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盛世吗？

洪愿

持续30年的高增长，不但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国有了一座座现代化都市和成千上万的摩天大厦，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以及举世无双的北京奥运和惊艳奢华的上海世博------然而，揭开这些光鲜华丽的外衣，当下的中国其实百孔千疮危机四伏。改革开放缔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国泰民安的盛世，而是一个大厦将倾的乱世。

——题记

一

2008年，乘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中共宣传机器掀起了新一轮歌功颂德的高潮。一时间，各种煽情肉麻的溢美之词充斥了大小媒体。

有的说：3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带来蓬勃生机和活力，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盛世”。（注1）

有的称：30年来，改革开放创造了两个“当惊世界殊”的“盛世”：一是中国经济体制创新的盛世；二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盛世”。（注2）

还有的调门更高：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大盛世”，即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唐代前期的“贞观之治”、清代初期的“康乾盛世”。但就发展变化的深刻性、持久性、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来说，30年的改革开放堪称第“四大盛世”，完全超过“三大盛世”。（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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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无非是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太平盛世。

不过，一个社会和时代到底是不是盛世，关键不在于政府的宣传机器怎么定调，而在于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实情究竟如何。就此而论，别的且不提，眼下正方兴未艾的新一波移民潮就让喧嚣一时的盛世之说迅速露出了马脚。

据媒体报导，2010年总共有50.8万中国人移民到了34个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评定为已发展的国家，比2000年增长了45%。2011年美国接收了8.7万个来自中国的移民，明显比上一年的7万人为多。

与以往以知识分子为移民主体不同的是，近年来出现的这波移民潮可以说是富人移民潮。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最新公布的《胡润财富报告》显示，超过16%的中国富豪已经移民或向其他国家递交了入境文件。此外，44%打算近期迅速移民，超过85%计划送孩子出国读书，1/3在海外拥有资产。报告称，虽然这100万名富翁都从中国经济中获利丰厚，但是只有28%对中国未来两年的发展有信心，比去年报告中的54%大幅下滑。

据《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调查，富人移民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除此之外，还有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方便与自由，资金安全等（注4）。可见，中国的富人并不看好自己的祖国，压根就没把今天当作什么太平盛世。

其实，因为同样原因而移民的又何止是富人呢，如今高官中没把老婆孩子弄到国外去的还剩几人？

据香港《动向》杂志曝光，中共曾展开一项内部调查，结果发现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竟有187名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91%；142名候补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5%；113名中纪委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8%。

来自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部级以上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更是高达91%或以上。有民众在网上调查，称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孙女和孙子、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女儿杨家乐、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女儿陈晓丹、习近平的女儿都在美国学习或定居，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是澳大利亚绿卡……还有，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和孙子邓小弟是美国籍、刘少奇之女刘婷婷是美国籍、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是美国籍、陈云之子陈元是美国籍、刘华清之女刘朝英是美国、宋任穷之女宋彬斌和张万年之子张建国都在美国定居。

为何这么多高官都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往发达国家？当年因贪腐倒台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据大陆媒体报导，他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表示：“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试想，如果改革开放真的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有权有势的上层社会不用说肯定是这个盛世里活得最滋润的群体了，他们怎么可能会争先恐后地抛弃由他们当家的这个乐园，远赴陌生的异国它乡呢？那么多的权贵、富豪和成功人士不约而同地这么做，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改革开放创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国泰民安的盛世，而是大厦将倾人心惶惶的乱世。

乌云己经压顶，暴风雨即将到来。连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都公开承认中共目前所面临的风险“前所未有”（注5）。无论是官民矛盾的白热化还是政权合法性的丧失，无论是群体性事件的密集高发还是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无一不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二

持续30年的高增长，不但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国有了一座座现代化都市和成千上万的高楼大厦，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以及举世无双的北京奥运和惊艳奢华的上海世博------然而，揭开这些光鲜华丽的外衣，当下的中国其实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其中最突出的矛盾莫过于官民矛盾，最突出的危机莫过于统治危机。

