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9日 星期二
人生在世,看得穿,又看得远者prevail everywhere.: 比起胡言亂語,這個時代或許更需要歐威爾式的正直
孙文广教授失踪三年半 突传死讯家人无法证实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3月28日讯】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18年8月接受外媒直播采访时被当局带走,至今已经超过三年半,仍音信全无。近日网络盛传孙文广教授已经离世,家属则拒绝证实。
本人在英国的网上张展关注组“勿忘张展”发起人王剑虹女士27日在推特上发帖,称已失联数年之久的孙文广教授早在去年8月或9月已去世。并且列举多项疑点:“孙教授是怎么死的?”“离世时亲人有无在身边?”“他留下了什么祝福或诅咒?”“离世后他的眼睛闭上了吗?”“墓地在何处?”“亲友遭遇了什么一直被消声?”
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开。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有好友3月28日到访他济南的寓所求证,却遭他妻子韩女士下逐客令。
韩女士称:“我三四年没有看到他了。我回来的时间不长。我是啥也不知道。你们也就别来了,也别给我添麻烦了。我现在没法说。”
孙教授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18年8月13日。当时他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诉说自己被强制旅游的经历,以及谴责当局对外大撒币。突然被当地多名警察破门而入,阻止他发言。访谈过后两天,孙文广被济南国保人员带走,至今音讯全无。
基于安全考量要求匿名的孙文广好友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据内部人士透露,自从被抓后, 孙文广一直与世隔绝,以往头脑清晰的他更出现脑退化症状。
另一要求匿名的济南公民以“空穴来风”形容孙文广的“死讯”。
对于外界的质疑,王剑虹则称,“消息来源可靠。知情者的消息确定的就是孙文广教授死于被警方强迫失踪中,无更具体的情况,如死因、具体日期地点。若不实,孙教授该亲身出面辟谣了!”
不过,《民主中国》网刊主编蔡楚在推特账户中留言,“孙教授在!请勿再误传。”
孙文广退休前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1989年上书中共中央支持爱国民主运动。曾在香港发表《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2009年获得全美学自联的“自由精神奖”。同年被选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2012年获得人权观察颁发的赫尔曼-哈米特奖。2018年3月起被山东大学停发教授退休金。
孙文广退休后曾多次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均被当局阻挠。晚年的他经常接受外媒采访,直言不讳批评当局,数次坐牢,遭到毒打和骚扰。外界曾形容,自从陈光诚离开山东,孙文广就成为济南当局的头号维稳对象。
据自由亚洲电台,孙文广唯一的女儿在香港居住、工作。自从他失联后,妻子韩女士来往于济南和香港两地,却从未对外发声寻求援助。
2022年3月27日 星期日
俄烏戰爭的不同階段,平民應該如何逃難?丨硬核生存指南
文:南洋富商
1、戰爭即將開始的跡象
戰爭若是有所准備,它的開始一定是有跡象的。在宣傳方面,會早幾個月就開始,在全球范圍造勢,為發動戰爭提供輿論准備。——比如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新納粹」指控,以及宣傳烏克蘭在分裂區域殺叛軍的「納粹行為」。
在軍隊方面,會提前幾個月增加訂單——最典型的就是前線戰士的口糧。因為前線士兵很難有時間慢慢做飯,吃的都是壓縮餅干、罐頭、單兵即食口糧、自熱食品等,軍隊囤積的貨會過期,一旦准備打戰,就得早幾個月跟軍需食品廠訂貨。廠家日常不會大量囤貨,都要等軍隊訂單。
