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检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观点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1 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
《紧急呼吁》义正辞严地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难国难，直言不讳地指责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和对这场政治劫难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笔者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紧急呼吁》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此时，“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夺权阶段。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并树立了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一月夺权的样板。为了支持夺权，毛泽东明令军队介入运动，进行“三支两军”。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蜂起夺权，各单位的党政权力悉数被夺。在夺权的纷乱中，多数人是被动地盲从“革命”，少数人是别有用心，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份审视时局的清醒，而能够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敢言者又更少之。作者却挺身而出，直抒胸臆，谴责这场运动将党和国家带进了“水深火热”，这不仅要有卓尔不群的思想品质，更要有敢作敢为的救世情怀。
《紧急呼吁》是作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投递到中央党校的，当时是夹杂在每天大量收到的各种群众组织的传单小报中，能够幸存下来纯属偶然。估计收文者只重视整理比较整齐的铅印小报，如《清华井岗山》、《新北大》之类，对这种来路不明，数量繁杂的油印传单则是随意堆放，未予理会。否则，这份全篇充满“恶毒攻击”、“大逆不道”言论的传单，是不可能存留下来的。在历史尘封四十年后的今天，应是让它进入历史研究的公共领域的时候了。
一、《紧急呼吁》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评析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紧急呼吁》在开篇一章，义愤填膺地阐明了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当前“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 “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和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这些话言简意赅，描述了短短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祸国难极为严重。
《紧急呼吁》单刀直入，尖锐指出，使党和国家遭受这场政治劫难的，是“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特别是那个提出“造反有理”的“独断理论的某一个人”。《紧急呼吁》列举了这“某一个人”的一系列错误：大量花费人民血汗，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著”，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典”；公开号召“造反有理”，让不明真相的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合法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公然要“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军队参加“清算我们党的斗争”等等。尽管全篇都是用 “某一个人”和“独裁者”的代称，但再明确不过，作者所指的就是毛泽东本人。
“文化大革命”是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到极致的一场全民性的现代造神运动。反毛之罪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2的弥天大罪。1967年1月，“公安六条”颁布，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3此时，全国上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宗教狂热的极致。谁人的言行对毛泽东稍有不恭，就不单是群众暴力的“砸烂狗头”，“扭送公安机关”，而是法定的“现行反革命”，不仅个人有杀头之虞，就连家庭亲友也逃脱不了政治干系。作者置身家性命全然不顾，挺身犯险，严厉指责毛泽东发动“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作此言论，足见作者的“胆大妄为”。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紧急呼吁》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场“文革”这场政治劫难的原因，是中共多年来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演化的结果。它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解决他多年“独断专行”错误造成的党内矛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与所谓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毛泽东的政治目的，一是通过打倒所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打倒党内那些真正认识到他的错误的人，“以绝后患”；二是将自1958年以来由于他的个人独断政策造成的党内外各种不满情绪，转移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
《紧急呼吁》全然否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4的主流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什么“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场政治阴谋。因为党内生活已经很不正常了，所以毛泽东要肯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要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以便利用“多年由于自己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群众不满”，用群众路线的“法宝”来改变自己在党中央的不利处境。
《紧急呼吁》继而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既然“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个人迷信的狂热呢？《紧急呼吁》的分析别具只眼，归为三个原因：其一，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盲目崇拜他的心理原因。其二，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把独裁者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其三，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独裁者，以换取独裁者对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紧急呼吁》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考察辨析。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这些错误延续发展的逻辑结果。党的领导人对“大跃进”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欺骗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党的领导人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党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掩盖过去错误的“政治动作”之一。
这几段对“文革”起因的分析和认识，彰往考来，寻根究底，剖析毫厘，洞若观火，是《紧急呼吁》中最为精彩的内容。
《紧急呼吁》还考察了“文革”发生的国际背景。它将6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中推行的极左路线，称为“霸权主义政策”。认为这种霸权主义政策在国际共运中的推行，使“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兄弟党的信任，党际关系全面恶化，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文章深入剖析了当时大力推行的“世界革命”理论和政策，尖锐地指出：所谓“战争不可避免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消灭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完全行不通的。推行这一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独裁者”想通过推行世界革命，把当年的错误抹煞掉。
《紧急呼吁》对中国当时全力进行的援越抗美活动的“无私”性提出了大胆地质疑。认为，中国党在援越抗美中，排斥和其他反帝力量合作，采取单独派遣军队等做法，并不是真正要制止美帝侵略越南，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想以此证明，越南抗美斗争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是不能成功的，从而强调自己在反帝中的主导作用。由此推断，中越关系将会是不断恶化的。文章在这里批评的中共援越抗美的政策，其历史背景是1966年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波兰党提议各共产党国家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表现出了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唯我独革”的领袖意识。
在最后的“前途”一节中，《紧急呼吁》提出了坚决反对当前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的要求。它说，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现在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文章还对夺权者的成分进行了分析。断定，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机分子和多年来怀有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这场政治阴谋真相，盲目卷入夺权运动的党团员、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
既然这场党和国家的政治危机是“独裁者”一手造成的，那么，怎样能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已经把全国搅得天下大乱了，再要把这场运动拉回到党内斗争的轨道，已是根本不可能了。所以，作者在文中发出了不无遗憾的感叹：“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紧急呼吁》提出的第二条路，就是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立刻行动起来，共赴党难，对“独裁者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揭露独裁者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文章中说：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但作者并没有进而说明，这种自下而上进行的反抗活动，是否具有任何行动意义上的可能性。或许，他真正要强调的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共产党员要有舍身取义的殉道精神。