纵观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共当政后，动辄自称代表人民，实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但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千方百计地榨取他们的劳动血汗，官民矛盾日积月累，不断加深，直至十年文革，终于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

文革后，中共为了挽救这场危机，搞起了改革开放。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官民矛盾得以缓和，统治危机也有所缓解。但好景不长，中共的邪恶本性注定了它容不得党内任何有良知的力量做大，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很快便因为遭到整肃而失势。此后，以镇压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为标志，中共的改革开放迅速走上了一条完全背离民众利益的歧路。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党专政加计划经济，那么改革开放后建立的邓式社会主义（中共自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一党专政加权力市场经济。相比较而言，邓式社会主义不仅沿袭了毛式社会主义的一党专政，还把这种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嫁接到了一块，也就是把权力与资本嫁接到了一块，权力因此变得加倍的蛮横贪婪，共产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夺的本性非但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比毛时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表现在政治上，改革开放后，中共各级政权尤其是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不但更加官僚化了，而且呈现出向流氓化甚至黑社会化方向演变的明显趋势，越来越依赖于使用黑社会惯用的手段特别是暴力手段治理社会，以至于它们中有相当一部份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衙门”和“合法化的黑社会”。

政府本应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因为变成了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衙门”，共产党的政府根本不把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对百姓的困苦和呼声经常不闻不问。这且不说，更严重的是，政府本应是人民的保护者，但由于变成了“合法化的黑社会”，共产党的政府不但不竭尽所能地保护民众，而且经常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徇私枉法，野蛮执法，暴力执法，甚至采用黑社会惯用的各种手段——从威逼利诱到赤裸裸的暴力，明目张胆地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肆无忌惮地打压他们的合理要求。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干脆直接雇用当地恶霸和黑社会成员帮其执行公务，或者公然与黑社会组织合作，共同经营经济领域的业务。

正如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所指出的那样：“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注6）对此，有网民描画得更加惟妙惟肖：“你和他（指官府）讲情理，他和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明，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他要是听烦了，就搞逝世你。”

表现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受到的掠夺压榨更是毛泽东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受中共政权的掠夺压榨，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众，不但要受中共政权的掠夺压榨，还要受到形形色色的官僚集团和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的掠夺压榨。形象地讲，如今共产党插在中国民众身上的吸血管比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别的不说，仅仅“新三座大山”就已经压得黎民百姓喘不过气来了。

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固然让中国的财富蛋糕成倍扩大了，但大头都被不创造财富只消耗财富的共产党和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去了，而作为财富创造者的老百姓，拿到手的却微乎其微。横征暴敛之下，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其结果，尽管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中都有所提高，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却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举世罕见的“阶层认同偏下”的现象。来自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中国人还不到40%，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却占了将近55%。一些中国水准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人士，却将自己看成了社会的中下层乃至下层，对自己的阶层定位明显低于实际情况。这样的调查结果全世界都没有。

比之于政治上的欺压凌辱和经济上的掠夺榨取，让中国民众更难忍受的是经济高增长所付出的沉重的环境生态代价，因为它们对民众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了更直接的威胁，严重侵犯了他们的生存权，这也正是中国的GDP之所以被称为“带血的GDP”的原因所在。

总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民众无论是政治上受到的欺压凌辱，还是经济上受到的掠夺榨取，以及由于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对他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的危害，都比改革开放前明显加重。在这种大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一度趋于缓和的官民矛盾怎能不重新变得尖锐起来，一度开始缓解的统治危机又怎能不重新死灰复燃呢？时至今日，无论是这种矛盾的尖锐程度还是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说均已明显超过了文革后期。

三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冤情，关键在于有了冤情之后，人们有没有地方可以申冤，当权者会不会站出来为他们主持公道。如果百姓有冤却无处申冤，政府不但不为他们主持公道，反而还对申冤者无情打压，肆意迫害，使他们冤上加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种情况下，官民矛盾势必趋于公开化和白热化。遗憾的是，这正是改革开放后当下中国的真实写照。而中国访民的遭遇则是这种现实的典型缩影。

