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1日 星期四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44位自焚藏人（境内41人，境外3人）简况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44位自焚藏人（境内41人，境外3人）简况: 2012年6月20日，又有两位藏人自焚。一人当场牺牲，一人生死不明。     他们的名字是： 阿旺诺培，22岁，安多阿坝县人，农民，数年前来到称多县，以木匠为生，父亲叫拉巴顿珠，母亲叫次仁央金。丹增克珠，24岁，康区玉树州称多县人，曾是当地寺院僧人，还俗后为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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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员是狼还是兔子？


美国政府的官员能真正做到“亲民”和“平易近人”。比如在任何一级的议院，只要你是这个地区的选民，有任何事你去找你地区的议员，他们会对你非常的客气和尊敬，非常乐意能为选民做事。这和中国大陆有霄壤之别，因为中国大陆的官员总是盛气凌人的。即便不是议员而仅仅是普通的公务员，他们都会按照其所受的职业方面的指导悉心帮助任何一位美国公民。这是因为他们都非常明白，自己是领着纳税人的薪水，就要为纳税人服务。所以，他们不是纳税人的“领导”，心中从没有“靠别人养活的人去领导养活他的人”的概念。因此，美国的公务员，从内心深处就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居高临下的地位。
美国的公务员，首先会觉得他和纳税人是平等的。其次，公务员是纳税人的税款养活的公务员，自己的职责就是为这个地区的纳税人服务。所以，他有义务有责任老老实实的为他们服务，这是他的本份，职责，义务。这种情况下，任何美国普通老百姓去政府机关，不可能看到在中国大陆政府那样的官架子，打官腔，一推六二五这些事情。原因很简单，如果有任何一个公务员在美国敢这样做，那个选民立刻会把镇长找来，说你要把这个公务员要教育好，否则我们的议会要开除他，不能允许有这样的公务员存在。同样的，公务员在遇到选民提出各种要求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为民众服务本身是他们的工作，就要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的帮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找各种借口这个衙门推到那个衙门，这个办公室推到那个办公室，甚至故意设制些障碍，让民众觉得衙门高不可攀，由此来体现当官的威风和当官的权势。这些把戏，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也出现。
就因为中国大陆的官员通常是这样的常态，那么老百姓为了办事方便，不得不考虑怎么样送点钱，官员也就笑纳了，拿了钱才给人办事。这个伟大的中华人民的传统。如果讲中华文明有很多糟粕，那么人们才得以充分的看到在大陆的共产体制里，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糟粕，而排斥和消除了中华文明的一些优良传统。
近年来，人们普遍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幸福感”。那么，美国的官和中国大陆的官，“幸福感”存在哪些差别？哪个国家的官员比较幸福？首先要说的是，美国官员和中国大陆官员的幸福观不同，中国大陆官员的幸福观是作威作福，能捞钱行贿就能爬得更高；所以对他们来讲，巴结上司，欺负百姓，就是他们为官生涯的一部分。因为不欺负老百姓捞不到钱，也显示不出自己的权威来，也没有贿赂上司的资本。这种幸福观，其实是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权势是永远不可动摇，不能挑战，只能顺从。这种幸福观实际上是专制体制下的官员幸福观。但要指出的是，中国大陆官员的幸福感其实也是相对的。官在老百姓面前都是狼，但同时也是兔子，到他上司面前他就是兔子了，因为他上司是狼。所以每个官员都有双重人格。对着老百姓龇牙咧嘴，但对着上司比孙子还乖。这个时候他也有痛苦。对老百姓的狼幸福观，是要以他在上司面前当兔子当孙子的痛苦做为前提的。得罪了上司就升不了官，甚至可能出局。比如，在大批官员都贪污的情况下，对上司孝敬不够的人很可能就是反贪的过程中被打倒的人。所以中国大陆官场有句话，叫吐出一半上送三级。就是灰色收入上级是看的一清二楚的，你哪的位置一年能捞多少钱就得吐一半出来往上送，送够了三级，有人举报的时候，上司会帮着按一按，因为他与上司等于穿了连裆裤了。但如果舍不得掏钱，或者送的太少了，上司就会想办法好好的整他一把，或者是不提拔，或者有举报信来有什么案子发作，就不声不响的把这小子推出去，那这小子立刻就完了。所以在中国大陆的官场上，官员的幸福和官员的痛苦是同等的。如果官员都幸福，会都往外国跑么？！
但大陆官员到外国以后，最大的感觉就是狼的感觉没有了，全成了免子。倒不是说外国人要他们当免子，而是说他们啥也不会，到了外国以后语言不通，生活技能也没有，因为他在中国大陆只会当官。外国没有官当，所以到了外国他们感觉自己成了免子了，再也不能耀武扬威。所以很多官，之所以要做裸官，就是他在中国大陆当官还能找到狼的感觉，舍不得走，但又害怕当了兔子，因为事实是他每天都是兔子，所以他要把财产转移到外国去，把兔子们攒的胡萝卜都运到外国去。有朝一日狼来抓他的时候，就能赶快开溜。
所以这个时候，很难讲中国大陆官员的幸福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对民主国家官员而言，官员不需要当狼也不需要当兔子，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只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工作，就能领到薪水过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所以，西方的官员没有什么高高在上的这种概念，说什么级别。举个例子，美国国务院系统有外交官的级别，但却找不到一个美国通行的级别标准。比如，没办法把一个州政府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和联邦政府某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对比，说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因为没有可以参照的级别，州政府有自己的一套，其待遇标准是根据本州的情况决定的，跟其它的部门其它州，或其它联邦政府公务员的待遇、公务员的收入没有关系。所以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提拔标准，也不可能异地当官。比如这个州的官员升到了某个级别调到了另外的州去。因为美国不存在“中央组织部”。