但是很神奇,俄羅斯軍隊這次毫無動靜,他們的軍隊竟然吃2013年的軍糧——這是過期7年的食品啊,雖然也能吃,但是口味沒法保證。甚至迄今為止俄羅斯依然沒有足量的前線軍糧。

在戰爭即將開始的十幾天,會有很大的動靜。首先是大量的軍人會向邊境匯聚。其次這些前線軍人後門還會有後勤部隊。
作為平民,是沒有機會了解到這些信息的,普京和俄羅斯外交部更是一口否認。但是其他國家會得知這些信息,因為各國都有自己的情報系統。
這些國家的情報系統判斷戰爭即將發生,第一件事就是撤僑,甚至搬遷大使館,燒掉一些大使館文件。尤其是美國、英國、以色列這些情報系統極其發達的國家,軍隊大規模調動幾乎無法瞞過他們。如果他們撤僑或撤離大使館,就是戰爭即將開始的信號。
這時候作為烏克蘭的普通平民,要相信的就是這些情報大國的撤僑就是最可靠的信號。這時候你就得准備應對戰爭。
2、准備目的地和逃生背包
如果你是烏克蘭普通平民,不是18到60歲的男人,並不准備衛國作戰,也不需要堅守工作崗位(比如軍警、公務員都不能臨陣逃脫),你又不願意在戰火中受到傷害,那就應該准備逃生背包(BOB)。
逃生背包的概念,是歐美的生存主義者(survivalist)打造的,他們認為遇到災難時,要拿起一個准備好的背包,說走就走,逃難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這個安全的地方,就是目的地。逃生背包裡面的生存物資,要足夠在災難環境下支持72小時的生存。

你的逃生目的地或許是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或許是立陶宛、德國,也可能是你老家鄉村的破舊老屋(18到60歲男人不能出國)。無論如何,你得准備好逃生背包。
逃生背包裡要有重要證件、足量現金、保暖衣物、戶外露宿庇護設備、足量飲用水和食物、手電筒和備用電源、點火設備、通訊工具、當地地圖、急救醫療包,具體的你要根據你和目的地的距離做准備。
你要去的目的地,應該是可以接納你的地方。無論是外國家庭,難民營,某個教堂的收容所,還是自己老屋和專門打造的避難所,都應該確認自己可以在那裡長期生活一段時間。因為戰爭不會很快結束。
逃生背包裡面要放個收音機。因為電力和互聯網破壞的時候,你得不得任何消息,一個收音機可以讓你知道哪些地方是安全的,讓你避免進入交戰區和敵軍佔領區。
記住一點:逃生背包要用合適的雙肩包,不要指望用拉桿箱。這一路上,你的汽車未必能走。很多時候要靠雙腳。
3、地下掩體
若是你一時無法逃離城市,或者必須堅守,那就得找到自己的地下庇護所。
可能是專門的防空洞,也可能是地鐵站兼任的掩體,還可能用地下停車場湊合。無論如何,你需要一個足以抵擋日常轟炸的地方。
不要相信侵「不攻擊平民設施」的鬼話。戰爭中彈藥不長眼。一旦遭遇抵抗,還會用大規模的殺人屠城來震懾,以此讓你們早日投降。
並非所有掩體都靠得住。如果使用空氣雲炸彈之類的設備,即便你躲在掩體裡,死亡概率也會很大。
或許你無處可走,只能躲在自己家中。在炸彈毀壞你的樓之前,或許你是安全的,但是你要加強一下房間,不要讓自己被流彈和爆炸碎片擊傷。
有個烏克蘭人用一層書擋在窗口,這不足以擋住普通的較大的子彈。要擋住子彈,需要40釐米厚以上的書。所以普通的A4或B5書堆需要2層。

無論在掩體還是家裡,都要准備足夠的食物、水、照明工具、燃料、生活用品,甚至可能包括存放大小便的容器。
4、找機會逃生
一旦搶奪城市的戰斗發生,你無法知道拉鋸戰會持續多久。也許只有幾天,也許是幾周、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
在雙方停戰的時間,設法逃離。逃離之前要在地圖上規劃出多條路線,尤其是要多找小路——因為大路經常被封鎖。
在戰爭剛剛開始的時段,逃生比較容易。因為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危險,或者慷慨激昂不願逃離,這時候道路不會太擁堵,大多數道路也沒有炸毀,汽車還可以通過。
一旦戰爭進入大規模會戰,很多道路會被炸毀,或者被堵住。所以你開車一路到達目的地的概率會很低。但是你可以雇車在一小段、一小段地走,比如中間有30公裡是可以通車的,你就雇車走一段。記住這時候的出租車費可能很貴,有個中國留學生說他用了比平時貴30倍的錢才打到車。所以你要帶充足的錢。
錢不能等到戰爭發生才去取現金,那時候銀行擠兌或排隊,很難拿到錢。日常就得在家裡備有足量現金。
一旦各國撤僑開始,你就得馬上到銀行取出大量現金。不能只有一國鈔票,因為你逃難的國家可能需要別的貨幣,無論如何美元是比較通用而穩定的,逃生背包和身上都帶一些美元是一個好習慣。
