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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贫农：大饥荒六十周年祭 一一 亲历者谈大饥荒

【华夏文摘】老贫农：大饥荒六十周年祭 一一 亲历者谈大饥荒

发表于 2020 年 04 月 27 日 由 老贫农

有人说庚子年中国必遭大难，这不但被1840年以来的三个庚子年所印证，也被今年出现的席卷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新冠瘟疫所证实。其实在最近的四个庚子年大难中，最惨烈的当属上一个庚子年——1960年的大饥荒，那一年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了三、四千万！由于在今年的头几个月里，人们主要关注眼前的灾难，很少有人提起并祭奠60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何况知道那场大饥荒的人本来就不多。作为亲历者和幸存者，本人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和世人谈谈那次空前的大灾难，祭奠数千万冤死的亡灵。况且今年的大瘟疫和60年前的大饥荒有着本质的联系，他们都是人为的，都是由专制的社会制度和官员们隐瞒真相的恶劣行为造成的。

60年前的春天，在中国的大地上，阴风怒号、饿鬼哀鸣，大量的农民被活活地饿死，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为的大惨剧，使1960年成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然而60年过去了，真相仍然被掩盖着，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和年轻人）并不知道在近代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人间惨剧；有些人虽然听说过但半信半疑；还有一种人出于邪恶的动机竭力否认大饥荒饿死过很多人。最近四十年来许多有良知的记者、作家、历史学者和普通民众通过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写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本人作为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有责任向不明真相的国人以及后人谈谈自己对大饥荒的了解和认识，为历史留下存照。

提起“大饥荒”，人们一般会想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两种说法既是一回事 ，又不是一回事。“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至1961年，全国范围（包括城市）都严重缺粮，全国人民都严重地饿肚子。而“大饥荒”一词则是最近三十多年来由历史学者提出来的，它特指在这三年当中有大量农民被饿死这一严重事件。其实准确说来，被饿死的农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结束后一个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的半年之内，死人最多的是3、4、5三个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忆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麦苗青菜花黄”，就是指在这个季节里发生的惨剧。从本人家乡的情况来说，在这半年的时间段之外，很少有人被饿死。当然有些省份在1959年和1961年也有少量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如果按照有些学者推算的全国饿死三千多万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达16万之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可是它发生在和平时期，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之下。

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完全是当政者为了推脱罪责编造的谎言。有气象资料表明，在这三年当中在全国根本就没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跟其它年份的情况相当。我的家乡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虽然由于“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粮食大减产（因为大部分劳动力被抽调去“炼钢铁”），但所收的粮食也足以保证不会饿死一个人（假设这些粮食没有被抢走的话）。至于说由于“苏联逼债”，更是子虚乌有。许多学者用历史资料证明，当年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还主动提出借粮食给中国，但是被毛泽东拒绝了。用今年的流行话语来说，是毛泽东和中宣部在玩“甩锅”——对内甩给老天爷，对外甩给苏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饥荒的呢？用刘少奇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这还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其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人祸，罪魁祸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皇帝。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非正常死亡”一词是1961年至1962年间各级政府根据中央（主要是刘少奇等人）指示统计饿死人情况时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事件的严重性，因为“饿死”一词太刺眼，说明当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学者也经常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就显得太不严谨、太没有勇气了。在大饥荒中死去的农民，除了被饿死的就是被打死的（比较少），哪有什么其它的“非正常死亡” ！

我的家乡安徽省某县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全县农民被饿死25%以上。本人的家族成员和主要亲戚被饿死1/3左右。那时我有幸上了中学，在学校里可以吃个半饱，总算捡了一条命。我有几个童年的伙伴，由于没有上中学，在家里就被活活饿死了。当时在我们的中学里也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因为每隔三两天就有乡下来人找某某同学，说是他家里谁谁死了，于是这个同学匆忙赶回家，几天后再回来时腰里系了一条白布带（孝布）。那时我们每天中午的午饭是一个红薯面窝窝头，大约有3两多，有的同学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时带回家给家里人吃。后来我也学着这样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简直不堪回首。若干年前我回到中学母校时对校长说：××中学最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几百个农村学生的命。

有人说，如果全国饿死3600万（杨继绳推算的数字），那么平均每17个人就有一个被饿死，我们的家人以及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远远不止17个人，可是没有听说谁饿死了。还有人说，我的家乡也是农村，可是我们那里并没有饿死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饿死人的情况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哪个省、地、县的第一书记最左，最无人性，跟毛泽东最紧，把农民的粮食搜刮得最彻底，那个省、地、县饿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个地方的第一书记不是很左，还有点人性，那个地方饿死的人就比较少，或者基本没有饿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贵州的周林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省委书记，都是毛泽东的忠实走狗，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最积极，在1959年秋后搜刮农民的粮食最凶狠，所以这几个省饿死农民最多。这6个省饿死的人数占全国饿死人总数的2/3左右。比如甘肃省和陕西省比邻，前者饿死人很多，后者饿死人较少，许多甘肃的农民逃荒到陕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个省内，各地区、各县饿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并不能说明其它地方没有饿死人。你只要到那些重灾区去实地了解，真相就会一清二楚。