而中国大陆很多人概念中，干部升迁，干部调动，这都是共产体制的产物。在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所以对西方官员来讲，公务员只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职业，但是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在不同国家社会评价标准不一样，比如在法国，那是一个有着长期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传统的国家，所以他的公务员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老百姓对公务员比较看重。但是在美国，多数的正常年份，大家对公务员这个职位并不看好，大家觉得那是一个辛辛苦苦，收入不高，每天处理一些琐碎事情。所以在美国当公务员，并不是一个人人争先恐后，象中国大陆那样考公务员挤破头，几千个人抢一个位置，这种事情在美国绝对不可能发生，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中国大陆人看来，公务员是全中国大陆，甚至是世界上，在他们眼中是最好的职业。但是在民主国家，大家并不认为公务员是个最好的职业，最理想的职业。其原因就是公务员也有种种约束，比如他的薪水是受到选民的约束的，不可能年年加薪。比如因为经济萧条，选民决定宁肯把钱拿出来买一块废弃的原来工厂的工业用地，然后改造成绿化的地带，这要花一大笔钱；花了这笔钱以后，公务员的薪水就不够了。怎么办呢，选民做的决定是裁员。若公务员要想留下来，就要增加工作量，还要降低薪水，你爱干就干，不干走人。结果是最近一年多来，美国有不少当地的公务员裁了员，降了薪，减掉三分之一的薪水。如果有公务员还愿意留在政府，那就是拿更少的薪水，干更多的活，这就是选民对他们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公务员一点选择都没有，还不能抗议。因为没什么好抗议的，这是选民决定的。如果公务员要抗议，那就是对不起，集体炒鱿鱼，把这个政府先炒了再说。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找一个优秀的公司管理者，找一个技术方面的主管可能不容易，找公务员太容易了。对公务员的要求并不高，因为不是什么复杂的工作，很多人都可以当公务员。还因为公务员不是领导，所以就不存在中国大陆想象的，要当领导就得有领导素质要求。而中国大陆就多出了一大堆要求，比如领导的讲话技巧，要善于假话连篇，大话空话连篇，讲两个钟头一个字都不着边儿，这都是中国大陆领导的水平和技巧。象这一套把戏，在民主国家是完全多余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比较的话，首先如果搞清两个国家的幸福观差异很大以后，中国人就会觉得没法比。美国官员不会想到去当一头狼；哪怕有这个念头，他都会觉得非常的犯傻——在民主国家，自己怎么可能骑到选民头上去？！因为饭碗在选民手里捏着，明年工资多少也是选民说了算的。说长，就长百分之几，说减，却减百分之几十。所以这时候，公务员只能是一个为选民服务的普普通通的公民。有很多人当公务员，其实是带一种为老百姓服务的心态去的，觉得为老百姓提供服务是一种幸福。为大家做了事情，让老百姓的难题得到解决了，这是让他满足的地方。因为有社会公益心在里面，才让很多人美国公务员感觉到满足。我们不能说中国大陆的公务员100%都没有公益心，但是很可惜的是，公益心在官场上不是主导地位的，贪心才是主导地位的。
中国大陆的官员之所以这么专横，跟中国大陆老百姓存在的一个误区也有关系。在中国大陆，人们经常可以听到，我吃的是政府给的，穿的是政府给的，好像什么都是政府给的。而不认为这是通过劳动自己获得的，恰恰是老百姓的付出在养活着政府。
谁养活谁，在中国大陆普通百姓中的概念中是反的，和美国老百姓完全相反。
而这个概念的形成，是毛泽东从1949年以后通过反复的洗脑教育造成的后果。他为了千万百计要维持自己的统治，维持自己的特权，所以一直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里，反复通过洗脑强迫老百姓接受这样的观念；“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是说，老百姓是政府养活的，是党养活的。问题是，党靠谁养活的？党什么也不造，党最主要的衙门不就是一个宣传部，一个组织部吗？宣传部产生宣传垃圾，组织部只认命官员，它们都生产不了产品。所以党其实是寄生在人民身上，靠人民养活的。
当然，也正因为真相是这样，所以才要反过来进行洗脑教育，让老百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老百姓真的是政府养的，是党救的。这样的话，老百姓才能当顺民。也因此，老百姓长期被政府管着，养活着政府，还觉得自己挺幸福。也因此，中国大陆老百姓的幸福观其实也是党和政府营造的，塑造的。
如果中国大陆老百姓能够把政府灌输给他们，塑造的幸福观改变，那么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就成熟了。中国大陆民众的观念一变，中国大陆的官员也会收敛一些。
最主要是制度必须要改变。否则，指望他们自发的收敛无异于缘木求鱼。
1)从财产占有看“河蟹”社会
2）沟通人与神界的梯子
4）决不能再回到文化大革命致人于死地的大批判时代
5）凭什么说列宁创建了人间地狱？
6）《知青》，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7）亿万富豪给毕业生19条忠告
8）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幸福 
9）社会稳定的根基是什么？
10）被民众“围击”说明了什么？
11）中国的幸福从哪里来？
12）知青，是忘痛背义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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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绝了