如果道路毀壞,或者前方是交戰區,或者有不讓你通過的關卡,你可以靠雙腳在田野走,若是遇到有拖拉機的農民,不要放過機會,跟他談價格,讓他帶你一程。在泥濘黑土地田野上,拖拉機才是真正的越野利器,不僅比保時捷和勞斯萊斯好,也比俄羅斯的軍用卡車好。

如何判斷前方的道路是否安全?在沒有移動互聯網的時候,你很難得到消息。即便有互聯網,本國的媒體也會為了鼓舞士氣而發布假消息——比如明明前方還是敵軍佔領,或正在激烈交戰,新聞卻說已經完全消滅敵軍。所以只能謹慎邊走邊看,不斷問周邊的人。
判斷前方是否交戰,或敵軍是否佔領某個城市的一個簡單辦法是聽收音機。調幅中波可以聽到幾百到上千公裡的廣播電台,調頻可以聽周邊幾十公裡到上百公裡的廣播電台。多聽,多問,才能找到正確的路線。
路上設卡的人會懷疑你是間諜,你需要帶很多東西證明你的身份,比如你和同學在校門口的照片,你的水電費收據,你和家人在某些景點的合影,你手機裡儲存的照片,社交好友圈,這些都可以輔助證明你的身份。記住,戰爭年代你只有一個身份證,別人很難相信你。一路上可能要遇到十幾個關卡,每個關卡都會盤問你。
來源 金二
2022年3月20日 星期日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韩未冰:保护铁链女,还是保护铁链?
长平:#铁链女在哪里?
发表时间:

徐州丰县“铁链女”“八孩母亲”事件在中国舆论引发巨大反响,大民情压力下、县市政府先后发布四份情况通告,却因自相矛盾引发争议。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发布第五份调查通报 ,为八孩母亲的身份之谜下定论,并对相关17名公职人员进行了撤职免职处理。至此媒体称通报“一锤定音”,事件“尘埃落定”,但网上质疑声音仍然不断,众多玩梗讽刺的段子显示网民并未接受这一最后“定论”。对此中国前资深媒体人长平接受本台采访。
他首先谈了对事件调查的看法
长平:首先,这个调查形式本身就应该遭到质疑,它的调查主体、调查对象和调查程序都有问题。就调查主体而言,不是有政府来决定的,而且它的主持人员也没有公开。在这起事件中,政府就是被质疑的对象,无论是丰县、徐州还是江苏省政府,他们都是责任主体, 涉事主体都是他的下级政府 ,就程序而言,调查组的成员都没有公开,而且调查过程也都秘密进行,不接受任何的监督,更重要的是,调查对象,他的调查对象在最后一份通报中说,有4600多名调查对象,网民都纷纷质疑,说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是不可能调查这么多的人的。我想说的是,在这么辛苦的调查中(就假设他是真调查了),居然不包括受害者本人,就是受害者到底是谁,不调查她。从通报中说,她由于健康的原因,好像调查人员就没有问她相关的问题。但是首先从网民的质疑中,就对铁链女她是有可能有部分表达能力和认知能力,甚至有有全部的认知能力,从网络流传的视频可以看到,她说过一些看起来是相当正常的表达的话,比如说,对帮助她的人说,“学习雷锋好榜样”,对让她吃饭的好心人说,“我跟妓女一样”,还称呼对方为“大哥”或“阿哥”,还站在墙外指着屋里的人说,“都是强奸犯”,在最新流传的视频中,有人问他的儿子叫什么,她用四川话说,“过去都莫摆了,不要再提过去了”,从这些看,如果是真的,那她是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能力,甚至是有记忆的。有人可能会说,她会不会说不是真的,那如果她不是真的,她不能讲出自己的遭遇,是不是她就可以被忽略了呢?不是的,任何人都有基本的权利,她的法律权利是不应该消失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调查组的调查指向是错的,“铁链女”她需要的,并不是来自高层的关怀,或者是调查组的关怀,调查组调查别人为主,而是她作为人的基本的权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各级调查组出现之前,我们还能看到这位“铁链女”,在这之后,她基本上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我并不是说,她作为一个可能的精神病人就一定要随时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而是说她的人身权利、言论权利和司法权利是不应该消失的。
