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中国农民60年丧失了多少权利?
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下)
(续前)(二)60年来,政策歧视让农民的公民权利丧失殆尽
农民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奉献,为政策失误买单,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种歧视……60多年来,农民丧失了多少权利呢?
1、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
建国以来,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强调“在立法上要讲阶级不平等”,从1953年《选举法》开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长期以来只有“八分之一选举权”(1979年修改为五分之一,1995年修改为四分之一)。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6.7%,而所拥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数仅占总人数的5%左右。
我国城乡居民选举权“同票不同权”的现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层面上终结。然而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16人(包括农民工3人),农民代表13人(以村党组织书记为主)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代表八亿农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仅仅15个(如果村党组织书记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话),仅相当于1953年的十分之一,而代表两亿多农民工利益的仅3人。由此可见,虽然法律已经修改,但事实上八亿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处境更加边缘化,完全处于被忽略的失语状态。
2、 户籍壁垒森严:农民沦为“二等公民”
户籍,恐怕是农民最痛的伤口。1958年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防止农民进入城市,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条例》的制定目的说:“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外流。”他还批评有的城市机关、单位让“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没有户口的人员”长期居住。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铁壁更加巩固。国家陆续出台政策强化对户口迁移工作的限制,严格控制“农转非”。
那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到底能给人们生活带来多大差别呢?仅以保险福利为例:“1992年,每个有非农业户口的中国人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524. 4元钱的保险福利费,若加上440 .3元的无形住房补贴,那么市民户口的身份价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费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说。一纸户口要胜过农民一年的辛劳。” (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1)
对占人口总数80%左右的农民来说,国家福利制度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种福利形式,那是农民自办的。“小学是民办的,‘五保户’是农民负担的,修桥、铺路等等一切公共事业无一不是由农民自己来集资。农民住房靠自己建,农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农民上了年纪以后靠子女赡养,死亡之后由子女出丧葬费用。生老病死听天命,衣食住行要自谋。”(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1)
正因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别,农民们才会想方设法挤破脑袋去赢得一个城市户口,有些妇女甚至不惜献出身体。据《法制日报》1993年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公安局局长陆世长1977年至1991年间以批准农转非户口为诱饵,先后奸淫妇女8人48次,调戏、侮辱妇女5人。这仅仅是法院调查认定的事实。而据有线索的数字,这个色魔在14年间奸淫妇女数则为100多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57)
现在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户口壁垒依然等级森严,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从大学生、研究生找工作时拼命地想在城市落户就可知道其中利害。普通农民想在城市落户,更是难上加难。而2010年广东推行“积分入户”和 重庆的“土地换户口”等措施,说白了就是“要人手不要人民,要户口得交土地”的霸王条款 。
3、1957年至今,迁徙自由被剥夺
伴随户籍制度的确立,农民的迁徙自由也被剥夺了。
1951年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和1954年制定宪法的时候,其宗旨里还有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字样。
但从1953年开始,国务院相继发文件指示:“铁道、交通部门在主要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要严格查验车票,防止农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门应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并严禁他们乞讨;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户口管理,不得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取得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层层设卡,想尽办法要阻止农民进城。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将农村劳动力彻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门之外。这些制度让农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从制度上否定了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
1975修改宪法时,把54宪法所规定的“迁徙自由”直接给取消了,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彻底失去了宪法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依旧没有迁徙自由。法律方面,1982宪法没有恢复“迁徙自由”的条款。参与本次制宪的法学家吴家麟解释说:“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写进去。因为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无法盼法,大家还觉得有希望;有法不依,连盼头都没有了。”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则说:“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利大家便都到城里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
事实上,虽然现在农民能够进城务工,但是无法在城市享受应有的福利待遇,连基本的子女入学权利都没有,这种想要农民创造价值又不给农民福利待遇的“迁徙自由”,是对农民的变相掠夺。