2012/06/17/20120617235013636.jpg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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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 黄苇町：社会情绪恶化征兆透析

零八宪章: 黄苇町：社会情绪恶化征兆透析:      当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发生执政危机时，社会情绪会有所变化。 下层情绪激烈化、中层激进化、社会高层分裂化，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




    当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发生执政危机时，社会情绪会有所变化。下层情绪激烈化、中层激进化、社会高层分裂化，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




　　当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发生执政危机时，社会情绪会有所变化。下层情绪激烈化、中层激进化、社会高层分裂化，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
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社会信任情况，尤其是政府公信力问题。信任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虽不能直接看到，但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可以通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反映出来，尤其在大的历史变动时期更是如此。

　　监测公众信任度的三个关键词
　　“执政满意度”：这是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最关注的一个民心指标，而且通常是委托专门的调查机构来进行调查。群众满意度实际上也是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如果人们的满意度高，说明执政基础比较稳固；如果满意度很低，就是危险的信号。这里最重要的是动态调查，即看人们对执政党“执政满意度”走向的变化。如果满意度总的还高，但已出现走低的趋势，就要引起警觉，看在什么问题上遭致了群众不满。如果原来满意度低，但在逐渐走高，就要研究哪些方面的改革是顺民心、合民意的，就要树立信心，加大施政力度。
　　“社会共识度”：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立场和利益不同，存在不同意见是非常正常的。但如果执政党的施政措施，能够兼顾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使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能看到自己的发展机会和利益所在，社会共识度就高，对这个政权的认可度也高，否则认可度就低。
“思想整合度”：一个社会要维持和谐，执政党的整合作用非常重要。如果通过整合理顺社会关系，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和谐共处，说明能够在现有政治框架内部或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来巩固执政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在现有基础上已经无法进行思想整合，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尖锐对立，甚至达到势同水火的地步，说明社会发生断裂，执政党的权威已受到挑战。