《紧急呼吁》以呼吁党员同志行动起来的号召作为结尾：“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 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从党心、民心、良心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二、《紧急呼吁》的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紧急呼吁》是在“文革”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发出的。此时，“文革”运动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这个时段，是“文革”的发动者引导“文革”所发动的群众，从“四清”运动旧的阶级斗争轨道转到“文革”新的路线斗争轨道的变化过程。党内的“路线斗争”被赋予了“反修防修”的重大意义，斗争空前激烈，堪称“史无前例”。
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认为党内出了“修正主义”，首先要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5的问题。而“四清”和以往通过党的各级组织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运动，都不能解决党内的问题。毛泽东的设想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他要干纲独断，行非常之举，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清洗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这是一个中外政党史中从未有过的，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解决执政党内部政见分歧的特殊政治运动。
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动，是由内到外，渐次推开的。他首先以“剥笋政策”7清理不能完全听命的党内高级干部，解决党内高层权力的问题；同时又以党内揪出了“修正主义分子”的现实危险来发动群众，借助群众运动造成的政治声势在更大范围清洗各级“走资派”。
1966年5月，根据毛泽东意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打成“反党集团”，通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7月底，毛泽东又否定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方式，严厉指责他们“镇压学生运动”。8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确定了 “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方针，肯定了群众自行结社成立组织的合法性，正式确定了用群众运动开展党内斗争的“四大”形式8。毛泽东撇开各级党团组织，以领袖的身份直接号令群众，鼓励青少年学生“造反”的激进行为。8月中旬，红衞兵运动兴起，开展“破四旧”，在全国各地大串联，成为打开运动局面的突击力量。10月，毛泽东为打破各地干部群众对运动的抵制，又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这个不同以往的解释党内斗争的新概念提出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到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矿、农村等领域，各级党政机关尽数被“炮轰”，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以“革命”名义的无政府主义泛滥，全国城乡陷入混乱。在运动已是势成骑虎的情况下，1967年1月，毛泽东决心“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0，号召群众向各级党政部门全面夺权。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非常之举，不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深感天意难测，动辄得咎；就是响应运动号召的群众对如何“解放自己”也是不明就里，盲目跟从。在运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的转轨过程中，运动的群众动力也是在不断转换。到1966年底，运动的成分和思潮都有了很大变化。运动初期一度叱咤风云的老红卫兵已被运动甩落下马，在工作组时期挨整的一批激进学生则成为了运动的主流，一些有著出身成分等问题的人们也参加到各种群众组织中来了。参加运动的群众之间，立场和动机各异，对运动有著不同的认知理念和利益诉求。随著运动向路线斗争的升级，群众各派观点的对立也明确起来。所谓保守派思潮和造反派思潮，分别代表了群众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路线斗争扩大化的不同理念。这时，社会上明显偏离运动主航道的异端思潮也开始浮出水面，北京等地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一些质疑这场运动的思想言论。
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文革”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党团员是有组织观念的群体，在“文革”初期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打破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各级党政系统瘫痪，党团组织停止活动，革命的政治光环戴到了“造反派”的头上。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了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起来夺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则是成分不纯，品流混杂，动机可疑。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这不能不引起党内一批耿介之士对这场运动的责问和抗争。
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史称“二月抗争”的事件。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激烈抨击“中央文革”祸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此举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责令他们停职反省。这个高层政治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军队“支左”，普遍镇压了各地造反派的情况，有著逻辑上的一致性。当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为“二月逆流”。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并不在权位上的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他们虽然对高层政治动向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资格资历，但并不乏护党安国的政治责任感。他们基于理想信念，以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不揣绵力，不惧风险，顽强地对这场政治动乱进行抵制和抗争。这种来自基层的抵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文革”领导者不能恣意妄为的社会态势。如果详细考察“文革”的全部历史，事实上，毛泽东没有一件事能够说是完全如愿达到了目的，所以，他总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以制造新的事端来摆脱骑虎难下的运动困局。
相对于中共高层人物对“文革”的抗争而言，来自中下层党员的抗争活动，比较缺乏历史记述的事件色彩。虽然许多基层党员凭政治直觉已经意识到“文革”的一些问题，但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观念的习性，长期宣传造成的领袖迷信，以及顺应政治现实的策略考虑，使他们对“文革”错误的抵制，大都是体现在具体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方面。所以，党内的反“文革”思潮，多是以默默的行动语言出现。不像出自社会人士的反“文革”思潮，有著观点鲜明的文字表述。
但是，中共党内毕竟是集中了社会多数的精英分子，党员中不乏社会责任感强烈，敢于担当，且有深刻思想能力的志士。这份《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传单，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作。它不仅表达了一个党员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应有的道德风骨和与极左路线决死战斗的大无畏精神，还表现了中共党内对这场“文革”劫难进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准。它不仅弥补了“文革”思潮史在表现中共普通党员思想活动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党内反“文革”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
14年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紧急呼吁》几乎完全一致的思想观点和认识。
如《紧急呼吁》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11，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最后占据压倒地位的观点12，尽管具体的表述方式不一样，但认识是极为相似的。都是认为从1957年后，党中央开始走上了一条“左”倾错误的路线，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了“文革”的发动。
此外，《紧急呼吁》中关于“文革”是乱党祸国政治动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执行了一条“唯我独革”的“左”倾路线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浩劫”后，痛定思痛所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具有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文革”错误的认识，足见作者的非凡胆识。应该说，“文革”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问题严重的是不乏其人。但敢于完全否定这场运动，并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的，只是极少数的个别人物。当时反对“文革”的言论，多半是反对“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反对“中央文革”在运动中的瞎指挥，反对口含天宪到处颐指气使的江青，反对不竭余力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想水准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臣贼子”的层次上。遑论有些反对者还是出于“看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在当时的反“文革”思潮中，“联动”思潮是非常大胆的，敢于反对“中央文革”的大人物，有著一股少年意气的风火气势。在当时的一份署名“联动”的传单中，提出要“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要恢复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要保衞“三面红旗”13。他们的这个时段划分，似乎是把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的鼓吹个人崇拜，作为促成毛泽东个人专断发展的根据，但对“三面红旗”是肯定的。这也是他们的思想和阅历所能达到的最大阈值。在这个时段里寻找“文革”发生的历史根据，无疑是远远不够的。
《紧急呼吁》是把“文革”的错误，直接归咎于毛泽东本人，并不旁及他人。真正应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名言。有无畏之心，才能有思想的彻底性，才能有洞察历史的智慧。作者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迭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是好心的昏聩，而是出自个人专断的需要。这从文章中用“独裁者”的称谓就可以看出。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文革”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阴谋论”的观点或许有些简单化之嫌，但作者对“文革”起点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14《紧急呼吁》还认为，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的政治措施，如“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号召向各级党政组织夺权等等，都是出自个人专断的主观动机。并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了强烈的批判态度。
