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英语》（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是乔治·奥威尔于1946年发表的杂文，批评“丑陋不准确”的当代英语。
奥威尔指出，政治语言是为了“使谎言听起来真实，使谋杀看起来正当，把空话说得真有其事”而形成。他认为这些文体隐藏真相，而非彰显真相，所以必然是语意含糊或无意义的。这种文体甚至可以“传染”无意隐藏真相的人，也会使作者的思想在自己和其他人面前隐蔽起来[1]。奥威尔提倡简明英语。
摘录和分析[编辑]
语意含糊文章的原因和特征[编辑]
当我们勉强承认苏联政权展现一些人道主义倾向谴责的特征，我想我们必须认同褫夺政治反对者的权力是过渡期间无可避免的附随物，而俄罗斯人民响应经历的苦难在丰硕的成果面前就充分证明是情有可原的。夸张手法是一种委婉。大量的拉丁字词像软雪般降在事实之上，使轮廓变得模糊，覆盖了一切细节。清晰语言的敌人是不诚实。当一个人说出的意图并不是他真正的意图时，他会像乌贼喷墨一般，自动使用长字词和陈词滥调的成语。
奥威尔指出，这种降格会不断地自我延续下去。含糊措词因模仿而扩散，使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的效果增强。这种朦胧的精神懒惰，使人更容易逃避，免得正确地思考[3]。
一个人开始喝酒，因为他自觉是个失败者，而他因为酗酒而更加失败。……〔英语〕变得丑陋而不准确，因为我们的思想太过愚昧，而我们语言混乱，使我们更容易有愚昧的思想。
《传道书》的译文[编辑]
为加以说明，他把《圣经·传道书》9章11节──
I returned and saw under the sun, that the race is not to the swift, nor the battle to the strong, neither yet bread to the wise, nor yet riches to men of understanding, nor yet favour to men of skill;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eth to them all.
中文和合本：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翻译成“最恶劣的现代英语”，
Objective considerations of contemporary phenomena compel the conclusion that success or failure in competitive activities exhibits no tendency to be commensurate with innate capacity, but that a considerable element of the unpredictable must invariably be taken into account.
直译：对当前现象的客观考虑强制得出的结论是，竞争活动的成败并不与先天能力相称，而总是必须考虑相当分量的不可预料事件。
奥威尔年幼时就读于圣居普良学校（St Cyprian's School），校长夫人Cicely Vaughan Wilkes教授奥威尔英文时，使用了这个方法来向学生说明何为好文章。她会选取《圣经》英王钦定本内的简明篇章，然后把它“翻译”成差劣英语，以此显示原作的清晰和华丽[4]。跟随奥威尔到伊顿公学的Walter John Christie写道，Wilkes夫人传授他们“简明、诚实、避免冗词”的优点[5]，也指出奥威尔后来的写作中可见Wilkes夫人最珍视的品质[6]。
六个补救法则[编辑]
奥威尔表示，当代人会轻易犯上他所描述的不良写作问题，又指出使用无义空话或陈腔滥调的诱惑，就像是“手肘下永远有一包阿士匹灵”。尤其是这种写作已为作者预备好思想，免去他清晰思考（或清晰写作）的功夫。然而他总结说，纵然写作已经变劣，但仍可挽救，并向读者提供六个可避免犯上他早前举例的写作错误[7]：
- 不要使用明喻、暗喻或其他在刊物中经常可见的修辞手法。
- 短字词已经足够时，就不要使用长字词。
- 倘若可以删去某个字，必须把它删去。
- 可以使用主动式时，就不要使用被动式。
- 倘若可以一个同义的日常英语词汇，不要使用外来词汇、科学用语或行话。
- 当必须避免说出粗鄙的话时，应打破这些法则。
第六法则的意义是，当作者必须打破首五个法则以组成通顺句子时，就应该打破法则。而且，作者也不应以英语来摆布或蒙骗读者。奥威尔指出，心里野蛮的人以这五个手段来跟文明社会沟通。John Rodden则声称，由于奥威尔的作品多为议论文，他本人有时也会违反这些法则，而奥威尔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政治与英语》这篇论文中也无疑违反了其中一些规则[8]。
总结[编辑]
奥威尔批评因模仿而传播的不良写作习惯。他主张作者必须摒弃这些坏习惯，把他们要说的话想清楚，因为清晰的思路是革新政治不可或缺的一步。
他选取了五段文字──哈罗德·拉思基作品 （“53个词中出现五重否定”）、朗斯罗·霍格本作品（混合比喻）、《政治》杂志上关于心理学的一篇杂文（纯粹毫无意义）、共产主义小册子（“充满官腔和惯用语的文章”）、《论坛》杂志的一篇读者来信（文义割裂），从中列出“诈骗和曲解的清单，归类为‘垂死隐喻’、‘语言的义肢’、‘做作措词’和‘无意义词语’”。
他提到现代文章的作者不爱以实在的用词，而喜欢以“做作的拉丁化风格”写作，他把《圣经》英文译本和讽刺的仿“现代英语”译本作比较。这现象在政治文章中尤其严重，奥威尔指出“正统……似乎要求一个无生命、模仿的风格”。政治演说和文章一般都是为“无法辩护的”辩护，因此衍生出委婉夸张的风格。思想使语言腐化，语言也可使思想腐化。奥威尔提出六个基本法则，可避免犯上他所描述的错误，但“遵守全部法则的人也可继续写不良英语”。
奥威尔明言，他没有考虑到语言的文艺用途，只是认为语言应该表达而非隐瞒思想。他也坦承自己有不足之处，指出“把这文章再读一遍，你肯定会找出我多次犯上自己所反对的错误”。
刊登[编辑]
妻子在1945年3月去世之后，奥威尔一直以高速写作，写成了约130篇文学稿件，其中包括一些很长的作品。《动物农庄》在1945年8月出版后，奥威尔经历了一段重要和商业的文学成功时期。他在翌年2月患上重病，急忙离开了伦敦前往朱拉岛，并在那里开始创作《一九八四》。[9]
《妨碍文学》与《政治与英语》几乎同时刊出，两篇都是反映奥威尔对真相的关注，探讨真相如何取决于语言的运用。他注意到故意使用误导用语来隐藏令人不悦的政治军事事实，也在他称为“亲苏联”文体中辨认出语言的散漫。他在《妨碍文学》中推测，未来极权统治下的文学风格，会是既公式化又低级哗众取宠。同时，奥威尔在《争论》发表不署名文章，回应《现代季刊》的一篇攻击。他强调同一杂志中J·D·贝尔纳的模棱两可和骇人的文体，也引用了厄蒙德·威尔逊对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记》文体的责骂。
评价[编辑]
米高·谢尔登在他为奥威尔所写的传记中，称《政治与英语》为“他关于写作风格的最重要杂文”[10]；然而，同样著有奥威尔传记的英国政治学教授贝尔纳德·克里克，对奥威尔在《争论》发表的同主题杂文不表赞扬，但完全没有提及《政治与英语》[11]。泰利·伊格尔顿赞扬奥威尔把政治用语解密，但后来却对他不抱幻想[12]。语言学家Geoffrey K. Pullum则认为这篇文章“不诚实和愚蠢”，批评它“无理和难以遵循地坚持好文章必须避免一切常见的用语和词汇”[13]。
写作的导论课程经常引用《政治与英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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