按照2005年1月5日国务院第76次常务会议通过和公布的《信访条例》，中国公民有权“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但现实情况跟这个条例经常对不上号。面对民众上访反映的大量问题，当地政府部门不但常常敷衍了事，不认真受理，有时甚至冷酷到了连起码的人性都丧失殆尽的地步。

2009年12月3日的《成都商报》曾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河北省承德市下二道河子村66岁老人王秀珍，去镇上反映拆迁问题。吃遍闭门羹，偶然碰到镇党委书记史国忠，申请向史书记“反映个事儿”。史书记直接回绝：“别找我”。王秀珍放声大哭，问“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史书记答：“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说完就走了。对此，有人评论说：“权力机关有权摧毁底层的生活，也不惮于行使这种权力。当这些权力用于摧毁底层生活时，路路畅通；当生活被摧毁的人们吁告苦情以及不法情事时，这些权力哪怕听一下的兴趣都不会有（注7）。”

既然在当地上访解决不了问题，民众当然只好把申冤的希望寄托在上级政府身上。据《了望东方周刊》报导，仅2003年7、8月的50天时间里，全国各地亲赴北京上访的人数就在20万人以上。但他们哪里想得到，越级上访比在当地上访更难，阻力更大，遭遇往往也更惨。

在农村，每逢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按上级政府的要求，每个乡镇都有截访任务。特别是对于老上访户，往往安排专人“包干”，采取人盯人战术，几个干部包一个上访户，不让其越级上访。

有的基层政府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干脆把上访户关进“信访学习班”。所谓“信访学习班”，其实就是变相的监狱。2009年3月30日的《中国青年报》曾报导过这样一个例子：江苏响水县农民王信书因为房屋问题到省城南京越级上访，结果被响水县人民法院法官和法警以“解决房子的问题”为名送进了“学习班”。说是“学习班”，其实就是“一个房间，一张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铁门，没窗户，门上有个洞，用来递饭菜”，“两盏日光灯没日没夜地亮着，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样，山芋是两头的老筋，中饭和晚饭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饭，再加点白菜，一天只给一次水。一次，他问保安要水喝，却引来一顿打。”而“学习班”目的，正如看守“学习班”的保安所言“就是让你写保证书，不要再去上访”。

尽管有些访民冲破重重围堵，成功地到了北京或省城，但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没来得及跨进信访部门的大门，又被当地的警察、便衣截住，扭送到老家的驻京办、驻省办，再押送回原籍所在地看管、关精神病院或是劳教。

当然，也有些侥幸没被截住的访民进了上级信访部门的大门，但结果又如何呢？照例是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原点，最终不了了之。

不生在中国，你绝对体会不到上访之难之惨！许多访民原本对共产党还抱有希望，不断碰壁之后，越来越多人的希望被逼成了愤怒和绝望。

据媒体报导，今年6月20日，在中共上海市政府门前，两千多名“遭当局掠夺土地、工人下岗、房屋强拆、暴打、拘留、劳教、关黑监狱、送精神病院等迫害的民众”举行抗议。抗议的民众表示，他们“长期的上访无人理睬”，“对当局失望到了极点”，并“扬言要与当局腐败集团的贪官污吏们同归于尽”。

很多绝望的访民甚至被迫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自杀。由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自杀，由在大街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发展到去天安门前自杀。上访北京9年的辽宁访民李世告诉记者，仅他知道的自杀事件就有1996年春，在天安门广场引火自焚的张军；西安被医生偷摘器官的杨洁；不知来历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药“五步倒”后生死不明；北京顺义张淑凤跳地铁寻死未遂；甘肃访民画家宋建民舍命冲中南海被毒打判刑；东北访民集体跳天安门金水桥；叶国强跳金水桥遭判刑；不知名访民在天安门公厕上吊；集体撞天安门旗杆子等。

四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无论什么社会，一旦官民矛盾达到了公开化和白热化的程度，势必就会发生统治危机。而这种危机的一个突出标志便是统治者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认同，从而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

