带我去勿亍见华人社会江湖上的洪门老大,报纸称"唐人亍教父"的七叔(伍兆佳).令我奇怪的是,当年江湖上的朋友几乎无一例外的支持中春,例如竹联帮在加卅的张安乐(白狼)就打过电话来编辑部,"爆料"给我们---中共要暗杀王炳章,请我们小心防备云云.
   > 王炳章和中国之春的魅力好象无遠弗届,大批的邮件从全世界象雪片般飞来.我们的邮箱开始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后来设在唐人街的孔子大厦,实在太多了,邮递员老抱怨信放不下.只苦了负责收信回信的宁勤勤和我,每天带着一个大书包去拿信,还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来拆信回信.
   > 中春杂志从82年11月出版创刊号到83年3月出版第二期,足足用了三个月,对于一群无专业人士,无钱,无经验的大陆留学生来说,直是举步为艰,更不用说要办成一个有長期订户的月刊了.据说"当时创刊号上市,某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一口气买了50本.他认为,大陆留学生办的杂志,可能出一期就办不下去了,创刊号将成为绝版刊物,不如多收藏一些.....".但奇跡的是,我们从第四期开始,就做到了.沒有当年侨社和学界的支持,是万万不行的.孙中山说过:华侨乃革命之母.我们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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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是前沿阵地
   > 王炳章从中国之春一创刊就很关注香港,他常说,中春的阵地不在美国,而是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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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在1983年1月,他就和李林商量,派李到香港宣传中国之春.召开记者会,还特地派了会说广东话的孙肃之(冯斌),何惠(黄雨川之后第二任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到香港打前站和创建中国之春联络点.中国之春当年发展的联络站成员今天还可见的有黄流(后来到了开放杂志),黄瑞伦,万宝等等.
   > 由于陆铿先生的介纽和王炳章新闻颱风的效应,香港大批的传媒记者出来和李林,冯斌他们见面.(包括<七十年代>的李怡等等名记者,编辑)开了好几桌,于是中春的名氣和影响一下子又风靡了香港.
   > 我们几个编辑就是从83年开始才接触,结识了香港一大批支持大陆民运的朋友的.其中包括<十月评论>的陈思,梁国雄(長毛),吴仲贤,刘山青夫妇,岑建勋等等早期认识的香港朋友,以及包括司徒华(华叔),刘千石,陈达鉦(六哥),刘達文(前哨杂志),金钟,蔡咏梅(开放杂志)等等后期认识的香港朋友,都是通过中国之春的关系而才有了结识的缘份.
   > 无庸置疑,在1989年六四学运之前,海外民运和香港的联系,靠得是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而这个开创者,就是王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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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留学生,留学生,留学生.
   > 我是从中春杂志第二期开始当编辑的,在宦国苍领导下工作.从第三期开始,我就担任主编了.王炳章和我们开编辑会议时,他开宗明义地说:中春不是一般的同人杂志.它是大陆民主運动的旗帜,因此,它不單面对侨社,它的第一读者群应该是"留学生,留学生,留学生!"他重复了三遍留学生:"因为留学生要回国去."
   > 从83年起,炳章分别带着我,吴俭祥,湯光中(南明),张伟,薛伟(黄仕中),李然等等中春同仁先后走遍了美国东西岸,各名牌大学进行巡迴演讲: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柏克萊大学,UCLA,喬治华盛顿大学,匹茲堡大学,康纳尔大学,布朗大学,马利兰大学,邁阿密單,德州农工,伊利諾州理工....以王炳章和中春当时的名氣,我们一面办杂志一面演讲,日程时间上安排都安排不过来.