那么怎样来实现她的权利呢?不是通过调查组,而是她应该有一个合法的监护人或者监护小组,从调查组发布的通报看,她是有一些亲人还在世的,但是这些亲人并没有被授予、或者是被认可、或者是被合法地成为她的监护人,所以他们并不是以她的监护人的身份在接受调查。其实对她来说,现实情况最好的监护人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间小组,或者是公益律师,这样的监护人能够维护她的基本权利,比调查组重要多了。
我当然能够理解在中国当下大家呼吁官方调查,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应该因为急功近利,想尽快得到答案,就指向错误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起了(一个话题标签),我是很奇怪,推特上或者微博上就没有人发起这样一个话题标签,或者叫标签话题 ,就像“彭帅在哪里?”追问“铁链女在哪里?” ,我发现我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话题标签的人,这是不应该的,比如以彭帅为例,彭帅可能被限制言论自由之后,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呼吁一个调查组,而是“她在哪里?”。这个“她在哪里”,有人可能说,那个“铁链女”不是在医院吗?其实后来大家也知道彭帅可能是在她家里,或者是即便她被控制,也知道物理空间上她在哪里,大家问“彭帅在哪里”的意思其实是指,她的言论自由在哪里?她的司法权利在哪里?对“铁链女”来说,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她的言论自由在哪里?她的司法权利在哪里?
对于第5份通告,有观察注意到,通告使用的是“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而不是民间讨论多提到的“ 铁链女”称呼,您怎么看这个用词的不同?
长平: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关键,就是通告中使用“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而不是使用“铁链女”,反应了官方是把这起事件当成家庭内部矛盾来处理,就是首先认定她是一个母亲,而且通报里明确提出了家庭这个词,就是家庭内部成员,家庭虐待等等,而不是当作拐卖、强奸、非法监禁这样更严重的罪行来对待和调查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事件是,网上有大量的法律文书,是相关的被拐妇女提出离婚的这样一些案件,那些文书遭到屏蔽甚至下架,而且也有网络传出,说在一个法院审判管理微信群里传出的通知,说要求尽快排查法官办理案件的公开文书中,涉及拐卖相关内容的文书,如有问题,要尽快从网上撤回,所以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这样的案件,大家会看得到法院都是很明显的维护拐卖妇女的拐卖方的利益的。而把申请离婚的妇女认定她们是家庭成员,作为家庭内部问题处理,而且家庭成员也可以离婚的,有一位律师检索了245份相关的离婚判决书,他发现被拐卖妇女要离婚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他说,即使能够逃脱亲属锁链,也难以逃离因拐卖、强奸、囚禁、威胁和虐待而被迫缔结的婚姻。这个事情其实非常重要,跟你刚才提到的通告中的用语是一致的。
这位法律人士说,这些判决往轻了说是执法水平很低,往重了说,是懒政,其实不只是懒政,他说是助纣为虐,实际上他还没说透的是,这背后整个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其实我们的很多法官是受过很好的现代法律教育,或者说中国的法律条文本身是基于现代法律精神制定的,即便是有些法官执法水平 很低,如果全国范围内大部分法官在这类案件中都出现一致性的低水平的判决,在相当程度上是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政府统一的意志。
此次是一次民意推动最终取得结果的事件,从春节前网络曝出到发展至今,您如何看政府及官方媒体的反应演进过程?
