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设计学 LAFrontiers
今年6月，深圳市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开始了规模庞大的清租工作，预计将持续2个月。被迁出的租户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住所，孩子去哪里读书也成为一个大问题。8月4日，一座29吨的大型抓机出现在深圳边界，将400多个从搬迁家庭征集来的玩具娃娃逐一夹起，投放到边界外。
“这不是蓝翔毕业汇演，这是模拟深圳娃娃被深圳抛弃的命运。”这项名为“深圳娃娃计划”的活动组织者说。随着9月开学季越发临近，他们不忍看到超过4000个“深漂”家庭还要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彻夜难眠，于是提出了这个“巨型夹娃娃机”的设想。尽管白石洲的清租时限将至，但他们希望更多人能由此开始关心城市外来人口的基本权益问题，使来去匆匆的“深漂”人群不至于被大都市的发展进程过快地淹没。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个关于漂泊者与住房的故事——在《景观设计学》第35期“实践研究与创新教育”中，OSA的博士研究生杰伦·斯蒂文斯聚焦于巴西圣保罗市的“占领空屋”运动，探究这项帮助无家可归者争取居住权利的活动如何为新城市的诞生提供契机。*他将看似混乱的城市表象与空间生长的理性机制联系在一起，引发了我的好奇。
这类运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参与者是怎样的人？“占领”的诉求仅仅只是获得住房吗？……通过查找资料，我开始了解“占领空屋”运动在空间建设以外的角度所呈现的面貌。本文集合了我的一部分成果和感想，希望除了讲述占领者们的心酸与无奈之外，也能将他们不服输的劲头和乐观的心态展现给大家。
* OSA全名“都市主义与建筑研究小组”（Research Group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为比利时鲁汶大学基于实践的都市主义学术研究团队。
“无壳蜗牛”向世界杯示威
2014年5月初，距离足球世界杯开幕仅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巴西圣保罗市耗资4.45亿美元建造的新体育场附近的空地上搭起了数百顶帐篷。人们一边在这里生火、做饭、谈话甚至踢足球，一边等待政府代表前来与他们商谈建造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事宜——这些声称要“占领世足馆”的人大多数是因无力支付圣保罗高额房租的无家可归者，他们自称为“无壳蜗牛”。[1]
这并不是巴西的低收入群体第一次通过“占领”（squat）行为表达对居住现状的不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圣保罗的房价飙涨181％，造就了一批高房价下的“经济难民”。根据半岛电视台统计，自2013年起至2014年5月中旬，圣保罗已有47栋房屋被占领。人们要求政府将部分长期空置的私人住宅改造为公租房，以实现“居住正义”，同时谴责政府花费巨资兴办世界杯赛事，却始终忽视经济衰退给广大民众带来的负担，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居住权益问题。
“我的房租从135美元涨到了360美元。”2014年5月9日，64岁的女裁缝菲利克斯在接受美国《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这高于最低工资，我儿子养不起我了。”26岁的拾荒者戈麦斯则表示：“……政府只用一小部分来帮助我们，其他都是在腐败、为富人服务。如果情况不是这么严重，我们不会睡在这里。”[1]
广厦千万，寒士无家
圣保罗的“占领运动”是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一个缩影。此类运动最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欧美退伍伤残士兵为争取政府补偿而发起的游行抗议，随后发展至世界各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成为最新一波“占领运动”的催化剂。除了圣保罗典型的“经济难民”以外，有报道显示，2017年至2018年12月，爱尔兰都柏林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增长了20%，整个爱尔兰境内无家可归者则超过10000人，这个数字目前还在不断增加。[2]
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另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已衰落的老城区里矗立着许多空置的住宅，大面积的新城入住率也迟迟不见提高。这些房屋或者是在之前投机炒房热潮的产物，或者是在金融危机期间由原主抵押给银行的[3]；还有些被专门租赁给前来度假的游客，或作为富裕人士的临时住房。