回忆王炳章和早期《中国之春》/汪岷 /北京周末诗会

有故事的「世界人權宣言」──給年輕一代的朋友們

 

許世楷　編／靜宜大學教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監事主席
[繪畫] 粘素真

[解說] 許世楷 盧千惠 鄭元真 蔡雅芸 楊惠菁
顏利真 蘇阿亮 賴靜嫻 黃淑燕 陳秋瑩
李惠加 莊蕙碧 江旻娟 李惠美 謝淑惠
林珠雪

[企劃]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第二十七小組

404台中市北區學士路83號12樓
E-MAIL：kohsekai@hotmail.com

[定價] 平裝300元、精裝400元

[出版日期] 2002年12月
寫在開始

有一次，在日本參加國際基督教大學的同學會席上，我說入學典禮最後的節目──校長讓我們新生齊讀節目單上印刷的《世界人權宣言》序言，舉手宣誓將遵守這理念為世界和平盡力，然後叫我們在下面簽名──給我很深的印象。在場的同學你看我、我看你而問：「有過那樣的節目麼？」大家早已忘記宣誓的事情了。幸虧有一位留在母校教書的同學說，現在入學典禮還維持著這傳統，才證明了我沒有記錯。

一九五五年，當我辭別故鄉去日本留學的時候，台灣國內正是高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的歌曲，甚至國小生押著韻齊念國語課本中「推翻公社求生存 消滅朱毛爭自由 打倒俄帝救人類 不殺魔酋誓不休」等戰意高昂的詩句。從戰雲密佈的台灣剛到日本的我，聽到校長提問：「你們願意為世界和平盡力麼？」同學們回答：「願意」的時候，的確受到不小的震憾。

一九七○年代，從台灣頻頻傳出政治受難者被刑求、在監獄中受不人道的待遇、在獄中不明不白死去等消息。我們散居世界各地的台灣人婦女，為這些苦難的兄弟姊妺開始做救援運動。那時，透過國際特赦組織我們感受，日本人、美國人、瑞典人、德國人、紐西蘭人、英國人伸出的援助的手是多麼地溫暖。我一直想著當台灣變成好國家的時候，一定要有所回饋。

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在台中成立了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的第二十七小組。從成立到今天，我們會員一個月定期相聚兩次，除了發送救援信件、了解對方國家的情況以外，還學習「人權」。我們深覺「人權教育」的重要，決心將《世界人權宣言》改寫成讓年青的一代也能理解的條文。

參加書寫的大部分是在大學、高中教書的老師以外，是公司的主管，而且多數是國際特赦組織會員。從五月開始，過了暑假到交卷的九月，很多老師交不出考卷，甚至男老師除了一個例外都辭退了。留下的我們互相琢磨終於完成了心願。最費力的是畫家粘素貞女士，她有時從早晨畫到深夜三點，有時從晚間畫到天亮。只封面的畫，就有將近兩百隻黑面琵鷺相聚在台南七股藍色的海和天空中。應該肯定的是唯一的男生許世楷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仔細校閱稿件。最後必須表示感謝的是賴鎮成先生，如果沒有他慷慨允諾由他主持的愛達普生影像製作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協助，本書可能來不及在今年的人權日十二月十日和大家見面。

最後，我願意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有一次有一對外國人老夫婦觀看著淡水教會，並在撫摸教會壁上磚頭。丈夫向打招呼的教會牧師說，他們從加拿大來，來看幾十年前他獻上一角錢的教會。小時候聽到回國募款的馬偕醫生說：「你的一角錢可以買一塊磚頭來建造教會」。他將緊握在手中買糖果的一角獻上了。他因為有份在建造美麗的淡水教會而高興。獻上的，雖然只是小錢，但是從手中離開的一角，牽繫他幾十年來對台灣的夢與愛。

但願我們付出的，也能是建造世界和平金字塔上的一塊磚石。

二○○二年深秋 盧千惠

目錄

寫在開始……………………………………………………….2
《世界人權宣言》序言：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6
第一條：人出生就是自由的…………………………………8
第二條：我們都是同一個天空底下的人………………….11
第三條：生存下去、不受壓制、身體安全三權利…………………14
第四條：不可以使人做奴隸……………………………17
第五條：不可以侵害他人身體…………………………………20
第六條：每一個人在法律上都應該受到尊重……………….………23
第七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26
第八條：人權受侵害時，法院會保護你…………………….29
第九條：不可以隨便抓人、關人………………….32
第十條：審判要獨立、且公正、公開………………………35
第十一條：審判證實有罪以前，應看做無罪………….38
第十二條：尊重他人私生活、以及名譽…………….41
第十三條：想去哪裡，就去哪裡…………………44
第十四條：受政治迫害，有權在他國尋求庇護………………47
第十五條：我是哪一個國家的人？…………………….50
第十六條：婚姻的自由…………………………….53
第十七條：我的，不是你的………………………………….56
第十八條：思想、宗教、和信仰表現的自由…………59
第十九條：想說的話要勇敢地說出來……………62
第二十條：人人有集會、結社的自由………………………65
第二十一條：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68
第二十二條：隔壁的老奶奶和社會福利……………71
第二十三條：工作權、同工同酬、參加工會………………74
第二十四條：休假的權利………………………77
第二十五條：遇到困難社會要幫忙…………………80
第二十六條：義務教育……………………83
第二十七條：創作有理！抄襲無罪？……………86
第二十八條：有充分權利和自由的秩序……………………89
第二十九條：尊重自己、他人的權利和自由…………92
第三十條：不能搶走《宣言》中的權利…………………………95