4、农民养老没保障,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50到80年代,国有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拨款,个人不需缴纳任何费用。而农民养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极少数老弱孤寡残疾才获得集体的保障,钱还是由农民自己掏。
80年代以后公务员养老国家全包,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后,职工养老需自己缴纳部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仍是国家全包。而农村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却依旧是农民全部承担养老费用。这种附加身份限定的养老保障制度,有悖于宪法精神。
5、教育上重城市轻农村,农民工子女无法上学,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教育方面无论是教育经费、重点学校还是教育政策,农村都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长期倾斜的教育政策让占学生数量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一出生便“输在了起跑线上”。
就教育经费而言,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人,农村为28元/人,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国家投入的农村中小学财政预算一般不够发公办教师的工资,因而教师的办公经费、教学器具和图书资料的购买只得由农民负担。据估算,每年农民缴纳的教育附加费达上百亿元(1998年为165亿元)。实际上,在教育费附加之外,农民还需要参加教育集资(1998年为53亿元)、摊派和支付学校的乱收费。
由于农村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小学校数量不足,以致1983年至1998年,7148万农村孩子因无校就读而失去上初中的机会,平均每年失学量为476万名。(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82-88)教育投入上对农民赤裸裸的歧视,导致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状况更糟糕,由于城市学校不肯接收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或农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读费,他们只能将子女送进“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不花城市财政一分钱,但仍不被容忍,很所城市强制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仅北京市2011年8月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导致3万农民工子女失学。
教育长期的倾斜也导致了从9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统计显示,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不到两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生占三分之一,北京大学在2010年只有一成,清华大学2011年来自县以下的学生不足两成,而1980年代清华的农村生大约占二分之一,“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农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动的道路越来越窄。
6、农民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很多职业被禁止进入
从50年代开始,城市便封闭了就业市场,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一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人计划……不准随便招收人员,更不准从乡村中招收人员”。(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而农民只能安守农村,永远从事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虽然被允许进城务工,但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行当,因为很多城市出台政策限制农民进入某些职业,这些职业都是特意留给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20多个职业作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北京1997年初也开始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仅有12个行业的200个工种对外来人员开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决定将限制行业将由过去的5个增加到8个,限制职业由过去的34个增加到103个。(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38-163)
这种对城市居民进行保护性就业的政策至今仍没有改善,对普通农民工就业限制之严尚且不说,仅就大学生就业而言,每年碰到的户口壁垒就不计其数,据统计,“在遭遇过户籍歧视的青年中,有57.9%是农村户口,有78.9%是非本地户口;而在北京地区的调查中,非本地户口求职遭拒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3.9%。”
此外,农民在医疗、生育、维权等方面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二、免除农业税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
免除农业税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农民的处境也没有多大改观。
(一)免除农业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免除农业税,看上去很美,其实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2006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当今世界上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德国、法国等,不仅早已免除了农民税费,反而给予农民高额的直接补贴 。因此,减免农业税,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看,的确可以算作一种对农民的解放。
那么免征农业税到底能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好处呢?以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为例,免征农业税,全省少收税10亿元,如果加上约30%的征税成本的话,每个农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说增加了20元的收入。而2004年河南农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把农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增收幅度不到1%。 由此可见,免除农业税对农民增收的实际意义不大。
而且从上边所列农民的税费负担看,各种杂费、杂税,如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障碍,这些乱收费的总额数倍于农业税,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善。
(二)免除农业税不等于不交税
河南农民段中智感叹“现在啥税也不交了……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其实这种看法明显是与事实相悖的。农民的农业税虽然免除了,但仍承担着各种杂费杂税。除此之外,农民实际上还承担着很多税种,比如说购买农资的增值税、购买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等,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2005年10月的讲话中说:目前中国农民在购买生产资料等生产过程中交纳的增殖税,每年在4000-5000亿元之间,农民人均交纳的税款在200元以上。农民仅仅在购买生产资料环节就为国家间接地承担如此高额的税收,怎么说农民不是纳税人?