以法国为例，根据其居住权利协会（Droit au Logement）2017年左右的数据，整个法国大约有200万处闲置房产；城市高原（Plateau Urbain）协会进一步证实，仅仅在巴黎就有大约400万平方米住房处于闲置状态，其中有80万平方米的房屋闲置时间超过5年。[3]在爱尔兰，仅大都柏林区就有30000套房产长期处于空置状态。[2]
然而，空屋的主人们似乎很少把目光投向那些与自己同处一片天空下的无家可归者，尤其在发达的大都市，因为他们总能找到付得起房租的客人。例如，由于爱尔兰对企业收取较低的税收，都柏林吸引了诸多跨国企业如Facebook、LinkedIn、Google落户，这些企业的高薪雇员们使得都柏林的租金水涨船高，甚至超过1900欧元/月。[2]由于出租单间房屋的收益率偏低，且修缮旧房需要成本，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许多银行宁可将收来的房产暂时压在手里，等房市回暖后再以高价租赁出去，或者直接改造成商业酒店对外经营，低收入者只能望房兴叹。[3]
经济考量背后的社会风险
1）加剧街区周边的安全隐患
空置率较高的街区更容易成为犯罪高发地，包括街头抢劫、入室抢劫与群聚吸毒等。苏塔特威（Ciutat Vella）是巴塞罗那老城区的一个社区，据统计，2018年有36.6%的居民报过警，暴力抢劫的犯案率比前一年高出了一倍。一位当地居民在一次采访中称，她在短途旅行前需要将重要物品分散寄存在多个朋友家，“等我回来时，或许还能找回来几件”。[3]
2）对低收入居民的身心健康有害
无家可归者可以选择的住房非常有限，而这些地方的居住条件较差。即便是政府分配的收容中心，其设施配置和环境质量往往也无法保障。2018年11月底，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约翰·哈里斯采访了一位名叫奎因的单亲母亲，当时她和10岁的儿子已经在一个政府庇护中心居住了两年：房间面积仅有10平方米，中心本身则由禁闭单亲母亲和性工作者的济贫院改造而来，不远处曾是一座乱葬岗。
奎因表示，“这里的墙面都向外渗着负面情绪”。由于庇护中心里的孩子大部分还是婴儿，她的儿子缺少同龄的小伙伴，每天放学回家只能打游戏机，戴上耳机和同学们联络。这使他的性格变得孤僻，甚至得了焦虑症。[2]
3）容易激化阶层冲突
一旦类似圣保罗那样的“占领运动”发生，不同阶层生存区之间的无形藩篱便被打破了，暴力冲突与死伤在所难免。1981年的西柏林，有人在警察逮捕空屋占领者的行动中死亡；2015年，随着世界杯期间圣保罗占领运动的扩大化，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居民无法忍受与自己共享公共空间及水电资源的占领者，开始自费雇请安保公司驱逐他们。[4]此外，占领运动也会间接干扰到非参与者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如果是政府的决策与管理失误导致了“居住正义”的丧失，普通居民是否也必须承受无家可归者的愤怒呢？
4）政府的两难困境
“流离失所－占领空屋－引发矛盾”的循环将越来越多不同阶层的居民卷入其中，那么，作为各方利益协调者的城市政府对此持何种态度？从西方媒体对近年来占屋案例的报道来看，政府更倾向于以“维护居住正义”的名义站在占领者一边。例如，圣保罗市中产阶级驱赶占领者的行为就遭到了市政府的批评，理由是“这种做法损害了低收入者的基本居住权”。
在英国、荷兰等占屋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原房主要想取回被占领的房屋，需要办理一系列财产所有权证明手续（所需的时间为6个月至数年不等），再向法庭申请判决，这无疑将耗费大量时间与经济成本。2016年，英国伦敦的一位高龄房主花费3.7万英镑诉讼费却仍然输掉了取回房产的官司，为支付这笔钱，他甚至可能需要卖掉现在的住宅。这引发了众多网友的不满与担忧，他们认为这相当于“法律在公然支持强盗与小偷”。[5]
没有希望的“灰色地带”？
然而，被占领的“空屋”并不完全是边缘化生活的代名词。许多占屋者们相信，这种不安定与他们所憧憬的诗意生活并不冲突——与一般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相比，这一类占屋者身上往往还有一层艺术家或社会运动者的标签，他们将“占领空屋”看作试验人生理想、探寻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
“无需支付房租，不必为要将房间刷成苹果绿而接受（房东的）盘问。在自己生活的空间内享有自由并承担责任。这也是一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家庭、集体生活、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和在社会中实现理想的可能性提出疑问的生存方式……”这是法国《空屋占领指南》（Le Squat de A à Z）对占屋行为的定义。[6]对于没有足够收入但思想活跃、勇于尝试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描述尤其具有吸引力，一些有经验的人士也乐意为他们提供指导。例如，亚历桑德·盖就是巴黎一位颇有名气的占屋“前辈”，他从事这类活动已有7年。
2012年，亚利桑德与两位朋友在巴黎十九区发现了一处空屋，于是成立了乌尔克艺术团体协会（Collectif Artistique Associatif de l'Ourcq），将所有积蓄投入到空屋的改造中，并将其命名为“Point G”。在其后的九个月时间内，这里每周三到周日会分别举办电影俱乐部、画展、音乐会与派对等。
