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1日 星期五

自由亚洲;中国拐卖妇女现象深层分析

 202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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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拐卖妇女现象深层分析中国拐卖妇女现象深层分析
 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似乎击穿了中国社会的心理底线。“铁链女们”的悲惨命运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民意,也映射出政府权力的麻木不仁、昏聩,以及腐败。在民意的推动下,政府被迫针对被拐妇女推出调查和治理措施。在中国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在铁链女事件中消失殆尽的背景下,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拐卖妇女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路径。


当代拐卖妇女简史及症因分析

 


作者:BJ王明远

近五十年,被拐卖过的妇女累计至少上百万。贫困、信息闭塞和法律不健全是妇女拐卖的温床。

明天是“三八妇女节”,并且是“三八节”正式设立100周年的日子。1921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大会,通过了保加利亚代表关于将3月8日作为国际妇女节的提案。第二年(1922年)3月8日,全球劳动妇女首次庆祝了自己的节日,到今天为止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

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结合时下大家关心的拐卖妇女的问题,笔者综合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地方志资料,尝试对当代的人口拐卖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并对原因进行初步归纳分析,以为近来全国打拐专项运动做些参考。

(1)人口拐卖是永恒的社会丑恶现象。不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不断打击贩卖人口、卖淫嫖娼等旧弊,这些现象曾经一度接近灭绝。尤其是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城市配给制度建立以后,使得被拐卖的人口很难获得所在地的户籍,也就不可能获得土地或日常供应,没有生存机会。

但是,我们研究当代人口拐卖史,仍发现大规模的人口拐卖始于1970年前后。据《四川省志》记载,“1968年起全省拐卖妇女之风渐渐兴起,数万人被拐卖到外省”,至1974年3月,仅仅遂宁、蓬溪两个县被拐卖的就多达5834人。由于四川人口拐卖越来越严重,省委特地于1974年发布31号文件专门打拐,并且专门成立了“打击拐卖人口公室”。川省又于1977年11月召开打击人贩子工作会议,会议资料显示,14个地市被拐卖妇女已经达97474人(其中已婚18702)。

看来,虽然有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理措施,并不能根除人口拐卖。在任何制度下,贫困都是人口拐卖的基本温床,由于建国后,四川一度推行不切合实际的农业政策,人均粮食产量较低(改革开放前四川省人均年口粮约350斤),导致大量女性因为追求温饱,被骗到外省。所以,很多人把人口拐卖归咎为改革开放是有失公允的。

(2)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以及城市户籍制度的放松,人身对户籍的依附逐渐松弛,人口贩卖现象更加严重起来。人口贩卖的地域以及拐卖人数,都远远超过之前。四川、陕西(南部)、湖南、湖北、广西、云南、贵州是比较严重的地区,就连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也有人口拐卖的事情。1993年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局破获崇文门三角地特大人口贩卖案件,最后查明,共有1800多名妇女通过这里的“劳务市场”被卖到山西。

据统计,至1983年,仅四川绵阳地区外流妇女就达2.8万人,中江县在1980年至1986年外流女性4000多人,平均每天至少2人。川省不得不于1982年再度成立“打击拐卖人口办公室”(即87号办公室)。这时候四川出现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人贩子集团,在人口拐卖最严重的金堂县,付明光为首犯罪集团,成员达104人,先后拐卖妇女200多人;宋效修犯罪集团,成员共11人,先后贩卖妇女113人。这些人贩子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到了公开绑架明抢的地步。

陕西安康子阳县1982年统计外流女性1958人,约占婚龄女青年的8%,外流去向分别为:河南959人、安徽64人、湖北144人、山东20人,本省其他地区129人;汉中镇巴县在1980年至1990年间,经查证落实的被拐卖妇女就有1307人,约占婚龄女青年的5%;汉中西乡县在1985年至1988年间,被拐卖妇女达817人。一些研究认为,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市每年外流女性达上万人。

根据湖北公安专项打拐统计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该省人口贩卖严重。襄阳1983年解救被拐卖妇女547人,2000年解救1629人;咸丰县1991年解救被拐卖妇女581人,1996年-1998年解救500人,2000年解救552人;郧阳县1991年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687人;2000年孝昌县解救妇女1145人、秭归县解救532人。这仅仅是搜集到的部分市县资料,人口总计就达5000人以上,如果以此推算全省改革开放20年后的人口被拐卖规模,累计也至少在数万人以上。

