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菁
经过文革的洗脑，中国人养成了说话小心翼翼的习惯，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话，更是生怕不小心触犯了什么禁区。因为在那个年代，不用说喊错一句口号或念错一段领袖语录，即便是在日常工作或生活中，无心的一句话或并无恶意的一句口误就能导致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立刻成为“敌我矛盾”，被整被打被杀，都是可能的结局。
以下的小故事都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真实案例：
“李玉和招了”
在河北南部漳卫河边的某个村庄中，居住的大部分是回民。这个村庄里有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的姑娘小伙儿们能说会唱，不但在县里小有名气，还曾经去外省演出过呢。
为了迎接全县的宣传工作现场会，宣传队员们不分昼夜地抓紧排练节目，因为他们这回要在全县爆个冷门：区区一个农村的宣传队，愣是能演那台大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现场会召开那天，全县来了许多人，村子中央的露天舞台前，熙熙攘攘挤满了人。
大幕拉开，演出正式开始，随着剧情的发展，剧中身份是铁路工人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玉和被捕，日本宪兵队长鸠山要他交出密电码。李玉和不交，这时幕后传来行刑声。
剧情进展到这里，情节应该是：一个宪兵快步跑上台来，立正，向鸠山报告“报告，李玉和至死不招”！然而，当天扮演宪兵的那个演员跑上台来，立正，向鸠山报告：“报告，李玉和招了”！
如果说错的是另外一句话，可能也就是舞台上的一个失误罢了，可是这句话太关键了。这句话说错，分分钟就会被扣上“恶毒诋毁革命样板戏”的帽子，那个时代的人都清楚，那将意味着什么：即使不被整死也得掉层皮。
扮演宪兵的演员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闯下大祸了!惊惧之下，他连夜逃离了家乡。
“打倒李铁梅”
无独有偶，在中国大西北某省某地，有一个故事同样发生在这出《红灯记》的演出期间。
舞台上剧情发展到，李玉和就是不交出密电码，鸠山决定亲自到李玉和家搜查。当鸠山来到李玉和家时，李奶奶和李铁梅在家。
鸠山说：“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啦。”
“啥东西？”
“密电码！”鸠山说，“就是一本书”。
李奶奶说：“……既然你费尽心机来察看”，就吩咐李铁梅“给他找找看”。
李铁梅旋即下场，进里屋找书去了。根据剧情，李铁梅将拿着一本黄历返回场上，鸠山拿到黄历时会说：“不错！就是它！黄历？要带回去研究研究它。”
话说李铁梅到后台去拿黄历，黄历是道具，平时就在后台放着。可今天咋也找不着。场上等不及呀，扮演李铁梅的演员没办法，去哪找本书呢？她急中生智，急忙从自己衣服口袋里拿出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匆忙返回场上。
鸠山拿过铁梅递过来的书一看，顿时愣住了。心想应该是黄历呀，怎么是“红宝书”呢？这可怎么办，我后面还有台词呢，我怎么能把“红宝书”说成是黄历呢？这不是诋毁“红宝书”，是“反动”吗？
紧绷的阶级斗争那根弦起了作用，只见舞台上的鸠山突然喊起口号来：“打倒李铁梅！”。人们惊呆了，场上场下乱作一团。
后来的结果是，“李铁梅”因诽谤学习“红宝书”的热潮被扣上坏分子帽子，更富戏剧性的是，扮演鸠山的演员也因为喊了打倒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李铁梅”的口号，被扣上“恶毒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帽子，两个人同时被交群众监督劳动。
写错地方的“万寿无疆”
文革中，歌颂“伟大领袖”的词很多，有些词只能用在特定人物身上，如“万寿无疆”、“光芒万丈”、“红太阳”等，人们一看到这些词，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伟大领袖”。
在某村有一个少年，出身好，是贫农。因他字写得不错，受到“革命造反派”的重视，让他抄写各种大字报。当年农村有一大奇观，那就是用大字报形式写出来的对本村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批评、勒令，还有各种通知、消息等。
当时的农村非常穷，写字用的墨是用锅底黑，拌上木匠用的胶，在锅里熬成的。有一次，少年刚刚熬好墨，想先试试颜色深浅怎么样，于是手拿板笔，蘸上锅底黑要试，可不巧身边没有现成的纸。他环顾四周，无巧不成书，院子里正巧有一只大白猪卧在那里睡觉。少年看上了大白猪的全身白毛，于是用板笔在白猪身上写下他平时最常写的四个字：“万、寿、无、疆”。
后来发生的事想必你也猜到了，猪醒后跑到街上，被别人看见了。所有人都在惊呼：谁这么胆大，敢把这句话写在猪身上？最后的结果是，少年被冠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好在念及他出身贫农，年龄尚小，没有投入大狱。而是在农村改造，与“五类分子”为伍，由群众监督劳动。
诬蔑“红宝书”
某村有一位贫农老奶奶，受中共的欺骗，思想非常“积极”，“造反派”组织的所有批斗大会，她都不落下，都去参加。
有一天夜里，老奶奶踮着小脚要去参加“造反派”批斗“走资派”的大会。儿子让她带上马灯，说路上黑咕隆咚的，怕她摔倒。
贫农老奶奶平日常听干部们讲话，她坚定地说，“干部不是常说‘红宝书’就是‘指路灯’吗？我带着‘红宝书’就行了。”
结果老奶奶还是因为天黑看不见，在路上不小心崴了脚脖子，她一瘸一拐来到了批判会场，“造反派”头头看见她这样，就关心地问她咋不提盏灯来？
老奶奶举了举手中的“红宝书”说：“都说‘红宝书’是‘指路灯’，今儿个我带着‘指路灯’，一点也不管用！”
这下，老奶奶直接被“造反派”头头揪上了批判台。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老奶奶诬蔑“指路灯”，就是诬蔑“红宝书”。
这个罪名可不轻，不知这位积极给“造反派”捧场的老奶奶是否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是在诬蔑“红宝书”，反正当时正在进行的批判“走资派”的大会立刻变成了批判她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
上述荒诞的故事都发生在文革期间，如今品来，留下的只有悲凉。
参考资料：《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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