《世界人權宣言》序言

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己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遍人民的最高願望，

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己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鑒於有必要促進各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

鑒於各聯合國國家人民已在《聯合國憲章》中重申他們對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平等權利的信念，並決心促成較大自由中的社會進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鑒於各會員國並已誓願同聯合國合作以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鑒於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對于這個誓願的充分實現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因此，現在，

大會，發佈這一《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以期每一個人和社會機構經常銘念本宣言，努力通過教誨和教育促進對權利和自由的尊重，並通過國家的和國際的漸進措施，使這些權利和自由在各會員國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轄下領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認和遵行。

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世界人權宣言》序言

這個序言指出制定《世界人權宣言》的目的。它說：

承認每一個人應受尊重、是平等的、出生就有人權，這是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生活在沒有恐怖、不欠乏生活物質的環境，是每一個人的最高願望。

為了和平地消除暴政、壓迫，必須用法律來保障人權。

人權能夠促進各國間的友好關係。

各國人民已經在《聯合國憲章》表明：對基本人權、人的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平等的信念；要在這樣的自由中，促進社會進步和提高生活水準。

聯合國會員國已經宣誓願意和聯合國合作，促進基本人權。

使更多人了解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意義，對這些權利和自由的實現有很大重要性。

所以，現在，

大會，發佈這一個《世界人權宣言》，做為所有人民、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期待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團體不要忘記本宣言，努力通過教育促進對權利和自由的尊重，並且通過國家和國際以漸進的方法，使這些權利和自由能在各會員國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認和遵行。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世界人權宣言》，這一天也被定為「人權日（Human Rights Day）」每年來做紀念。人權談的是什麼？簡單講就是，自己、或別人有什麼自由，而要保障這些自由，政府應該負有什麼責任？──的問題。（但是由於青少年的生活，通常較少和政府有直接的接觸，所以本書以下所寫的故事就較少提到政府，而是由其他從青少年看起來是權力者的，如老師等來代替政府的角色。）《世界人權宣言》就是將最起碼的人的自由和政府的責任整理，列舉出來的一個標準目錄。這個人權宣言，不是具有強制力的條約，如宣言序言所說只是「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而已。但是它成為後來具有強制力的國際人權公約、以及其他聯合國各條約的出發點，也被多數新生獨立國家的憲法所引用，也有很多國家將這些人權規定採用在國內法，可見它的重要性。

宣言第一條強調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是一個人出生就自備的。第二條強調每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是平等的。第三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的是較傳統的公民的、政治的權利和自由，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七條規定的是後來較被注重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權利和自由。

第二十八條以後到最後的第三十條強調，每一個人都有享受住在這些權利和自由能充分實現的社會、以及國際秩序中的權利，同時強調每一個人對社會所負有的義務和責任。

《世界人權宣言》通過以後，聯合國更是積極推動制定有強制力的國際人權公約，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大會，全體一致通過《經濟的、社會的、及文化的權利國際公約》、《公民的、及政治的權利國際公約》、及《有關公民的、及政治的權利國際公約的選擇議定書》。這些和宣言不同的地方是，通過以後，還要等著各國的批准參加，參加以後參加國就被拘束。因為通過後台灣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失去聯合國議席時，仍沒有批准，所以算是沒有參加。現在因為新政府採取「人權立國」方針，我們可望這些公約等能夠在立法院通過批准，提出批准書於聯合國。聯合國若是接受批准讓台灣參加，等於是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若是拒絕不接受，就表示聯合國不重視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基本人權，有違背聯合國尊重人權的主旨。