还有的年轻人说，农民是生产粮食的，手中有粮食怎么会挨饿呢？如果真的挨饿，为什么不跑出去要饭吃呢？这正是我后面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对毛时代的残酷历史很不了解，也很难理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个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暴君，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世界上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于是不停地折腾，老想创造奇迹，实际上是异想天开，胡乱指挥，可是却无人敢于阻拦。“反右”运动以后，党外人士再无人敢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整倒彭德怀之后，党内高官也无人敢对毛泽东说半个“不”字。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一个天才变成了疯子和傻瓜。

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大饥荒？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此话虽然不错，但过于笼统，使人不得要领。人民公社制度确实是使农民极端贫困的根源，可是从1961年到1980年，人民公社仍然存在，农民虽然仍过着农奴般的苦日子，但是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为什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在全国都集中发生在1959年底和1960年的上半年？那是因为毛泽东制定的四项恶政在1959年下半年开始集中起作用造成的。可谓雪上加霜，悲惨至极。

毛泽东亲自制定和强力推行的四项恶政，是造成农民大量饿死的主要原因：

一、浮夸风导致的高指标、高征购，将农村生产队的粮食收缴一空。

在毛时代，中央定下的高指标压力逼迫下面的干部必须虚报产量，虚报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扬和提升，报得少的就要受到批判、斗争和惩罚。毛泽东喜欢看到粮食产量不断创造新纪录，于是《人民日报》上就“捷报”频传。钱学森火上加油，在报上撰文说根据光合作用分析，粮食亩产可以达到20万斤。毛泽东看后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报》上所登的离奇的产量，并亲自把1959年的全国粮食征购任务定为1100亿斤的超高指标，并分解到各省。据说后来李锐（也有人说是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是农民出身，怎么能相信亩产万斤呢？毛说：我是听信了大科学家的话。可见钱学森的文章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和决策，助纣为虐，加重了灾难。可是钱某人至死也没有向中国农民说半句道歉的话。

浮夸风愈刮愈烈，虚报的产量比实际的产量高出好几倍。比如在河南省召开的1959年秋季粮食产量预报会上，信阳地区被迫报了72亿斤，而实际上呢？只收获了20多亿斤。既然报了这么多，就必须按照报的数字上交给国家。而农村的生产队呢，即使把口粮和种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务，农民自然就没有粮食吃了。结果，信阳地区饿死了大约100万人。四川、安徽等省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二、“反瞒产私分”运动把农民家里收藏的少量救命粮搜刮得干干净净

从全国粮食产量预报的情况来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个大丰收，可是国家粮库怎么只收上来一小部分呢？天才领袖很快就想出了答案：一定是生产队长瞒报了产量，把剩下的粮食私分给农民了！因为在1958年秋后就出现过生产队普遍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的情况。毛泽东在1959年2月亲自起草了“反瞒产私分”的中央文件，这个文件在全国大规模实施是在1959年的秋后。政府采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面吊打审问生产队长，让他们交代瞒产私分的粮食都藏到哪里去了（全国打死了不少生产队长），另一方面组织搜粮队挨家挨户搜粮。他们拿着钢钎或铁锹，在农民家的墙上和地上乱捅乱铲，挖地三尺，把农民私藏的极少量的救命粮搜刮得一粒不剩。我们家在收割后的地里捡了一些绿豆和豇豆，大约有三、四十多斤，装在一个铁皮箱子里埋在厨房柴草下面的地下，结果也被搜粮队挖走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生产队干部掌握了农民的生死权

毛泽东在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并强行在全国农村推广。生产队不再给农民分发口粮，也不许农民在家烧火做饭，许多地方把农民家的锅都砸了。大食堂在开头几天还能吃上几顿干饭，后来只能吃稀饭，而且越来越稀。到1959年的秋后，由于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全部被政府拿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应的少量“返销粮”。由于政府总以为生产队留有一部分口粮，所以供应的“返销粮”很少，而且越来越少。到1960年春天，供应给每个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2两左右，而且是粗粮（我们家乡供应的主要是红薯干和原本用来喂猪的豆饼），经过大、小队干部的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到嘴的实际不到1两。当时农民有句顺口溜说：一天吃1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指食堂管理员）。在六零年，凡是大小干部家基本上都没有人饿死，凡是普通社员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如果有社员有意无意得罪了小队长，小队长就命令停他家的饭，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到后来，许多食堂就干脆停伙了，农民只好挖野菜、吃树叶充饥。

