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五月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是一个草根阶层的人权活动家。他自小酷爱读书，深受德国启蒙哲学的影响。在近二十年的人权活动中，他经历了"红色恐怖"下的种种打压和牢狱之苦，但他如一个宗教布道士一样，坚持不懈地宣传人权，坚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并争取与执政当局的对话。他认为：人权协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运作方式应该是公开的、和平理性的，运作方针是争取平等协商，争取对话，而并不是以反对共产党为自己的目标。具体任务就是改善和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不管什么党执政，只要能给人民带来幸福，我们都能够接受。基于这种理念和理性方式，上海人权协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够持续存在的一个人权组织。当海外所有相关的人们反复就美国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争论不休的时候，王辅臣和他的朋友们在做着促进中国人权的事。当美国政府宣布贸易与人权脱钩以后，他们仍然在默默地工作。
九四年被迫流亡到法国里昂的王辅臣，一边学习法语，一边在海外从事人权活动。最近，得悉中共当局释放了三名九四年被关押的上海人权协会重要成员，王辅臣感到很欣慰。在今天中国说不的声音压倒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权的时候，王辅臣的思考和体验，对促进中国人权的进步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毛的野性吞没了中国的人性
安琪：上海人权协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基本纲领是什么？
王辅臣：上海人权协会是一个地区性的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具有连续性的人权组织。它成立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数一直在四十人到六十人之间，每十二个人中产生一个理事，共有七个理事。面对中国政府的不断打压，我们坚持和平抗争。我们知道，要想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就需要这样的抗争方式。这也是与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相称的方式。我们的愿望是能够为建设一个多元的、人权至上的公民社会做些基础工作，通过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改善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便是协会的基本纲领。
安琪：当时中国的人权观念如何？
王辅臣：当时我们在"民主墙"下宣传人权理念的时候，就好象在一个煤矿的矿区，面对的是矿工，满眼一抹黑，人家感到非常陌生，非常好笑。说我们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是人权还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他们认为人权是西方的玩意儿，当时最能够接受的词是民主。实际上，现在的民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以人权为核心，既代表手段，又代表目的和程序，就好象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不能用概念解释概念，那样是不会有人接受的，所以我们结合中国的现实，把人权概念融入具体的生活当中，让人们觉得容易接受和了解。我们是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来做这件事的。一个虔诚的教徒，为了等待耶酥基督降临耶路撒冷主持最后的审判，已经等了两千年，我想我们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不会再需要那么多年，甚至于不会再需要二十年，难道我们会失去信心吗？
安琪：为什么你们选择了人权而不是其它更富煽动性的政治口号？
王辅臣：中国经历了十数次的毛式革命，各种社会运动造成中国的人性已经被毛的野性所吞没。一个民族假如要有希望的话，就必须要进行一场人权复苏，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思想解放。
安琪："民主墙"时期，你们的遭遇如何？
王辅臣：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把毛这个神请下了神坛，马上划了个句号，然后就把人们对政治改革的热情导向了经济改革，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坚持要诉诸人权、民主理念的人，就被"请进"监狱和劳改农场。上海民主墙共抓了十三个人。我是一九七九年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去北京的途中被公安逮捕的，其他是四月初先后被抓的。当时魏京生被判了十五年，本来上海也是要跟进的，但因反弹比较强烈，据说胡耀邦松了一松，上海隔了一二年，中级法院才开庭审判，被判的三个人是我、乔中令和杨周。我和乔中令每人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杨周判了两年半。
与共产党没有私仇
安琪：你是共产党员吗？
王辅臣：我不是。我天生不是。因为我不是知识分子，也没有那么大的积极性。我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作为"领导阶级"，我和共产党没有私仇，假如有私仇的话，人家说共产党补发钱了，或者平反了，再给一点好处，这个人就能马上改变。区别就在这里。虽然我和共产党没有私仇，但是我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
安琪：你的具体职业是什么，"六四"后靠什么维生？
王辅臣：我一直是个体户。自食其力，主要靠修理单车。"六四"后开了个小店继续谋生。我主张个人勤奋，尽己力做实事，反对懦夫懒汉思想。只要有一份真诚，有一份爱心，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成。也不受文化什么的限制。
安琪：关于人权理念，你个人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王辅臣：我十一时岁经历文化大革命，我觉得和法国人权宣言上所说的"人生来自由平等"好象差距很大。因为人权是建立在人的人格尊严上的，但是文革剥夺了人的安全感，人失去了尊严。
安琪：你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角色定位是什么？
王辅臣：我把人权和民主作为我的个人信仰和人生的哲学观和价值观。我认为，凡是属于人所专有的生存保障，就属于基本人权。关键是人所专有的。从本质上说，人权是人类对应了社会活动以后产生的一种思想和精神领域规范了的共同游戏规则，但是这个游戏规则不是要一个人去管另一个人，去压迫另一个人，而是大家都能够自然遵守众生平等生存的原则。所以，从这一点上说，人权又不是作为一个观念，它是个范畴。我投入人权活动，是以一种平常心来做的，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根据某种利益。我希望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能够走出深渊。