毛泽东应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负主要责任，这在现在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当时，全国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和主要责任，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年强化宣传，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了党的化身。《紧急呼吁》对毛泽东的批评言论，发人所不敢想之想，言人所不敢言之言，虽是痛快淋漓，但也毕竟是太超前了。在几亿人民群众正在为“扞衞毛主席革命路线”斗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这篇言论无疑是大大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接受能力。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错误，也是中共党内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直到1981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才以“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新概念15，破解了这道政治难题。
三、《紧急呼吁》的作者身份考
《紧急呼吁》的具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当读到这篇勇气非凡，思想深刻，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字时，至今仍让人感到感慨不已。那么，作者究竟是什么人？什么身份？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状况又当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找到作者了，不知他是否能活过那场浩劫，更不知他是何人，身在何方。我们只能凭借在这两张薄纸上寻觅到的历史资讯，对作者的情况进行一番考辩。
《紧急呼吁》是写给全体共产党员的。文中充满了对乱党夺权者的义愤填膺，爱党护党之情殷殷可鉴，作者的政治身份应是共产党员无疑。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党员，竟敢如此严厉地谴责党的领袖，甚至呼吁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进行公开的斗争”，这是不是符合党性原则？所以，实有先从党性原则说起的必要。
党性，历来是有两个标准：一是服从领导的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共成为执政党后，曾有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说法16。在组织纪律性的约束下，党员不仅要求行为上的绝对服从，还要求思想上的完全一致；一是立党为公的道德原则。恪守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信念，有为“真理而斗争”的思想觉悟和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牺牲精神。在打天下的革命党时期，党性主要体现是党员为理想献身的牺牲精神，在组织纪律性上有著信念内化的自觉，在群众中有率先垂范的道德感召力。在成为执政党后，党掌控了全部国家资源，把理想信念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凸现出来了。领导意志的贯彻，需要党员成为 “驯服工具”；个人进步的实现，需要靠领导的帮助关照。个人利益的营营苟苟与对上惟命是从，有了统一性。权力意志的扩张，对错误的盲目服从，都可以借用党性的道德名义，滋长了党内唯唯诺诺的因循风气。党内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主动性和创造力大为递减，党性与人民性不断发生冲突。这是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的道德困境。这种道德困境的解脱，只有靠发扬民主。
执政党的民主，应是“权为民所有”的宪政民主。这是对过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7的军事民主的超越。可惜的是，在经过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等政治运动之后，中共党内的民主风气颓坏。个人专断严重，一言堂盛行，谀风炽盛，赞颂之辞无所不用其极。正如《紧急呼吁》所言：“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个人崇拜的风气自上而下泛滥开来，对党的基层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僚中间为追求政治“进步”相互倾轧之风，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的市侩之风，在群众面前言行不一的虚饰之风得以蔓延开来，使党在群众中的道德资源发生了严重流失。所以，在“文革”风暴袭来时，毛泽东可以轻易地抛开各级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造反”。一个拥有二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对此竟无招架之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打出“大民主”的政治牌时，一些中共党员和党员干部在个人利害关系上的患得患失，在正义原则上表现的差强人意，也是造反派组织能够争取群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8
在“文革”中，毛泽东要重新整党建党，批判过去党内生活“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但他要求建立的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组织纪律性”19，也就是完全听命于他的领导的组织纪律性。这是要把党变成个人独裁的驯服工具。
作者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匹夫之勇，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公开揭露和谴责最高领袖陷全党于危难的严重错误。这是何等坚定的党性。这种党性，是恪守理想信念的大德，是扞卫国家人民利益的大忠，是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大义。作者在大动乱排山倒海的浊流滔滔中，能够不计得失，不顾后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来担当历史，应是张志新一流具有烈士情怀的人物。“时穷乃节见”。试想，“文革”过后，如果没有张志新这些为坚持原则而杀身成仁的烈士，这个以理想主义起家，曾为理想信念牺牲了无数革命志士的执政党，将何以面对历史。
这自然使我们对作者本人的情况更感兴趣了。然而，关于作者的身份情况的了解，我们只能从传单的品相和对传单的文本分析中，找寻出一些蛛丝马迹。
1、从传单的品相看，《紧急呼吁》是张油印传单，共两张十六开的白色薄纸，对折为四页。这是“文革”传单通常的形式。从印制水准来看，这份传单当属下下品。首先是传单的印刷效果不佳。满篇文字印刷的深浅不一，有的地方轻，有的地方重。这应当是在印刷时调墨调得不够均匀所致。整个传单不只是纸面印的不干净，在第一张的右页上方处，还有块字迹模糊的地方。显然是在传单的油墨未干时，不小心蹭擦所造成的。这些都是只有生手和初学者才会犯的低级错误。也可以想象出，作者在刻印这份传单时的心理紧张。
这份传单的印制之差，从它的刻蜡纸水准更能看出。传单的书写字体，虽还不失方正。但里面有许多字的笔划是反复刻划的，有多处划掉和涂抹处。还有多处是写完后又修改，用线条引添过去的字句。这是人们在纸上书写的习惯，却是刻钢板的大忌。略知蜡纸刻印的人都知道，刻字时的笔划反复是容易把蜡纸划破的。刻错字的改正方法，是在蜡纸上的刻错处用火柴烘烤一下，使蜡溶化开，就可以在原处再刻。如要另加一行字，可以剪下一条蜡纸，贴在错误处，再用火柴烘烤，让蜡把错误处盖掉，就可以重新书写。这样修改下来，印刷出的材料非常干净，并看不出来修改的地方。《紧急呼吁》的作者对这些技术常识一无所知，应是全然不懂蜡纸刻写和油印技术的新手。这份《紧急呼吁》，极有可能是作者第一次拿起钢尖笔刻写的第一份传单。
《紧急呼吁》发表在1967年2月。此时，“文革”已经从学校发展到工矿、农村，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群众组织林立，“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小报传单满天飞。传单的油印技术非常简单，很容易掌握。一支钢尖笔、一块钢板，一盒油墨，一套油棍纱网就可以干起来了。刻钢板对书写几乎没有什么要求，能写硬笔字就行，比用毛笔写大字报还要简单。所以，油印传单在群众的“四大”活动中，是一种最简单易行、最方便实用的技术工具。大小群众组织中，凡是通谙文墨者，几乎都知道如何刻钢板、印传单。作者是位关心政治时事的有心人，对“轰轰烈烈”搞了大半年的“文革” 运动分析得头头是道，却居然对蜡纸油印技术如此生疏。似乎在这段时间里，作者一直是置身事外，对运动作壁上观。
在这场席卷全国亿万人民的“文革”洪流中，没有参与运动的人，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有资格参加运动而自觉地置身运动之外的“逍遥分子”；一种是没有资格参加运动而被排斥在运动之外的“问题分子”。学校是群众运动的风暴中心地带，起事早，动静大。师生们有“停课闹革命”的时间，外有到全国各地“大串联”的吸引，内有“革”与“保”的派争，人们很难摆脱运动的冲击。即使是“逍遥分子”，对传单的油印技术也不会一无所知。另外，学生们对“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的管束严厉，“乱说乱动”的可能性小，出自学校中“问题分子”之手的可能性也不大。《紧急呼吁》的作者很可能是学校系统之外的人。
2、从传单的文字看，《紧急呼吁》通篇用简体字，但还有一些文字是繁体字。如等闲的闲字，用的是繁体的“闲”；准备的准字，用的是繁体的“准”；关系的系，用的是繁体的“系”；发泄的泄，用的是繁体的“泄”等。国家的《汉字简化方案》是1955年1月提出的。1956年1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并全面推行。20到1967年止，简化字的应用也不过十一二年的时间。国家在正式媒体和各类教育文化系统，统一使用简化字，在社会适应上还会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年纪比较大一些，已经熟悉用繁体字的人，在使用简化字书写时仍会习惯性地用到一些繁体字。这些人要写出这份近四千字篇幅的文章，繁体字的数目应该要更多些。如果在1955年后上学的人，使用简化字则会更彻底些。由此推断，传单作者多半是在建国后的教育体系下接受的语文教育，到推广简化字时应已有了小学文化程度，受教育期是正处于简繁字的过渡期，估计应为30岁以上的成年人。
从文字表达能力上看，《紧急呼吁》是一篇语言犀利、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文章，但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却很是一般。在文章中有很多白字。如：把 “危机”写成“危急”，“袖手旁观”写成“抽手旁观”等等。在文章的叙述中，表达意思的用词不当之处更是比比皆是。文章在句法文法上的问题也非常多，有的句子不通顺，有的句子冗长啰嗦，有的句子成分不完整，好多句子干脆就没有主语。另外，文章的谋篇布局，结构段落也不是很合适。所以，整篇文章读起来非常拗口。就文字表达能力而言，作者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初中水准。当然，如果是参加工作后，又在工农速成学校或在夜大、函授等业余教育系统学习出来的，年龄自然要大一些。
3、从传单对运动资讯的掌握上看，《紧急呼吁》对“文革”过程的观察似乎有著视角距离的远近差异。文章中对文教系统的“文革”描述，比较概括和粗略，似乎不是身临其境者。21作者没有提到1966年5月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直接批判物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全会通过的“十六条”。这里有个原因，当时“五一六通知”是作为党内档下发到县团级的，“十六条”是和群众直接见面的。22所以，当时群众组织所编的“文革”学习档中，大都未收入“五一六通知”。从作者所提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来推测，应是对“五一六通知”内容有系统了解的。但作者对文教系统的“文革”状况描述，具是高度概括性的宏观议论，带有著来自文教系统之外的距离感。23