這些公約是根據《世界人權宣言》所制定的，但是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性權利的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權利規定是人民自決的權利，兩個國際公約都將人民自決權規定在第一條。國際關係越多樣化發展的今天，人民自決權的明確規定，是增加國際關係紛爭解決的重要標準，有助於維持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更是直接有助於台灣主權獨立的主張，兩個國際公約可以說是《世界人權宣言》標準目錄的發展性成果之一。

[靜宜大學教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監事主席 許世楷]

第十條：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並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審判要獨立、且公正、公開

第十條：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在一個獨立的法庭，受公正、且公開的審判。

村子裡最近發現有一隻狐狸出沒，村中的人養的雞隻也常常無緣無故的就不見了，理所當然的大家都認為一定是那隻狐狸偷走的，於是設下陷阱捕捉狐狸。抓到牠之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牠毒打一頓，還把牠大卸八塊。你認為這樣做應該嗎？

有一個人走進了猴子國，不知道為甚麼突然被抓起來關進監獄裡去了；他後來才知道猴子國的猴子做錯了事，就被拔毛。猴子們認為：除了頭髮身上沒毛的這個人一定是做了很多壞事，毛才會被拔光。所以他就被抓起來等待猴子國的頭目來審問。你認為猴子們的這個想法合理嗎？

有一個超暴力的不良少年，整日不務正業，沉迷賭博。父親早已過世，只有母親一人賺錢養家。有一天被發現他拿刀殺死了母親，而且家裡的錢也不翼而飛；因此這個少年就因為偷竊家裡的錢，和蓄意殺死自己的母親的罪嫌被抓了起來。但是他辯稱是他的媽媽先罵他偷了家裡的錢，然後拿起菜刀要砍他，他要搶下那把菜刀的時候，一失手才把自己的母親殺死的，而且他也沒有拿家裡的錢。問題是沒有人看到，錢也不見了，平常也只有他打媽媽的份。沒有人相信媽媽拿刀砍他。若是你你會相信他說的話嗎？

經過一番偵查，才發現錢竟然是住在隔壁的村長偷的，從來沒有人懷疑村長偷錢。再仔細查問才知道村長看到了少年的媽媽拿刀要砍少年；少年果真是為了搶下母親手中的刀，才失手殺死自己的母親。村長明知事實如此，但是自己若出來證明少年是失手殺人，那麼自己偷竊的行為也就會被發現，做一個村長因為偷竊被抓，那多丟人哪！所以就一直隱藏不說。

如果沒有查到村長偷錢，大家「理所當然」的認為少年蓄意殺人，不相信少年所說的話，甚至不聽少年說話，那後果會如何呢？第一個例子裡的狐狸，「理所當然」地一下子就被村民處死了。第二個例子猴子國的猴子，看到沒有毛的就「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是壞人。你覺得這些「理所當然」可怕不可怕？

不管是甚麼樣的人，不管他做了怎麼樣的事，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接受一個最公平最正確的審判；可是要怎麼樣做才能作出一個最公平正確的審判呢？譬如上面的例子，相信少年的話，是否就是好辦法？當然不是！因為若真的是他偷錢又殺死了媽媽的呢？但是堅持不相信少年的話也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要讓每一個人有說話的機會，在沒有找到證據以前要對所有的說法持保留的態度，公平地接收我們可以找尋得到的訊息，不要只相信我們腦子裡自以為「理所當然」的想法，這樣才算公平。就像第二個例子，猴子國的人應該讓沒毛的人有機會為自己辯解，也要仔細查清楚他是不是真的有做壞事；至於第一個例子，我們若沒有真的看到這隻狐狸偷雞，我們就不應該隨便把牠抓起來毒打或殺死，因為搞不好有另一隻狐狸或是有別的像第三例的村長這樣的人搞的鬼也說不定。而為了要得到從各方面來的訊息，審判時就應該要公開，這樣更可以使審判的過程透明化，才能有一個不偏倚的公正審判。

[東海大學副教授 黃淑燕]

第十五條：

（一）人人有權享有國籍。

（二）任何人的國籍不得任意剝奪, 亦不得否認其改變國籍的權利。

我是那一個國家的人?