2012年7月31日，中共建党91周年才过不久，隶属官方的《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评论。

文中说：“对于不断发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现在到了从政治和道义合法性方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了。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的种种不当行为，以及‘捂盖子’、‘不出事就是没问题’、‘花钱买平安’等错误做法，就是在回避问题，主动制造与社会的紧张与对抗，实际上就是在耗损合法性资源，与民心渐行渐远。

“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新的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资源从哪里来，政府将如何重新树立公共权威性，都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景。

“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显而易见，“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的言外之意，是说今天的中共政权已“与民心渐行渐远”，其“政治和道义合法性”已被严重“透支”。事实上，今天的中共政权岂止是“与民心渐行渐远”，岂止是“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被严重“透支”，更准确地说，它其实已完全失去了民心，丧失了政治和道义的合法性。

不是什么“反华势力”、“敌对分子”，恰恰是共产党自己的倒行逆施唤醒了越来越多曾被它蒙骗的中国人，让他们从玫瑰色的梦中彻底醒来——原来他们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共产党在新的名头下榨取人民血汗的一场财富盛宴。再看在这场盛宴上踌躇满志如鱼得水的那些共产党官员，从猥亵女童、底气十足的“你们算个屁”的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到奸淫幼女近百名的河南永城市委副秘书长、优秀共产党党员李新功；从恐吓他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的兰州市城关区旅游局局长张德礼，到叫嚣“我上面有人，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打不死你”的最牛纪委书记安徽桐城范岗镇纪委书记李成富；从虚构拆迁贪污逾两亿元的北京顺义小镇镇长李丙春、贪污10亿元的四川达县县委书记李春刀，到在瑞典被偷走130万克朗（相当于130万元）之后更加疯狂扫货要“补回损失”的内蒙古乌海市长侯风岐等人，从贪权贪财贪色好出风头的江泽民到为人阴险歹毒惯于玩弄权术的曾庆红，有一个像人样的好东西吗？

时至今日，中共几乎成了人人痛骂的对象，甚至连共产党的官员背地里也在大骂中共。就像中国和平同盟主席、中国民主大学校长唐柏桥说的那样：“今天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它的威信远远比晚清时候还要差。共产党就是一个邪恶的代名词。”

大陆民众对中共的这种极度厌恶和切齿痛恨，在他们对网上广为人知的那只“最美蚊子”的称颂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今年2月下旬，包头市委常委、东河区委书记许文生率团奔赴新几内亚考察，这期间他被当地的蚊子咬了一口，不料归国后竟因此引发了脑炎，医治无效去世。许文生死后，包头当局不但把他树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大肆宣扬“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事迹生动地诠释了新时期党的先进性，”还发出了“全市人民向人民的好儿子、旗县区领导的楷模——许文生同志学习”的号召。

此事见诸网上后，立即引来民众的沸腾，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这只蚊子居然一口就能咬死一个腐败官员，功劳不可谓不小。为了对它表示感谢，有网友特地封这只蚊子为“最美蚊子”。

“——第一次这么喜欢蚊子。
——没想到非洲的蚊子居然这么有正义感！
——长期吃特供没免疫力，碰上蚊子，死了吧？
——这个蚊子可以引进到中国，对于这个只咬官不咬民的好蚊子表示敬意。在这个互相吹捧的年代，在这个相互表示敬意的社会，蚊子能保持这样的清醒，这是难得。”有网民如此称颂道。

“非洲的蚊子立功了，比天朝的百姓能力强。建议给该蚊子颁奖——国际反贪奖！”另一位网民这么说。

还有人说：“非洲蚊子，你代表中国人民枪毙了一个公款出国旅游腐败分子。号召全国人民向蚊子学习，学习它爱憎分明的思想觉悟，学习她英勇杀敌的过硬本领。”

也有人说：“非洲蚊子火眼金睛。这样的“最美蚊子”再多一些就好了!加油!”