相比而言，作者对夺权的感觉要更真切一些。文章中对造反派夺权的分析，除了一般所说的有 “反动分子”、“政治投机分子”、“真相不明”的人之外，还特别提到“落后群众”一类。他认为，“落后群众”参与夺权，是由于我们党的领导“多年来所犯下的某些严重错误”在群众中“多年来蓄积的不满情绪”的发泄。这是很有道理的。可以看出，作者对“文革”中参加夺权的群众是从近距离观察的，了解得细致而具体。这种贴切的认识，不是那种从书本学到的理论性认识，应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感知性认识。这说明，作者是比较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的，在企事业等基层单位有过工作和生活经历的人。
《紧急呼吁》的作者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在“文革”中的政治倾向应属于保守派一类。但他并不是那种保当权派的“保守”，而是坚持理想信念纯洁性的“保守”。作者的政治理念，并没有摆脱了当时阶级斗争主流观念的影响。文章中所用的政治术语，沿用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论断。这是1962年10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大力宣传灌输的观点。但作者的难得之处是，他恪守了常识的底线，因而没有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宣传舆论全面控制中失去自己观察社会的独立判断能力。作者分析“文革”的基本价值判断，是以50年代为历史参照系的。他对1957年以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发展，对反右派运动对群众造成的伤害，特别是对大跃进的失败及其由于这个失败对国内外政策产生的严重影响，都有著十分真切的体会和感受。所以，他能够鉴往知来，深刻分析时局，提出自己分析“文革”的真知灼见。作者对国际形势也有独立的分析能力，断然摒弃了当时“反修防修”形势教育的观点，直言批判当时中国的“左”倾对外政策造成了自我孤立的不利局面。也就是说，作者对“文革”的认识和分析，完全是从自己的生活感知出发的民间思考，是保持了真实历史记忆的独立判断。
能够把“文革”的发生和5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错误发展轨迹联系起来考察，不为当时把迷误当作发展的舆论宣传所惑，这份独立思想的定力是十分难得的。在当时严密的资讯封闭环境下，作者能够一直保持住这种历史感知的真切和独立思想的定力，似乎是有过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冲击和伤害的个人经历。但从他反对造反派夺权所持的阶级斗争观念，号召保卫“几十年我们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等用语来看，不会是打江山的一辈人。其行文浸透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的忧患意识，也不像是已经成为专政物件的“右派分子”所言。其用语大胆犀利，痛快淋漓，又不像是政治成熟老到，通达权谋之术的官场人物。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传单印制十分粗劣，文字表达能力非常一般。这说明，《紧急呼吁》无疑是草成的，没有经过多人的酝酿、推敲，没有事先拟定的底稿。传单的作者和印制者应是一人所为。但文中多次出现“众所周知”，估计作者是和其他什么人在私下交流过对“文革”的看法，有著在私谊小群体中的共识。所以，在行文中流露出非常自信的力量。
二、作者对反右派运动，特别是大跃进运动有著深刻的印象，应是有亲身经历的过来人。熟悉社会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但在政治上还没有老成到明哲保身的程度，其言论肝胆照人，有敢于担当历史的热血激情。应当在30岁以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数年党龄的党员。
三、从《紧急呼吁》的话语系统看，作者受过较为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应是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入党的党员，对五十年代前期的好光景还有深刻的印象。在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上，他与党内右派、中右比较接近，很有可能是右派分子的同情者。但作者还够不上右派分子的文化程度，应属于“漏网右派”和右倾分子之列。如果受到过政治运动冲击的话，在大跃进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过冲击的可能性更大些。但从见多识广的特点来看，也可能是从上级机关贬到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
四、从《紧急呼吁》对运动的描述看，作者对运动资讯的掌握并不是完全的，对学校的“文革”缺乏亲身感受，不会是高层人士，不像是出自文教系统的人，也不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和政工宣传的手笔，似乎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一般党员和基层干部。文中特别提到了，要寄希望于“光荣的工人阶级”，表明作者很有可能是来自工矿企业或其他别的企事业单位，或是企事业单位有一定职务的基层干部。
或许，会有人不太相信这份传单能出自一个基层工作的普通共产党员之手。一些见过传单的朋友也是这样询问笔者。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文革”中，肯定还会有一些呼吁全党为挽救党和国家而斗争的反“文革”传单可以提供佐证。但因为相关的材料，属于“反革命案件”，现在见诸于公开发表的文字材料还不很多。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所著的《毛家湾纪事》中，曾提到他看到一份传单，匿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24《公开信》与《紧急呼吁》的标题和内容都很类似，但发表时间稍晚，是在1967年初夏。这应是在武汉“七二○事件”发生之后的事情。此时，夺权造成的恶果已充分显现出来了：群众组织的派仗武斗烽火遍地，造反矛头开始转向军队，各地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动乱程度更为激烈。《公开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全党发出的救党救国的声音。
《公开信》给张云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其思想的深刻性是赞扬有加。从张云生书中回忆《公开信》内容的部分鳞爪来看，《公开信》较之《紧急呼吁》，思想更加系统，表述更为准确，筹谋更为细致，但对毛泽东批评的尖锐性程度似乎不如。从时间上看，《紧急呼吁》是在“夺权”狼烟初起的作品，有著见端知末的政治洞见，文献价值应更高一筹。
当时，公安机关全力侦破了《公开信》一案，查出是天津某中学的一个教员写的。张云生认为，《公开信》的写作水准很高，不像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能够写出的，至今仍对作者的普通人身份抱有怀疑。
笔者倒是相信《紧急呼吁》和《公开信》都是出自普通民众的手笔。实际上在百姓中，在普通党员中，尽管掌握的资讯不完全，但他们在生活体验中得来的思想认识，则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并不失洞悉历史的智慧。这种民间智慧的例证，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人的。在1962年，一位名叫杨伟名的农民党员向党的领导机关上书，提出恢复经济的措施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设想。在著名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党的最高领袖对这份上书进行点名批评。25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这位农民党员的远见卓识。
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朴实的道理：礼失求诸野。从常识出发的思想，是最具有真实力量的思想。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来自民间、来自基层的真理之声呢！
注释
1 即“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2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久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1967年1月13日），第二条。
4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通过。
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8页。
6 参见毛泽东1967年2月3日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7 毛泽东在1966年5月5日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的谈话。
8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73、75页。（1988年10月）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67年5月第一版。
10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第9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第818页。
12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第419页。
13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 003） 》1967年1月1日。从这份传单的内容辩考，不像是北京“联动”组织所为，很可能是外地有与“联动”相同思想观点和类似“文革”经历的中学生的托名之作。但从“联动”的思想倾向上，这份传单是具有典型性的，故用之。参见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一书。
14 当时人们对“文革”的发动时间，多是根据“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划分，从1965年9月开始。（在1965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批判吴晗一事询问彭真意见，彭真意在保吴，含糊对之。毛大为不满。）见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9～10月） 。“文革”后，则是把姚文作为“文革”的“序幕”和“导火索”。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15 这一概念，将毛泽东思想从个人思想改为集体思想，解释为是剔除了错误的、集体共创的正确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第826页。
16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中曾说过“做党的驯服工具”，“文革”中被批判为“驯服工具”论。
17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8页。
18 在群众运动中，群众组织的存在发展取决于是否具有道德感召力。造反派因其早期被打压的经历，反特权阶层的坚决性，以及平民情怀的理想主义色彩，而获得较多的道德资源，得以从少数勇敢分子发展到相对多数。
19 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1967年11月5日）。
20 1955年1月31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同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11月2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学、小学、各级师范学校及工农业余学校推行简化汉字的通知》。1956年1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全国报刊开始统一使用简化汉字。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2页，1317页。
21 传单所反映的文教界的情况，主要是在1966年8、9月份的运动状况。
22 “五一六通知”于1967年5月17日在报刊公开发表，并配发了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伟大的历史档》一文，称“五一六通知”“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档”，“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23 作者对文教系统运动的描述，主要是在1966年8、9月份的情况。到夺权阶段，文教系统迫害死人的第一个高峰期已过去了。
24 北京：张云生著，《毛家湾纪事──林彪秘书回忆录》，第108页，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
25 北京：杨伟名著，《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附：《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见下一篇）