　　社会情绪变化的五个关键短语
　　下层情绪激烈化：反映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其根源是少数人独占维持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资源。例如各个朝代后期出现的豪强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赋税沉重，官府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还有就是滥用民力，秦始皇建阿房宫、修长城，隋炀帝挖大运河，都是造成“官逼民反”的重要原因，中国各个朝代的更替都与此有关。再有就是社会分层固化，下层群众无法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把现政权当作一种异己的力量。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如元代被农民起义推翻，就与他们按民族把人分为几等有关。
　　中层激进化：在政权更迭过程中，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城市居民和知识阶层的情绪尤为重要，因为这一部分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当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每况愈下时，对政府的态度就会由希望、观望、失望发展到绝望，甚至走向激进和革命。这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尤为典型。当时很多沦陷区的城市居民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仍然视国民党政府为正统，欢迎国民政府回来，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把接收变成“劫”收，搞“五子登科”，使百姓由希望变为失望，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商囤积居奇，更弄得民怨沸腾。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刊登过一篇叫“赶快收拾人心”的评论，评论提出“必须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其背景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滩的“打虎”，但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触动了“四大家族”利益，结果被蒋介石“叫停”，不了了之。表面上看是“四大家族”胜利了，其实，是使中间力量对国民党抱有的最后一点希望也丧失了，国民党失去了挽救人心的最后机会，其垮台也就不可避免了。
　　社会高层分裂化：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统治阶层中一部分比较清醒的人士认识到，老的统治办法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主张通过改革缓和社会矛盾，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但另一部分人担心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更趋保守化。这样，客观上一是削弱了整个统治力量，不能采取及时的正确应对措施，二是往往开明方被既得利益方所打垮，结果导致整个政权被颠覆。清末的改革就是如此。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鼓动下进行的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扼杀了。慈禧死后，部分地方官员和士、绅、商等社会中坚阶层，再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要求。时任摄政王的溥仪的父亲载沣是比较开明的，主持设立责任内阁，准备召开立宪会议，试图走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的道路。但在保守派的阻挠下，清政府将开会时间推迟到1916年，连梁启超这个保皇派也失望了，认为到了那时，已不知是谁家天下了。而且，统治集团中主张改革的一派也担心大权旁落，13人的责任内阁中有9个满人，4个汉人，9个满人中还有7个是皇族，尽管其中多数也具有改革意识，并不属于保守派，但清政府这种任人唯亲的政治格局，首先就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接着又“与民争利”，把由四川士绅集资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由此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信仰和信念缺失，反映了对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缺乏认同。在历史上每个王朝灭亡之前，出现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纲纪废弛”，甚至“荡然无存”。而信任和信心缺失，直接导致对执政者和政府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执政者和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对是错，都难以获得认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大量存在。
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矛盾激化导致社会不稳，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缺乏安全感。官员谋划改换门庭，富人忙于转移财产，被有些人称为“跳船”现象(比喻大船即将沉没时各自逃生)不断发生。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独立”，其中有的是革命党举起义旗，更多的是看到清廷大势已去而投机革命的旧官僚和士绅。在政权更迭过程中，最缺乏安全感的是社会中下层群众，而且他们可做出的选择也最少。谁能够较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而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占有优势，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改革首先要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与历代统治者有根本不同，但在执政过程中，也要高度重视民心变化。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例如，在更加关注低收入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方面，近些年来我们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农村养老、医疗、对务农者的各种直接补贴等方面，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好评。但在如何让人民休生养息方面，有些工作还需改进。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城市扩张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增加速度。一方面容易导致“大城市病”爆发，另一方面也容易侵犯群众的基本权利。我去过很多发达国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现代化建筑与几百年的老建筑并存，很宽的公路与过去跑马车的窄巷并存，但照样很有城市魅力。而我们过于追求豪华和现代的大拆大建，反而把很多古城风韵搞没了。我们经过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很多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今后可以适当缩小建设规模，把主要精力用于如何建设宜居城、让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上。
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先易后难的渐进性改革，这对于减少阻力，增加改革的成功系数非常必要。但也必须看到，很多过去作为改革次要矛盾的一面，已经累积起来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障碍，如果长期不解决，就会危及群众对我们政府的信任。现在确实有些人，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用改革发展的不平衡和不配套，实现了既得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希望把过渡时期的临时性措施长期化，也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固定化、永久化。有位北大教授在报告中称，邓小平讲要“摸着石头过河”，是为了通过实践探索正确的改革道路。但现在有些人“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我看比喻得很形象。因此，对改革的态度首先要解决为了谁的问题，否则就会失去信任，危及党的执政基础。

　　(作者为原红旗出版社副总编；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采访整理)
来源: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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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国是人口贩卖来源 中转地及目的地

真相: 报告：中国是人口贩卖来源 中转地及目的地: （大纪元记者林南编译报导)...