(三)农资价格上涨,抵消政策优惠
农业税免除后,不少地方的农资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虽然属于市场行为,却与当地政府的价格管理不无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种粮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等政策实惠。仅化肥而言,据查2006年底尿素价格约为1500元/吨,2007年涨到尿素价格1700 多元/ 吨,2008年2300 多元;二铵价格则由2006年底的2000元/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吨,翻了一倍多。
如此迅猛的价格增长,农民种地的成本陡然增加,不但政策优惠被抵消,农民的隐形负担不降反增。
(四)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状况仍未改善
实际意义不大的免除农业税被宣传得轰轰烈烈,而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被歧视的地位基本没有任何改变,在一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征地风波,某些以城市化名义推进的政策直指农民最后的生存资源——土地。农民“被上楼”,城市“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血拆悲剧不断上演,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保障也被剥夺。
2004年的征地改革号称能限制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保护农民权益……然而据秦晖教授介绍:“这种改革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没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只许官府‘征地’不许农民(甚至包括‘集体’)‘卖地’、更不许农民讨价还价的规则没有任何改变。”
现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仅剥夺农民的权利,甚至歧视农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按照2011年的标准来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 。仅仅因为户籍差别,城市人口死亡赔偿金就是农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说,城市人口一条命的价值是农村人口的三倍。“同命不同价”,如此赤裸裸的歧视,连生命权都不能平等,何谈公正?难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县一个镇干部敢公然对群众说:“死一个农民算什么?就如同死一只蚂蚁。”(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4)的确,中国农民,命若蝼蚁啊!
结语:
1、农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却依旧憨厚朴实到愚昧的程度,仅仅被免除了几十块钱的农业税,他们便充满感激,这感激背后包含了多少心酸与悲凉。
2、但愿有一天国家能真正不再想方设法从农民身上牟利,能还这个群体以真正的国民地位,真正的生命和权利平等,还他们一个公道。
于瀚,腾讯历史频道
中国农民60年被国家拿走了多少财富?
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上)
[导读]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迁徙自由被剥夺,养老没保障,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
近日,河南省委领导到洛阳等地贫困山区调研,有村民感叹说“过去俺农民种粮交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现在啥税也不交了,国家还给这补贴那补贴,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说实话,俺心里很惭愧。”此语一出,舆论哗然,称其善良者有之,叹其愚昧者也大有人在。
2006年农业税被废止时,国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农民似乎也感激万分。然而,为国家建设付出了60年血汗的中国农民并非像村民段中智所言“啥税也不交了”,免除农业税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给农民带来的实际利益,而且农民的现实处境也并非如新闻中描述的那般美妙。
一、60多年来农民有多少财富和权利被拿走?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民为这个国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其劳动创造的财富几乎全部被拿来用于支援国家建设。然而,数十年的血汗奉献,并没有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和权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至今仍旧是“二等公民”。
(一)60年来农民为国家贡献了多少财富?
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建设,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财富呢?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用一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数字去估量这个群体曾经和正在付出多少东西。
1、1949-2003年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
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 。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此外还有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那“二税”“三税”到底有多少呢?
1957年浙江安吉县有干部曾形象地描述说:“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
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汁257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页)也就是说,农业税仅仅占农民负担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九分之一。(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