湖南省高院统计结果显示,耒阳市1984年至1987年被拐卖妇女899人,洞口县被拐卖355人;湘西州1983年严打中,抓获人贩子446人,1988-1992年又累计抓捕人贩子1122人。1989年湖南省打击人口拐卖行动中,郴州市桂阳县被确立为“重点整治县”,摸查被拐妇女1175人;2000打拐专项行动中,郴州五县解救被拐卖妇女3486人,但这个规模,在当年仅是名列全省第四。

我们通过地方志的无数碎片信息可以发现几个规律性的东西:

1.改革之初,人口拐卖主要流出地不是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四川、陕南、湖南、湖南等汉族聚居区。

2.大概贩卖路线为:从四川、陕南等地,贩卖到河南、安徽、山东;从湖北、湖南、广西等地,贩卖到广东、福建。以山东为例,仅1983年、1989年两次统计的流入外地妇女就近7万人,其中1983年统计数据显示,被拐卖者约占50%。福建省在1980年代流入的外地妇女也多达8万人。

3.主要拐卖人口流出地的拐卖高峰是1990年左右,此后大量下降,但是直到21世纪初仍有相当数量拐卖发生。

总体来讲,改革之初之所以发生这么严重的人口拐卖,与当时农村普遍的贫困愚昧有关。由于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加上当时电视、广播不发达,人们对外界并不了解,都天真认为外地经济条件比本地好。于是轻信人贩子的谎言,被招工等诱饵,贩卖到外地。当传媒发达起来,以及农村温饱问题解决以后,这种现象就大大减少。

针对这种人口拐卖之风,党中央做出了严厉打击措施。1983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对拐卖妇女儿童的集中惩治行动。该年,湖南省抓获拐卖人口犯罪分子5615名,解救妇女13074人;四川省抓获人贩子8463名,罪大恶极者143人被判处死刑,贩卖人口之风被大大遏制。此后至2000年,全国一共发起11次专项打拐运动。

与此同时,1979年、1984年、1991年和1997年,立法部门先后对关于人口拐卖的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了修改,使得对该项犯罪的惩罚指向性更明确。但是,立法的改进仍与实际形势脱节,导致贩卖人口之风,每次严打之后都归于猖狂。

(3)我们再来看,人口拐卖另外两个重要流出地贵州和云南。在我们印象中,云贵被认为一直是人口拐卖最重要流出地,并且少数民族女性居多。然而,改革初期云贵地区的人口拐卖不如四川、陕南严重,即便是有的话,也集中在昆明周边的楚雄、大理等交通便利地区,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

根据1983年7月云南省委赴人口拐卖严重的思茅、大理和楚雄做的调查报告,自1979年至1983年上半年,三地被拐妇女5231人,比较突出的有大姚、姚安、祥云、景东和镇沅5县,被拐妇女大多流入河南、山东、安徽和广东。这些拐卖受害者中,汉族占85%左右,少数民族占15%左右。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云贵两省的人口贩卖迅速严重起来,向全省山区蔓延,被拐卖的妇女少数民族也多起来。我们再看几个云南的数据:

云南全省1985年被拐妇女有5749人,到1986年上升到24466人。保山地区1981年被拐卖妇女为25人,1985年为187人,1988年达到907人。普洱市澜沧县1987年以前被拐卖人口总计1961人,1987年一年就有1643人。

贵州也呈现类似的趋势。黔南州1987年被拐卖人口有776人,1988年为1489人,到1991年专项清查,累计被拐卖到外地的妇女已经达4189人,流向20多个省市自治区。我们从被抓获的人贩子数量,也可以看到人口贩卖的愈发严重,1983年专项行动中,该州被抓获的人贩子有20人,到1991年打拐达1334人。该州当时全部人口不足300万,光人贩子就有这么多,人口贩卖不可谓不严重。

那么从80年代中期以后,云贵两省被拐卖的人口累计有多少呢?根据“五普”数据统计,全省约有113万少数民族妇女流入外省。那么其中拐卖比例占多大呢?福贡县1988年至2009年外嫁女性4500人,约1750人为公安登记的拐卖;昭通地区1989年外流妇女1809人,其中认定为被被拐卖者484人;1990年云南省各级妇联统计外流人口6万余人,其中被拐卖的有2.2万人。那么照此推算,外流女性中约4成为被拐卖人口,也就可以计算出来全省被拐卖的妇女大概总数了。

