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27日，中國共産黨的領導集體一致通過了黨的八大決議。幾天后，毛主席又有了新的想法。
據劉少奇身邊的人回憶說，1956年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時，突然聽到旁邊的毛澤東說：“國內的主要矛盾還應該是階級鬥爭啊！”
劉少奇當時便吃了一驚，馬上說：“可是‘八大’決議已經發出去了！”
毛澤東當時陷入了沉思。顯然，他對剛剛結束的中共“八大”報告中的觀點又有了不同想法。
就在這一年9月，中共勝利地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的決議指出：
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産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産力。
這一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過剿匪、肅反、社會主義改造等運動，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上建立起來。雖然新中國仍面臨着解放台灣和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但是，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新中國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尤其是經過10年“文革”經濟停滯和30年改革開放飛速發展對比的人們，不僅由衷地感到“八大”決議的正確，更為共和國因誤入迷途而喪失了寶貴的發展機遇感到痛心。
對黨的領導集體一致同意的“八大”決議，毛澤東在會上表示了贊同，不過幾天后上天安門時便有了新想法，這自然讓劉少奇感到震動。黨的最高領導層對國內形勢的看法不一致，也從此開始。
此後，導致新中國步入誤區的，恰恰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的重新提出，有着複雜的國際背景。中共“八大”閉幕後不久，由於此前幾個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引發了“匈牙利事件”和“波茲南事件”，這兩個東歐國家的動亂使執政的中國共産黨感到了某種隱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劉少奇的話，便是這一擔憂的反映。
這一擔憂，很快與國內“大鳴大放”中少數人的反黨言論聯繫起來，最終導致了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嚴重擴大化。
大量的所謂“右派”被揪出，就更證明了階級敵人遠未消滅。於是，在1957年9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便提出一個新講法：
“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社會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
在這個會上，毛澤東又批評“八大”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對的，這就改變了黨的“八大”關於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的論斷。
接下來，就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在黨內開展了一場錯誤的階級鬥爭。
廬山會議的起因是上一年的“大躍進”。1958年，毛澤東希望以“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來加快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摸索出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建設之路。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這種嘗試受到了嚴重挫折。毛澤東最早認識到這點，並且多次提出糾“左”。1959年在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也是為糾“左”而召開的。
彭德懷等在會上的批“左”言論，卻令毛澤東感到不快。聯繫到赫魯曉夫對於“大躍進”的污衊和攻擊，再加上康生、林彪等人從中煽風點火，會議議程轉為批判彭德懷等人，並從理論上概括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這不僅嚴重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而且第一次把階級鬥爭直接引伸到黨內。此後，毛澤東對於階級鬥爭的注意力，越來越轉向黨內。
由於廬山會議未能糾“左”，反而反右，致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3年困難時期，周恩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李富春等為輓救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而採取了一些應急措施，國民經濟得以恢復。毛澤東對於劉少奇在這一時期提出的實行“包産到戶”的主張表示不滿，認為在農村颳起的“包産到戶”的“單幹風”，是從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倒退到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不僅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更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徵兆。
1962年8月，毛澤東主持召開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講了階級、形勢和矛盾問題，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國內形勢是不是一片黑暗？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矛盾，有些什麼矛盾？要求會議進行討論。之後，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多次發言，闡述自己的意見，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階級，有階級就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而且這種鬥爭要貫徹到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
在同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以無比堅定的口氣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並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
會上，康生誣陷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並將與小說有關聯的習仲勛(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打成“反黨集團”。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右傾機會主義就是修正主義，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再次將階級鬥爭引向黨內。
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講話，得到了全體與會中央委員的同意，並被寫入會議決議。而隨着會後會議公報的廣泛宣傳，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一整套“左”的理論，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絶對化的觀點具有了廣泛的群衆基礎，形成為一種社會思潮。
1963年5月，毛澤東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議》，決議更加明確地告誡全國人民，如果黨和人民忘記了階級鬥爭的話，“那就不要很長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顔色了”。
1964年，當上層建築領域繼續革命的運動開始有所成效的時候，毛澤東對青年問題進行了思索和引導。他說，由於蘇聯發生的變化，帝國主義預言家將“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須粉碎這些預言家的預言，從中央到基層，必須在所有的地方注意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之後，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思想指導下，全國開展了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隨着“四清”運動在黨的基層組織中揪出了越來越多的“變質分子”，黨中央和毛澤東又以這種錯誤的實踐為依據，進行了理論概括，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鋭的階級鬥爭情況”。
1964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堅持在指導“四清”運動的檔案(簡稱《二十三條》)中寫上：“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支持這些當權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這就進一步把“階級鬥爭”的重點轉移到黨內和黨的領導機關，為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理論政策的依據。
據1970年12月毛澤東接見美國作家斯諾時的談話，在1965年制定《二十三條》時，他已經認定劉少奇便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一場政治運動的序幕即將拉開。
1956年國慶節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表現出的分歧的苗頭，在10年後終於以運動的形式激烈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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