王海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55期
《紧急呼吁》义正辞严地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难国难，直言不讳地指责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和对这场政治劫难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笔者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紧急呼吁》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此时，“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夺权阶段。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并树立了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一月夺权的样板。为了支持夺权，毛泽东明令军队介入运动，进行“三支两军”。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蜂起夺权，各单位的党政权力悉数被夺。在夺权的纷乱中，多数人是被动地盲从“革命”，少数人是别有用心，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份审视时局的清醒，而能够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敢言者又更少之。作者却挺身而出，直抒胸臆，谴责这场运动将党和国家带进了“水深火热”，这不仅要有卓尔不群的思想品质，更要有敢作敢为的救世情怀。
《紧急呼吁》是作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投递到中央党校的，当时是夹杂在每天大量收到的各种群众组织的传单小报中，能够幸存下来纯属偶然。估计收文者只重视整理比较整齐的铅印小报，如《清华井岗山》、《新北大》之类，对这种来路不明，数量繁杂的油印传单则是随意堆放，未予理会。否则，这份全篇充满“恶毒攻击”、“大逆不道”言论的传单，是不可能存留下来的。在历史尘封四十年后的今天，应是让它进入历史研究的公共领域的时候了。
一、《紧急呼吁》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评析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紧急呼吁》在开篇一章，义愤填膺地阐明了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当前“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 “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和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这些话言简意赅，描述了短短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祸国难极为严重。
《紧急呼吁》单刀直入，尖锐指出，使党和国家遭受这场政治劫难的，是“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特别是那个提出“造反有理”的“独断理论的某一个人”。《紧急呼吁》列举了这“某一个人”的一系列错误：大量花费人民血汗，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著”，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典”；公开号召“造反有理”，让不明真相的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合法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公然要“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军队参加“清算我们党的斗争”等等。尽管全篇都是用 “某一个人”和“独裁者”的代称，但再明确不过，作者所指的就是毛泽东本人。
“文化大革命”是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到极致的一场全民性的现代造神运动。反毛之罪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2的弥天大罪。1967年1月，“公安六条”颁布，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3此时，全国上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宗教狂热的极致。谁人的言行对毛泽东稍有不恭，就不单是群众暴力的“砸烂狗头”，“扭送公安机关”，而是法定的“现行反革命”，不仅个人有杀头之虞，就连家庭亲友也逃脱不了政治干系。作者置身家性命全然不顾，挺身犯险，严厉指责毛泽东发动“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作此言论，足见作者的“胆大妄为”。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紧急呼吁》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场“文革”这场政治劫难的原因，是中共多年来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演化的结果。它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解决他多年“独断专行”错误造成的党内矛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与所谓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毛泽东的政治目的，一是通过打倒所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打倒党内那些真正认识到他的错误的人，“以绝后患”；二是将自1958年以来由于他的个人独断政策造成的党内外各种不满情绪，转移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
《紧急呼吁》全然否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4的主流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什么“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场政治阴谋。因为党内生活已经很不正常了，所以毛泽东要肯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要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以便利用“多年由于自己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群众不满”，用群众路线的“法宝”来改变自己在党中央的不利处境。
《紧急呼吁》继而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既然“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个人迷信的狂热呢？《紧急呼吁》的分析别具只眼，归为三个原因：其一，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盲目崇拜他的心理原因。其二，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把独裁者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其三，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独裁者，以换取独裁者对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紧急呼吁》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考察辨析。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这些错误延续发展的逻辑结果。党的领导人对“大跃进”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欺骗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党的领导人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党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掩盖过去错误的“政治动作”之一。
这几段对“文革”起因的分析和认识，彰往考来，寻根究底，剖析毫厘，洞若观火，是《紧急呼吁》中最为精彩的内容。
《紧急呼吁》还考察了“文革”发生的国际背景。它将6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中推行的极左路线，称为“霸权主义政策”。认为这种霸权主义政策在国际共运中的推行，使“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兄弟党的信任，党际关系全面恶化，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文章深入剖析了当时大力推行的“世界革命”理论和政策，尖锐地指出：所谓“战争不可避免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消灭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完全行不通的。推行这一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独裁者”想通过推行世界革命，把当年的错误抹煞掉。
《紧急呼吁》对中国当时全力进行的援越抗美活动的“无私”性提出了大胆地质疑。认为，中国党在援越抗美中，排斥和其他反帝力量合作，采取单独派遣军队等做法，并不是真正要制止美帝侵略越南，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想以此证明，越南抗美斗争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是不能成功的，从而强调自己在反帝中的主导作用。由此推断，中越关系将会是不断恶化的。文章在这里批评的中共援越抗美的政策，其历史背景是1966年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波兰党提议各共产党国家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表现出了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唯我独革”的领袖意识。
在最后的“前途”一节中，《紧急呼吁》提出了坚决反对当前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的要求。它说，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现在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文章还对夺权者的成分进行了分析。断定，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机分子和多年来怀有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这场政治阴谋真相，盲目卷入夺权运动的党团员、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
既然这场党和国家的政治危机是“独裁者”一手造成的，那么，怎样能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已经把全国搅得天下大乱了，再要把这场运动拉回到党内斗争的轨道，已是根本不可能了。所以，作者在文中发出了不无遗憾的感叹：“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紧急呼吁》提出的第二条路，就是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立刻行动起来，共赴党难，对“独裁者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揭露独裁者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文章中说：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但作者并没有进而说明，这种自下而上进行的反抗活动，是否具有任何行动意义上的可能性。或许，他真正要强调的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共产党员要有舍身取义的殉道精神。
《紧急呼吁》以呼吁党员同志行动起来的号召作为结尾：“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 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从党心、民心、良心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二、《紧急呼吁》的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紧急呼吁》是在“文革”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发出的。此时，“文革”运动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这个时段，是“文革”的发动者引导“文革”所发动的群众，从“四清”运动旧的阶级斗争轨道转到“文革”新的路线斗争轨道的变化过程。党内的“路线斗争”被赋予了“反修防修”的重大意义，斗争空前激烈，堪称“史无前例”。