贵州人口外流现象也非常严重,以聚居在该省的布依族、侗族为例。根据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的研究,至2000年,外流到中东部十四省的布依族女性就达45475人,侗族女性54640人,而布依族、侗族总人口分别为297万、288万,分别占总人口1.5%、1.9%。照此比例推算,贵州全省外流妇女也应该在50万人以上。不过贵州相当一部分外流人口是去广东务工,因此,人口贩卖比例要比云南少很多。

(4)通过以上搜集的资料可以看出,从1968年至2008年四十年间,全国被拐卖过的妇女至少有100万,这是非常保守的数字。根据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宪权教授的统计,仅四川省在1974年至1991年被拐卖妇女就达17.6万。四川的人口拐卖到90年代并未停止,1998年被拐卖妇女仍达5829人,那么川省累计被拐卖人口至少有20万。如果加上另外人口拐卖严重的云南、贵州及陕南的数据,以及全国其他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那么突破百万似乎不是问题。

另外,根据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流主编的《1994年社会蓝皮书》显示,1991年至1992年打拐行动中,全国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5万多起,解救被拐妇女40400多名。1990年代,我国每年查处的拐卖人口案件都在1万左右,解救被拐卖人口也在1万左右。不过,根据地方公安打拐数据,被解救的人口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仍留在了买主家中。比如,黔南州1991年打拐中,被认定为拐卖的4389人中,公安部门救回的只有305人;该地2000年被拐卖人数有602人,被救回的仅有135人。由此也可以看到,八九十年代每年被拐卖人口的规模都不小。

以上仅仅是依据各地统计的资料,做的粗略推算。人口贩卖数据总体规模估算是非常严肃的问题,非一家之言可以代表,希望诸位专业人士提出批评意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拐卖人口历史数据的累加,并不意味着这是目前被拐卖人口的存量。由于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拐卖存在的时间很长,并且其间的情况很复杂,很难确定当年被拐卖人口,有多少最终成功脱身,又有多少最终被迫留了下来,因此也就无法推断现在到底有多少女性仍处于被拐卖状态,这需要国家的精准排查才能得到数据。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向边远地区渗透,即便是云贵落后地区的经济及信息流动也逐渐发达起来,拐卖妇女的行为大大减少了。据统计,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从2000年的2.3万,减少到2008年的2500多件。这说明,经济发展是遏制人口拐卖的最基础因素,基本消灭新增的人口拐卖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之一,尤其新时期对西南贫困山区的全面脱贫攻坚战,贡献更大。

(5)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这是亿万人期待的好事。以往数次打拐,中央不可谓不重视,地方公安不可谓不用心,但是很多地方破案率低,大量被拐卖妇女无法被解救,其主要原因是拐卖人口流入地的地方保护。为此,笔者冒昧提出几个建议:

1.鉴于历史积压的人口拐卖案例太多,以及鉴于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应完善人口拐卖数据搜集平台,最好开辟人口买卖举报专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2.鉴于拐卖人口流入地的地方保护问题,使得很难通过拐卖链条终端摸查真实情况,因此,应该加强溯源性普查登记,加大从人口流出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搜集被拐卖信息力度。

3.鉴于流入地保护问题,中央应该派驻督导组,赴拐卖人口流入最多的几个省份督导办案,尤其是拐卖人口流入最严重的苏、鲁、豫、皖、闽几个地级市应该由中央垂直管理。

4.专项打击不仅应限于人口拐卖,还应向1983年专项整治那样,扩展到打击任何残害妇女权益的行为。

此外,还应该修改完善关于制裁人口拐卖的法律,加大人口买卖的违法成本,并且加强普法教育。期待天下无拐的那一天早日到来,这是体现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 赵俊臣:《云南农村妇女地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82页。

  • 毛毅、王晓鸣:中国治安案件研究, 2002。

  • 刘宪权:《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律对策》, 2003,第20页。

  •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检察审判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06,第247页。

  • 郭鹏:《汉中地区志》 第3册,三秦出版社,2005.08,第1258页。

  • 咸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咸丰县志》,方志出版社,2011.10,第473页。

  • 郧阳地区地方志办公室:《郧阳概况》,1992,第68页。

  • 孝昌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孝昌县创业十五年大事记》  2010.12,第153页。