据说兴凯湖劳教农场在困难时期有一项“研究成果”：一个人只要不干活儿， 躺着不动， 每天吃三两八钱的玉米面就可以饿不死。这是保证人活命的最低标准了，而许多中国农民在六零年能吃到嘴的粮食远远低于这个标准，怎能不被饿死呢？

四、毫无人性的“拦外流”政策剥夺了农民外出逃荒要饭的权利

遇到灾荒在家没有粮食吃，外出逃荒要饭，这是农民的求生本能，也是几千年来都享有的自由，可是在那个灭绝人性的年月，这种逃荒要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根据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59年3月11日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根据这个紧急通知，各地政府派人在各火车站、汽车站和渡船码头拦截外出逃荒要饭的农民，关进收容所，然后遣送回原住地。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企图逃荒的农民被堵住了，有少数人只好扒敞篷运煤车外逃。也有一部分人只好步行，避开检查站，这样一般不能走得很远，而近处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要饭也非常难。那时候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我的大舅艰难行走了20多里来到火车站，由于不许上火车只好往回走，走出不到200米就倒在了路边。在此后的几年里，经常可以看到路边有一丛草长得很茂盛，里面就是一堆白骨。

由此可见，在以上四项恶政的合围之下，农民只有死路一条了。直到1960年年底，中央发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才被迫同意放弃这四项罪恶的政策，农民才得到了一条生路，往后饿死人的情况就比较少了。由于四川的李井泉迟迟不肯解散农村大食堂，所以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时间比较长一些。真正在党内揭开饿死人的真相，还是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期的安徽组讨论会上。

在那个时代，由于没有互联网，普通人家里也没有电话，报纸受到严格控制，所以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外界根本不知道。数千万贫苦的农民就是这样默默地被饿死，既没有反抗，也没有呼喊。有人说这种惨剧在有人身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只有在极端专制的国家里才会发生。到现在为止，那些经历过大饥荒幸存下来的农民仍然不知道六零年为什么会饿死人，只知道没有粮食吃。为什么没有粮食吃？他们会说，听干部讲是因为苏联逼债，把中国的粮食拿走了。可怜的中国农民！

大饥荒是毛泽东时代的核心事件和关键性事件，因为它是“反右”、“大跃进”和“反右倾”等一系列极左运动的直接恶果，又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起因。虽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对大饥荒的发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当他们得知大量饿死人的严重后果之后感到震惊、恐惧和内疚，并且想办法进行纠正。惟独毛泽东这个罪魁祸首对饿死几千万人无动于衷，没有半点自责，他在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前，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彭真组织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一班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制定过哪些后果严重的极左政策，哪些领导做过错误的批示。这个“畅观楼”事件被毛泽东认为是在整他的黑材料，大逆不道，所以在文革一开始就首先打倒了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以及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表示不满的讲话，深深刺痛了毛泽东，他认定刘少奇一伙一定会在他死后象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来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行。此时他就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消灭刘少奇，以绝后患。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就是防止刘少奇等人日后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行，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都是他编造的借口，其真实目的是不可告人的。

毛泽东最大的罪过不是发动文革，而是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笔帐总是要清算的，刘少奇没有了机会，人民总是有机会的。我相信，在20年也许是50年之后，“1960年大饥荒”一定会写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大饥荒纪念碑”一定会竖立在天安门广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2020年4月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一七期(cm05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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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之民主共和

王克斌：论中国之民主共和

前言

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盘旋。欧洲和美国已经进化到一个相对稳定完美的社会机制，不管是内阁制、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都渗透着民主共和的精神。而东方的中国却不管风吹浪打，依旧恪守打江山坐江山的残缺。不管是谁，刘邦、赵匡胤、朱元璋还是毛泽东，他们一登皇位，就开始主宰一切，拥有一切。他们的子孙、功臣跟着享受胜利者的荣华富贵。人民在他们眼里就是奴隶，就是粮食和捐税的提供者。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可以随时因为一句话被监禁，甚至杀害，甚至灭门九族。

共产党打着救星的大旗，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欺骗了农民。推翻了旨在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可是他们70年的统治告诉我们，用马列主义指导的伟大的党，比起封建王朝更加变本加厉，乱用无上的权力。他们可以随时没收土地，可以打到资本家，可以清算知识分子，甚至可以发动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打倒他们身边的战友和政敌。那些有头脑敢说话的被扣上颠覆政权的大罪，送进监狱。几十年来，这条苍龙一直折腾，搅得周天寒彻。