显而易见，网上的一片叫好并非是单单冲着这位被一只蚊子给叮死的官员来的，大家只不过是在借题发挥，以此发泄各自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官员的极度不满——如果这种不满没有达到极限，人们绝不至于对一个陌生官员的意外病故如此“幸灾乐祸”。这还不足以反映共产党今天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吗？

话说回来，当此风暴将至之际，尽管中共内部一些良知未泯的人在苦口婆心地呼吁“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本性邪恶的中共是绝不会照着他们的希望去做的，只会沿着原有的轨道一意孤行地继续走下去，直至头撞南墙。

一个大家都可以清楚感受到的事实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众对于中共的怨恨和愤怒不断升级，比经济增长得更快。虽然我们无法定量测算中国社会中所积累的愤怒情绪，但可以断言，今天中国民众中所积累的这番能量已经远非“文革”前可比。

五

为了煽动老百姓起来造国民党的反，毛泽东当年说过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他万万不会料到的是，这句话如今也在共产党自己的身上应验了。

2012年7月28日，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本地民众生活产生影响，近万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示威者广为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启东人站出来，抵制王子造纸厂“将有毒废水排放到启东附近海域”，号召举行“保卫家园”行动。随后，一些示威者冲进市政府大楼，扒光了启东市市委书记孙建华的上衣，给市长徐峰套上了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并将搜出的许多名贵烟酒以及避孕套等物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在示威过程中，民众还掀翻了汽车，捣毁了市政府的办公电脑。

无独有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从南海工人罢工、广州新塘骚乱到乌坎村民维权，从厦门市民抵制PX项目的大规模集体“散步”、大连反对PX项目游行到广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烧厂运动，直至今年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神州大地上的民间抗议风潮（即群体性突发事件）可谓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近年来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密集高发期。如果说合法性的丧失是一个政权发生统治危机的内部征兆，那么民间抗议风潮的密集高发则是发生这种危机的外部标志。

根据有关专家的观察和研究，近年来密集高发的中国民间抗议风潮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是数量增多、规模趋大。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间抗议风潮在中国一直呈急剧上升趋势，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0,000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达到90,000起，2008年超过10万起（注8）。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与此同时，风潮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长4倍（注9）。

二是以维权事件为主要类型。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维权事件约占当前民间抗议风潮的80%以上。因为参与的主体有别，抗争的对象和维权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其中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而工人则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维权内容，工人抗争则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维权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雇佣工人的主要要求是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的主要要求是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的是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的是保护国家财产不流失等。

三是泄愤事件占有相当比例。此类事件区别于维权事件和其他事件最主要的特点是，绝大多数参与者无明确的集体利益诉求，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纯粹是为了表达和发泄对官府和社会的不满才卷入其中。其次，这类事件主要因偶然缘故引发，一般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反映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的情况，但真正当骚乱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再者，这类事件没有明确的组织动员者，政府找不到磋商对象。最后，相当一部份参与者情绪失控，有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不仅会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

四是表现方式趋于激烈。近年来，暴力性、破坏性抗议风潮逐渐增长，参加者的行为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风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激烈甚至极端手段，如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还发生了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人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

五是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民间抗议风潮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覆性强的民间抗议风潮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它们中大多数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带有政治目的，喊出了诸如“反对独裁”、“惩治腐败”、“还我人权”等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口号。

如果说合法性的丧失是一个政权发生统治危机的内部征兆，那么民间抗议风潮的密集高发则是发生这种危机的外部标志。

六

共产党未当政时，它的头号目标是夺取政权，当政后，它的头号目标则是保住政权，这是由它作为一个罕见的权力狂的本性所决定的。在中国，毛时代把保住政权叫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邓时代则改称“维护社会稳定”，江胡时代干脆简称“维稳”。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错误地总结了十年动乱的教训，格外强调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性。邓明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又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邓小平身后，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民间抗议风潮风起云涌，中共政权面临着不断加重的危机，“稳定压倒一切”的调门更是越喊越高，维稳不仅成了中共各级政府的优先任务和考察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且为此投入的各种资源也与日俱增。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研究，维稳支出已成为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份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注10）。2010年全国维稳支出金额5,490亿元，已经超过了当年5,340亿元的国防费用（注11）。