  •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湖南妇女工作五十年》,2003,第144页。

  • 郴州市公安局编:《郴州公安志 》,2009.10,第356页。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湘西州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12,第250页。

  • 子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子阳县志》,三秦出版社,1989.10,第201页。

  • 秭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秭归县志》,1979-2005。

  •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改革开放二十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12,第179页。

  •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 上),2007年,第793页。

  •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外流的成因及影响》,收自杨国才、陈星波主编《少数民族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妇女发展》

  • 杨筑慧:《从“四、五普”人口统计数据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妇女的流动》,收自王晓莉《民族研究文集》,2007,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李荣栋:《当代中国的拐卖妇女问题》,收自陈一筠主编《家庭与下一代 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文章由CDT电报读者投稿

2022年3月10日 星期四

程晓农:从铁链女看中共社会溃烂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引发民怨沸腾,其热度和持久度都刷新了纪录。这件事让许多国人发现,他们距离铁链女只是“一闷棍的距离”。而官方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多份通报,也使其公信力荡然无存。外界分析中共当局已经彻底陷入塔西佗陷阱。本期节目专访程晓农博士分析铁链女事件揭示出的制度之恶,以及社会的溃烂。

程晓农博士您好。

程晓农: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谢谢您再次上节目为我们解读热点事件。晓农博士这个铁链女事件它的发生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先请您很快地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源起。另外,官方一开始的那几份通报为什么引发民众如此大的反弹?

铁链女事件官方4份通报将舆论逐层推高

程晓农:这个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一场乌龙,就是一个当地的县委学生干部为了迎合中共当局那个多子女政策,就想制作一个典型,结果是引发了一场大地震。当时是丰县县委获悉说下边有个农家,家里生了8个孩子。然后他为了展示地方政府落实中央高层那个3个子女的政策的态度很积极,就组织县里面派人去村里为那几户人家送生活用品,用他们的话说是叫做所谓爱心活动,献爱心活动。

那么那户农家的男的叫董志民,他正在向县里来的干部讲什么自己生活多困难,这时候县里的来人听到旁边有间破屋子,连门都没有,里边有铁链声响,走过去一看吓一大跳。那破房子有一个女的,大冬天的时候被用狗链拴在屋里头。没有鞋,头发凌乱、脸色很黑,土炕上就扔两馒头,这女生就像一条狗那样被栓在那里,这就是这家8个小孩的妈。当时这场景就被县里来的一个女士就拍下来,然后1月28日放到了网上。

现在她放在网上的这个当初的视频,在维基百科上原来是有记录的,但被中共干预了,就删除了。这段视频很快在中国国内迅速地被转发关注,很多人就开始关注女性权益问题。很多民间人士开始挖掘相关线索,发现这个命运悲惨的女人,其实是被拐卖到这个村子来的,由那个姓董的人买下来,长期被当作性奴,受尽虐待。然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抨击徐州当地政府的文章。

然后这个事件就进一步变成了国际事件,像英国的BBC、德国之声、端传媒、台湾的《自由时报》和《联合报》《大纪元时报》《纽约时报》这些媒体都跟进报导。中南海本来想用冬奥会来宣传中共的成就,结果这件事完全就转移了社会的眼光,也就给对中共不满的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机会,就让中共非常狼狈。“铁链女”事件引起了国际关注以后,地方政府就开始想设法掩盖真相。

目的是为了维护政府的形象,扭曲事实,希望尽快淡化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结果却是越描越黑,民众更加不相信当地政府的说法。下面我就引用2月21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的介绍,它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做“从网红曝光到丑恶揭露,还原丰县八孩母亲案失控的20天”,我就用它这里面提供的资讯来说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地方政府是怎么样地接连撒谎然后穿帮的。

这篇文章承认,这起江苏徐州丰县的八孩母亲事件是关注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讨论范围最广泛的公共事件。那位已被忽视了二十余年的“八孩母亲”就成为刺痛社会的一根刺,并引发了一场全民侦探运动,以及对中国刑法修改妇女权益的呼吁。

在民间自发的社交媒体的舆论压力下,1月28号丰县县政府发了一份不到180字的通报,宣称说经过调查核实,这位女的姓杨,当地人,1998年8月与董某人合法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结果这份经不起推敲的官方通报,就彻底激起了社会不满,又掀开了徐州郊区乡村里的黑幕。

