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dia（中印度）的说法已存在一段时间了，但国内似乎并没多少人提起过。想来是件憾事。几年前，《商业周刊》撰稿人皮特•恩加迪奥（Pete Engardio）在一本书里探讨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崛起，这本书的书名就叫《Chindia》。它来源于中国（China）和印度（India）这两个英文单词的糅合。但“中印度”一词并不代表着中国和印度将在经济上联手崛起，相反，我透过这个词观察到的，是中国和印度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意味着在不远的未来印度经济对中国的超越。
在中印间做出浮泛的比较，人们大概会得出以下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两国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都有庞大的劳动力市场……诸如此类皆可算作相同之处；而不同之处则在于政府的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等等。这或许是不少人的见解。然而，只要对于当代印度的政治经济情况稍作探究，不难发现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远远大于相同之处，它决定了两国在未来的经济走向会有天渊之别。这种差距，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差距。
恩加迪奥在书中提及，中印两国之间有着极为不同的“商业文化”。在中国，生意人十分强调所谓“关系”，一个中国商人经营规模所能达到的高度，基本取决于他培植的“关系”所能达到的高度。而在印度，培养政商两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固然不可忽视，但对于那些富有创见的技术研发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他们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比他们中国的同行更大。在印度，“关系”并不是商业上成功的唯一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相反，创新能力、研发能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才是印度商业文化中的主流。
商业文化上的差异，背后其实隐含着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其中，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银行占有绝对优势。在政府的强势干预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量非常大，能够通过行政手段被迅速“聚集”起来。因此，国有经济显得很“强势”，这也让中国经济呈现出了表象上的“繁荣”。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不依靠国有企业和政府助推，因此表面上或许并不光鲜亮丽。相反，中小私营企业是印度经济的主流，而在这些私营企业中，很显著的一部分在从事软件研发、创新科技以及服务行业。这些企业不可能像中国的企业那样，依靠与政府的关系拿到低额贷款或者依靠政府力量挤掉竞争对手，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只可能建立在高质量的产品服务以及低廉的价格竞争力上。
有人如此总结印度企业在商业上成功的因素：low-cost，high-IQ。即低成本加高智商。我认为这个说法十分贴切。劳动力成本低，这原本是中印共同的优势。但中国仅仅在低劳动力成本上原地踏步，印度企业却在利用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同时，想方设法让这个价格优势挤进了全球的“创新产业链”。他们通过培养大量专业的研发人才，把单纯的价格优势转换成了研发和技术上的智力优势，而不是像他们的中国近邻那样，仅满足于制造业的“人海战术”，彻头彻尾的低成本加低智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的“IQ”相当高。
当然，中国的企业表面上也讲“创新”，可惜大部分是表演给领导看的政绩工程。印度人讲创新，并不是为了做给任何人看，而是为了现实的原因：企业需要生存、壮大。实际上，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是比较严苛的，资本、技术的流通均受到严格的法规限制，因而传统的经营领域盈利比较困难。为追求利润，不少印度企业渐渐开始从事成本更为低廉的软件开发行业。随着印度政府90年代以来对工商业的彻底“松绑”，印度的软件开发和创新产业这些年来更是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大量印度顶尖的IT人才去到美国硅谷工作，而很多印度本地的IT企业更是承包了美国大公司的软件工程业务。印度软件工程师出色的业务水平和低价格优势，让美国的不少软件工程师面临失业窘境。2003年的时候，美国政府甚至迫于舆论压力强制取消了一项与印度之间价值上千万美元的IT外包合同。
这便是差距。当人们还在谈论中国沿海装配车间的民工令大量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下岗时，印度的创新科技却实实在在造成了硅谷软件工程师们对自己饭碗的担忧。据说，十年前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数量就已经超过了美国硅谷，并且质量也一点不输给对方。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其实是在美国的计算机公司工作过的IT业界精英，而且，他们很多是毕业于印度国内的大学。这再一次和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的学生一旦在美国留学、工作，不论是软件工程还是其他专业，头等大事是拿绿卡，办移民。回国？那是最不理想的选择。
然而，印度的商业人才相当一部分选择回到印度开展事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爱国主义教育做得好，而是因为，这些人在印度也看见了成功的机会。此外，由印度高校输送出的人才一旦取得成就，他们又将在经济上和智力上反哺他们毕业的印度院校——通过校友捐赠机制。例如，培养了众多软件人才的印度工程学院（IIT），虽然它是由尼赫鲁时代的印度政府创办，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学校早就不依靠政府拨款，而是和欧美的学府一样，主要依靠校友捐赠。在印度，像是IIT这样优秀的高校还有不少。独立的办学理念和现代捐赠机制在这里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大学培养的优秀人才反哺地方经济和学校教育，而更好的经济景气与教学经费意味着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至此，总结一句，印度的成功源于其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到最小，私人企业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由是产生了鼓励创新的商业文化。更至关重要的是，高质量的大学教育为这一切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高质量的人才。
数据显示，到202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14亿，其中有47%的人年龄在15至59岁，超过现在35%左右的比例。换句话说，八年后的印度，处于工作年龄人的会比现在更多，劳动力资源更丰富。并且，这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经验，深谙现代商业规则的优秀人才。反观中国，八年之后，我并不期待其经济增长模式会发生质的变化。此外，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使得工作适龄人口大幅减少，过去引以为傲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优秀人才的不断流失，会让本数量上就短缺的国内劳动力在素质上更加恶化。一言以蔽，印度的经济正处于厚积薄发的壮年，而中国经济已是未老先衰、暮气横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