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忌以“血统论”论断人——再谈胡锦涛的真面目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胡锦涛的真面目到底如何？这个问题，在胡锦涛上台十年后的今天，本该没有意义，但许多中国人在政治上就是后知后觉，甚至后而不觉——执迷不悟。比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真理的问题，在东欧、俄罗斯都已成伪命题，在中国竟楞有一大帮知识分子闭着眼睛硬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中国一塌糊涂是因为中共领导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甚至高举“自由民主”大旗的台独反华分子洪哲胜等人，至今仍对马克思崇拜得五体投地，洪哲胜宣布：毛泽东和中共马列专家都不懂马克思主义，民运异议人士之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都是因为不懂马克思主义（就你洪哲胜懂得马克思主义？）。
广大恋胡者们曾经认定胡锦涛上台后会抛弃江泽民，实行“胡温新政”，结果2002年胡一上台就查禁《走向共和》、《中国农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等一大批江泽民时期放行的作品，刘军宁、余杰、章诒和等一大批作家被钉上黑名单，民营出版萌芽被扼杀。
广大恋胡者们就说这是军委主席江泽民“垂枪听政”的恶果，因而认定胡锦涛接掌军委主席后必有政改“大动作”，结果2004年九月胡接军头后，立即作了学习朝鲜、古巴的“9.19”讲话，次年五月又发出对“错误思想”、敌对分子（即民运、异议、维权、宗教、法轮功人士）“露头就打，决不手软”的“5.15”指示；总之，随着锦涛同志最高名器的巩固，封网急骤升级、“截访”越来越狠、对异见维权信仰人士的监控骚扰越来越严、越来越滥、人越抓越多、刑越判越重......
广大恋胡者们就说这是江泽民的前幕僚曾庆红等“江家帮”使坏的结果，因而认定“十七大”后胡锦涛将会破旧立新，结果“十七大”后，特别是“奥运会”之后，在没有曾庆红的情况下，中国管理社会急剧北韩化的跌眼镜事实，令那些宣称胡锦涛是“汉文帝”、一直梦想和呼唤“胡哥”改天换地的人好生尴尬狼狈。
但是这些人是不能够反省的。既不信基督教、佛教、也不信儒家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死不认错、百般狡辩和抵赖。现在他们又出来说：今天中国极度恶劣的现实，与胡锦涛无关，这都是江泽民造成的，为什么？他们说：江泽民的人在常委中占多数，紧套同志“政令不出中南海”。以周亚辉为代表的拥胡者们据此又宣称：
胡锦涛是谁，还要等两三年后才能见分晓。如此“耐心”实在有违常理常情，显然，周亚辉等人是在为胡锦涛赖住军委主席造势。不知是不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许多法轮功信徒又重燃胡总的“平反”热望，视听重又混淆。因此，对胡锦涛的真面目，有必要在此再作点评。
“政令不出中南海”，明摆着是胡说：陈良宇也抓了、刘晓波也判了、“和谐”号也翻了、赖昌星都遣返了...怎么“政令不出中南海”了？
每问及此，挺胡急先锋周亚辉就大摆李克强之同学资格，言之凿凿地说：李克强是开明派，胡锦涛重用李克强、想让李克强接班，这就证明了胡锦涛是开明派！
我倒想问：邓小平也曾重用胡耀邦、赵紫阳，而且一度以胡耀邦、赵紫阳为接班人（如果没有“八九学潮”，赵紫阳决不会下台），这能不能证明：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一样，也是政改派？
而且，现在胡锦涛早已抛弃李克强了，他在全力提携胡春华等团派边疆杀人犯团伙为自己的杀人罪行作垫背，他要隔代指定胡春华作习近平的接班人。
狡赖不过，周亚辉就甩出维胡的王牌，说：胡锦涛与戈尔巴乔夫一样是平民出身的团派，只有平民出身的人才会搞政治改革，“太子党”不可能搞政革。
这是典型的“血统论”思维。四十年前，遇罗克在铁幕恐怖下勇敢地批判“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思维，他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有那么多异议人士乐此不疲，他们竞相以出身之作为评判统治者的标准，这实实在在是中了中共“血统论”的毒，遇罗克烈士看来是白牺牲了。
对“血统论”的癖好，反映出中国人特别强烈的嫉妒心，这是传统饭糟粕和共产党的统治共同造成的。其实，无论是中共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血统论”观念，还是平民老百姓对中共统治集团的“血统论”观念，都是荒谬的。