这种情况下,1月30日丰县又发了第二份通报,声称说被锁“铁链女”是1998年6月流浪乞讨的时候,被董某人的父亲收留,以后就和董某人生活在一起,同时承认,两人办结婚登记时,镇政府的民政办工作人员没有对这个女的身份资讯严格核实,但是没发现有拐卖行为。这第2份通报关于这个女人从何而来的解释,和第一份通报是矛盾的。第2份通报退了一步,承认说这个女人不是本地人,是外地来的,但仍然否认说是拐卖来的。

那么这时候另一宗失踪案的女孩叫李莹,她的亲属也向公安提出了申请,要求采集杨某人,就是铁链女的DNA做对比。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铁链女有点像他们家失踪的叫李莹。为了堵住社会舆论的嘴,2月7日丰县的上级徐州市发了通报,这算是这起事件的第3份官方通报。这通报说,在云南核实了“铁链女”杨某来自云南,经DNA鉴定,8个小孩和董某、杨某均是亲子关系。

结果第三份通报又被发现漏洞了,很多民众质疑说,8个小孩中当中的长子叫董香港,不是“铁链女”生的,因为他名字中的“香港”两字很奇怪,怀疑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出生的,当时他已经长到23岁了。多年来对“铁链女”所受的长期虐待完全不介意,所以他的妈可能不是铁链女。因为铁链女1998年才结婚,如果这是实情的话,那徐州市那份所谓亲子鉴定又是假的。

在民间舆论的进一步压力下,徐州市在2月10日又发了这次事件的第4份通报,这次通报承认说,“铁链女”杨某是被拐卖到徐州的,她在云南原籍的名字叫“小花梅”,而且已经在云南做过DNA检验了,确认杨某人是云南的原籍,她这个身份。但这份通报又暴露出漏洞了,因为有民间人士自己去云南查证,结果发现官方通报,徐州市的第4份通报讲的小花梅所在的村的村民,看过铁链女的视频以后,觉得不是小花梅。

这样的话徐州市第4份通报欲盖弥彰,造假骗人的痕迹又露出来了。然后,民间还有人挖出了铁链女的结婚证,从中又发现不少漏洞,因为这个证件属于伪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填写的日期是休假日,在休假日办证,乡一级的政府的办证机构是不上班,所以这一天不可能办这个证件,所以它是假的。其次,照片上的女生不是铁链女。再一个,结婚证上女生的出生日期是1969年,今年52岁,比铁链女大十几岁。因此,铁链女的真实身份再次存疑。

在丰县和徐州市的解释接连穿帮之后,2月17号江苏省委、省政府又宣布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八孩的母亲她的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江苏省调查结果官方仍然跳不出“塔西佗陷阱”

主持人:我觉得这4份通告完全不能服众,之后江苏省就不得不介入了,而且称要一槌定音。结果这个调查报告在7天之内又火速出炉,那您怎么看江苏省这个调查报告的结果呢?

程晓农:因为现在中国很多民众相信说,那个铁链女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李莹。李莹的父亲是个军人,1979年从四川入伍,是在西藏服役,然后官至上尉。转业以后,回到四川省南充市,就安排在当地粮食局工作。李莹是12岁的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的,这是25年前的事。李莹的家人自从女儿失踪以后,25年来一直在找她。现在既然徐州的铁链女有可能是李莹,那么家人当然希望找到她,确认是自家的女儿。

但这个事又成了中共政治上的难题了,因为她的父亲是为共军服务的,对女儿被拐走这么多年都找不回来,一旦真的确认徐州铁链女就是李莹,而且长期饱受虐待,会对中共的军心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所以,中共宁可不让李莹与家人见面,这样来避免军心动摇。

前面主持人讲到塔西佗陷阱,这个话习近平也讲。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表示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那么现在中共的官媒已经承认,在徐州铁链女事件中,中共确实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徐州地方当局把铁链女以体检为借口,把她从当地转移到南京。然后把董某以虐待罪逮捕,再把这个村子用铁皮墙给封了起来,派人站上岗,外面的人再想进去访问村民,就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这叫做现场封锁。同时中共不去抓大量存在的人贩子,却去抓那些调查人口拐卖的记者。现在去云南查“小花梅”的那个调查记者已经被警方传唤,显然当局要封住民间志愿调查人员的嘴。