6月1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发布《2012人口贩卖报告》，披露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严重的人口贩卖现象，其中包括中国。报告称，中国是人口贩卖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
报告说，虽然大部份人口贩卖发生在中国境内，那里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受强迫劳动和强迫卖淫，但也有许多证据显示，中国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在世界各地遭受强迫卖淫、强迫劳动。也有一些从周边国家包括缅甸，越南，老挝，蒙古，俄罗斯，朝鲜，甚至非洲的妇女和儿童，据说也被贩卖到中国进行商业性卖淫和强迫劳动。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贩卖人口的受害者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她说，我们的工作是追求正义，履行自由的承诺。我们的目标应该不仅要制止这种罪行，而且要确保他们拥有选择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权利。
中国境外境内人口贩卖大幅上升
该报告说，全球70多个国家称该国有中国公民被人口贩卖的现象。2011年11月，
安哥拉警方解救了19名中国妇女，她们被发现在安哥拉从事强迫卖淫。
另外，根据中国政府，外国女子被贩运到中国的受害者在报告期内大幅上升。
外国人被贩运到中国，一个重要的诱拐理由是，成为中国男人的新娘。这些外国妇女被贩卖，来到中国则被强迫卖淫。例如，22个越南受害者被救出，警方逮捕了17个中国犯罪嫌疑人。
2011年8月，中国与菲律宾合作，破获一个以毒贩为首的犯罪团伙。其中2000多名妇女被迫到重庆卖淫。
中国当局继续拘留、强行驱逐北韩难民，受害者被强行遣返朝鲜后，面临严重的处罚和死亡。
在本报告期间，政府部署数百名人员进行"追捕"追查在中国的朝鲜难民。政府继续阻止难民署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调查。
中国人劳务输出国外 被强迫劳动或虐待
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工人自愿迁移到其他国家，但他们所获得的工作条件如同强迫劳工，如扣留护照并有其他限制，拖欠工资，身体虐待或性虐待，以及遭受威胁等。
中国人获得出国从事低收入和中等技术工人工作，其申请费用有时高达7万美元。组成了中国移民承受巨大的债务束缚，以及贩卖的其它状况。
国内劳工流动人口 也存在强迫劳动问题
中国的流动劳工人口，据估计超过2.21亿人。强迫劳动仍然是一个问题，包括在砖窑，煤矿工厂，其中有一些是非法经营。
有报导说，一些中国儿童被迫卖淫，以及从事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包括乞讨，偷窃，在砖窑和农场工作。据报导，中国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童工。
强迫劳动，包括强迫成人和儿童行乞，发生在2011年的整个中国。
一个强迫性劳动的例子是，2000人抗议工厂的劳动条件，最终工人被迫返回到有警察监视的环境下工作。在另外，一些"勤工俭学"的儿童被迫在农场和工厂工作。有报导说，当局强迫新疆学生摘棉花及从事其它形式的有组织的劳动。
报告说，在中国强迫智障人劳动的现象非常严重。例如，一位记者伪装成自己是一个智障者，漫游在一个城市的火车站后不久，他被扔进一辆人贩子的车里，被以78美元卖给砖窑业主，然后在他们的窑里工作。此外，在此报告撰写期间，警方救出30智障男子，其中一些人已在环境恶劣的砖窑工厂工作了7年多，在那里，男人们被用皮带殴打，甚至被打成失明。
根据位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中国警方很少会跟进，并未采取什么行动制裁肇事者。
由国家运作的"劳动再教育" 是系统的镇压行为
报告说，由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是一个系统的镇压行为，称为"劳动再教育"。政府从这种强迫劳动中获得利润。许多监狱犯人和被拘留者在被"劳教"中从事强迫劳动，但往往没有报酬。当局把这些人扣留是基于行政管理的决定。
据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强迫劳动也出现在惩教所和戒毒拘留中心，一些被拘留者被迫为一些与中国当局合作的私人公司工作，每天工作最长达18个小时。
事实是，囚犯和被拘留者没有任何劳动补偿，如果未完成劳动定额，还会被殴打。
"没有证据证明中共在解决人口贩卖问题上的努力"
报告说，政府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在解决人口贩卖问题上的努力。因此，中国连续第八年被放在第2级观察名单上。
在本报告期间，中国政府作出一些有关对妇女和儿童的性贩运的统计，但这些统计数字并没有分类，并包括了不涉及贩运的其他犯罪的数量，绑架和走私等。
政府不发布任何有关强迫劳动以及人口贩运的统计资料。政府不提供全面的保护受害人的服务。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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