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枪会

 红枪会是民国初年军阀暴政的产物，广泛活跃于河南、山东、直隶、陕西等北方省份，尤以河南最为活跃，人数极盛时多达百万。这种自发性的农民运动，对近代北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河南是红枪会的肇始和中心省份之一，也是红枪会力量最为强盛、影响最为广泛之地。目前有据可考的是，大约在1917年前后，红枪会在河南就出现了。据郑振宇在《河南农民状况调查》中的研究，“团结人民来实行自卫的红枪会，便纷纷出现于各地，最早在民国五、六年间，豫东归德一带就有那硬肚会的组织，逐渐豫西及豫南的西部相继有红枪会发生。”民国《光山县志约稿》载：“民国五年，有北来左道就有这样教人练习符咒，术士谓可以抵御枪炮，县西北愚民信之，结社练习，谓之硬肚会、红枪会。”天津《大公报》刊载的《战事与红枪会》称，“查红枪会起源于河南，当为八卦教之余裔”。《晨报》则说：“1916年左右，在豫东归德出现硬肚等组织。其后硬肚会、红枪会渐渐蔓延河南各地，至1920年已遍于河南全省。”20世纪30年代，红枪会在河南蓬勃发展，一度控制了很多地方的农村基层政权，对河南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1925—1927年间，河南红枪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其会员多少目前尚无精确统计，1926年4月有媒体称，仅信阳、许昌、杞县等6个县加入农民协会的红枪会成员即达10万人。到1927年3月，河南红枪会支配下的群众已“不下百余万”。向云龙在《红枪会善后问题》指出：“红枪会发达的速度，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在初不过仅在河南一省，到现在连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安徽、奉天都继续发生了。”
红枪会之所以能在河南兴起并发展壮大，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军阀混战、兵匪抢掠和官绅的盘剥。河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成为大小军阀的必争之地。辛亥革命以后，河南时有兵灾战祸。尤其是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1925年的胡憨战争，1926年的国吴战争，河南均首当其冲。另外，河南历来又是各派溃兵土匪的老巢。所以，河南农民除遭地方官吏、土豪劣绅的强暴和鱼肉，更深受军阀混战之苦、饱尝匪乱之患。驻豫军队，无不巧立名目预征强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更有甚者，军阀索取军需给养均照虚额征缴，河南农民对巧取豪夺、贪得无厌、割据混战的军阀势力早已恨之入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官僚、军阀更加反动，其贪婪程度和对人民的残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北京《晨报》载，赵倜督豫期间，搜刮民财4800万，为军阀中“雄于财者”。1922年赵倜下台后，河南军政当局屡有更替，但新老军阀无一不是变本加厉地搜刮地方、盘剥人民，河南民众备受其害。农民除了要缴纳当年的田租，还要预交田赋和各种杂税。如，有些地方在1926年居然要预交1929年的钱粮、1931年的预加税。很多地方实际征收的税额是规定税额的数倍，如扶沟是280％，巩县是410％，商城是600％。
另外，军阀为巩固统治、争夺地盘，不断扩大自己的武装规模，造成河南驻军年年增加。赵倜统治时期养兵10万，吴佩孚统治时期增加至20万，吴佩孚二次入豫后驻军竟达到40万。
二是自然灾害频繁。除了人祸，河南天灾也格外频繁。整个20世纪20年代，河南没有一年不受灾，水灾、旱灾、雹灾、瘟疫等屡屡光顾河南，让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资料显示，1919年至1920年，河南连续两年大旱，50多县受灾。灾情严重的豫西、豫北地区，平均每日饿死者不下五六千人。易子而食、叫卖人口者，日有所见；弃儿女以减口，觅食不获自缢者，时有所闻。加之瘟疫、蝗虫等灾害，全省因灾而死者30万人。大旱之后，又连续80余天大雨，为50余年所未见，造成80余县受灾，灾民达150余万。1921年夏秋之际，阴雨连绵，河水满溢，全省72县被灾惨重，造成大批灾民“以草根树皮充饥”。1923年，全省受旱、蝗、雹等灾者93县，灾民698万余，仅豫东就有29县受灾，灾民达220万人。1924年，河南很多地区又遭受严重的水灾、旱灾。1925年8月，黄河在南岸黄花寺附近决口，受淹灾民达200万人。
三是土匪横行。军阀横行、天灾肆虐的同时，河南的土匪也十分猖狂。资料显示，当时河南地区的匪患为全国之最,几乎成了土匪世界。大小土匪烧杀抢掠，绑票勒索，无恶不作，老百姓说“白天不敢出门跑，黑夜不敢听狗叫。一听放枪炮，人人胆破了。”1922年，仅5月16日至7月16日，省军政两署每天收到各县匪警电报，多者达三十余封，少者也有七八封，全省土匪达12万人。
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广大乡村，民众生活已近绝境。这种情况下，蕴藏在农村的反传统行政权力的力量就会以各种组织形式爆发出来。以刀枪不入法术为主要特征的红枪会一经出现，立刻受到广大乡村民众的欢迎。在河南基层社会，几乎出现了无村没有枪会的局面。