2000年的情况据专家测算,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合计330元,三者比例约为1:4:2。农业税只占农民负担的七分之一(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4000亿农业税仅仅是近60年农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纷繁复杂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才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也难怪民谣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2、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
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和稳定粮价,也为了给工业发展积累资金,1953年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强制农民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国家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和出售粮食,而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这就形成了“剪刀差”。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呢?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 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而90 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数据来自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P51)而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 。这种“剪刀差”让农村一贫如洗。
统购统销常年过度征购农民余粮,导致农民口粮不足。即便农业大丰收,农民仍吃不饱肚子。刘少奇曾有明确说要牺牲农民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和工业建设需要。农民将这种低价强制购粮的政策成为“暗税”,民谣中说:“暗税最要命”。
3、1959-1961年大饥荒:上千万农民因为过度征粮被饿死
1959-1961年之所以会出现大饥荒,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中虚报粮食产量,导致高征购,各省为完成征购指标,逼迫农民把口粮上缴,致使大饥荒蔓延。为了完成征购指标,地方官员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安徽凤阳“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
同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基层干部为自己享乐大肆占用农民口粮,导致农民缺粮饿死。如凤阳县“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当时实行的政策是保证城市牺牲农村,比如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中央决定牺牲饥荒最严重的四川,让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1960年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这种不顾农民死活的粮食高征购导致了四川成为是饿死人最多的省。
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这三年间农民失去了多少粮食和财富权且不论,仅仅饿死了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
4、1962年至今:农民私有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至今仍无土地所有权
从50年代开始,不仅农民的劳动成果被拿走,就连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也不再归农民所有,而成为“集体”或国家的财产。
50年代中后期,当农民转入高级合作社后,土改时分给农民的私有土地便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将农民的宅基地也划归集体所有,其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没恢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反而在宪法层次上明确规定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至此,农民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丧失对土地的所有权,从建国初期土地的主人沦落成为现在“集体”土地的雇工,这也成为如今政府和开发商圈地过程中农民无法维护自身利益,最终连土地使用权也完全丧失的根本原因。
5、1962年为了缓解城市粮食压力,城镇人口向农村移民2000万
1959-1961年饥荒威胁着数亿农村人的生命时,为了减轻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陈云建议中央“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00万人,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30)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他却没有想过2000万人会给饥荒中的农民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
为了防止农村难民进入城市逃难,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口外流的紧急通知》,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即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不允许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
6、1968-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1968年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和缓解城市劳动人口压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在1962—1979年期间,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1776万之众,加上几百万的机关干部职工下放农村,总共有2000余万城镇人口流入农村。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必然增加农民的生存压力,知青的到来让农民本就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资料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同样作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知青群体或怀念或控诉,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而农民至今仍然出于失语状态,连表述的机会都没有。