长平:我想首先声明我不认同这样的调查形式,虽然在民主国家也有特定事件的调查,但是调查主体,调查对象和调查程序都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因为权力都集中在政府手中,也就是党的手中,它的权力非常大,所以在这样的事件中,都往往青睐手握巨大权力的政府引起重视,最好是高官众怒,然后下令调查。其实这就是一种过去的期待明君,明察秋毫、或者是清官断案这样的思维,但另一方面我很理解这种既定的权力格局下,大家期待清官、期待明君,同时我也想指出,像这样一个事件,它是官方民间有一定的互动空间,或者说官方允许民间,其实这都是在官方的全部掌控之中,允许民间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举个例子,比如说彭帅事件,很多人特别是关心MeToo运动的人也是非常愤怒,希望去声援,但是你会发现很快在网络上被严厉地封禁,很多人也会理会官方的意志,意识到这是绝对不能碰的,或者如六四事件也是这样,很多人发现审查是如此之严格,就害怕不去碰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些事件,它是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大家会群情激愤,呼吁官方调查,这样的事件其实有不止一次,如果说互联网有记忆的话,我们会看到,比如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件,2016年的雷洋案,2020年的李文亮医生的被训诫、之后不幸离世引起的民间的怒潮,官方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回应,甚至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甚至最后有公布调查结论,但是同样,像温州动车事故的调查也留下了官方发言人的那句“名言”,就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其实这句话是他不小心说出了官方的真实的意图。在很多事件,官方的意图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我基于我的利益,我做出我的结论,不管是对事件的回应,还是对底层官员的惩罚,它都是基于维护政权这样一个出发点的。
你问到这个演进的过程,这个演进过程不是新鲜的事情,而且它都很容易回到原点,就是大家会发现民间的呼吁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大家很期待通过一起事件可能就像西方的法治社会一样出现一个什么判例,然后从此法制、民间的法律意识就往前推进一步,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不大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出现,它也是不大可能有同样的效果的。是因为它的司法就不是独立的,它就整个受制于政府和党,所以不大可能出现一个判例,然后在施法的过程中又能独立地采用这个判例来判决新的案例。
“铁链女”“八孩母亲”事件引发震惊和愤怒,却只是中国农村女性买卖的冰山一角,您当年任职中国媒体时曾做过有关拐卖妇女和失踪儿童案件的采访报道,您能谈谈对这个痼疾的看法吗?经历这次事件,中国官方会否有实质性的推进动作,根除拐卖妇女的恶行?
长平:是的,我在中国早期做编辑的时候,参与了多起拐卖妇女儿童的报道,而且有些案件,至今说实在在心里都放不下。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了两个案例,一个是1999年,我和《南方周末》的同事赴广东 山区采访被拐卖妇女,在那些偏僻的山村家庭,买媳妇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当时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就是:在这些人贩子手里,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基本上都遭遇过拘禁、强奸和蹂躏,因此她们到了被交易的时候,有些人甚至迫不及待地等着跟着买方走,甚至还怀着感激的心态,因为她是脱离魔掌。从我的采访经验看,丰县官方、徐州和后来江苏省的通报中,为拐卖行为进行掩饰和辩护、偏袒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在任何一个人口买卖的重灾区,买卖人口都是人所共知的,谁家买了媳妇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官方、特别是当地官方从来不会主动确认存在拐卖行为, 而是积极地参与和维护人口拐卖的网络。就是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张严密的人口拐卖的网络,这个网络从最初欺骗妇女开始,到拐卖、交易的全过程,一直到终端让她们成为所谓的“家庭成员”,这其中政府和警方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就在最后她们不能逃离这个网络,几十年甚至终生都陷落在这个网络中,她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由政府决定的,就是警察不解救,法院不允许离婚,政府还给她们办结婚证,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2006年我当时任《南都周刊》副总编的时候,曾派记者去调查全国失踪儿童案。