就在8年前，他们接班换届的时候，新老皇帝一致信誓旦旦地强调“不走邪路”。为此还要5不搞、7不要。他们有什么理由把西方自由世界说成邪路呢？人家邪在哪里？歪在何方？

我不理解，他们对民主共和居然恨得那么切齿，不共戴天。还把人家骂作“亡我之心不死的人”。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民主共和在中国的统治者眼里那么格格不入？被恨得你死我活？

中国人的钱包鼓起来之后，自行车换成别克，军绿包变成爱马仕，小圆口变成耐克，中山服变成西服领带，马路变成高速，平房变成高楼，木板炕变成西蒙斯，老白干变成红酒，大碗茶变成咖啡，太师椅变成沙发，珠算变成电脑，口头禅“我靠”变成“哇塞”，高干子孙青睐的清华北大变成了哈佛剑桥，连结婚的彩礼都变成婚纱钻戒，……。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瞭望四方。哎呀！除了臭豆腐和溜肥肠，整个中国已经全盘西化。

然而当中国全面西化的时候，就是不能舍去一个亘古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专制。专制成了当今中国社会西化的一个孤立奇点。用数学公式表示，那就是P=1/专制，专制是分母。一旦没了专制，即专制=0，那么P就会无穷大，失去控制，国家大乱。

在举国上下全盘西化的潮流中，令人惑然不解的是，人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民主制度。

小时候，我读过一个《买椟还珠》的故事。有人在集市看上一个盛着珍珠的盒子，出钱买下。然后把珠子退还卖主，只拿着着空盒走了。自由民主，言论自由乃是西方文化的珍珠。到现在，我们从人家那里买回的还都是盒子，忘了珍珠。

本文尝试性地做一综合分析，找出中国向来坚持专制的原因。

1. 先天

中国人的血液里没有民主共和的基因。近百年来，民主和人权在中国都是生疏的字眼。在远古，民间流传着“推位让国，有虞陶唐”的美好传说。但那不是民主，国家的权力的继承者由前任决定。在某种意义上，尧和舜都把国家当成了自己的财产，由他们信得过的人去继承。即使美好，也不过传了两次。到了大禹的时候，索性举贤不避亲，把权力传给他的儿子。自此，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传统。

到了夏桀，商汤取而代之，建立殷商。传到纣王，姬周又“吊民伐罪，周伐商汤”。周朝延续800年，分作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分作春秋和战国。在战国的250年间，战火纷飞，刀光剑影，终于留下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强。继而始皇嬴政又横扫六强，开始一个大一统的皇朝，秦。但强秦苛政暴戾，只存在16年的时间。寿命虽短，但秦朝的大一统和专制制度却流传至今。世世代代，乐此不彼，屈指一算已2200年矣。

尽管春秋时期有过百家争鸣，主要人物有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列子、申子、韩非子等学术思想代表。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不同流派。到战国中期，众多学说色彩纷呈，为中华文化奠定了深厚基础。然而，不管百家、千家，没有一家提出过民主共和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先人没有留下民主共和的基因，另类脱氧核糖核酸。

几乎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欧洲的民主共和的雏形已经在希腊和罗马开花。

雅典式民主或古希腊式民主是在公元前508年于古希腊城邦雅典（包括雅典的中心城邦及其周边的阿提卡地区）发展出的一套民主体系。雅典也因此成为最早的民主政体之一。虽然其他的希腊城邦也设立了各式各样的民主体制，其中大多数也借鉴了雅典的模式，但他们没有一个能如同雅典的民主体制一样有力、稳定且具备良好的明文规定。雅典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次直接对民主制度的实验—因为选民并非选举民意代表（代议政治）而是直接参加对立法、行政议案的投票。

雅典民主是一种公民领导的地方自治，但它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差异仍然是巨大的。首先，雅典民主的参与权并非如现代基于居民，阿提卡的女性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人（女性不具有人权，但直至法国大革命时期仍有争论），奴隶被认为是物品，不算人；其次，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政府的效率非常低。政治家们为了名利经常借演讲互相诋毁，选民的民意会受在剧场中上演的政治讽刺戏剧的巨大影响都是无法忽视的事实。 然而由于参与权有无的划分与经济上的阶层无关，因此雅典民主的选民参与程度在那个时代来说已经非常高。这种制度为希腊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上两段文字借用于维基百科， 致谢。）

据罗马史，罗马王政时期最后一任国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的儿子强暴了一位贵族妇女卢克丽霞，并造成此妇女自杀，其亲戚布鲁图斯因此起兵推翻国王。前511年卢修斯兵败下野并被流放，罗马王政时代自此结束。罗马共和国正式成立，国家由执政官、元老院及人民大会三权分立。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院由贵族组成。执政官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最高行政权力。部族大会由平民和贵族构成，议会领袖称首席元老，七年为一期，一人至终身为止最多做三期，由平民大会选出。