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尽管中共维稳的力度越来越大，但结果却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恶循环。

究其根源，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稳定，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竭力维护一党专政，继续剥夺民众基本人权的歪路，一条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官商勾结疯狂掠夺压榨黎民百姓的黑路，一条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大量透支自然资源的歧路，总之，走的是一条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邪路。这样的改革开放，能不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激起民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吗？

真要想维稳，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扭转改革开放的方向，消除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这一根源。但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它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做。面对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一向唯我独尊无法无天的中共自以为大权在握，掌握着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不但不去体察安抚民众的不满和冤情，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切实维护他们受损的利益，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不但以维稳为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甚至一逞权力暴戾，采取各种流氓暴力手段肆无忌惮地打压、镇压民众的维权行动和抗议风潮，其结果民怨当然越积越深，矛盾当然越来越尖锐，社会当然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近些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维稳工作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现行的维稳思路和模式，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通过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本质上只能是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式集聚起更多潜在的社会矛盾，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从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注12）。”

维稳的本意是消除导致不稳定的因素，结果自己却成了强化不稳定的推手，以至于越维稳反倒越不稳，这真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天大笑话！

七

2012年12月23日，玛雅预言中的世界末日。不管这个预言是否准确，但至少对中共来说，今年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事之秋。专制制度的弊端暴露殆尽，政权处于空前不稳定的状态，各种社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严重和尖锐，大有山雨欲来，大厦将倾之势。这一点，仅从大陆各阶层当下的政治思想动向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刚刚过去的这大半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连串的惊人戏剧。从“王薄事件”到“谷开来谋杀案”，从“什邡事件”到“沈阳罢市”，从“南海争端”到“钓鱼岛风波”，从“北京大水”再到“伦敦奥运假赛风波”，有关中共的各种丑闻接连不断地浮出水面，让中国民众更加认清了它的邪恶本质，越来越多的人因此纷纷加入到“全球退党大潮”的行列中。据《大纪元》报导，王立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民众“翻墙”出来、声明三退的人数已经势不可挡。仅7月的第一周，声明脱离中共组织的人数就有52万多人。到目前为止，已有一亿二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

退党义工Yina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名公安局长在接到他的“劝退”电话后，表明身分说：“我告诉你吧，我就是当官的，我是公安局局长，你赶紧帮我退。”而另一位声明退出中共的大陆人士表示，要那个党有啥用？现在中国没有人权，中共可以不择手段，随随便便就要一个人的命。共产党就是来祸害老百姓的。另一位已经做了“三退”的大陆人士向《新唐人》表示，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看的出来，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个人吃人的社会。

进入2012年后，中共各级政府网站频频遭到黑客攻击，规模之大、频率之快可谓前所未有。

4月初，一个自称为“匿名中国”的黑客组织，攻击了几个地方政府的网站，不但使首页面目全非，还用中英文号召大家“起义”，反抗专制，“为自由而战”。并警告中共：“亲爱的中国政府，你绝对不是毫无失误的，今天你的网站被骇，明天你的邪恶政权就会垮台。”

4月18日，大连市甘井子地区政法委网站被黑。网站首页惊现“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墓”字样和图片。4月23日，山东省沂源县的中共县委党校网站上出现了“推翻共产党重建新中国！”的字样，中共党徽也被打上了两个大大的黑“XX”。

5月9日，广西柳州地区的融水苗族自治县28个政府部门网站全部被黑客攻陷，出现了号召全民大起义推翻共产党的反共标语。5月18日不同时段，宝鸡市12个政府网站均被黑屏，出现反共标语：“共匪不亡！天理不容！”及“打倒共产党”。8月初，四川眉山城乡规划局网站也被黑客攻陷，在首页留下反共标语“共产党是流氓无赖！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并在标语下标注“反共黑客”。有评论表示，目前，中国大陆民众已经从恐惧中共发展到了直接抵抗中共暴政。