我们发现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有数千起,但是绝大多数案件警方都不予立案,拒绝提供现成的监控录像。到现在这又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监控技术是更加的发达,监控摄像头到处都是,但是失踪儿童、被拐妇女仍然屡禁不绝,仍然每天都在上演,但是如果你去报案,警方仍然会回答:我们警力不足,无法提供监控录像。这在具体的事件中你感到非常的感慨,非常的愤怒,比如有一个案子,孩子被拐走了,其实就是被他的一个姑妈带走了,就在街角就有监控录像,警方如果当时把那个监控录像拿出来看,因为也是认识那个人,就马上可以找到那个人贩子,马上解救那个孩子,但是一直到十几年之后,全家这个家族倾尽所有寻找孩子,没有找到,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当年被警方拒绝提供的监控录像,一下子就知道整个的事件了,而这并不是孤立的,非常非常多的案子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们的那篇报道还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当年的“封面报道奖”,我还去央视领了奖,现在我反思了一下,那篇报道之所以能够在央视获奖,除了记者的艰苦采访和详尽报道之外,还有就是和国内所有媒体的这类报道一样,报道的重点就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是淡化了的,在国内所有的媒体都是这样,比如我们那篇报道重点可能是讲寻子家庭组成的一个全国性的联盟,他们和人贩子的非常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实际在这其中,政府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在文章中讲了,就是人们通常将人口拐卖归因于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事实上,如果我们想一想,中国政府的一道命令或者是一场运动,就可以让自古就有的性工作者一夜消失,就可以让子子孙孙梦想“耕者有其田”的中国人乖乖交出土地,就可以让“百善孝为先”的中国社会父子反目,家庭成员互相揭发,就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文化中实行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什么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可以阻止他们?所以官方不是做不了,而是他们就不做,包括在“铁链女”事件中,官方要想得到事情的真相,太容易了,如果是一个比如“茉莉花”事件,或者是他们要调查的比如疫情中的流调等等,所以这件事情之所以扑簌迷离,在我看来,根子还是在政府,那为什么官方会放任拐卖妇女儿童呢?这个答案就是,将女性商品化和工具化,漠视妇女儿童的基本权利是父权专制社会的内在本质。
小花梅和谷爱凌,谁更能代表现在的中国?事件发展的同时网上有不少对此的评论,您之前的一篇文章更扩及对谷爱凌、彭帅、朱易和丰县八孩母亲四位女性,分析她们之间微妙的距离和交集,可否在此简要介绍一下?
长平:世事确实让人感慨,在很多看似不相干的事件,它们都有内在的联系,一些看起来距离很远的人或者事,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肯定就像蝴蝶效应一样,都能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在你刚才提到的谷爱凌、彭帅、朱毅和“铁链女”,甚至在这几天发生的乌克兰战事、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事件和丰县“铁链女”之间,都有不止是间接的联系,甚至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不止有隐形的、甚至有很显性的联系。在谷爱凌和铁链女之间,有网民就提到,比如说谷爱凌如果在丰县,可能也就值几千元,这不是一句简单的玩笑,因为在那样一个拐卖妇女儿童的体系中,每一个妇女都是在那个价格体系当中,而且都有它的定价标准。丰县甚至在它的官方微博还发起邀请谷爱凌去丰县,这当然会让人想到丰县大量的拐卖妇女的案件,以及大量的法院不判决离婚的这样一些离婚判决书。另外这几天乌克兰发生被侵事件后,有很多中国网民调侃说,我们愿意收留乌克兰的美女等等,这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在乌克兰有人翻译过去,可以想见引起当地人非常大的愤怒,甚至对在乌克兰的中国人或者华人的处境都非常不利。也有人注意到,“收留”二字至少两次出现在官方对丰县事件的通报中,就是官方说,董家是“收留”了这位铁链女,“收留”出现在官方的文书中,又出现在网民的调侃中,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两起巧合的事件,这背后是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在中国社会,缺少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最基本的人权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