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认为党内出了“修正主义”，首先要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5的问题。而“四清”和以往通过党的各级组织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运动，都不能解决党内的问题。毛泽东的设想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他要干纲独断，行非常之举，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清洗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这是一个中外政党史中从未有过的，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解决执政党内部政见分歧的特殊政治运动。
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动，是由内到外，渐次推开的。他首先以“剥笋政策”7清理不能完全听命的党内高级干部，解决党内高层权力的问题；同时又以党内揪出了“修正主义分子”的现实危险来发动群众，借助群众运动造成的政治声势在更大范围清洗各级“走资派”。
1966年5月，根据毛泽东意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打成“反党集团”，通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7月底，毛泽东又否定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方式，严厉指责他们“镇压学生运动”。8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确定了 “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方针，肯定了群众自行结社成立组织的合法性，正式确定了用群众运动开展党内斗争的“四大”形式8。毛泽东撇开各级党团组织，以领袖的身份直接号令群众，鼓励青少年学生“造反”的激进行为。8月中旬，红衞兵运动兴起，开展“破四旧”，在全国各地大串联，成为打开运动局面的突击力量。10月，毛泽东为打破各地干部群众对运动的抵制，又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这个不同以往的解释党内斗争的新概念提出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到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矿、农村等领域，各级党政机关尽数被“炮轰”，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以“革命”名义的无政府主义泛滥，全国城乡陷入混乱。在运动已是势成骑虎的情况下，1967年1月，毛泽东决心“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0，号召群众向各级党政部门全面夺权。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非常之举，不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深感天意难测，动辄得咎；就是响应运动号召的群众对如何“解放自己”也是不明就里，盲目跟从。在运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的转轨过程中，运动的群众动力也是在不断转换。到1966年底，运动的成分和思潮都有了很大变化。运动初期一度叱咤风云的老红卫兵已被运动甩落下马，在工作组时期挨整的一批激进学生则成为了运动的主流，一些有著出身成分等问题的人们也参加到各种群众组织中来了。参加运动的群众之间，立场和动机各异，对运动有著不同的认知理念和利益诉求。随著运动向路线斗争的升级，群众各派观点的对立也明确起来。所谓保守派思潮和造反派思潮，分别代表了群众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路线斗争扩大化的不同理念。这时，社会上明显偏离运动主航道的异端思潮也开始浮出水面，北京等地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一些质疑这场运动的思想言论。
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文革”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党团员是有组织观念的群体，在“文革”初期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打破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各级党政系统瘫痪，党团组织停止活动，革命的政治光环戴到了“造反派”的头上。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了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起来夺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则是成分不纯，品流混杂，动机可疑。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这不能不引起党内一批耿介之士对这场运动的责问和抗争。
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史称“二月抗争”的事件。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激烈抨击“中央文革”祸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此举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责令他们停职反省。这个高层政治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军队“支左”，普遍镇压了各地造反派的情况，有著逻辑上的一致性。当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为“二月逆流”。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并不在权位上的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他们虽然对高层政治动向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资格资历，但并不乏护党安国的政治责任感。他们基于理想信念，以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不揣绵力，不惧风险，顽强地对这场政治动乱进行抵制和抗争。这种来自基层的抵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文革”领导者不能恣意妄为的社会态势。如果详细考察“文革”的全部历史，事实上，毛泽东没有一件事能够说是完全如愿达到了目的，所以，他总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以制造新的事端来摆脱骑虎难下的运动困局。
相对于中共高层人物对“文革”的抗争而言，来自中下层党员的抗争活动，比较缺乏历史记述的事件色彩。虽然许多基层党员凭政治直觉已经意识到“文革”的一些问题，但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观念的习性，长期宣传造成的领袖迷信，以及顺应政治现实的策略考虑，使他们对“文革”错误的抵制，大都是体现在具体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方面。所以，党内的反“文革”思潮，多是以默默的行动语言出现。不像出自社会人士的反“文革”思潮，有著观点鲜明的文字表述。
但是，中共党内毕竟是集中了社会多数的精英分子，党员中不乏社会责任感强烈，敢于担当，且有深刻思想能力的志士。这份《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传单，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作。它不仅表达了一个党员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应有的道德风骨和与极左路线决死战斗的大无畏精神，还表现了中共党内对这场“文革”劫难进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准。它不仅弥补了“文革”思潮史在表现中共普通党员思想活动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党内反“文革”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
14年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紧急呼吁》几乎完全一致的思想观点和认识。
如《紧急呼吁》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11，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最后占据压倒地位的观点12，尽管具体的表述方式不一样，但认识是极为相似的。都是认为从1957年后，党中央开始走上了一条“左”倾错误的路线，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了“文革”的发动。
此外，《紧急呼吁》中关于“文革”是乱党祸国政治动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执行了一条“唯我独革”的“左”倾路线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浩劫”后，痛定思痛所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具有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文革”错误的认识，足见作者的非凡胆识。应该说，“文革”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问题严重的是不乏其人。但敢于完全否定这场运动，并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的，只是极少数的个别人物。当时反对“文革”的言论，多半是反对“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反对“中央文革”在运动中的瞎指挥，反对口含天宪到处颐指气使的江青，反对不竭余力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想水准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臣贼子”的层次上。遑论有些反对者还是出于“看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在当时的反“文革”思潮中，“联动”思潮是非常大胆的，敢于反对“中央文革”的大人物，有著一股少年意气的风火气势。在当时的一份署名“联动”的传单中，提出要“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要恢复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要保衞“三面红旗”13。他们的这个时段划分，似乎是把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的鼓吹个人崇拜，作为促成毛泽东个人专断发展的根据，但对“三面红旗”是肯定的。这也是他们的思想和阅历所能达到的最大阈值。在这个时段里寻找“文革”发生的历史根据，无疑是远远不够的。
《紧急呼吁》是把“文革”的错误，直接归咎于毛泽东本人，并不旁及他人。真正应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名言。有无畏之心，才能有思想的彻底性，才能有洞察历史的智慧。作者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迭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是好心的昏聩，而是出自个人专断的需要。这从文章中用“独裁者”的称谓就可以看出。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文革”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阴谋论”的观点或许有些简单化之嫌，但作者对“文革”起点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14《紧急呼吁》还认为，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的政治措施，如“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号召向各级党政组织夺权等等，都是出自个人专断的主观动机。并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了强烈的批判态度。