驱逐国王之后的最初十六年，罗马陷入了长期的所谓骚乱之中。前494年，当时罗马同邻近部落发生战争，而罗马平民拒绝作战，带武器离开罗马，史称“平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贵族被迫承认了平民选举保民官和召开平民大会的权力，平民所选的保民官，负责保护平民的权利不受贵族侵犯。公元前471年，平民大会获得特里布斯会议称号，但其决议仅对平民有效。（以上两段文字借用于维基百科，致谢。）

当今欧美不尽雷同的政体都留下民主共和的影子。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中，逐步改进，完善，形成了相对稳定和谐的国家系统。而中国人的血液里却缺乏这样的基因，以至于一个个像走马灯一样，你争我抢，打打杀杀2000余年，用鲜血和尸骨堆筑成一个个的王朝。这就枪杆子里边夺政权的恶型循环。至今，统治者还坐在打江山坐江山的龙椅，威风凛凛，煞有介事。他们极力排斥西方的精髓，不能迷途知返。

2. 人文

主导中国的礼教。

尽管中国有过一次历时250年的百家争鸣，但到了西汉初期的武帝则开始独尊儒术。

2000多年来，儒道和儒术成了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利器。儒家思想的要点有克己复礼、三纲五常、忠君爱国、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学而优则仕、仕为知己者而死，等等糟粕。

三纲五常和君君臣臣的礼教成为束缚人民的思想的桎梏。诸如“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三从四德把女人当成奴隶，没有自己的选择和自由。而男人却可以三妻六妾，甚至多达72个偏妃。

“学而优则仕”则把做官当成知识分子的唯一途径。做了官就有了地位，就可以享受到普通人没有的礼遇，还可以免去普通人会遭受的刑罚。知识分子谋求官职前对权贵们的摇尾乞怜，卑躬屈膝；一旦为官，又会对领导感激涕零，甘当鹰犬。在孔子时期，知识分子三天不当官，就会相互劝慰。

在这样的礼教下，皇亲国戚可以盘踞宫廷，文武百官也能纸醉金迷。在这样的制度和官场中，很难有人凭空构想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宏图，让大好的江山和蟒袍玉带毁于一旦。即使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也会被皇室和权贵们扼杀。

3 地缘

从地缘角度看，中国基本上是内陆国。北边是以畜牧民族的匈奴和东北部的女真为邻。这些民族文化落后，地处严寒，因而觑觎南边的沃土绿洲。自南北朝少数民族就开始把势力申到中原。后来还开启了元、清两朝，在中国实行了两次逆向殖民，文化落户的民族占领了文化先进的国度。尽管他们把游牧和嗜杀的落后文化带到中原，但由于文明落后，人数少，于是又被中原文化同化，还学会了继承和发展。这方面女真人学得还滋滋有味，居然烘托出个百年盛世。可惜他们发扬光大得不是时候，这时的欧洲经过文艺复兴，思想解放，正在开展震惊世界的工业革命。

中国大陆只有东边一面环海，而且距离日本和菲律宾都在400英里之远。况且日本没有自己的悠久文化，南亚诸国也相对落后。即使如此，明朝的海禁还强行闭关锁国的路线。西边则有大漠和青藏高原的阻隔，西南又有喜马拉雅的拦截。从地理上看，中国在文化上基本上是一元的。临近的朝鲜和越南虽有往来，他们又曾做过中国的属国。因此，中国人只知中国，不知有他。这种独立发展的文化所形成的悠久历史又成为中国人的包袱。因此两多年来如井底之蛙，自我封闭，难有进取之志。这种封闭也影响到生活方式，甚至医学的发展。

文人出口之乎者也，落笔风花雪月；中医停留在内径素问，中药局限于本草纲目。自三大发明后，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几乎是零。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原地踏步已久，到了20世纪，才把狼毫小楷换做钢笔、圆珠。更有甚者，还有人在民国初期把“留发不留头”的恶令当成老祖宗留下的戒律。简直到了浑浑噩噩的程度。

内陆文化和环境使得中国以农为主，重农轻商。因此延续千载的模式则是小农经济。囿于小农经济的农民常年被束缚于黄土地上，自给自足。形成了自私保守的习惯。他们能求温饱，延续香火，便心满意足。对外界的事不愿关心过问，对政府的横征暴敛则逆来顺受。这一个散如沙粒的广大群体显然不会自发产生自由民主的理念。

小农有了钱就想保住自己的财富，流给子孙。到了今天，他们如果对政府不信任，还会千方百计把财产转移到国外。而欧洲文化中的有钱人往往用捐赠的办法，回报社会。从有钱人的消费方式来看，欧洲人目光远大，关心作为社会整体的国家；而中国人则目光短浅，更加注重自己的家庭和血脉。前者为了大义，容易走向共和；后者出于私心，更易倾向专制。上边紧握世袭的权力不放，下边又麻木不仁，有小日子过就蛮好。