2016年初，亚利桑德与伙伴们又在巴黎巴涅奥莱市（Bagnolet）莫里哀街24号占领了一栋荒废了将近30年的住宅，取名为“爱屋”（Squat l'Amour），花了5周时间进行修缮与清理，并将其打造成了一个“微型共产主义社会”：这里每周会举办一次艺术展览，不向参展艺术家收取任何租金或交易佣金。在寸土寸金的巴黎，这样一个以共享为宗旨的完全免费艺术空间无疑十分珍贵，开幕一年内便吸引了近800位艺术家[6]，亚利桑德及其伙伴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占领行动也因此而成名。
也有商家嗅出了这类占领运动所传达出的叛逆精神与个性追求，向亚利桑德寻求合作，但这类有正式房东授权及正规合同约束的“占领”并不符合他的胃口；在他看来，这已然失去了那种为废弃房屋赋予新生的成就感：“若是没有我们，这些空间就不存在，是关闭的、空的，但现在，因为有我们在这里，它们才成了新的空间。”[6]
改变命运的“空屋”，不停歇的占屋者
上述来自世界各地的占领案例展示了城市空置房产截然不同的命运：有些房屋是无家可归者的长期居所，对于这些为了生计奔波劳碌的人而言，它们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承载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或者一直隐藏在城市角落，或者在某一次跨阶层冲突中被曝光，变成舆论的焦点，从而为居民们赢来一点改善生活的意外机遇。
而那些被艺术家与年轻人们看中的空屋则相对幸运一些，它们为与众不同的头脑与灵魂提供了栖身之所，帮助他们孵化自己的梦想，并最终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随着一部分空屋的存在以一种更光鲜亮丽的方式被包装和呈现出来、并融入社会的主流价值评判，这些法律意义上的灰色居住空间开始赢得舆论的认同与支持，而这往往也是它们的价值产生质变的起点。
有些“空屋”被政府回收，并改造为具有多元功能的城市新地标，其原本的名声甚至成为吸引游客与投资的一大利器；有些则被企业收购并改造成豪华商业地产，转而成为一种高档消费品……越来越多普通的中产阶级、充满好奇心的富人，以及为居住公平问题而苦恼的政府管理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它们，而那些最初赋予它们独特价值的“非法主人”都被迫离开了。
7年来，亚利桑德亲自参与占领或提供过占领指导的空屋中，有的已经被政府强制清空了，有的则继续充当艺术学生们的廉价工作室和低收入者们的庇护所。但亚利桑德相信，被驱逐出去的梦想家们会像他一样，继续去寻找下一处空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占屋运动，对当代社会现状的反思、对新生活可能性的探索欲将会像种子一样，被播撒到参与者们的心中。
写到这里，就要和形形色色的“占屋者”们说再见了。再次回顾他们的故事时，这三个字又多了一些温度和分量。当下的他们是初入社会的青年学生、缺乏保障的低收入者，或者不起眼的流浪汉，但或许终有一天，占屋的经历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可能，使他们获得新的身份认同，这也可以算是那些空荡荡的房子里隐藏着的一笔财富吧！
参考资料
[1] 高珮莙. (2014年5月4日). 巴西：足球越了民生的位？青年参考. http://qnck.cyol.com/html/2014-05/14/nw.D110000qnck_20140514_1-09.htm
[2] 李麑. (2018年12月5日). 都柏林三万套空屋，他们却无家可归. 澎湃新闻. https://pit.ifeng.com/a/20181205/60183284_0.shtml
[3] 李麑. (2019年3月29日). 全球城市观察︱巴塞罗那征收巨额“空屋费”，对超大房东宣战.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19661
[4] 陈文茜. (2016年8月4日). 占领巴西 [公众号：158Lab]. https://www.a-site.cn/article/405209.html
[5] thechineseweekly. (2016年11月30日). 英国所谓的“占屋者Squatter”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英国邦利网站文章]. https://www.bangli.uk/post/235077
[6] 张竹林. (2017年4月5日). 在巴黎，年轻人买不起房，干脆去占别人的闲置房 [公众号：别处World]. https://mp.weixin.qq.com/s/7PzzQ61rcJlB6rEP5wdgYA
[7] 旅游地产观察. (2017年4月13日). 拯救空置物业：荷兰“占屋”运动后留下的文创地标 [转载于公众号：商业与地产]. https://mp.weixin.qq.com/s/ApuIPPDN4bbt6pZ4Zaxm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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