毛泽东应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负主要责任，这在现在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当时，全国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和主要责任，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年强化宣传，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了党的化身。《紧急呼吁》对毛泽东的批评言论，发人所不敢想之想，言人所不敢言之言，虽是痛快淋漓，但也毕竟是太超前了。在几亿人民群众正在为“扞衞毛主席革命路线”斗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这篇言论无疑是大大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接受能力。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错误，也是中共党内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直到1981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才以“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新概念15，破解了这道政治难题。
三、《紧急呼吁》的作者身份考
《紧急呼吁》的具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当读到这篇勇气非凡，思想深刻，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字时，至今仍让人感到感慨不已。那么，作者究竟是什么人？什么身份？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状况又当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找到作者了，不知他是否能活过那场浩劫，更不知他是何人，身在何方。我们只能凭借在这两张薄纸上寻觅到的历史资讯，对作者的情况进行一番考辩。
《紧急呼吁》是写给全体共产党员的。文中充满了对乱党夺权者的义愤填膺，爱党护党之情殷殷可鉴，作者的政治身份应是共产党员无疑。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党员，竟敢如此严厉地谴责党的领袖，甚至呼吁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进行公开的斗争”，这是不是符合党性原则？所以，实有先从党性原则说起的必要。
党性，历来是有两个标准：一是服从领导的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共成为执政党后，曾有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说法16。在组织纪律性的约束下，党员不仅要求行为上的绝对服从，还要求思想上的完全一致；一是立党为公的道德原则。恪守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信念，有为“真理而斗争”的思想觉悟和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牺牲精神。在打天下的革命党时期，党性主要体现是党员为理想献身的牺牲精神，在组织纪律性上有著信念内化的自觉，在群众中有率先垂范的道德感召力。在成为执政党后，党掌控了全部国家资源，把理想信念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凸现出来了。领导意志的贯彻，需要党员成为 “驯服工具”；个人进步的实现，需要靠领导的帮助关照。个人利益的营营苟苟与对上惟命是从，有了统一性。权力意志的扩张，对错误的盲目服从，都可以借用党性的道德名义，滋长了党内唯唯诺诺的因循风气。党内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主动性和创造力大为递减，党性与人民性不断发生冲突。这是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的道德困境。这种道德困境的解脱，只有靠发扬民主。
执政党的民主，应是“权为民所有”的宪政民主。这是对过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7的军事民主的超越。可惜的是，在经过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等政治运动之后，中共党内的民主风气颓坏。个人专断严重，一言堂盛行，谀风炽盛，赞颂之辞无所不用其极。正如《紧急呼吁》所言：“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个人崇拜的风气自上而下泛滥开来，对党的基层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僚中间为追求政治“进步”相互倾轧之风，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的市侩之风，在群众面前言行不一的虚饰之风得以蔓延开来，使党在群众中的道德资源发生了严重流失。所以，在“文革”风暴袭来时，毛泽东可以轻易地抛开各级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造反”。一个拥有二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对此竟无招架之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打出“大民主”的政治牌时，一些中共党员和党员干部在个人利害关系上的患得患失，在正义原则上表现的差强人意，也是造反派组织能够争取群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8
在“文革”中，毛泽东要重新整党建党，批判过去党内生活“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但他要求建立的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组织纪律性”19，也就是完全听命于他的领导的组织纪律性。这是要把党变成个人独裁的驯服工具。
作者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匹夫之勇，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公开揭露和谴责最高领袖陷全党于危难的严重错误。这是何等坚定的党性。这种党性，是恪守理想信念的大德，是扞卫国家人民利益的大忠，是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大义。作者在大动乱排山倒海的浊流滔滔中，能够不计得失，不顾后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来担当历史，应是张志新一流具有烈士情怀的人物。“时穷乃节见”。试想，“文革”过后，如果没有张志新这些为坚持原则而杀身成仁的烈士，这个以理想主义起家，曾为理想信念牺牲了无数革命志士的执政党，将何以面对历史。
这自然使我们对作者本人的情况更感兴趣了。然而，关于作者的身份情况的了解，我们只能从传单的品相和对传单的文本分析中，找寻出一些蛛丝马迹。
1、从传单的品相看，《紧急呼吁》是张油印传单，共两张十六开的白色薄纸，对折为四页。这是“文革”传单通常的形式。从印制水准来看，这份传单当属下下品。首先是传单的印刷效果不佳。满篇文字印刷的深浅不一，有的地方轻，有的地方重。这应当是在印刷时调墨调得不够均匀所致。整个传单不只是纸面印的不干净，在第一张的右页上方处，还有块字迹模糊的地方。显然是在传单的油墨未干时，不小心蹭擦所造成的。这些都是只有生手和初学者才会犯的低级错误。也可以想象出，作者在刻印这份传单时的心理紧张。
这份传单的印制之差，从它的刻蜡纸水准更能看出。传单的书写字体，虽还不失方正。但里面有许多字的笔划是反复刻划的，有多处划掉和涂抹处。还有多处是写完后又修改，用线条引添过去的字句。这是人们在纸上书写的习惯，却是刻钢板的大忌。略知蜡纸刻印的人都知道，刻字时的笔划反复是容易把蜡纸划破的。刻错字的改正方法，是在蜡纸上的刻错处用火柴烘烤一下，使蜡溶化开，就可以在原处再刻。如要另加一行字，可以剪下一条蜡纸，贴在错误处，再用火柴烘烤，让蜡把错误处盖掉，就可以重新书写。这样修改下来，印刷出的材料非常干净，并看不出来修改的地方。《紧急呼吁》的作者对这些技术常识一无所知，应是全然不懂蜡纸刻写和油印技术的新手。这份《紧急呼吁》，极有可能是作者第一次拿起钢尖笔刻写的第一份传单。
《紧急呼吁》发表在1967年2月。此时，“文革”已经从学校发展到工矿、农村，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群众组织林立，“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如火如荼。大字报铺天盖地，小报传单满天飞。传单的油印技术非常简单，很容易掌握。一支钢尖笔、一块钢板，一盒油墨，一套油棍纱网就可以干起来了。刻钢板对书写几乎没有什么要求，能写硬笔字就行，比用毛笔写大字报还要简单。所以，油印传单在群众的“四大”活动中，是一种最简单易行、最方便实用的技术工具。大小群众组织中，凡是通谙文墨者，几乎都知道如何刻钢板、印传单。作者是位关心政治时事的有心人，对“轰轰烈烈”搞了大半年的“文革” 运动分析得头头是道，却居然对蜡纸油印技术如此生疏。似乎在这段时间里，作者一直是置身事外，对运动作壁上观。
在这场席卷全国亿万人民的“文革”洪流中，没有参与运动的人，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有资格参加运动而自觉地置身运动之外的“逍遥分子”；一种是没有资格参加运动而被排斥在运动之外的“问题分子”。学校是群众运动的风暴中心地带，起事早，动静大。师生们有“停课闹革命”的时间，外有到全国各地“大串联”的吸引，内有“革”与“保”的派争，人们很难摆脱运动的冲击。即使是“逍遥分子”，对传单的油印技术也不会一无所知。另外，学生们对“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的管束严厉，“乱说乱动”的可能性小，出自学校中“问题分子”之手的可能性也不大。《紧急呼吁》的作者很可能是学校系统之外的人。
2、从传单的文字看，《紧急呼吁》通篇用简体字，但还有一些文字是繁体字。如等闲的闲字，用的是繁体的“闲”；准备的准字，用的是繁体的“准”；关系的系，用的是繁体的“系”；发泄的泄，用的是繁体的“泄”等。国家的《汉字简化方案》是1955年1月提出的。1956年1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并全面推行。20到1967年止，简化字的应用也不过十一二年的时间。国家在正式媒体和各类教育文化系统，统一使用简化字，在社会适应上还会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年纪比较大一些，已经熟悉用繁体字的人，在使用简化字书写时仍会习惯性地用到一些繁体字。这些人要写出这份近四千字篇幅的文章，繁体字的数目应该要更多些。如果在1955年后上学的人，使用简化字则会更彻底些。由此推断，传单作者多半是在建国后的教育体系下接受的语文教育，到推广简化字时应已有了小学文化程度，受教育期是正处于简繁字的过渡期，估计应为30岁以上的成年人。
从文字表达能力上看，《紧急呼吁》是一篇语言犀利、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文章，但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却很是一般。在文章中有很多白字。如：把 “危机”写成“危急”，“袖手旁观”写成“抽手旁观”等等。在文章的叙述中，表达意思的用词不当之处更是比比皆是。文章在句法文法上的问题也非常多，有的句子不通顺，有的句子冗长啰嗦，有的句子成分不完整，好多句子干脆就没有主语。另外，文章的谋篇布局，结构段落也不是很合适。所以，整篇文章读起来非常拗口。就文字表达能力而言，作者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初中水准。当然，如果是参加工作后，又在工农速成学校或在夜大、函授等业余教育系统学习出来的，年龄自然要大一些。
3、从传单对运动资讯的掌握上看，《紧急呼吁》对“文革”过程的观察似乎有著视角距离的远近差异。文章中对文教系统的“文革”描述，比较概括和粗略，似乎不是身临其境者。21作者没有提到1966年5月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直接批判物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全会通过的“十六条”。这里有个原因，当时“五一六通知”是作为党内档下发到县团级的，“十六条”是和群众直接见面的。22所以，当时群众组织所编的“文革”学习档中，大都未收入“五一六通知”。从作者所提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来推测，应是对“五一六通知”内容有系统了解的。但作者对文教系统的“文革”状况描述，具是高度概括性的宏观议论，带有著来自文教系统之外的距离感。23
相比而言，作者对夺权的感觉要更真切一些。文章中对造反派夺权的分析，除了一般所说的有 “反动分子”、“政治投机分子”、“真相不明”的人之外，还特别提到“落后群众”一类。他认为，“落后群众”参与夺权，是由于我们党的领导“多年来所犯下的某些严重错误”在群众中“多年来蓄积的不满情绪”的发泄。这是很有道理的。可以看出，作者对“文革”中参加夺权的群众是从近距离观察的，了解得细致而具体。这种贴切的认识，不是那种从书本学到的理论性认识，应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感知性认识。这说明，作者是比较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的，在企事业等基层单位有过工作和生活经历的人。