同时,中共为了试图统一舆论,2月23号江苏省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调查报告出笼了。内容主要是这样说的,首先它回避存在大范围的人口拐卖,把铁链女事件简化成一个孤立个案。然后用承认徐州市通报的方法,否定了丰县的两次通报。最后是在省政府的通报,处理一批县级、科级,科级就是县政府的局级和乡镇级的干部,还有乡干部,希望这样就封住民众的嘴。

但是,网民们又挖出了江苏省调查报告的痛脚了。他们发现,江苏省委省政府2月17日成立调查组,4天里头,除去路程1天,前后跨越河南、云南两个省,官方江苏省政府说他们走访了4,600人次。调查组如果是按8个成员来计算的话,平均每人每天要走访143个人次,按走访每人10分钟来推算,调查组每人每天工作时间是23个小时。这一天一夜只睡一小时,那如果确实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查阅了资料1,000多份,那每天要看166份资料,这显然是做不到。

因此江苏省的报告,无非就是用省政府的铁口硬断,把他们事先编好的结论硬塞给民众,当然民众不会轻易相信,所以铁链女事件虽然被当局压下去了,但民众的负面评价和怀疑,依然存在。中共其实它爬不出“塔西佗陷阱”。

中共治下大规模人口拐卖存在多年铁链女案揭开黑暗一角

主持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件揭示出的一些黑幕,徐州它被称为拐卖妇女的黑窝,80年代后期有一个纪实文学报告就谈的是这个事情。但是从这个事件以来,我们听到许许多多这种恐怖的故事,绝不仅仅限于徐州。那么到底在中国这个拐卖妇女的黑幕有多深有多广?请您谈一谈。

程晓农:中共在这个案件当中,千方百计地想要回避的就是大规模人口拐卖,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入分析一下。徐州丰县的这个苦命女人并不是孤例,也不是只在这个村子里才发现这样的悲剧。

这一次的“铁链女”事件,它只是偶然地掀开了中共统治之下黑暗底层社会的一角,从这个案例追下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大量可怕的中国表面繁荣掩盖之下,阴暗不堪的社会现实。这种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的,而是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长期以来都被中共掩藏起来。现在是因为“铁链女”这件事,把相关问题揭露出来了,那中共恼火的不是那个苦命女人的遭遇,而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被曝光了。

拐卖妇女、劫持小孩,在中国是到处都存在的事。劫持小孩,不仅仅发生在穷乡僻壤,也同样发生在大城市。所以中国的小学放学以后,你会发现说在校门口都聚集一大群家长,各自要接走自家小孩,这就是怕小孩单独行走,可能被劫持。那从北京、上海、深圳这些特大的城市,到小城市,其实都一样,那么拐卖妇女就更普遍了。

这个被铁链栓着的妇女,并不是住在深山僻壤的地方,别人找不到那样。她是在一片大平原上的中等城市徐州市郊区的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这个村位于徐州市的西北方,离徐州市100公里。这个村子西面离济南到徐州的高速公路还不到10公里,所以它是一个交通十分便利的平原地带。发生的这个案子,它的案情是20年前就开始的,一直拖到今天才因为偶然的原因被揭露出来。那其中的背景我们可以想像得出来,它有多黑暗。

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有过关于大规模人口拐卖的资料和数据被披露出来。

1989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这本书介绍说,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这6个县的妇女一共是48,100名。当年整个徐州地区出租车的半数司机都参与拐卖妇女,只要是从火车站拉到一个单身的女孩,这个司机就会把她转手,开到人民贩子那儿卖掉。

另外,据徐州市有一份当时的调查报告,80年代末期,当时外地妇女被哄骗、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所辖各县的具体数字,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官方数字。具体数字如下:徐州市所属的铜山县12,000人,睢宁县8,700人,邳县9,400人,丰县8,100人,沛县5,300人,新沂县4,600人。那这份官方报告说: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也是一组充满血和泪的数字。

那这些数字合起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48,100人。这份报告就被当时江苏省作协主办的《雨花》杂志,1988年第10期刊登的一篇报告文学叫“黑色漩涡”特地引用了。那这份报告文学举例子说:被犯罪集团劫持、拐卖的妇女,多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未婚女青年,有农民、干部、待业青年、精神病患者。