第十五條：不管什麼人都不應該沒有國籍, 也有改變國籍的權利。

軒軒和姐姐琪琪正在看爸爸租來的錄影帶「哈利波特」, 看到哈利要搭不同世界的火車到魔法學校讀書時，心想如果他也能上魔法學校的話，那他就想把大哥哥的金黃色頭髮變成黑頭髮。大哥哥世傑是姑姑的兒子，聽爸爸說姑姑在美國生下他，後來帶著他離婚回台灣。聽說世傑哥哥除了黑頭髮很像他爸爸，他喜歡把它染成金黃色，因為說他是美國人。軒軒覺得好奇怪，世傑哥哥在台灣長大，講的又是台灣話，為什麼是美國人? 後來忍不住問爸爸。爸爸說：

「美國是一個重視人權的國家，在美國土地出生的小孩，不論爸媽是哪個國家的人，都承認他是美國人，並讓他享有美國公民的任何權利。所以姑丈雖然是旅美德國人，姑姑是台灣人，世傑哥哥可以是美國人」。

軒軒聽阿嬤講過她年輕的時候，有朋友到日本留學，因為批評國民黨的不是，當時被國民黨政府點名在黑名單裡，從此他們有數十年都沒辦法回台灣看家人。 結果待在日本過好長的一段日子。他們在日本結婚生寶寶，不過小寶寶生下來卻沒有國籍。當時的國民黨無理地剝奪了他們當自己國家的人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小寶寶想當台灣人當然是不可能的。日本政府在寶寶的爸媽為他申請日本國籍時，沒有按照聯合國的規定給寶寶日本國籍。結果, 還使這個寶寶長大後要上學去讀書都成了問題。真是太不公平了！

軒軒記得爸爸說過: 聯合國希望世界上各個國家的人都應該努力去減少沒有國籍的人。因為每個人都應該是個有國家的人，這樣才享受到國家的保護同時也可以做個國家有用的人。爸爸還說, 小寶寶如果是在海洋的船上出生，那麼看船舶上所掛的國旗是哪一國，他就可以是那個國家的國民；如果是在飛機上出生，那麼就看飛機是哪個國家的飛機了。

姑姑和爸爸從外面回來了， 還有楊伯伯。爸爸順手關掉電視機，小朋友不能看「哈利波特」了。軒軒和姐姐向楊伯伯問好後，只好乖乖坐下來，軒軒覺得聽聽大人講話，一邊吃糖果餅乾，喝大人泡的茶也很好。 楊伯伯剛從美國回來，他很高興的向爸爸說：「申請要當美國的人很多，我等了好久上個禮拜才如願以償，已經向美國政府舉手宣誓要效忠美國，正式成為美國公民了」。姐姐覺得很奇怪就問楊伯伯：「上次大家去泰國玩的時候，您不是和我們一樣都拿台灣護照嗎？您以後是不是要改拿美國護照呢？」楊伯伯笑著說：「我兩種護照都可以拿，因為我仍舊擁有台灣的國籍。」 爸爸馬上笑著說：「前陣子大家都在找哪個當官的有雙重國籍，幸虧你不是當官的，否則烏紗帽肯定會被摘下來，官位保不住了！」 軒軒只見楊伯伯不好意思摸摸頭笑了。對呀! 軒軒記起了爸爸曾經說過︰「人是有權利選擇做其他國家的人民的，只要能符合該國制訂的申請條件。」 可是爸爸也說過︰「一個人決定要當哪個國家的國民就應該努力好好做那個國家的人民，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希望自己的國民又是其他國家的國民。萬一兩個國家的利益有衝突，那麼這個人又應該是要幫哪個國家呢？」軒軒想到這裡便瞭解到為何爸爸會向楊伯伯說了那些話，不禁也暗自對自己說︰「每個人選擇一個國籍並對這個國家忠誠其實應該是最好的了！」

[中國醫藥學院副教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會員 陳秋瑩

出處: 第29期-2003-01

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启示录”