特定的出身，并不能决定特定的思想观念，因为人之复杂性，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阶级划分，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即认为人的经济状况能够决定人的思想立场，这根本是谬论，试问：同样是无产阶级，一个穆斯林和一个基督徒思想立场能一样吗？一个印度工人和一个中国工人的思想立场可能一样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思想立场可能一样吗？...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完全抹杀了宗教、民族、文化、性别等诸多因素影响，纯属粗暴生硬的划分。
不要说出身同一阶级的人千差万别，就是出身于同一家庭的亲兄弟姐妹，往往都其趣各异、迥然不同，“性相近，习相远”，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属性”。子女与其父母的差别，则更加显著，往往是“有其父未必有其子（女）”。比如，郭沫若是共产党的御用文痞学棍，但他的长子郭家英却企图叛逃香港，郭家英与郭沫若一样吗？
因此，既不存在有共同诉求的所谓“无产阶级”，也不存在以出身为纽带的政党。
中国老百姓从嫉妒心出发，容易接受“血统论”，他们习惯性认定中共官僚的子女都不是好东西，中国存在一个由高干子弟组成的“太子党”，他们是中国最坏的一群人。事实上，高干子弟之间千差万别，也没有共识，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太子党”。试问：同样是太子党，郭家英和邓朴方一样吗？林立果和李鹏一样吗？曾庆红和毛远新一样吗？王岐山和薄熙来一样吗？刘亚洲和毛新宇一样吗？
“太子党”也不一定是顽固保守派。蒋经国是典型的“太子党”，但蒋经国对台湾的民主化，起了什么作用？平民出身也不一定开明，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平民出身，他们开明吗？
有人认为胡锦涛的父亲胡静之为毛共整死，所以胡锦涛内心一定是开明派，这纯粹扯谈。父亲被中共整死的人就不亲共？杨振宁的父亲也是被中共整死的，杨振宁媚共到了什么程度？更何况，胡锦涛早就与其父划清界限，他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得以荣入清华学府，“文革”中毫发无损，仕途一帆风顺，他对毛共只有感激之心。
事实上，出身优越的掌权者，由于心底的优越感，行事一般更为自信，往往也耻于使用太龌龊的手段，他们反倒比出身低贱的人更能推动变革、也常常来得优容和雅量，而出身低贱的掌权者，往往是靠更为厚黑的手法跻身尊位，因而其统治一般也更为不择手段。贵族出身的李世民、赵匡胤的统治比起朱元璋、毛泽东来怎样？孰优孰劣、孰雅孰鄙，一目了然。
一般来说，在维护中共的“革命史”（即打江山的合法性）方面，“太子党”更加顽固，毕竟这触及其家族名誉，但在体制变革上，中共“太子党”不仅不比团派低劣，反而比团派更有可能大胆突破。因为“太子党”更敢做敢为，而团派成员因为出身的劣势，更需要以“党性”取胜，何谓“党性”，一是服从性（林彪语），一是流氓性，即为了向上爬（美其名曰“党的事业”），可以舍弃良心和人性。江泽民治国的很多思路，都是“太子党”曾庆红提供的，胡锦涛上台后大用团派治国，我们可以看看谁更烂：胡锦涛一伙极权倒退霸王硬上弓，贪腐枉法强拆抢劫更比江时期十倍过之而无不及，以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哀叹：“胡不如江”。
胡锦涛本人很明显就是以“党性”取胜的典型，为了自己飞黄腾达，他可以与父亲划清界限、从不祭奠屈死的亡父，他可以几十年不闻不问穷困潦倒的养母，他甚至忍心批准对他养母刘秉霞老人住宅进行强拆，可见其人性麻木到了何种地步！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政客开明与否呢？如何无数的事例表明：依据其成长的经历，远比依凭出身来得准确。
同为团派，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是政改派？这固然与戈氏的智慧悟性和道德良心有关，也与戈尔巴乔夫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时期，在二十岁到二十八岁之间，也就是在大学时期和参加工作的初期。价值观成型之后，一个人思想、人生观、世界观就终生很难改变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生于1931年，大学期间，正逢斯大林死去，苏联社会“解冻”，二十五岁的时候，又恰逢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运动，当时斯大林诸多令人发指的罪恶大量被曝光，斯大林的很多罪行，都牵涉到共产极权的体制的罪恶，聪慧而敏感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当时所受到震撼和启蒙何等之大、何等之深？可想而知。因此，同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双双成长为共产极权的掘墓人，决不是偶然的。