对比之下，欧洲三面临海。除了瑞士、奥地利、捷克等，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有海洋出口。除了英伦三岛，还有众多半岛，比如伊迦利亚、斯堪的纳维亚、亚平宁和巴尔干等。意大利、西班牙和维京（Viking）几乎被海围绕。组成欧洲的基本上是海洋国家，这决定了欧洲外向型经济，和多元文化，还有大海衬托的美好风水。古希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宪章运动和工业革命都在欧洲发生，欧洲的文明离不开海洋。

欧洲基本上由众多国家组成，不论国土的大小，都各自独立。由于山脉河流的阻隔，以及民族文化的迥异，欧洲还没有一个类似秦始皇的伟人，成功地完成大一统的事业。大国也很少想吞并列格顿士登和卢森堡这样的小国。这些国家在文化和经济上来往密切，使得欧洲的文化透着多元和包容。

由于从海路、陆路可以抵达北非和西亚，又形成了地中海文化、波罗的海和爱琴海文化，海洋成了国家间交流的渠道。除了文化，还促进了商品的交流。重商的欧洲经济模式使得商家与商家之间，国与国之间注重契约。契约精神使得欧洲人学会借助谈判协商的途径解决分歧。这种方式比中国历史上的相互征服血腥厮杀要文明多了。多元共存和契约精神也是欧州能够走向民主共和的一大原因。

4 探索精神

古希腊的哲学思想鼓励人类对物质世界探索和认知。这样的指导思想带动了古希腊对自然科学的重视。欧洲民主共和的发展完善离不开祖上留下的科学探索精神。古希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成为欧洲科学研究的先驱。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384年—322BC.)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渊博的学者。他总结了泰勒斯以来古希腊哲学发展的结果，首次将哲学和其他科学区别开来,开创了逻辑、伦理学、政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独立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上段落参考了https://www.ajpsp.com/zuoye/5404897， 谢谢)

阿基米德是古希腊物理学家、数学家、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提出浮力和杠杆原理。他是理论天才与实验结合的科学探索者。

此外还有著名的几何学家欧几里德、天文学家托罗密、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阿婆罗尼奥斯等。

欧洲人对科学的酷爱在14世纪的文艺复兴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他们在物理学、天文学、数学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有哥白尼的日心说。为了真理，科学家布鲁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此外还有伽利略和牛顿的力学；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等等。

从那个时期以后，欧洲的科学研究从未停止过。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更上一层楼。一个是德国的普朗克在解释黑体辐射时，开创性地提出了量子（quantum）的概念，并由此建立了研究微观世界的新学科，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艾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质量-能量公式则扩展了人们对物质世界更广泛的认知。

欧洲的科学研究成果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推动了技术革新。而技术的革新又推动了机械化、产业化。生产国模的扩大引起了社会效应，分散的个体经济发展为集体或群体的活动。于是按职业的分工又有了企业家、银行家、工程师和工人。为了捍卫各自的利益，他们又建立了各种协会、工会等组织。这些组织需要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言人，于是加强了国会或议会的作用。这种集体化的结果使得他们不会寄希望于某个权威的一尊，而更加偏爱民主共和的体制。这种制度最大程度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

比较而言，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多以辅佐政权为目的。兵家要打仗，法家要治国，道家要无为，儒家要恢复周礼。不在此列的只有墨子和公输班。墨子重视科学，但多带思辨的色彩。鲁班是位木匠，相当于现代的建筑师。孟子主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但又不是儒家的主流。因此，古代贤达在科学探索发明和民主概念上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尽管儒家有格物致知的提法，但意思不清，且无身体力行。

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又把当官当作知识分子的唯一奋斗目标。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追求比起欧洲的科学家们，显得自私自利。因为他们当了官，就可以一跳龙门，身价百倍。而科学家的目的单纯，他们要探索物质世界，把知识献给人民。他们没有利益的怂恿，没有政府的支持，有的还会穷困潦倒，甚至失去生命。就追求和奉献而言，欧洲知识分子的心胸要比中国知识分子开阔。

因此，民主共和的思想在欧洲知识界不会遇到阻力。而中国当了官的知识分子则会效忠主子，保住自己的地位。无论从皇帝或大臣的角度，他们都不愿意民主共和，失去特权和地位。如果拿着定于一尊和民主共和两道菜谱交给欧洲的知识分子去选择，显然他们会喜欢后者，因为自由的氛围有利于他们的追求和爱好