7、60年来农民付出的劳役不计其数
除了上述生命财富损失之外,农民还有一部分巨额劳务付出经常被忽略,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
以水利建设为例,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那时建设的水利工程,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因为当年遍地开花,全都在干,像红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会耗费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为例,仅“大跃进”时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动用了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放在现在,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当时,这都是按照义务工摊派给农民的劳役。据统计,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 “大跃进”,现有的8.7万座水库大部分建于那个时期,想想就知道当时农民付出了多少。(未完待续)
于瀚,腾讯历史频道
吴学灿:海外中国人有权取得中华民国护照
马英九在5月20号的第二个任期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拥有共同的血缘、历史与文化,也都同样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马英九还说:“我们不能忘记国父天下为公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均富的建国理想。台湾实施民主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的土壤毫不排斥外来的民主制度。”马英九还衷心期盼中国大陆的政治参与逐步开放,人权与法治日渐完善,公民社会自主成长,以进一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特别是马英九强调的:“我们所说的‘一中’,当然就是中华民国。依据宪法,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涵盖台湾与大陆,目前政府的统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
马英九演说的内容说明:出生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在法理上属于中华民国公民。目前仍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赞成台湾的民主政权,希望台湾民主扩展到大陆,让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全部领土,都被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阳光普遍照射,再也不能让共产专制的阴暗龌龊继续荼毒大陆百姓。
当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也殷切盼望台湾海峡上架起一道彩虹,让台湾的民主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大陆民众的身边。大陆人民盼民主如同大旱之盼云霓。台湾的政党和有识之士,不应把自己局限于台湾一岛。应该立足台湾,放眼全中国,勇敢地跨越海峡,到中原去逐鹿。如果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都去大陆拓展,与共产党展开和平竞争,让全中国人民用选票来挑选自己喜欢的执政者,共产党一定大败,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都有希望在全中国执政,起码也可以在全中国的立法会里占有许多议席。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异想天开,甚至有人还会骂我是痴人说梦。这样的议论并不新鲜。柏林墙未倒之前,有人盼望东、西两德按照自由民主的原则统一为一个德国,也被责骂为双足一登就可以摘星星、摸月亮。如今东德人民已经在西德人民的帮助下,不仅实现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美好愿望,让梦想变成了现实;而且在经济上、生活上也达到了安定、富裕、美满、幸福。
大陆人民受够了共产专制的压榨和虐杀,每天都在全国各地群起反抗。被共产党称为“群体事件”的人民反抗运动,每天都会发生几十起、几百起、几千起。虽然这些反抗都被共产党的走狗镇压下去,但是“维稳”这个紧箍咒,已经把共产党折腾得狼狈不堪,左支右撮、七窍生烟、八面火起、久久难平。如果其中一个规模较大的反抗不能被马上镇压下去,很快就会与其它地区的反抗连成一片,那时候共产政权的死期也就到了。
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应该做好接管全中国政权的准备工作。首先,应该让海外的中国人取得中华民国护照,既可以满足海外中国人的中国梦想,也可以让台湾得到民心和人才,台湾却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台湾的朝野各方,如果还有一点智慧,还有一点头脑,对这件除共产党之外使各方皆大欢喜的好事、美事、乐事,一定会马上就办,立刻就办,排除一切干扰,只争朝夕地去办。RFA
大陆学者:中国的贫富差距达65倍
- 相关文章
- 贫富差距加大 中国成宝马第一大市场图 5/25/12
- 亚洲贫富差距扩大 富国也难逃 5/2/12
- 贫富差距达93倍 历史新高 3/28/12
- 中共估值基尼系数 难掩巨大贫富差距图 1/10/12
- OECD:贫富差距平均9倍 专家: 12/8/11
- 世界贫富差距 创新纪录 12/5/11
- 贫富差距6.19倍 第3高 8/18/11
- 大陆官员:东西贫富差距扩大 100年 3/28/10
2012年6月11日 星期一
明鏡歷史網: 汉吏“维稳”的精辟理论和经典实践
“维稳”这个字眼,大概是当代才有的,但这并不等于古代没有“维稳”。以西汉为例,仅以我之所知,就不但有“维稳”的理论,如汉武帝时徐乐的土崩瓦解之说;也有“维稳”的实践,如汉宣帝时龚遂的渤海郡守之任。前者可谓精辟,后者堪称经典,只是没有用“维稳”这个字眼。
以下分述,以为镜鉴。
一
“土崩瓦解”这个词,《中国成语大辞典》的解释为:“像土倒塌,瓦碎裂,比喻彻底垮台。”所引的书证,无论出自《鬼谷子》、《史记》,还是出自《晋书》、《宋史》,大致都是这个意思。该辞条又说:(土崩瓦解)“亦作瓦解土崩”,也有书证,是引自《汉书》和《旧唐书》的。“土崩”与“瓦解”既是同义反复,“土崩瓦解”与“瓦解土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实,“土崩”与“瓦解”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说是“天下之患 ,在土崩,不在瓦解”。此人便是西汉前期的无终(今天津蓟县)人徐乐。