不仅受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启蒙，其实早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律其间，戈尔巴乔夫已经受到“新思维”的影响：大学期间，他曾与捷克斯洛伐克异议人士、后来“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兹德内克•姆林纳同住一室，并深受其影响，戈氏对他的思想甚为欣赏。
胡锦涛受到什么影响？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统统在毛共“十七”年中浸泡过来，胡锦涛的青春期，正是中国共产极权最具生命力的鼎盛时期，1965年大学毕业后，又恰逢毛泽东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文革”时期，而且，胡锦涛“又红又专”，“积极向党靠拢”，长期担任政治辅导员，为此清华大学还读了五年，经典著作没读一本，党棍法术烂熟于胸，俄语不精英语不会，传统现代两头刷，人文正史两眼一摸黑，“普世价值”更八竿子打不着，不读书，不学习，看报只看《人民日报》，小说只读了卓娅、苏拉...这地地道道一个斯大林的样板好学生、中不中、苏不苏的苏维埃“黄俄”鬼子。如此禀性、如是经历，胡锦涛的精神世界，除了“十七年”和“毛文革”的型外，还能塑什么型？
不仅是胡锦涛，四十年代出生中国政客，普遍都是特别顽固的专制信奉者，如张德江、吴邦国、李长春、贾庆林、周永康，这不是偶然的。1955年出生的李克强和汪洋，之所以比较开明，这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的塑形时期，正赶上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启蒙，当然，也不是人人能够启蒙的。
周亚辉、李成等人，利用中国人不喜鉴别的“酱缸思维”劣根性，把十年来的所有恶果笼统归结为共产党体制的罪恶，完全规避胡锦涛的个人责任。我实在告诉他们：共产党的体制固然是十年来倒退暴政的制度根源，但一切制度的罪责，同时也是人的罪恶！因为制度的运作离不开人。
虽则同是共产党专制，现行阴狠的北韩式大维稳体制大有别于邓、江时期，也有别于毛时代，而打上了鲜明的胡锦涛个性特征。
周亚辉一边以体制规避具体人的责任，一边胡说胡锦涛被江系人马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甚至把胡锦涛上台十年来的一切弊政，都推到身体自理都成问题的江泽民头上，这是糊弄人的狡辩。
江泽民2002年退位后，虽则凭借其在党、军中的势力，部分享有“太上皇”的特权，但是，江泽民权威远不及邓小平，他是不可能有邓小平的干政能力的。
当年在邓小平的掣肘下，胡耀邦、赵紫阳政治上仍能有那样开明的举动，这就表明总书记是有很大的自主权的。江泽民退位后充其量只能对牵涉其既得利益的重大事情事情拍板，如果胡锦涛愿意，他上台后，至少可以在诸多小的方面实施开明善政，结果却是全面倒退，这就说明倒退不是江泽民的意思，而是胡锦涛的意思。
周亚辉狡辩说，江泽民故意搞倒退以“抹黑胡温”。但是，胡锦涛亲自上阵指挥，大杀喇嘛藏民的形象难道还不够黑，还需要江泽民退位后来“抹黑”？胡锦涛上台后有什么善举遮盖了江泽民的“政绩”，到了非抹黑不足以捆绑的地步呢？“抹黑”胡锦涛，又于江泽民何益呢？“六四”以后，宁左勿右成中共官场潜规则，把胡锦涛“抹”成左棍，有利于扳倒胡锦涛吗？再则，胡锦涛学习朝鲜、古巴的“9.19”讲话，对异议人士“决不手软”的“5.15”讲话，也是“江系人马”的抹黑？
所谓胡锦涛“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不可能的。现在的中国仍是集权体制，而且这种集权在胡锦涛上台后还有所加强，政治离心倾向虽存在，但远未达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程度。