那么是不是说被拐卖的都是女性,都是文化程度低的农村妇女呢?事实上,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女生,照样会被拐卖。1988年9月3日中共官媒《光明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一篇报导叫做“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这篇报导当时轰动全国,因为它曝光了11位女研究生被拐卖的案件。其中最著名的引起大家记忆很深的,就是上海同济大学一个女研究生的案例。

当时《光明日报》有位女记者叫武勤英,她翻阅了1988年6月7日《河南日报》,看到一篇短文引起她的注意。这篇《河南日报》的短文说:拐卖女研究生的骗子叫李敏,是1988年6月6日在郑州落网的,那么被拐卖的女研究生和这个骗子李敏,是两个女子相遇于郑州的一个小旅社,那这个女研究生的年龄比这个女孩大七八岁,这女孩是农村的半文盲小姑娘,她居然就把这个女研究生给拐卖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它的情节就促使武勤英去当地采访。

《光明日报》武勤英后来写的报导说:这个我们把同济大学女研究生称为A,就是A呢是被一个16岁的农村小姑娘拐卖到了山东郓城县农村,作价是2,480元,买主是农民宫长恩。那么被拐卖的71天当中,A是遭到宫长恩的强奸,并被严加看护。A曾经想自杀,但是没能成功。后来买主宫长恩被判了5年徒刑。

这时候武勤英还在采访当中,记下了郓城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讲的一件事,他说:贵州省有一位妇联主任是要到当地去解救一位,从贵州被贩卖到山东郓城的妇女。结果这个妇联主任走在街上,就被几个山东的当地人绑架。然后是在倒卖贵州的妇联主任的过程当中,这个妇联主任才乘机逃脱的。

在中国人口贩卖这个古老产业,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媒体不缺少这类报导和纪实片、还有大案要案的纪录片。比方讲,2007年有电影《盲山》;2016年有湖北的巫山地区“巫山童养媳”事件也是类似的;然后2018年9月21日中央电视台“乡村法制剧场”播放一个报导叫做“被拐卖的女大学生”;还有中国有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嫁给大山的女人”,这个电影宣传是说,这部片子是根据河南襄城姑娘郜艳敏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

那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18岁的打工妹被人贩子拐卖到大山里头,多次自杀未遂,然后就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其实现实中的郜艳敏的命运完全不同,她是被转卖、被强奸,再以2,700元的价格卖到太行山深处的河北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丈夫经常喝醉酒打她。影片与真实事件中完全不符,美化了拐卖妇女的社会现象。

那有人说这是不是徐州地区,这个被拐卖妇女都上个世纪80年的旧事吗?现在是不是人口拐卖的资料很少公开了,也许没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其它线索来观察,就像“铁链女”是来自云南一样。江苏省和徐州市,就江苏省北部,还有徐州市地区的大批被拐卖女性都是来自于云南、贵州这西南省份,从那儿到江苏的。她们都是祖居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

然后我们从徐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种类和人口,我们就会发现,后来从1980年的末期以后,过去这几十年,徐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反常的大规模增加。

比方讲:1982年徐州地区一共只有18个少数民族,一共九千人;但是到了2000年徐州的少数民族种类增加到了47个,就凭空的多出了三十几个民族,都是外地过去的,人数达到2万多人。这段时间徐州市人口一共增加了30%,但少数民族的人口增加1倍多,而且多半增加的都是西南省份的少数民族。

那少数民族在西南山区,她不可能有机会认识几千公里之外的徐州农民啊,她更不可能自己从山村跑那么远的路,主动什么到徐州来谈恋爱,嫁给徐州这个汉族地方的农民。所以她们从西南山区消失了,然后就突然出现在徐州,基本上就是妇女拐卖的结果,是人贩子把她们远途拐卖来,然后当然是要从下家收钱的。

那么从本世纪初到现在,情况又有哪些变化?根据2020年全国的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江苏省全省常住人口当中,汉族人口比2010年的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7.47%;但是江苏省少数民族人口已经从2010年的236,000人增长到621,000人,增长了61%。

那么江苏省这种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显然不是少数民族的生育率高能够自然增长达到的,它只可能是说,从2011年到2020年,又有24万少数民族人口被拐卖到了江苏,其中多少是年轻女子,多少是被拐卖的,这正是中共要隐瞒的事儿。

贩卖人口背后有一个从官方到乡村的共犯结构

主持人:就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人们通常的问题一开始都会说,说这种长期存在的犯罪行为地方政府为什么不管,这样大规模的。但是,我觉得铁链女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知情人士的爆料,他们的这个曝光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地方政府和地方的执法机构他们是整个犯罪链条的一部分。所以您怎么看地方政府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