人权在中国古已有之
安琪：对中国来说，人权问题是一个新问题还是历史问题？
王辅臣：从人权的基本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人权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实际上人权意识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用人权这个词来表达，而是用了"逍遥"这两个字，内涵完全一样。我们中华民族有两种文化，即儒教和道教的对立。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世，这两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讲究治世，但又有区别。儒家讲救世，道家讲引导。中华民族就处在这两种文化的平衡当中。凡在历史上，道家占主导时，相对来说，人民生活得比较安逸；儒家占主导时，"成天理 ，灭人欲"，把人的本能，人对自由的渴望就转到了封建的等级和秩序中，人的本性就没有了。
但即使儒家文化，也提到君轻民为贵，这里，儒家谈的还是以封建秩序为主，隐约地提到，在讲究王道的时候，还得讲究一些人道。但是封建执政者只是把儒家的一套封建秩序结合进来，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础，而忘掉了儒家的一个最大的核心－－人，这就使儒家变成了压抑人性的压迫的武器。
儒家因为讲究救世，所以导致了偏激。中国历史上，比如台湾，就是道家占主体，就能够实行民主，妈祖就是以道家为背景的。大陆两千多年还是以儒家为主，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经过二陈，又经过朱熹之后，就把伟大的孔子的崇高的思想变成了一种禁锢人们思想的武器。这就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一种思想意识的悲剧。
比较而言，可以说，中国道家的逍遥哲学是一种反对权威，反对任何压迫，更具有自由精神，是绝对的天赋人权。我认为，中国人有权利享有自由和民主，因为我们的祖宗已经给我们指出了方向。
中国人权未获根本改善
安琪：中国政府常常强调人权的特殊性，强调人权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辅臣：任何文化都源自于民族发源的本原，生存环境，地理，甚至和人的饮食都结合在一起的，是综合的，当然存在着差异，但这个差异并不是本质的差异，因为人是建立在自然界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主宰。中国政府强调的是从执政党的意识出发的，并没有从精神文明的意义上说。比如，他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事实上，生存权原则上属于自然的生命权，而不能归类于基本人权的内涵。因为生存权除了人以外，现在已经发展到动物，甚至植物，都是必须要保护的。如果用生存权去解释人权，就是违反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关系，就会混乱。在此，不能以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来划分人权的差别，东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不能构成人权的差别，都讲人本主义，所以本质上的人权是一致的。
安琪：你认为"六四"以来中国在人权方面有没有变化或改善？
王辅臣：从基本人权来说，一点都没改善。因为基本人权的第一人权，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假如把存活率作为人权的指标，那是很荒唐的。存活率也可以用于猫、猪等动物身上。我相信中国政府的思维不会低到这个程度，可能他们是有意曲解了。
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的集体人权来讲，在大范围里，随着经济的变革，环境有所改善。比如集体的妇女保障，儿童保障，环保方面等还是有成绩的。这是任何一个政府包括奉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政府都要做的。这些我觉得应该客观地给予肯定。
安琪：怎样才能在中国大陆普及人权意识，并求得认同？
王辅臣：这应当说是属于一个教育方面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把大陆的经济文化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人民经济生活提高了，就要想到法律保障，古人说"衣食足，知荣辱"，就要求精神领域里的自由。
当然，我们没有舆论工具，我们不能起到政府的作用。实际上，根本来说，政府是一个大头，政府假如能够积一份德，行一份善，那就比我们要容易得多。我们现在只能够作为中国现代人权运动的一个象征，就象布道士一样，起的是宣传、呼吁和促进的作用。当然我们人权协会存在的事实，就是在证明中国人也是渴望自由和幸福的。中国也是需要人权的。
安琪：你经常强调要争取与中国政府平等对话和协商，请问这个基础或者说取决权在哪里？
王辅臣：我觉得政府的利益，应该是建立在人民的幸福基础之上的，纯粹为了统治而统治，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要维持现状，压住人民不"动乱"解决不了问题，但凡真正有使命感的政治家，就是通过推行自己的理想来求得社会的共同进步。从批评人权，到承认中国存在人权问题，再到宣称通过对话协商寻求解决，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迫切需求促成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当然，政府在现阶段仍是主导的一方，但是社会民间团体能否进入平等对话这一步，不在于政府点头同意或者反对，而在于主动积极地去创造条件。
安琪：会有这样的时机吗？
王辅臣：会有这个时机的。我希望中国政府应该有一个前瞻性的眼光，应当有一种容忍。当然我们既不会消极等待，也不会盲目乐观。如果要平衡理想与现实，就必须公正客观地看待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既看到大气候，也看到小气候。
人权活动公开化
安琪："六四"以来，你们都有那些具体做法？
王辅臣：我"六四"被拘释放后，我认为这时是最需要体现人道宗旨的时候。面对中国普遍的人权不理想，我们作为一个道义性组织，只能针对人权受侵犯的个案展开工作，这就是"六四"后我对人权协会提出的工作方针，即：为遭受不公正待遇或者因从事民主运动而受到迫害的上海民运人士鸣冤，声张正义。如傅申奇、王妙根等等。我们采取请愿的方式，呼吁政府释放他们。比如傅申奇是第三度遭到中国政府判刑的老民主战士，还是得实施人道，放他一把，至少他是个良心犯。我们就这样提出请愿，希望政府能够考虑这一点。我们协会四处联络一些民主人士，一家一家跑，跑了几十家。起初好多人怕牵连，怕惹麻烦，都婉言拒绝，我们也不强求。但是我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重新唤起他们对民主、对人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一种重新凝聚民主有生力量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最后我们终于争取到一些民主义士，为这些受迫害的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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