一个社会和国家将向何处去，精英人士的动向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如果说一年以前，中国精英阵营中的许多人对中国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还存有怀疑，那么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这种怀疑已不复存在。

去冬以来，中国舆论朝野和左中右各派都开始大谈中国的危机和变局，认为今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潜伏多年的权力斗争可能一触即发，2012年将成为中共危机四伏的关口，中国已走到不得不变，不变就要动乱的十字路口。

元旦刚过不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就在新浪微博中突然发声：“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这样搞很危险。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总是拿人民当傻瓜！奉劝一些人不要过于迷恋权力，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还历历在目……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

4月5日，中共民主派的言论重地《炎黄春秋》召开了一场有关薄熙来事件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座谈会，不止一位讲者认为中国已在大变的前夕，人心思变，现今的“维稳”局面已维持不下去了。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他说，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

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主编杨继绳说：中国现在处于大变革前夕，民间怨声载道，只待有人登高一呼。他说，今天和一九六六年相比，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腐败程度严重得多，特权也严重得多。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散发的臭气，弥漫污染着整个社会，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

曾担任中共中宣部长22年的中共元老陆定一的儿子，APEC亚洲院士陆德说，中国经济转型喊了20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不励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革命。

不仅精英们在大谈革命，革命的幽灵甚至也潜入了中南海的深宫大院。当下，中共高层对“亡党危机”的共识，已不是什么秘密，胡锦涛、习近平等都曾在不同场合公开承认过这种危机。

胡锦涛卸任前曾多次发出过亡党危机加剧的警告。2月下旬，胡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党正面临着的亡党危机，近年不是减弱、缓和，而是加剧、激化。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党的执政和政策的矛盾。胡说，根据调查，有关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在地方贯彻的情况：在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社会民主这三方面，很差和较差的，占了大部份，这反映到当前政治局面上，反映到党工作处于被动上，最终也反映到党面临危机加剧上。胡又警告说：这个被动局面不克服，一场政治性灾难就会发生，这是不以主观意志而改变的规律。

据《动向》杂志报导，习近平也曾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办书记、部长政治学习班上指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习还说：“社会已把三个问题列作新时期亡党亡国的三大祸端，”“政治危机、政局稳定危机、民心党心危机、国家前途危机能否化解，根本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勇气、坚定性，取决于社会的呼声和动力。”

不久前港媒还曝光，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竟然是即将接任中共总理一职的李克强的枕边书。此书描述和分析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导致这场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则是中央集权（注13）。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大革命前的法国虽然经历了“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这与当下的中国何其相似！

无独有偶，据港媒爆料，这本书也是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的枕边书。因为忧心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会引发革命，他不但自己认真研究此书，还在各种场合对不同的人推荐它（注14）。

10年前曾预言中国将在2011年底崩溃的知名亚洲事务专家、美籍华裔作家章家敦，不久前再次断言中共的崩溃就在今年。被中国表象和中共宣传所迷惑的人一定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但许多了解中国内情的人都认为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诚如知名经济学者袁剑所言：“底层革命从来就是‘瞬间’出现的，不会给出明确的提示和预兆。因为它的基础早已经成熟。用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离这种革命的距离实际上并不遥远。”（注15）

形象地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艘已经触礁进水的巨轮，正在大海上死命地挣扎着，而足以使其葬身海底的风暴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八

改革开放不但是文革后中共最重要的决策和最引以自傲的政绩，也是文革后中共重建其政权合法性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共，判断其政权的合法性，关键就在于如何评价改革开放。