谌旭彬：法国大革命留给后世的七大教训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托克维尔说：

“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2012年上半年，该书突然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阅读热潮；十字路口的国人，似乎很希望从这本一个半世纪前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到某种启示。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这样一本旧书，能给当下的中国带来何种新的启示？

　　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

　　“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的理解是：“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结语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在该书的《前言》里，托克维尔又说：“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蒙古国孔子学院宣传共产主义，输出汉文化

 

蒙古国孔子学院宣传共产主义，输出汉文化

蒙古国孔子学院是中国官方以孔子的名义在宣传共产主义的值观。不仅如此，孔子学院除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起到政治、文化和人员渗透的目的外，更是中国贪官污吏洗钱的场所。
因为他派出来人员，中国政府要给这些人发工资。实际上去的来的工作的可能只有十个人，那在中国共产党发工资的编制上可能有一千个人。其中九百九十个人不需要干这个活，就在所在国呆着，做军事及工业间谍，搜集情报，渗透工作。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级官员的亲属，这是中国搞腐败的一个方法，所以这里面有巨大的利益驱使。孔子学院是中国的国家宣传工具。
2006年04月26日--2007年1月3日，中国国家汉办与蒙古国立大学签署了合作建“蒙古国大学孔子学院”的协议，2008年5月2日揭牌。中方院校为山东大学。
2011年11月，蒙古孔子学院在乌兰巴托还开辟了新的校区，建设一个中国文化体验中心。2012年计划开设汉书法、汉音乐、汉象棋、汉太极拳等20多个包括兵家汉文化元素在内的课程。
孔子学院认为：“倡导汉文化的融合、是由于人类各种文化的相互吸收、整合和重组，才使人类文明不断融生。而蒙古日益增长的汉语热、汉文化热，说明弘扬汉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打造孔子学院，就要让汉文化全方位、多层次地“走出去”。蒙古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提高汉文化“走出去”能力的试验田，在蒙古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2010年12月，该学院被评为 “全球先进孔子学院”，得到中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证明蒙古国孔子学院有无穷的生命力.....。"
最近，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有关在美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中国教师不适合在美国教学的公告。美国国务院5月17日发布的公告说，正在审查孔子学院的学术资质，并表示孔子学院的很多教师违反签证规定，必须在本学期结束后返回中国。
中国在美国办了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讲堂。每个“孔子学院”的启动费是一百万美元，每年的运营费是20万美元，但这仅是参考性的数字，实际开支永远不为人所知。全球有将近六百多个孔子学院，年耗资当在十几个亿。中国汉人不知耻，把孔子学院办得不亦乐呼，一个接着一个，速度比“麦当劳”开分店还要快，老美看不下去了，再这样搞下去美国的大学变成中国腐败的基地了，只好以签证为借口来阻止这样的行径。
中共为何砸这样的巨资搞孔子学院，目的很明确，李长春已经说了，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输出，争夺海外话语权，是“大外宣”的一部分。海外“孔子学院”大都设在各国大学学府之内，由国内各院校负责，师资 均来自这些院校。由于孔子学院经费浓厚，又身在海外学府，是一个名利双收的项目，因此各院校均把“孔子学院”看成一块“肥肉”，能够到“孔子学院”去的，行政人员教师都是院校领导利益相关的人员，成了一些不学无术，靠关系在院校中的混混的好去处。于此同时，那些与“孔子学院”有关的，所在大学的教职员工，也被拉进来享受包括访问中国等方面的腐败，从而成为中国政策的说客。另一方面，到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和教师，又利用工作签证，作跳板申请居留，转而成为移民。“孔子学院”也变相成为出国移民办事处。 (博讯 boxun.com)
孔子以书、礼、乐育人，“孔子学院”却顶着孔圣人的牌子，糟蹋孔夫子，在海外干着斯文扫地的勾当，营生，丢人现眼，丢尽汉人老祖宗的颜面，真谓不肖之孙。停止办“孔院”，一年节约了几十个亿。如果能把这个钱，拿来改善目前中国乡村学校的惨况，让乡村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挡风遮雨的教室，有桌椅，有书本，老师能拿到薪水。这才是“有教 无类”的孔子之道。

南蒙古时事评论: 蒙古国孔子学院宣传共产主义，输出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