5 敬畏

到了欧洲，游客会发现，最庄严辉煌的建筑就是教堂。世界驰名的就有米兰主教座堂、巴黎圣母院，和科隆大教堂等。这些教堂的主要材料是石材。石块、石柱和石梁硕大沉重，一座教堂的完成常常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这足以证明欧洲人民对神的敬畏。在神的面前，人都是渺小的，普通的。因此他们容易在神的护佑下平等相处，人人都渴望生来就有的权利-人权。

由于中国的朝代都靠武力争杀建立，或者靠军权谋篡。因此中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里绝对没有理由或律条可依。

新朝开始后，胜利者有无上的权力，自命为真龙天子。龙是中国选作图腾的张牙舞爪的神兽。人们对龙的慑服转而对皇帝的畏惧和崇敬。不同的敬畏对象形成了东西方信仰的分水岭。欧美国家，信奉尊重的是神；而独裁国家则把领导人当作神。实质上，他们敬畏的还是人，武装到牙齿的人。

到了今天的网络时代，尽管有防火墙隔离，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西方的领导人，不管是总统、总理、抑或参议员，他们和民众一样，都是普通人，甚至还会感染冠状病毒。而独裁国的毛泽东、习近平这样的则是人上人。他们是天生的主宰者。出门前呼后拥，进门仆从伺候。他们可以修改法律，他们可以践踏民意，他们可以让子孙继承。

他们依靠军队和警察，管束压制百姓。他们控制舆论，灌输和麻醉百姓。他们世世代代可以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中国最华丽的建筑是皇家的宫殿、行宫、还有陵园。因为这些建筑为他们自己而建，为了及时享用，必须在短时间完成，所以中国的建筑多以木料为主。这种建筑风格和速度也反映了统治者急功近利的心态。

皇帝本身也是小农，只不过他们的自私保守达到了顶峰。他们宁死也不 愿失去打来或传下来的江山，不愿意放弃恣意享乐的天堂。而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靠选举产生，他们除了职务特别，没有比公民高贵之处。他们的职务不能传给子孙。他们必须遵守和常人一样的法律。媒体可以随时跟他们争论。总统犯法，还会被弹劾。

在独裁统治者眼中，当这样的总统没有任何特权，拿着有数的工资，想撤掉一位州长，都没权力。独裁者自然会感到他们被关进了笼子，再也不能作威作福，奢侈腐化。更不能三宫六院，一言九鼎。

民主制度再好，在中国的现代独裁者眼中也是仇敌。因此，他们必须对自己的百姓天天谩骂仇视西方的民主。把民主当成“具有亡我之心”的幽灵。可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又羡慕西方的生活方式，愿意自己的子孙到那里去享受。于是才有了中国全盘西化，唯独把民主制度当成了孤立奇点，制度的差别成了统治者无法逾越的鸿沟。

不仅如此，独裁统治者除了对民主制度攻击诽谤，还要自不量力地击垮人家的那个系统，于是频频对西方亮剑，展示武力。还要迫使人家跟他们这样的人类共同。

然而，民主共和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势不可挡，任何抵制和反对都是徒劳的。早晚，独裁者会有齐奥塞斯库、卡达菲、萨达姆，或者乔森潘那样的下场。胜利属于人民。

6 讨论

上边的讨论中，前几个原因，先天、人文、探索精神和地缘，探讨了民主共和为何不能在中国产生的问题。而第五条对人的畏惧和统治者的特权，以及特权的传宗接代，回答了中国为什么拒绝民主共和的原因。对上可以简化为八个字，独夫民贼，极端自私。对下则因为小农经济导致了专制滋生的土壤。在中国专制制度基本可以畅行无阻，老百姓盼望的是一个好皇帝，他们无权挑选一位代表他们利益的总统。

实际上，上帝已经给予我们两次民主共和的机会，一次是辛亥革命，一次是文革之后。清末，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辛亥革命，流血牺牲，几经失败，终于在1911年驱逐了鞑虏，恢复了中华，实行三民主义的建设。无奈被后来的共产党武装取而代之。独裁制度卷土重来。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为三民主义的道路埋下了内乱的种子。

另一次是文革后。举国上下痛恨极左的十年给国家造成的伤害和破坏。这时有威望的邓元老站了出来，否定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但他秉承了毛的政治路线，继续四个坚持。在1989年的学潮中，他又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不惜以牺牲爱国青年的鲜血来涂染江山的红色。由于体制上的保守，至今，他所创造的的经济成果也毁于一旦。实际上，他所勾画的是另一次洋务运动，只不过碰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机遇，让中国“崛起”。如果他老人家当初振臂一呼，实现民主共和，那今天的中国又会是另一种命运。

有人问，同在东方，为社么日本能够接受西方的体制，并且干得不错？首先日本没有悠久历史的包袱，日本民族对异地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日本地少人多，资源匮乏，岛又多震，因此他们有民族危机感。如果他们发现对民族生存有更佳的方案，不会拒绝。当然还有战败后，美国对日本的培养和帮助。

