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犯的列宁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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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鲁普斯卡娅在书中这样评价当年的流放生活：“总之，流放时期还过得不坏。这是一个严肃的学习时期。”

   1900年2月，列宁流放期满后就回到了俄国（欧洲部分）。

   这一年夏天，托洛茨基也踏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之旅。队伍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经过三个星期的航行，到达托洛茨基的流放地乌斯季——库特村。

   乌斯季——库特村不仅自然风光很美，更为难得的是流放中获得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在这里，老民粹派是流放地的贵族，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而一些识字不多的罢工工人也来到了这里。不同派别的革命者汇聚一堂，使这个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成为一个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富矿。在勒拿河的宽阔水道上，托洛茨基认识了捷尔任斯基（契卡——克格勃前身创始人）、乌里茨基（1918年任彼得堡“契卡”领导人，曾努力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但旋即被一位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等革命家。由于通讯相对自由，托洛茨基开始为伊尔库茨克的《东方评论报》撰稿，并成为一个作家。

   谈到为什么在沙皇统治的后期，监狱制度会出现如此宽松的情况。费格涅尔在回忆录里认为，这与个别监狱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还有的是因为犯人们与宪兵和看管者混熟了。此外，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索尔仁尼琴则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的空气”， “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

   “沙皇监狱制度的动摇和削弱当然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与革命者们一起对它尽力动摇和嘲笑的结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头枪战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彻底输掉：那时富家子弟把坐牢视为光荣，而军官们（甚至近卫军的）认为与宪兵握手是一种耻辱。随着监狱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着战无不胜的‘政治犯伦理学’，各革命政党的成员们也愈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本党法规的力量，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力量。”

   ■ 沙皇与他们的掘墓人

   历史学家拉伊夫认为：在帝俄时期，以沙皇为首的国家是主动的，是改革和现代化的原动力，但它以独断、强制方式改造庞大、顽惰社会的努力却往往落空，甚至产生意料之外的相反结果。事实上，从彼得一世开始历代沙皇都在不断地学习西欧，在他们的强力推动下知识分子得以产生。在短暂的同盟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游离于自己的阶级，成为社会底层的代言人，从此成为昔日盟友的掘墓人。

   俄国沙皇真正意义上的反对者（不是否定政策，而是对整个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对者）是从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开始的。

   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早期奉行自由主义统治，甚至一度起用自由主义政治家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实行类似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宪政改革。在亚历山大的身边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并一度成为沙皇的智囊。然而1812年卫国战争成为沙皇和知识分子的分水岭。

   事实证明，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是非常有限的。当斯佩兰斯基改革在旧贵族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告失败以后，他的自由主义道路也走到了尽头。反法战争的伟大胜利冲昏了亚历山大的头脑，晚年的他始回归俄国的专制传统——重用农奴主阿拉克切耶夫，放任其实施残酷的军警暴政。

   然而，曾经和他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却没有停下通往自由世界的脚步。

   如果说1812年以前的俄国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封闭在小圈子里终日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的上层青年，那么，经过卫国战争洗礼之后，他们开始了伟大的蜕变。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农民和城市小人物和自己一样同仇敌忾，英勇顽强，甚至不惜为国家和同胞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突然意识到，农民不仅是人，而且是爱国的俄国人。

   发现了人民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完全利他的道路。他们一方面慷慨地把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分享给大众，一方面又站在农民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向沙皇政府要求更多的自由。然而，此时的沙皇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了。在他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治下，社团活动被禁止，新闻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大学遭受清洗，进步教授遭受迫害，但自由知识思想的火焰却无法扑灭。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悄然诞生，他们被后人称为十二月党人。

   历史总是吊诡的，出于俄国近代化的需要，尼古拉一世非常重视近代科学教育，他对思想的钳制虽然打击了自由主义的发展，却带来了俄国科学和艺术的繁荣。1855年2月18日，由于无法面对克里木战争即将失败的困境，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

   与专制主义的父亲截然相反，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二世（1856——1881年在位）有着坚定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新沙皇的登基大典上，亚历山大二世当众宣布特赦政治犯：十二月党人和其他革命者都被准许返回家乡。不仅如此，亚历山大还放宽了出国的自由，放松了新闻检查，准许出版自由主义刊物，也允许新闻媒体批评时政。在他执政的第二年，自由人士亚·奥勃连斯基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俄罗斯在这一年自由地呼吸了”。

   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完全不同，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是被迫进行的农奴制改革。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自由主义的沙皇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整个改革的进程，并以他的生命承担了改革带来的负面结果。

   在亚历山大二世宽容的统治下，政治运动成为常态。面对日益增长的政治运动，他没有象历届沙皇那样重新“抡起血腥镇压的大棒”，即使多次从暗杀中脱险，也没有采取大规模镇压行动，更没有重新恢复铁腕统治。

   此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分化，受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否定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民粹派。

   1881 年3 月，民粹派的极端组织“民意党”用炸弹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当天，亚历山大二世还曾签署文件，旨在推行一场君主立宪的宪政改革。对此，一名法国外交官非常沉重地写道：“他死的那天早晨，正着手进行一项改革，这一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一切人，他本来可以使俄国从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行进，这一改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杀死了他。”

   亚历山大二世的死彻底改变了俄国的命运。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都选择了保守主义的道路。政治改革已经陷入僵局，革命的浪潮也随之到来了。这一次，布尔什维克也加入了日益庞大的沙皇掘墓人队伍。

   ■ 尾声

   1917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并肩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1924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夺取了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导权。1928年，托洛茨基因反对斯大林再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29年被驱逐出境，最后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工刺杀身亡。

   此后，在苏联大清洗中，数百万人遭到监禁、流放，其中不少人是沙俄时代的老牌政治犯，他们不无怀念的回忆起沙皇时代的监狱生涯。梅利古诺夫说：“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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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5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