周亚辉说：十年来迫害法轮功都是江系人马所为，胡锦涛没有参与。这完全是糊弄人的鬼话。对法轮功的镇压固然是江泽民发起的，但江泽民退位后十年来中共当局继续迫害法轮功，而且更加阴狠。对中共政权运作有一点常识的人都清楚：要连续十年地维系一个庞大系统对某群体的镇压，绕开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一关是不可能的，因为和平时期，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是国家政权运行的总枢纽——一切都要总书记、国家主席签字、批示。胡锦涛狡猾地在法轮功问题上不作公开讲话，绝不等于他没有参与镇压，胡锦涛事实上继续镇压法轮功，只有政治上非常糊涂幼稚的人和群体才会相信周亚辉的鬼话。
中共政权的体制设计，天然有利于总书记的独裁。如果总书记象人大委员长那样纯属摆设，那么邓小平就决不会先后废黜胡耀邦、赵紫阳而另立总书记，因为胡、赵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废黜胡、赵得付出自损权威的代价。江泽民权威远不如邓小平，因此，胡锦涛的自主行事权，只有比当年胡耀邦、赵紫阳更大。这种条件下，如果胡锦涛有一点开明、或者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封网、抓人、整肃媒体决不至于恶劣到今天这种地步；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决不会像今天这样没有底线；维权上访者的境遇也决不会象今天这般悲惨，反观江泽民时期，虽则同样上访如潮，但那时对非法轮功的访民冤民，至少还按程序办事，给予人的待遇，还从来没有过象今天这样把维权民众当作“敌对势力”来“维稳”的！
中国人权状况倒退到“六四”屠杀后前所未有的地步，至少反映出胡锦涛的良知是何等的麻木！
周亚辉诡辩说：胡锦涛在常委中只有一票，而常委中江系人马占多数，因此，十年来中国的大倒退，是江泽民造成的，与胡锦涛无关。胡锦涛在常委中只有一票虽则是事实，但这一票却最具分量，这是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性后果。
首先，常委会只有拍板大事、或者紧急情况下才召开。什么是“大事”？什么时候召开常委会，总书记都有决定权；
第二，日常工作是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主持的，政权要害部门如宣传部、国安局、公安部由总书记统一指挥，包括国务院在内的所有部门都统一对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负责，而不是对其他常委负责。
以上可见，胡锦涛对十年来的大倒退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其他常委，如周永康、李长春，充其量只能在其分管领域搞倒退，不可能全面搞倒退，而且，即便在其分管领域做动作，也得经过胡锦涛的批示首肯方能生效。江泽民虽然部分据有“太上皇”的特权，也充其量局限于阻止法轮功案可能的翻案、确保其家族、亲信的既得利益这些方面，江泽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去插手封网、打压访民、抓判异议人士等事情。
由此也可以断定：若没有胡锦涛的授意，圆滑谨慎的上海帮老官僚吴邦国既犯不着、也决不敢自作主张地公开讲什么“决不搞私有化”等“五不搞”左倾昏话，吴邦国带着“宁左勿右”的官场惯性，抱着不能得罪总书记的心理说了此话，自以为四平八稳，引来海内外如此猛烈恶评倒是始料未及的。
周亚辉又扯江泽民与毛左派结盟，并指薄熙来的唱红兴左受江泽民的支持。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上海帮”早已化身为官僚资本代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毛左派痛斥为比“刘邓”还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因此，江泽民与毛左派是格格不入的。“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毛左派网站始终胡锦涛充满期待，而对邓小平、江泽民极尽明讥暗讽之能事，如果江泽民与毛左结了盟，毛左派网站为何不期盼歌颂江泽民？
当然，在维护中共一党专制上，江泽民与胡锦涛是一致的，区别在于：胡锦涛心向朝鲜，他连邓小平路线都不能容忍。
江泽民的庸俗和短视，已经令中国的错失了机会，上下都不会在容忍胡锦涛再当一回“太上皇”。托胡河蟹高压维稳之“福”，现在民心已比十年前有很大觉醒，胡锦涛企图效法江泽民恋栈不退，是典型的东施效颦，既没有民心的条件，也没有党心、官心的条件，胡如果权迷心窍、一意孤行，他的下场会比全退更惨。
曾节明 写于2012年元旦前夕于纽约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