那么台湾呢？ 在明末清初，台湾曾成为荷兰的殖民地，历史38年。因此台湾本土对西方文化并不陌生。甲午战败后，台湾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于是受到东洋文化的影响。大陆转手后，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由于他们继续三民主义的主旨，以宪政为目标，民主共和自然是他们的选择。故而，到了蒋经国先生的时候，瓜熟蒂落，台湾成为民主过渡的模范。

清末，中国大陆虽然局部地区有租界或割让。但总体上千年文化没受到西洋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暴动不能根除。加之日本人的八年侵略，使共党做大。而国军力量却有所消弱。终至江山易主，使大陆的民主共和毁于一旦。

本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做了不少负面描述。但科学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一片空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张衡，他发明了地动仪。同时期的贡献还有九章算术。兹后，还有杨辉、祖冲之等数学家。

但由于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的努力都为了做官。因此科学成就星星点点，不能形成一股力量。这力量的体现就是中世纪欧洲诞生的大学。当学子们进入欧洲的高等学府的时候，中国的杨家将们正在被困两狼山，战况胶着。欧洲的大学不断发展完善分科，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大学或学院的教授。与此相应的中国则一直把私塾当作教育的基本，四书五经一直被拜为金科玉律。直到清末，才开始派人留学欧美，开闯新学。比欧洲落后了千年。

由于文化教育的因循守旧，中国自上而下很难接受新生事物，包括基督教与科学。历史上，中国有多次变法，没有一次成功的，而且变法多以血腥杀害的结局告终。民主共和的制度不同于历代的旨在维护皇权的变革，他要消灭皇权，消灭皇宫大臣世袭的俸禄和特权。很可能还会把竭力反抗的统治者送上法庭，甚至绞架。因此，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阻力重重。连那些被灌输蒙蔽后帮人数钱的良民也会极度反感。因此，实现自由民主可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但诚如朱镕基总理对下岗工人说的，长痛不如短痛。

在我们借鉴西学的时候，也不该妄自菲薄，失去勇气。中国历史上不光有过诸子百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诗人、医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有过几位励精图治的好皇帝。比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就连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也能体恤百姓，发罪己诏，只恨大势已去，无可奈何，1644年，最终这位不幸的皇帝自尽于煤山。侵略者为他立碑，追谥为“大德慈悯昭烈皇帝。”

人们熟悉的还有大辫子戏不厌其烦地歌颂的康乾盛世（本人持保留态度）。至于毛二世的民族中兴，那纯属扯淡。

实际上，比西方的文艺复兴稍晚一些，在明朝末年，中国也出现过几位博学卓见的学者，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能冲破传统的封建纲常，批评绝对的皇权。他们是早期对封建皇权的挑战者。他们认识到，封建国家只是一家所有，与老百姓没有关系。主张废除专制的国法，建立万民共有的天下。遗憾的是他们生不逢时，赶上明亡清始。加之这几个哲人节气凛然，不仕清廷。因而他们的思想没有光大，更说不上在社会上得以施展。

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也曾实施总统制，有参众两院。不管两院几经波折和总统更换，毕竟实施了知進退能上下。炎黄子孙也曾走在民主共和的路上。那个时期，在反对21 条火烧赵家楼的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学生的爱囯因素。随后，曹汝霖等三名官员被免职。政府也接受学生的请願而没有在21 条上签字。这说明民主机制在中国有过伐薪初试。

后來，國民党政府领导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牺牲，取得抗日胜利。这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发扬，而不同于今天的民粹。在二战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共产党刚刚成立新政府时，不少海外学子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不管他们的初衷如何，都是中国人民的积极的基因。1949年后，也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在阿谀逢迎摇尾乞怜。在所谓的五七年整风中也涌现出一些敢想敢说的仁人志士，他们虽然被“引蛇出洞”而受打击迫害，但是他们毫不畏惧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即使在文革的暗无天日打压下，也有不少年轻人坚持真理，批判反动的血统论，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不少知识分子教授、文艺精英饮恨自杀，用生命和鲜血来抗争。他们代表中国人民宁为自由献身的优秀基因。以后的89民运，学生、广大民众及执政党内的改革派，都选择了正义的一方。尽管64以流血悲剧收场，但是留在中国人民心中渴望民主自由的激情将是永恒。

台湾解除党禁和民主自由的实施，以及香港同胞为了人权不屈不绕的斗争，都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进步和捍卫自由的斗争精神。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大陆也会后来会跟上，齐心戮力，不让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被世界的潮流所抛弃。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迟早会辨明方向，抓住任何可能到来的国内外的契机，在第三次起跳的时候，越过独裁一尊的栏杆，跨越到民主共和的世界民族之林。

4/28/2020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一八期(cm052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