程晓农:这个角色非常值得分析。我看到2017年时候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当中说,说中国是贩卖人口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为它没有采取严肃的措施,结束中国在贩卖人口问题上的共谋。这个共谋指的是官和民间的共谋。那中共当然是对此矢口否认。实际上,中国的人口贩卖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任内从来没有少过,这说明有一种宽纵人口拐卖的共犯结构一直在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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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文大纪元

被处决的文艺复兴作家与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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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谢尔尼斯基(Крушельницьких)家族,摄于1930年代初期。前排(从左至右):弗拉基米尔、塔拉斯、玛莉(母亲)、拉里萨、安汀(父亲)。后排(从左至右):奥斯塔普、加琳娜(伊凡之妻)、伊凡、娜塔莉(Наталя,博格丹之妻)、博格丹。1934-37年间,弗拉基米尔、塔拉斯、安汀、奥斯塔普、伊凡、博格丹相继遭到逮捕处决,这张照片成为斯大林政权屠杀乌克兰知识分子的代表性影像。
米克拉·库里什
(1892-1937)
米克拉·泽洛夫
(1890-1937)
列斯·库尔巴斯
(1887-1937)

被处决的文艺复兴(乌克兰语:Розстріляне відродження;Rozstrilyane vidrodzhennya)一词为形容1920年代至1930年代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被斯大林迫害的作家与艺术家,此名称最早于1958年由波兰政治活动者耶日·吉德罗耶茨在致乌克兰文学家尤里·拉夫里年科的书信中使用,后者将此名作为一本该年代文学选集的书名[1]。

名称[编辑]

“被处决的文艺复兴”一词是由波兰政治文学杂志《文化》的编辑耶日·吉德罗耶茨提出[2],他于1958年8月13日写给尤里·拉夫里年科的信件中,建议以此名作为后者编纂中的1917年-1933年乌克兰文学选集之标题,并得到他的同意。《被处决的文艺复兴》文选于1959年在巴黎出版,是关于该时期乌克兰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3]。拉夫里年科不只将此名称作为文选的标题,还将其用以代指那个年代乌克兰作家受到的迫害、以及他们所留下的文化遗产[2]。“被处决的文艺复兴”后来也成为乌克兰知识分子反对苏联政权、追求独立的一个范式[4]。

有学者认为相较于“被处决的文艺复兴”,“红色文艺复兴”(Червоний ренесанс)一词更适合形容1920、1930年代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后者最早在1925年即见于诗集与杂志[5][6]。

文学会[编辑]

1920年代的乌克兰作家组成了数个文学会。1923年,瓦西尔·埃伦-布拉基尼创立了名为锻炼(Гарт)的文学会,成员均为以乌克兰语写作的无产阶级作家,1925年组织随着埃伦-布拉基尼的逝世而解散[7]。1926年米克拉·科维洛维创立无产阶级文学自由学会(ВАПЛІТЕ),接受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在文学上主张向西欧学习,1928年在庞大政治压力下解散[8]。此外还有未来主义作家的组织“共同”(Комункульт)、米克拉·泽洛夫等人的新古典主义运动[9]、乡村作家的组织犁(Плуг)[10]、1926年从前者分离出去的“西乌克兰”(Західна Україна)等。

迫害[编辑]

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始于1933年5月,当时许多作家住在卡尔可夫的文字大楼中,米哈伊洛·耶洛维被捕的隔天,米克拉·科维洛维与几位邻居讨论耶洛维被捕的事件后,因绝望而在房间内自杀[11],1934年至1940年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受到迫害,仅居于文字大楼中的作家便有33人被处决、5人被长期关押、1人自杀、另有1人非正常死亡[12]。迫害在1937年与1938年的大清洗达到高峰,在1937年10月27日至11月4日十月革命20周年前的“反革命”处决中,近300名乌克兰作家在俄罗斯西北部的桑达莫克被处决[13]。

此时期受到迫害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人数仍不明,有统计指为超过3万人[14]:12:06/51:33。据乌克兰作家协会统计,1930年共有259名作家发表作品,1938年则仅有36人[13]。也有其他统计显示受迫害的作家为246人[15]或228人[14]:47:01/51:33。

受迫害者列表[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