关于“土崩”,徐乐是以秦末的陈涉起义为例来阐述的:“陈涉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在他看来,“土崩”之“土”,原也在“民”而不在“主”,在“下”而不在“上”,在“俗”而不在“政”;“土崩”之“崩”,原也在“民困”、“下怨”而“俗乱”。在此三者之间,又有一个因果链,“民困而主不恤”则生怨,“下怨而上不知”则俗乱,“俗已乱而政不修”,则土崩之势成矣,只要有人(即使此人“起穷巷,奋棘矜”,无威无财)振臂一呼,也就应者云集,所谓“天下从风”,致使星火燎原。秦统治的垮台,也就在顷刻之间。
关于“瓦解”,徐乐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吴楚七国,号皆万乘,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者,此其故何也?当是之时,先帝(按:即汉景帝刘启)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七国之乱其实就是西汉时期上层的政治危机,将此比作“瓦解”很形象也很得体。七国诸侯,“皆号万乘”,要威有威,要财有财,远非“起穷巷,奋棘矜”的陈涉可比,却不能“劝其士兵”与之同心协力,反倒弄得身败名裂。此“瓦解”而未能导致西汉政权的崩溃,原因就在“先帝之德未衰”,懂得关心民间疾苦,西汉之“土”未“崩”,众多百姓尚能“安土乐俗”。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危机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和上层不能照旧维持下去。前者可以理解为民不聊生,后者也可解读为上层裂变。以徐乐的“土崩瓦解”论观之,在这两个前提之中,窃以为关键在于前者。“瓦”在上而“土”在下。“瓦”解了“土”未必崩,只要“土”未崩,即使“瓦”已解也尚能修复;“土”崩了,则“瓦”必解,于是就无可救药,只好重起炉灶。
徐乐关于“土崩”与“瓦解”的这番话是上书汉武帝时说的,既非咬文嚼字,也非坐而论道,虽是“殷鉴不远”,却也可谓借古讽今。他在分析了“土崩”与“瓦解”的区别之后说:“闲者(按:最近),关东谷数不登,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他要汉武帝“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这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要居安思危而防患于未然。对于这番话,汉武帝是深以为然的,还因此召见了他(同时召见的还有主父偃和严安),说是“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读读徐乐的这番话,弄清楚“土崩”与“瓦解”的联系和区别,对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要求,以及什么叫做稳定和怎样维护稳定,或许会多一分理性的认识。
二
龚遂出任渤海郡守,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的渤海郡,“岁饥”而“盗贼并起”,已使“二千石”(当地官吏)手足无措,“不能禽制”,丞相、御史便一起推荐了这位年逾七旬“形貌短小”的老头。
打心眼里瞧不起龚遂的汉宣帝刘询与龚遂有一番如何“治乱”的对话。汉宣帝问:“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龚遂对答:“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细察二者对话,可知龚遂不赞成将“乱民”称之为“盗贼”(他称他们为“陛下赤子”),认为他们之所以“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除了“困于饥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吏不恤”,即那些贪官污吏庸官俗吏对“困于饥寒”的黎民百姓失去了最起码的怜悯之心。龚遂将汉宣帝的思路引向“安之”而不是“胜之”。就是这番话,使汉宣帝对他刮目相看。
龚遂的“维稳”举措也十分得当。既然他面对的并非“盗贼”而是“赤子”,哪能再以兵戎相见!他是“单车独行”而去的,并未带去一兵一卒。当地的官吏“发兵以迎”,原想帮助龚遂大开杀戒,也都被他“遣还”了。不仅如此,龚遂还发文命所属各县“悉罢逐捕盗贼吏”,并称“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如此这般,使原先“盗弄陛下之兵”的“乱民”亦“弃其兵弩而持钩锄”。于是他又“开仓廪假贫民”,并“选用良吏”,与此同时,惩治贪官污吏,罢免庸官俗吏,使民“安土乐业”。
龚遂“维稳”并未就此了结。化解矛盾,平息事态,处理“群体性事件”,只是“治乱”,即变乱为治,化动为稳。真正意义上的“维稳”还在局面基本稳定之后:他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并以身作则,带动黎民百姓发展生产。他很幽默地对那些带刀佩剑者说:“何为带牛佩犊!”劝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静心务本。如此经年累月,方使“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此所谓龚遂“维稳”。
龚遂“维稳”,没有动用军警武力,也没有花去多少“维稳”经费,大概算得上最省事、最省力、最省钱的“维稳”。从龚遂“维稳”中,不难看出徐乐的“维稳”论在隐隐约约地起着作用: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方才是长治久安的根基。做到这一条,即使有人想搞“动乱”,也不可能振臂一呼,“天下从风”。执政者尤其不能把黎民百姓当做自己的对立面,要不,其政治局面无论如何也稳定不了。一旦“土崩”,就不会再有“瓦全”之理。
这些年来,时有文章介绍一些地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经验,似乎都属于“维稳”的范畴,且不乏溢美之词,诸如“漂亮的转身”之类。然而,比较一下袭遂“维稳”,则不难发现,即使是那些较为开明的处理方式,也并非今人首创。人们之所以会将这些处理方式当作“维稳”的经验,只是因为如今还有不少官员,对于民众的态度与方法,与当时的庸官俗吏没有多大的区别。
(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审)
孟子论“冷漠”
这个隐含的话题,出自孟子与邹国的君主邹穆公的一番对话。邹穆公对孟子说:“(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时),我们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百姓却没有为之献身的。若处罚他们,罚不了那么多;若不处罚,又恨他们见死不救,怎么办才好呢?”显然,邹穆公对百姓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对于他们的官吏的“冷漠”感到愤慨。孟子是用曾参的一句话来回答邹穆公的,叫做:“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也就是说,关键时刻百姓对官吏的这种“冷漠”,乃是平常时节官吏对百姓的“冷漠”酿成的。这是以“冷漠”回报“冷漠”。他举例说,荒年歉收,您的百姓忍饥挨饿,四处逃难,您的粮仓充溢,库房盈实,你的官吏没有将下情如实上报并及时赈灾,如此怠慢并残虐百姓,你让他们如何不“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呢?
宋志坚,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