文革后，百废待兴，人心思变，改革开放理所当然成了全社会的一致共识，也让历经苦难的中国民众再次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一个中共许诺的“让少部份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美好明天似乎正在向他们走来。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展开和深入，中国民众越来越失望地发现，现实中的改革开放与他们期待的改革开放完全是两码事。前者不但不是玫瑰色的，而且有着极为狰狞的面目。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有些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甚至达到了与发达国家同步的水平。漫步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人们已经感受不到与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的明显差别。但这种现代化却不是建立在普世价值和现代政治框架之上，符合人性、让人享有充分权利，从而能够维护和提高人的尊严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背离了普世价值和现代政治框架，以剥夺人的权利和摧毁人的尊严为特征的橱窗式的畸形现代化。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部份中国人确实如中共当年承诺的那样先富起来了，但他们并不是被共产党在嘴巴上尊为主人的广大民众，而是自称公仆，口口声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共产党官员和依附于他们的各色奸商。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是一般地富起来了，而是暴富起来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财富并非来自于自己的劳动和创造，统统都是凭藉手中的权力或者是买通权力后巧取豪夺来的。而中共当年承诺的共同富裕，则成了一张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反而变得越来越悬殊，早已跃居全球前列。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确实获得了罕见的高增长，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然而，理应由全社会共享的这一成果，绝大部份却都落入了只占人口极少数的以中共官僚为代表的权贵阶级的口袋，普通民众拿到的只是零头，而改革开放的巨大代价却完全落到了他们尤其是广大农民与城市下层人民的身上。换句话说，权贵阶级在改革开放中收获的巨大利益完全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利益严重受损的基础之上的。

不错，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总体而言，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较毛时代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这种提高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尤其是落后于权贵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与此同时，尽管在中共的宣传中，工人农民仍然是“国家的主人”，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却较改革开放前一落千丈——不但在政治上沦为弱势群体，而且在经济上降为边缘阶层。日益增长的相对剥夺感，让他们深陷无望与无奈。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不但在经济上受到的掠夺是毛时代所望尘莫及的，而且在政治上遭受的压迫总体上也丝毫没有减轻，在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所加重。事实表明，以挽救和强化中共专制统治为首要目地的这场打着引号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对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新一轮践踏，是权贵阶级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巧取豪夺的一场狂欢，是普罗大众备受蹂躏用血泪写就的一幕悲剧。

与官方宣传截然相反，这场坡脚的改革开放非但没有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反而充分说明了它的邪恶自私无耻；不但没有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反而充分彰显了它在管理国家上的昏庸和无能；不但没有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者和卓越领导者，反而充分证明了它是阻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畔脚石和历史罪人。毫不夸张地说，历经30多年的这场改革开放，彻底褪去意识形态外衣的中共，如今已完完全全蜕变成了一个在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赤裸裸地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腐败党、盗贼党和吸金党。

不言而喻，这样的改革开放绝不可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只能代表中共和权贵阶级的私利。这样的改革开放也绝不可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只会遭到人民的唾弃，事实上也已为他们所唾弃。试想，这样一场既背离人民又遭到他们唾弃的改革开放，怎么可能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呢？实际上，它证明的反倒是中共执政的非法性，是它下台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急迫性。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堪称是一堂格外生动的政治课，正是它让越来越多曾经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中国人明白了，不管中共怎么改头换面，以什么样的面目示人，它垄断权力，压迫和掠夺人民的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只能是变得越来越凶狠，越来越贪婪。真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现代化新国家，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梦想，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解体中共，让它早日退出历史舞台。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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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引自《张平：改革开放30年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盛世》，见2008年11月28日中国政府网。

注2：引自《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

注3：引自《改革开放30年：中国模式的独特创造——访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载2008年12月19日《中国教育报》。

注4：引自《第三波移民潮》，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8期。

注5：引自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2007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站。

注6：引自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2004年第二期《当代中国》。

注7：引自《要跳楼去五楼凸显权力最基层的冷酷》，载2009年12月4日《新闻晨报》。

注8：引自杨继绳《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见2010年1月20日共识网。

注9：引自闫纪建《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处置对策》，载2010年第5期《理论导刊》。

注10：引自关武君《“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载2010年7月13日《学习时报》。

注11：引自维基百科“维稳”词条。

注12：引自《清华大学：中国维稳工作陷入“越维越不稳”怪圈》，载2010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

注13、注14：引自《胡习密谈亡党 李克强枕边书谈革命不可避免》，见2012年8月8日大纪元新闻网。

注15：引自袁剑《奇迹的黄昏》第三章，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