《紧急呼吁》的作者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在“文革”中的政治倾向应属于保守派一类。但他并不是那种保当权派的“保守”，而是坚持理想信念纯洁性的“保守”。作者的政治理念，并没有摆脱了当时阶级斗争主流观念的影响。文章中所用的政治术语，沿用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论断。这是1962年10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大力宣传灌输的观点。但作者的难得之处是，他恪守了常识的底线，因而没有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宣传舆论全面控制中失去自己观察社会的独立判断能力。作者分析“文革”的基本价值判断，是以50年代为历史参照系的。他对1957年以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发展，对反右派运动对群众造成的伤害，特别是对大跃进的失败及其由于这个失败对国内外政策产生的严重影响，都有著十分真切的体会和感受。所以，他能够鉴往知来，深刻分析时局，提出自己分析“文革”的真知灼见。作者对国际形势也有独立的分析能力，断然摒弃了当时“反修防修”形势教育的观点，直言批判当时中国的“左”倾对外政策造成了自我孤立的不利局面。也就是说，作者对“文革”的认识和分析，完全是从自己的生活感知出发的民间思考，是保持了真实历史记忆的独立判断。
能够把“文革”的发生和5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错误发展轨迹联系起来考察，不为当时把迷误当作发展的舆论宣传所惑，这份独立思想的定力是十分难得的。在当时严密的资讯封闭环境下，作者能够一直保持住这种历史感知的真切和独立思想的定力，似乎是有过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冲击和伤害的个人经历。但从他反对造反派夺权所持的阶级斗争观念，号召保卫“几十年我们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等用语来看，不会是打江山的一辈人。其行文浸透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的忧患意识，也不像是已经成为专政物件的“右派分子”所言。其用语大胆犀利，痛快淋漓，又不像是政治成熟老到，通达权谋之术的官场人物。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传单印制十分粗劣，文字表达能力非常一般。这说明，《紧急呼吁》无疑是草成的，没有经过多人的酝酿、推敲，没有事先拟定的底稿。传单的作者和印制者应是一人所为。但文中多次出现“众所周知”，估计作者是和其他什么人在私下交流过对“文革”的看法，有著在私谊小群体中的共识。所以，在行文中流露出非常自信的力量。
二、作者对反右派运动，特别是大跃进运动有著深刻的印象，应是有亲身经历的过来人。熟悉社会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但在政治上还没有老成到明哲保身的程度，其言论肝胆照人，有敢于担当历史的热血激情。应当在30岁以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数年党龄的党员。
三、从《紧急呼吁》的话语系统看，作者受过较为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应是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入党的党员，对五十年代前期的好光景还有深刻的印象。在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上，他与党内右派、中右比较接近，很有可能是右派分子的同情者。但作者还够不上右派分子的文化程度，应属于“漏网右派”和右倾分子之列。如果受到过政治运动冲击的话，在大跃进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过冲击的可能性更大些。但从见多识广的特点来看，也可能是从上级机关贬到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
四、从《紧急呼吁》对运动的描述看，作者对运动资讯的掌握并不是完全的，对学校的“文革”缺乏亲身感受，不会是高层人士，不像是出自文教系统的人，也不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和政工宣传的手笔，似乎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一般党员和基层干部。文中特别提到了，要寄希望于“光荣的工人阶级”，表明作者很有可能是来自工矿企业或其他别的企事业单位，或是企事业单位有一定职务的基层干部。
或许，会有人不太相信这份传单能出自一个基层工作的普通共产党员之手。一些见过传单的朋友也是这样询问笔者。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文革”中，肯定还会有一些呼吁全党为挽救党和国家而斗争的反“文革”传单可以提供佐证。但因为相关的材料，属于“反革命案件”，现在见诸于公开发表的文字材料还不很多。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所著的《毛家湾纪事》中，曾提到他看到一份传单，匿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24《公开信》与《紧急呼吁》的标题和内容都很类似，但发表时间稍晚，是在1967年初夏。这应是在武汉“七二○事件”发生之后的事情。此时，夺权造成的恶果已充分显现出来了：群众组织的派仗武斗烽火遍地，造反矛头开始转向军队，各地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动乱程度更为激烈。《公开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全党发出的救党救国的声音。
《公开信》给张云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其思想的深刻性是赞扬有加。从张云生书中回忆《公开信》内容的部分鳞爪来看，《公开信》较之《紧急呼吁》，思想更加系统，表述更为准确，筹谋更为细致，但对毛泽东批评的尖锐性程度似乎不如。从时间上看，《紧急呼吁》是在“夺权”狼烟初起的作品，有著见端知末的政治洞见，文献价值应更高一筹。
当时，公安机关全力侦破了《公开信》一案，查出是天津某中学的一个教员写的。张云生认为，《公开信》的写作水准很高，不像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能够写出的，至今仍对作者的普通人身份抱有怀疑。
笔者倒是相信《紧急呼吁》和《公开信》都是出自普通民众的手笔。实际上在百姓中，在普通党员中，尽管掌握的资讯不完全，但他们在生活体验中得来的思想认识，则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并不失洞悉历史的智慧。这种民间智慧的例证，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人的。在1962年，一位名叫杨伟名的农民党员向党的领导机关上书，提出恢复经济的措施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设想。在著名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党的最高领袖对这份上书进行点名批评。25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这位农民党员的远见卓识。
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朴实的道理：礼失求诸野。从常识出发的思想，是最具有真实力量的思想。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来自民间、来自基层的真理之声呢！
注释
1 即“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2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久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1967年1月13日），第二条。
4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通过。
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8页。
6 参见毛泽东1967年2月3日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7 毛泽东在1966年5月5日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的谈话。
8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73、75页。（1988年10月）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67年5月第一版。
10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第9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第818页。
12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第419页。
13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 003） 》1967年1月1日。从这份传单的内容辩考，不像是北京“联动”组织所为，很可能是外地有与“联动”相同思想观点和类似“文革”经历的中学生的托名之作。但从“联动”的思想倾向上，这份传单是具有典型性的，故用之。参见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一书。
14 当时人们对“文革”的发动时间，多是根据“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划分，从1965年9月开始。（在1965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批判吴晗一事询问彭真意见，彭真意在保吴，含糊对之。毛大为不满。）见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9～10月） 。“文革”后，则是把姚文作为“文革”的“序幕”和“导火索”。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15 这一概念，将毛泽东思想从个人思想改为集体思想，解释为是剔除了错误的、集体共创的正确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第826页。
16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中曾说过“做党的驯服工具”，“文革”中被批判为“驯服工具”论。
17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8页。
18 在群众运动中，群众组织的存在发展取决于是否具有道德感召力。造反派因其早期被打压的经历，反特权阶层的坚决性，以及平民情怀的理想主义色彩，而获得较多的道德资源，得以从少数勇敢分子发展到相对多数。
19 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1967年11月5日）。
20 1955年1月31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同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11月2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学、小学、各级师范学校及工农业余学校推行简化汉字的通知》。1956年1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全国报刊开始统一使用简化汉字。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2页，1317页。
21 传单所反映的文教界的情况，主要是在1966年8、9月份的运动状况。
22 “五一六通知”于1967年5月17日在报刊公开发表，并配发了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伟大的历史档》一文，称“五一六通知”“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档”，“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23 作者对文教系统运动的描述，主要是在1966年8、9月份的情况。到夺权阶段，文教系统迫害死人的第一个高峰期已过去了。
24 北京：张云生著，《毛家湾纪事──林彪秘书回忆录》，第108页，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
25 北京：杨伟名著，《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附：《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见下一篇）
王海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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